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的地位
李俊龙
一九三〇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种政治联合。
扩大会议反蒋之时，东北的张学良成为双方激烈争取的对象。后因中原大战持久不决，张学良的地位更有举足轻重之势：如张从阎、冯反蒋，则政治上军事上对蒋打击更大，将促蒋倒台，如从蒋袭阎、冯之后，则东北军一进平津，扩大会议便失其凭依。张学良深知自己地位重要，但外有日本强敌，内则父丧未久，内部尚未完全巩固，不敢贸然有所行动，故初期采沉着观变态度。三月一日，张学良曾发“东电”，指陈兵凶战危，内外环伺，恳劝双方息争，各退一步，和平解决。其后，张借葫芦岛开港典礼避居北戴河，各方代表云集，张均接见，但不表示明确态度。八月二十二日，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相携去北戴河，二十三日见张。二十四日晚张在顾维钧别墅与三人长谈，表示四点：（一）东北行动，只求有利于国，决不谋私利；（二）内外交迫，国危民困，希双方各退一步；（三）须回沈阳召开会议商决；（四）目前一切尚在研究中。时阎锡山代表温寿泉、贾景德、孔繁蔚等，蒋介石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冯玉祥代表门致中（薛笃弼说门致中当时是石友三的代表。——编者）、薛笃弼等先后访张，张对各方均无具体表示。正当冯玉祥在平汉、陇海两线上的军事频传捷报的时候，阎锡山的晋军在山东济南弃守，遂引起津浦线战局的变化。这时，张学良避居之北戴河海滨，宛成时局中心。蒋方代表张群死守不去，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访张亦未谈出具体办法。张学良在北戴河表面上游泳打球，看似闲适，实际上他正根据各方情况，深沉考虑东北方面的行动方针。中原军事局势愈形胶着，双方对张争取愈力。蒋介石一方面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饵张，并发表东北方面的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外交次长，以示拉拢，一方面加派南京国民党中亲法的李石曾于八月二十七日由营口到北戴河访法国驻华公使有所接洽。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于二十六日访张学良，二十七日下午张又赴蓝公使别墅打网球。这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正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通过其驻华使节对张施加影响。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多方推动下，态度乃转向蒋方，并于八月三十日黎明前离海滨回沈阳，召集东北高级干部会议。李石曾立即追去。贾景德、薛笃弼分别到郑州、石家庄谒阎、冯请示后，深夜回平谒汪。时汪已入睡，特从床上起来与薛、贾密谈甚久。薛等见汪传达阎、冯意见后，即匆匆衔命再访张学良。同时，阎、冯所属高级将领徐永昌、鹿钟麟等复通电请张学良合作，“早安大局”。这种密锣紧鼓的形势，识者固早已料及东北态度即将揭开矣。然而，“当局者迷”。八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还说：“张汉卿对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郭复初（泰祺）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实际上张学良这时的态度，已经不是“对北方表示好感”了。九月十七日上午，张学良召见所部四个旅长指示机宜，下午接见贾景德、薛笃弼、孙传芳，明示东北方面态度。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根据三月“东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待中枢解决”。张并对天津《大公报》驻沈阳特派记者胡政之发表谈话：“余两星期来静候阎公利用我，使任缓冲之地，负调停之责，乃迄今未有所表示，而惟以添推东北方面之国府委员与部长等事相商，实非余所愿闻……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张并对记者明言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云云。张学良的态度既明，而汪、阎等又应付失机，阎遂于十八日拍发倒填日期之寒电（十四日），表示退避三舍。汪以次诸人英明所以，托冀贡泉、丁春膏电阎、冯询问。十八日深夜得张电全文，又忽视其中“静候中央措置”的严重意义，还幻想张不致出兵。故汪精卫于十九日还致张学良“皓电”，提出国民会议、三全大会、约法和对湘赣“共祸”忧虑等党政重要问题与张商量，直至十九日傍晚，汪等知东北军已经动员，始觉事态严重，临时在怀仁堂集会，商量撤移石家庄转太原的办法。会议首先就张电及东北军态度交换看法，考虑任等重要人物必须立即离平，以防不测，其次则高级干部及眷属等之安置亦费周章，而最重要的必须筹到一笔款项，调拨一批交通工具。当时除商定由赵丕廉负责筹款并与有关方面商洽交通运输事宜外，并决定：（一）扩大会议及国民政府搬移太原；（二）汪等先行南下与阎、冯晤商善后；（三）高级干部次日转石家庄入太原，一般工作人员听便。事变之来既是如此突然，怀仁堂顿时人影憧憧，一片倾箱倒箧搬取文件和器物的慌乱情形。汪精卫等于九月二十日晨四时四十分由平出发，车行至琉璃河，晤冯派来之代表邓哲熙等，据谓前方军事情况甚好，后方不可动摇，意欲劝汪等折回北平再看。经汪等在车上临时会商，决定汪精卫、谢持等六人仍南下，须与阎、冯晤商下一步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携邓哲熙等折回，并宣称阎、汪即将回平组织政府。及至二十一日晨四时四十分，贾、薛自东北归来，知北平不可久留，即于八时乘车赴石家庄。据说当时阎左右如赵戴文等还认为张学良“巧电”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办法，真所谓“见了棺材还不下泪”了。
阎、冯联络张学良共同倒蒋
薛笃弼
