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就是做学问
【王阳明语录】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知行录》
【语录精解】
当官对学业无益的说法，如果以俗学来看，确实如此；如果以孔圣人所谓“德业”来论，起初却并不是在日常应用之外。
孔门起初的主张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做学问和做官原本不必分家，那时候春秋纷乱，诸侯并列，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而教育又不发达，人才供不应求，只须读几年书，识得一些字，就有当官的机会。那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刘邦接着完成了统一大业，对官员的相对需求减少了，随着教育的日益发达，人才增多了，渐成过剩歧视，多数读书人注定没有做官的机会，于是做学问和做官便分家了，读书人中亦有“清流”和“俗流”，“清流”专做学问，摆高姿态；“俗流”一门心思求官，学问只是点缀。但大部分读书人并不是绝对“分流”，只能算“二流子”，“清流”若捞到做官机会，便屁颠颠地跑去赴任，甘心变作“俗流”。“俗流”一旦丢了官，暂时只能客串“清流”，发表一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调言论。当然也有郑玄一类的真正“清流”，皇帝勉强用轿子把他抬去，封一个高官，他还要想方设法逃跑。还有更多真正“俗流”，未当官时削尖脑袋钻营，丢了官便忧愁得想自杀，为了保官位什么都肯干。
以此观之，做官和做学问原本不一定要分家，只因大势所趋，才被迫分了家。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在他看来，做官就是做学问、修德业，他当了官并不觉得自己俗，没当官也不故作高雅。
王阳明做官，真的像做学问、写文章一样，定主题、找素材，有起有承，虎头豹尾，且行文流畅，让人赏心悦目。
权奸刘瑾倒台了，王阳明作为“受迫害”官员，自然“平反昭雪”虽不能官复原职，也被调离龙场驿，升为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令。官不大，但可以用来实践他的“致良知”学说，实施善政。
庐陵是一个小县，因世风不正，苛捐杂税太多，民风大坏，盗匪横行。而且该地是有名的“健讼”之地，百姓喜欢打官司。王阳明刚上任，便有上千乡民拥入县门，号呼动地，要求宽免葛布的摊派。王阳明通过调查，得知此地不产葛布，摊派确实不合理，而上司却不顾这些，坚持摊派，还想逮捕主管钱粮征收的小吏陈江等人。王阳明没想到一上任就遇到这么一件强烈考验“良知”的事情，但他没有畏惧，毅然向上司陈情，备述该县民众的苦楚，并以客观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本县地方，自来不产葛布，原派岁额，亦不曾开有葛布名色，惟于正德二年，蒙钦差镇守太监姚案行本布政司，备查出产葛布县分，行令依时采办，无产县分，量地方大小，出银解送收买。本县奉派折银一百五两。当时百姓呶呶，众口腾沸。江等迫于征催，一时无由控诉，只得各自出办赔貱。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两，又复忍苦赔解。今来复蒙催督买办，又在前项加派一百五两之外。百姓愈加惊惶，恐自此永为定额，遗累无穷。兼之岁办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项，旧额三千四百九十八两，今年增至一万余两，比之原派，几于三倍……民产已穷，征求未息……今来若不呈乞宽免，切恐众情忿怨，一旦激成大变。为此连名具呈，乞为转申祈免等情”。他还请求宽免陈江等人，并强烈表示，若逮捕陈江等人，自己愿意为其辞职代罪，“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
经王阳明力争，此事终告平息，葛布的摊派获减免，陈江等人也未被逮捕。
但是，从这件事，他也看到了此地的弊端，因此定下了施政主题：移风易俗，平息讼风。
王阳明发布了上任后的第一道告示——《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他首先谦虚地说：因为我这个县令不太聪明，判断力不强，而且体弱多病，不能太忙，因此跟大家约定：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事，不要随便打官司。诉讼时只能谈一件事，不要拉扯上很多事。写状约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个字，超过了就不受理。故意违反约定者给予惩罚。
他还建议懂礼知法的父老们告诫自家的子弟，务必“息争兴让”，因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
为了培养淳厚老成的风气，他借鉴了汉朝刘邦发明的“三老”政治，起用德高望重的“三老”，即老吏、老幕、老胥。一般来说，老人的反叛精神不强，比较保守，他们的地位提升后，可以有效约束那些轻率好斗的年轻人。
但庐陵“健讼”的风气已久，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虽然王阳明苦心婆心地劝告，当地人打官司的热情还是很高。王阳明干脆使了个“绝户计”，并起衙门不“放告”，同时写了一个文告说明不受理官司的理由：我之所以不放告，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为了打官司，如果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真有冤枉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也会有乡老据实呈报给我。他们若呈报不实，我会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还没有取得你们的信任，未有德治先行法治，我不忍心。如果你们不听劝告，偏要打官司，我就没办法了，请你们不要自找后悔。
