历史上的纵横家很懂得说话的艺术，他们从没有兵家的神勇驰骋，也没有法家的庄重铁血之律。他们只是让权力阶层接受自己的观点，改变目前的发展格局，成本和收获的差异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以救世书后半部春秋
圣人把他引以为同道，正是由于子产的光辉，“后半部春秋”才不至于过分暗淡。他的能力确实是大手笔，不单单在于交际表达上，更在于实实在在完成了法律和经济的联结，达到早期的法律经济化和经济法律化？
正是由于子产的光辉，“后半部春秋”才不至于过分暗淡，这位春秋时代的智者，“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封建贵族，强调礼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同时对周礼加以改革，使之具有规则的人伦的价值。“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时，与孔子同时代的他坚持用新法来改革时弊，提出宽猛相济的治国方式，很多观点对法家有极好的借鉴意义。当时的土地兼并酷烈，原有井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子产的祖国恰恰不幸“介居于两大国之间”，晋、楚都要征服郑国，“国境之上。无岁不是晋楚两家问罪之师”。这样的局面令人头疼。子产对时局的判断是：“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等冲突往往导致内乱。这正如学者高治奇所评论的：“拯之为国，族大宠多，俗淫而侈，又介晋楚之间，疆场日骇，民生蛰隘，未易以为治，而子产之相郑，则大有可观矣。”
“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圣人把他引以为同道：“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民为忠臣，于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由于子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他便有了后人考察社会历史的意义，他有效地回应矛盾、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子产明确承认私田合法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时，不退缩的他差点儿遭到对方率家兵攻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民风”如此，子产大抵也没有办法，为避免触怒贵族利益，子产隐忍不发，此后才数其罪而诛之。改革使庶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保护，“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井田制瓦解后，子产把军赋改为按丘计算分派，由新土地私有主负担。这个举措又遭到非议，“其父死于路，己为尾，以令于国，国将如之何？”有了成功的基础，子产的回答便很凛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这个锐意改革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检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他当时用的是保甲法，正如王安石所说：“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
子产的能力确实很强，据清代学者李元度说：“子产之德过于管仲，即使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况，不敢比拟子产。”在经济政治改革基础上，子产这个“郑人铸刑书”，把其推行的法律赋予强制意义。“法”或多或少地挣破了“礼”，必然涉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调整，这又引起贵族的坚决反对。“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怕老百姓不顾忌当权者的意志，不再理会道德教化了，“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殊不知，子产所面临的是风雨飘摇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非常麻烦，无法用营造虚幻的太平盛世来陶醉，“乱世用重典”是他惟一的选择，事实也证明他决策的正确，“铸刑书”20余年后，晋国“铸刑鼎”加以模仿。
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子产的纵横能力，他的能力确实是大手笔，不单单在于交际的言语表达上，更在于实实在在地完成了法律和经济的必要联结。刑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如果对其内容并无多少了解，此论的何在？子产的洞察社会似乎有某种先知先觉。法律由当权者掌握，民众不知其然更不知所以然，子产把刑书明确公布，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庶民议论执政的得失，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遗俗在晚近仍有残迹，子产让当时的老百姓满足了民主要求，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吾以救世也”，话说得多么明白，他无法摆脱的是匡救天下的苦心孤诣和悲悯情怀。
《左传》记述了他的遗言：“性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也；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以多言也，岂不或信。”几乎绝口不提天道的他还是很讲人道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说：“凡是在逻辑上难以理解的事情，在社会学上都可以被理解。”子产的纵横在逻辑上似乎还算不上严密，但在社会意义上却较为稳固，他的理性光辉通过历史的河流照亮了今人研究的目光。
法律和智慧不能分离
“本于黄老”的他研究“刑名法术之学”，他的法律观突出法治，以期建立中央集权政权。《韩非子》是智者法理观念的文艺延伸，他把法治建立在“人主之大利”的原则上。殊不知，尽管“法治”胜于“心治”，但法律和智慧不能分离。说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能不提及法家，说法家不能忽略韩非。“杨朱之弟杨布穿着一件白色外衣出门，正逢天上飘雨花，淋湿了他的衣服，他便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的黑衣服来。等到回家的时候，他的狗不认识他了，对他这个‘陌生人’狂吠。很生气的杨布就要打那只狗，杨朱见状说道：‘你不要打它，其实你又何尝不是这样。当初狗出门时是白的，回来时却变成黑的了，难道你不觉得奇怪？”’《韩非子》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处处体现着智者法理观念的文艺延伸，该书作者韩非是韩国积极主张变法的贵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位贵族的心路历程，不妨再列举几个故事：“燕国有个宾客自称会长生不死的法术，这种法术对于燕王很有吸引力，燕王专门派人去跟他搞研究。目的非常明确，让这位国家公派的研究者学成后回来，完整地把法术教给自己，以求能够在更多的时间内快乐地生活。可是这位专派人员还没来得及做完整的研究，那个懂得长生不老的宾客就死了。燕王为此大怒，责怪专派人员研究得没有门道，随即狠狠地加以惩罚。”不深究长生不老者的真实才能，却责怪专派人员掌握技能的速度，这种思维错位者的荒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郑地有个人去卖猪，直到天色很晚了也没卖出去，便急急忙忙赶路回家。正在这个时候，有个买主来问价钱，卖猪者不耐烦地说道：‘我回家的路很远，天又马上快黑了，哪里有闲工夫和你掰扯这个！”’如此指责不知深浅的故事还有这则：“有个姑娘就要出嫁了，外人对姑娘的父母说：‘女儿出嫁后，不一定就能生儿子。平日里应该让她从婆家多偷点儿衣物、器具什么的藏在外面，防备着一旦不生儿子，被婆家赶出来，生活依然有着落。’姑娘的父母觉得很对，便让女儿经常在外面藏私房钱。姑娘的公婆知道这件事后说：‘做了我家的媳妇，却又生外心，这样的媳妇怎么能要？’于是便把她休了。姑娘的父母更加佩服出主意的人有远见，便把女儿被休的事告诉了他，以后始终都对他很好。”
