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为人，糊涂处世
【鬼谷子语录】
摩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索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索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窌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
【语录精解】
摩是揣摩内心情感的一种权术。内心情感与其外在表现，是揣情之术的主体。运用摩术有一定的法则，而且这一法则是在隐秘中进行。当初步揣摩时，必须有一定的目的，然后进行侦察刺探，其内部必然暗合呼应。内外既然相呼应，就会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所以稍加排除，就是所说的堵塞地窖、隐匿头绪、隐蔽实情，他人就无从知晓。这样，事业得以成功而又不会留下后患。
大凡历史上的名人能人，英雄豪杰，都常常是身怀绝技，但他们也都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的道理，所以要想赢得胜利，后发制人，都是深藏不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轻易地暴露和表现自己的才能。
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自以为是，他们为人处世以谦虚好学为荣。张扬从来都是他们的禁忌，而低调才是他们坚守的做人原则。他们常以自己的无知或不如人而惭愧，能够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向别人求教，丰富和完善自我是他们的目的。
1853年，太平军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是年年底，太平军进攻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难安。每当听到一个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会加重一分。他不愿清朝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又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纷纷告急，曾国藩接二连三地得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但曾国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围之法，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联看！”很显然，当时的曾国藩有着很大的压力。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并非有意惹得“龙颜大怒”，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他在书信中也向朋友提到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为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他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江忠源，湖南人士。道光年间，他与曾国藩相识。那时的江忠源仅是一位没有名气的举人，曾国藩却官居二品。然而曾国藩没有嫌弃他，反而与他交好。
1847年，江忠源曾招募了一些乡里的勇士，与青莲教起义军拼杀，稳定了社会治安。江忠源因此被授职为知县。
1851年，江忠源之父去世，他回家守孝。守孝期间，太平军揭竿而起。江忠源走出家门，带着乡勇南下，在桂林等地镇压太平军。在蓑衣渡，江忠源等人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杀死，因功于1853年升为二品官，接着又去安徽接任巡抚之位。此时的江忠源已今非昔比，他的官位已超出曾国藩。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的步伐并没有被清军阻挡住，他们很快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出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吴文镕和江忠源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他当然希望此二人能够保住性命，以便辅佐自己。可是，曾国藩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虽然掌握着一支军队，但军队的实力让他担忧。如果自己抛弃一切誓死去救二人结果又会如何？不仅救不了师友，还会损兵折将，苦心经营的军队变得伤痕累累。再加上曾国藩认为只有湘军是清政府最后的依靠，如果湘军也被消灭，他的抱负将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岂不是一纸空谈！
我国古代先贤很讲究“忍让”“克制”的美德。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荀子说：“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苏东坡也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兵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可见，一个人遇事沉着、冷静、忍让，这不但是一种美好的品德，而且也是通往成功之路的重要素质。
跟鬼谷子学绝学：古语有云：君子藏器于身，伺机而动。就是这个道理，在机会还没到来的时候，就慢慢积蓄力量，学会忍耐，糊涂处世，待时机成熟，就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
想钓大鱼，先做好饵
【鬼谷子语录】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用之，事无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