他的真诚，感动了很多人，有的人负气告状，被感动得涕泣而归；那些好打官司的人也开始被人们瞧不起。王阳明又对诬告者实施反坐法，使那些奸猾之徒不敢无事生事。于是，庐陵的讼风大减，监狱日见清静。
但是，上天好像有意考验王阳明似的，他上任的这一年，亢旱无雨，火灾流行。面对天灾，王阳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一方面，他下令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犯，同时从心理上进行抚慰，将天灾的过错归咎于自己，说是因为自己不称职，才触怒神人，为此他还斋戒“省咎”，同时告诫百姓“解讼罢争，息心火，勿助烈焰”。用今天的科学观点来看，王阳明的这套说法自是无稽之谈，天灾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无论百姓顽劣还是老实，天灾照样还会降临。但是，古人说，“圣人设神道以教人”，王阳明本人未必信神，但老百姓信这个，暂时借助一下老百姓的迷信，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也可以算是“方便说法”。
王阳明任庐陵县令的时间仅七个月便获升迁，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慎选里正、三老，立保甲，清驿道，严禁镇守横征暴敛，杜绝神会，发展生产，搞得有声有色，政绩雯然。尤其是他诚心爱民、勇于负责、智慧通达的风格，在当地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同一篇妙文，让人读之不厌。
做官做到这等境界和水准，也不枉为官一方了！
跟王阳明学绝学：做官，真的像做学问、写文章一样，定主题、找素材，有起有承，虎头豹尾，且行文流畅，才让人赏心悦目。
王阳明为官的五大高招
【王阳明语录】
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知行录》
【语录精解】
知是知非的心，不用思考就知道，不用学习就具备，这就叫“良知”。
真正的智慧，只是明辨是非。但是非之心往往本自具有，好像天生就知道一样，你起心人肯定是错的，你有益于人肯定是对的，有什么不容易知道的呢？
人人都有是非心，但不一定人人都遵从自己的良知。有个年轻人，偷了东西被逮住，他说自己只是初中毕业，不知法，不懂法，才犯了错。偷东西不对，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读了初中的成年人居然不知道。
王阳明总是按自己良知去做，言行之间，常存“为善”之念，境界跟普通人大不一样。他无论在哪个地方为官，通常会采用以下五招：
第一招：“务求实用，毋事虚言”。
王阳明跟一般喜欢夸夸其谈讲大道理的读书人不一样，他做学问喜欢“简实”，讨厌“繁文”，做官也是如此。他说话、写文告都言简意赅，不喜欢长篇大论，他办事讲求实效，不会被细枝末节的事情扰乱。他对下属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在庐陵要求诉状“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便是他简实风格的体现。他后来统军作战时，凡谋计划策，都依据实际情况，决不凭空构想。他也要求下属注意收集情况，据实呈报。
例如，他的《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对下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应足财养兵弭寇安民之术，皆宜心悉计虑，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险易，必须亲切画图；贼垒民居之错杂，皆可按实开注；近者一月以里，远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见，备写揭帖，各另呈来，以凭采择。非独以匡当职之不逮，亦将以验各官之所存，务求实用，毋事虚言。”
大凡说话、写文章，文词的修饰，可以扰乱听众、读者的判断力，掩盖真实情况，王阳明要求下属将“水分”挤掉，只送“干货”，有助于保持清醒的判断力，也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一经验，值得所有领导者借鉴。
第二招：人情与法度兼顾。
王阳明重视赏罚，他施赏是为了激励士气，施罚只是为了以儆效尤，却不在于施罚本身，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循人情，尽量减轻惩罚。例如，他率军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后，捕获了数百名从逆官员，其中许多人只是受情势所迫，为保身家性命，不得不附从宁王，并不是真心反叛。王阳明考虑到这一情况，曾一日连上数疏，请求对其中大部官员减轻处罚。《恤重刑以实审伍疏》罗列了二百多个从逆官员的名单，最后请求说：“参看得裘良辅等俱曾徒逆，应该处斩。但该司参称宁王平昔威恶惨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慑；据法在所难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合无俯顺舆情，乞敕该部查照酌量，或将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远充军。不惟情法得以两尽，抑且军伍不致缺人。”
《处置从逆官员疏》介绍了一些从逆官员的情况，最后建议说：“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庶几奸谀知警，国宪可明。”