值得提及的是，如此会讲故事的人却是“口吃”，但“口吃”的他善于著书，研究的是“本于黄老”的“刑名法术之学”。他突出“法治”，实质上要建立中央集权政权，以实行君主专制独裁。在批判吸收各家主张，总结前期法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法为本”，法、势、术统一的“法治”理论体系，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提供根据。“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因道全法”，“治之至也”；“法与时转则治”，重视规则的他无疑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观。“人民众而货则寡”，自然财富和生存空间的有限导致了人间争夺和国家制度的存在，君主与法律从无到有，并随着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封建贵族看到自私自利的人性不可改变也无须改变．只能用赏罚因势利导加以利用，“欲利自为”，可从人性的“自为”出发，韩非把“法治”建立在“人主之大利”的利害原则上。法能够“禁奸”、“尊主”和“强国”；“法治”胜于“礼治”以及“任贤任智”，“智”与“法”是对立的，“名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法治”胜于“心治”，君主的智力不可能是全面的，应该通过“法”驾驭官吏统治人民。
才华总不是自然而然地为统治者所重视的，韩非的“法治”是用峻法和权术维持君主统治，在当时应该是进步的。这个主张变法图强的口吃者积极献计献策，却不知是否因为语言障碍而长期得不到采用，于是埋头著述了《说难》、《孤愤》、《五蠹》等作品。作品传到秦国，受到秦王的高度重视，遂发兵加紧攻打韩国。国君派韩非出使秦国，等于把他推上了不归路，由于政治上的利害，韩非受到同窗李斯等人诬陷而入狱，不久自杀身亡，这个结局是令人不愿看到的。
韩非大概还没有看到，铁的法律和韧的智慧不能分离，前者也是后者的结晶，看到法律弱点的竞争者可能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实现目的。放弃法律的尊严而陷害同窗的李斯没有用法律手段迫害同窗，自己却被法律手段结束了生命，不知道这是封建法律的荣幸还是悲哀。封建中国的很多事情大抵都是如此，当人们对某个事情充满期待时，事情突然走到人们所企盼的另外道路上，他们用不同的元素组织纵横的结构，法律的思路大概是更加规则，打着法律的幌子或者干脆用人际方式完成的思路往往杂乱无章，当普及和启蒙不够时，人们往往热衷于后者；当主体参与社会的程度逐渐提高时，前者便是人们不可能放弃的价值选择了。
以利益为关联的政治说辩
苏秦不是“大丈夫”，不具备独立人格的强大支撑，他的出场总是以洞察他人的利益关联为前提的。苏秦往往表露出这样的意思，听他的话就圣明，不听他的话则因为王者周围的人不好。如此这般的政治说辩，让弱国国君多加留意，他求功名如探囊取物。
能够在乱世身佩六国相印而游刃有余，不可能缺少卓越的交际能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肯定有说服力，这是苏秦成功的逻辑起点。但他的成功也并非一蹴而就，当他在秦国碰壁，资料耗尽，狼狈回家后，妻子见他落魄的样子，连织布机都没有暂停，嫂子也不肯给他做饭。饱经世态炎凉，他便“头悬梁，锥刺股”，深入浅出地研究了当时的整体社会发展态势，做出南北合纵的构思，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当此乱世之秋”，苏秦“慨然出山，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取功名直如探囊取物，一时显赫莫比。”亦战国时期一景观也。“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他和张仪“以纵横之术试其所学，你方上罢我登场，玩诸侯于股掌之上，颇似一场大游戏”。“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而称之为‘大丈夫”’，难道真是大丈夫？孟子日：“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苏秦绝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具备主体独立人格的强大支撑，他的出场总是以洞察他人的利益关联为前提的。比如说他帮助燕国，看好了地理环境和土地广袤、军队强大、粮食丰厚的实际，期待“天府之国”能够更加强大。而当时的时局情况是，秦国和赵国发生了5次战争，双方都很疲惫，燕国却保护了大后方，秦国暂时是难以损害燕国的，赵国攻打燕国却方便，不忧虑百里内的祸患，却重视千里外的邦交，实乃不智之举。秦国远交近攻，苏秦这里恰恰反其道而用之，以周围合力对付强秦，之后对赵国的游说也大抵如此：“圣明的君主能够判断敌国的强弱，能估量自己将士的多少和才能，岂能被众人胡言乱语所蒙蔽？”怎样能够不被蒙蔽呢？听他苏秦的话，这个目的最终也在赵国国君的认可下成为现实。
苏秦的做法非常明确，听我的话就说你是个圣明的人，不听话的则说你周围的人不好。国君从来没有犯错误，错误都是别人造成的，而目前还来得及扭转。如此这般的政治说辩，是很能让恐惧秦国进攻的弱国国君动心的，他也便有了求功名如同探囊取物的大好时机。活人可以说死，死人可以说活，这就是纵横家迷魂阵的厉害，这种语言艺术的社会功能极其强大，所谓“长袖善舞”，舞者似乎总是追求忘我的境界，纵横家正是战国舞台上不知疲倦的舞者。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日：
‘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话说得非常明白，苏秦不是这样的标准纵横家，他不可能句句都说谎，当然也不可能每句都说实话，他的技巧在于大多数的时候说真话，只在关键时候说假话，听这样的假话如同雾里看花，平时总觉得很有道理，在关键时刻往往得到致命一击，通过这种方式，他摆脱了平庸，而达到高明的境界，大抵也就是一体两面的妙处。
政治并不是板结之物，置身其中也能够体验到游刃有余的快乐，不乏情趣、意味和魅力。苏秦对齐王的劝说便有很多谎话的点缀，他精明地指出三晋和秦国的关联，以此说明燕国和齐国的关联。齐王没有听出他说话的基本出发点，其思考定位总是围绕齐国进行的，这样就忽略了苏秦在帮助齐国背后的深沉机敏的政治动机。苏秦还是了解各国国君情况的，总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言语的迷魂阵，很少有国君能够从这种迷魂阵中走出来。苏秦实际上控制着时局的基本动态，战争与非战争、和平与非和平都在他铁齿钢牙之中，这实在是极其难得的。
