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夕张学良的一次谈话
李济川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发动了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次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具体贯彻。始而他们以中村大尉事件等为借口，用外交手段对东北当局进行压迫。那时，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代理长官张作相亦在锦州小岭子私邸为伊父治丧。沈阳主持外交的只有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外交特派员王镜寰（字明宇）。在事变的头些天，就盛传日本帝国主义要实行武装占领，他们在军事方面做了布置，除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外，对在乡军人，也发给了武器，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九月十四日突接张作相电，要我速去锦州，面商要事。我当天到锦州小岭子张作相公馆。张说：上次参谋长荣臻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他，东北外交和军事都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行动。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臧主席（式毅）和荣参谋长想如何办理呢？”我答以没有头绪。并告以多门师团的部队开到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要我马上去北平，按照他的意思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我当即辞出，下午四点钟去车站。
次日八时到北平。下车后，直赴协和医院。时张学良患重伤寒，在该院休养，住东北角地下室内，由侍卫副官长谭海引入。张问我沈阳情况怎样。我说：“东北目前局势严重，究竟如何处理？我受辅帅的指示，来向副司令请命。”张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前几天荣参谋长来，我已告诉他，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可向辅帅说。微末事情，咱们可以相机办理。”又说：“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我说：“今天的紧急情况，还不知怎样处理？”张说：“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由东京回来，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你赶紧回去吧！”
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
洪 钫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办公，现将我当时所知关于张学良在事变时的情况，追记于下。
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彼时日本图谋东北的阴谋，已很为显露，其见之于积极行动的，有增兵朝鲜，满洲改置常驻师团，更换南满铁路公司正副总裁与朝鲜总督等等。同时，石友三在华北叛变和阎锡山突然由大连返晋，也都是与日本有勾结的。九月十二日，张学良曾接国民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九月十八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携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41]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42]，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九月十一日由沈来平），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随后，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惟德、陈箓、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两次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二十三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在这个时候，平市各界人民、东北籍旅平学生以及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都要求与敌人作战，群情激昂。张学良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们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他又召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们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二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乎？矛盾丛生。而在军事上的布置，外须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内又无东北军作战的整个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只有把一切幻想寄托于国际联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措置情况。
不抵抗政策与张学良将军
孙德沛
一九三〇年八月，我曾任黑龙江省依兰镇守使兼步兵第九旅旅长李杜将军的上尉参谋。后到吉林省督办公署卫队团（步兵三十四团），在冯占海的手下，当了卫队团军士连的少校连长，主持全团军士和优秀上等兵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并兼任冯的机要秘书。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终于打响了侵略我国的第一枪，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十九日拂晓，吉林省督办公署即得到了情报。但是，因督办张作相回原籍辽宁省义县老家奔父丧，督办署内群龙无首，没有人根据这突然变化的局势来主持召开会议，共同磋商、研究相应的办法和措施。
九月二十日下午六点钟，我照例来到冯宅请示机宜。刚一进门，冯即形色匆忙地对我说：“接张学良将军打给督办的急电，内容我不大懂……”说到这，他站起来打开卷柜，拿出一蓝色电报夹子。我立刻闪过一个念头，肯定发生了不可告人的大事，事关重要。因为我知道，根据团部规定：白色为一般电报，红色为重要电报，而蓝色则是机密电报。我接过这机密电报，豁然映入我眼帘的是这么三十五个字：
特急 吉督署张督办
奉密电令 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
准衅自我开 特令遵照
张学良 北平