中原战事发生后，张学良持中立态度，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对张学良多方劝诱，为日已久。阎、冯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下旬派贾景德和我为代表前往与张联络。我们临行前夕，贾邀我同去见阎，阎对我们说：“你们告诉汉卿，蒋介石不是个好人，他利用你的时候就用种种手段拉拢你，到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过河拆桥，一脚踢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就是镜子，希望汉卿和俺们携起手来，共同倒蒋，同心协力来救国。这里有俺和焕章给汉卿的一封信，还有几条合作办法，你们带去面交汉卿。俺们一定和他共患难到底，决不骗他。”我约略记得信内大意是：蒋介石专横自私，排除异己，要救国必须倒蒋。合作办法内最后有这样几句话。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渝。
那时张学良正在北戴河避暑，我和贾同往北戴河，在旅馆落脚后，于当日黄昏时间访张，首先代表阎、冯致候，张问了阎、冯好，我们将信函面交，并表达阎、冯意见。张精神萎靡，总是闭着眼睛打瞌睡。我们看谈不下去，就辞回旅馆。次日（约在八月三十日）张学良回沈阳，我们随往。到沈阳后，我们自找旅馆下榻，次晨到“帅府”访张，大门口刀枪林立，警卫森严，客厅里富丽堂皇，陈设豪华，在我一生还是见所未见。有顷，张从楼上下来接见我们，贾将带去的合作办法面交，张略一过目，把原件放在茶几上，未表示可否，只谈了几句普通应酬的话，没有涉及大局，他嘱我们与他的秘书长王树翰接洽，就从茶几上拿起合作办法和我们握别。即午我们到王树翰家中谈了一次，彼此都未深谈。王约我们次午到他家吃饭，饭后留我们打牌。贾长于此道，我虽不大懂，也只得勉强奉陪，内心不免七上八下，幸而尚未大输。终局后，我们和王谈及时局，尤其希望知道张学良对阎、冯的态度，王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一点也没有摸着头脑。过了一天，辽宁主席翟文选在省府大厅邀宴我们，在座的有各厅长及其他高级人员，共计五六桌，也只是普通应酬，没有谈什么有关大局的话。我在沈阳方面没有一个相识，贾的消息较我灵通，记不得贾从哪里得来消息说，张群、吴铁城代表蒋介石到东北来，带有巨款，活动甚力。门致中也来多日，为石友三活动，行踪极为诡秘（门致中和萧振瀛都与石友三是东北同乡）。我和贾就感到大事不好了。张学良在未表明态度前，还对我们表面敷衍，虚与委蛇。一天我们又去访王树翰，王突然告诉我们说：“汉帅将通电请各方罢兵，以纾民困，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东北军即日入关，拥护中央，嘱告你们回去。”我们听了像冷水浇头一样，事前虽已料到大事不好，但没有想到变化得这么快，次晨即乘火车离开沈阳。回到石家庄时，得知阎、汪已赴郑州与冯会面。我们在正大饭店住了一宿，知道了石友三军队已从前线自由撤退到黄河北岸。我和贾次晨搭车赴豫，路过彰德以南各车站，到处看到身穿草绿色军服的石友三军队，并在火车上碰到石友三，他满脸骄气，看见我们，爱理不理。贾景德还在途中写了“异军突起”一首诗，发泄胸中的愤慨。
张学良入关拥蒋，固然是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不过是外因，而石友三一面参加战役，一面派萧振瀛、门致中四出活动，唯官是图，门在奉勾结，萧从中捣乱，正在战事顺利进行中，突然撤兵，影响全局。张学良看到阎、冯必败，遂放弃了几个月的中立，倒向蒋介石一边。
东北军入关和“扩大会议”的解体
于学忠
一
自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四日[38]，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五十七人联合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后，情势日渐紧张。在此期间东北军的动向大有举足重轻之势，因此，双方的代表均云集于沈阳进行拉拢活动。阎锡山先派其行营主任梁汝舟，由东北驻晋的代表葛光庭陪同到沈，旋又加派其军械处长张维清、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为代表来沈。蒋介石所派代表为前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冯玉祥所派代表邓哲熙、门致中亦先后抵沈。阎的代表梁汝舟晤见张学良时，曾持有阎方所拟的反蒋电稿，征求张的同意，并要求于联署之后从沈阳发出。张尚未及答复，忽又接阎一电，谓拟由沈阳发出的反蒋通电请暂缓发。张遂派其秘书长王树翰赴晋晤阎，询问究竟，并趁机劝其与蒋合作，停止内战。而阎锡山面告王树翰：“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字，系阎所荐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仍请汉卿支持。”张学良以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行事过于儿戏，深不以为然，从此即对阎的代表不作肯定的答复，而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三月末，蒋介石又派吴铁城为代表到沈，加紧拉拢张学良。四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阎、冯的代表均行参加致祭。六月三日为张学良三十岁生辰，蒋介石又特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同月二十一日，南京政府复发表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并由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表明态度，立即出兵入关，而张仍未做肯定的答复。在这个月中，东北军曾在沈阳举行一次高级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问题，出席的有张作相、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沈鸿烈、臧式毅、荣臻、鲍文樾等人（万福麟因骑马伤足，先未出席，后亦到沈）。