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黑手

    在回江宁的路上，曾国藩思索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慈禧这次能够大胆地接受自己的要求，把自己从剿捻前线调回来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她找到了剿灭捻军的好手了吗？

    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在慈禧太后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一定还存在着一只幕后黑手，而这个向曾国藩伸出黑手的人一定是官文。

    官文是谁，他有什么本事，竟然能够影响到曾国藩升官发财呢？上文我们已经讲过，官文出身满洲正白旗，跟曾国藩相比，他可以说是贵族，生来就比汉官高贵，可是他高贵的出身并弥补不了他低劣的灵魂。

    官文虽然因为他的出身而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他的能力和性情与他的头衔和出身十分不相配。他不仅骄奢淫逸、贪婪成性，而且最拿手的就是打小报告，传播流言蜚语，背后说人坏话。

    可是，小人也有小人存在的价值，他们的价值其实就是发挥他们小人的作用。朝廷看中的就是他爱打小报告的“优点”。他之所以能够一直霸占湖广总督的位置，其实就是因为朝廷希望通过他的存在，一来镇守长江上游，二来监视长江中下游的湘军势力。

    而且，官文此人早在湘军崛起的时候就对曾氏兄弟十分反感，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曾国荃竟然比他还狂妄。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很想找机会整整曾国荃。可是，在剿杀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荃一直在曾国藩的庇护之下，攻下天京以后，他又听从曾国藩的安排回湖南老家养病去了，他根本找不到机会。这次曾国藩北上剿捻因为兵力不济，朝廷再次起用曾国荃，并任命他为湖北“省长”，刚好在官文的手下当差。这下，看来曾国荃是跑不掉了。

    由于官文在慈禧那里的人缘不错，而且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小人，所以当年胡林翼任湖北“省长”的时候，就十分注意跟这个人的相处方式。可是，曾国荃跟胡林翼恰巧是两种性格完全不同的人，而且和官文倒是有三分相似，两个人都桀骜不驯、目中无人。所以，这两个人要是碰到了一块，一定会闹出一些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曾国荃上任不久，为了剿捻又组建了一支湘军，史称“新湘军”。

    新湘军建成以后，官文就看曾国荃更不顺眼了。为了让这个让自己很不舒服的家伙滚远一点儿，官文听信了手下的意见上书朝廷，派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头衔北上，帮他大哥去剿捻。

    曾国荃接受上谕以后，不知道这个“帮办军务”的官到底有多大，也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生气。于是写信给曾国藩，一问才知道“帮办军务”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就连刘陈国瑞那样的无名小辈都当过这种官。曾国荃这才知道自己让官文那只老狐狸给戏弄了。可是，自己又是人家的下属，他又没有什么把柄在自己手里，曾国荃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能先记下这一“戏”之仇，以后再报。

    没过多久，曾国荃就抓住了一个报仇的好机会。原来，新湘军粮台丁守存（负责军队粮食供给的官员）因曾经被官文黑过，而与他结下仇恨。为了公报私仇，他编造谎言诓骗曾国荃说，官文不愿调粮给新湘军。

    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荃不假思索以为自己抓到了好机会，于是就没跟曾国藩商量直接找曾纪泽写了一个状告官文的奏折寄给了朝廷。

    没想到这个奏折竟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奏折刚寄到朝廷就引起了朝廷中大臣们的非议。他们大多都是官文的老朋友或是亲戚，所以他们都帮着官文说话。他们说曾国荃诬陷官文，竟然挑拨慈禧太后派钦差去调查曾国荃的工作作风问题。不查还好，一查又出事了，原来大臣们所说的曾国荃的不是，全是真的。这下慈禧为难了，曾氏兄弟可不是好惹的，现在曾国藩正在负责剿捻，手中正握有重兵。如果清政府在敌后对他的弟弟下手，恐怕会引起曾国藩的愤怒，所以，慈禧不能这么轻易下决定。

    而曾国藩得知老九参劾官文的消息以后，立马修书一封告知老九，你闯祸了。官文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他可是个小人，而且是个得志的小人，一旦咱们兄弟惹上他，恐怕没什么好果子吃。曾国荃这才知道自己闯祸了，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曾国藩只能赶紧想补救的办法。

    为了不至于惹怒官文，于是曾国藩就发了一封密信给慈禧力保官文。而恰在此时，慈禧又收到了左宗棠的一封奏折，说曾国荃参劾得好，官文实在不是什么好鸟，朝廷早该把这家伙办了，省得他危害百姓。

    这一个要保，一个要办，让可真让慈禧为难。当然朝廷的意思也是要保，可是就怕当时正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不答应，而以左宗棠的个性满朝文武没有不怕他的。以前他只是曾国藩的一个幕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的左系湘军也相当厉害，在镇压回民起义的时候，也是十分骁勇的，这个人也不好得罪。出于无奈，慈禧只好把官文调回京师，监管刑部和正白旗蒙古军，而对于曾国荃的事也没有追究。可是，官文回到京师以后，麻烦可就大了。

    曾国荃算是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曾国藩可就惨了。凭借官文的一张小人嘴脸，别说是对付一个远在河南的曾国藩了，就算是对付曾国藩他弟兄俩都绰绰有余。不要忘了，打小报告，说人坏话可是官文最拿手的伎俩。所以，当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吃了败仗以后，第一个跑到慈禧那里说坏话的就是官文。在他不厌其烦的挑唆之下，慈禧改变了对曾国藩原本还有几分尊敬的态度，改为有错就点名批评的态度。

    曾国藩被慈禧点名在朝中批评，和后来曾国藩被慈禧调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官文所赐。怪不得老人们都说，宁可得罪君子，也不能得罪小人。之所以不能得罪小人是因为他们最擅长暗地里放冷箭，最善于煽风点火。

    曾国荃不明白这个道理，结果让自己的大哥替自己遭了一次殃。曾国藩只能自认倒霉，调回来就调回来吧，总比把自己发配到老家种地好，那就开道江宁府吧。

    可是，在回江宁的路上，看着所路过的“风景”，曾国藩震惊了，这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平定的天下吗？他不敢相信。他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可是，他可以吗？

    “整风”运动

    当一切恢复平静，当曾国藩不再需要天天面对杀戮与死亡，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从咸丰二年离开北京以后，曾国藩的生活当中就只有战争、硝烟和杀戮。可是，这一切都不是他想做的事情。他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天下人打造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空间，可是现在呢？

    从山东到河南，再从河南到安徽、江苏、浙江，全部都是一派萧条的景象，四处都是流民，无家可归的战争难民。正如《曾文正公家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

    这些难道是他想要看到的景象吗？很显然不是，当年曾国藩之所以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其实就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国家的屏藩，能够帮助国君实现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可是现在呢？繁荣的景象在哪里？自己又作了哪些努力呢？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大清的天京就能安宁了吗？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吗？看看那些衣不蔽体的难民吧，他们会给你答案。曾国藩十一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地忍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煎熬，历尽千辛万苦难道想要看到的就是这种景象吗？

    绝对不是。看来，曾国藩以前认为的消灭太平军就能实现清朝“中兴”的想法是幼稚的。因为就在太平天国刚刚覆灭以后，捻军很快又成了气候，各地百姓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出来造反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那就是他们过不下去了。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可能过上所谓的好日子，所以他们才会起来造反。