《处置府县从逆官员疏》也介绍了一批从逆官员的情况，最后建议：“参照邢清等被执不死，全无仗节之忠；闻变即逃，莫知讨贼之义，俱合重罪。但责任既轻，贼势复盛，力难设施，情可矜悯。合无行抚按衙门依律问拟，以为将来之戒，惟复别有定夺。”
王阳明的“罪疑惟轻”跟现代“疑罪从无”的原则颇有神合处，都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在那个流行“乱世用重典”的年代，他能站在人性立场，主张对犯法者从轻处罚，确实难能可贵。从中也可体察“致良知”的妙用。
第三招：广求意见。
王阳明无论在何地为官，都必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而且他乐于倾听意见，不分官民，凡有意见，他无不欢迎，他还经常发布公文，广求意见。他在《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非常谦虚地说：“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
王阳明以巡抚之尊，竟然向小民讨主意，其虚怀若谷的情怀，不同凡响。
第四招：主动承责。
王阳明为官，凡管辖范围内的事，没做好的，他都主动承担责任，从不推诿；许多事分明与他无关，他也自负其责。例如，天灾本是老天爷的过错，他也要自我批评；兵灾虽是人祸，但并不是由他引起，他也主动承责。他在《批追徵钱粮呈》，对不得不向百姓征收军粮痛心不已，还说：“目击贫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视征求之患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怀，曾无拯援之术，伤心惨目，汗背赧颜，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将谁归咎！各府州县官务体此意，虽在催科，恒存‘抚’字。”
王阳明的承责，看似虚伪，其实不然，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天下事没办好，天下人都有一份责任，按佛家的说法，这是“共业所感”。王阳明是大悟之人，自然能看到自己的责任所在，不会像那些愚人一样说什么“这件事跟我无关”。
第五招：通情达理，主动沟通。
王阳明身领重任，职责所在，有时不得不做百姓不满的事，但他从不恃其强势，使狠蛮干，总是主动向百姓说明情况，寻求谅解。他数次统领大军，平息各路农民起义，以及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他当然不能让属下官兵饿着肚子打仗，一应军粮只能从当地征收，军队打扰民众的生活也在所难免。但他情真意切的解释，却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
例如，他在《告谕军民》说：“告谕军民人等，尔等困苦已极，本院才短知穷，坐视而不能救，徒含羞负愧，言之实切痛心。今京边官军。驱驰道路，万里远来，皆无非为朝廷之事，抛父母，弃妻子，被风霜，冒寒暑，颠顿道路，经年不得一顾其家，其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岂其心之乐居于此哉！况南方卑湿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气渐动，瘴疫将兴，久客思归，情怀益有不堪。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弃家室之苦，务敦主客之情，勿怀怨恨之意，亮事宁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优恤。今军马塞城，有司供应，日不暇给；一应争门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尔百姓，其各体悉无怨。”
此文实事求是，体谅民众的苦衷，同时也请民众体谅官兵的苦衷，相比之下，官兵们远离父母家乡，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作战，即使他们给民众带来了不便，百姓也容易谅解。何况王阳明治军，军纪严明，无事不扰民，更容易跟民众达成情感上的相融。
跟王阳明学绝学：生而为人，当有最基本的良心，恪守最基本的良知，否则就会突破做人的底线。做事先做人，做人讲良知，是我们民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我们常讲做人行事，要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其实质就是要无愧于良知。
赏不逾时，罚不后事
【王阳明语录】
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语录精解】
古代的人“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赏赐不及时，跟没有赏赐一样；惩罚不及时，跟没有惩罚一样。更何况过时的赏赐都没有，过后的惩罚都没有，那又怎么能使人齐心协力而鼓舞士气呢？
为官治军，赏罚是一件大事中的大事。古代名臣司城子罕说：“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此言将赏罚视为国家的根本大事，并不夸张。赏罚是为了引导和劝止某些行为，以业绩为赏罚标准，下属便会争创优良业绩；以忠奸为赏赐标准，大家就会扮忠臣、批奸臣……
一般来说，赏罚标准越清晰，引导和激励作用越明显。例如以业绩为标准，因业绩易于衡量，大家都看得见，可以投机取巧的地方不多，只好努力创造业绩以换赏赐；以忠奸为标准，因忠奸难辨，总是善于“包装”“演戏”的占便宜，难免让人觉得不公平，观念就乱了，人心也散了，岂能不走向衰败？