这些人当时的意见，约可分为三派：（一）主张不与任何方面合作的，如张作相主张东北军只应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应与蒋介石合作。他曾说过，“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起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他的参谋长熙洽也说：“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余如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等人，均支持这种主张。（二）赞同与蒋介石合作的，为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而尤以王树翰主张最力。（三）本人无何意见，静听张学良决定的，为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而张学良本人亦举棋不定，迟迟不决。他抱着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
二
这年七月间，张学良到葫芦岛主持该岛建港工程的开工典礼，在该岛停留约二十余日[39]。吴铁城以南京铁道部代表的资格，到葫芦岛为开工纪念碑揭幕。蒋的代表刘光亦带有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到葫芦岛密交与张（张当时并未转交给于、王二人，直至东北军入关以后，始将任命状发表）。这时我任临绥驻军司令，率所部警备山海关、绥中一带。蒋介石因为迭派代表拉拢东北出兵，迄无结果，遂采取极卑鄙的手段，阴谋分化东北军。他先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与蒋系留日士官学校同学），由陈转递给我来信两次，表示拉拢；继又派参议石某，以赴东北路经山海关为词，带给我亲笔信一件，通过陈贯群的关系，与我晤面，希望我能举兵西向，并表示我愿在华北得到什么地位，均可应允。我将原信均送给张学良看，并复蒋一信，说明只惟张学良之命是从。蒋介石拉我未成，遂又遣何成浚勾结临绥驻军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何在华北时曾委派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以陶的资历，本不屑做此微末的税差，肯就此职，就是为了达成拉拢马廷福的任务），复派林树藩、郑江灏二人在临榆一带活动，合谋煽动马廷福叛张。马初曾向我透露此事，我劝马“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但马廷福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加紧收买之下，终于乘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又值奉榆火车不通的机会，突于某日率其部下团长孟百孚、安福魁前来见我，声称已决定叛张，即拟于日内采取行动，裹胁滦东五县的壮丁，向西进军。安福魁并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不干，就把他这么着。”并以手势做砍头状。我见事已紧急，一面嘱其稍缓行动，一面即将此事告知张学良。而张氏态度镇定，若无其事，先说：“马廷福即将叛乱，我不相信。”以后我告诉他“事亟矣，不可不防。”张氏才说：“马廷福如真受人愚弄，有此行动，我个人的安全事小，而暴露东北军的内部不团结、不一致，贻人耻笑的事大。不过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张采纳我的建议，借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孟百孚、安福魁及陶敦礼、林树藩、郑江灏六人扣押，乱事得以平定。事后得知，蒋介石曾许给马廷福现洋三百万元，并已汇到沈阳中国银行一百万元。
张学良在北戴河期间，蒋介石的代表李石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皆随同前往。阎、冯的代表贾景德、薛笃弼、杨廷溥、孔繁蔚、门致中亦皆赶到，并由傅作义以私人资格，从中奔走。汪精卫亦派代表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人到北戴河谒张。这时在关外的张作相以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恐张学良为所包围，曾致张一电，大意谓：须始终守向来的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张亦复电谓，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但在张群、吴铁城等不断催促之下，张迫不得已，曾以口头向张、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及至八月中旬，蒋军攻下济南，阎军亦退至黄河北岸。张学良于八月底返回沈阳，于九月十日曾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张首先发言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我自一九二六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在世时，我曾屡次进谏，未蒙采纳。一九二六年，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谢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大家对于张氏的主张，无何相反的意见。张学良遂于九月十八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进兵关内。
三
