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朋友——萧红
金珠才13岁，穿一双水红色的袜子，在院心和华子拍皮球。华子是个没有亲母亲的孩子。
生疏的金珠被母亲带着来到华子家里才是第二天。
“你念几年书了？”
“四年，你呢？”
“我没上过学——”金珠把皮球在地上丢了一下又抓住。
“你怎么不念书呢？13岁了，还不上学？我10岁就上学的。”
金珠说：“我不是没有爹吗？妈说：等她积下钱让我念书。”
于是又拍着皮球，金珠和华子差不多一般高，可是华子叫她金珠姐。
华子一放学回来，把书包丢在箱子上或是炕上，就跑出去和金珠姐拍皮球。夜里就挨着睡，白天就一道玩。
金珠把被褥搬到里屋去睡了，从那天起她不和华子交谈一句话；叫她：“金珠姐，金珠姐。”她把嘴唇突起来不应声。华子伤心的，她不知道新来的小朋友怎么会这样对她。
再过几天华子挨骂起来“孩崽子，什么玩意儿呢！”金珠走在地板上，华子丢了一下皮球撞了她，她也是这样骂。连华子的弟弟金珠也骂他。
那孩子叫她：“金珠子，小金珠子！”
“小，我比你小多少？孩崽子！”
小弟弟说完了，跑到爷爷身边去，他怕金珠要打他。
夏天晚上，太阳刚落下去，在太阳下蒸热的地面还没有消灭了热。全家就坐在开着窗子的窗台，或坐在门前的木凳上。
“不要弄跌了啊！慢慢推……慢慢推！”祖父招呼小珂。
金珠跑来，小母鸡一般地，把小车夺过去，小珂被夺着，哭着。祖父叫他：“来吧！别哭，小珂听说，不要那个。”
为这事，华子和金珠吵起来了：
“这也不是你家的，你管得着？不要脸！”
“什么东西，硬装不错。”
“我看你也是硬装不错，‘帮虎吃食’？”
华子的后母和金珠是一道战线，她气得只是重复着一句话：
“小华子，我也没见过你这样孩子，你爹你妈是虎？是野兽？我可没见过你这样孩子。”
“是‘帮虎吃食’，是‘帮虎吃食’。”华子不住说。
后母亲和金珠完全是一道战线，她叫着她：“金珠，进来关上窗子睡觉吧！别理那小疯狗。”
“小疯狗，看也不知谁是小疯狗，不讲理的小疯狗。”
妈妈的权威吵满了院子：
“你爸爸回来，我要不告诉你爸爸才怪呢？还了得啦！骂她妈是‘小疯狗’。我管不了你，我也不是你亲娘，你还有亲爹哩！叫你亲爹来管你。你早没把我看到眼里。“骂吧！也不怕伤天理！”
小珂和祖父都进屋去睡了！祖父叫华子也进来睡吧！可是华子始终依着门呆想。夜在她的眼前，蚊子在她的耳边。
第二天金珠更大胆，故意借着事由来屈服华子，她觉得她必定胜利，她做着鬼脸：
“小华子，看谁丢人，看谁挨骂？你爸爸要打呢！我先告诉你一声，你好预备着点！”
“别不要脸！”
“骂谁不要脸？我怎么不要脸？把你美的？你个小老婆，我告诉你爹爹去，走，你敢跟我去……”
金珠的母亲，那个胖老太太说金珠：“都是一般大，好好玩，别打架。干什么金珠？不好那样！”华子被扯住肩膀：“走就走，我不怕你，还怕你个小穷鬼！都穷不起了，才跑到别人家来，混饭吃还不够，还瞎厉害。”
金珠感到羞辱了，软弱了，眼泪流了满脸：“娘，我们走吧！不住她家，再不住……”
金珠的母亲也和金珠一样哭。
“金珠，把孩子抱去玩玩。”她应着这呼声，每日肩上抱着孩子。
华子每日上学，放学就拍皮球。
金珠的母亲，是个寡妇母亲，来到亲戚家里，是来做帮工。华子和金珠吵架，并没有人伤心，就连华子的母亲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华子的祖父和小珂也不把这事记在心上，一到傍晚又都到院子去乘凉，吸着烟，用扇子扑着蚊虫……看一看多星的天幕。
华子一经过金珠面前，金珠的母亲的心就跳了。她心跳谁也不晓得，孩子们吵架是平常事，如像鸡和鸡斗架一般。
正午时候，人影落在地面那样短，狗睡到墙根去了！炎夏的午间，只听到蜂子飞，只听到狗在墙根喘。
金珠和华子从正门冲出来，两匹狗似的，两匹小狼似的，太阳晒在头上不觉得热；一个跑着，一个追着。华子停下来斗一阵再跑，一直跑到柴栏里去，拾起高粱秆打着。金珠狂笑，但那是变样的狂笑，脸嘴已经不是平日的脸嘴了。嘴斗着，脸是青色地，但仍在狂笑。
谁也没有流血，只是头发上贴住一些高粱叶子。已经累了！双方面都不愿意再打，都没有力量再打。
“进屋去吧，怎么样？”华子问。
“进屋！不打死你这小鬼头对不住你。”金珠又分开两腿，两臂抱住肩头。
“好，让你打死我。”一条木板落到金珠的腿上去。
金珠的母亲完全颤栗，她全身颤栗，当金珠去夺她正在手中切菜的菜刀时；眼看打得要动起刀来。
做帮工也怕做不长的。
金珠的母亲，洗尿布、切菜、洗碗、洗衣裳，因为是小脚，一天忙到晚，到晚间，脚就疼了。
“娘，你脚疼吗？”金珠就去打一盆水为她洗脚。
娘起先是恨金珠的，为什么这样不听说？为什么这样不知好歹？和华子一天打到晚。可是她一看到女儿打一盆水给她，她就不恨金珠而自己伤心。若是金珠的爹爹活着哪能这样？自己不是也有家吗？
金珠的母亲失眠了一夜，蚊子成群地在她的耳边飞；飞着，叫着，她坐起来搔一搔又倒下去，终夜她没有睡着，玻璃窗子发着白了！这时候她才一粒一粒地流着眼泪。10年前就是这个天刚亮的时候，金珠的爹爹从炕上抬到床上，那白色的脸，连一句话也没说而死去的人……10年前了！在外面帮工，住亲戚也是10年了！
她把枕头和眼角相接近，使眼泪流到枕头上去，而不去擦它一下，天色更白了！这是金珠爹爹抬进木棺的时候。那打开的木棺，可怕的，一点感情也没有的早晨又要来似的……她带泪的眼睛合起来，紧紧地压在枕头上。起床时，金珠问：“娘，你的眼睛怎么肿了呢？”
“不怎么。”
“告诉我！娘！”
“告诉你什么！都是你不听说，和华子打仗气得我……”
金珠两天没和华子打仗，到第三天她也并不想立刻打仗，因为华子的母亲翻着箱子，一面找些旧衣裳给金珠，一面告诉金珠：
“你和那丫头打仗，就狠点打，我给你做主，不会出乱子的，那丫头最能气人没有的啦！我有衣裳也不能给她穿，这都给你。跟你娘到别处去受气，到我家我可不能让你受气，多可怜哪！从小就没有了爹……”
金珠把一些衣裳送给娘去，以后金珠在这一家中比谁都可靠，把锁柜箱的钥匙也交给了她。她常常就在华子和小河面前随便吃梨子，可是华子和小珂不能吃。小珂去找祖父。祖父说：
“你是没有娘的孩子，少吃一口吧！”
小珂哭起来了！
这一家中，华子和母亲起着冲突，爷爷也和母亲起着冲突。
被华子的母亲追使着，金珠又和华子吵了几回架。居然，有这么一天，金耳环挂上了金珠的耳朵了。
金珠受人这样同情，比爹爹活转来或者更幸运，饱饱满满地过着日子。
“你多可怜哪！从小就没有了爹！”金珠常常被同情着。
华子每天上学，放学就拍皮球。金珠每天背着孩子，几乎连一点玩的工夫也没有了。
秋天，附近小学里开了一个平民教育班。
“我也上‘平民学校’去吧，一天两点钟，四个月读四本书。”
华子的母亲没有答应金珠，说认字不认字都没有用，认字也吃饭，不认字也吃饭。
邻居的小姑娘和妇人们都去进“平民学校”，只有金珠没能去，只有金珠剩在家中抱着孩子。
金珠就很忧愁了，她想和华子交谈几句，她想借华子的书来看一下，她想让华子替她抱一下小孩，她拍几下皮球，但这都没有做，她多少有一点自尊心存在。
有一天家中只剩华子、金珠、金珠的母亲，孩子睡觉了。
“华子，把你的铅笔借给我写两个字，我会写我的姓。”金珠说完话，很不好意思，嘴唇没有立刻就合起来。
华子把皮球向地面丢了一下，掉过头来，把眼睛斜着从金珠的脚下一直打量到她的头顶。
为着这事金珠把眼睛哭肿。
“娘，我们走吧，不再住她家。”
金珠想要进“平民学校”进不得，想要和华子玩玩，又玩不得，虽然是耳朵上挂着金圈，金圈也并不带来同情给她。
她患着眼病了！最厉害的时候，饭都吃不下。
“金珠啊！抱抱孩子，我吃饭。”华子的后母亲叫她。
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可怎样抱孩子？华子就去抱。
“金珠啊！打盆脸水。”
华子就去打。
金珠的眼睛还没好，她和华子的感情可好起来。她们两个从朋友变成仇人，又从仇人变成朋友了！又搬到一个房间去睡，被子接着被子。在睡觉时金珠说：“我把耳环还给她吧？我不要这东西！”她不爱那样闪光的耳环。
没等金珠把耳环摘掉，那边已经向她要了：
“小金珠，把耳环摘下来吧！我告诉你说吧，一个人若没有良心，那可真不算个人！我说，小金珠子，我对得起你，我给你多少衣裳？我给你金耳环，你不和我一个心眼，我告诉你吧！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眼看你就要戴上手镯了！可是我不能给你买了……”