张学良将军的这份紧急电报，所谓“奉密电令”，就是蒋介石打给张学良将军的电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但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九三五年，陆军第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率部在河北省高邑、宁津、柏乡等八个县整编训练。同年八月，蒋介石电令东北军少校以上军官，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庐山军官团第二期受为时一个月的训练（九月一日到三十日）。我们下火车，就受到驻在该地的副总司令官张学良将军的欢迎和款待。我们这些东北军的军官由老家转战各地，已有四年没有看见张学良将军了。此刻，即将晤面，都很高兴。
宴会那天，我们早起整容束装，来到徐家棚总部，东北军第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二、六十七等五个军的上校以上军官共二十人前后到达。他们是：中将军长王以哲、周福成、冯占海；少将师长缪澂流、牟中珩、常思多、霍守义、王秉钺；少将旅长荣子恒、黄德兴、邱立亭、王锡山、赵维斌；上校师参谋长方淑洪、蒲贵麟；上校团长宋光第、张廉春、熊飞、范广禄；师上校参谋处长孙德沛。
张学良将军携幕僚来到宴会厅。随员有少将副官处长谭海、上校秘书处长苗剑秋等人。张身着黄色军装，佩上将军衔，精神抖擞，红光满面。
按照惯例，正式宴会开始之前要干杯的。杯里的酒，先由副官按主宾席位依次斟满。可今天副官不仅没有斟酒，而且连酒瓶子的盖也没打开。大家都有点不解其中意。这时张学良将军发表了即席讲话：
“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称我为‘不抵抗将军’，我蒙受如此不白的耻辱。我为什么不抵抗？苦衷难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的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当时我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援无继，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
“你们到庐山受训，路经汉口，我设宴款待，略尽东道主之谊。席上虽备名酒，但今天你们不能喝。我们要效法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我将此酒赠送你们每人两瓶，请带回妥善保存。等待时机，汉卿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那时用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以洗强加在我头上的‘不抵抗将军’的耻辱，以谢国人……”
张学良将军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在座的军官，皆来自辽、吉、黑三省，背井离乡，转战长城内外，怀念家乡父老，倍感骨肉分离之苦，莫不动容，也都流下了热泪。宴会大厅气氛悲愤而又沉闷。这时，冯占海将军为了缓和这种气氛，急中生智，叫我站起来致答词。我即受命站起，举手说：“报告老师、各位长官、各位同学，大家都不要哭了。古语说：大丈夫泪不轻弹。我们要牢记副司令官的教诲，追随副司令披甲执戈，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消灭日本侵略者，以期举杯祝贺，痛饮于鸭绿江边，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当年张学良将军赠给我的两瓶酒，我由汉口带到庐山，又由庐山带回河北高邑。令人遗憾而又感到内疚的是，这两瓶酒在我招待客人时喝了，追悔莫及。假如我把这两瓶酒保存到今天，我一定要斟满这珍贵的酒，高高举起，遥对台湾一饮而尽，祝福我的老师——张学良将军健康长寿。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张学良
卢广绩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各界爱国人士如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就先后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爱国组织。这些组织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唤起群众的觉醒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继续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杜重远、阎宝航、车向忱等爱国人士先后到达北平。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43]，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东北各界爱国人士以及在平的东北青年学生五百余人，集聚在奉天会馆（在旧刑部大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大家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蒋介石不抵抗，我们应该表明态度，特别是我们东北人民，不应缄默。大家一致要求成立抗日救国组织。于是便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十一人，由执委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九人。
由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一些同事对张颇为不满。所以成立救国会事先并没有向张请示，但张也未加阻拦。因为当时救国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是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和其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与张有较深的关系，我们到北平后，张对我们在生活上还有所照顾，他成立的“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还聘请我们为委员，并每人每月发给一百元的生活费。同时，我们对张当时的处境也有所了解，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时有流露。特别是救国会的成立，以及当他听到辽宁各地人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锦西民团消灭古贺联队的消息，也表示深受鼓舞和教育。因此我们对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没做更多的指责。可以看出，张学良虽然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实际上对我们的抗日工作，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在救国会活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由张学良支持和批准，经边业银行经理韦梦令出面，在北平市发行了爱国奖券，仅这一项，每月即可解决经费二万余元。又如救国会与辽宁各地义勇军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抗日将领的联系和支援等工作，他都给予积极的配合。当年救国会曾先后三次派黄宇宙去沈阳、抚顺、清原、新宾、海龙、抚松、长白、临江、宽甸、桓仁等县和唐聚伍等各地的抗日队伍进行联系和慰问，派车向忱去黑龙江会见马占山将军，除拿救国会的介绍信件外，同时也携带了张学良将军的“手谕”，这对救国会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因为张过去是东北军政界最高领导人，各方面还是很尊重他并听从他的指挥的。辽南义勇军司令李纯华曾来北平请求军火，张慨然给予解决，这为辽南义勇军在关门山战斗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张学良为了保证救国会领导的安全，还允许救国会成立一个有二十多人的警卫班，并发给武器。救国会负责人外出时，都有警卫人员进行保护。当然，不愉快的事情也曾发生过。如有一次我们去见张学良将军，当谈到政府不抵抗、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时，阎宝航一时激动，对张有所指责，这使张学良将军很恼火，他大声嚷道：“我不抵抗，我不爱国，我可以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但为此事张事后还特向阎宝航表示过歉意。