    的确，如果人人都有饭吃，都有房子住，都有地种，谁还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造反，去流浪呢？！问题一定不在百姓身上，而在让他们再也无法好好过日子的统治者身上，他们才是天下大乱的元凶。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从曾国藩帮办团练以来，各省“省长”、各市“市长”、各地官员哪一个不是只顾自己贪图享乐不管百姓死活呢？远的不说，就说官文，他不仅小人，而且贪婪成性。可是像他这样的人偏偏又能受到朝廷的重用，自己又不能动他半根毫毛，曾国藩又能怎么办？

    可是因为事情不好办，就这么放弃自己最初的梦想吗？这不是曾国藩的风格，他要努力拼一把，至少自己应该努力一次，不能这么轻易放弃。

    回到江宁以后，曾国藩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复湘军当年最先炸毁的那段天京城墙，并在修好的城墙边上立了一个碑。曾国藩在碑上亲题了词，其大意就是说攻陷天京不容易，后人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这个碑文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是让后人记住湘军的功劳。而实际上，曾国藩的真正意图是希望通过这个碑文提醒统治阶级要记住太平天国的教训，不要继续腐败下去。可是，如果说服教育管用的话，那么还要警察做什么？！

    所以，曾国藩这么做只能争取到了自己心灵上的一丝安慰，丝毫不能改变现状，要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的问题，只能来硬的。因为只有拿统治阶级开刀，换血，才能改变现状，才能激发出大清的生机和活力。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曾国藩现在位居两江总督，但是，官比他大，势力比他大的人又不是没有，更何况大清朝的一把手又不是他曾国藩。所以，即使曾国藩想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也只能从自己的地盘上开始动手。否则，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只会招来很多麻烦。

    而曾国藩所任的两江总督的职位，主要管辖江南省和江西省，而江南省当时已经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了，对这三个省曾国藩不仅熟悉，而且是非常熟悉。所以，如果曾国藩从两江各地的官员入手，那么兴许他还能做出点实事来。

    于是，曾国藩决定要先干好两件事，一件事是在各级官吏之间开展整风运动，另一件事是大力整顿地方秩序。

    作为一个文人出身的将领，曾国藩最拿手的无疑就是政治整风了，那就先来整风吧。可是这晚清的腐败之风、奢侈之风、糜烂之风是那么好整的吗？曾国藩的这个想法显然很不错，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估计大清朝也不会这么快灭亡了。如果我们来联系一下当时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曾国藩的这个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罢了。他的这个想法根本没有办法实现，除非他真的有“自残”的魄力。

    “自残”？有这么严重吗？有！如果曾国藩低头往下看，他就会发现，现在在他手下当差的差不多都是湘军集团的手足，无论是先从胳膊下手，还是先从大腿下刀，曾国藩都会心疼，曾国藩会舍得吗？

    虽然自从道光帝去世以后，曾国藩在朝中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后来他替咸丰皇帝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太平军），总算是建功立业了。可是，这一仗一打可就打了十几年，和普通的仗可不太一样。

    从曾国藩起兵以来，他可以说吃够了地方官吏的苦，那些人贪婪成性，又自私自利，有用得着曾国藩的地方就给曾国藩俩枣儿吃，用不到曾国藩的时候就一脚踢开，或是百般刁难。请问如果你是曾国藩，你得志了以后会怎么对付这些人呢？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让这些人下课，或是回家种地，另外百分之二十的人，一定会选择弄死他们。可是这种太过激的方式，好像只有像慈禧那样的狠角儿才会采用，曾国藩的个性里，更多的是一种温和，一种不可撼动的高傲又低调的温和。所以，他的做法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曾国藩与太平军的较量过程中，他早已经把湘军所到之地的大部分官吏都换成了自己人。虽然，湘军在最初选拔人才的时候，刻意地强调了三点，可是，这三点只要是个正常人一般都是做不到的，当然即使是当时能做到，但是到了后来也不可能做到了，这三点是哪三点呢？

    “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如果在大家都穷得叮当响的年代，你要跟人谈起不爱钱、不怕死，或许大家还能礼节性地回复你几句好听的；可是在大家都发了财以后，你再跟大家说不爱钱、不怕死，恐怕他们只会给你俩字：“扯淡！”

    的确，日子好过了，有钱了、有权了、有势力了，谁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谁还会傻着脸非要去死呢？没有人。所以曾国藩的一帮手下做上了官老爷的位置以后，也纷纷开始学着前任捞钱、养小老婆了，于是，腐败就这么延续了下去。

    曾国藩怎么狠得下心向自己人动手呢？如果，曾国藩把这些人都办了，那么砍完这些人以后，官场上站着的还有几位会帮曾国藩说话呢？还会有谁为曾国藩做事呢？另外，曾国藩这么大手笔地大动干戈，裁撤自己人，那么他这么做无疑是在告诉外人，我以前任命的官员都是一帮无用的庸才，这么做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更何况像官文那样的小人，又一直在对曾国藩虎视眈眈，恨不得创造机会抓住他的小辫子不放，而曾国藩北上剿捻又无果而终，在这个紧要关头，曾国藩能这么做吗？

    这是一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看来要在官员当中展开整风运动，还真是不容易，要不就先从整顿地方秩序入手吧！

    哥老会

    要说起整顿地方秩序，当时的地方秩序也确实需要好好地整顿整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南方太平军被剿灭以后，很多地方闹起了哥老会。

    哥老会，据说是和天地会（又叫同洪门）、青帮齐名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它们最初都是由下层群众自己组成的一种民间秘密社团。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看谁不顺眼，就聚集兄弟们将谁暴打一顿，或是看谁家最有钱，就聚集起来将谁家抢个精光。

    虽然关于他们最初的形成原因，近代历史学家也没能给世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当中我们不难猜出，他们这么做主要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有的人太富，而有的人太穷，等这种差距大到彼此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时，哥老会就出现了。

    不过哥老会这个名字同天地会还有青帮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比起来，多少有点不太威风，那么哥老会这个会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哥老会最初起源于四川。在四川，人们一般都喊弟弟为老老，所以，哥老会的意思其实就是兄弟会。兄弟会，听起来是不是要比哥老会威风、气派多了？

    正是因为哥老会的出现，社会上常常发生聚众斗殴和聚众抢劫的刑事犯罪案件。曾国藩想要整顿地方秩序，哥老会很显然就会成为他第一个要灭掉的对象。可是哥老会的会员既然敢胡作非为，那么他们也一定不是普通的小毛贼。

    大家都知道民不跟官斗的古训。确实，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如果你没有揭竿而起闹革命的勇气，那么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做个良民；如果不老实，哪天被当官的当做莠民抓了去砍头，是不会有人帮你申冤的，除非你能有那么一两个强大的靠山。

    而哥老会会员一般都是平头百姓，难道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黑手党”不成？要不然，他们怎么能这么狂妄？

    这是一个很具有戏剧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在太平军崛起的时候，清政府在四川的防守比较薄弱，曾国藩曾一度想要去四川追击石达开，但是后来由于听了李鸿章的忠告，才又回到了与太平军对决的战场。而就在当时，四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身强体壮的四川籍男子很多都通过各种方式，应招进入了湘军大营，穿上军装就成了曾国藩的湘军。

    他们参加湘军并不是为了报效国家，也不是为了效忠曾国藩，而是因为湘军的粮饷相对充裕，他们把参加湘军当成了一张长期饭票。所以当湘军打了胜仗以后，湘军大营中就有一部分人很伤心，为什么？