金珠的母亲听列这些话，比看到金珠和华子打架更难过，帮工是帮不成的啦！
华子放学回来，她就抱着孩子等在大门外，笑眯眯的，永久是那个样子，后来连晚饭也不吃，等华子一起吃。若买一件东西，华子同意她就同意。比方买一个扣发的针啦，或是一块小手帕啦！若金珠同意华子也同意。夜里华子为着学校忙着编织物，她也伴着她不睡，华子也教她识字。
金珠不像从前可以任意吃着水果，现在她和小珂、华子同样，依在门外嗅一些水果香。华子的母亲和父亲骂华子，骂小珂，也同样骂着金珠。
终久又有这样的一天，金珠和母亲被驱着走了。
两个朋友，哭着分开。
我最不能忘的，是他动身前不多时的一个月夜。电灯灭后，月光照了满院，柏树森森地竦立着。屋内人都睡了；我们站在月光里，柏树旁，看着自己的影子。他诉说他生平冒险的故事。说一会，静默一会。这是一个幽奇的境界。
怀魏握青君——朱自清
两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些日子吧，我邀了几个熟朋友，在雪香斋给握青送行。雪香斋以绍酒着名。这几个多半是浙江人，握青也是的，而又有一两个酒徒，所以便拣了这地方。说到酒，莲花白太腻，白干太烈；一是北方的佳人，一是关西的大汉，都不宜于浅斟低酌。只有黄酒，如温旧书，如对故友，真是有味。只可惜雪香斋的酒还上了色；若是“竹叶青”，那就更妙了。握青是到美国留学去，要住上三年；这么远的路，这么多的日子，大家确有些惜别，所以那晚酒都喝得不少。出门分手，握青又要我去中天看电影。我坐下直觉头晕。握青说电影如何如何，我只糊糊涂涂听着；几回想张眼看，却什么也看不出。终于支持不住，出其不意，哇地吐不出来了，观众都吃一惊，附近的人全堵上了鼻子；这真有些惶恐。握青扶我回到旅馆，他也吐了。但我们心里都觉得这一晚很痛快。我想握青该还记得那种狼狈的光景吧？
我与握青相识，只是在东南大学。那时正是暑假，中华教育改进社借那儿开会。我与方光焘君去旁听，偶然遇着握青；方君是他的同乡，一向认识，便给我们介绍了。那时我只知道他很活动，会交际而已。匆匆一面，便未再见。三年前，我北来作教，恰好与他同事。我初到，许多事都不知怎样做好；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很活动，会交际；他有他的真心，他有他的锐眼，他也有他的傻样子。许多朋友都以为他是个傻小子，大家都叫他老魏，连听差背地里也是这样叫他；这个太亲昵的称呼，只有他有。
但他决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傻”，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至少我在北京见着他是如此。那时他已一度受过人生的戒，从前所有多或少的严肃气分，暂时都隐藏起来了；剩下的只是那冷然的玩弄一切的态度。我们知道这种剑锋般的态度，若赤裸裸地露出，便是自己矛盾，所以总得用了什么法子盖藏着。他用的是一副傻子的面具。我有时要揭开他这副面具，他便说我是《语丝》派。但他知道我，并不比我知道他少。他能由我一个短语，知道全篇的故事。他对于别人，也能知道；但只默喻着，不大肯说出。他的玩世，在有些事情上，也许太随便些。但以或种意义说，他要复仇；人总是人，又有什么办法呢？至少我是原谅他的。
以上其实也只是说他的一面；他有时也能为人尽心竭力。他曾为我决定一件极为难的事。我沿着墙根，走了不知多少趟；他源源本本，条分缕析地将形势剖解给我听。你想，这岂是傻子所能做的？幸亏有这一面，他还能高高兴兴过日子；不然，没有笑，没有泪，只有冷脸，只有“鬼脸”，岂不郁郁地闷煞人！
我最不能忘的，是他动身前不多时的一个月夜。电灯灭后，月光照了满院，柏树森森地竦立着。屋内人都睡了；我们站在月光里，柏树旁，看着自己的影子。他诉说他生平冒险的故事。说一会，静默一会。这是一个幽奇的境界。他叙述时，脸上隐约浮着微笑，就是他心地平静时常浮在他脸上的微笑；一面偏着头，老像发问似的。这种月光，这种院子，这种柏树，这种谈话，都很可珍贵；就由握青自己再来一次，怕也不一样的。
他走之前，很愿我做些文字送他；但又用玩世的态度说，“怕不肯吧？我晓得，你不肯的。”我说，“一定做，而且一定写成一幅横披——只是字不行些。”但是我惭愧我的懒，那“一定”早已几乎变成“不肯”了！而且他来了两封信，我竟未覆只字。这叫我怎样说好呢？我实在有种坏脾气，觉得路太遥远，竟有些渺茫一般，什么便都因循下来了。好在他的成绩很好，我是知道的；只此就很够了。别的，反正他明年就回来，我们再好好地谈几次，这是要紧的。——我想，握青也许不那么玩世了吧。
回忆起小学时代的种种往事，心中不禁洋溢着一种幸福甜蜜的感觉。
记忆中的青笛仔——纪小南
四十年前的水灾，可能是宜宾近百年来最大的水患，西部低洼地区大部分都被洪水淹没。那一年我小学五年级，住在长江沿岸的农村，没有收音机，更无报纸电视。那天清晨，一如往常背着书包走三公里路去上学，一路上虽然刮风下雨，但也没有特别的异常情况。走到校门口却目瞪口呆，比马路低洼的校园一片汪洋，杳无人迹。
疑惑中信步走到离校不远的“青笛仔”家去问个究竟。到了他家才知道学校已经停课。此时风雨变得很大，“青笛仔”慈祥的祖母叫我等雨势小些再回家。等着等着，大雨持续倾盆而下，街道成了河流，大水愈涨愈高，流进了庭院，流进了屋里，直淹到桌面。大人忙着抢救东西，小孩都躲到阁楼上去。从窗户望出去，外面一片汪洋，滚滚洪水沿着街道四处流窜。我心里着急，想着爸妈不知会如何担心。可是要回去不可能，又无法联络。焦急中捱到天黑，又捱到了天亮，大水终于退去，“青笛仔”的父亲用自行车送我回家。我永远不会忘记父母亲见到我时的欣喜及对“青笛仔”家人感激的神情。由于那次的水灾，“青笛仔”成了我人生中最深刻的回忆。
“青笛仔”是我小学时最要好的同学林富春的绰号。我从不曾问他为什么叫“青笛仔”
，那是当时乡村很常见的一种小鸟，只比手指长一些，常见它们成群结队在枝头跳来跳去，吱吱喳喳叫不停。几年前第一次用望远镜仔细端详，赫然发现它竟是如此美丽的鸟儿，小小的身躯，背上比着绿色的羽毛，腹部淡黄，眼睛围着一个白色的圈圈。它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学名叫“线绣眼”。有一回在阳明山，看到一群“青笛仔”倒挂在盛开的山樱花枝头吸食花蜜，比国画里的花鸟图更美，让人无法忘怀。
如今在农村不再容易看到“青笛仔”了，由于农药的使用，它似乎失去了生活空间。然而它却成了赏鸟人口中的“都市三宝”之一。都市的开发断绝了大多数野鸟的食物来源，因而造成野鸟的减少甚至绝迹。然而“绿绣眼”由于食性宽广，春天吸花蜜，夏天食昆虫，秋天吃果实，冬天吸树液。随着都市的扩展，它们在树与公园绿地中找到了栖身之处，成了都市人身边最常见的自然界之精灵。
每次走过树下，听到那亲切的吱吱声，总要抬头寻找那绿色的小“青笛仔”，看着它们活泼地在枝杈间跳跃，总要感染一分喜悦。回忆起小学时代的种种往事，心中不禁洋溢着一种幸福甜蜜的感觉。
这个人应主持正义、诚实、心地善良、勇敢、意志坚强，当然还应该谦虚。
不光彩的表演——文思
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优点，才能成为我们所尊重的楷模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人应主持正义、诚实、心地善良、勇敢、意志坚强，当然还应该谦虚。
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吹牛家，也没人愿意作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但是，夸夸其谈和骄傲自大的思想却在我们中间许多人身上潜藏着，而且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一下子流露出来。
我手头保存着几张照片。照片上，我的头发全无，是个秃子。每当我看到它们，心里总是涌腾起一股深深的渐愧之感。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卫国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描写俄国着名元帅苏沃洛夫的影片。苏沃洛夫性格急躁，极为好动。导演组全力以赴挑选具有类似性格特点的演员担任主角，仍是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一位熟人偶然同我谈道：“难道我国电影界中真的没有一位能演苏沃洛夫的演员吗？”我的脑子里豁然一亮：“为什么我不来演这一角色呢？眼下我没有拍摄任务……对，就这么办！我来演苏沃洛夫！”