但是历史如同东流水，没有哪个人物哪个事件可以长久占据历史舞台，苏秦的合纵很快就被张仪的连横代替了。所谓世事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也，正如苏秦只是乱世中的难得的焦点，张仪的成功也是历史星河中短暂的一段。重要的是时代盼望着早日统一，“六国自坏”让秦国把握住了时机，从而有了号令四方的始皇帝。对于纵横家来说，任何时候的成功都不可能寄托于偶然，玩弄政治就犹如玩火。还是司马迁说得有理：“他们终不得其死，亦可悲矣！’’
崛起于耻辱而求奋发
他在困境时还能幽默，夫人说他嘴巴里的舌头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其成功内蕴苏秦的成功，其纵横能力不仅在于可见的质量，也深深扎根于长远的目光中。“批评帮助都是好意”，至少该理解为好意，“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随着争雄战争在战国时代的日益残酷，诸侯间展开波诡云谲的外交斗争，斗争主线大致为合纵和连横。前者指山东诸弱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后者指秦国拉拢山东部分诸侯进攻别的弱国。在合纵连横运动之中，张仪是连横运动的代表，这个鬼谷子的弟子在楚国出师不利，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他偷的，把他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这件事情确实没面子，可贵的是他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幽默，他叫夫人看看嘴里的舌头还在不在．夫人说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
他的同学苏秦当时混得不错，在赵国邯郸当了大官，赶去投奔的他被安排在“招待所”，条件还是很上档次的，但是不让他见面，逗留了数日之后，苏秦才请他吃饭。当他到达苏秦衙门时，看到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正当中高处，特地邀请了各国使节，张仪却被安排在角落，吃的是仆人用的饭食。苏秦在大庭广众之间羞辱他：“凭借你的才能，竟混到如此贫困潦倒的地步。我不是不能上言赵王使你得到荣华富贵，只是你太不足取了。”这顿饭吃得非常窝囊，张仪觉得比当时在赵国挨打还遭罪，回到招待所之后，招待所负责人见状不禁问他：张先生脸色不大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张仪说自己当然有气！就把当年自己和苏秦的多年同窗情谊说了一番，总之，苏秦这个人无情无义，是个王八蛋。
张仪称谢告辞而去，他本来以为可以通过老同学得些好处，谁知竟然反取其辱。即然没有趣味，不如到秦国发展，苏秦适时告诉“招待所”负责人：“我恐怕比不上张仪，大概只有张仪能掌握秦国大权，可是他太穷了，没有办法跻身于其中。我害怕他不思进取，因此来激发他的斗志。”“招待所”负责人暗中侍奉张仪，给了他很多金银财宝，陪他走到秦国，一路上的花费大概能有三四十万人民币。凭着苏秦暗中的资助，张仪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又花了大约四五十万人民币，顺利地见到秦惠文王，惠文王遂和他谋划讨伐诸侯，双方都感到彼此很好。“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张仪没有忘记师父鬼谷子的这句话，秦王愿意听奇，自然流露出某种赏识，张仪终于开始得志了，他便准备报答“招待所”负责人。
“招待所”负责人这时准备辞去，张仪苦苦挽留，大抵说自己能够有今天多亏了先生的大力帮助啊，我当时投奔苏秦，苏秦又算什么玩意儿。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有几分咬牙切齿，这时的他已经当上秦国宰相了，有了控制军队的能力，说过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赵国倒了大霉，苏秦注定会跟着遭罪，他便有机会让苏秦体验体验自己曾经品尝过的滋味。这时的他也完全知道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的能量，让苏秦倒霉，似乎已经成为发愤图强的真实动力。
“招待所”负责人见他执意要这样说，就告诉他苏秦是好人，当时之所以要气他，完全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长期安居，贪图安乐而不再上进，反而做不了大事。而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路费花销，都是苏秦亲自指使的。当然这个赵国的宰相也有自己的目的：“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确实感到很惊讶，他终于知道多年的同窗为自己的考虑是多么的深远啊！继而明确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他十分感慨地说：“你替我谢谢苏秦，苏秦在世，我张仪敢说什么！苏秦在世，我张仪还敢施展才能吗？”张仪的这种成功实际上内蕴着苏秦的成功，其纵横的能量不仅在于可以看见的实力，也或多或少地深深扎根于长远的目光中。批评意味着某种鼓励，批评和表扬也意味着纵横的两端，至于说苏秦对张仪的态度还是好意甚多而恶意甚少，毛泽东常引用苏秦和张仪的故事说：“我们（同志）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而张仪在发迹之前遭遇到很多压力，其问仅仅有段不长的时间厚着脸皮，此后便因为这种磨难而发愤图强，后成为名震诸侯的连横领导，张仪的毛病是通过苏秦的引导和自己的努力克服的。张仪的弱点在于贪财，苏秦因而“恐其乐小利而不遂”，因而“召辱之以激其意”。苏秦的目光非常敏锐，张仪改正的意志也很坚定。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对于恶意的批评，完全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免”。正是由于这样的努力，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能够以看似微薄的力量左右时局，把战国的棋子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大概也算是文明史上的奇迹。
执两端而用其中
陈轸的最大特点在于中庸之道，这不是霸权之道也不是逃避之道，而是圆滑的思考和操作的方式。孔子曾经说过，“过犹不及”，“执两端而用其中”。陈轸的纵横之道在于传授中庸，在乱世时能够把持中庸之道，弱国可以尽可能长期保持存在。
子日：“不有祝沱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意思是说，如果既有宋公子朝那样的美貌，又有祝沱那样的口才，是不是可以免祸于当时的社会呢？谋士陈轸的经历大抵可以为此做出回答，这个秦惠王的大臣曾经受到张仪的中伤，说他为楚国提供了国家机密，尤其糟糕的是，立即就要叛变而奔楚。秦王于是把陈轸叫来，要他对此事做出解释，言外之意已经很明白，说得清楚没啥事，说不清楚保不住脑袋，因为若叛国这样的事情成立，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够原谅的。
陈轸不慌不忙地答说：“如果我向楚出卖情报，楚王难道真会用我吗？”他的反驳用的是讲故事的方式，故事说得别开生面：有个楚人有两个妻子，分别遇到了某个男人的勾引，当勾引者挑逗年龄大的妻子时，遭到对方痛骂，当他勾引年轻妻子时，却获得了成功。这个楚人死后，有人问勾引者娶哪个女人做妻子，勾引者说要娶年龄大的，因为娶他做妻子可靠。年轻的妻子既然可以背叛原来的丈夫，难道不能够同样背叛新丈夫吗？作为这个故事的结论，陈轸的说法很有味道：“如果我向楚国卖情报，不就如同年轻妻子吗？又怎么会得到楚王的信任呢？”
