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张学良老师的郭松龄，过去一直为张学良所信任、所倚重，直至郭松龄失败身亡以后，张学良还对他念念不忘。
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
刘鸣九
我认识张学良和郭松龄是从一九二〇年开始的。那时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队到吉林剿匪，我任书记官。
张学良带领的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7]原是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兼任旅长，张学良为第二团团长，带职在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升任为该旅旅长，张作相就不兼旅长了。该旅原有两个书记官，是张作相兼旅长时任用的，年老体弱，听说要赴哈尔滨以北剿匪，都请病假，不愿前往。为此，张学良想找一个年轻人来做书记官。于是他就和张作霖的秘书兼奉天实业厅长谈国桓商量，请他代为物色。当时我在实业厅当职员，谈国桓就把我介绍给他，说是临时借调。开始我担任剿匪司令部书记官，不久又在张学良的旅部做一等书记官，从此一直在他身边供职。
信任与升迁
一九二〇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后改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接任旅长。当时，吉林土匪猖獗，张学良奉命，带领全旅到吉林剿匪。吉林督军是鲍贵卿。吉长镇守使阚朝玺兼任吉林剿匪司令，张学良奉命带领全旅到吉林剿匪，也叫剿匪司令，表面上好像是上下级隶属关系，实际上阚对张却非常尊重。
张学良带领所部驻在一面坡，郭松龄崭露头角，建功立业，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原来郭松龄是张学良的旅部参谋长，以后任第二团团长，到一面坡后，他把第二团编为一个支队，称为郭松龄支队。郭支队在吉林剿匪是有成绩的。郭的长处是能与士卒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最突出的是，在佳木斯打了最后一仗，把土匪肃清了。吉林剿匪任务完成后，张学良认为郭松龄剿匪有功，遂报请东三省巡阅使署，给他编了陆军第八旅，就是后来的第六旅。
郭松龄素有改革之志，对张学良影响很大。张学良在学生时期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和进步人士接触，和有知识的人接触，他虽生长在旧军队里，但看不惯旧军队的恶习，他想改革旧军队，因为没有经验，便倚重郭松龄。
张学良要革新，要改造东北军，就要用有进步思想的人。过去奉军中多是行伍出身，正规军事学校毕业的很少。张学良逐渐重用学生出身的人，这一点使旧军队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直奉战，奉军打了败仗，张作霖起家的军队二十七师不行了。
西路军总司令是张景惠，东路军第一梯队司令是张作相，张学良是东路第二梯队司令，率三个旅，即三、八、四旅。四旅旅长蔡平本，也是从二十七师出来的，因为有两个旅是有改革意味的军队，蔡旅也就跟这两个旅走了。
西路张景惠先溃败，东路张作相支持不住，最后只有东路第二梯队，士气未衰，全师而退。撤退也很艰苦！有的士兵极度疲困，在夜行军中倒地便睡，有的被车压死。这时郭松龄显示出军事组织才能。他把三个旅有秩序地撤退。这一仗虽然打败，但是撤得却很出色。部队撤退到山海关，稍事休整，就跟直军打起来了，战斗很激烈。当时第三旅第一团团长李长荣负伤，张学良就派王兴文去接替（王兴文原是哈绥护路军司令张焕相的参谋长，战前张学良亲自把他请来，叫他担任梯队旅长，到山海关作战，王兴文发挥了巨大作用）。他采用日本的作战方式，用团旗为先导，团长亲立阵头，带领全团向敌军冲锋。王团长阵亡，营连长所余无几，却把直军顶住了。随后签订了直奉停战协议八条，第一次直奉战宣告结束了。这次奉军打了败仗，但在阻击直军中，郭松龄出力最大。郭松龄对人处事本来有偏激狭隘情绪，随着张学良对他信任的增加，更在得意中骄横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次直奉战后，一九二三年，当三、八两旅驻在沈阳北大营时，张作霖给第八旅派个团长，名叫刘翼飞。战时刘在张作霖的总部当中校参谋。刘翼飞奉命到第八旅接任团长。郭松龄认为他所属的团长都得由他亲自任命，拒不接受。为此张学良劝郭说：“刘辅廷（刘翼飞的本名）很好嘛！况且是大帅派来的，怎能不用？”经过这么一说，勉强用了，但给刘以中校军衔。当时团长一定是上校军衔，郭开了一个先例，一时传为话柄，刘翼飞也常开玩笑地说：“你们谁当过中校团长？”
郭松龄主张军需独立，从三、八旅开始。军需独立是件好事，防止军需处成为长官的私人账房，这是效法日本的办法。一九二三年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军需处长换人，张作霖派栾贵田当军需处长，郭松龄反对，认为张作霖用自己的账房当军需处长不合适。后来张学良劝郭说：“总司令换军需处长你为什么要干涉呢？这也不影响我们的军需独立。”后来郭不再提了。
还有一件事，一九二三年秋季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二、六旅等部队，其中也有张宗昌的第三旅。郭看不起张宗昌，加以讥讽嘲笑。张宗昌开始容忍，继而反唇相讥，唇枪舌剑，越说越僵，郭竟破口大骂，经人劝解始罢。后来郭松龄曾和我说过这样几句话：“张军长（指张学良）硬拉我和芳辰（李景林）、效坤（张宗昌）到岳庙结盟，那不是我的本意。”张学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虽然没有说，但总不外调和他同张宗昌的关系。
郭松龄这个人也是有政治野心的。在北京有一次他和我说，他想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说时，他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绝非笑谈。