在年龄方面，我不大适合演这个角色。不过可以经过化妆来弥补差距。而最主要的，是我的体态和长相与这位俄国元帅相去甚远：苏沃洛夫身体瘦小，面庞瘦削，脸部线条分明。可我正相反，体格粗壮，是个圆脸膛……然而话又说回来，我是演员呐！斟酌再三，最后一鼓劲我向摄制组提出，由我来演苏沃洛夫吧。摄制组回答说，他们已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不过如果我执意要演的话，可以为我进行一次彩排。
我深信，这个角色一定将会由我来演。因为当时我在电影界中已算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了，而我的竞争对手呢，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再说，我的愿望，导演和制片人也都一定会尽量给予照顾的我到理发店剃光了头发。秃头更适宜粘假发化妆。
然而，苏沃洛夫我没有演成。另一位同志比我更合适：他的外形酷似角色，表演也比我强……我痛责自己过分自信，骄傲自大。我懊悔自己不够谦虚。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任何时候再也不作说大话、过分自信的人了。可是，剃光的头顶再长出头发来，那得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呐我一直忘不了这次不光彩的失败。在以后几年时间里，它使我比以前虚心谨慎了些。但十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教训所带来的痛苦渐渐被我淡忘了。骄傲自负这个魔鬼又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国外，在巴黎。
苏联之友协会为欢迎来法国的苏联电影界人士举办了一次晚会。会上为巴黎市民放映了苏联着名影片《宝石花》。大厅内座无虚席，观众反映热烈，不断鼓掌向我们这些出席晚会的苏联电影工作者致意。放映结束，人们纷纷涌到我们面前，将我们团团围住。巴黎市民很熟悉我国的电影，认得许多影片的主人公。他们也还认出，马克辛——一位年轻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就是由我扮演的。
热烈的握手，友好的拍肩致意，然而这不过只是个序幕。接着便是请我们签名题字。当时，我随身连一张照片或名片也都没有了，只好把名签到随便到手的东西上，有节目单、入场券，还有记事本等等。手中的钢笔用完了墨水，立刻有人递过来铅笔。我不断地签名，手发酸了，麻木了，铅笔折断了好几次，但周围仍是一批又一批请求签名的人。他们喊着说着：“马克辛，马克辛，请给签个名！”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心里仍荡漾着幸福快慰之感。早晨，我和一位同事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巴黎街道走着，我还完全沉浸在对昨天晚会的美好回忆里。正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清晰响亮地喊了一声：“马克辛！”
怎么回事？是谁在喊我？大概，是我自己的错觉吧。不，不是错觉。有人又一次拉长声音喊道：“马克辛！”
刹时，我觉得全身一热，心里涌起一阵飘飘然的感觉。是啊，这是荣誉呵！在远离祖国的异地，在巴黎，竟有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对我表示欢迎。我偷眼瞅了一下我的同事：他照旧走着，一副漠然平淡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什么。“瞧！就连这样一位挺不错的人，有时也会产生妒忌心！”我想。但我并不责怪他，有什么办法呢那位站在街对面的法国人，还在冲我这儿挥动帽子喊着：“马克辛！马克辛！”
于是我微笑着，亲切地点了下头，抬腿穿越街道向那位巴黎人走了过去。我的那位同事被冷在原地，惶惑不知所以然。我边走边摘下手套。准备与这位新相识的崇拜者握手。我离他只有五、六米远的距离了，突然，一辆小汽车从后面悄声地开了过来，把我和那位法国人隔开。车门打开，那位法国人戴好帽子，一头钻进了汽车。
我望着远去的小汽车，茫然地站在原地，嘴里机械地念着写在车后部的几个字：Taxi(出租汽车)……“Taxi，塔克辛，出租汽车……”我重复着这几个字，恍然大悟：那位法国人一直在招呼出租汽车，可我自负而又可笑地以为，从昨天的晚会起，全巴黎想着的没有别的，而只有我一个人……出租汽车，嗨！我感到羞臊难当。
这一令我倍感羞辱的镜头只有两个目击者：我的那位装做什么也没有看到的同事，和我自己。想到此，热血便阵阵涌上我的脸颊……以前，我只听说有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同事，没想到这次遇到的却是挑拨离间的老板。
这样一个“头儿”——涌泉
刚刚走出学校的我就进入一家出版社开始了我的上班族生活，身为社会新新人类的我总是拥有热诚与谦逊，把社长的指示当成努力的目标。即使有些不满，私底下和同事说说也就算了。正因为善于忍耐与调解，给社长留了许多面子，所以日子过得颇为太平。
江瑶是我后来的同事，当初社长面试时，说是希望能力好、关系广的她来担任“主编”。进来之后，却和我这后辈一样，挂名“企划编辑”。
不知道是不是社长一开始就有心压制她，以致日后开会时，江瑶虽没当面顶撞，不屑的神情却表露无遗，令社长很不是滋味。
我几次劝她放开心，别太理会社长那些毫无意义的抱怨，认真做好分内的工作。她只是苦笑，说他们理念实在相差太多，颇感无奈，并不会像我们一样，围在一起拚命说社长的坏话。
一天下午，社长找我谈编务的事，我一进他办公室，刚说没两句关于书的进度，他就把话题转到江瑶的事情上，问我和她合作的感觉如何？觉得她个性怎样？我诚实但简化地说：“不错。”但我并不想谈这样的话题。他自己竟然三姑六婆了起来，批评江瑶为人处事不够圆滑、不懂和颜悦色，还归咎这可能是她出身单亲家庭的缘故，他说：“不像你，每次都面带微笑，一看就知有很好的家教。”
天啊！我跟的是什么老板？我赶紧借故离开了社长办公室，直觉这样的话题似乎暗藏许多危机。
日后，社长有意无意还是会提起相同的话题，在工作之外，我一直尽量躲开他那些不道德的“闲话家常”。他越对江瑶做人身攻击，越显出自己的性格缺陷。当然，那些莫须有的闲话我不会对江瑶说，至于他是不是真心赞赏我，还有待商榷。
不过，江瑶似乎早已看透，她和社长之间不光是工作理念不合的问题，没多久就递了辞呈。想当然，社长也没有挽留她。
她辞职后的一天，同事们聊起她的遭遇，才发现原来社长跟每个人都密谈过，都企图影响大家对江瑶的评价。这时候，更让人震惊的是，另一个编辑对我说：
“社长每次都偷偷跟我抱怨，他觉得你上班的时候。”
不久之后，我当然也递出辞呈，选择一个表里如一的老板。以前，我只听说有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同事，没想到这次遇到的却是挑拨离间的老板。
每次坐在餐馆中，看到闪着金光的烤鸭被端出来绕场一周时，我就忆起第一次入口的满足感，这其中还洋溢着父亲对我们无尽的爱。
香喷喷的东西——杨守林
我住在老北京的车城区，在我家附近，卖“烤鸭”的铺子似乎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不知是外来人口增加，还是大家虽喜欢吃它，但这玩意儿仍是一般家庭无法自行料理的。
每家“烤鸭”铺子的摆设都大同小异，门口有一个看似年代久远、历尽沧桑的大铁桶，旁边挂着成串又白又嫩的待烤肥鸭，透明的破璃柜里则挂着已烤成淡褐色却稍嫌干扁的半成品。等客人讲明了要买的数量后，店家就熟练地把它的皮和肉片下来，再把如鸡肋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鸭架子剁成小块，配上九层塔、姜、蒜什么的，加上调味料，大火快炒几下，配上葱段、甜面酱、鸭饼，就是招牌上标榜的“烤鸭三吃”了：