【语录精解】
隐秘的揣情之术在此处运用，而显著的表现却应在彼处，两相呼应，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成功了。古代那些善于揣情摩意的人，就像在深泽大湖垂钓的老翁，投饵藏钩，必能钓到大鱼。所以说，掌握了摩意术，主持国家政治、经济大事，日渐成功，但人们还不知不觉；主持国家军事大事，很快就要胜利了，敌人还蒙在鼓里，不知畏惧。
想成大业，干大事，就得忍住那些小欲望，或一时一事的干扰。说白了，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我们知道：经商可分短线投资和长线投资。当然，最大利润的回报源于后者！李嘉诚非常注重自己的投资策略，提出了在必要时刻“舍短取长”的观点，其最大的特点是：宁要大商人式的长线投资不要小商人的短线投资。这倒不是因为李嘉诚看不起小商人，而是因为他摸透投资回报的利润法则——“最大的财富一定是时间最久的投资”。因此他主张“放长线钓大鱼”式的经营战术。
奥地利Orange电讯公司（以下简称为“橙”）是和黄最为成功的投资典范之一。10年前，和黄注资5亿美元收购“橙”发展电讯事业，眼下“橙”已位居英国第三大电讯公司，同时为以色列、中国香港及澳大利亚提供电讯服务。现今，和黄通过出售部分电讯公司的股权取回全部投资成本，故此次的千亿港元交易全为投资利润。
有关收购消息传出后，长实系股价闻风而动。和黄收市报港币76.5元，升幅总达9%，连带其控股公司长江实业也获益匪浅，股价自3日前的58元升至今日收市的67.5元，飙升达1成以上。
和黄本是一家老牌英资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被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收购，组成长和系。在素有“超人”之称的李嘉诚领导之下，和黄致力业务多元化及国际化，迄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港口、电讯、地产、零售及制造、能源及基建五大核心业务在内的综合型跨国企业。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和黄奉行“继续扎根香港，但同时也不排除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的经营策略，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
1989年，和黄通过收购一家英国电讯公司，涉足英国电讯市场，但却出师不利，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当时和黄在英国推出的CT2电讯服务，名为RABBIT（兔子），由于只能打出，不能打入，较同期其他技术逊色，因此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其产品模拟式电话价格迅速下跌，“兔子”只好宣布死亡，和黄也身受重伤，为此撤账14.2亿港元。
其后，和黄又于1994年投资84亿元成立“橙”，推出个人通讯网络。起初也不被业界看好，唯恐是CT2的翻版，不料后来却渐渐被消费者接受，手提电话的销售不俗。1996年4月，“橙”在英国上市，随即成为金融时报指数100的成分股，打破最短日期成为成分股的纪录，同时也为和黄带来41亿港元的特殊盈利，并已收回全部投资。该股份至今虽未有盈利，但股价却比上市时提高了6成多，其市值也由当时的200多亿港元增至2000多亿港元。到1997年，“橙”的英国客户突破了100万，成为英国第三大流动电话商。1998年2月，和黄出售4.3%的“橙”股份，套现53亿港元；加上今次并购交易所得的220亿港元现金、220亿港元票据，以及650亿港元的德国电讯公司股票，估计和黄在这棵“橙”树上的回报已超过10倍以上。
卖“橙”的成功，是和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交易，引起海内外市场的轰动，也引来无数人的羡慕，大家都想知道和黄集团主席李嘉诚经商的秘诀。在卖“橙”的记者会上，李嘉诚讲的一句话或许能给人以启示。他说：电讯业务是未来集团的发展重点，他已知道5年后和黄要做什么。同时，李嘉诚之子、和黄集团副主席李泽钜也谈到，做生意的时间规限是五年、十年，不是一年、两年，长实（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有些项目也是七年才有收成。可以说，着眼于未来、善于把握趋势是和黄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和黄集团从事电讯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艰难。在投资英国电讯市场初期，由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受到海内外证券业的不断批评，甚至有人认为和黄在英国的这项业务到20世纪末都不会有收获。即使是经营“橙”，也是历经数年奋斗才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李嘉诚凭着对未来趋势的正确分析与把握，坚持不放弃。在市场普遍对该项业务不看好的时候，他曾经亲自出面澄清市场上的传言，表示将继续支持在英国的电讯业务。果然只用了几年时间，和黄集团便从“橙”身上取得惊人的回报。
这种放眼未来的作风，使李嘉诚的事业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屡次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
20世纪60年代靠经营塑胶花起家的他，在此行业仍如日中天时，毅然出售其业务，改为投资地产业，奠定了他成为巨富的基础。到了90年代中期，李嘉诚又是香港大地产商中最早认识到地产业暴利时代已经过去的人，他在不停地出售手上即将落成的住宅物业的同时，积极向海外电讯业发展。除投资英国外，和黄集团还向美国等国家的电讯市场进军。如1997年，和黄斥资24亿多港元，入股美国电讯公司WWC；1999年，和黄又宣布分拆以色列电讯在英美上市。
在完成出售“橙”交易以后，和黄集团持有德国最大电讯公司曼内斯曼10.2%的股权，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流动电话商，其在欧洲的电讯业务将通过该公司发展及经营。在有记者问到出售“橙”之后，和黄集团的环球电讯业务长期发展策略是否有变化时，李嘉诚说，该集团仍会继续进行有关投资，并对其他国家电讯业务感到兴趣。他并且表示，长实集团和和黄集团一定会参与高科技，而且可能与香港盈科数码动力合作。其中和黄正寻求发展电子商务，并可能于短期内将之分拆上市。此外，和黄集团的五大核心业务（基建、电讯、地产、进口及零售）表现良好，未来将会继续发展。