郭松龄反奉的原因
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时，我正在张学良身边。我认为郭有要改革旧军队的思想，但就郭松龄反奉事件而论，很多事实都说明他反奉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之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打了败仗，张学良、郭松龄的军队扭转了危局，出力最大。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胜利，出力最大的也是张、郭二人所率的部队。论功行赏，赏不及郭松龄，张作霖处置失当，遂激成事变。
不赏张学良是可以的，因为他和张作霖是一家人，不赏郭松龄郭就有想法了。郭松龄以为安徽督军非他莫属。张作霖站在旧军阀立场上，深怕郭松龄改革军队，因此，不能重用郭松龄，更不能任命他为安徽督军。表面上是赏罚不公，实际是新旧军阀两派权力之争。
当时内部是否有让郭松龄当安徽督军的酝酿，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郭松龄已经做了当安徽督军的准备。安徽皖北镇守使王普[8]（前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女婿）是郭的陆军大学同学，在地方上较有实力，欢迎并支持郭到安徽。郭还派第二旅旅长刘伟驻安徽。当时安徽省长吴炳湘兼署督军，奉方要派一名督军，郭便认为非他莫属。他曾派军需处长张振鹭两次到安徽去调查财政收支情况和金融情况，还派了陆大出身任过骑兵团长的彭振国去当安徽督军署的参谋长，可见郭在人事方面已做了部署，后来发表姜登选为安徽督军，为此郭松龄极端不满。
姜登选和郭松龄之间还有一段私怨，第二次直奉战时，在一次一、三联军首脑会议席上，郭因山海关久攻不下，主张突袭九门口。姜登选认为第一军已占领九门口过半，不同意郭将山海关正面部队调到九门口这方面来。两人争执不下，发生口角[9]。郭在盛怒之下，竟拂袖而去，并擅自指挥军队撤离前线。张学良得知后，策马急驰追郭，经过苦心说服，始令撤下的军队重返前线。姜登选认为郭松龄这种行动，应按军法论处，后来事过境迁，姜对这件事并不在意，但这件事在郭松龄心中却留下很深的痕迹。
郭松龄反奉失败
郭松龄反奉失败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没有得到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实力支持，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内部。
当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时，姜登选乘专车回沈阳，路过滦州，知道郭要反奉，想面见郭，进行劝告。郭竟下令将姜登选就地枪决。韩麟春在这次事件解决以后说过：“郭茂宸如果不杀姜超六（姜登选别号），事情是可以转圜的，可是你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
最初，郭松龄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滦州会议后，他认为一纸通电[10]历数张作霖的罪状之后，挥戈东进，便可直下沈阳。迨军队过连山关东进时，日本方面声明，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郭便遭顿挫。
郭军到锦州时，就计划分配权力，东北三省和热河的高级军政人员已经内定。当时奉天省城极度紧张，张作霖确实想要搬家，准备火烧大帅府。
另一方面，张学良匆促间编成以朱继先为军长的预备军，新编由陈深、刘翼飞、王瑞华和由郭军逃回来的团长张廷枢和富双英任旅长的五个旅。吉林、黑龙江的应援部队已开到，随即沿巨流河布阵。这时，从双方军队数量和质量相比，张学良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他是有威望的，这是他的有利条件。郭军方面也起了变化，士兵在酷寒季节，身着单衣，士气低落，军官也发生了动摇。
郭松龄反奉是他在天津意大利医院住院时下的决心，被他任为军长的几个人也是在这时才被告知，而旅长以下的军官，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当他在滦州开始行动时，还是用张、郭两个人名义发布命令，人们看到用张学良的名义反对张作霖感到大惑不解。不久，军队名称改为国民军第四军[11]，下达命令只由郭一人署名。他所要打倒的不仅是张作霖，也包括张学良在内。这样军队里开始思想混乱，一遇顿挫就产生动摇。这支军队的军官从营长以上，至少是团长以上都受过张学良的提拔，现在来反对他，从感情上都有些内愧。郭松龄也不例外。在郭军失败，郭氏被捕，将处决时，郭索笔给张学良写信，写了“汉卿军长”四字以后，再也写不下去了，掷笔而罢。
张学良对郭松龄始终抱着眷顾深情，一直没有和他绝交。尽管处境十分窘困，仍称他为茂宸（郭的别号）。当时总部下通缉令，悬赏缉拿郭松龄和韩淑秀。以郭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十万元，以韩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五万元。张学良看到通缉令后，幽默地对我说：“郭大嫂的脑袋还这么值钱啊！”郭失败被捕后，有关方面当即电告张学良。接着，奉天总部派出的卫队团长高金山也给张学良拍来电报，说他是奉派押解郭氏夫妇的。张学良马上让我给高复个电报，叫他押送郭松龄夫妇路过兴隆店[12]。我问：“到这里干什么？去沈阳又不顺路。”张学良说：“到这里我把他放了。”我说：“这不行啊！大帅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大帅能答应吗？”他说：“不要紧，你就写吧！”还没等我把电报稿写完，又接到高金山的第二封电报，说：“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其实高金山不是奉帅令，当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就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