前几年随鸭附送的鸭饼，还是荷叶饼(一种北方的家常饼，差不多巴掌大，多半用来卷着烤鸭或是“合菜戴帽”之类的菜来吃的)，最近一次去买的时候，荷叶饼已被润饼皮取代，吃在嘴里一来明显感受到各地“饮食文化”相容的博大精深，一来觉得随着社会节奏的如快餐馆，食物变得只是果腹的东西，愈来愈不见精致。话又说回来了，半只十元，一只二三十元，能要求怎样的精致呢？
小时候，没有这种专门卖烤鸭的小铺子，记得第一次吃烤鸭，是在刚盖好的商场的一间小餐馆，那儿的招牌菜正是“烤鸭三吃”。当穿着白制服的跑堂大叔，托着一个白色长盘，上头盛着一只烤得香喷喷、闪着金光的肥鸭时，他就一边大声吆喝着：“客官，您的烤鸭好了！”一边如数家珍的念出三吃的方式，随着他的吆喝声，我们兄妹五人的注意力，全被那只端坐在盘中的烤鸭给牢牢吸引住，还没听清楚讲的是什么，他很快就捧着盘子消失了。
不一会儿，那个白色长盘又出现了，烤鸭不见了，盘子四周围是片得像透明纸一样薄的鸭皮，中间则是略带棕色的鸭肉，爸爸教我们用如小指粗的白色葱段，沾着甜面酱抹在热腾腾的荷叶饼上，裹着酥脆的鸭皮或是厚实又略带甜味的鸭肉，好吃得令我觉得这真是人间美味中的极品。接着又捧出用鸭架子熬的汤，里头有小白菜、豆腐、冬粉、香菇等，汤头鲜美到不一会儿工夫就见底了。
大学毕业后，我便留学到日本去读书，日式料理清淡少油，当地的“中华料理”
多半为了迎合日人的口味，演变成日式风味的“中国菜”。日本人常点的不外是“麻婆豆腐”、“糖醋肉”、“八宝菜”(即肉片和多种青菜混炒)之类的大众料理，说起“北平烤鸭”还真没几个日本人知道是啥玩意儿呢。
每回从大阪搭“阪急电车”回到京都的大学时，总要经过河原町最繁华的“四条大桥”。在桥头上，有一间叫做“东华菜馆”的中国馆子，在国外，但凡看到和“中国”有关的事物，都忍不住好奇地多看两眼，再加上那是一栋耸立在“鸭川”旁的、暗青色罗马式建筑，更是引人注目。
有一阵子，日本也吹起热卖“北平烤鸭”的风潮，“北京鸭”的广告不断密集地出现在电视的各类节目上，于是几乎稍具规模的中华料理店都竖起醒目的“北京鸭”招牌。有一回打工回来，拖着沉重的步子从“东华菜馆”前经过，发现它也不能免俗地竖起相同的招牌，看得我眼睛一亮，所有的疲惫似乎都在那一瞬间消失了。
虽对北平烤鸭情有独钟，终究我是没有勇气大踏步的进去点一只“北京鸭”，或是因为在那个以观光着称的都市，原本就什么都贵，外观华丽的饭店，一定费用更高，不是留学生负担得起的，或是对日式中华料理的不信任，生怕破坏了烤鸭在我心自中的美好印象。
负笈东瀛的那几年，只要回到北平，就缠着爸爸要烤鸭吃，吃烤鸭成了在登机前的例行公事，似乎吃了它，未来的一整年都能忘掉乡愁，更储备了十足的打拼能源，于是一家人吃遍北平的烤鸭店，直到我学成归来。
每次坐在餐馆中，看到闪着金光的烤鸭被端出来绕场一周时，我就忆起第一次入口的满足感，这其中还洋溢着父亲对我们无尽的爱。
光明能带走往日的欢乐与忧愁，而诚挚的友谊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世间充满了苦难和悲哀——杨光
年岁末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我认识了樊刚。
那天是一次临时性的朋友聚会，因为彼此间不熟悉，所以我特别带了两本自己的诗集。记得我在送给樊刚的诗集扉页上，郑重地写上了一句：对于心灵而言，生命总是要辉煌一次的。
一次、也仅只一次。然后他笑容可掬地望着我，然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那天酒桌上坐满了12个人，8个身有残疾。樊刚无疑是他们中体质最差最少言语也最多微笑的一个。那天我唱三遍齐秦都唱砸了。那天有点抑制不住，在众人的掌声中轻轻地流下了泪。
其实樊刚与我早就见过，他经营的小卖店就坐落在市图书馆的斜坡上面，十年来，我从未间断过风雨兼程的读书生活，也偶尔同小卖店昏暗灯光下那个孱弱的身影交谈过。也正是这三千多个时移事往的时日，我们在各自的人生之旅中追逐着神圣的梦想。我被人们称之为诗人时，他也以无法行走的身躯和不可想象的磨难，实现了他做为生意人的也是残疾人的某种生的辉煌。那时我们都觉着相见恨晚。后来给经济合搞残疾人专辑，请他随便谈谈，可能是过于激动的原因吧，平常妙语连珠的他倒显出几分犹豫来。问他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他竟然沉默了。后来他告诉我：友谊就是风雨中随时掺扶着你的那双手，而这30年来，每一次跌倒对他而言都或许是致命的，你无法说清谁在什么时候帮助过你，所以你要回报的是整个生命。
因为我也是个病人，也曾采取过自绝于人世的草率之举，所以我和他约定：70年以后一起自杀，而这中间的路无论风霜雨雪、阴晴冷暖，都要努力走好。
常常就在夜里，我们守在电话机旁，谈艺术，谈生活。
常常就在平日，我遇到委屈和困惑就想到一脸自信的朋友樊刚。
他的名字容易让人想起那个为艺术而献身的荷兰人；他的歌声容易让人想到那个唱《星星点灯》的郑智化；他的沉思默想呢？我不知道像谁，他大我几岁，只觉着像我思想和情感上的一位稳重的兄长。
尽管他是个投身商海的生意人，可我们从不谈钱。
他给我讲第一次进货卖货时的经历；讲读我作品时的一些感受；讲他创办自强商行的诸多艰辛和困难；讲残疾人事业的被冷落和鄙视；讲人海漂浮的复杂与苦恼；讲收听电台节目时的快乐喜悦；讲自己对未来的神往和期冀……后来我注意到，几乎每次聚会他总要唱起那首《我和我追逐的梦》。我想起温森特那句话：厄运助成功者一臂之力。
樊刚的朋友有很多吧，生意场上的，生活中的，熟悉的和陌生的。他们和我一样为他执着的生命而感动而激励着自己。只是我想，他心灵深处难免有一点孤独和无奈，在这沧桑人世，有许多东西是命中注定要割舍和放弃的，而仅凭着傲然的理智和不熄的情感，就能挽留住那逝水流年吗？
原来要用诗去描述他的经历和情感，却发现，所有的语言都那样憔悴。
樊刚过生日时，我送了他一部雨果的《悲惨世界》。题字是：因为世间充满了苦难和悲哀，所以才显现出善良人心灵的可贵，当你拥有或失去一切的时候，记得还有我这样的朋友。
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他整夜失眠。我知道有一种岁月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托举着我们平凡却并不平庸的一生，如果有一天我们过早地远离了这繁华和喧嚣，我们应该有理由对自己说：我们活过，并且爱过。因为有樊刚这样的朋友，我感到生命是那样的真实可信。我们还怀疑什么？
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上。
一夜白了头——叶白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这里土壤多为沙石，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不易生长，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活。我们兄妹4人，我在家是老大，日子过得很苦。但母亲没有听邻居大叔那句“穷读书、富放猪”的致富经，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
从我记事起，便知道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辛辛苦苦的父亲采一天石头才能挣角钱。母亲在田里劳作，操持一家人的生计。常年的辛劳使她患了一身的病。
我12岁那年，考上了县城一中，这对于一个农家娃来说十分不易。在县城一中读书那几年，我一日三餐靠吃母亲送来的地瓜煎饼和咸菜充饥，发愤苦读，为的是考上大学，让母亲得到些许的安慰。没想以日后我以5分之差落榜。
记得从县城看榜回家时，母亲正蹲在地下剁地瓜皮。见我回来，她期盼地问：“儿子，考上没有？”