    这还用问，如果湘军胜利，太平军都被杀死了，那么湘军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到那时候，哥老会会员还能去哪里混饭吃呢？老曾会一直收留他们吗？朝廷会把他们编入正规军吗？这些都是他们常常会考虑到的问题。

    虽然在当时曾国藩对这种哥老会会员参加湘军的事情也有耳闻，但是为了利用他们剿灭太平军，从而达到两头得利的目的，所以曾国藩对这种现象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哥老会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么一群混吃混喝的四川人了。当曾国藩开始着手调查起哥老会时，不禁吓了一大跳。

    原来，太平军被剿灭以后，曾国藩为了消除朝廷对他的猜忌，开始裁撤湘军。这就直接导致了哥老会的一大批会员失去了吃饭的渠道，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能怎么办？

    十几万湘军裁撤得就剩两万，其余的十来万人去哪儿？他们的田地早已荒芜，他们以前的单位也不会接收他们，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能怎么办？

    以前是哥老会会员，可以回到会里去，跟随着大部队抢吃抢喝；以前不是哥老会会员的，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也只能入会。所以哥老兄弟会的成员突然猛增。

    而在这些新会员之中湖南人占了一大半，因为湘军很多都是从湖南招募的，而在众多的湖南会员中，湘乡人无疑是人数最多的，这很显然是拜曾氏兄弟所赐。

    这些人回到湖南湘乡以后，花完了在天京抢来的一点银子以后，他们会怎么样？这还用问，当兵的有的是力量，不要命的家伙有的是勇气。所以他们有的甚至参加了捻军，大部分则留在了老家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打家劫舍？打谁的家，劫谁的舍？很显然是有钱人家了。那么在湖南，在湘乡，当时谁家最有钱，金银财宝最多？很显然是曾家。谁都知道曾国荃每打一次胜仗，都要大肆抢劫一番，特别是攻陷天京以后，曾家更是暴富了起来。那么曾家很可能会成为哥老会围攻的对象。

    怎么办？这是个让曾国藩特别头疼的事情。如果对哥老会成员大肆捕杀，那么许多曾国藩原来的老部下，很可能会走向和曾国藩针锋相对的道路；如果不予治理，那么，地方治安就得不到保障，真是让曾国藩左右为难。

    于是，曾国藩只好密信湘乡县“县长”：抓到哥老会闹事的成员，不要审问他是否是哥老会会员，也不要追究哥老会的事情，只问他是否犯了民事案件或是刑事案件，以免把事情闹大。

    这哪是在解决问题？任何一个脑袋没问题的人都能看出来，曾国藩是在有意为哥老会消灾，当然也是在为他自己消灾。如果当年曾国藩不是想利用哥老会，怎么会造成湘军大部分士兵都成了哥老会的人呢？

    看来，无论做什么事，想要利用别人都是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的。所以如果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情最好不要偷懒，不要自作聪明地借别人之手替自己谋利，否则到了最后自己不好收拾残局。

    不过还好。哥老会虽然在湖南各地闹得沸沸扬扬，时有哥老会打家劫舍、聚众闹事的事情发生，但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动。曾国藩时常告诫家人，特别是曾国荃，做事不要太声张、太傲慢，否则，曾家很可能会成为哥老会攻击的目标。可是，曾国荃向来傲慢成性，对于这些哥老会成员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不仅大肆捕杀哥老会成员，而且大肆在湘乡购置田产，筑建豪宅，显然一副首富的样子。

    针对这个情况，曾国藩的妻女真是怕得要死。曾家大院里头是傲慢成性的曾国荃，外头是跃跃欲试的哥老会，两者都不知天高地厚，万一二者火并，那么最终遭殃的一定是老人和妇女。所以，她们常常写信给曾国藩要求迁到江宁去避难，可是要把全家老小都接到江宁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因为兄弟会就在曾家大门外虎视眈眈。曾国藩本来还想找个理由或是借口什么的，把家人一起接到江宁。可是后来想想，还是逃命要紧，管它三七二十一呢，还要找什么借口？先逃了再说。

    于是，曾国藩就把全家老小都接到了江宁，湘乡再乱已经和他们曾家人的性命没有关系了，曾国藩整顿地方秩序的美梦也随之化为了泡影。

    无功升职

    这下曾家人算是安全了，可是，曾国藩想做的两件事，估计只能永远地成为两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了。现在，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到大清的统治者载淳身上，毕竟他才是一国之君，如果君王有本事、有能力的话，那么大清估计还有崛起的希望。

    于是，曾国藩开始期待再次回到京城，见到同治皇帝，向他表明一下自己的志向，同时摸摸皇室的底细。

    1868年，同治七年，载淳已经虚岁14岁了，差不多也该懂事了。一国之君的身份注定了他不是一个普通孩子，他不能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他有责任和义务担负起大清的万里江山，所以，曾国藩对他的期望很高。

    虽然，曾国藩一直以来都对道光帝的接班人咸丰帝非常不满，可是那些都已经成了过去。现在是载淳时代，曾国藩希望他能像他的先辈顺治和康熙那样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治理好大清国。

    然而，事实上载淳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呢？曾国藩需要亲自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皇上可不是动物园里的大熊猫谁掏钱就能看到，就算他曾家很有钱，但是曾国藩平白无故地要回北京面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需要机会。

    这个机会没让曾国藩等太久就来了，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了。原来的直隶总督又去哪里了呢？原来，同治七年，官文用拍马屁和打小报告的本领当上了直隶总督。不巧的是，他还没上任多久，心腹多隆阿在陕西作战失利兵败身亡了。慈禧很生气，于是就撤去了官文直隶总督的职位，让曾国藩来做了。

    看来，这人啊，无论想在哪一行混，或是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点真本事，以前多隆阿在陕西前线，捷报连连的时候，慈禧为什么不降官文的职？现在多隆阿没了，官文没有立功的工具了，利用价值降低了，慈禧就要翻脸了。

    或许，慈禧的这种做法会让很多人寒心。可是在当权者手下做事，其实就是被人利用，想要一直成为他们眼中的红人儿，那么你就得一直保持自己要比别人更有利用价值。否则，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是不会招人待见的。

    或许会有人说，为什么社会上有很多受灾受难的人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呢？他们对别人来说应该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是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都希望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呢？帮助别人是最好不过的方式，然而要帮哪些人？当然要帮在某方面比自己差的人，一来让自己觉得自己不是白痴，对社会、对他人还有点用；二来还可以得到别人的感谢或是报答。

    有谁见过一个天天只能坐公交车的人会捐钱给一个天天开大奔的款爷？就是这个理！虽然湘军裁撤以后，曾国藩的利用价值在一点点地降低，可是，李鸿章的淮军正在崛起。曾国藩回调两江总督以后，李鸿章接了他的班，虽然费尽了周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最后还是把捻军给灭了。

    剿灭捻军的功劳虽然比不上剿灭太平军，但是李鸿章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朝廷从来都不会允许满朝文武当中，出现一枝独秀的局面，所以他们必须搬出曾国藩来压制李鸿章。所以曾国藩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至少在当时，他的利用价值是要比官文大很多。

