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我不知疲倦地往返于看守所之间,采访了数十名毒贩子,就想弄明白一个话题:他们为什么要贩毒?不知道要杀头吗?答案直白得可怕,一个字,为“钱”!而且,毒贩子中,不管有文化没文化的都懂得一个道理:贩毒50克就要杀头。可是,铤而走险,前赴后继者大有人在。为什么?难道毒贩们真的不怕杀头吗?重庆一名毒贩的话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关键是源头。有毒源就有市场;有人种植,就有人贩卖;有人吸毒,就有人贩卖。就算他不去贩卖,别人也会去贩卖。与其让别人去发财,不如自己去赚这笔钱。再说,全国每年贩卖毒品的数量有成百上千吨,而警方的缴获量也就几吨。那个重庆毒贩是在贩卖25公斤毒品时被抓获的,他把失败原因归结于自己运气不好。
在西部,我还心有余悸地走到十几名艾滋病感染者中间,试图看到他们悔恨的眼泪。然而,他们满脑子都是毒品,根本不可能有眼泪了。陆某作为重庆市第一例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被收入医院时,医生诊断他最多活两年,政府决定免费为他提供一切生活及治疗费,目前他已经多活了6年。我对陆某说,你真应该感谢政府,感谢医生,谁料,他却摇头说,我只感谢毒品。是毒品支撑我活到今天!这真是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在新疆伊犁,我为一个瘦成骷髅状的女艾滋病患者作了近距离的拍摄,她的丈夫得了艾滋然后感染了她,我在一个黑洞洞的民宅里见到她时,她的脸部已经溃烂,并且正在发烧和咳嗽。在我离开西部一个月后,她死了。
在西部,我走访了很多牺牲在缉毒一线的英烈的家庭,特别对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缉毒者们作了生存状态的调查,他们的平均工资在人民币900~1100元,这个工资,只是大城市里白领阶层的一个零头。
在西部,我真的没有想到,许多缉毒警察死得如此默默无闻,活得如此无私无畏;我没有想到,缉毒警察们活在如此尴尬的经济层面上;我没有想到,在禁毒事业中,国家还有那么多的政策性空白;我没有想到,在国家既定方针政策中,有那么多的利在公安、利在禁毒的条款,被“地方性磨合”成为一纸空文;我没有想到,一些自律的公安行业规则,会给缉毒警察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的麻烦。
在西部,个别市县存在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怪圈。比如,某个县级市公安局在两个月内一连破获两起危害深重的贩毒案,公安局长以为做了件对全社会、全市人民的好事。但是,主管经济的副市长却把公安局长叫去发了一通火:“你怎么能一个月打一个贩毒案呢?时间隔得也太近点了吧?让外界知道了,谁还敢到咱们这儿投资?你这不是影响咱们市的经济发展吗?”因为抓不住毒贩,全社会的人都在骂警察;因为抓毒贩,毒贩的家属骂警察;因为打毒案,影响了当地的形象,主管经济的领导不高兴,缉毒警察这份职业,实在是难!
在西部,我感觉各级政府不能说不重视禁毒问题,但停留在口头上的多。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多。这些领导其实也知道当地的毒情状况,但怕影响经济,怕丢乌纱帽,禁毒力度被人为削弱了。
也许我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有病毒的西部,然而我不是悲观的。因为在西部,我们数以万计的英雄的缉毒警察们正在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履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神圣职责;无数的吸毒者家庭没有抛弃他们患病的孩子,努力地包容和帮助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同时,部分吸毒者不仅自己努力脱毒,而且义务帮助周围的吸毒人员也步入脱毒的尝试中。我还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由民间发起的“戒毒志愿者”队伍,成为戒毒者温暖的安慰。一位女医生,身患癌症之际,主动要求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帮助一名吸毒青年,她说自己的生命不多了,但愿尽己所能,延长他人的生命。更让我振奋的是,在西部,大多数政府部门都行动起来了,某种意义上而言,政府的态度和投入程度,决定着这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禁毒战役的胜负。许多毒品重灾区,经过政府的整治,正在企盼向无毒社区靠拢。“无毒”在当今的中国,肯定是个理想状态,然而这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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