秦王觉得他的说法很有道理，便没有因为张仪的刻意中伤而对其加以治罪，用口才免祸对于纵横家来说从来不是难事。能者“敏于事而慎于言”，而“慎于言”不等于是言谈甚少，陈轸的故事讲完之后，秦王实实在在地听出了新意。而陈轸的最大特点在于精通中庸之道，这种折中的处世方式不是霸权之道也不是逃避之道，而是圆滑的明哲保身，是以最微弱代价取得极大成功的思考和操作方式。《孔子家语》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日：‘此谓何器？’对日：‘宥坐之器。’孔子日：‘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名君以为至诚，故常置于坐侧。’顾谓弟子日：‘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日：‘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后来陈轸成了齐国的使节，面临着危急任务，当楚国打败魏国之后，即将攻打齐国，陈轸特意去祝贺楚军的成功，临走的时候问楚国大臣昭阳：“按照楚国规定，击溃敌军又杀死敌将，夺取对方的城池，该受到怎样的封赏呢？”昭阳的回答比较实在：“官为上柱国，爵是上执圭。”陈轸知道该怎么说了：“此外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官爵？”昭阳说那只有令尹了。令尹是当时国家最尊贵的领导．昭阳觉得不可能有什么职位有所超越。陈轸这时以“画蛇添足”打比方：“楚国有个负责祭祀的专职官员，曾赏给他左右一壶酒，部属见酒不多，便商量着以比赛谁画蛇最快来决定酒的归属，有个人画得非常快，他觉得别人画得太慢，可以用这段时间再为蛇添上两只脚，然后便认真画起‘蛇足’。其余的人很快画好了，抢过酒壶说道：蛇本来就是没有脚的，为何多此一举？画蛇添足者遂未喝上酒。如今，楚国打败了魏国，已经挣得了无以复加的官爵，又何必画蛇添足再攻打齐国？要是不慎战败于沙场，难道官爵不会被赐予他人吗？’，这番话把昭阳说得目瞪口呆，楚王是极其嫉妒的人，贸然攻齐不如立即收兵回国。
孔子曾经说过，“过犹不及”，“执两端而用其中”。陈轸的纵横之道在于为他人讲明白中庸的道理，在乱世时能够把持中庸之道，弱国可以尽可能长期地保持存在，强国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增大成功的几率，双方都可能对他的这种纵横给予高度的评价，陈轸所理解的这种道理对于政治及其外的事情的处理都有极好的借鉴意义。在纵横说辩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用精彩的话语吸引统治者，还可以深入浅出地拆解统治者可能遭遇的处境，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于利害的正中，当偏离弊端的时候，利端又会自觉地生长出相对的某种新的弊端。
因此，时势确实也需要这种纵横之士，他们不断地指出弊端和不断生成的弊端，让人们真正走出对于利端的单纯迷恋。而在快乐的时候提及烦恼事，无论如何都要有轻巧的方式，陈轸的方式在于喻证。有时候我们总能在看似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例子中找到自己应该改进的地方，喻证的方式也不断完善着谈话者和倾听者的对话质量，他们都因为中庸而有了意义。“中则正”，偏执从来都是成功的大敌，而在不偏不倚的态度中关注时局，保持的肯定是冷静和理智的目光。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当朝廷理念和实施态度发生矛盾时，他无奈地成为悲哀的牺牲品。他一生打了多次大战，成果越来越辉煌，最后竟然是涕泪横流扼腕叹日：“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坚守是要讲求原则的，不同的原则决定了不同的坚守境界，以促进坚守品位的构成。就如同出身农家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走的是忠于朝廷的道路，当朝廷的理念和实施的态度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无奈地成为悲哀的牺牲品。北宋末年投军的他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为秉义郎，赵构即位南京（今商丘）后，岳飞因为上书指责黄潜善、汪伯彦等消极官员，反对南迁而遭到革职。
武穆将军的发展道路是极其不平坦的，金割取南宋河北、河东之后，岳飞因为擅离职守而触犯军机，宗泽让他当“踏白使”以立功赎罪。宋高宗后来奔往杭州，金军焚扬州城，岳飞在开封之南薰门外破叛将王善的部队，时值金国王子兀术渡江南进，岳飞自率部退于广德。在常州和镇江大败金兵，收复建康，因功迁同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岳飞的忠于朝廷还表现在对江西农民起义的镇压上，高宗为此授其“精忠岳飞”的锦旗。这时的岳飞感觉良好，又大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了襄阳等六郡，镇压洞庭湖杨幺起义。此后又联络太行山忠义军，直至官拜太尉。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个很有文化的武将尽管不很得志，但是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身居高位的他提倡“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尽忠报国”，“廉洁奉公，不殖私产”，“待一万人如待一人”。人们因其高尚情操而对其产生深深的敬仰，“还我河山”的呼声让无数南宋臣民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他曾与高宗在建康府纵论恢复大计，谁知高宗改变主意，岳飞愤而去职，上庐山东林寺，后因为皇命重返鄂州。宋将郦琼降刘豫之后，岳飞进驻江州，并赴建康朝见，建议确立皇储。此后的一个举动对岳飞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高宗恢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从此专主和议。这时的武穆将军一定非常失望，“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在觐见时，愤然面斥秦桧：“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为后世讥。”但是宋高宗已经顾不上后世怎么看了，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更是让他产生极度的反感，他期望岳飞在报国的同时考虑考虑他这个不怎么正牌的皇帝的处境。宋高宗宣告宋金和议，授予岳飞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岳飞欲辞官而未被允。金后来败盟南侵，复取陕西、河南等地，岳飞开始第三次北伐，且取得郾城、颍昌之捷，收复蔡、陈、郑州及西京等地。还打算乘胜进军朱仙镇，两河义军纷纷拥护，他以“直抵黄龙府”为号，不止一次地直抒襟怀，“直捣向燕幽”、“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他主张收复全部失地，其治军之严连敌军都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正待渡河之际，壮怀激烈的他突然接到高宗和秦桧的12道金牌，只好奉诏班师，收复之地皆失。
