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演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西方世界首先是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诋毁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削弱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思想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与东欧国家事务委员会主任约翰·连乔夫斯基：“在新闻媒体中，对苏联政治剧变进程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武器，是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视台和自由等电台。”[28]
字幕：纽约 自由电台
播音员（女）：“自由电台正在广播。”
西方各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功率的广播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甚至用40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些大型电台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重任。
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种西方国家的报刊。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苏联境内基本上被外国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德国之声、日本NHK等外国电台电视台覆盖了。西方的宣传全面影响着苏联的社会和苏联的历史。过去的英雄都被抹黑，像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抹黑了。这是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开始”；“我们的领导人完全放任了来自西方的宣传，基本上没有主动防御这些精神上的入侵。所有东西都是失控的、放任自流”。
对苏联大搞“经济战”、“金融货币战”、“军备竞赛”，以所谓的“经济援助”为诱饵摧垮苏联的经济，这是西方世界“和平演变”苏联的又一重要手段。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的瓦连京·法林说：1985年“美国实施了一项秘密行动，阻碍苏联正常出口石油”[29]。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鲁滨逊说：“那是一次绝密行动。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比尔·凯西当时负责就这项行动与沙特阿拉伯方面进行联络。”[30]
法林：“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交涉下，美国最终说服沙特向国际市场大量抛售原油，导致原油价格暴跌。”[31]
鲁滨逊：“每桶原油下跌一美元，苏联就要损失5亿至10亿美元。”[32]
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为每桶110美元。到了1985年年底，则跌至26美元，1987年跌至23美元，1988年为22美元，1989年近19美元。[33]
曾任俄罗斯苏维埃主席的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说：“那段时期，我们的出口每年大约损失800亿美元。”[34]
1985年9月，美国还联合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开始美元对本国货币大幅度地有序贬值。1988年11月，日元兑美元比1985年2月升值111％。
石油价格暴跌与美元贬值使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莫斯科因此获取硬通货的能力下降1/3或者更多。其结果是，严重削弱了苏联从西方进口设备、农产品和工业物资的能力。
西方对苏联的货币金融战，也极大地削弱着苏联的经济实力。1961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1∶1.1。从1989年开始，苏联由固定汇率制“转型”为双重汇率制。各种国际金融机构推高卢布比值，卢布兑美元的比价很快接近为1∶2。1990年11月，外资银行又乘苏联汇率改革之机开始抛售卢布，卢布兑美元的比值下跌为100∶1。1993年，卢布与美元的比值为1400∶1，加上国际套利者低价购入的苏联国有资产和卢布贬值所逃掉的巨额卢布债务，最后卢布对美元的实际贬值程度竟达112000倍。几年内，西方世界就洗劫了苏联人民70多年辛辛苦苦积累的28万亿美元巨额财富。[35]
美国从80年代初发动针对苏联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也使苏联不堪重负。1986～1990年，苏联军费开支年均增长高达8％，几乎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两倍，军费总额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
俄罗斯联邦政府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美国所展开的‘星球大战计划’让苏联耗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本来苏联应该投入到民用设施的一些资金，都投到了国防工业。这是苏联负担不起的。”
从1990年起苏联经济形势日趋严重。为应付国内危机，戈尔巴乔夫主动向西方求援。西方国家乘机在开出“经援支票”的同时，附加了条件苛刻的“政治条款”。
1991年7月西方乘戈尔巴乔夫希望同西方七国首脑会晤时急需获得一笔巨额贷款以解燃眉之急的时机，提高了政治要价。最后达成的援助协议是戈尔巴乔夫答应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如果加盟共和国要求退出苏联，联盟中央不动用武力；经济上全面自由市场化，加速实现全面私有化；军事上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方面继续让步，以满足美国的要求。
“8·19”事件后，为避免苏联局势失控，西方承诺在5年内筹措1500亿美元援苏资金，构筑所谓的“现代马歇尔计划”，并附带了更为系统、具体的政治条件。但到1991年底，西方见戈尔巴乔夫的大势已去，这项看似庞大的援助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据西方自己的统计，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西方国家答应援苏的经济承诺高达2300亿美元，而实际到位的却只有300亿～400亿美元。而按照俄罗斯人的说法，西方口头承诺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
西方世界还利用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族际关系民主化”，挑拨苏联各民族之间关系，激化民族矛盾，推动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挑起民族事端，由头就是挑动民族情绪，让民族情绪在苏联极端膨胀，然后挑唆民族之间的关系，诱使他们纷争不断，为颠覆国家打下基础。”
西方的挑唆、怂恿和干涉引燃了苏联民族问题的火药桶。自1986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爆发阿拉木图民族骚乱事件开始，苏联境内民族冲突如同多米诺骨牌般连锁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在全苏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就达2600多次，参加者达1600多万人，而其中60％的事件与民族问题有关。