九一八事变后，不仅东北各地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而且各地的警察、保安队、民团等地方武装，也主动起来进行抗日活动。救国会成立后，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派人到北平请求支援。救国会也不断派人和他们联系，并把他们组成各路抗日义勇军。最多时有五十二路，人数达几十万。由救国会委任的各路司令，有五十多人。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以后又把各路义勇军划分为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四个军区，每个军区相当于一个军团；各军区负责人如下：
辽东军区，即第三军团：主要负责人是唐聚伍，司令有郭景珊、张宗周、李春润等。
辽西军区，即第一军团；主要负责人有熊飞、彭振国。
当时有一个汉奸名叫凌印清，日本委他为伪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并派仓岗繁少将等十几个日本人做凌的顾问，帮助他组织十八个师的伪军，在盘山一带与抗日义勇军为敌。这时熊飞[44]曾亲自去策动凌的部下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等人反正。经过熊的工作，项、张受到教育，立即反正，并把汉奸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全部抓起来杀掉。熊飞到北平汇报后，张学良将军当即拨现洋五万元，以资助义勇军。以后日本又利用张学成（张学良的叔伯弟弟）为伪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在黑山一带为非作歹。张学良痛恨张学成当了日本汉奸，立即派熊飞带义勇军进剿，把张学成捕杀。以后盘山、营口、台安一带的抗日武装陆续被组织起来，划归第二军团。
辽南军区，即第二军团：名义是由王化一负责，因他是救国会军事组组长，故由李纯华以副司令代行职责。
李纯华曾到北平向救国会请求军火，他表示，只要能得到武器、弹药，就有力量在辽宁地方重创敌人。于是我们去面请张学良，他慨然拨给轻重机枪、弹药等十几吨。
辽北军区，即第四军团：主要负责人是高文彬，司令有贾明伦、鲍景华、韩色旺等。
各路义勇军在国难深重的时刻，均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张学良痛剿天津便衣队
姚东藩
日本驻屯军制造暴动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沈阳、长春和吉林。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于九月末移到锦州办公。军事由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主持，省政由兵工厂督办米春霖代理（当时臧式毅被日军拘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锦州收容并整编警察和公安队作抗日部署。驻在洮南、通辽等地的东北军，也集结在锦州附近，与当地驻军维持辽西一带地方秩序。
日军为了占领我关外的全部领土，“清除”东北残余的军政力量，于十月八日派飞机轰炸锦州，同时令汉奸凌印清以“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名义，招收辽西股匪，在后方进行骚扰。未几，凌为伪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等捕获，连同日人顾问就地枪决[45]。十月中旬，日军又派汉奸张海鹏率部沿洮昂路北进，以树立所谓黑龙江新政权，遭到马占山先遣部队阻击，掀起有名的嫩江桥抗战。十一月初，日军又唆使张学成代凌印清而起，在黑山县高山子倡乱。黄显声派公安骑兵总队进剿，一战即将张击毙。但日军的野心未死，仍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以其第八师团为主力，并从国内增调后续部队，企图向辽西大举进犯。
这时驻在关内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戴联玺等发出联名通电，向蒋介石请缨，出关收复失地。各部队官兵都表示了同仇敌忾、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为策应其关东军进攻辽西，牵制驻华北的东北军出关，乃在天津收买汉奸，组织便衣队制造暴乱。
当时天津市内的我方武装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一九三〇年秋，东北军入关后，以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河北省主席）的司令部驻天津市内。该军所属部队，步兵第八旅丁喜春部驻马厂；步兵第十旅刘翼飞部驻廊坊（后刘任察哈尔主席，该旅调到张家口）；步兵独立第十五旅姚东藩部驻天津市内，骑兵第一旅郭希鹏部驻大名。一九三一年夏，石友三变乱后，又以归万福麟所属的第二十九旅王永盛部驻天津县韩柳墅、杨柳青间；归于学忠指挥的炮兵第十四旅王和华部驻静海县城。后来由于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根据《辛丑条约》，向王树常提出天津市内中国不能驻军问题，同时也由于天津迤东地方不靖，独立第十五旅的主力移驻塘沽、大沽、军粮城间，仅留步兵一营改着警察服装驻天津市内河北曹家花园。日军组织便衣队发动暴乱的当时，我方在天津市内的军队，仅有军卫队营刘德裕部，独立第十五旅第六四四团之第一营丁喜刚部。此外，在市内的武装力量，则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保安总队，局长兼代理市长张学铭。总队长王一民所部二三千人。
连日击退便衣匪进犯
十一月八日，张学良接到日军利用汉奸扰乱天津市的情报，即和王树常、张学铭慎重计议，采取全面考虑、妥为处理的方针，严令天津市警察局负责痛剿，限期肃清。必要时令独立第十五旅协助。
便衣队在北宁路线和南市警察署区内先后发动暴乱时，张学良判断，这是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一将会有恶劣发展的事件。当夜十二时许，张用电话对我指示：“如果日军发动战争，你在大沽与天津两处，要不顾一切牺牲，支持七天，以待全军集结。”隔约两个钟头，他又来电话：“必要时王永盛、王和华两旅归你指挥。”我将这个指示转报王树常军长，得他的同意，即与军部参谋长刘家鸾拟定对天津市海光寺日兵营及日租界的歼灭战计划，以及阻击来自海上登陆敌人的攻防计划。拟出后，未奉指示。王永盛、王和华两旅的备战工作，亦未进行。
八日晚，便衣队来势极凶猛，但终不堪我保安队一击，不久即行溃逃。
九日午间，枪声时断时续，较为沉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借口我保安队追剿匪徒，逼近日本租界，击毙其退役军人少佐某，威胁其租界安全，危害其侨民利益，提出抗议。我省、市当局迁就日军的要求，乃令保安队后退距日租界三百米以外布防。
同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代理天津市长张学铭召见各国驻津领事，说明便衣匪徒暴乱情况，与我们的戡乱决心。此外，张学铭代市长还向日领事馆提出照会，大意是：匪徒凭借租界，扰乱天津，为维持市内治安、保卫各国侨民的安全，希予协助，以期早日肃清。