他一生打了多次大战，成果越来越辉煌，最后竟然是涕泪横流扼腕叹日：“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他从前线归来了，却没有报明主，因为他没有遇到，于是恢复旧神州也就不可能了。赴临安朝见的岳飞再次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并被解除兵权，不久被秦桧罗织罪名投入大狱，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时年39岁的他没有死在疆场之上，作为事情的其他层面，中国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哪位奸臣如秦桧那样受到人们的痛恨。
“奸”可能一度使“忠”正者灰心丧气，但是决不会代表历史主流的认可，岳飞使得正义精神得以传承的努力还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其诗文表达了年轻英雄在社会动荡中所持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克敌报国的志气，“其中心之所蕴，谋略之所施，往往见于表奏、题跋、吟咏之间。”这不是一般的舞文弄墨和附庸风雅，而是倾注了对故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和怀念，艺术水准也达到历代名将中的最高层次，因而得到词界的关注。值得欣慰的是，这位冤死的将领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那时秦桧等人已经在民间的唾骂声中长跪不起了。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杨老令公应该是精忠报国的岳飞的榜样。由于内外原因，以死报国的杨业染上了悲剧的色调。但杨家将的优良家风以群体力量证明着，历史因为他们而生动，想起来似乎十分遥远，看起来却很是亲近。
杨老令公的出击契丹，应该是精忠报国的岳飞的榜样，挥斥于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段的这两位将领长期成为后世说唱艺术的创作素材。名震千里的杨业弱冠之年便人事北汉，担任侍卫新军都虞侯，当时的赵匡胤已经建立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提出“奉国归宋”的建议而遭到反对。他深感北汉厚遇之恩，遂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在北汉战败后仍与宋军苦战。宋太宗听说杨业是勇将，便派人前去劝降。鉴于时局已定，北汉政权如过眼烟云，杨业悲愤而无奈地降宋。因“老于边事，洞晓边情”，被命与潘美共同担负防御契丹的重任。
不负重托的他在契丹军出入要道口连续修建了几个兵寨，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用堵截和奇袭方式大败契丹军。作为一种结果，敌兵每看见“杨”字大旗，都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杨业也被称为“杨无敌”，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这种极显赫的战功使得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有人不断地诋毁杨业，宋太宗把谤书封好后交给他。此举还算是坦诚布公，将领能够得到皇帝如此信任也算不易，杨业感到拳拳报国之志的喷涌。
为彻底解决契丹的不断骚扰，宋太宗决定进攻契丹，颁诏分兵三路北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三路大军之中只有西路出师两月战果累累，由于其他两路守军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见状调集精锐兵力，全力向西路军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四州百姓迁回代州。在此危急时刻，杨业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派人密告云、朔州守将，等宋军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宋军到达应州的时候，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朔州民众出城，另外派千名弓箭手守住谷口。
这个正确方案遭到潘美的坚决反对，他硬要杨业攻打寰州，“有几万精兵为何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抗敌！”杨业觉得如果这样注定失败，而监军王优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为何不敢与敌人交锋，难道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只好遵命前往，出发时流着眼泪对潘美说道：“这次出兵必定失利，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指着陈家谷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全军覆没。”
结果如其所料，杨业因为寡不敌众退到陈家谷时，潘美却早已率军离开了谷口，这位立志精忠报国的老将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被俘，最后绝食而死，其子七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其余六子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仍然精忠为国，特别是六郎延朗后改名延昭，智勇善战且号令严明。这个被杨业认为最像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与契丹军激战泰然自若，在杨业死后，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宋代边防名将，曾在边境做过镇守将军，防止西夏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发扬了“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金沙滩、天门阵、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的故事一直在民间传唱，甚至胜过汉唐威武的大漠长征，抒发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绵绵不断的赤子之情。杨家将之所以能够超越时间长河而得到传颂、缅怀、热爱和崇敬，在人们心中竖起丰碑，原因在于这种精神体现了反抗侵略和追求和平美好的寄托。也正是有了这种寄托，杨老令公战死，六郎、文广能够继承遗志；而男将牺牲之后，余太君、穆桂英等女将能够继承遗志；主人们战死了，杨排风等丫环也能够继承遗志。与此对应的薛家将、呼家将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但是，我们也应该关注其中令人难过的事情，记住是为了悲剧的不再重演。正如京剧《李陵碑》所唱：“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到如今只落得兵败荒郊！恨北国萧仁宗打来战表，要想夺我主爷锦绣龙朝。贼潘洪在金殿帅印挂了，我父子倒做了马前英豪。金沙滩双龙会一阵败了，只杀得血成河四处奔逃。我的大郎儿替宋王把忠尽了；二郎儿短剑下命赴阴曹；杨三郎被马踏尸骨不晓；四、八郎落番邦无有下梢；杨五郎在五台学法修道；七郎儿被潘洪箭射芭蕉；只剩下杨延昭随营征讨，可怜他尽得忠又尽孝，血染沙场、马不停蹄、为国勤劳。可怜我八个子，四个丧了，我把四子丧了，我的儿呀！可怜我一家人无有下梢……”