西方开始把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作为解体苏联的突破口。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背景下加入苏联的。西方就此问题大做文章。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美国和西方从来没有承认过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认为三国是被苏联强行占领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方支持这些国家首先跑出来闹事。他们在这些加盟共和国花费的精力最多。”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煽动和支持下，波罗的海三国民族分裂势力不断掀起脱离苏联的独立浪潮。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8月23日，三国的民族分裂势力都要挑动一些人举行大规模的要求“独立”的游行示威活动。1990年春，当三国民族分裂势力直接掌握政权后，就率先动手拆毁支撑苏维埃联盟大厦的柱梁。
西方世界对苏联“和平演变”的关键是利用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外交新思维”，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内部特别是高层寻找与培植“第五纵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西方国家原来每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宣传资金达到600亿美元。美国政府著名的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还要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代理人’。”
“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通称。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84年的时候，西方认为他们从苏联内部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第五纵队”。
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戈尔巴乔夫主动示好的坦诚以及他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的主旨演讲，给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日科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合作的开始，也是西方对苏共未来总书记的一次摸底会见。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一起做事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36]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自己的“新的政治思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强调“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37]并将其作为指导苏联内外政策的依据。
“新思维”的实质是承认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决定苏联对外对内的各项方针政策。
1991年11月，卸任一年的英国原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在美国休斯敦举办的美国石油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中心内容可以归纳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
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
随着“改革”的展开，戈尔巴乔夫很快成为西方的宠儿。西方政要赞赏他的调门也越提越高。美国前总统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尔巴乔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
西方不仅给予戈尔巴乔夫精神鼓励，还进行丰厚的物质引诱，让他分泌更多的“异质”新思维。据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38]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说：“我的一本厚书，在美国出版，得了几千美元。但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
1990年，西方还授予戈尔巴乔夫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奖金86万美元。
竭力支持戈尔巴乔夫推行外交“新思维”的雅科夫列夫，是西方特别关照的另一位苏联政要。
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披露：“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就从几个可靠的渠道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39]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手里有一份名单，是出卖国家和党的利益的人。当他把这份名单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不要玩你们那些间谍的游戏啦。”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使苏联安全部门当时无法对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198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布什加紧实施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攻势。他采取一项既支持戈尔巴乔夫又扶持政治反对派的上下结合的“双轨政策”，积极培植和壮大苏联境内反共反苏的力量。
在苏联国内，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起，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组成复杂，动因各异，但其中不少的确是亲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西方世界不断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幌子，积极扶植他们。1970年、1975年西方把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分别颁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
1985年以前，由于苏联党和政府防范较严，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时断时续地从事地下活动，在苏联国内政治影响并不大。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持不同政见者利用苏联国内的困难，投机取巧，扩大自身的宣传，并当成生意来做。西方国家很快找到这部分人，向他们提供资金，供养他们，并把极个别的现象扩大为整个社会问题。西方就是利用几十个持不同政见者，向全世界宣传苏联没有言论自由。”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超阶级、超国家的“新思维”的推行，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头面人物相继获得了合法身份，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支持和利用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借助他们打压苏共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传统派”，使得亲西方的“改革”变为不可逆转，这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西方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苏共，让苏共从内部变得难以控制。他们为什么把主要矛头对准苏共呢？因为苏共是团结领导全体苏联人民的磐石，不摧垮这个磐石，他们目的就达不到。”