    所以，曾国藩在剿捻无功，政绩平平的情况下，被朝廷提拔为直隶总督，也不是没有原因。直隶总督虽然在字面上看和两江总督差不多都是总督，可是这两个总督的职位很显然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当时的直隶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省，北京就在河亲省境内，朝廷内部一旦有点风吹草动，那么直隶总督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当然，如果有起义者想要攻进北京，那么河北也是他们北上的必经之地。所以直隶很重要，直隶总督也很重要。平白无故地被提升为直隶总督，曾国藩虽然感觉很意外。但是去做直隶总督离京城那么近，朝廷有什么举动，自己也可以提前想好应付的方法，总比待在江宁要好吧。有一些言论说，曾国藩其实是不想做这个直隶总督的，后来因为找不到辞职的理由就只好上任。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曾国藩曾经走过的路，就会发现，曾国藩虽然是个很注重低调的人，可是，在他的内心里，他却是一个很高傲、很自负的人。他希望得到朝廷的重视，希望自己能够混出个好口碑，希望受到众人的仰慕，并得到下属的衷心。或许有人会问，那他为什么几次三番都想辞职回家呢？

    我觉得，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想向朝廷示威，并引起朝廷对他的重视，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一样，很想得到别人的关注，而当他们得不到的时候，就表现得特立独行，很不合群，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所以曾国藩这么做其实就是对权力和名誉的一种欲擒故纵。

    是不是很费脑筋？不过，这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能力，想要参与政治的人，必须学会这些技巧。所以，政治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和交往都是一种高智商的博弈。在这种博弈中，可能没有言辞激烈的争吵，没有剑拔弩张的挑衅，但是，一定是一场深谋远虑的钩心斗角。

    曾国藩正是因为精通这种博弈，所以，他才能在晚清那么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成为清朝开国以来数一数二的汉臣。在与清朝统治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也学习到了许多为官的真谛。所以他的那些著作，比如《曾国藩家书》《挺经》等书都是十分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们将在后面介绍一下这些著作。闲话少扯，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按大清惯例，新上任的直隶总督一般都要在上任之前先到北京来接受皇家赏赐，拜见皇上、太后，还有和北京的那些大臣们聊聊天、喝喝茶加强一下感情。

    所以曾国藩既然要接任直隶总督，就得先作好准备去趟北京了。

    一别17年，当曾国藩再踏上北京这块热土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太多的惆怅和感慨，同时也怀揣着太多的梦想，只是不知道他的这些梦想能否变成现实。

    北京啊，北京

    同治七年，十一月八日，曾国藩开始从江宁启起程，十二月十三日到达北京。再次进入北京城，曾国藩难免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二三十年前，当他第一次到达北京的时候，自己还是个20多岁的少年，那时，自己虽然初见世面，混沌未开，却满怀报负，一心想要成为国家的屏藩。现在自己做到了，大清的政权还在，北京还在，紫禁城还在，可是大清腐败的官风和制度却丝毫没有得到完善。

    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如果曾国藩还有忧国忧民的情怀，那么他就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脸红，看看自己拼命保全的大清国都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

    人民缺衣少食，强盗、流氓横行霸道，农民起义跌宕起伏，难道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还值得他这么力保下去吗？可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曾国藩只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走在进入紫禁城的金水桥上，曾国藩再次想起了一个人——道光帝。这个对他曾有知遇和提拔之恩的君主，他曾经是那么威仪，那么洞察秋毫，那么明辨事理。想必他的孙子应该也不会太差劲，所以曾国藩在还没有见到载淳之前，还对大清的政权抱有好转的幻想。可是当他进入了紫禁城以后，他才真正地认识到了现实。

    不过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在曾国藩刚到北京之后，皇上下了一道旨意，准许曾国藩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可是令人羡慕的殊荣呀。从大清建国以来，得到过这种殊荣的人恐怕没几个，而在这为数较少的几个人当中，汉人更是少得可怜。看来朝廷对曾国藩的功绩还是比较肯定的，至少大清朝还没有腐败到忠奸不分的程度。看来，清朝中兴的梦想还是可以实现的。

    可是，当真见到了当时的真龙天子时，曾国藩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每次接到朝廷的公文都是用慈禧的口吻表述的。

    原来，曾国藩进入养心殿磕完头后，才第一次见到了同治皇帝，而慈禧太后则默默地坐在养心殿的帷幔之内。

    大家第一次见面，多少显得有些生分。谈起话来，也不过是一些，你离京多久，今年多大了，身体好不好等之类的无关痛痒的话。而坐在慈禧身边的皇上载淳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难道，皇上只是一国的摆设吗？所谓的“同治”就是这种“同治”吗？这种“同治”或许称为慈禧专制更明了一些。

    拜见了皇上、太后以后，曾国藩无法抑制心中的失落，如果一直以来，朝廷的各种公文、诏书，都是按照慈禧的意思草拟的话，那么慈禧太后也确实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可是历朝历代都有一个传说，那就是女人干政，必定天下大乱，现在曾国藩的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他需要弄清楚慈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于是，在北京住下了以后，曾国藩天天不管别人，只是到处约老朋友喝茶聊天。当然，曾国藩的主要目的并非只是喝茶聊天，而是通过喝茶聊天了解一下宫中的情况。

    这样聊了一个多月以后，曾国藩彻底地死心了。恭亲王已经没有当时刚刚上任议政王时的威风了，太多年的忍辱偷生，让他形成了唯唯诺诺的性格，他当年的英勇和意气风发再也不见踪影了。而皇上在他强悍的老妈面前只能装聋作哑，心甘情愿地当个傀儡。慈安太后更是不值得一提，她不仅没有主见，而且心慈手软，根本没有慈禧那么泼辣狠毒。以至于后来，慈禧看着她碍眼了，随便找个借口把她给弄死了。她死了以后朝中竟然没有人为她的死提出任何疑问。

    看来，大清朝已经是叶赫那拉氏的了。如果这位叶赫那拉氏是个明主那还好说，可是从她办的事，发动政变弄死肃顺，割去恭亲王的议政王的职位，大权独揽不给皇上言论自由，就可以看出她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心眼很小，很具有“铁血宰相”的潜质。如果她做了“一国之君”，恐怕大清也没多少好日子可过了。

    痛苦！失望！曾国藩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现状。虽然在北京这段时间，曾国藩应邀参加了两次国宴，都是以汉臣之首的身份出席宴会，可是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是在担忧，是在寻找，是在怀疑。

    他担忧大清国以后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他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现状，让大清死而复生的重臣；他在怀疑这样的重臣在大清朝还有没有。

    他为自己感到羞愧。本来以为湘军是定国安邦的一张王牌，可是现在，他们不过是曾国藩保全自己的一张王牌。湘军的后遗症这么明显，自己的下属们和那些腐败的大臣们同流合污，而且被裁撤的湘军又把地方搞得乌烟瘴气。这些曾国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了不至于让自己招来管教不严的罪过，他宁愿选择视而不见，甚至遮遮掩掩。

    难道这一切都是曾国藩的初衷吗？他就这么希望天下大乱吗？可是，他又能如何，他已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了，他还能改变什么呢？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国这块肥沃的土地慢慢地腐烂掉。

    正如曾国藩后期的师爷赵烈文所说的，大清朝已经成了腊月里的萝卜，“冻”了心了，已经开始从心里腐烂了，估计最多就撑个五十年，也就没戏了。难道大清国就真的再也没有一个可以站出来力挽狂澜的人了吗？