郭军反奉失败，战事结束，张学良的司令部从兴隆店移到新民，就住在郭松龄失败前的司令部里。当时我是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朱光沐住在郭松龄在这里时的卧室里。这时，张作相、吴俊升、韩麟春也都来了。吴俊升主张很激烈，要对郭军将领一律追究。张作相、韩麟春力主从宽。军团内部也希望惩办范围不再扩大，请韩从中为力。张作相说：“这是奉军内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郭松龄已经死了，别追究了，保留元气吧！”这里有一段插曲。郭出走后，全线停火，郭所属四个军的军长、旅长都陆续来见张学良请罪。其中郭的第二军军长原任二旅旅长刘伟颇为倔强。他是二、六旅时的团长，后任旅长。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的别号），你怎么干这个不是人的事？”刘说：“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韩麟春听到这里就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当然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来在河南作战时，刘一度任十一军军长。郭军旅长以上的将领，除在郭反奉时，因被怀疑削去军权，或在郭军到新民以后，就和军团暗通声气的少数人恢复原来的职务以外，其余的仅安排闲散工作，重掌军权的只有刘伟。
张学良由于郭松龄的部下就是他的部下，更是不想株连。不过发言权太少，他父亲一看到他就责骂：“我这点家当都叫你给折腾光了。”
张学良待人宽厚，是他的部下所共知的。一九二七年末，张学良的军团司令部驻在保定。春节头两天的一个深夜，接到张作霖以大元帅的名义发给张学良一封必须亲译的电报，二十多字的电文，换用两个密码，电报内容是：“你部上校参谋金鳌通敌有据，着派要员即日押解来京，不得延误。”金鳌是参谋处上校参谋，曾派到驻河南的田维勤军为代表。冯玉祥的军队把田的军队打败了，田本人被抓走，金鳌也伤势很重。有人在张作霖处告密，说金鳌通敌，张准备亲自审讯。这时我因事要回北京，张学良命我顺便带金鳌去京；并嘱咐我在大元帅面前为金求情。在火车上我问了金鳌，他对我约略讲了派他到田维勤那里当代表的经过。然后，把上衣脱了给我看，伤确实很重。我想张学良对此事一定有所了解，所以才肯为金说情。我到京把金鳌交给军团部军法处看管，就去见张作霖。张作霖知道是从他儿子那里来的人，很亲切。我说：“金鳌现在已经押来。”他问道：“金鳌这个人通敌没有？”我说：“军团长请大元帅对他从宽发落，军团长对金鳌这段经过都知道。押他来时，我也问过他，他没有通敌。”张说：“好！你休息休息。”第二天就把金鳌释放，仍回军团参谋处任职。
（武育文 整理）
郭松龄和奉军的矛盾
魏益三
郭松龄事变，发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地点在河北滦县车站，失败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地点在关外白旗堡车站，至二十四日郭松龄夫妇遇害，地点在新民老大房子。我当时是东北军第十军（军长为郭松龄）参谋长兼炮兵司令，亲自参与其事。谨就部分记忆叙述如下。
一九二五年十月，我部驻扎锦州，接张学良由沈阳发来电报，叫我到沈阳有事面洽。我于是到了沈阳大元帅府内少帅办事处，见到张学良。此时张作霖已发表杨宇霆为江苏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两人并已上任。郭松龄奉命赴日本参观秋操，才由日本返回国内。我见到张学良，张说：“老魏，我成立第三军团（共辖三个军，即姜登选的第八军，韩麟春的第九军，郭松龄的第十军），你做参谋长兼炮兵司令（当时的参谋处长是彭振国，上校参谋是鲍文樾，秘书长是刘鸣九）。司令部的同仁也都欢迎你来，不过茂宸（郭松龄号）要你去帮他的忙，并且很坚决。”我说：“没关系，到郭那里也可以。”张学良听了我的话后，立即打电话给郭松龄（郭此时在北大营）。张说：“魏旅长已来，你同他讲话吧。”郭在电话上叫我迅速到北大营面谈，张于是派汽车送我去北大营。郭松龄见面时对我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不要嫌职位低，无论如何要来帮我的忙。”当时屋内没有别人，郭问我：“进关的队伍，去了多少？”我说：“已过半了。”此时第十军军部尚未正式成立，军部驻地已决定设在天津河北公园。郭说：“你的炮兵旅可以找人代理，你先赴天津组织司令部去吧。”八、九、十，三个军的，编组都归郭松龄主持，郭对人事抓得很紧，毫不放松，甚至三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要经他决定。他悄悄地向我表示：“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试想这样谁受害，还不是东北人民吗！”由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郭反对进关争夺地盘，他认为东北有的是事做。