在历史上，当国家开始走向强盛时，往往以业绩定奖惩，孰忠孰奸，并不分明。当国家开始走向衰败时，往往以忠奸定奖惩，“忠臣谱”和“奸臣谱”都可以拉出一长串名字。其实忠奸并不重要，“奸臣”也可能立功，“忠臣”也可能败事，关键看领导者如何运用和引导。清末刘鹗曾感慨地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不通世故的君子”都忠得可爱，正因为其忠，凡事问心无愧，敢于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理会反对意见，焉能不败事？你若细心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刘鹗的话相当有道理。
其实儒学未流行前，君臣关系“庸俗”得多，对忠奸并不那么敏感，君主和下属，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像做买卖一样，“一分钱一分货”，也可以说，“拿一分钱干一分活”。正如《说苑》所说：“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大意是：君臣关系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处理，君王高悬俸禄对待臣子，臣子尽心竭力报效君王。臣子有了意外的功劳，君王就给他重赏。如果君王给予超常的赏赐，臣子就一定效死报答。
很显然，这是以业绩定奖惩的方法。
王阳明为官治军，不仅重视以业绩定赏罚，也强调“赏不逾时，罚不后事”。他认为，如果赏不及时乃至没有赏赐；罚不及时乃至没有惩罚，即使韩信、白起为将，“亦不能有所成”。王阳明本人非常注重赏罚的及时性，他带兵打过许多胜仗，每次战斗结束，便论功行赏，还写过很多行赏的公文。
例如他的《奖励湖广统兵参将史春牌》，不仅写明了给予史春的赏格，还详细说明了史春在桶冈之战中的具体表现：“看得桶冈天险，先经夹剿，围困半年，终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诸将用命，军士效力；实亦湖广兵威大震，有以慑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溃，以克收兹全功。访得湖广统兵参将史春，纪律严明，行阵肃整，故能远扬威武，致兹克捷，虽兵不接刃而先声以张，相应差官奖励。为此牌差千户高睿赍领后开花红礼物，前去湖广郴州亲送本官营内，传布本院奖励之意，以彰本官不显之功。”
在《犒赏福建官军》中，王阳明说：“看得逆贼已经成擒，余党悉渐殄灭，除将各该官兵先行发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约计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遥；该道（漳南道佥事周期雍）乃能不满旬月，调集各军兵快八千员名之众，首先各省而至。足见本官勇略多谋，预备有素，忠义之诚，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综理庶务，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难。除另行旌奖外，及照调来官兵，冲冒炎暑，远赴国难，忠义既有可嘉，劳苦尤为足悯，合加犒赏，以励将来。为此除将支出官银，差官领齐该道；仰抄案回司，即将原调领兵官员，并军兵乡夫人等酌量犒赏，用见本院奖劳之心，以为将来忠勤之劝。”
对于不服从管理或明显犯有过失的下属，王阳明也强调“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由于他赏罚分明、治军严整，所以他的部下立功受赏的很多，因过被罚的倒不多。
“赏不逾时，罚不后事”作为一条领导原则，可应用于任何组织的管理工作中。有的领导者却不是这样，当下属立了功，不肯及时赏赐，只是空口表白：“好好干吧！我将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凭人家的业绩，你当赏而不赏，已经亏待他了，还说什么以后？当下属犯了错，按制度该进行惩罚，碍于情面，就此算了。假设你的谅解做得合情合理，还可以算你大度为怀。可过了很久，当对方偶犯小错，你想起前事，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于是“二罪并罚”，加重惩罚，这就不对了，下属一定会认为你是一个毫无准则的人，不可信任。
为什么应该“赏不逾时，罚不后事”？当下属立了功，按劳计酬，对赏赐抱有期望，你及时满足了他的期望，他的积极性会更高；如果迟迟不赏，下属担心自己“白干了”，自然因担心而猜疑，因猜疑而怨尤，积极性自然下降，甚至走向“反叛”。当下属犯了错，别人对他当受的惩罚抱有期望，你及时施予惩罚，“以平民愤”，可以满足大家的心理期望，激励作用也很好。
跟王阳明学绝学：领导下属，治的无非是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你善于以赏罚调动和收服下属的心，成功就有保障了！
重视宣传，美化风俗
【王阳明语录】
教化兴行，风俗可美。后之守令，不知教化为先，徒恃刑驱势迫，由其无爱民之实心。若使果然视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诲劝勉，而辄加棰楚鞭挞？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于爱民者，其盍思之！——《申行十家牌法》
【语录精解】
教化工作开展起来后，可以使风俗和美。后来的太守、县令，不懂得以教为先，只知道依恃刑法驱使、强势逼迫，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爱民的真心。倘若真的视百姓如己子，哪忍心不先行教诲、劝勉，而总是加以棒打鞭笞的呢？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何况不是善政呢？有志于爱民的太守、县令们，好好想想吧！
儒家重教化，用现代话来说，重视宣传工作。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先进行教化就运用刑罚，谓之暴虐，那是有良心的官员不肯做的事。通过教化，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善当地的风气，该用刑法惩治的顽劣之徒自然就少了。因教化可以使很多人得到“挽救”而免于刑罚，不失为善政。