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眼睛，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别泄气，考不上再考。”母亲又继续剁地瓜皮。只听“哎哟”一声，我抬头一看，母亲正用右手使劲捂着翻地瓜的手，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淌了下来，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
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上，整整疼了好几年啊！
第二年，我考上了山东省丝绸工业学校。母亲再也拿不出一分钱。她东借西借只借到了70元钱，可离300多元的学杂费还差得太远。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看见母亲更加消瘦的脸和日渐增多的皱纹，我哭了：“妈，这个学我不上了。”“说什么傻话，多读书没坏处。妈会想出办法的。”第四天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她去姑姑家借些钱。
那天，我和父亲坐在灯下一直等到半夜12点，母亲还没回家。我坐不住了，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要经过几座山和一片阴森的坟地，就是白天走，也叫人毛骨惊然。我懊悔极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要陪母亲一起去呢！父亲也急得不行，就在我们准备出门接母亲时，母亲踉踉跄跄地回来了，额头上，手上都是血。
我扑过去：“娘，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路上遇到打劫的，要钱，我说没有，他搜了半天，没搜着，就把我打了一顿。”说着，母亲脱掉鞋，从里面拿出一沓钱递到我手里：“儿子，拿去交学费吧。”
接过母亲差一点搭上性命换来的两百多元钱，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在丝绸学校读书的日子里，每当就餐时，我捧着热气腾腾的馒头都会想起母亲，体弱多病的母亲长年累月咀嚼的都是地瓜煎饼呀！
寒假结束返校前，我故意对母亲说学校的饭菜吃不饱。母亲心疼地为我连夜准备了一大尼龙袋地瓜干煎饼。
回校后，我把煎饼放在床下的木箱里，每当吃饭时，我就拿上几个偷偷溜出校园，眺望遥远的故乡，啃那令我既爱又恨的煎饼。放暑假时，我用省下的50多斤馒头票去食堂换回了两袋馒头。
当我把馒头捧给母亲时，母亲迟迟没有伸手，愣了好半天，她才说：“儿子，这是你偷的吗？”“娘，不是……”“不是偷的，怎么有两袋白面馒头？这么多年，娘见也没见么多白馍呀。”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后说：“娘，自从我记事起，您就天天吃地瓜干煎饼，这次您就接受儿子这份孝心，吃顿白馍吧。”
母亲怔怔地望着我好大一会儿，伸出双手颤抖地接过馒头，哺哺地说：“好儿子，娘吃。”
年，我从丝绸学校毕业后原指望找个好工作能够供弟弟妹妹上学，减轻父母的压力。可我的梦想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我分配去的那家工厂很不景气。经常一两个月发不出工资。后来我又调了几个单位，但都不尽如人意。我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又何谈顾及乡下弟妹呢？
这一切对我打击很大。此时，家庭的负担已使父亲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这年年底，我回家过年。一天吃晚饭时，父亲对妹妹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兰子过年后别上学了，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供你读书了。”妹妹傻了一般地看着父亲。母亲则“霍”地站了起来：“不行。”父亲瞥了母亲一眼：“你有什么本事供她上学？”“我就是到街上要饭，也要供兰子上学！”母亲大声喊道。父亲打了母亲，母亲鼻子里的血流在她的衣衫上。
妹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跪在父亲跟前，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地哀求：“爹爹，别打娘了，我以后每天都不吃早饭和午饭了，省下钱来上学行吗？”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压根儿就没想到父亲会打母亲，也没想到妹妹会有如此执着的求学精神。
沉默了好长时间，我看见一行浑浊的泪从父亲那张苍老。枯叶般的脸上滚了下来。
他扶起妹妹，哽咽着说：“兰子，不是爹不想让你读书，是你今生投错了胎呀！”
母亲默默地对墙而坐，久久沉默不语。
第二天凌晨，大约3点多钟，被一夜噩梦惊醒的父亲发现母亲不在床上，他匆忙披上衣服提着灯笼来到了院子里，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昏迷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院子一棵老榆树下，脖了上套着绳索，在绳子的另一端，是一根胳膊般粗的榆树枝。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胸口，心还在跳动。很显然，母亲上吊时，树枝便断裂了，是老榆树救了母亲的命。
令我们非常奇怪的是，第二年春天，那棵本来很茂盛的老榆树竟没有发芽，不久就枯死了。
年8月，辍学两年的妹妹靠自学考取了泰安贸易学校。这本是一件喜事，但那高达元的学费却使母亲一夜之间急白了头。
妹妹恳求母亲：“娘，我想上学呀，能不能借些钱，等我毕业后一定还。要不就找一个有钱的婆家要7000元钱还债。”“借，我娃能考上，是我娃的本事，娘一定要让你按时上学。”
第二天，母亲让我用独轮车推着她，妹妹在前面拉着，走上了向亲戚借钱的路。这条路真难呀！我们走了几十里路，借遍了20多个亲戚，任凭母亲磨破嘴皮也没借到一块钱。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大滴的泪珠顺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滑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的母亲流泪。我知道那是失望的泪，是无奈的泪，也是自责的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我恨自己这么大的男儿竟不能为母亲来担生活的重负。
晚上，由于一天的奔波，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弟弟跌跌撞撞地闯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哥，娘……出事了……”
我脑袋“嗡”一声，忙冲到母亲房间，只见她斜躺在床上，口吐白沫，脸色发青，已不省人事，旁边有一个翻倒的农药瓶。妹妹抱着母亲的腿放声大哭；“娘，娘，您醒醒，我不上学了。
悲痛欲绝的父亲招呼我和弟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迅速将母亲送往医院。
感谢白衣天使，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后，终于脱离危险。母亲睁开眼的第一句话是：“我无能，我想让孩子上学呀！”