在叙述郭松龄事变前，不能不提到直奉第二次战争。直奉第二次战争，郭松龄功劳最大。那时郭是奉天第三军的副军长（军长是张学良），张学良驻前所，郭在山海关前线。第二、六旅增援九门口，张学良先到，郭松龄不愿意担任总预备队，要求给他一个正面，往出打。郭说：“我自己练的兵，我有把握。”张学良开始不同意他的请求，郭断然地表示，不答应他的请求，他就走。张学良紧紧地追赶，恳切地挽留，答应了他的请求才算回转。郭带队由九门口（九门口原系姜登选、韩麟春部队攻占）出来，一直冲到海阳镇。直军溃退，彭寿莘、田维勤等部都在山海关缴械。这一役郭松龄部掳获步枪三万余支、机关枪二千余挺、大炮二百余门。当时张作霖有电令，胜利后主力在山海关一带构筑工事，以一部追击直军残部。旋郭松龄进驻秦皇岛，郭对直军采取宽大政策，赠送已缴械直军军官大批烟酒衣物，并把直军编成三团制四个旅。其时张宗昌所带部队（三团制一个混成旅）在滦县附近（张由冷口方面来追击者）亦收编直军四个旅。郭所用高级干部大多数都是二、六旅军官，对韩、姜两部的干部则未选用。张学良对郭松龄一切调度，是“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时一、三联军司令部驻在榆关天泰栈。一天，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都在那里，姜、韩在一间屋中吸鸦片，情绪极不高。张学良对我说：“请茂宸来一下。”郭不久来到，我乘机对郭说：“古人说‘功高震主身危，名盖天下不赏’。外边谣言很大，你这样处理直军，对姜、韩太难堪，而且大帅那里能否通过还成问题。你要多考虑，对姜、韩也应弥补一下。”
不久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由榆关前往参加者有张作相、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等人，郭松龄留在山海关。又数日，张作霖有电来到，指令每旅编入补充团一团（即直军编来者），不准成旅。张学良另有长电给我，叫我劝郭听从命令，不要执拗。郭松龄接到电报极不愉快，最后不得不点头承认，并回电表示遵照执行。
又不久，张作霖进驻北京顺承王府。张学良的京榆驻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扶轮中学。我到京去见张学良。张屏去左右说：“大帅在此，各国公使都来谒见，姜登选、韩麟春也不断前来，独有郭茂宸不来。你便说说茂宸，告诉他不要常和李景林、张之江往来，将来他选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是时郭松龄和其妻韩淑秀住在北京饭店，我即时去找他。郭正偕其妻准备外出，见我来便返回饭店会客室。郭妻窥出我有密语告郭，遂退出。我将张学良告郭言语转达，郭闻言后说：“我决不要地盘，我一心就是要练兵。”谈后不久，郭径赴顺承王府去见张作霖。
郭松龄对张作霖及张亲信人物的态度，由另一事也可以窥见一斑。在郭松龄去日本观操之前，郭在北大营，一天张学良来电话，说大帅为躲避烦嚣，准备赴高山子别墅休养，希望郭去新车站送行。张学良给郭打完电话又给我打电话，意思相同。郭当时在电话上表示有事不能脱身，实际情形是郭主张多办实事，不必养成送往迎来这一套官场习气。经我劝说，郭才同我一起去新车站。张作霖旋到站登车，见到郭松龄说：“茂宸，你还没走吗？”郭松龄仅向张作霖举手行军礼，对张身后随行的杨宇霆则不予理睬，双方也不谈话。不久车开，郭和张学良随车送到皇姑屯，我则返回沈阳。郭松龄在未赴车站时向我表示：“我到日本准备研究研究学术，到日本陆军大学旁听或到步兵学校学习。”从这一情形也可以看出，郭一方面表示消极，一方面对张作霖及其亲信人物如杨宇霆等人都不满意。
东北国民军的反奉经过
李英夫
张学良将军与郭松龄
张学良将军与郭松龄的关系绝非一般可比。张学良比喻他俩之间的关系时说：“我就是郭松龄，郭松龄就是我。”一九二四年夏季我曾随张学良和郭松龄夫妇到沈阳大西边门外路南植物园游玩，他俩边行边说笑，私人情感上之亲近，胜似弟兄。当然这种亲密关系是多年的积累，而且在各方面的见解是一致的。郭张结识是从讲武堂开始的。郭在讲武堂任教官，张学良入堂受教。因郭军事造诣较深，讲授明确，张学良很钦佩。张学良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旅长后，推荐郭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郭不仅治军严明，训练有方，而且与士兵同甘共苦，有时吃睡在一起，亲自挑水做饭，深受官兵爱戴。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直皖战起，张学良任奉天省城戒严司令，留卫队旅一部驻沈，主力悉交郭率领入关，在天津附近小站，以一团兵力击败龙济光两旅之众，从此郭声名大起。
战后，张郭二人被派往吉、黑两省剿匪。张将部队交郭指挥，克佳木斯城，肃清山区之股匪，益得张学良之倚重并获张作霖之信任。
第一次直奉战时，郭率所部一举攻下胜芳，日本办的《盛京时报》大标题以“攻下胜芳之勇将郭松龄”为赞。旋奉军不支败退，败兵到处骚扰，昌黎、乐亭、滦县一带十室九空。败兵出关仓皇北去，只有郭松龄在山海关外打退直系追兵，使东北得以稳定，从此更得张家父子器重。
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退回东北，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张学良任第二旅旅长，郭松龄任第六旅旅长，旅部设在沈阳北郊北大营内。张年幼，军事历练较浅，常住在城内电政监督周大文公馆。二、六两旅委托郭松龄掌管，郭淘汰病老，培养青年，并建议成立教导队（队长张学良，队附魏益三）、军官教育班（设在北大营，朱力罕为教育长，扩大后改由彭振国任教育长），两处亦均由郭负责管理。郭并兼任讲武堂战术教官及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职务。他由内地招聘大批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以及西北边防军教导团出身的军官到教导队、军官教育班、讲武堂或二、六两旅充任教官、队长、团、营、连长；同时划给武器，充实炮兵，加强训练，整饬军纪，用考试选拔优秀人才。不到二年的间，二、六旅实力充足，军容改观，号称东北模范部队。这支新型军队，形成张郭二人在奉军中的一股新兴势力。
郭松龄与杨宇霆等人的矛盾