十日拂晓前又由日租界及海光寺等处，窜出大批便衣匪；到夜十二时后，战况最为激烈。
十一日，便衣匪犯南关下头、南开、兴华桥一带，情况极为严重。
十二日，天津成立戒严司令部，以张学铭任司令。发出布告，准许便衣匪徒悔过自新，不咎既往；并对携械投诚者定出重金赏格。
十三、十四两日，闸口、南关、美以美会等处战斗仍激烈。
十五日，日本领事馆要求河北省或天津市当局前往日本军部，与香椎浩平司令官会商津市治安问题。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指定张代市长前往，遂与日领约定该日午后五时由日领事田尻、后藤二人陪同。届时张代市长突患高血压和喘息病，不能履行约定，王树常主席即偕天津市警察局所属特一区主任宁向南及第二军部中校副官尚其英同行。宁为翻译，与日领同坐一部汽车，经英、法租界到日租界时，日领下车向哨兵说明来意，乃直抵海光寺。
香椎见王时态度极其傲慢，多端责难，一口咬定中国军队向日本兵营射击。正说话间，枪声很密，香椎说：“你听听，这不是你们的军队又野蛮地射击了吗？这种敌对行为是违反条约的。”王树常说：“这是在贵兵营附近发射的枪声。”香椎极不高兴地说：“要不是夜间，一定叫你看看你们的军队炮毁我的兵营建筑物。”他又以极轻蔑的语气说：“你是管不了你们军队的。”香椎不时离开会议室，致令王、宁诸人坐候很长时间。看情形田尻、后藤二人也有些焦急；最后由他们用恳求语意向香椎说：“未决问题可否定期再谈？”香椎又走出多时，回来后才对王略致歉意。
王、宁、尚三人和日领事一起离开日军兵营，回到张学铭宅。这次会议内容是：接受日本要求，消除敌对行为，拆除已退到距日租界三百米以外的防御工事，并在这区域内恢复平日警察岗哨。敌营无好会，王、宁每谈及这次军前会见，都感到是耻辱。
十六日，保安队被迫拆除在距日租界三百米以外的防御工事，恢复平日警察岗位。此后十天，在枪声断续，匪不进犯，我不越线搜剿，比较沉寂的情况下度过。
塘沽的日本兵营，驻屯步兵一个中队，约百余人，但它作为敌舰登陆桥头堡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日本海陆军自如活动情况下，很难断定敌人向我进攻的时间和企图。同时，我的警备区域又必须跨海河分兵大沽口。这样只以鲍钟林的步兵一团兵力防守，已感到捉襟见肘。至担任天津市内河北广大地区守备的金团，纵然尽量节约使用兵力，警卫各机关、工厂、局所和铁路线，已不能集中控制，作为天津方面总预备队的两个营的机动队伍，完成张副司令给的任务已成问题。
从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间，便衣匪队凭日本租界地及海光寺日军兵营，始而夜出蠢动，继则不分昼夜，强行窜犯。保安队昼夜迎击，各大队官兵亦有伤亡，以致兵员锐减。更由于当局屈从日军要求，保安队追剿便衣匪徒，须停止在距日租界三百米以外。这一来，防守感到很被动。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复借词我保安队在距日租界三百米外所设的防御工事仍威胁其兵营，并说成是对它的敌对行为，进一步要求将工事拆除，恢复平日岗位，以便于便衣匪徒任意活动。因而，南市警察署的各分所相继陷入匪手，保安队防守区域随之逐渐扩大，兵力薄弱，士气不免低落。张学良应公安局之请求，令将王永盛旅康景濂团开进市内。王树常为避免日军找借口，令康团拨出一营兵力，改换警察服装，越金钢桥参加巷战，和保安队集中兵力迎头痛击。匪徒遗弃尸体甚多，大败溃逃。从此形势立见好转。
二十六日午后八时，便衣匪队在日军机关枪掩护下，从海光寺兵营冲出，我警队予以痛击，形势又渐紧张。日本司令官香椎浩平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竟以十五厘米口径的重炮滥行轰击。炮弹落在河北省立师范学校与河北省政府院内。炮弹皮上铸有“大正某年制造”的字样。在日军发射重炮的时候，我判断他们有出击的可能，即令康景濂团和金启明团，整装待命，准备应战。又以军卫队营为预备队，守备河北各要点。官兵咸具与天津共存亡的决心，坚持战斗，誓歼日军。这时日军司令部参谋三浦少佐不断以电话纠缠，反诬我省政府说：“你们背信，派军队过河，围攻我兵营。你们应对这种敌对行为的后果负责任。”当他们疯狂地发射重炮时，又抵赖说：“你们军队发炮打毁兵营，要负全面责任。”省政府日文秘书陈庆云回答说：“谁放射的重炮，你们也要调查调查，我们倒捡着铸有‘大正某年造’的十五厘米口径的重炮炮弹。这究竟是谁发射的？”日军参谋三浦支吾搪塞，不敢承认。
二十八日，我保安队总队部被迫从金汤桥右侧警察局撤至河北省政府院内。《大公报》馆原设在日租界，由于日军封锁的关系已停刊数日，这时移至法租界出刊。
周龙光到津交涉与事件结束
由日本豢养的大小汉奸们，直接间接地和住在天津各租界尤其是日本租界内的所谓“耆绅”之流，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当便衣匪被保安队打得落花流水时，“耆绅”们唱出：“如果张汉卿能够让省、市当局升升官（即撤换的意思），这场风波是可以平息的。”他们都是日本领事馆的代言人，显然把这场变乱事件，说成是汉奸对省、市当局不满，要想换换庄坐，谋求一官半职。
张学良微有所闻，即嘱王树翰来津，听取各方意见。“耆老”华世奎等提出更换省、市当局的建议。王树常、张学铭表示同进同退。王树翰未将全部情况向张汇报。张正待南京复示，因而北平对便衣队问题的处理，没有及时地、明确地表示。香椎认为丢了他“大日本皇军”的颜面，发出无理声明（见《大公报》），大意是：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尽力协助中国，议定正当解决办法；而中国方面背信，长期影响各国在津的商务进展和侨民安全。大日本军司令官是各国驻津军队的值年者，有责任、有权力使用自卫权。并声称中国当局以剿办乱匪为名，对日本驻屯军和租界地采取严重的敌对行为，必须予以严惩。
从二十七日起，日本租界地宣布正式戒严。便衣队复大举进犯，日军连续发射重炮和重机关枪助战。
二十八日南京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重光葵，抗议日军炮轰、枪杀天津和平居民的非法暴行。同日，南京指示北平当局就近派员与日军交涉，一切均可商量。张学良派参议周龙光[46]来津，与日本领事馆洽商天津治安问题。日方以我坚决镇压未得大逞，乃提出惩处河北省和天津市当局要求，以便借机下台阶。
同日，王树翰又奉派到天津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张学良得到周龙光和王树翰的报告，即打电话申斥王树常说：“你不听话，前些日子不应该去日本兵营。”又质问说：“天津绅士们的意见，你和维宙（王树翰的别名）为什么不据实告诉我？”并说：“我原意叫西卿（学铭别名）带军队，你是知道的，这都怨李石曾撺掇，叫他代市长。告诉他（指学铭）即日辞去本兼职务。你看警察局长谁合适，就叫谁接事。”王树常唯唯。将近一个月的日本便衣队暴乱，遂以张代市长的去职而告结束。
长城抗战前的热河形势
赵 毅
张学良对汤玉麟的态度
一九三二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巩固其在满洲的伪政权，进一步向华北扩张，主要矛头指向热河。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外号汤大虎）是张作霖的老伙伴，在东北军中，素以骄横跋扈著称。一九二六年郭松龄反奉后，汤由辽宁省东边镇守使[47]升任本职，带步兵一旅到热河。到任未久，就大肆扩编队伍，并命其二儿子汤佐辅为财政厅长，大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长，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以充军饷为名，借饱私囊。九一八事变后，汤家父子（时号汤家老少三虎）已知其统治热河的寿命不会太长，更变本加厉地对地方搜括，将热河造成了人间地狱。这时，张学良鉴于热河关系重要，汤玉麟已难当国防重任，有了撤换汤的动机，而南京政府正欲趁火打劫，派人去热；前任黑龙江省边防副司令万福麟也蓄谋得此地盘。