母亲对儿女的这份真情感动了我家的亲戚们，做生意的舅舅送来了2000元，其他亲戚你、我300，在妹妹报到前一天，终于凑足了所需的学杂费，妹妹启程那天，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如今，妹妹已经毕业，在一家企业上班，两个弟弟也参加了工作，我于1998年调到基层政府机关工作，家里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兄妹4人以最大的努力在使母亲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坚信每个人都能避免做出令人难过的事，只要有一个赞美的环境感染他、引导他，相信他一定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赞美的效用——詹启星
电视新闻、报纸屡屡不断报道泯灭人性的案件，但我确信良善的行为永远是社会的本质。因为童年时自己深刻体验了父亲的信心与爱。
在上小学时，因课业和行为都可以轻松应付父母及师长的期许，所以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同学间百玩不腻的电玩和漫画。但小孩子资源有限却欲望无穷，为了更新的游戏需要更多的消费，我打开哥哥陈放有序的抽屉，不告而取，生平第一次偷别人的东西。
有了不劳而获的经验，偷窃像吸毒刺激欲望般难以自拔。家中每个人从来不曾防备，也未察觉最小的弟弟——我，竟规划了一套偷钱的顺序，让家人的警觉降至最低。
直到一天中午和父亲午睡，心里正盘算如何趁父亲熟睡后翻寻他的外裤口袋。酷暑难耐，父亲以为儿子难耐闷热而无法入睡，拿了扇子帮我扇凉，说：“看你睡不着，讲个故事给你听吧！”
其实父亲根本不会讲什么童话故事，只是絮絮叨叨，把自己记忆中小儿子种种的可爱、懂事、孝顺、聪明等既满意又得意地缓缓讲了一堆。
不记得父亲究竟说了我什么好处，更不知何时入眠，但清楚记得在父亲的话语中，我偷偷地哭了。父亲手扇的微风、真爱的话语，使我在深深自责的泪水中彻底洗涤自我。我想，我的人格是从几十年前的那一刻淬炼成型的。
我坚信每个人都能避免做出令人难过的事，只要有一个赞美的环境感染他、引导他，相信他一定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谁想得到赢弱的老太太会有那么多东西与人分享。
朋友是个老太太——施朋
我十二岁那年，全家迁居英格兰，我小小年纪，那已经是第四次大搬家了。父亲任职于政府，每隔几年总须派驻海外一次，因此我已惯于与朋友忍痛分手。
我们在柏克郡租了幢占地宽广的十八世纪农庄。附近有古堡和严穆的教堂。我性喜大自然，最高兴的还是看到环绕我们屋子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林地。毗连后院篱笆的密林里，网状的小路几乎可以通往任何地方。雉鸡会在你走近时拍翅飞起，投进前面浓密的月桂树叶和欧洲蕨。
我总是得闲便独自在树林里田野间漫游，扮演侠盗罗宝汉，作白日梦，收集昆虫，观赏鸟雀。它是男孩子的乐园——却也是个孤寂的乐园。我一向独来独往，难得和人深交，以免下次搬家时有什么牵绊。怎知有天我却无意中交上一个朋友。
我们在英格兰住了大约半年后，老农克劳福允许我在他范围广阔的产业上任意闯荡。我每周末去远足，爬上斜坡漫长的小山，可达一处浓密得几乎进不去的树林，名叫“熊林”。我心想，这是我的神密堡垒，简直就是圣地。我穿过了一道有刺铁丝网溜进去，把艳阳和嘁喳抚攘的虫子及动物都留在外面，静静进入另一世界——一个有穹隆拱顶的大教堂，树干为栋，多少年来积叠的棕色长松针为软毯。我自己的呼吸声在耳朵里嗡然作响，林地里任何生物最轻微的蠕动，也会在这个全属于我的乐园里回荡。
某个春日下午，我漫步于上星期似曾瞥见有个池塘的附近。我悄悄前行，小心翼翼，以免惊扰坚鸟或喜鹊，免得它大声警告其他生物躲起来。
也许就是那位几乎被我撞上的瘦小老太太和我同样愣呆的缘故。她倒抽一口冷气，本能地用手捂住她的喉咙。但是，她很快就恢复镇定，绽出一个欢迎的微笑，我立刻放下心来。她胸前挂着一副像是高倍率的望远镜。“哈罗，小伙子，”她说，“你是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
美国人。我匆匆回话：我住在山的另一边：我只是来看看这里是不是有个池塘；农夫克劳福说过我可以到处逛，而且，反正……我正要回家，那么，就再见吧。
我正要转身，老太太欣嫣一笑，接着问：“你今天看到过从那边小树叶里出来的一只小猫头鹰吗？”
她指向树林边缘。
她懂猫头鹰？我觉得诧异。缺德的同学说，只有我这种“鸟痴”才知道一点关于鸟儿的事情。寻常孩子用的是弹弓。
“没有，”我回答，“我以前见过。不过都不够近，总是它们先看见我。”
老太太笑起来：“是啊，它们非常机警。自从它们在这里出现以来，猎场管理员总是开枪射它们。它们是引进的，你知道吧，不是土生土长的。”
“不是本地的？”我问着，劲儿也上来了。知道这种事的人一定有一套——即使她擅闯我的宝地。
“哦，不是的！”她回答，又笑起来。“我家里有些关于禽鸟的书，关于它们的一切问题书上都有。说起来，”她突然说，“我正要回家喝茶，吃些果酱小烘饼。你愿意一起来吗？”
以前有人警告过我不要搭上陌生人，可是不知什么道理，我觉得这位老太太不像是坏人。我说：“好的。”
“我是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她自我介绍，伸出白净细嫩的手。
“迈可，”我笨拙地握握那双手。
我们随即上路，老太太用令人意外的轻快步履大步走。她谈到大约十年前她丈夫从大学教授职务退休后如何和她一起迁居柏克郡。“他去年过世了，”她说，突然若有所思，“因此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有用不完的时间四处走。”
不久我看到一幢砖砌小屋在逐渐四沉的阳光里发出粉红色的光影。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打开大门，请我进去，我游目四顾，对着层层叠叠的书架子，正面镶玻璃、摆放象牙、乌木和石刻雕像的框架，以及满是化石的橱柜，不禁暗自欣羡。那里还有长满苔藓和蕨类的玻璃培育箱和好几盘钉住的蝴蝶标本。最好的是十几只刻制的鸟儿——包括一只稍稍蛀坏、装了玻璃眼睛的鸟鹗，在它的栖息金属横条上歪在一边。
“哇！”我只挤得出这么个字。
“你母亲是不是要你在什么时间回家？”她一面烧水泡茶一面问。
我说谎：“没有。”接着，我瞟了时钟一眼，又说：“呃，也许五点钟吧。”那么我会有将近一个小时，虽然还不够我问遍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在大门口喝茶和满嘴果酱烘饼之间的空档，我学到各式各样的知识——如何沿公共小径的卵石间寻觅饼海胆化石；或者根据睡鼠啃啮榛子的咬痕，可以知道它是否就在附近。
那个钟头实在过得太快。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简直是把我推出大门的。不过她送我出门时借给我两大册书，一册全是美丽的鸟雀插图，另一册则是蝴蝶和其他昆虫。我答应下个周末送还，如果她不介意我来串门子的话。她微笑说，她盼望再看到我。
我交上了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归还两册书时，她借了更多书给我。没过多久，我几乎是每周末都去看她，对博物学的认识多了，身上迸发出这种气息。在学校里，我有个“教授”的绰号，赢得同学间或多或少的敬意。甚至有个恶霸同学也拿来一只他发现的(更可能是他杀的)死秧鸡请我鉴定。
那个夏天，我和我这朋友快活地度过了好些嫌短不嫌长的日子。我发现她会做天下最好的黄油松饼。我们结伴在熊林寻幽探秘，愉快地嚼着松饼讨论她借我看的书。下午我们常留在她的小屋里，她会谈她丈夫，说他是多好一个人。有一两次，她似乎快哭出来了，便急忙离座再去泡一点茶。不过她回来时总是笑咪咪的。”
时日流逝，我没看出来她越来越赢弱、也没以前那样爱笑。相知太深，有时候会使你对熟人的身形面貌习焉不察，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在跟对方的心灵而非形貌倾谈。我当然想得到她很寂寞；我可不知道她有病。
回到学校以后，我长得很快。我玩足球，也交到一个好朋友。不过我周末仍到那小砖屋串门子，而且那里总有新鲜松饼。
那天早晨我下楼到厨房去，桌上有个似曾相识的饼干罐子。我朝冰箱走过去时仔细看了它一眼。