以死报国的杨业因为历史局限而被染上了悲剧的色调，但杨家将的群体力量证明着，历史因为他们而生动，想起来似乎十分遥远。看起来却很是亲近。
深沉有谋的一代天骄
作为杰出的民族首领，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帝国可以跟他建立的帝国相比。他以马上得天下而治，“深沉有战略，用兵如神。”勇敢的他很懂得隐忍，用智慧和勇气在野蛮争夺中拓展疆土，为后世所纪念。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帝国可以跟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相比，横跨欧亚大陆的“武功”成就了成吉思汗也成就了后来的元朝。这位深沉有谋的勇士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其父也速该有“勇士”称号。当时的蒙古高原上部落林立，大多部落曾对辽、金臣属、纳贡，金朝利用归顺的部落讨伐叛离者，使蒙古部落局势复杂。愈益频繁的战争规模愈益扩大，部落结构常常被打破，“分久必合”，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后来，以金朝为后盾的塔塔儿人与蒙古部族激战，也速该俘获了敌首领铁木真，正值自己的孩子降生，遂给婴儿取俘虏之名，用以纪念战役的胜利。
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之后，其所率部众纷纷离去，是他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艰难度日。年少的艰难培养了铁木真坚毅的品格，他渴望复仇，位卑力薄的他投靠蒙古部落最强大的脱里汗之后不久，其妻被蔑里乞人夺取，为了夺回妻子，他与扎木合共同出兵。达到目的后的铁木真又投靠扎木合，并建立自己的“斡耳朵”，后来称汗，继而派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四杰”击退乃蛮，在部落战争中纵横捭阖，占领了呼伦贝尔草原。
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兵非常坚强，“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地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如果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这段描述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其兵威也可见一斑。后来，他在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台大会，树九游白旗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部落界限逐渐泯灭，构成共同的蒙古民族，他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之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以此控制全国。此外，安排掌管户籍、诉讼等行政司法事务的专人，他的汉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发展起来的游牧民族的封建军事国家机器。
“男人的才能在于战胜敌人，夺取他们的一切”；“天下土地辽阔，你们尽可能扩大自己的领地”，这种从野蛮向文明迈进时所具有的野性让人感叹！作为杰出的民族首领，成吉思汗的伟大在于张扬了人性的发展空间，早年的坎坷使他在逆境中奋起。从部落首领逐渐统一蒙古诸部，甚至于横扫钦察草原，沉重打击了衰落中的金政权。作为打破传统军政合一的任用贤能者，这位一代天骄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力量，可贵的是融智慧于其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这位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土地、士卒和财富，两次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成吉思汗又率军攻金，继而成功地占领中都。成吉思汗并没有满足，又率20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花刺子模内部矛盾重重、政局不稳，没有统一指挥，兵力分散，成吉思汗几路进兵，各个击破，并大规模屠城，以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攻破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撒麻耳干等城后，他又占领呼罗山全境，并追击敌人到印度河。这次大规模出征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给中亚各民族带来了极大灾难。
成吉思汗在征伐过程中体现了诸多政治、军事才能和韬略。勇敢的他很懂得隐忍，按理说他的起点不高，尽管是贵族的后代，但是这个贵族已经没落，他只有用智慧和勇气在野蛮争夺中找回因其父被害而失去的尊严。但由于文明没有建立，在野蛮中征战的成吉思汗把战争和掠夺看成崇高的事业，曾经大规模屠城的他无视作为“人”的平等、尊重和仁爱，据说困惑的他曾经向丘处机请教长生不老之术，而对于“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静”这样的答案，或者没有理解，或者不以为是，仍在征战中结束一生。
尽管“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在历史上还是有进步作用的，其征战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各部族交往的客观实景，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成吉思汗不盲目地实行残暴政策”，在马上得天下的他对士兵的约束随事态变化而调整，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表现在：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同时也力避树敌过多。其用兵注重探明敌情，分别包围而佯退诱敌，且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史称其“深沉有战略，用兵如神”。
武将和文官的差异
文官对他的担忧和对倭寇的担忧差不多，于是严厉地加以弹劾。而他之最为倒霉，还因为和张居正的关系密切，以至于不能够得到万历原谅。他的成功在于善于调和各种矛盾，失败在于他本身就充满矛盾．其悲剧具有历史意义。
戚继光的去世没有被正式档案记录，因为这是东厂秘密警察的科研成果，得知真相者寥寥无几。其悲剧具有历史意义，俞大猷、卢锋、汤克宽、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将领大都被拘禁遭斥革受参劾，深层原因在于武将和文官的不能相容。文官往往是讨厌战争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总是期望能够保持各方面的平衡，认为暴力是文明的失败，这个观念牢不可破。他们把外夷的侵略和市民的暴动看成是后果一致的事情。武将大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对敌人以猛烈打击，从不让他们感到犹豫。