随着苏共党内分歧日益严重，特别是随着叶利钦在苏联政坛的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同时支持叶利钦。
1989年9月，已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竟以一个独立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他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众多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
心知肚明的叶利钦投桃报李。他在访美期间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向上”。后来他由衷地感言：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40]
西方还加大对苏联其他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培养力度。这些人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延续至苏联解体以后。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西方大量培训原苏联和东欧及中亚未来一代的领导人。比如自由派人物盖达尔也是从那里学的。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都在美国接受过培训。而有些国家的总统是直接从美国派过来的。”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美国为瓦解苏联花费了几万亿美元。可我认为，不光有美国人参与其中，还有一支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这些人依靠美国人吃饭。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正是他们打残了苏联。[41]
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际上成了西方在苏联内部“第五纵队”和“代言人”的总代理。
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了苏联解体的部分档案。
这是1991年5月11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的一份记录。在通话中，戈尔巴乔夫称老布什为“我亲爱的乔治”，并希望“亲爱的乔治”能迅速知晓他在苏联国内所作的种种努力。老布什的回答是：“了解。米哈伊尔，我知道你正在通过与九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制订新条约，延续深化着你的改革进程。对此，我除了赞扬，还是赞扬。”[42]
老布什赞扬的戈尔巴乔夫企图制订的新条约，实质上是解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前奏。
解密的档案中，还有一份是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21日的通话记录。那天中午，为挽回苏联被瓦解的命运的“8·19”事件已经宣告失败。当老布什从大洋那端听到戈尔巴乔夫的熟悉声音，便知自己在苏联“第五纵队”的首领平安无事时，显得分外惊喜而激动：“米哈伊尔，谢天谢地，太好了！”而戈尔巴乔夫却带着无限委屈又有“胜利”的无比喜悦诉说着：那些冒险家没有成功！
1991年8月21日清晨8点，老布什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硬的谴责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血腥镇压”民主，但“暴政吓不倒热爱自由的俄罗斯人民”之类的讲话之后，即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了电话。
1991年6月21日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记录中，戈尔巴乔夫还直言不讳地对老布什说：“叶利钦担任的，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职位。我将一如既往地开展与他之间的合作，那毫无障碍。”[43]这清楚表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既有相互争斗，但更多的是相互合作，并争相在美国主子面前邀功。
戈尔巴乔夫当政六年多时间里，在削减导弹及核武器等问题上，完全迎合甚至为表“诚意”而更多更主动地满足美国的要求，结果留下的是严重的后患。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披露道：“当我们开始削减中程和短程导弹，甚至刚刚开始为其做准备时，美国人便开始派遣自己的代表几乎深入到每个旅。我们只在美国的两家导弹工厂和另外两个地点派出自己的观察员，而美国人却向我们的117个基地派驻了观察员！”[44]
在处理东欧国家局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完全按照西方的眼色行事。对这些国家内的政治反对派的猖狂进攻袖手旁观甚至鼓励纵容。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一军事组织相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但没有相应解散，反而在冷战后强化其军事职能，成为当今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欺凌弱国小国、推行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工具。
应西方和所在国的要求，苏联毫无计划、匆匆忙忙撤回驻外国的军队。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苏联军队满面蒙羞地撤出在东德的军事基地。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对象就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这样的人。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很卑劣。就像原子弹三种物质一旦结合形成爆炸一样，他们使伟大的国家垮台，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丧失，干部队伍瘫痪。对于全体人民来说，谁也没有想到掌握权力的，是这么一些随时出卖党、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出卖同盟者的人。当苏联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反省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就详细勾勒了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符合）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45]
经美国历任政府坚持不懈的持续努力，他们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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