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指使之下，不顾民间疾苦，大肆扩编军队，准备再次染指中原。在扩军备战同时，奉系形成三派势力：一派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以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为首，主要分子为东三省训练总监姜登选及兵工厂厂长韩麟春，鼓动张作霖问鼎中原，攫取全国大权，很能迎合张作霖野心；另一派为行伍派，亦称绿林派，这一派以张作霖、张作相、汤玉麟、吴俊升等绿林出身或行伍出身的督军、师长为首，他们有的结成亲戚，有的拜为弟兄，形成东北的实权派；第三派是新兴的陆大派，以郭松龄为首，由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速成学堂出身的学生为基干，加上由郭松龄培养的讲武堂、军官教育班、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军官，充任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三派之间，互相抵牾。杨宇霆则借其总参议的有利地位，处处包围张作霖。他还和姜登选、韩麟春结成圈套，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张学良。他们手中虽无兵权，但是他们包围张作霖，控制张学良，阴谋暗算，拉拢党羽，逐步扩大他们的势力。由于姜、韩的勾引迷惑，张学良整天在姜登选家（督军署后街一所宅院中）和宴乐场所，打牌、吃酒，寻欢作乐，坠入姜、韩的圈套之中。郭松龄对张学良是毕恭毕敬，张对郭也是十分信任和器重。在姜、韩引诱迷惑张学良时期，郭每隔数日必亲自到周大文家或姜登选的住宅，面见张报告军务，请示公要。郭对姜、韩包围张的一切情景尽悉，并有所戒备，从不与姜、韩等来往应酬。由于杨宇霆代替张作霖发号施令，郭因事事遭受打击很为不平。第二次直奉战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郭松龄准备反奉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后，郭松龄心情郁闷，决心借赴日本参观秋操之机，暂时隐居日本。一九二五年九月郭松龄到达日本东京，他到日本没有多久（十月初），突然接到张学良的加急密电。内容说：“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由水旱两路向沪、苏、皖进犯。邢士廉、丁喜春等部先后由上海等地撤防。麟阁[13]（杨宇霆）、超六（姜登选）脱险北上。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指张作霖）急盼我兄克日归来，主持军事。”郭当即复电略称“接奉钧电，自当效命，惟以到日以来，旧病复发，需待诊治疗养”。复电两日后，张学良派朱继先携带张的亲笔信抵日，邀郭立即回国。函内有“望兄以大局为念，即日回沈，一切容待面谈，万勿延缓”等语。朱继先还将张学良的口信当面转告郭松龄，大意为“东北进关各军统归郭统帅”。郭经过整夜思考后，才令朱继先先行回沈，向张复命报告郭即归来之意。他回到沈阳面见张学良，接受张的任命，统率东北各军进关开赴津、京，阻止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北犯。
郭松龄回到沈阳经过几个昼夜的紧张工作，组成进关部队的战斗序列。这时他因过度疲劳，致使多年的尿道炎症复犯，严重地影响他的健康。在他出发之前，为了护理疾病，特地邀请沈阳中街日本守田医院院长守田博士随军治疗，韩淑秀随同出发。司令部开到天津，他先住在天津国民饭店。
郭松龄在回国以前已经决心不再参加内战，不同意张作霖攻打冯玉祥国民军，与李景林联合上电主张和平。张作霖不允，郭称病住入天津意大利医院，并密派其弟郭大鸣和挚友李坚白，携带他的亲笔信，由冯玉祥的代表王乃模陪同到包头与冯玉祥商谈合作事宜。经过协商冯同意与郭松龄、李景林联合。冯同意郭松龄的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其密约主要内容是：冯、郭结合，两军协助。李、冯维持现状。排除军阀，消灭内战，实行民主，改善百姓生活。开发边疆，保存国土。协约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分别由冯玉祥、郭松龄签字生效。留肖其煊驻北京与各方联系。郭并邀请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及林长民同往滦州参与起兵反奉。
滦州兴师，义旗东指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龄回到滦州（现河北省滦县），司令部设在专用列车上。二十一日郭召集各部队长会议[14]，宣布不打内战，外御日本侵略，讨伐张作霖，推举张学良统率东北。参加会议的各部队长一致拥护签了名。并杀了姜登选，毅然兴师。通电电文由饶汉祥起草。
据郭的随从副官关庆忠对我说：“郭的爱国思想浓厚，民族意识强烈，在会议上虽没公开提出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中山先生领导的主张，但他早年在四川参加同盟会，在广东、云南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思想里埋藏着外抗强权、停止内战、建设国家、富裕人民的救国思想，这是他起义的主导思想。至于对张、杨、姜、韩之间个人含怨，绝非反奉的原因。他在会议上对部下指出的也是和平统一，不事内战，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拥戴张学良将军领导东北，改革东北内政，清除腐化势力，因此得到与会将领一致赞同。”
郭松龄讨伐张作霖的通电发出后，张学良的处境极为困窘，郭反对的是他的父亲，而拥戴的又是他自己。张学良深知他父亲依靠少数坏人，勾结日本，又复体念郭主张革新，治军有术，为人正气，有爱国反日思想，与他意见一致，并在一、二次直奉战争中出力最大，一向倚为左右手。只好亲自乘镇海军舰到秦皇岛会晤郭松龄，当面劝阻郭不要动用武力。他到秦皇岛邀郭会晤时，郭讨张决心已定，未肯应邀前去晤谈。
张作霖闻连山失败，大为惊恐。因为奉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队（炮兵全部）都在郭松龄手中。吉林、黑龙江两省兵力不多，战斗力不强，能否与郭军作战尚在疑问之中。他困在大帅府里整天大骂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信任郭鬼子坏了事。”杨宇霆出谋献策，请求日本出兵参加奉军作战，以后张、杨与日方签订了密约。