生命是他们赌场之中的筹码，必要时可以孤注一掷，这同文官的中庸之间的差异极其分明。文官的社会地位在明朝上升到封建历史的最高点，武官的社会地位自然是到达最低点，军事的衰败尽人皆知。边境经常为鞑靼人侵，掳走了大量的人、财、物，戚继光赴浙江就任时，东南沿海经倭寇蹂躏，数十人的海寇到处杀人越货，把悲观和惶惑带给明朝市民，南京12万驻军竟对几千名倭寇毫无对策。这种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情况让戚继光焦虑．他有条不紊地实施建军方案，明确官兵的职责，统一武器的规格，尤其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以此端正军队的作风。
这番努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效果，“戚家军”令敌闻风丧胆，这种很有个人色彩的武装让文官担忧，他们觉得这种担忧和对倭寇的担忧差不多，于是严厉地加以弹劾。明朝军事体制的弱点太多了，“土木之变”就已经暴露，文官总是将军队改造的计划束之高阁。在这种情况弥漫之时，再说东南海防固若金汤就是笑言了，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倭寇的残忍令人发指，他们的“战无不胜”主要在于战术优势和武器精良，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悄，立而发矢……链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其战术在于严密地互相照顾，协同的信号是海螺声，总督胡宗宪见到这架势在败退中落水险些淹死。倭寇之猛如此，普通百姓当然要恐惧。
“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精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戚继光的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他是用中国的外行军人对付日本的职业军人，他对士兵加以道德义务的劝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分毫银两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交纳来的。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交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纪律是胜利的保证，戚继光的次子就因为违犯军法而被毫不犹豫地处死，恰恰是这种不近人情造就了坚强的部队。这种队伍却注定要同朝廷军备的衰落产生矛盾，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何其难？戚继光只是脚踏实地，以兵精械利拒敌于国门之外，戚家军攻坚、解围、迎战、追击，从未被倭寇击溃，其卓越的指挥才能是胜利的决定因素。因此，他被任命为福建总兵。但环境基本上不能让他制定整体的战略方针，他只能以雷霆万钧之力突击对方，多次胜利使威名远播，证明他还算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形势。
戚继光之最为倒霉，大抵因为受到张居正的牵连，以至于不能够得到万历的原谅，为腐败的明廷所害。张居正人阁之初即重整军备，他采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上书的方式左右朝廷，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迁调。张居正也警告戚继光不要居功自傲，“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务从谦抑，毋自启海”。张居正的关照使戚继光感恩戴德，他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奉进恩人，让他的弟弟“馈送”礼物，礼物的贵重有史记载。“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这个评价还比较准确。张居正死后，他即失去了重要地位，其精神已经极度郁闷，清算张居正达到最高潮之时，万历干脆把他革职了。
被朝廷斥退以后，妻子随之遗弃了他，他的结局极度凄凉。他的成功在于善于调和各种矛盾，失败在于他本身就充满矛盾，他的不幸是因为打破了文官所渴望的平衡，代价是在贫病交迫之中死去。
泪洒不平，进士将军的英雄梦
为人慷慨的他年少时就富有胆略，他最大的军事才能就是镇静，这位高超的军事将领让宁远长期傲视辽东。他的很多具体建议都极有远见，只是在晚明王朝，腐败和愚昧让他感到苦不堪言。“东江千古英雄梦，泪洒黄龙半不平。”
袁崇焕大概天生就适合做将军，为人慷慨的他年少时富有胆略，有志于处理边疆事务。但他不是莽夫，在万历年间高中进士，似乎能说明很多问题。他的能力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及时地举荐他做兵部职方司主事，这是他施展才华的真正开始。不久，王化贞将军大败而归，晚明政权因此惊慌失措，满天谣言使得京城人心惶惶。袁崇焕只身骑马到山海关考察军情，向上司报告了他的调查结果：“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
袁崇焕遂被擢升为兵备佥事，在辽东经略王在晋手下办事，他建议王在晋在宁远筑城驻守，理由是山海关涉及外围屏障，如果作为防守重地，将失去必要的后路，而宁远为抵制进攻建立了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后来，大学士孙承宗替代了王在晋，他支持袁崇焕的判断，袁崇焕也便开始在宁远筑城，这位进士将军明确规定了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三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城雉广三丈。此后，明朝的边防力量得到明显增强，防线还向北推进几百里，逐渐收复了部分失地。
袁崇焕因此连升三级。时值大宦官“九千岁”魏忠贤专权，孙承宗丝毫没有讨好这位仅次于皇上的巨宦的意思，魏忠贤觉得让他久立军功不是好事，遂派亲信高第取而代之。无所专长的高第不愿意驻守宁远，命令袁崇焕立即撤退，袁崇焕对其不加理睬，高第无可奈何，只好将锦州等地的兵马撤到山海关，宁远几乎成为伫立在旷野寒风中的孤城。诸如此类的腐败给了后金努尔哈赤最好的机会，亲自率大军进攻宁远，高第则幸灾乐祸地坐看袁崇焕及宁远的覆亡。
袁崇焕没有丝毫怯意，他凭借一万名守兵和这座孤城同后金展开了宁远大战。努尔哈赤派人来劝降：“我以30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义正词严回道：“义当死守，岂有降理130万兵对我来说还少了点儿。”他最大的军事才能就是镇静，披盔带甲和战士们同抗敌军，终于迫使对方撤退而去。胜利的他颇有大将风度，派人致信努尔哈赤：“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可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回赠马匹的努尔哈赤也以礼待之：“以期再战。”直至努尔哈赤去世，宁远城仍然傲视辽东，即位的皇太极转而攻打朝鲜。袁崇焕与之展开和谈：双方都需要调整军备。皇太极在这段调整时间里使得朝鲜投降，袁崇焕也得以练兵马修城池。皇太极看得非常清楚，再不加紧攻打，似乎难以攻破，于是“以战求和”。袁崇焕的态度是迎战，他的迎战充满力量，皇太极进攻连连失败，不得不撤回沈阳。但是袁崇焕却没有得到重赏，因为“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都没有让魏忠贤得到具体的快乐。崇祯皇帝即位之后，袁崇焕也得到赏识，还提出很多具体建议：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觉得有理，赐给他一柄上方宝剑。但这时的宁远已经发生兵变，因为中央财政困难，兵士粮饷一直空缺，袁崇焕建议崇祯把皇宫里的钱拿出来一部分，崇祯听后非常愤怒。此后，袁崇焕用尚方宝剑斩杀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贪污不法甚至与皇太极相约“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皮岛守将毛文龙，崇祯觉得在这种关键时期诛杀边疆守将的动机不纯，某种不信任的感觉逐渐笼罩了这位亡明之君。