    没有，的确没有了！曾国藩不可以吗？很显然，不可以！为什么？

    首先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一个可以力挽狂澜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光有能力和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具备一种魄力，一种可以不顾一切的魄力，一种无所畏惧的魄力，一种不怕牺牲的魄力，一种大公无私的魄力。

    这些在曾国藩身上能找到吗？如果曾国藩具有这些素质，他就不会为了掩盖哥老会的真相而命令地方官不得严查哥老会的事，他就不会包庇自己没有任何法律意识的九弟，就不会挖苦心思地和清政府斗心眼、玩手段。一个人会自私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他的自私关系到国计民生，他还这么自私的话，这能叫深明大义吗？

    所以，曾国藩不能！充其量他不过是个一面哭着嚷着要救国，一面努力地从国家败落的过程中寻求好处的人。

    他所寻求的东西包括物质，但不完全是物质。毕竟他是读书人出身，他更倾向于精神追求，所以他更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忠国忠君的美名。

    愚忠也是忠，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愚忠，也算是不容易了。而曾国藩对国家的君主的忠诚更类似于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什么都改变不了，要造反又没有那个魄力，没有陈胜吴广那样的彻底革命性。所以，他的一生就是一系列矛盾碰撞的结果。

    为了信仰，一个真正的勇者是不会因为现实不允许他去做什么事，就放弃努力的；一个真正的勇者是不会害怕流血牺牲的；一个真正的勇者是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的。可是曾国藩不是一个彻底的勇者，他只是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庸主义者，他的这种中庸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大清国千万受苦受难的百姓。

    所以，一个人的无奈，有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无奈。北京啊，北京，大清国的心脏，走近了你怎么就让人听不到生命的力量，反而能听到日落的暮钟呢？

    天津教案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曾国藩从北京起程赶往保定，前去上任直隶总督。到达保定以后，曾国藩才发现，近期保定虽然发生过大的战役，可是同江宁一样，整个保定到处都是拖家带口的流民，城内百业凋敝，毫无生机。从那一片萧条中，曾国藩似乎能看到大清的末日。

    可是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湘军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的时代也将结束了。他只想好好地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保全自己奋斗了一生的忠君效国气节，除此之外，他已经没有别的追求了。

    虽然曾国藩一直都这么安慰自己，可是，一个人的内心最怕什么呢？最怕你总是去渴望自己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最怕你总是对即将成为定局的现实不甘心。曾国藩的内心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他明明知道自己救不了大清，可是又偏偏要去操这份心，又偏偏不甘心就这么认输。他的师爷赵烈文曾在聊天时安慰曾国藩，大清朝已经腐败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让他不要过于悲伤、失望。可是曾国藩做不到，回到保定后不久，曾国藩的旧病就复发了。他时常感觉到眩晕，两只眼睛也时而模糊，时而清楚，情绪更是一落千丈。原来，曾国藩小时候就得了牛皮癣而且一直没有治好，一旦劳累曾国藩身上的牛皮癣就会奇痒难忍，而且一挠皮癣就会像雪花一样一层层地往下掉，特别是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更是让曾国藩备受折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患上了肝病。由于那时候医疗设备和医术有限，曾国藩的肝病一直没有治好，而肝病久治不愈常常会引起眩晕和失明。当时曾国藩出现的那些病症，就是因为肝病加重引起的。

    看来曾国藩的日子真是不多了，他只想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做点有利于民众的事情。

    同治九年也就是曾国藩到保定任直隶总督的第一年，直隶就碰上了大旱，旱情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粮食收成。如果，粮食收成不好，直隶很可能会发生饥荒，万一饥民聚众闹事，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事情，于是，直隶出现了人心不稳，官吏人心惶惶的现象。为了安定民心曾国藩仍然坚持带病办公。可是后来，由于肝病恶化，直接导致了曾国藩右眼失明，左眼模糊连公文都看不清楚了，他才不得不向朝廷请假养病。

    念在曾国藩年事已高的份儿上，朝廷很爽快地准了曾国藩的病假。可是，就在曾国藩养病期间，大清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天津教案。

    原来，在同治九年五月，正当天津地区的小麦进入收割的季节时，直隶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天津等地虽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上粮食收成还算不错，于是，周边各地的灾民都流入了天津城。

    一时间天津城的治安就成了一项非常难做的工作。而就在此时，天津城内又发生了多宗幼儿失踪案，于是就有人散布信息说，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经常用迷药将婴儿迷倒，然后挖心掏肺，于是大家就开始盯上了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巧的是，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突然有30多名被收养的中国幼儿集体死亡，于是，大家的疑心就再一次被加重。更巧的是，在教堂员工将尸体运出来丢在荒野的时候，又刚好被一些天津市民发现了。于是大家毫无疑问地就把幼儿失踪事件跟法国教堂联系到了一起，甚至有些市民开始私下里调查起这件事来了。

    5月11日，有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在诱拐幼儿时，被天津市民当场抓住，并扭送到了天津县衙，前去找知府张光藻来审理。

    经张光藻一审问，才知道，原来武兰珍是个专门从事买卖幼儿的人贩子。他的主要作案方法就是，先用迷药将幼儿迷倒，然后转手卖掉。

    那么他的迷药是从哪里买来的呢？而且，弄到幼儿以后，他又将他们转手卖给谁呢？对于这些疑问，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法国天主教育婴堂。

    可是，光凭猜想，并不能证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就真的跟幼儿失踪案有关呀。据武兰珍交代，他作案所使用的迷药是从一个叫王三的人手中买来的。

    那么王三是谁，他为何要卖迷药呢？原来，王三是一个小药铺的老板，这个老板最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是卖迷药的，而是因为，他还是法国天主教的教徒。他的这一特殊身份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法国天主教堂的怀疑。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对天主教教徒的这种身份这么敏感呢？原来，天津被清政府列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以后，各国列强争相进入天津，他们不仅在天津设立领事馆，还争相开设教堂。而他们的教堂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发展教徒帮助列强巧取豪夺，欺压百姓。

    自从天津开放以后，各国教堂就成了中国内部的国中之国。中国官员不敢惹他们，这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所以当时天津市民对教堂、对教众的敏感和愤怒也并非是无缘无故的。武兰珍交代说，每次他用迷药迷倒幼儿以后，都由王三负责转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听到武兰珍这样的供词，人们似乎已经断定了发生在各地的幼儿失踪案肯定是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干的。

    可是，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婴儿挖心掏肺，开膛破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人们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中找到了答案。有人传说幼儿的心、肝、肺什么的都可以用来做药引子治病。看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也确实很有可能为了这个目的而作案。那么现在，张光藻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找出那个名叫王三的小商贩了，验证事实。

    可是，这个人是法国天主教的人，怎么办？要知道，当时各国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设立的领事馆，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进入的，当然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也不是中国人随便就可以进入的。法国人的这些特权，立即引起了天津市民和当时逃难到天津的各地灾民的一致愤恨。

    娘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仅吃不上饭，还他妈的要遭受外国佬的欺负！凭什么他们法国人在中国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还敢在中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也太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了！娘的，让这帮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的法国佬滚回法国去。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广大民众的心情和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大清还是一个有法律、有制度的社会，那么，大家总是要遵守法律吧。于是，张光藻提出，既然王三是法国天主教的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前去法国天主教教堂要人，要回这个人。如果证明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一定要让法国人还咱们一个公道。