九月十七日，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先行编组两个军，由我率领第一军，王树常率领第二军。我于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由沈阳出发。出发前，张学良曾对我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的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佳，尤其以张景惠率领入关那次军纪最坏。这次是第四次入关，一切事我都交付给你啦。你要往漂亮去做。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我当时答说：“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丝毫糜烂，国家不遭些许损失，并可与晋军保持友谊。我们如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第二，如万一继续用兵，我认为在娘子关方面，可做佯攻的姿态，而另派劲旅直取大同，山西指日可下，并不费多大的军力。不过，阎锡山这个人不用提了，山西的人民无辜，似不应再受涂炭，我们也犯不上得罪很多的人，而且我们如取下山西，亦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同时，这与我们出兵的本意亦不大相合。”张学良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并向我交代了入关以后应行注意的事项。我随即亲率第一军先头部队董英斌部第五旅入关，后续为陈贯群第二十三旅、刘乃昌第二十七旅两个旅。我在途中即透信给徐永昌（彼时的河北省主席，与我有同学的关系），说明系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晋军陆续撤退后，我于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天津，二十六日即进驻北平。东北军入关后，北平扩大会议即行解体，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均经娘子关退往太原。
四
十月九日，张学良在沈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旋赴南京，与蒋介石晤面，研商华北善后事宜。南京国务会议议决，关于晋军的整编问题，由张学良负全责办理。张由南京返回天津，即召晋军的将领到津开会。阎锡山与蒋介石作战时，曾将晋军扩编为十个军。四十多个师，这时由徐永昌、杨爱源代表到津参加会议。此外与东北军早有关系的傅作义、商震亦来津参加。张氏指派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负责招待。晋军这时所提出的要求有二：一为请求多保留几个军；二为请将客籍的军队调离晋境（这时宋哲元、孙殿英、高桂滋、庞炳勋等部队皆驻在山西境内）。张根据南京的意旨，只许晋军整编为四个军，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人为军长，至于客籍军的调离晋境问题，允为稍缓办理。当时晋军的将领因为粥少僧多，不足分配，意见颇为分歧，孙楚已拟发出不接受整编方案的通电。张学良乃于返沈之后，电约晋军将领孙楚、赵承绶、周玳、冯鹏翥等人到沈协商，又增编孙楚为护路军司令，辖三个旅；赵承绶为骑兵司令，辖三个旅，周玳为炮兵司令，辖十一个团；另设三个独立旅。并做了四项规定：（一）晋军的编制及饷项以能适合晋、绥两省的财力为度；（二）以平绥路西段、正太路娘子关以内，为晋军驻防地区；（三）西北军暂驻于晋南；（四）孙殿英等杂牌军队的驻地及饷项，由张向中央商定之。
商震经张学良之力保，并得戴传贤之支持，得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张、商关系有外间不得而知的数段经过。在一九二六年商震任绥远省主席期间，东北第三、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因与商震有师生关系，到绥远拉拢商震，商震与张学良的关系，亦自那时建立。及至阎锡山在山西扣留张作霖的使者于珍，并有出兵娘子关消息，张学良曾密电商震询问究竟。商曾密复一电，不加否认，电末并有“爱莫能助”之语。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回东北，又曾密派刘多荃赴绥远与商震联系（刘与商震有极深的世交关系），张并与商交换“兰谱”，结为“把兄弟”。当一九三〇年张学良在南京与蒋介石商议山西善后问题时，张曾问刘多荃，“你看商震究竟能否听咱们的话？”刘说，“商在山西系属客籍，势力很单，他要在山西执政，必须依赖我们做后台，只要我们有力量，他当然能听我们的话。”张遂命刘将他在蒋的面前支持商的经过详函告商。刘遂写一长信，派其副官陈象武送交商震。商立即复函，表示一切唯张氏之命是从。商的任命旋即发表。
这次东北军入关，确实做到一枪不放，和平接收，与以往的入关情形迥不相同。惟是张学良当时的所谓“永息内战，拥护统一”，实质上是维护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并且由于东北军入关，东北地方防务空虚，旋又因石友三之变，留守在关外的看家部队亦大部调入关内，遂致日军认为有机可乘，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后果更非张学良始料所及。
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
于学忠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地区大战正酣之际，张学良受蒋拉拢，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旋派兵入关，北平的国民党扩大会议因而解体。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负责处理华北军事善后事宜，所有晋军、西北军及石友三的军队，均归张学良节制整编。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石友三曾到沈阳谒见张学良，张对之颇为优遇，代为电蒋请命，并先由东北方面发给协饷二十万元。当时据石友三自报，其兵力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经蒋介石核定石部每月军饷六十万元，由张学良转发。以后石仍感觉不足，要求增加，张又为之增加十万元。这时石友三在平汉线铁路扣有车皮十六列，不肯交还，迭经南京铁道部电请张学良促令交还。张向石友三一再劝说，石始交还车皮十列，尚扣六列未交。石友三在沈阳期间，曾请张学良选派秘书一人，为其第十三路总指挥部的秘书长。张乃派石友三的吉林同乡并与之早有交谊的张云责到十三路充任秘书长。不久，石友三将回关内防地，向张学良辞行，张对他说，“再住两天吧”，而石竟多疑，当时即向别人说，“是否张副司令要扣留我？”其猜疑成性，于此可见一斑。
