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夜雨却归秦，金粟堆边草不春。
一种倾城颜色好，茂陵终傍李夫人。
这首诗也收录在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卷四，并有评云：“伤其不得傍金粟堆也。以李夫人形之，便曲而有味。”金粟堆即金粟山，在今陕西蒲城县（唐为奉先县）东北，即唐玄宗泰陵所在。“一种”犹言“一样”。意思是说，李杨两人同有倾城之色，但李夫人死后，神魂还能靠近汉武帝的茂陵。诗里不明说杨贵妃惨死于马嵬坡，却以李夫人的犹得傍茂陵来映衬。结句宕开一笔，遂有匣剑帷灯之妙。
王氏将李杨并提，可能从白居易诗篇想到，上述《秦淮杂诗》之七的“莫问”两句，当是用居易《梨园弟子》的“莫问华清今日事，满山红叶锁宫门”句意。
由此又使我想起白居易《长恨歌》和《李夫人》。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有阐释：“盖此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的确，谈《长恨歌》而不谈《李夫人》，未免得鱼忘筌。
李夫人和杨贵妃都以“尤物”为帝王宠妾，都擅长歌舞。李兄延年、广利，杨兄国忠都因其妹而贵显，唐人又常借武帝喻玄宗。《长恨歌》起句的“汉皇重色思倾国”，本来就是用李延年歌词中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话，陈鸿《长恨歌传》中更明言杨贵妃的风度体态“如汉武帝李夫人”，虽然陈鸿并不曾看到李杨本人。白居易就从某种逻辑意义上联系起来。在《李夫人》中，除了“九华帐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焚香处”数语外，下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段：“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此诗并有小序云：“鉴嬖惑也。[98]”所谓卒章显志，诗人要发挥的正是“泰陵一掬泪”。也就是说，杨贵妃不但生前迷惑玄宗，死后也在乱玄宗的神志；玄宗之思念贵妃，虽由于“人非木石皆有情”，说到底，还是受她的迷惑。所谓鸿都道士“能以精诚致魂魄”者，其实仍出于一念之惑。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在先；《李夫人》作于元和四年，在后，但相隔也只三年。即是说，《李夫人》是对《长恨歌》的补充，是为了要重申其生亦惑，死亦惑的作意。从《李夫人》的“此恨长在无销期”一段来看，所谓“长恨”者只是“长惑”的婉转说法而已。
李夫人的故事，本为一般文士所熟知并作为谈助。白居易是否真的迷信神仙，此处暂不深究，但他必有宗教感情，而巫术、灵魂、仙境、天人感应、生离死别属于精神世界的活动，对于古代诗人，往往是激发想象力的绝好题材，容易增加传奇的色彩，何况加上死去的美人。这些美人，生前深居宫闱，一般文士没法见到；越是没法见到，越会引起种种幻想，写起诗歌来更易侜张为幻[99]。他们在构思时，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潜意识，常常是交流起伏，随着灵感不断涌现美感，结果就会突破他们原来的创作动机。又由于对象既是虚无缥缈的事物，也可以暂时摆脱现实生活的限制，使想象能够更加飞跃，如同写梦境一样。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不就是这种潜意识的扩散？
《长恨歌》写作时间，上距杨贵妃之死恰好半个世纪[100]，唐人既常以武帝暗喻玄宗，则在这一过程中，武帝之思念李夫人、方士齐少翁张灯设帷令武帝遥望的故事，自必常在白氏心中浮动。又据宋人董逌《广川画跋·书马嵬图》引《青城山录》，说玄宗曾遣陈什邠求神于天上，起先一无所得，后于蓬莱南宫西庑访得上元玉女张太真，自称为上元宫侍女，玄宗则本是太阳朱宫真人，因“世念颇重”，两人遂降谪于人间。这虽出于宋人记载，当亦有此传说，而上元玉女张太真，也即《汉武帝内传》中的上元夫人阿环。《长恨歌》中“转教小玉报双成”的双成，则为《内传》中王母侍女董双成。《内传》中虽未涉及李夫人，但从武帝、上元夫人阿环身上就很容易联想到李夫人与杨贵妃身后的传说。这说明白氏在写《长恨歌》前，心中已有影子，就像他写《琵琶行》前，已有一个《夜闻歌者》中的歌女。等到《长恨歌》写后三年，再写《李夫人》时，杨贵妃的影子又出现了。
杨贵妃是玄宗的妃子，白居易是大唐臣子，但杨贵妃又被看作尤物、祸本、乱阶，和一般完全遵循封建宫闱制约的后妃不同，又因唐人作诗，对本朝忌讳较少（参见洪迈《容斋随笔》卷二《唐诗无讳避》），因此，诗人在刻画她的形象时，就超过了一般的讽喻分寸，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和“春寒赐浴华清池”等句，前人就责为“恶诗之祖”；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对“侍儿扶起娇无力”两句就说：“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就因为这两句接触到一个宠妃的肉体部分。从创作心理说，也许由于诗人在高度兴奋下，到了不能自我抑制的地步，对皇家贵妃的高贵尊严身份已经消失，他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一个妖媚的美妇人上面，诗人自己一些潜意识里的东西，迫切地要求进入他的作品中，成为他心理反应的一种错综而特殊的形式，作品因而也含有非自觉的反正统的成分。
卞孝萱、刘维治先生《从“千草百花无颜色”到“六宫粉黛无颜色”》一文中，曾举出“六宫”句和白居易赠妓女阿软七律《长句》中的“绿水红莲一朵开，千草百花无颜色”两语是“移花接木，触类旁通”，也是一个例证。《长句》写作时间迟于《长恨歌》九年，杨贵妃的尊严在诗人心中更淡薄了，于是看到一个漂亮的妓女，他的联想又浮动了，不由自主地将“六宫”句改为“千草”句而写了出来。也因为杨贵妃为当时臣民所痛恨，白居易才会这样描写她，甚至从妓女身上也会联想到她。
对于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悲欢离合，我们并不会产生多大兴趣；对于杨贵妃本人，我们无意把她看作“祸水”，也缺乏同情和宽容。她有她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多些。从文学史角度看，《长恨歌》也确实是一篇很有表现力的作品，它所取得的价值，并不等于被表现事物本身的价值，而对于诗人写作《长恨歌》、《琵琶行》这类作品的心理因素，却是值得我们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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