袁崇焕的作战计划被频频打破，不愿看到守城遭破的他被崇祯理解为打算篡位，战乱时期的汉奸开始挑起谣言，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真假，纷纷朝袁崇焕的士兵头上扔石头，这样的境遇苦不堪言。皇太极把握军机，利用“离间计”的策略使得崇祯皇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罪名是通敌谋反。朝野一时震惊，好在他的部属奋力抵御皇太极的进攻，晚明王朝才不至于立即溃亡。
在朝野短暂的安宁中，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伪造证据，证明袁崇焕图谋不轨。令敌人恐慌的这位将领遭到凌迟之刑。当时的北京菜市口万头攒动，据说吃到袁崇焕的肉，就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还能治疗胆怯的毛病。这位守城大将的肉价格很高，一钱银子一片。三天后，袁崇焕在绝望中闭上了眼睛。这时的崇祯大概还没有看到，袁崇焕提出的很多建议极有远见，只是在晚明王朝，腐败和愚昧让他感到苦不堪言。当崇祯真正或者仍然没有看明白事情真相的15年后，晚明大势已去。
书生的“无用”与“有用”
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书海任意畅游纵横，并在实践上以这种习惯伴随终生。“百无一用是书生”，“无用”的“书生”在封建体制中不完整，这是其纵横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落差迫使他们以健康的思维对待周遭环境，这样还可以安全自保。
“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大概是精神对物质的作用有时还不够直接，书生、才子总是让人感觉“只说不练”。其实“说”也是“练”，语言具有社会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清代大才子纪晓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两排伶牙俐齿，屡屡让和坤狼狈不堪，出尽洋相，吃尽了苦头，还不能把他给怎么样。在书海里纵横的他还能在皇帝面前插科打诨，甚至让乾隆乖乖认错，实在难能可贵。上述的场景是历史剧的戏说，应该不会是历史原貌。
因为等级森严的封建清王朝不是民主、自由且其乐融融的和睦大家庭，乾隆在晚年把很多文人的脑袋搬了家。比如说沈德潜极受乾隆赏识，不断得到提拔，但在沈德潜死后，乾隆发现沈氏“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牡丹诗，又听说沈氏曾透露为自己代笔作诗，便勃然大怒而骂其“卑污无耻”，令开棺戮尸仆其墓碑。纪氏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乾隆下江南时，他稍稍透露江南财产已经枯竭。就遭到乾隆的大声呵斥，话说得露骨之极，让自负的他通体透凉：“看你文学上有点才华，才给你个官儿当当，也就是当娼妓养罢了。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但是纪晓岚敢于在语言之中纵横也是历史真实，比如和问他历代的清官有多少，纪晓岚说如凤毛麟角。和珅又问那贪官如何？纪晓岚说如黄河之沙，仅寥寥数语将腐败揭露无遗。又如一个老太监在冬天看见他穿着皮衣，手执一把扇子，遂打算拿个对联来嘲讽嘲讽他：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他听老太监是南方口音，便对道：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字句工整，真妙不可言。其实容貌端正天资聪颖的他自幼便禀赋异常。据其《槐西杂志》中的详细描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后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饭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他的启蒙老师精读经史而工于诗词，在教授对联课上时常教诲他：“世间绝没有不能够属对的事物，只要认真思考，总能找得到对得上。”这已经透彻说明语言纵横的真意了，语言纵横对应的是实践纵横的习惯，甚至还可能伴随终生。
置身宦海的他也遇到很多事，比如说当左都御史时，员外郎海升的妻子死于非命，其弟状告海升将其姐殴打致死，海升说其妻自缢而亡。海升是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都有意包庇，上告者却不依不饶，以至于皇上特派他开棺验尸。这就很让人头疼。阿桂与和珅两人长期明争暗斗，告状者得到和珅的暗中支持。目的非常明确，与和坤积怨很深的纪晓岚见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让大家说意见。很多人硬说脖子上面有伤痕，他便说自己是短视眼，有没有伤痕看不太清，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应该没有问题，遂与验尸官签名具奏：“公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上告者仍然不服，说办案官员有意回护。乾隆也对案情有怀疑，又派人去复验。结果是纸里的火炭包不住了，由于纪晓岚言语巧妙，乾隆有意开脱：“朕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是具数，况且他于刑名等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议严加论处。”看看，书生的角色就是这样，在封建体制中不是完整的人。
同很多封建书生一样，这个文化官员编书多著书少，他的最大的文化成果是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举大概用了大半生的经历，而《阅微草堂笔记》也别有味道，似乎很可以同《聊斋志异》媲美。这种“追录旧闻”的方式和内容得到鲁迅先生的认可：“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孤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
对于纵横艺术来说，语言和行动总是互为依托的，特别是后者往往是前者可能自由发挥的基础。这种基础逐渐减弱时，前者的力量只具有含蓄的味道，具体到封建社会所难以承受的这位书生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其追求和社会认可程度的落差。但也恰恰是这种落差让他找到了自我的纵横方式，从而以健康的思维对待周遭环境，这样才可以安全自保。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力量总是在看不见的时候发生巨大的作用，能看得见的往往只是似乎置身雾中的文化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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