王阳明是儒士，熟悉儒家的教化之道，并且心首肯之。所以他每到一地为官，“为政不事威刑，推以开导人心为本”，都从教化开始。他任庐陵知县七个月，便发了十三道文告。当时没有报纸、电视，文告是对百姓的主要宣传工具。后来他官任巡抚，军务、政务繁忙，仍亲自写作文告，散发各地，广告周知。
王阳明写文告，从不写那些读之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其文风平实，明白易懂，不卖弄词藻，功力深厚，读来朗朗上口，时有真知灼见，而且他往往摆事实、讲道理，读来令人信服，何况内容确实跟民众切身相关，对民众生活有益，自然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人们争相传抄，很快就能传遍境内。
例如，为了取消神会、禁止迷信，他发了一篇《告谕》：
告谕百姓，风俗不美，乱所由兴。今民穷苦已甚，而又竞为淫侈，岂不重自困乏。夫民习染既久，亦难一旦尽变，吾姑就其易改者，渐次诲尔：
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为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师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费无益……
为了劝民众息讼止争，他写了《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循循劝道：
“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怒，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父老子弟曾见有温良逊让、卑己尊人而人不敬爱者乎？曾见有凶狠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嚣讼之人争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见疾于官府，内破败其家业，上辱父祖，下累儿孙，何苦而为此乎？”
王阳明不仅教化民众，也教化官吏，经常官民同教。为了筹措军粮、军饷，他不得不下令加重对商人的征收，但同时下令主管官吏不得对商人横征暴敛、任意侵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商人的权益。他在《禁约榷商官吏》说：“照得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但因南赣军资无所措备，未免加赋于民，不得已而为此，本亦宽恤贫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桥子人等止许关口把守开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凌骚扰，违者许赴军门口告，照依军法拿问。其客商人等亦要从实开报，不得听信哄诱，隐匿规避，因小失大，事发照例问罪，客货入官……”
王阳明的教化之方，不仅仅是发文告而已，他每到一地，往往推行以下三法：
一是颁布“乡约”，建立约长制度，指导和督促民众自治；
二是恢复社学（官督民办的义学），聘请名师，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三是推行“十家牌法”，这是他模仿古代的连坐法而创的一种新法，其要求是“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此法在今天来说不合理，但在当时来说，倒也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方子。不过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王阳明并不喜欢用这种法子，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跟王阳明学绝学：王阳明“恳切开谕”，施教化之功，不仅是他为政治民的方法，也是他“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他的成功，可以告诉人们一件事：加强道德修养、学问修养确实有用，还可以对那些“读书无用论”者掴上一记耳光！
诚于爱民，忠于谋国
【王阳明语录】
诚于爱民者，不徒虚文之举；忠于谋国者，必有深长之思。
——《批吉安府救荒申》
【语录精解】
真心爱民者，不会专办那不实在的事；忠心为国者，一定会有深远的考虑。
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官员自查的标准：“诚于爱民者，不徒虚文之举；忠于谋国者，必有深长之思。”
王阳明为官时，从“致良知”的理念出发，常以诚心爱民、忠心爱国作为对下属官员的要求。例如，他在《批右江道移置凤化县南丹卫事宜呈》中，从正反两方面谆谆告诫说：“各官视官事须如家事，刻刻尽心，仰称朝廷之官职，中副上司之委任；内以建自己之功劳，外以垂一方之事业；岂不事立身劳，功成名显，垂誉无穷者哉？若其因循玩惕，绩废事，非独自取败坏，抑且罪现难逃。仰该道备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务体勤勤嘱付之意，毋负毋负！”
他在《行浔州府抚恤新民牌》中说：“各官务要诚爱恻怛，视下民如己子，处民事如家事，使德泽垂于一方，名实施于四远，身荣功显，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虚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营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责，抑且物议不容。”