石友三自沈阳领走第一次军饷，回至关内，即以现洋十三万元，在天津日租界购买楼房一所，这时，石友三即与日人暗中勾结。一九三一年四月间，石友三部即有不稳的消息，石在其防区附近，大肆挖掘沟壕，而对人却解释说，“本军修筑沟坝系为防御水患，以兵代工，外间传言，乃系不明真相”，并派其参谋长唐邦植、驻平办事处长毕广垣谒见张学良，声明绝对拥护“中央”，服从东北。张学良当时告以“东北军矢志和平，汉章（石友三字）谅所深悉，如有存心破坏和平者，实为天下公敌，外间谣传，固不足信，惟望汉章深体余意而行”。五月间，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传闻曾委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该集团军政治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并由邹鲁汇寄五十万元，石曾要求再汇一百万元。是月二十八日，张学良患伤寒病入协和医院治疗，不能亲理公务，石友三竟乘机阴谋叛变。
先是，张学良的副司令行营中，有一职员名蒋宗标，专擅翻译各种电报密码，在六月中曾截得石友三致张学成的密电一件（张学成系张学良的叔伯弟兄，素有野心），大意谓：“弟部即将进攻平津，后图东北，希兄即与日方切取联系”等语。副司令行营据报后，即由参谋长戢翼翘与万福麟、王树常、鲍文樾、王树翰和我共同商量，于六月二十八日由东北抽调步兵三个旅、炮兵一个旅（计为孙德荃的第十九旅、王永盛的第二十九旅、于兆麟的第三十旅及王和华的炮兵旅）分驻平津，以固防务，并布告周知，以安人心。七月初，石部不稳的传言更为滋盛，我乃与戢翼翘等商议，由我以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到顺德检阅白凤翔的骑兵旅，就便看看石友三的动态（那时石友三部与白凤翔旅均驻在顺德）。我到白凤翔旅检阅完毕时，即密告白凤翔，“石部如有行动，你可稍与接触，即沿平汉线节节撤退，务须引其追赶，不与脱离，以便我方集中兵力，与之决战，以免兵力分散，为其各个击破”。及至我到石的防地，石对我表示甚为欢迎，但我看出张云责局促不安，面带忧容，且不敢和我谈话，我即料知石部确有不稳的企图。
回平后，我在行营会议上分析，石友三部定要妄动，而动必失败，因为：第一，石部没有根据地，只占六列火车，不能离开铁路线。我们如以少数的部队与之接触，不让他往津浦线转移，以逸待劳，诱其深入，即可将其消灭。第二，石友三鸦片烟瘾很大，常识不足，极端腐化，并对于东北军存有轻视之意，骄敌者必败。第三，表面上看来，好像石善于练兵，士兵的体质亦较强，但石不注意士兵的生活，向不正式发饷，兵有贰心（我到顺德时曾应石之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天，当时石的部队往往半夜练兵，天天从车站来回开动，有对我示威之意，我看见他的兵都穿得很破烂，有些兵穿的鞋是用麻绳捆着的）。第四，石的为人性极反复，轻举妄动，用兵也好轻进轻退，一切都贪，不能持久，利于速战，我如沉着应付，必可将其击溃。我回平以后，石友三的驻平办事处长毕广垣曾持石的信前来看我，信中诉说石部的饷项不足，很发牢骚。我曾托毕给石友三带去复信，劝他要为整个大局着想，处事要冷静。旋接石的回信表示，“我绝对听从大哥的话”。言赅而简，显非真诚，其决心叛乱，殆难遏止。不久，石友三活埋其秘书长张云责的消息传到北平，白凤翔旅长亦有报告。七月十五日，接到石友三又在平汉线顺德一带扣留火车的情报。十八日下午，据报石部忽将北平、郑州间经过顺德的一段电报电话线擅行割断，并据传言，石友三已于当日在顺德就任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40]石部于十九日拂晓北犯，白凤翔旅于两小时前撤出顺德。在内邱以南与石部的前卫稍有接触，即按照我的授意，节节后退，但不与石部脱离。这天，副司令行营召集紧急会议，出席者为戢翼翘、万福麟、王树常、王树翰、鲍文樾及我等人。由戢翼翘报告石友三叛变的各种情报，并讨论应变方针。王树常当时微露撤退关外之意，他说：“我们退守关外，尚可自立。”我当时力主不可，我说：“我东北号称数十万的大军，若为石友三的一小撮队伍逼出关外，东北军的威望从此扫地；即能退出关外，亦将为日人所轻视，此后对外更难应付。据我们的估计，石友三一定先图袭取北平，并力求速战，我可率领一部队伍在平汉线堵击之，并将其部队引过滹沱河稍远一点，在保定、望都之间，方顺桥以南，与之决战，当可将其击溃。”大家同意我的主张，乃由副司令行营发表我为第一集团军司令，统辖陈贯群第十四旅、杜继武第十八旅、李振唐第十三旅、董英斌第十一旅、白凤翔骑兵第六旅及乔方炮兵团，负平汉线作战之责，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统辖丁喜春第八旅、黄师岳第十七旅、常经武第二十旅、姚东藩第十五旅、李福和骑兵第五旅及王致中炮兵团，负津浦线作战之责。我即于二十一日赴保定督师。这时张学良副司令病势仍重，一切军事行动，都未让其知悉，我赴保定那天，到医院去看他，还故意穿着便衣，表示外面平静，无何事端。二十二日，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谓，“石友三图谋不轨，竟敢破坏我‘剿赤’垂成之举，万难宽容，请即日提会讨论，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所有第十三路部队，归韩复榘节制”等语。南京国民政府于二十四日下令拿办石友三。当时南方的将领由刘峙领衔，北方的将领由张作相领衔，分别通电共同讨石，张学良亦以副司令名义电致华北各将领，谴责石友三。讨伐石友三的战事，乃正式开始。