同时，这一场欧洲电讯界的收购战，令李嘉诚长和系的股票价值大幅飙升，李嘉诚的财富激增至687亿元。短短1个月，和记黄埔股价已升逾三成六。
跟鬼谷子学绝学：幸运成就不了常胜将军，真正的胜者是会做长线投资的。只看重眼前利益，热衷于短期投资的人永远只能做个朝不保夕的投机者。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切忌急功近利，不然最终会一事无成。
想做大事，先做小事
【鬼谷子语录】
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语录精解】
圣智之人都是在暗中运筹谋划，所以称作“神”；而立功于世上，被人所知，所以叫做“明”。所谓主持政治、经济大事一天比一天取得成效，就是积累德政，让人民安于德政环境中，日以为常而不知为什么获取了利益和好处；所谓主持军事大事很快就取得胜利，就是积累善行，人民自然跟从，却并不知道长久处在这种和平安定环境中的原因。因此，天下人才把这样的圣智之士称作“神明”。所谓主持军事大事很快就取得胜利，是说经常把战争消灭在萌芽状态，使国家不用花费资财，使人民不知不觉地顺服、不知不觉地畏惧，还不知道为什么顺服、为什么畏惧，因此，天下人就把使用摩意术的圣智之士称作“神明”。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并非一蹴而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道路。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治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谨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幸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实际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亲自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做湘军的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嘱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做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际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际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入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跟鬼谷子学绝学：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比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借助外力，最终成功
【鬼谷子语录】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语录精解】
在实施“摩意术”时，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用平和态度的，有用正义责难的；有用讨好方式的，有用愤怒激将的；有用名声威吓的，有用行为逼迫的；有用廉洁感化的，有用信义说服的；有用利害诱惑的，有用谦卑套取的。平和就是安静，正义就是刚直，娱乐就是喜悦，愤怒就是激动，名望就是声誉，行为就是实施，廉洁就是清明，利益就是需求，谦卑就是谄媚。所以说圣人善用的“摩意术”，平常人也可以运用。然而，有的人运用未能成功，那是因为他们运用不得法。
无论做何种事业，选择帮手很重要。帮手选得好，事业成功的把握就大，而一旦用人不当，后果常常不堪设想——用错一个人，往往会坏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整个江山。
“本事越是大的人，越要人照应。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只有叫花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不大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有伙计。胡先生的手面你是知道的，他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这番话是“小和尚”陈世龙对阿珠父亲老张说的。老张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老实人，以前因为有和胡雪岩结亲戚的打算，因此接受胡雪岩的建议回湖州来开丝行。后来胡雪岩觉得娶阿珠做“小”不妥，便用计撮合了阿珠和陈世龙的一段姻缘。因为这个原因，老张觉得再受胡雪岩的照应也不妥，便想打退堂鼓，陈世龙为开导老张便说了上面这段话。
陈世龙的话，既是在启发劝解老张，也说出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最深刻的原因，即要有人帮忙，要有人照应。当然，一个人要立身于社会，不管是在官场、商场，还是在别的什么“场”，都少不了要靠自己的才识、能力。所谓才识，无非就是搜集信息、正确决策的能力，就是能见人所未见、准确判断的能力，就是巧妙运用一切有利因素、制订出合理计划并付诸行动的能力。没有这些，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但当这些自身条件都具备之后，外界的所谓靠山、人缘，也能给自己带来成功的帮手，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没有人帮助、照应，真正是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
事业鼎盛时期，胡雪岩的钱庄遍设杭州、宁波、上海、武汉、北京等地，典当行开了二十多家，胡雪岩自身还要兼理丝茧、军火生意，手下分号的用人自然成了头号问题。