    照顾到民众的情绪，知府张光藻只好亲自带领着一群愤怒的民众，押着武兰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法国天主教教堂门口，索要罪犯王三。

    一看中国人来势汹汹，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法国人不干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叫什么王三的人，那些中国儿童的死是因为流行病，跟我们没关系。

    这下，知府张光藻傻眼了，敢情是我们自己还没搞清楚状况。无奈，张光藻只能先将武兰珍押回县衙，再作审理，看来这武兰珍可真不是个老实的家伙。

    于是，张光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向法国人道歉，然后带着政府的一帮人悻悻地离开。

    可是，法国人说什么民众就会相信什么吗？不可能。在广大民众看来，法国人不仅是这件事的真凶，而且他们还不愿意承认事实，于是，双方就发生了口角。后来，民众的情绪愈加高涨，最后愤怒的民众，与法国天主教教堂的人开始动起手来了。

    法国领事丰大业闻讯赶来以后，看到事情很可能会闹大，于是就派人去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兵镇压“暴民”。结果崇厚匆匆跑来告诉丰大业，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他不能随便出兵。听到崇厚这样的回答，丰大业气愤地拔枪朝崇厚射击，结果打死了崇厚的一名随从。这时，天津知县刘杰也闻讯赶来了，还没说上话呢，就被丰大业射过来的一枪给吓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没打中。

    丰大业是什么鸟人，虽然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但是怎么就不干人事呢？他凭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这么嚣张，竟然敢向中国官员开枪，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丰大业的野蛮行为的刺激下，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用拳脚活活地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民众在打死了这两个人以后，愤怒的情绪已经无法抑制。于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放火烧毁了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之后又一发不可收拾冲进了法国领事馆，打死了几名工作人员，接着又捣毁了法、英、美三国的教堂，杀死了两名神父、10名修女。

    可是，在发泄完了自己的愤怒以后，参与闹事的人们也不得不考虑一下，法国人为什么敢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么嚣张？他们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对待中国人？

    凭什么？凭他们强大的军队，凭他们强大的舰队，所以他们才敢这么嚣张，这么肆无忌惮。现在出了这种事，他们会就此善罢甘休吗？他们会就此消停吗？

    烫手的山芋

    天津教案发生以后，吃了亏的法国人立即联合起了英、法、美、俄等7国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威胁清政府要严惩闹事的人民，并索要巨额赔偿。

    估计这些侵略者只能向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索要赔偿，如果他们敢向中国的爱国热情索要赔偿，那么他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被打得更惨。

    可是，中国广大民众不会答应的事情，清政府为什么会答应呢？难道清政府的官员们不是中国人吗？是中国人，他们为什么会答应侵略者无礼、过分的要求呢？因为作为一个政府的职员，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要保住自己的统治，让事态平息，不要再闹出什么乱子，只要外国人肯和解，怎么着都行。清政府可真是好说话，可是，清政府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团队。熟悉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清政府是一个团队，但是这个团队里也绝对不存在民主。谁都知道当时的大清国，慈禧才是一把手，如果慈禧坚决不答应洋人们过分的要求，那么大清朝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

    可是，慈禧很聪明，她很明白答应洋人无礼的要求肯定会招来国人的谩骂。所以，她不能自己亲自出面来解决这件事，她得找个代表，找个替罪羊。

    所以，无论最后谁会被慈禧选中做代表，那么这个人就注定要成为千古罪人。为什么？因为当时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国内农民起义时有发生，清政府自顾无暇，根本没有精力对付外侵。于是，西方列强都瞄上了中国这个软柿子，谁想捏了就来捏一把，反正清政府又不反抗，捏了也白捏，白捏谁不捏。

    所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相继进入中国，无论他们实力如何，只要和其他各国站在一起，说说狠话，助助威，他们就能得到一点儿好处。于是只要脖子上挂着“洋”字的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就敢指着中国人的鼻子吆三喝四。

    这次法国人吃了亏就急忙跑去找其他各国联合，扬言如果清政府的处理和赔偿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就要打到北京去，就要烧毁紫禁城，就要割掉慈禧的脑袋。

    猖狂！简直是猖狂至极！跑到中国人的地盘上来欺负中国人，竟敢还有脸让中国人赔偿损失，这是什么逻辑？中国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各地人民反抗外侵的热情就像洒遍了大地的汽油，只需要一个火种就会立刻燃起熊熊的烈火。

    而天津教案处理的结果很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火种，只要稍有不慎，在中国大地上就会燃起轰轰烈烈的反抗外侵的革命大潮。可是当时的清政府早已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所以，当处理天津教案的烫手山芋砸到曾国藩头上的时候，曾国藩傻眼了。天津教案不是一般的案件，它不仅涉及中国人的感情问题，还涉及国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涉及曾国藩的个人名声问题。

    如果对当时闹事的群众处理得太轻，不能让七国列强满意，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联合起来向大清发难。如果他们真的要动起手来，那么曾国藩回去肯定会被慈禧骂死，甚至还有可能惹来牢狱之灾。

    如果对闹事的人处理得太重，向外国人赔钱太多，那么就可能激起国人的愤怒，到时候不仅曾国藩自己要背负上卖国的骂名，而且清政府那里也不好交差。

    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曾国藩真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好了。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曾国藩的烦恼，那就是利用自己有病在身的借口推托，让清政府另请高人。

    如果那样的话，无论结果怎么样都跟曾国藩没有多大关系。这确实是个明哲保身的好办法，可是最终曾国藩却没有选择这么做，为什么呢？

    他的回答是这么说的：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话说得很好，很有感染力。可是，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吗？这是本色的曾国藩吗？如果曾国藩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气魄，那么他就不会在镇压太平军的时候，天天战战兢兢地担心会被朝廷革职或是降罪，甚至有时候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抗旨了。

    看来，忠君和爱国的情感还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以不忠君，但是他不一定不爱国。而一个爱国的人也不一定是一个忠君的人。

    那么在这两种感情中，曾国藩的哪种感情更强烈呢？往下看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

    忍辱求和

    听说直隶总督曾国藩要来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全国人们都对曾国藩寄予了厚望，他们希望能够借曾国藩之手杀杀洋人的傲气。

    要知道，曾国藩杀人够狠、够辣的名声可是当时社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儿呀。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像曾国藩这样一个“铁血”之人是不会像清政府那样唯唯诺诺忍辱求和的，他们认为曾国藩一定会给国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所以，曾国藩刚到天津就受到了天津人们的一致欢迎。天津市民的热情不仅没能提起曾国藩的精神，反而让曾国藩更加紧张，因为他看到了天津人的反侵热情，也认识到了，万一这件事处理不当，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到达天津以后，曾国藩没来得及休息就立即着手调查天津教案了。而恰在此时，法国内部发生了普法战争，于是有很多大臣致电曾国藩趁法国内乱，迅速解决天津教案。如果法国人不同意，那么就发动战争彻底把法国人赶出中国去。

    接到这些信件，曾国藩动摇过，这何尝不是一个好方法呢？如果能够借天津教案这根导火索燃起全民的热情，把法国彻底赶出中国去的话，那么其他各国以后就不敢在中国的土地上太过狂妄了。