张学良犹疑未决，征求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兼吉林主席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与汤玉麟有悠久历史关系，深知汤为人蛮横，绝难接受命令，又洞烛南京的阴谋，请张学良加以考虑，以致张学良未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事为汤玉麟所悉，大为愤懑，表示坚决反对，阴谋与伪满勾结（实际早已有所联系）。张作相得到消息，深恐因此造成东北团体的分裂，乃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初密派我代表他，到承德面向汤婉陈利害，进行劝解。张作相嘱咐我说：“汤六爷（指汤玉麟）脾气很坏，你可代表我劝劝他，并告诉他三点：第一，大元帅（指张作霖）领导我们几个人创立了东北家业，现在我们服从副司令（指张学良）就是服从先大元帅，也才算对得起死者；第二，叙帅（指张景惠）已上了贼船，千万不可再跟他走；第三，关于中日问题，要静观时局的演变，听候中央政府交涉。”当我向汤玉麟转达这些话后，汤接受了张作相的意见，才使这一情况得到缓和。汤曾表示：他是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失国家寸地。并说，张学良不配撤他，尤其对万福麟切齿痛恨。他当时的思想情况还是心怀携贰，摇摆不定，对抗战并无丝毫精神准备。
一九三二年底，在吉林省的义勇军冯占海等部，因李杜及马占山等大部已退到中、苏边境，陷于孤军奋斗，不堪敌伪军的压迫，遂突围退到热河。当时驻在北平的张作相闻讯后，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又派我到承德见汤玉麟，商洽冯占海部义勇军防地问题。我于二月初回到北平后，张学良听到我新由热河归来，立在顺承王府召见我，询问热河情况。我扼要报告热河现在已形成了一挂炮仗，一旦有事，只要一个炮仗响，整挂炮仗就噼噼啪啪地都燃起来了。他听了后点点头，立即让我去天津将热河情况详细告知张作相赶快想想办法。我将这种情形报告张作相后，张作相说：“他们都没有办法，我一个光杆子，又能出什么力呢？”接着张作相由天津被邀到平，对热河的问题磋商了几次，仍然没有结果。
张学良陪宋子文到热视察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军向山海关开始进攻。华北将领张学良、阎锡山等虽联名声言抵抗，可是不到几天工夫，驻在榆关的守军何柱国便于二月一日[48]奉令撤退。这就为日军进攻热河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分别集结兵力（约三个师团另一旅团）准备向热河进攻。
当时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痛愤日军的得寸进尺，纷纷向南京政府要求抵抗。南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不得不装出抗战的样子，宣言热河为北方的屏障，地居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并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带同陆大教官贾蓝田（东北籍）等数人到北平，协助作防御计划。杨杰到平不久，就向张作相透露了政府并无抗战决心，一切作为，全是欺骗的诡计。但是他说只要华北将领大家能携起手来，好好打一下，政府纵然不同意，到那时迫于全国广大人民的抗战情绪，也就不能不跟着干。事为蒋介石、何应钦所闻，对杨杰大为愤恨。
同时，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于二月十一日忽然北上，在平阴谋策划后，于十七日偕同张学良赴热河视察，借以敷衍舆论，树立其个人威信。当日同行赴热的，除随宋子文北来的上海资本家穆藕初、钱永铭及东北人士杜重远等外，还有张作相、朱庆澜、孙殿英（孙部已奉令入热）及张学良的随从人员。到达承德后，宋子文在热河省政府各界欢迎会上曾装腔作势地向热河守军将领等说：“日寇野心无已，欺侮我们太甚，你们只管打，子文敢断言中央必为诸君作后盾，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诸君打到天边，子文跟到天边，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因宋子文不能讲地方话，是由杜重远翻译的）。”洋宰相一席豪言壮语，就算决定了热河的抗战大计。他在承德停留一日，即同张学良等返回北平，悄然溜回南京了。宋子文此行目的，据杜重远密谈，宋年富力强，别具野心，他来热视察，系利用张学良，借抗战之名，增加其政治上的威望，纯是为他自己打算，并无真正抗日的准备和决心。
当宋子文二月十一日抵北平后与张学良密议对热河抗战，曾作了初步决定。军事部署是成立两个集团军，每集团军各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指挥东北军的主力和黑龙江两个旅，万福麟担任一个军团长（另两个军团当时未成立）；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一个军团（并未成立），指挥的部队是孙殿英一个军团（实际是孙的一个军），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冯占海新编的六十三军及各义勇军，后增加张廷枢（张作相的儿子）的第十二旅，并规定由山西阎锡山拨两个骑兵旅（一兵未派）。两集团军作战地境线的划分是：由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迤南归第一集团军，迤北归第二集团军。
这样重大的军事决定，事前张作相并无所知。十六日宋子文、张学良由承德临回北平之前，张学良才匆忙地告知张作相，嘱其暂留承德一宿，与汤玉麟协商作战计划（张作相为人浑厚，硬着头皮接受指示）。当晚与汤在热河省政府举行一次军事会议，会开到夜半毫无结果而散。
张学良在热河战事中
王化一
一九三三年一月前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之下，东北义勇军的情况愈趋不利。
这时热河情况也越来越紧张，敌人暂时放松山海关而对热河采取攻势。张学良于一月二十四日在南京和蒋介石见面，旋即秘密回平。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和张学良的一逼，不得不应付一下，因遣宋子文北来，编组两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宋哲元，第二方面军张作相[49]，宋子文的税警团由温应星率领也北上参战。二月二日晚八时，朱庆澜（后援会）、张作相（第二方面军）、王以哲（军分会）、王化一（救国会）同往见张学良，商讨热河军权统一，义勇军指挥权移交军分会和如何进行后援工作各问题，深夜始散。张学良当时很兴奋，一洗往日消极情绪。
二月十一日，宋子文到北平，连日和张学良会商。十六日午后四时由上海平津各界人士、各团体在外交大楼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张伯芩任主席，黄炎培报告成立的意义和组织办法，以及人选等问题。宋、张两人在会上都初次正式发表抗战言论，希望全国一致，共赴国难。会后商定共同赴热，推动汤玉麟抗战并实地视察情况。
我当时是救国会军事部长[50]兼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因此救国会、后援会两团体决定派我赴热河一行，慰问、补充到达的部队和视察热河实际情况。午后四点抵承德郊外，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等也于六时到达。
二月十八日宋、张、汤等会谈后，汤玉麟于午间举行盛大宴会，席上宋、张发言和十六日在平的谈话大致相似，不过多加些鼓励汤玉麟的话，汤的简单答词是事先准备好的，照稿一念。饭后全体摄影，下午宋、张即行返平。
开鲁失守后，我即刻返回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实际情形，请火速增援，并展开全面抗战。于二十八日我向张详陈在热所见所闻及凌源开会的意见，肯定汤玉麟支持不了，前线兵力单薄，应火急做准备，并应当由山海关出击，和在热西布防以防敌人趋林西、经棚、多伦而袭击察哈尔。张说东北军陆续开往前线，中央业已派来增援部队，他命我催促张作相立即出发。即晚会见张作相，研讨一下前方情况，他决定夜里即动身。