石友三北犯的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锋，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当时石的兵力约有五万六千余人，留有一个旅驻守顺德。我方白凤翔旅逐步诱石深入，将石部引至石家庄地带。当时我军杜继武旅驻在石家庄，我令其不得出击。当我方再由石家庄转移时，蒋介石曾有电报谓，“石家庄系军事要冲，不宜放弃”。但我军为了执行既定的战略，仍由石家庄转移阵地，将石部引过滹沱河，直至保定、望都之线，并在方顺桥以南严阵以待。石友三因利于速战，自二十七日与我军开火后，即以最大的兵力攻我中央防线。二十九日，我军中央地区被其突破，敌约有三万余人进入大冉，距保定仅二十五里。我军左右两翼坚定不动，我一面命董英斌旅堵住中央缺口，一面令白凤翔骑兵旅在敌军右翼安国、博野一带，故作疑兵，尽力作大区域的活动，每天更换番号，主要的目的，是不让石部向东转移。石部在大冉进入我军的口袋阵以后，与我军相持三天。我命令炮兵只向大冉的村外发炮，不打村内，因恐波及人民，损害太大，并防止石部逃出村外，不便包围。石友三因攻我三日未动，即令沈克师由完县迂回。我们认为沈克并非军人出身，油滑成性，不谙军事，况且他们的力量业已分散，绝不敢孤军深入，我军乃又用疑兵之计，故意在完县一带的村庄大号房子，贴上我军各部队占用的条子。沈克果然中计，疑为我军又行增援，因而未敢有所活动。石友三见攻我不动，沈克的迂回又未成功，而我王树常集团军对其右翼的压迫，这时已很为接近，同时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又已将其留守顺德的一个旅解决，形势十分不利，乃突于三十一日下午，向我假作攻击的姿态，企图退却，枪声很急，而实际并未进攻。我一闻此种枪声，即判断其夜间必将退却，决无再战之意。这时北平的人心甚为恐慌，我即用电话告知行营参谋长戢翼翘：“石军突然枪声很急，判断其今夜将要撤退，一定系经过临城、德州之线，向山东方向撤退，敌人定准是失败啦，请北平放心。”我一面部署我的全部军队，仍用原队形于拂晓攻击，一面通知南路的刘峙军及我方的第二集团军速到滹沱河以南向山东的方向准备截击。石友三部于三十一日的夜间，果然全军退却，我军立即追击。这时第二集团军的黄师岳旅和常经武旅，都已由东向滹沱河推进，而李福和的骑兵旅更先行到达深泽以东，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亦星夜赶到深泽以南，我军追过滹沱河，亦到达深泽。石军溃退至滹沱河时，正值河水暴涨，行动维艰，渡河以后，万分狼狈，已无战斗的能力。各军即在滹沱河以南、深泽所属的地区，分别将其缴械甚多。石友三本人及唐邦植，仅率三千人逃赴山东，依附韩复榘。石部师长米文和、孙光前被俘，沈克向我军投降，请求收编。石部的溃兵窜至山东境内时，副司令行营令韩复榘负责收容。韩曾委派程希贤为收容主任，所有第十三路军的原建制，至此解体。
这次讨伐石友三之役，虽为时甚短，前后不及半月，而对于东北方面的影响极大。由于石友三之变，张学良将留在关外看家的大部分东北军调入关内，军火械弹亦运至关内甚多，致使东北地方防务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便利条件。
张学良对日本要求修筑敦图路的处理经过
罗靖寰
自从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后，日本即亟谋以武力侵占东三省。但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运输路线，海上只有旅大一条，从旅大通往东北腹地也只有南满铁路一线，并且只能通到长春，长春以北的中东路又掌握在苏联手中，无法利用。因此，日本遂急于修筑由吉林敦化到图们江的敦图路，使它和朝鲜铁道接轨，以与朝鲜的雄基、罗津、清津三港直接连接。这样，不但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运输线路问题可以完全解决，而且因敦图路经过吉林省延吉县，与在中苏国境线上的珲春县相毗连，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珲春、延吉又成为进攻苏联的重要军事基地。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遂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令其驻吉林特务机关长兼吉林督军署顾问林大八中佐及满铁驻吉林公所长粟野，向吉林督军张作相提出由满铁垫款包修敦田铁路及该路修成后与朝鲜铁道接轨的要求。张作相表示，这个问题他不能立刻答复，必得和张学良商量后再说。待到十月末，张学良电召张作相到沈阳开会研究办法。张学良主张东三省既然宣布拥护南京，关于外交问题也就应当由南京办理，我们地方无权干预，遂决定派钟毓为代表，携带粟野递交的文件赴南京请示办法。
张学良作出如此决定，他的内心是有一番用意的。当时总司令部秘书陈庆云（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曾向我说过如下一段事实：当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曾派公使芳泽向他提出行政权割让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即日本人得在东三省自由杂居购买土地的权利）和敦图路修筑问题三项要求，交换条件是日本保护张作霖安全回沈阳，并且保证张作霖仍然为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和保持东三省的独立。当时张作霖满口应允。待到他要回沈阳的前一天，芳泽就拿出这三项协定要他签字。他推说今天太忙，叫芳泽明天下午再来。第二天下午芳泽又来时，张作霖叫陈庆云把芳泽让在对面客厅，他在屋里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专等人家危急的时候，卡着人家的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是不怕死的”云云。他在三个协定书上都批了一个“阅”字，交给了芳泽，也没和芳泽说话就坐汽车上车站去了。芳泽也就随着走了。一九四一年我任伪满驻意大利公使时，日本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参事官安东某，是那时芳泽公使的一等秘书官。他和我闲谈时曾提到张作霖。他说：“张作霖这个人非常狡猾，用人时什么都应许，等到事情完了就什么也不承认。”他也曾提到芳泽在北京那件事情。他说：“芳泽公使当时以为张作霖签了字，可是到公使馆一看，三个协议书上只签了一个‘阅’字。芳泽为这事受了好大的难为。”