    可是，曾国藩最终却打消了这个念头，为什么？原因有三：第一，因为曾国藩知道，大清朝已经腐败到心里了，它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他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看着大清国还在，就算以后到了下面，见到了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道光帝，曾国藩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是个忠君的臣子，可以向道光帝说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大清国，自己也就问心无愧，死而无憾了。

    第二，清政府的一把手慈禧更是一个不愿折腾的人。只要她一个人能够安安稳稳地活着，对她来说让自己的臣民吃点苦也是应该的。谁让我是他们的太后呢？第三，如果清政府趁法国内乱向法国开战，那么已经和法国形成联合的其他六国，会眼看着法国人挨打而不管吗？要知道，他们虽然有利益上的纷争，但是从对华侵略的整体利益上看，他们的关系还是息息相通的呀！如果他们七国联手，到时候遭殃的还是人民群众。虽然，中国的爱国分子都不怕死，可是，不怕死并不意味着不死！所以，如果真的打起仗来，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

    上述三个原因最终决定了曾国藩选择了议和，而不是发动战争。既然要选择议和，那么就要双方达成共识，当然最主要的是让法国人满意。

    于是，曾国藩在调查清楚了天津教案的缘由之后，向法国人发出了第一轮谈判的邀请。

    双方代表：直隶总督曾国藩和法国领事馆大使罗淑亚。双方后台：摇摇欲坠的大清政权和兵强马壮的七国联军。

    谈判内容：一如何处置闹事民众，二赔偿法国和其他各国多少银两。谈判第一回合：罗淑亚极力要求曾国藩严厉处置“暴民”，缉拿凶手、礼葬丰大业。曾国藩据理力争，指出，天津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向中国官员开枪，从而激起了民愤，而不是中国民众先群殴丰大业的。所以是法国人先挑起事端的。

    对方哑口无言。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表示，他将按照政府的意思严惩闹事民众。

    于是，双方进入第二回合。罗淑亚提出，清政府要酌情赔偿法国教堂被烧的损失和重建所需的费用，而且提出，赔偿一定要合理，但是具体要清政府赔偿多少，并没有说明。曾国藩表示这些都可以做到，但是，他首先要向清政府请示。

    很好，双方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也没有恶语相向，双方握手言和。第一轮谈判就此结束，双方各自回家。可是谈判才刚结束的第二天，曾国藩正准备向清政府汇报谈判内容时，罗淑亚突然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联名修书一封给曾国藩，公然指责曾国藩没有谈判的诚意，对于法国方面提出的要求都没有明确回复。

    同时明确指出，他们向清政府索赔50万两白银，并要求处死“暴民首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总兵陈国瑞。并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这些条件在10天之内得不到兑现，他们就会启动法国第三舰队和英国的加尔各答舰队，炸平天津，攻进紫禁城。（出自莫尔斯·霍锡阿·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怎么办？本来还温文尔雅的罗淑亚怎么回去之后就立马像变了个人儿似的呢？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家腰杆硬，有强大的军舰做后盾，如果没有英军与他们联合，他们敢这么嚣张吗？

    看来，不仅国内战争是这样，国际战争更是这样。没有强大的武力和军队做后盾，谁都不要去幻想什么公平，否则只会搞得自己太受伤。

    对于这些道理，曾国藩比谁都明白，它们就像曾国藩的血液一样，同曾国藩同在。所以，曾国藩最终选择忍辱求和也是一种必然，只是即使曾国藩有这个心，但是如果清政府有骨气不同意，那么曾国藩的想法只能烂到肚子里。

    于是，曾国藩只好转告清政府英法两国大使的要求了。但是，就在曾国藩的信件还没有寄到北京的时候，英法两国大使的公文已经早一步“跑”到北京来了，朝廷正在为这件事发愁呢。

    曾国藩指出，英法两国大使的要求虽然过分，但是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万一他们真要开着舰队打过来，麻烦可就大了。不过，天津道员、知府和知县也确实没有犯什么大错，如果把他们处死可能会引起公愤，不如先让他们回老家避风头，关于赔钱的事可以再商量。

    谁知英法两国大使态度强硬非要清政府给出处理天津道员、知府和知县三人的方案。无奈，曾国藩只好将他们三人押送京城，接受朝廷的处置。此外，英法两国大使还提出，中国“暴民”打死了20个洋人，就要中国杀死20个“暴民”偿命。

    可是，法不责众的道理谁都知道，更何况在当时那么混乱的情景中，大家情绪都很激动，很难说谁是打死人的凶手。所以曾国藩一时之间根本就不知道这20个人到底要去哪里找。

    正在曾国藩为难的时候，有人向清政府提出，法国国内正在内战，应该趁机向法国宣战。而曾国藩极力反对开战。他指出，就算这一仗大清国打赢了，但是当法国内战平息了以后，万一他们又跑来报仇怎么办？这战争一打起来可就没个头了，到时候大清更没有一天安宁日子可过了。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曾国藩随即对天津教案作出了处理，革职并流放天津的知府、知县，捕杀20名“暴民”为洋人偿命，并流放25名气焰嚣张的“暴民”，以儆效尤，同时支付英法两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共计49万两白银，并应英法大使的要求，派崇厚为代表组成中国“谢罪团”前往法国马赛向法国政府道歉。

    曾国藩的处理方案一出台立马引起了中国朝野上下一片愤怒，无论是乡间野老，还是曾国藩的至交和家人都对曾国藩的做法表示反对。他们一致认为，曾国藩这么做简直就是忍辱求和，就是卖国，简直要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尽了。

    一时间全国上下几千万人似乎都在骂一个人那就是——曾国藩。甚至有民众指出，清政府不应该答应曾国藩这样处理天津教案，否则就只能说明清政府是在集体卖国。

    很好，慈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有人成了天津教案的替罪羊，那么清政府就有了脱身的机会。针对全国这么紧张的形势，曾国藩真是身心疲惫，自己不辞劳苦换来的就是一个千古骂名。曾国藩简直绝望到了极点，又加上他有病在身，于是，只好请求清政府另派“高人”前来处理天津教案。于是清政府立马决定回调曾国藩，改派丁日昌前去天津重新处理天津教案。

    清政府这么做无疑是在向全国人民告白，曾国藩的卖国行径和他忍辱求和的处理方案纯属他的个人行为，和清政府无关。同时也是在向群众表示我们大清政府是不会集体卖国的，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尊严的，大家不要因为曾国藩是朝廷命官就否定了大清政权。

    话说得很好，理由也够充分。可是，曾国藩的处理方案难道真的就只能代表曾国藩一个人的意思吗？如果清政府坚决反对曾国藩这么处理天津教案，那么曾国藩最终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处理。毕竟曾国藩只是清政府手中的一颗棋子，他们要让曾国藩往西，曾国藩就算是想往东，他也得往西呀。所以说慈禧太后够聪明。

    作为一国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慈禧不点头的事估计没人敢做，曾国藩也不例外。更何况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名存实亡，虽说淮军正处于发展阶段，但是曾国藩很清楚，淮军姓李，不姓曾，所以曾国藩当时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听从朝廷的安排。

    或许有人说我的解析太过于主观，那么先让我们看看朝廷改派丁日昌重新处理天津教案以后，李鸿章的处理又是什么样的。

    抑郁而终

    丁日昌，广东丰顺县人，时任江苏省“省长”（前任江苏省“省长”李鸿章早在官文被调回北京后，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了）。