我向救国会、后援会负责同志汇报了情况，张学良拨给我一部分警卫用的枪械，于三月三日晨冒大雪再度出发。几天里前方情形已发生重大变化，沿途由热河不断地逃来官吏眷属和难民。
敌人攻下朝阳后（董福亭旅在朝阳抵抗甚力，是汤部较好的将领），以少数快速部队，长驱直进。汤、万两部，望风奔溃，再不严肃军纪，将有土崩瓦解之势。我一再将情况向张学良报告：“平津的安危，东北军整个的命运，热河关系最大。万福麟谎报军情，逃入喜峰口，汤玉麟不战而退，遁往滦平，华北局势，危殆万分，非杀一二统兵大员，不足以维持军纪。对于汤、万，必须给以严厉处置，以平民愤，以振颓风。我根据救国会同志们的意见，如果汤来，我先杀汤，杀错了你再杀我。”张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你不要冒失搞出乱子来。”晚四点以后汤由滦平来电话，求转达张学良，要来古北口转回北平。我转告张，张说制止他回平，叫他带队反攻，如果不听命令，即以军法从事。入夜，张又来电话，说：“汤如一定要来北平，放他进来好了，即按着你的意见处理，我派人送一个密令来，务必审慎。”我命随来人员即做准备。随来的第二军团几位义勇军司令和他们的警卫，都是转战辽南的有名好汉，缜密计划一下，相信足以制服这个穷凶极恶残害人民临阵脱逃的汤大虎。因为张廷枢部属在古北口外截夺了汤的驼运队，逃回去的人向汤报告，又因张学良有命令叫他带队反攻，他感到回北平来凶多吉少，就转赴安匠屯，并撤走了他在小红石砬布置的五百多名军队，同孙殿英会合西走。张学良于七日派王以哲来古北口，携来处置汤的密令，嘱我严守秘密不得泄露。事后据万福麟的宣传部长杜超杰说，万在退入喜峰口后电张学良要求回北平一行，张气愤地说：“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因此万一时不敢回平。张当时确想杀一儆百，振作一下。
万逃汤跑，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倘敌人由承德乘胜追击，轻骑疾进，在这无阻拦的道路上一日夜可直捣北平。我请张学良火急布置古北口防务，以备突袭。张在电话中叫我传达，命张廷枢做古北口警备司令，因为这时到古北口的只有他的一个团（据赵毅同志说在此前张已任命他做古北口警备司令）。来电话时张廷枢即在电话旁边，我叫他直接接电话他不接，由我来回传话，无论张学良怎样说他也不肯担任警备司令。张于是叫我临时负责古北口警备事宜，他马上就正式派人接替，并命第七旅听我指挥，立即催在密云的王志军团开赴口外。三月四日早四点王团到达青石梁、小黄土梁布防（在口外五十多里），赵镇藩团随后亦即开到，即时到右翼黑石峪布防。左翼白马关由张廷枢派一个团前去。第七旅官兵开赴前线时慷慨激昂，斗志甚坚。隔日第七旅旅长张政枋刚出病院即赶来前方。北平救国会负责同志重视这一任务，动员全部力量，同军分会、后援会密切联系，支援古北口的防御，送来地雷和食物及慰劳品甚多。张学良知道我对军事是外行，由电话中指示机宜。
长城沿线将和日军展开激战时，我八日晨冒雪到平，即赴顺承王府，张尚未起床，就卧室中汇报前方情况。张赠给我平日自用的左轮手枪，以示慰劳。他说“蒋委员长业已到保定，约我即往晤谈，我拟请集中兵力，同敌人一拼，如蒋不同意，我即辞职出国。”并说“南京方面对我们散布了很多破坏的谣言”，他促我仍回古北口。
保定之会迫使张学良下野。蒋介石就这样借着热河战争，结束了张学良统治华北的局面，然后派来了何应钦、黄郛签订《塘沽协定》卖国条款，抽回对外兵力到江西去对共产党进行第五次“围剿”。
逼张下野是蒋的既定方针
黄绍竑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月六日，日本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绥中沿北宁铁道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峰进攻；（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一九三〇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蒋介石。但蒋仅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个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在河南闲着没事。
二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里却各有各的打算。宋子文北上，表面上似乎是做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做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做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我虽然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张学良没有到站迎接。我同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顺承王府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像还有把握。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日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汤玉麟闻赤峰、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做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车装载他的私人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主要阵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军既占领黄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军于三月四日占领承德，汤玉麟已于早一日退逃滦平。张学良闻讯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张学良那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豪语，但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驻在南昌专心致力进行“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知道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三月六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车到石家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钦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在车上召见了我们，听我们把情况报告之后，问我们对于张学良辞职的意见。蒋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现在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我们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去石家庄迎候。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有打定之前，不便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他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谈仅仅个把钟头，张学良就很颓丧地辞了出来。蒋介石走后，我们和张学良各乘各的专车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热河失守和张学良的下野