因为有上述这段经过，所以张学良认为他父亲都不能许可的问题，他怎能许可呢，何况日本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关于敦图路的问题，他就推往南京，并且可以借此来表示他拥护蒋介石的诚意。
十一月中旬，我和钟毓回吉林准备一切，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九日再到沈阳。二月七日见张学良时，张将密电报本一册交给钟毓，作为联络拍电时使用，又交给他日本田中奏议汉文译本一册，命带到南京送给外交部参考。钟毓向王正廷说明了敦图路的交涉经过，并将带来的各项文件面交给他。王正廷将亚洲司长周龙光叫来与我们会面，告诉我们以后来部即与周接头。周龙光又给我介绍亚洲司总务科长姜某，叫我有事和他联络。我每星期三都到外交部一次与姜会面，探询消息。他总是答复说：“部长还没有什么指示。”
四月三日邢士廉又和钟毓见蒋介石一次。钟毓见蒋回来对我说：“蒋介石这个人非常高傲，说话时眼望天花板。我报告了我这次来中央的任务及东三省对日本外交情形，他只用鼻子哼哼，始终没有问我一句话。等我报告完了，他只说：‘好吧，你和部里联络，等王部长给你指示好啦！'”
回到南京后，七月初旬王正廷找钟毓到外交部告诉他说：“此案第一步办法，先由吉林张作相通知日本方面，说东三省已宣布拥护中央，外交问题应由中央直接处理，叫他来中央交涉。他来中央更好，倘若不来，吉林省方面就置之不理，看他下一步采取什么态度。吉林省方面再斟酌情形设法敷衍一个时期，俟中央把对日本的整个外交政策决定后，由中央再行指示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由蒋总司令另行拍电与张总司令，你们可以回去了。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可由吉林省直接给本部拍电联络。”我们遂于七月十五日由南京起程返沈向张学良复命。
钟毓向张学良报告赴南京经过后，张学良说：“蒋总司令的电报我已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你回吉林时对张辅帅说，暂时就照中央的指示答复林顾问和粟野满铁公所长。你们去了许多日子，辛苦啦！在沈阳休息几天，就回吉林去报告辅帅吧。”
七月二十四日午前，张作相即找林大八到督军署，粟野也同来。张作相告诉他们说：“钟署长已经由南京回来。关于铁路问题，中央不准地方直接谈判，应由中央外交部统一交涉。请你转达关东军和南满铁路会社，请他们直接到南京与外交部交涉，关于这个问题从今以后吉林省没有权限处理。”林大八说：“日本人并没有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什么中国中央政府。这个问题如果阁下坚决表示不管时，那么日本关东军可能采取自由行动，以保护南满铁路会社修筑这条铁路为理由，向铁路沿线各地方出兵。到那时阁下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亦以武装部队阻止关东军入时，当时即能惹起两军的冲突。如不阻止关东军的开入，这问题就算自然解决，但是吉林政府的威信又将置于何地呢？倘若事态扩大，其后果将更不堪设想。阁下是吉林省的主人，一切应当自己做主，不应该放弃权力，让什么中央政府来管吉林省的事情。我是阁下的顾问，关于这种种利害问题，当然不能不向阁下说明。并且如果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也有应负的责任。希望阁下就以上所说的各节，详慎加以考虑，千万不要轻信别人的话，以免将来后悔不及。
林大八和粟野走后，张作相即打电报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接到电报后，找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王明宇、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以及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大家都认为这不过是林大八为了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恫吓手段，关东军向吉林出兵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不预防万一。遂拟定一个具体的办法，即：待林大八来催问张作相时，就由张作相答复说已得张总司令的同意，此案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负责办理。待满铁来交通委员会接头时，高纪毅可以代表张总司令口头上答应满铁的要求，但是关于满铁所提出的包修合同和各项工程计划书，必须经过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我们认为有不适宜的地方，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待双方同意后方能实行。如满铁同意我们这种办法，我们就召集各铁路局长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组织一个委员会，开始来审核讨论满铁所提出的各项文件。而我们的审核讨论的时间，可以斟酌情形，自由伸缩，欲长则长，欲短则短，这样至少也可以拖延几个月到半年。这么办，不但可以缓和关东军及满铁的情绪，又可以达到中央的要求。究竟中央是否同意这个办法，现在就派高纪毅去南京和外交部接洽。我们三人由大连到南京，过了约一星期，八月中旬高纪毅才见到王正廷，又见到铁道部长孙科及蒋介石。
八月十七日，王正廷召高、钟二人见面，首先向高纪毅谈：“对于东北铁路交涉问题，主要采取拖延政策，就按照张司令拟定办法去做。可以由交通委员会召集东北各铁路局的局长及有关系的人员组织一个委员会，以研究满铁所提出的问题为名，先表示我们对铁路交涉问题已经同意，借以缓和日本方面的情绪。既是研究会，那么看情形能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这样中央就可缓开时间，研究整个东三省对日外交的政策。”