母亲用奇怪的温柔神态瞧着我。“儿啊，”她开了口，意态艰涩。从她的音调里，我什么都明白了。
她手搁在饼干罐子上。“克劳福先生早上带了这些松饼来，”她停了一下，显然觉得很难开口，“说是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留给你的。”
我凝望窗外，泪水刺痛我的眼睛。
“我很抱歉，迈可，她昨天去世了，”母亲说，“她年纪大也病得很重，该是时候了。”
母亲搂住的肩膀：“她很寂寞，有你陪，她好开心。你很幸运，能做她那么要好的朋友。”
我默默地拿了罐子到我房间，把它放在床上，接着匆匆下楼，冲出前门，跑进树林。
我漫无目标地徘徊了好一阵子，直到干了泪眼，恢复正常视感为止。那时是春天——离我在熊林里碰到那老太太几乎整整一年。我四下打量，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所知的居然那么多。我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长草里找寻蜂兰；在弃置已久的马槽里可以找到水蝇、豉甲和蜻蜓幼虫。
我也知道，我卧房里有一罐天下最香脆的松饼，我应该回去细尝，连每粒碎屑也不放过。
而我确实那样做了。
慢慢地，老旧的圆罐子塞满了晒干的树叶、化石和五颜六色的小石头、一只死的鹿角甲虫、一枚燧石箭头及数不尽的其他零碎儿。这罐子我今天还留着。
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很久以前在熊林里那次邂逅的遗赠。它是大自然亲授的睿智，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关于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还有这么个事实：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迥然不同的两个人，却可能建立起最宝贵最罕见的情缘——一段历久渝和收获丰硕的友谊。
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
最后一叶——张厚德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帐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锡蜡杯酒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
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膝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决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象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耻！她脑子里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象吹口琴似地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哦，那么就是她病得太衰弱了，”医生说，“我一定尽我的努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在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的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空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十二，”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十一，”然后是“十”和“九”；接着几乎同时数着“八”和“七”。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二十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长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的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待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象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象。“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他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象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把象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象妹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象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双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
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一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连一极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象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痴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长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吗让她的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吗，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罗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时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长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
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着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长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到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羼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