    丁日昌来到天津以后，不仅没有对以前曾国藩的处理表示不满，反而大肆替洋人修筑教堂，极力讨好洋人。同时他还安慰曾国藩说，只要天下太平，只要洋人能够消停，老百姓的骂声顶个屁用，根本影响不到咱们升官发财。

    可是，丁日昌可以不在意世人的谩骂，而曾国藩不能。曾国藩是一个出身中小地主家的读书人，从小就开始学习孔孟儒家思想，他是一个要脸面的人，更是一个很在乎名声的人，他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够做到忠君爱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曾国藩早就在湘军发展壮大的时候举旗造反了。所以，天津教案的打击对曾国藩来说是致命的，它让曾国藩失去了努力了一辈子的名声。

    当然，丁日昌这么猖狂的卖国求荣的举动势必会引起人们更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了控制局面，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前去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到达天津之后，对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并没有作出太大的改动，只是把原来的处斩20名“暴民”改为16名，并将其中4名缓期执行。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的处理要比曾国藩的处理稍微轻了一点儿，然而事实上本质都是一样的，李鸿章聪明的地方就是让其中4个人多活几天罢了。而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比曾国藩还要狠，直接由慈禧太后钦判张、刘二人发配黑龙江。

    从整体上看，李鸿章的处理跟曾国藩的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世人对曾国藩的憎恨好像要远远超过李鸿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人们眼中，第一个做错事的人往往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他开了一个错误的先河。就算李鸿章效法曾国藩，人们都会认为如果没有曾国藩犯错在先，说不定李鸿章就不会学他老师这么卖国。是的，曾国藩开了一个处理天津教案的头，可是后来的两位朝廷命官的表现也并没有比曾国藩高尚多少呀。无论曾国藩再作什么样的努力，都改变不了他在人们心中埋下的仇恨。以前曾国藩在各地所做的诗画、匾额等，只要题有曾国藩名字的大多都被人们撕破、砸烂、吐口水或是用脚踩。一个人如果活到这份上，那么他活着还有多大意思呢？曾国藩真想一死了之。

    可是，无论如何天津教案总算得到了和平解决，而且没有引起什么大乱，这对曾国藩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吧。曾国藩离开天津以后本想直接回保定，但是鉴于民众反曾呼声太高，清政府只好让曾国藩回江宁继续去做他的两江总督，而直隶总督的职位则由李鸿章担任。对于调到哪里，或是任什么官职对曾国藩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奋斗了一生赢得的名誉已经毁于一旦了。做什么官，任什么职，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曾国藩再也找不到可以慰藉心灵的东西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慈禧调他去哪里，他就只能到哪里去了，他已经无力拒绝了。

    他已经不知道在今后的日子里他还可以靠什么继续支撑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依托，理想也已经失去了出口。他突然间仿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方向。他一个人只能在无尽的黑暗里，无声地呐喊，喊什么就连他自己都听不见了。离开天津以后，曾国藩又回了一趟北京向两宫太后和皇上道别，也算是曾国藩同北京城作了最后的诀别。

    到了北京以后，曾国藩才知道，就连走，他都不能走得轻松自如。因为朝廷之所以让他回任两江总督，是因为前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刚刚被刺身亡。这就是历史上存在诸多疑点的刺马案，也是电影《投名状》的历史依据。

    慈禧调曾国藩回江宁，一是为了让曾国藩远离天津，二是为了填补两江总督的职位，三是为了调查马新贻遇刺身亡的内幕。

    回到江宁以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大不如从前，有时他的两只眼睛几乎都看不清楚东西，还经常出现眩晕。可是为了完成使命，他只好勉强振作精神着手去查刺马案，可是刺马案并不像一般的案件那么简单。

    表面上看事情很简单，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回总督府的时候被一名手持短刀的男子张文祥一刀捅死了。事后，这名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老老实实地就地伏法了。

    如果马新贻是一个普通人，一刀被人捅死，也就算了。可他是堂堂大清朝的从一品大员，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地被一个普通男子捅死呢？太不可思议了，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蕴藏着巨大的阴谋。明明知道这件事背后一定另有玄机，但是，曾国藩也不能把这其中的玄机公诸于世。一是为了顾及大清的脸面，二是为了粉饰太平。

    据张文祥交代，他之所以刺杀马新贻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一段个人恩怨。他曾经同马新贻以及曹二虎三人是金兰兄弟，后来马新贻看上了曹二虎的老婆，就动了邪念，将之占为己有。后来被张文祥发现以后，张就告知了曹，二人多次讨论过如何处理这件事。后来，马新贻先下手为强杀死了曹二虎，张文祥则成功逃脱。为了惩治无情、无义的马新贻，张就密谋了这场刺马案。

    从这上述两个原因中来看，马新贻的案子都不能闹得太大，虽然他是个总督，但是对于他的死，朝廷只能草草结案。这正是曾国藩想要的结果。因为，曾国藩在调查这件案子的时候发现张文祥的供词并非句句属实，而且他还发现，这件事很可能与湘军有关。如果继续查下去可能还会牵连到自己，与其最终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如糊涂结案。于是，刺马案就这么永远地成了一个迷。虽然，在调查刺马案的过程中多少让曾国藩暂时地忘了一些烦恼，但是刺马的内幕却又让曾国藩受到了一些刺激。

    通过刺马案，曾国藩再次确信了大清朝的末日真的不远了。此外曾国藩也深深地为湘军忧虑起来，10年、50年以后湘军会走向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呢？50年以后，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吗？一切都不可预知……可以明确的是，经历了失望、困惑、痛苦、折磨以后，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最后怀着深深的忧虑，他终于倒下了。

    这一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府，突然肝病发作，两眼失明，肢体偏瘫，最后不治身亡，享年61岁。

    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再也承受不住大清朝败落的速度了，他在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后，无奈、无力、不甘又痛苦地离开了人间。

    曾国藩死后，朝廷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追赠他为太傅，赐谥号为文正，并准许曾国藩的雕像进入北京的昭忠祠和贤良祠，而且还专门派人在湖南和江宁为曾国藩建立都祠堂。此外，政府还关照“国家文化局”为曾国藩作了传。

    大清朝的确应该好好地嘉奖一下曾国藩，至少在他死后应该好好地嘉奖他一番。如果不是这个汉人，大清朝真有可能被太平天国给灭掉，还很可能更早地步入被各国瓜分的困境。正是有了这个汉人的忠诚，大清朝才可以勉强残喘了50年。

    或许，有人会说像大清这样腐败的政府，早该被推翻了，曾国藩当年就应该直接去造反。可是咱们都不是曾国藩，曾国藩他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事的原则，他追求的是忠诚，忠诚得宁愿做大清的帮凶，也不愿同自己的主子翻脸。

    这是曾国藩的局限，也是曾国藩的追求，就像一个母亲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经常做坏事却不能用双手杀死罪恶的儿子，所以她痛苦。曾国藩在死之前也是痛苦的，但是曾国藩的痛苦是绝望的。因为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卖国贼，是一个杀人狂，这些都是曾国藩致命的伤，所以曾国藩的死是因为他的心先死了。

    虽然曾国藩已经去世了100多年，但是，100多年以后，人们并没有因为他曾经的过错而否定他对后世的其他影响。毕竟像他这样的一位晚清官至极品的汉臣并非浪得虚名，他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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