我们于八月下旬回到沈阳后，我和钟毓当即回吉林向张作相复命。张作相说：“既然中央和总司令同意，就那么办吧！”
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旬，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派满铁理事河村上造（曾任日本外务省次官，在日本外交界颇有声望）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见张学良。张接见河村后，就叫他往见高纪毅。河村走后，张即叫高纪毅来公馆，将内田的来信交给他，叫他斟酌办理。信的内容大致说：“关于敦图修筑问题，如中国新修的沈海铁路、青海铁路、打通支线、梅西支线，对南满铁路运费抵制问题等等。问题越积越多，纠纷愈演愈烈。现在形势紧迫，倘不及时谋求解决办法，诚恐酿成不良的后果。兹派本社理事河村上造往谒阁下，请阁下当面指示办法，俾以上所提出的各问题，得以早日圆满解决为幸”，云云。
此事以后一拖再拖，八月十日河村理事又来见郭续润，进入客厅后，即嘱把门关上，对郭说：“我有一件极秘密的事，以私人的资格和郭局长谈谈。关东军的坂垣中佐及奉天在乡军人会的河本大作大佐认为张学良将军对于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以及铁路交涉等问题，一拖再拖，毫无解决的诚意，他以为日本军人可欺，这是对日本军的侮辱，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武力膺惩张学良，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所进行的铁路交涉问题，如果能在三五日内解决，至多不出一星期，尚可以缓和日本军人的愤懑情绪，不致发生意外的事情，不然就恐怕发生意外事件。我们进行了四个多月的铁路交涉，若是无结果而终，对我和郭局长说来都是很可惜的。”河村还非常郑重地说：“我这是完全出于好意，以朋友的资格告诉郭局长，现在日本方面决不是什么使用恫吓的手段，以图铁路交涉问题早日达成解决，请郭局长千万不要误会。”张作相要郭去北平面见张学良报告。郭即返沈，和我一起去北平，向高纪毅报告。高见到张学良几次，但是没有机会说这件事。看样子，我们几时能见张学良是没有把握的，遂将这种情况报告给张作相及铁路交涉委员会。
九月十八日晚上，我和郭续润到新明戏院看戏。因为我们去得晚一些，到戏园内一看，张学良也带着赵四小姐和另外两三个女人在右面第三个包厢看戏，我们坐在第七个包厢，距离很近。待戏演到十一点前后，我看到张学良的包厢里，一会儿跑上一个副官在张学良耳边说几句话，张学良一扬手，副官就走了，一会儿又跑来一个，一连三四次。因为张学良的包厢在我们包厢前面，由楼下上来的人都要经过我们的包厢，所以我看得很清楚。等到戏演完了，我抬头一看，张学良的包厢里已空无一人，不知什么时候都走了。我对郭续润说：“恐怕出了什么紧要的事情啦，不然张副司令哪能在这个时候走呢？方才我看见他的副官几次由楼下跑上来，向他报告什么事情，情形很紧张，或者沈阳出了什么事也未可知，我们也走吧。”
听说当晚张学良由戏院回公馆后，朱光沐给他来电话，报告日本军已经向北大营进攻。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指示下，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让朱光沐转告王以哲，千万不要抵抗，尽量撤退。电话没有说完就断了。事后听高纪毅说，荣臻参谋长于二十一日由沈阳来北平报告说，九月十八日晚沈阳全市已被占领，他在二十日早化装为卖菜的逃出沈阳，以后的情形就不知道了。高还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说：“让他占领好啦！将来他怎样占领，还得怎样给咱们退出来。”
关于敦图铁路的交涉问题，也就这样随着“九一八”的炮声而告结束。
张学良对“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支持
车向忱
一九二九年以后，辽宁的各团体领袖及爱国人士，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先后组成三个反日团体，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现把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概况记述于下：这个组织是一九二九年夏由阎宝航、张希尧等人发起的。会址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内，我和黄宇宙负责具体工作。从表面上看：是个群众性的教育团体，实质上是个反日团体。自从它一成立，就积极地展开工作，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主要街口设立阅报牌，组织东北大学学生，到茶馆、剧院、学校、监狱、福音堂讲演，还发行《常识》半月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阴谋和罪行。又在市内适宜地方，设立扫盲夜校三十四处，由各校学生和热心教育的人士，教千字文课本，每期四个月毕业；到“九一八”前共办十余期，扫除五六千名男女文盲。在扫盲过程中，曾遭到教育厅长王毓桂的反对。他认为我有左倾嫌疑，到张学良那里去说坏话，谓我搞平民教育就是反对政府，反对张学良。我得到消息，就去见张，说明我办平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觉悟，准备打日本。张学良说：“反对日本很好，你可以继续办下去。”后来教育厅长换了吴家象，他也很支持我办下去，便又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七百多人，利用寒、暑假回家之便，在一部分市县和乡村开展了扫盲教育，学习时间为一个月，范围比以前更大。全省二十余县，受过扫盲教育的近万人。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召开一次全省民众教育会议，出席代表三百余人，包括四十四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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