王卓然
一
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伪满政权以后，又谋进取热河。它的办法首先是利诱，企图使汤玉麟自己上钩。如利诱不成，就做出威胁姿态，想不战而取，要汤玉麟自己投降。若再无效，才以武力夺取。
一九三二年四月伪满在长春成立[51]后，曾特命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热河军区司令。汤玉麟退还了伪满的委任状。
这年冬天，日军占领了锦州，进窥热河的门户北票，用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日方代表有武部六堂，外加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汤玉麟派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说汤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的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这三条由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并直接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令张舜卿断然拒绝。
日军这时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编组了不少伪军，一部分是招募土匪，另一部分是强拉农民。内中不少爱国人民，不甘心为虎作伥，常把日军的军情通知我方，有的还倒戈投诚。就因这种情形，一个日本军官松井大佐坐飞机侦察，被我义勇军用步枪打下，落地后松井被俘。经报告北平张学良，张命就地处死。
日军图谋热河和汤玉麟不可靠的情形，天天载在报上，惊动了上海爱国人士，主要是上海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以黄炎培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内，有穆藕初、刘鸿生、钱永铭等，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共同努力，推动了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赶快设法挽救热河和华北危局。
宋子文为了表示关心热河防务，增加自己政治资本，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携秘书周象贤、顾问端纳飞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防守问题。杨杰以军事专家身份，上海爱国人士黄炎培、穆藕初等也先到。他们会同当时北平爱国人士朱庆澜、熊希龄及东北的杜重远、王化一等积极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于二月十六日下午假东城外交大楼举行成立会，出席人还有张伯苓、蒋梦麟、胡适、周诒春、张嘉森、章元善、汤尔和、丁文江、阎宝航等六十多人，公推张伯苓为主席。宋子文与张学良亲临致词。会上通过章程并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之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团结御侮，并推定朱庆澜等数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等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
二月十六日晚八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做去热河的准备。宋子文、杨杰均出席，还有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将领十数人。张学良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准备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这一线（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当时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张说：“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又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听了这样不客气的回答，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
宋哲元为什么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呢？因为在锦州失守后，何柱国任临永警备司令，山海关为临榆县治之所在，是关内外的门户，何的责任即守卫山海关。日军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借口向山海关进攻，用猛烈炮火打毁城的东南角，守城的何部第九旅营长安德馨浴血抗战，壮烈牺牲。接着第九旅即撤出山海关，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宋哲元的那番话，实系有意挖苦。
当时张已与宋子文商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张作相原是张作霖、汤玉麟的老“把兄弟”，对于张学良是父执，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是吉林省的省主席，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锦州原籍为父治丧。张学良怕汤玉麟疑心，用他以安汤心，以利指挥，也算煞费苦心。受张作相指挥的部队按编制应有六七万人。但张作相也是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被临时“拉夫”上台，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胜败之数已注定了。
二月十七日晨四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携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三十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十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据说事先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视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于十七日下午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二十里处广仁岭迎接。宋、张、朱等于当日下午五时到达承德，分别宿于都统公署和地方机关。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次日举行会议。