王阳明的爱国爱民，并不只是流于言表，他是一个真做实事的人，而且行事不仅着眼于目前，也着眼于长远，从远近两方面追求实效，选择最优方案。当他平定江西的农民起义后，深切感受到，江西百姓并不是“刁民”，也是有“良知”、有圣人潜质的人，他们的反叛，“或为官府所逼，或是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靠杀戮只能暂时平息民变，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只能从根本上着手，一面加强吏治、减轻压迫；一面赈济灾民、度过饥荒。因此，他要求属下各县，积极赈济贫民，并将赈济工作落到实处。在《批吉安府救荒申》中，他还向其他各县推广崇仁县知县祝鳌申提出的建议：平时预备仓谷，灾荒时将粮食“倍数”借给贫民，待收获季节“减半还官”。由于此法未经实践检验，他还理智、审慎地表示，“此议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议处施行”。他又明确规定，“凡积有稻谷者”，都要照上述办法遵照执行，并要求主管官员亲自发放赈灾粮食，“使贫民得实惠之沾，官府无虚出之弊”。
当两广和湖南的瑶族民众暴乱时，朝廷上下一片喊打声，因为王阳明比较能打，所以他被指定为“打手”，出任两广巡抚。但王阳明认为，瑶族的暴乱是民族歧视的结果，一味征剿不是善策，他不想要眼前这个立功机会，因为“良知”告诉他，“欲杀数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因此向朝廷建议改剿为抚，他说：“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他还认为，“罢兵行抚则有十善”，“穷兵黩武则有十恶”。最后他的建议得到首肯。
此后，王阳明不断寻求跟暴动首领们和谈，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暴乱者终于决定走上王阳明给他们指出的“更生之路”，他们齐集南宁城下，向官军投降。王阳明发给他们“归顺牌”，一时间“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为了显示王法的威严，王阳明决定象征性地惩治暴动首领卢苏、王受——让他们穿着盔甲接受一百杀威棒。事前，他还不忘了做沟通工作，对卢、王二人说：你们扰害一方，牵动三省，若不惩罚，何以泄军民之愤？卢、王二人并无怨言，欣然接受了一百杀威棒。
于是，这场震动天下的民族纠纷，在“不折一矢，不戮一卒”的情况下，春风化雨般地解决了，“全活数万生灵”，取得了圆满结果。
王阳明以宽仁之策对待被迫揭竿而起的民众，但对怙恶不逡的惯匪却不姑息，实施毫不留情的打击。但在打击时，他并不一味求功，仍然一只眼睛看着国，一只眼睛看着民，考虑问题非常深远。例如，在清剿黔江、府江等八寨老匪时，依据惯例，应从外地调集“狼兵”会剿。但王阳明知道，明军纪律很坏，祸害有时重于土匪，因此民间有“土贼犹可，士兵杀我”的说法。因此，王阳明坚决不同意从外地调“狼兵”，他认为：调集远来的客兵，他们不肯为用，反倒百般求索，耗费地方资财，“欲借此以卫民，而反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贼，而反为我招一寇”。后来，他仅从地方调兵，并且组织民众自卫，实行村村联防，结果，未用大兵，只用当地力量就将八寨土匪剿平了，省时省力省钱粮，唯独王阳明自己不省心，真可谓呕心沥血，为国为民立远谋。
跟王阳明学绝学：王阳明为官，无心于自己的功劳，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他办的事往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少留下后遗症。所以他真的有资格说“诚于爱民者，不徒虚文之举；忠于谋国者，必有深长之思”，因为他能说到做到！
王阳明的用人之道
【王阳明语录】
用其所长，而不责其备；教其不及，而勿挠其权；兴廉激懦，祛弊惩奸。——《批各道巡历地方呈》
【语录精解】
运用他们的长处，而不求全责备；教导他们的短处，而不代行其权；鼓励廉洁者，激励怯懦者，防止弊端，惩治奸邪。
王阳明为官，建功甚多，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全靠下属齐心协办、忠勇多能，不是他一人的功劳。但他的部下为何多忠勇多能之士呢？那就是他用人的本事了！
王阳明用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是用尽其长而不求全责备，二是放手任权而不事必躬亲，三是倡导廉洁而惩治奸弊。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个领导者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就很难说了。王阳明为官，并没有用多少高深的道理和奇巧的方法，他只是按这些大家都懂的东西去做，就把官做得很好。
除上述三法外，王阳明在用人方面，还经常运用以下一些方法，都是大家都懂的，只是没有他用得好。
一是尊重贤才。
关于尊重贤才，五千年前的人都知道，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那是对贤才最大的尊重。王阳明怎样尊重贤才呢？他对那些德行好、真能干实事的人，绝不轻易放过，务要留之于任上。只不过他留用贤才的方式的不同，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例如，赣州知府邢珣“屡立战功”，后因家事和身体原因暂时去职，到了时间，王阳明便发函通知他复任：“苟有善可及民，何厌久于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视事。”
瑞州知府胡尧元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始以忠义，兴讨贼之功；继以刚果，著及民之政”，后因与上司不和，请求告病离职。王阳明心知离职不是他的本心，因此向其上司发文，不得批准他离职，文中说：“大抵能结矩者，必推己及人；当大任者，在动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旧尽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过激，欲抗弥卑，理苟不渝，虽屈匪辱。”此文含蓄地提醒胡尧元的上司：对下属要宽容。同时对胡尧元明责暗保，明确表示不准其离职。