比如王有龄自然是很会做官的，除了他自己会做官之外，没有别人的帮助，他也决不会成为后来浙江官场的红人。当初他只是一个落魄文人，没有功名，花钱买了个正八品的盐大使还是候补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官职还得有机会，这种机会又是那么渺茫。正当他穷途末路之时，比他小十岁、当时年仅二十的胡雪岩资助了他五百两银子，助他进京买了个候补的七品知县。王有龄得此资助进京，又巧遇外任江苏学政的何桂清。何桂清幼时家贫，曾受到王有龄父亲的照顾，于是向浙江巡抚黄宗汉推荐王有龄。而此时的黄宗汉因逼死布政使（藩司、藩台）椿寿而需何桂清替其掩盖责任，很快就任命王有龄为浙江海运局“坐办”，实际上主持工作。于是王有龄一下子便成了黄宗汉门前的红人。不用说，没有胡雪岩的帮助，没有何桂清的照应，或者黄宗汉根本不买何桂清的账，王有龄大概一生一世也只能以一介落魄书生客死杭州了。
王有龄后来的官运亨通，也是得自于胡雪岩这个帮手。刚一接手海运局坐办的差使，就遇到漕米解运的麻烦。漕运积弊已深，初改海运，事情千头万绪，而且势必触动漕帮利益，漕帮定然不肯将浙江粮食运往出海口，且部门重叠、政令不畅，官僚政客各自盘算自己的得失，海运一事难以很快实现，而朝廷却一再催促南粮北运，以解燃眉之急，加上王有龄刚刚踏进官场，人生地不熟，他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也正是在胡雪岩的出谋划策下，打破常规大胆地用就地买粮的办法，在上海附近买粮、就地出海，解决了浙江漕米迟迟运不出去的问题。具体运作也是胡雪岩凭着他的手腕，用金钱开路，用酒肉敲门，用各种办法收买、笼络官吏、漕帮首领、钱庄老板、粮商，在生意场上精于算计，诱之以利，从而使海运一事顺利实现，也使王有龄初战告捷，巩固了他在官场的地位，他也很快升为湖州知府。
不用说，“小和尚”认为胡雪岩本事再大也要有人照应，自然也是事实。实际上，在胡雪岩走向“红顶商人”辉煌顶点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像王有龄、左宗棠、古应春、尤五、郁四、刘庆生乃至如张胖子、刘不才、“小和尚”这些人的帮忙、照应，他确实是“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本事越大的人，越要人照应。”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浅显的道理。越是简单浅显的道理，也越是至理。因此本事越大的人，也越要牢牢记住这个道理。
所以，“用人”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走着螺旋式的道路。孟尝君能用“鸡鸣狗盗”之徒，逃生秦国，躲过杀身之祸；楚怀王不能用人，听信奸佞之言，终于客死秦国。楚霸王不能用人，虽有万人不敌之勇，但还是酿成乌江自刎的悲剧；刘邦能用人，文有萧何，武有韩信，最后当了高祖皇帝。曹孟德能用人，削平中原；袁绍不能用人，有官渡之惨败。唐太宗能用人，成贞观之治；唐明皇用人不当，造成安史之乱……能不能用人，大则国家兴亡，小则个人成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王有龄靠着运气，得到胡雪岩的资助，进京买个官职。又靠着与江苏学政何桂清的关系，得到浙江巡抚黄宗汉的任用，得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实缺，真正做起官来。但这个浙江海运局“坐办”的官差，实在难以料理：要把浙江应征的十几万石粮食运出浙江，由于运河交通不畅，官府之间互相推诿设卡，运粮一事难以近期完成。王有龄充分任用足智多谋的胡雪岩，靠着胡雪岩的大胆策划、周密部署、多方打点奔走，由海运局出面担保，钱庄垫钱、漕帮卖粮以充漕粮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这个计划的设想由胡雪岩提出，各个细节由胡雪岩推敲，各个环节也主要由胡雪岩去沟通。事情做得巧妙顺利，各方皆大欢喜。王有龄的成功，没有胡雪岩的鼎力相助，无论如何是得不到的。
跟鬼谷子学绝学：做生意跟同行对手竞争，竞争到最后就是拼人脉。利用自己的人脉来为自己的生意铺路，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说，人脉最重要，做生意就如同下一盘棋，只有全局把握好，最终才能把生意做大、做强。
处世之方，谨慎为妙
【鬼谷子语录】
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
【语录精解】
因此，谋划策略，最困难的就是周到缜密；进行游说，最困难的就是让对方全部听从自己的说辞；办理事情，最困难的就是一定成功。这三个方面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说谋划必须周到缜密，游说要选择与自己观点相通的对象，所以说结交朋友要亲密无间。要想使所主持之事取得成功，必须要合乎天数即自然规律，所以说“天道、术数与天时相配合才可以保证成功”。进行游说的人必须使自己的说辞合于情理，所以说：“情意相合才能够被人听从”。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曾国藩的护身之道由此可见。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词，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不能影响到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旋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1856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章儿子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晶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李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郭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曾国藩咸丰二年（1852年）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1860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而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奕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召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1862年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宫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