东北国民军在锦州
郭松龄停留在锦州车站时，一日上午车站站长通知说：“张学良来电话请总司令亲自谈话。”郭经过思考让其妻韩淑秀与张通话。张在电话里请韩转达郭应以大局为念勿走绝路，切盼能与郭会晤面谈。韩代郭松龄答复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求老帅下野，拥戴你执掌东北。”从这一经过可以看出，张、郭的感情始终没有破裂到底。
郭在锦州于百忙之中，曾召集响应反奉的第二补充旅三、四两团官兵，集结在车站北侧讲话。据我记忆，郭讲话的主要内容为：“国内各派势力连年内战，老百姓惨遭涂炭，国力消耗不可估计。东北当局外受日本侵略奴役，内则凭恃武力，一再进关参与内战。言念及此，令人痛心。我素主和平统一、停止内战、普及教育、优待劳工、发展经济、加强国防、捍卫国家主权、防止外人侵略，此次回师纯为国家人民着想，一旦战事结束，即将现有军队汰弱留强，裁减大部开往边疆开垦屯田。只要东北走上正轨，个人去留实无所顾惜。杨宇霆、姜登选等人阴险毒辣，施展诡计包围张氏父子，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对于军长（指张学良）我主张先送他到欧洲各国视察，俾对世界大势、各国国情有所了解，然后回国主持东北军政。希望各官兵深体吾意，各守岗位，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爱护百姓……”
奉军的反扑
东北国民军在锦州休整三日后，开始向沈阳前进，一路无阻，直抵沈阳附近巨流河西岸。张作霖将奉军少数残余部队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拼凑成三个方面军，沿巨流河东岸布防。委任吴俊升为第六方面军军团长，指挥穆春、张九卿、万福麟三个骑兵师及梁忠甲、汤玉麟、汲金纯等步兵师为左翼部队。以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指挥朱继先、王瑞华、富双英、张廷枢各旅为中央部队。以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军团长，指挥李桂林、李杜、于深澂等部队为右翼部队。张作霖在东北国民军占领锦州时，亲自与日本关东军签订秘密协议，承认日本人在东北三省有土地租用及杂居权，东北各大城市设立日本领事馆；日方应允必要时日军参战和以护侨为名开进沈阳城，取代奉军维持治安并为张作霖和其他军政要人提供避居场所。日本人也参加作战，仅炮兵就有二百人参加，使用十二门野炮，每门炮打出炮弹三百发。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荒木，曾从日本找来一些退伍军人穿奉军服装参战。
东北国民军失败后，据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周文章说：“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据说他曾命秘书处刘处长，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
东北国民军失败以后
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被俘的消息传出后，前线部队相继停止战斗。张学良召见各部队长，给予安慰，不究既往。以后将部队陆续改编。
张学良失去郭松龄的帮助，自己担起担子感到极大压力。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他就感叹地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张作霖、杨宇霆为了稳定人心、排泄私恨，把郭松龄夫妇的“罪行”及尸体照片，印成文件发给各部传阅。印刷品送到张学良面前，他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惨状，对杨的做法深为愤慨。
郭松龄反奉时张学良的活动
汤国桢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役以后，张学良任京榆一带驻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东北航空处总办和东北讲武堂监督；郭松龄任京榆一带驻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5]。张时常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间，军部事务大都由郭处理。当时经常随张来往办公的，有军部上校军需处长鲁穆庭、中校军械官周濂、第四师中校参谋鲍文樾、少校副官黄显声（黄被派为营长后，其职务先后由王某及第六师少校参谋姜化南接替）、少校军法官朱光沐、东北航空处上尉处员汤国桢等人。
当郭松龄举兵反奉之前不久，约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旬，我们随张学良由奉天来津，二十二日傍晚又匆匆乘车返奉。专车开动后，姜化南和朱光沐对我们说：“今天少帅和郭军长谈话时，好像有些异样，几个高级将领的态度有点傲慢，不似往昔，怕有什么变化。”但我们当时对郭松龄决心叛变尚茫无所知，嗣后才听说郭已于当日发出要求张作霖下野的通电。