江西提学佥事邵锐无意官场、执意离职，经按察使伍文定再三挽留，仍不改心意。王阳明心知强留不能，于是发文，一方面表示尊重其意愿，一方面却表露了“央求”之意：“求归者虽亦明哲保身，使皆洁身而去，则君臣之义或几乎息；挽留者虽以为国惜贤，使皆腼颜在位，则高尚之风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该司备行本官，再加酌量于去就之间，务求尽合于天理之至，必欲全身远害，则挂冠东门，亦遂听行所志。若犹眷顾宗国，未忍割情独往，且可见危受命，同舟共艰，稍须弘济，却遂初心，则临难之义，既无苟免于抢攘之日；而恬退之节，自可求伸于事定之余；兴言及此，中心怆切！”文中之意，等于将了邵锐一军：如果离职，那是为了“全身远害”；如果还有爱国心，那就应该打消念头，等“事定”之后再说。并且表示，自己对这件事“中心怆切”。邵锐见了此信，哪好意思再提辞职呢？
二是罢黜庸才。
人人都可以是人才，而且人人都以为自己是人才，但不同岗位对人才的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人才要在业绩中体现，只有拿出业绩，才是真正人才。王阳明对那些有罪的所谓“人才”固然会依法办理，对那些才不胜任、绩效不佳或责任心不强的庸才，也会罢黜，不让他们尸位素餐、营营私利。
例如，宁王朱宸濠谋反时，赣州卫舍人王鼐奉命带着公文去向朝廷奏报，他却“设计诈病，推托不前，显有通贼情弊”。宁王被擒后，他带着紧急公文赴京奏报，“却又迂道私赴太监张忠处捏报军中事情，几至酿成大变”。于是王阳明下令逮捕王鼐，审问罪状，依法惩处。
王阳明任两广巡抚时，当地各中下级官吏“往往辄因私事，弃职远出；或因上司经由，过为趋谄，越境送迎，往回动经旬月，上下相安，恬不为异”。对此现象，王阳明深感失望和愤懑，在公文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悻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是以荡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责可矣！”为了杜绝这种钻营谋私、荒废公事的行为，王阳明下令查革了大批不称职、不负责的官员，使当地的风气为之一清。
三是关心下属的利益。
在历史上，明朝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最为严厉，仅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惩处的贪官污吏不计其数，可能高达数十万人，仅勒令到朱元璋的老家“劳动改造”的官员便多达一万多人。后来的打击手段逐渐缓和，但仍可称为“酷烈”。正因为如此，大明朝的清官也比历朝都多。
王阳明并不反对打击贪官污吏，他本人就是一个清官，但他认为，光靠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官员的俸禄相当微薄，许多人沦为贪官，也是为生活所迫。王阳明看到了一问题，认为应该设法增加官员的收入，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当他出任两广巡抚时，开始着手增加官员的俸禄。他的《议处官吏禀俸》，首先说明了官吏俸禄低微的现状和“腐败”的情有可原：“照得近来所属各州、县、卫、所、仓、场等衙门，大小官吏以赃问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询其由，皆云家口众多，日给不足；俸资所限，本以凉薄，而近例减削，又复日甚；加有上下接应之费，出入供送之繁，穷窘困迫，计出无聊。中间亦有甘贫食苦刻励自守者，往往狼狈蓝缕，至于任满职革，债负缠结，不得去归其乡。夫贪墨不才，法律诚所难贷，而其情亦可矜悯！”
接着，王阳明指出，朝廷用人，应该考虑合理报酬，不要将官员逼到“必贪”之地：“夫忠信重禄，所以劝士，在昔任人，既富方谷，庶民在官，禄足代耕，此古今之通义也。朝廷赋禄百司，厚薄既有等级，要皆使各裕其资养，免其内顾，然后可望以尽心职业，责以廉耻节义。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于例所应得，又从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于必贪之地，而责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资，将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众乎？”
最后，王阳明要求讨论，如何在朝廷定制范围内，合理增加官吏们的收入，并且表明，“务要议处停当，呈来定夺施行”。
跟王阳明学绝学：王阳明适当增加官员的收入，仍不失为治本之法。
做官要有士大夫气节
【王阳明语录】
士大夫志行无惭，不因毁誉而有荣辱。君子出处有义，岂以人言而为去留？——《奖留佥事顾溱批呈》
【语录精解】
士大夫躬行志向，做事问心无愧，不因为赞誉而感到光荣，不因为毁谤而感到耻辱。君子行事，都依循正义，怎么会凭他人的议论而决定自己的去留呢？
“士大夫气节”，是中国历代儒士公认的一种美德。因为儒士入仕，是为了推行仁道、造福天下，不是为私利而做官，不是为名声而做官，不是为做官而做官。做不做官，要靠仁道能否实行，行就留，不行就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宁可做个江湖散人，也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
儒家老祖孔子为后辈弟子起了带头作用，他虽然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但并不急于功名，一旦发现“吾道不行”，抬腿就走，决不留恋；诸侯送他封地、财物，合于“礼”便收下，不合“礼”便坚拒不受，毫不动心。