“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但奕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的变化早已随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咸丰十年（1860年）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跟鬼谷子学绝学：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如果要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不小心谨慎。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
掌握方向，顺势而为
【鬼谷子语录】
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事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化成。
【语录精解】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归属各自的种类，抱着柴去救火，干燥的部分先烧着；平地上注水，低洼的地方先湿。这些都是与事物的性质相适应的。以此类推，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的。这就是内符与外摩相适应的道理。所以说：“按着事物的不同特性来实行摩意术，哪有不发生反应的呢？”根据被游说者的欲望而施行摩意术，哪有不听从游说的呢？所以说：“只有圣人能实行揣摩之术。”大凡通晓机妙的人都会把握好时机，有成绩也不居功，天长日久一定会取得成功。
胡雪岩在经营过程中，非常注重圆的作用。同样，他也十分注意维护别人的面子。他认为，大家的关系是每个人共同合作形成的。一个人的信誉破坏了，对大家都不利。所以他坚持给人台阶、把事做圆满的原则。
胡雪岩出道之初，就显出这种气度。王有龄用胡雪岩捐助的五百两银子捐官成功后，回到杭州，得知胡雪岩为此丢了饭碗，落魄不堪，他当时就要还上信和钱庄的五百两银子，为胡雪岩洗刷恶名。他弄清了借据的内容，利息算法，立即就在海运局支出六百两银子，要去了了这笔账。他穿上官服，吩咐跟班备轿，让人准备鸣锣喝道，要和胡雪岩一同前往。按他的想法，自然是要以自己的威风，为胡雪岩扬一扬名，顺便也替他出一口恶气。
但胡雪岩却拒绝了。他并没有得理不饶人，而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不去的理由很简单，信和钱庄的“大伙”就是当初将他开除出信和的张胖子。如果此时他和王有龄一同前往，势必让张胖子非常尴尬，大失面子。而如此张扬出去，传扬开来，张胖子在同行、在东家面前的面子也没有了。这是胡雪岩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不仅不与王有龄同去，而且还叮嘱王有龄捧信的几句，也不要告诉他们他已经见到了胡雪岩。这使王有龄对他的做法不禁赞叹道：“此人居心仁厚，至少手段漂亮。换了另一个人，像这样可以扬眉吐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弃？而他居然愿意委屈自己，保全别人的面子，好宽的度量！”
王有龄理解了胡雪岩的用心，单独去还这笔借款时，也做得漂亮。他特意换上便服，也不要鸣锣开道，且将官轿换成一顶小轿到了信和。由于信和当初就将这笔五百两银子的单子当作一笔收不回来的死账，因此他们也没把胡雪岩代王有龄写的借据当一回事，不知随便扔到哪里去了，此时王有龄来还钱，居然找不到凭条。钱庄张胖子将此情况据实相告之后，王有龄不仅没有为难他，而且二话没说，拿出该还的连本带息550两银子，只要求对方写个已经还清的笔据，至于原来的借据，以后找到，销毁就是了。
这一出了清旧账的戏确实“演”得漂亮。正像王有龄所想的那样，胡雪岩本来就受了冤枉，且不仅为此丢了面子，而且丢了饭碗以致落魄潦倒到给人打零工维持生计。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洗刷恶名了，换上另外一个人，估计真的不会白白放过这次为自己挣回面子，让自己扬眉吐气的机会。但胡雪岩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保全别人的面子，难怪王有龄会打心眼里佩服他：“好宽的度量！”
商场上保全别人的面子，也是在保全自己的面子。其实，如果胡雪岩在还钱时真像王有龄起先准备的那样，为了自己的扬眉吐气而使张胖子下不了台，别的不说，他至少不会让王有龄看到他的居心仁厚和“好宽的度量”。更重要的，为别人留一条退路，也是为自己开一条出路，所谓“饶人一条路，伤人一堵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别的不说，这一次为张胖子保全了面子，就使张胖子对胡雪岩不胜佩服，在其后胡雪岩创业过程中，真心实意以自己掌管的钱庄的力量，为胡雪岩解决了不少的难题，比如为海运局垫付漕米款项，比如出面为漕帮做保向“三大”钱庄借款以使漕帮渡过难关……
归根结底，胡雪岩不凡的气度及笼络人才的手腕，都归因于他有超过常人的度量。有了这样的度量，才能不结怨仇，反收人心。所以，回顾胡雪岩的成功历程，气量实在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
跟鬼谷子学绝学：不管是和人交往，还是做某件事情，都应该明白对方心里想要的是什么，所做的事情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和别人的交往中占据主动权，把事情的发展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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