我们到达山海关外前所车站时，驻军工兵营长吴树滋已在车站迎候，张探身窗外，面谕吴营长率队开赴山海关，简单告诉他一些情况，并命他通知驻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团（好像是第十九团，团长为张廷枢）迅速布防。专车继续东开，由于前面情形混乱，开到连山车站即停。当时连山车站还停留由东往西的客车一列，姜化南听说客车中有奉天官银号的人押运现款赴津，他因临行时未带现款，经请示张学良后将款接收下来。随后，张叫专车转到连葫支线，开抵葫芦岛。我们在东北海军学校进晚餐后，又去镇海军舰上。记得军舰先往东开又折回西行，大约在海里游荡了一两天的时间，还听说舰长凌霄有通郭之嫌。接着军舰开到秦皇岛，当地有一个炮兵连驻扎，姜化南去找连长刘多荃说明郭松龄反奉情况。刘表示唯张之命是听。姜回舰报告后，又上岸叫刘等待候命。一次，张立在甲板上，看见一列一列的兵车经过秦皇岛的铁桥往东行驶，有一个青年中尉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和兵车，请示是否发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有一天晚上，张问我：“你新来不久，要是我们上山，你去不去？”我答应说去。这几天张不断用无线电同奉天通电报，等到杨宇霆与日本方面接洽好后，军舰就开往大连。到达大连后，张带同鲍文樾、朱光沐、姜化南和谭海先回奉天省城，旋前往兴隆店。隔了一夜，我们也回到省城，并急忙赶到兴隆店，在张临时设立的司令部内办公。
这时，由省城开来的部队，有戢翼翘和朱继先两个旅。张学良临时委派陈深为炮兵司令，并将后方各种类型的炮和兵工厂所存的炮全部调到前线来。嗣后，骑兵旅长于芷山率部山关内绕道冷口到达兴隆店，吴俊升亦率黑龙江骑兵前来。时值严冬，我们随张到前线视察时，雪深没膝。在餐车上，见有日本兵五六人，穿戴中国士兵的皮袄皮帽，正在吃饭，据说是日本炮兵，前来帮助瞄准射击的。
不久，郭松龄的团长富双英、刘振东等陆续来归，郭兵败出走后，他的参谋长邹作华也由白旗堡车站来电话，说他已能控制一切，请张放心。郭松龄反奉事件至此即告结束。
张学良劝谏郭松龄[16]
（日）林正和
原编者按：守田福松（一八七六—一九三二）是一个日本间谍。在日俄战争期间，守田被派到中国东北，充任日军随军医官。一九二二年，守田出任奉天省政府卫生顾问兼张作霖私人主治医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之际，守田前后三次往返郭、奉之间，从事“调停”活动。事后，守田写了一份手记《谏郭》。日本外务省事务官林正和，以守田“手记”为基础又补充了一些有关重要资料，写成一篇题为《郭松龄事件与一个日本人——关于守田福松医生的手记〈谏郭〉》的文章。该文公开发表在日本明治大学《骏台史学》第七期上。其第三部分《守田医生的行动》，集中叙述了守田怎样将郭松龄的反奉消息密报给日本派出机关，以及守田进行“调停”活动的情况。
第一次前往郭松龄驻地
一九二五（大正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在奉天城内开业的医生守田福松，接到正与冯玉祥对阵的郭松龄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因为胃肠不好，很痛苦，希望立即前来诊治。”守田到滦州听闻郭松龄要反叛张作霖后，决定当面劝阻郭松龄。可是，事已至此，郭已不能听进守田的劝告。郭说：“我是副司令，司令仍然是张学良，所以说决不是谋反。”
二十五日下午，守田突然接到从秦皇岛打来的电话，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仪峨诚也少佐打来的。仪峨说：“我和张学良一起乘镇海号军舰来到秦皇岛，无论如何要让张学良和郭松龄见一面，一定要想想办法。”张作霖派遣张学良，意欲打动郭的情谊，敦促其回心转意。守田将来电意图向郭作了转达，郭坚决不答应。郭说：“我所要说的话，业已在宣言中作了充分阐述，再也没有必要会见张学良，接受他的劝告改变主意的任何余地了。”态度很强硬。于是守田又从旁劝导说，“见一面，把话说完再打也无妨嘛！”这时，郭才慢慢缓和下来，说：那么就见见吧，最好不要带兵来！”可是仪峨少佐却提出说，这样做张学良会被扣押，如果同意会见的话，希望选定一个适当的地点，双方前往。郭回答说，若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和张学良会面的必要。结果，张学良想与郭松龄会见的愿望没有实现。
二十六日夜，守田一行与郭告辞，登上了停泊在秦皇岛海面上的镇海号舰。在镇海号舰上，守田见到了张学良。但想到愁容满面的张学良的心情，仅仅交谈了三言两语。在食堂里看见了很久没有吃到的日本饭食，很想大吃一顿，可是吃起来却没有味道。张学良说：“实在没有死心，想麻烦各位再辛苦一趟。”为了再次试谏郭松龄，守田同意折回，决定第二天（二十七日）从秦皇岛出发。在守田出发时，张学良把用铅笔草写的致郭的书信托付守田。信的内容是张首先问候郭的病情，然后说：“倘吾沦为天涯客，相逢之日难有期”，满篇尽是悲痛词句。末尾还写道：“向夫人致意。”内容虽然简单，但却很动人心弦。
第二次前往郭松龄驻地
守田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来到郭的驻地，立即递交了张学良的信。郭看了信后，流露出满面悲痛的神情，然后看了一下身旁的夫人，把信递给她，同时只说了一句话：“信上也写有你的事。”看到郭的这种神情，守田感动地写道：“不管怎么说，战争乃兵家之常事，就连叛将郭松龄也有断肠之感。当他静坐无言含泪，瞑目良久之时，我也实在感慨无量，一时说不出话来。”守田说，“我想不可错过这个机会”，“当其百感交集，心乱如麻之时，捉住其心理”，开始谆谆劝导其不可起事。郭最初反驳一两句，逐渐深深垂首，终于默默倾听。于是守田“增加了信心，一半是为自己的语言所感动”，热情地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二十八日）早晨，郭对守田说，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决不能中止。但我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希望能将我的意向转述张上将军。因此提出“五天时限，即到十二月二日半夜十二点，等候答复，在此期间军事行动也要控制。”
守田离开郭驻地后，在秦皇岛向张学良报告了郭的意向。
十二月五日晚，郭已开始军事行动，从各处进逼张军。
守田有一个腹案，就是“排除杨宇霆，同时让郭松龄也下野，为保持张作霖的晚年名誉，让他继续担任现职一年，然后让位给郭松龄支持的张学良，这样谁都体面，而且各方都能接受。”守田带着这个方案，再次试行调停，决定第三次前去会晤郭松龄。
吉田总领事决定“只派守田福松前往郭松龄驻地，告以帝国政府之方针，以及当地日本官宪为维持治安之目的而采取机宜处置事情，并设法探询郭松龄对于收拾战局的想法。”[17]当时“守田表面上并非受本官之委托，而是以私人身份前去的。”[18]