十八日中午是汤玉麟同地方各界预备的欢迎午宴，计主客共六十余人。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和后援会的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等，还有一个天主教法国人敏司铎参加。宋子文首先说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当负责，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他说的是广东调的官话，在座的人多有听不明白的，于是由杜重远起为翻译说明一遍。张学良接着致词，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继由汤玉麟起来答词，表示“决心”与日军周旋。这样，这个礼节上的欢迎会历时二小时完毕。按理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会议，就抵御日军作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没有开，就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军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二十七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他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看见这样一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朱、张于下午三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十九日下午一时许返抵北平。
二月二十二日，距宋、张热河之行仅四日，日军即大举攻热，由日本关东军司令率领约三个日本师团，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芷山的伪军。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就这样，开鲁一线，汤部的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三月四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四日午后一时以一百二十八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代表的力量，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热河后援会，此时在唤起民众支援抗战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张学良曾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二
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于三月八日[52]，电南京辞职，略谓“……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人员接替，用伸国纪。转还之机，在此一举……”此时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主要落在蒋介石的身上。他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先用视察名义来北平，自己也作北上督师、筹划反攻的虚伪宣传，携宋子文北来。先止于石家庄，与阎锡山、徐永昌等会晤，并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三月八日晚十二时，张学良轻车简从，携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由西便门登上早备好的一列专车，并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次早（三月九日）五时到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T.V.（宋子文英文名简称）怎说的？他们怎还不来？”张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T.V.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共劝张上床休息，静观事变。
约十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端纳趋前急问，他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与我们谈话时，宋子文已去车站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大意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四点蒋的专车到保定，进入张的专车站台另一边。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蒋不待张开言，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闻张语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不过十几分钟，张看蒋似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有五分钟，蒋携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并劝他次日（即十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约有十来分钟，蒋即出来。张随下车，送蒋上了他的专车，立于车门之外。蒋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且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话说完，蒋车即向石家庄开行。
蒋去后，宋来到张的专车。张吩咐预备晚饭，即与宋商谈善后。大致是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原参谋长鲍文樾调为办公厅主任，并调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的前进。至于张建议动员全国全面开战，以关系太大，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宋的专车和张的专车挂在一起。到夜十时半抵长辛店，两车分开。宋辞回自己专车，连说“汉卿，一两天内上海再见”，就开回石家庄向蒋报告。
三
宋子文走后，我们的专车即向北平进发。我在客厅，正与端纳闲话，忽然副官谭海跑来说：“王老师，副司令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我急同端纳进张的卧室，见他正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说：“Young marshal, be a man, brave and sttong.”意即“做一个大丈夫，要勇敢与坚强。”我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我与端纳正待他的反应，他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接着还讲了一个笑话，嘲讽南京的对日外交政策。过了一会儿，谭副官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我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十二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二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