但后辈弟子并不都像孔子这么有出息，只要有官做，爬在地上做狗都乐意；只要有钱赚，躲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做鬼都不在乎。
王阳明上追孔子，且是悟道之人，一生未失士大夫气节。没有官做时，他安心于讲学，沉醉在他的“心学”中，享受学、问、思、辨、行之乐。这并不表示他无意为官，毕竟他心怀救国救民之志，他的“心学”也需要一块更大的“实验田”。但没有机会时，他并不勉强，安心于力所能及之事。
王阳明官任巡抚时，曾在《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中，告诫下属各官“持身励志”：“藏器待时，但恐见用而无才，勿虑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锥，无不脱颖而出；毋谓上人不知，辄自颓靡，是乃自弃，非人弃汝矣。”此言与其说是告诫别人，不如说是他的真情独白。“藏器待时”，为未来准备着，静候脱颖而出的那一天。他相信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而且事实确实如此。他后来无论治政、治军，一上任便得心应手，可见他平时做了多少准备工夫。
王阳明真正为官、可以实践“心学”时，凡事做在“良知”上，“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计处”，一心为国为民谋。但真正是考验是他奉命“讨贼”时。当时江西民众起义，屡剿屡反，兵部尚书王琼器重王阳明之才，推荐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宁、赣州、汀州、漳州，负责征剿事宜。王阳明惊惶不安，因为他明知民众乃是官逼民反，他却带兵去杀戮他们，如何用“良知”解释呢？他思考了半个月，给皇帝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请求退休。他自称“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对现任的南京鸿胪寺卿一职尚且才不胜任，何况是担任巡抚重任呢？他认为“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应该让一个合适的人去担任此职。他还从孝道出发，表明祖母岑氏“今年九十有七”，临终前想见她一面，因此恳请辞职。
但皇帝下旨责备他：“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守仁因见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并且严命：“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
王阳明无奈，只好上任，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了，杀的人自然不少。文革时，有人认为王阳明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半生讲授“致良知”，虽然超凡脱俗，不以俗情论行迹，但一定不愿自己的名字跟“刽子手”联系在一起。不过，平心而论，王阳明的镇压行动，对起义的农民和无辜群众也许不是灾难而是幸运。明军有以人头计算功劳的习惯，官军“杀良冒功”是由来已久的恶习。假设换了一位主帅，杀的人只怕会血流成河。王阳明毕竟懂得“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对能不杀的人坚决不杀，可以和平解决就不轻用刀兵；能用地方军解决问题，就不用可能扰民的政府军。相比之下，他虽然杀了很多人，间接救活的人更多。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因功劳太大，嫉妒他的朝中大员很多，众口一词地掩盖他的功劳，并阻止他跟皇帝见面。王阳明本无意于此，乐得逍遥。他喜爱自然，常说“生平山水是课程”，与山水亲近是他一生的乐趣。当皇帝和权臣们刻意自我美化，抢夺平叛之功时，王阳明以高姿态，将功劳归于皇帝、朝臣及从军将士，自己却超然物外，忙里偷闲，游览九华山。兴之所至，他写了一首有趣的禅偈，被刻在东崖禅寺的岩壁上，偈文说：“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老虎，只履踏破巉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
此偈之意，戏称自己本宜为僧，不应行走俗世。有趣的是，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传说：当王阳明闲游九华山时，来到一座寺庙前，看见一扇房门紧锁，灰尘积得很厚，好像几十年没打开过的样了。王阳明心里一动，请庙里的和尚将门打开看一看。和尚说本寺有规矩，此门不能开。王阳明好奇心起，坚决要求开门一观。和尚只好照办。王阳明走进去，只见里面有一个坐化的老和尚，容颜如生，胸前挂着一块布，上面写了几句话：“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王阳明一看就傻住了，此时他正好五十岁，难道他就是此僧转世投胎吗？
不过，这个传说也许是后人根据王阳明的禅偈杜撰，作不得真。但王阳明的心性，确有几分高僧不染红尘的况味。他坦然宣称，“我亦爱山仍恋官”，但他的“恋官”，不是真“恋”，官位可以随时丢下，他真正丢不下的还是他热爱的国家和人民，丢不下还是他的为善之道。
跟王阳明学绝学：“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他用诗歌，抒发了他心体良知、诚正中和的士大夫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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