经过上述的谋划，守田带着自己的调停腹案和吉田总领事的秘密使命，第三次出发前往郭松龄驻地。
第三次前往郭松龄驻地
守田由奉天出发，因为京奉铁路不通，九日转道大连。第二天（十日）早晨，乘汽车到旅顺，当天下午五点半到达秦皇岛。但郭已进驻锦州。因此，守田冒着严寒，经过十八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于十一日下午五点好不容易找到了郭在锦州的营地。
守田立即向郭提出自己的方案，与郭商谈。郭固执地不听意见，只是说：在巨流河（辽河）会战之前，张将军如能下野，绝对保证张一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即使在巨流河与我决战，财产由公议决定，张的生命仍可保证安全。“郭似乎已有稳操胜券的把握”，看起来“身体基本上恢复，精神很好”。因此，守田“无可奈何，只好离去”。守田的活动（调停工作）事实上至此告终了。
（张锦堂 任松译）
张作霖口中的张学良
王翔瞵
我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供职奉天省署一科。在郭松龄反奉时被调到大帅府当秘书厅录事，亲眼见到当时大帅府内和张作霖的一些情况。在此以前，我就常听人讲张作霖有些手段，善于笼络人心。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在大帅府办公厅召开三省军政善后会议。反奉期间，郭松龄曾在新民发表告奉天父老书，对张作霖大加指责。张作霖曾被迫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人民生活，表示在反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还政于民。因此在战后不得不有所表示，以符前言。此外，张又想利用这次会，贬新派，扬旧派。
参加这次会的有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杨宇霆、王永江、袁金铠、王廷五以及各厅处长等数十人。
张作霖走进会场后，摘掉四喜貂皮帽子放在大案子上，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他望着袁金铠说：“四哥，你把通电先宣布一下，明天就发！”袁高声朗读了通电，大意是：“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岷源（永江）、军事交吴公兴权（俊升），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后经吴俊升、王永江的谦辞和杨宇霆等多人的劝解，张作霖方才站起来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他说：“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这时张作霖脸色遽变，眼光四顾：“常荫槐来没来？”常从后角落里站起来说：“我在这里。”张作霖忽然大声喊道：“常处长（常为军政执法处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刚想转身，吴俊升站起摆摆手说：“唔……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张作霖怒冲冲地对吴说：“你有什么说的？”吴说：“唔……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你胡说！”张作霖把脚使劲一跺，全场震动。吴俊升连忙说：“唔……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唔……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唔……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招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这时张作相也站起来要发言，张作霖又大喊一声：“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天下好’（即王永清，当土匪时的诨号）带一千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打得懵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瞧不起于兰波（于芷山）。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一秉大公，李景林、张启坤、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于学忠）是吴子玉（佩孚）的外甥，谁不知道我和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得把他妈给我当老婆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这时杨宇霆站起来说：“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率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他一个人。”
王永江站起来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这时张作相、吴俊升二人上前一左一右架着张作霖退席。张作霖边走还边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这次让贤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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