“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琼西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线披肩。苏用一只胳臂连枕头带人一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梦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这位很胖、很美、温馨可爱的老师轻轻说道：“我愿你是我的女儿！”这一刻，我流下了辛酸的眼泪。这是一个受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自己的亲人的那种百感交集的眼泪。
难忘的八个字——玛丽·安·伯德
我是在人们讥讽的眼神中长大的。因为我生了一副兔唇。我的这种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突出，我心里很清楚，对别人来说我的模样令人厌恶：一个小女孩，有着一副畸形难看的嘴唇，弯曲的鼻子，倾斜的牙齿，说起话来还结巴。
同学们问我：“你的嘴巴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撒谎说小时候摔了一跤，给地上的碎玻璃割破了嘴巴。我觉得这样说，比告诉他们我生出来就是兔唇要好受点。我越来越敢肯定：除了家里人以外，没人会爱我，甚至没人会喜欢我。
二年级时，我进了伦纳德夫人的班级。伦纳德夫人很胖，很美，温馨可爱，她有着金光闪闪的头发和一双黑黑的、笑眯眯的眼睛。每个孩子都喜欢她，敬慕她。但是，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她。因为这里有个很不一般的缘故——我们低年级同学每年都有“耳语测验”。孩子们依次走到教室的门边，用右手捂着右边耳朵，然后老师在她的讲台上轻轻说一句话，再由那个孩子把话复述出来。可是我的左耳先天失聪，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不愿意把这事说出来，因为我怕同学们会更加嘲笑我。
不过我有办法对付这种“耳语测验”。早在幼儿园做游戏时，我就发现没人看你是否真正捂住了耳朵，他们只注意你重复的话对不对。所以每次我都假装用手盖紧耳朵。这次，和往常一样，我又是最后一个。每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的“耳语测验”做得挺好。我心想：老师会说什么呢？以前，老师们一般总是说“天是蓝色的”，或者是“你有没有一双新鞋”等等。
终于轮到我了，我把左耳对着伦纳德老师，同时用右手紧紧捂住了右耳。然后，稍稍把右手抬起一点，这样就足以听清老师的话了。我非常害怕自己的作弊被老师发现，心中忐忑不安。
我等待着……然后，伦纳德老师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仿佛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直射进我的心田，这八个字抚慰了我受伤的、幼小的心灵，这八个字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这位很胖、很美、温馨可爱的老师轻轻说道：
“我愿你是我的女儿！”
这一刻，我流下了辛酸的眼泪。这是一个受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自己的亲人的那种百感交集的眼泪。
不停地抹杀过去的事件，只会让你的生活更加复杂。重新诠释这些回忆，可以积极地帮助你面对未来，而且，让你保持一个简单的生活。
重新诠释你的过去——爱琳·詹姆丝
你是否曾发现：自己想抹掉过去一些难堪的事情或是情境？而这些不愉快的记忆，是你一直无法释怀的。这些记忆有可能是任何事，从你工作上和同事的口角，到婚姻的解除这种大事，都有可能成为你的伤痛记忆。这些事或许是发生在几年前，或许是发生在昨天而已。你会一直想着这些事，悔不当初，而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也总是不停地骚扰你，除了饱受折磨外，这些回忆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
当我放慢生活步伐时，我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停止抹杀过去。我渐渐地了解：当你真正领悟一些事后，你会觉得你没有错；你也没有做错决定。我慢慢能够进一步诠释我生活中的所有事件，不管这些事是好的，或是坏的；到了最后，总是会有一个有力的情境出现，不管是否为暂时性的因素，这个情境将会引导我走向我该走的方向。
不停地抹杀过去的事件，只会让你的生活更加复杂。重新诠释这些回忆，可以积极地帮助你面对未来，而且，让你保持一个简单的生活。
美德，只有她而不是金钱能带来幸福。我是以切身体验来说此话的。在困苦中是美德支撑着我，我之所以没有以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除了艺术之外，我要感谢她。
海利根施苔特遗嘱——贝多芬
此遗嘱留给我的兄弟卡尔和……噢，你们人哪，我在你们心中的形象是敌视一切，执拗倔强，要不就是说我悲观厌世。你们实在是冤枉我了，你们并不知道你们得到这种印象的隐秘之原因。我的心灵、我的思想自幼就怀着这样一个友善的温存感，要亲自成就丰功伟业。我一直抱有这样的使命感。但是你们只要想一想，六年以来一种不可救药的状况侵袭着我，这种状况又因庸医误诊而更趋恶化。年复一年，我怀着痊愈的希望，却一再受骗上当，终于不得不看清了这是一种长久持续的疾病（治愈它大概需要经年累月，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生就一个热情似火的性格，甚至会为社交场合的消遣娱乐所动，我却过早地享受孤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也想超越所有这一切，啊，可我却被听觉已坏的这个双重的惨痛经验无情地推回来，但是我还不能告诉人们说：请说得再大声一点，请放开嗓子吼吧，因为我聋了！啊，怎么可能呢？这样一来，等于是要我宣布我丧失了听觉，而对于我来说这个器官本来应当比别人的更加完美。过去我的这个器官是最出色的，其完美的程度过去和现在我的同人中都鲜有人能及——啊，我不能这样做。假如你们看到我抽身离开你们，就请原谅我吧！本来我是想置身于你们当中的。不幸的双重痛苦使我备受煎熬，因为我一则必然被误解，二则不能享受人们在社交中得到的休闲、高雅的交谈，不能互诉衷肠。我几乎只能参加实在无法推托的社交活动，不得不像一个被放逐者一样活着。我一走近一个谈话圈子，一阵恐惧就袭上心头，生怕陷入让别人看出我的状况的危险。这半年里，我的处境也并无二致。我的主治医生要求我尽量保护我的听觉，我目前的状况与我现在的自我感觉几乎相同。虽然在交际冲动的驱使下，我也禁不住诱惑，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但是每当站在我身边的人听见远处传来的笛声，而我却对此无动于衷，或是有人听见牧人在歌唱，而我还是什么也听不见，这对于我是何等的耻辱！诸如此类的事件使我近乎绝望，只差一步之遥，我便会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她，只有艺术在支撑着我。啊，我感觉到，在创造出全部我觉得有兴趣要做的一切之前，我是不会轻生的，所以我才姑且苟延这可悲的生命——实在是可悲啊，躯体是如此的敏感，任何稍快一点的变化，就可以把我从最佳状态带入最糟糕的状态——忍耐——只有忍耐。我现在不得不选择你作为我的引路人，我必须——我时刻企望，这就是我作出的决定——坚持到底，直到铁面无私的命运女神无情地将这条线扯断，这样也许更好，也许不好，但我都会从容应对。
我才二十八岁就被迫成为哲人，这并不容易啊，对于一个艺术家比起对于其他任何人都更难——神性啊，你向下看，看看我的内心吧，你了解我的内心，你知道博爱及行善的冲动就居住在我的心中。世人啊，如果你们读到这里，就想一想你们待我的不公平；而这个不幸之人，他在想人世间是否能找到一个跟他相似的人，尽管也为自然的障碍所阻，却竭尽全力以被接纳进入伟大的艺术家和伟人之列，他只有以此来安慰自己。卡尔和……我的兄弟们，一旦我死去而施密特教授还活着的话，你们立即以我的名义请他将我真实的病况描述出来，并且请你们把这里这张写了遗嘱的纸附到我的病史中，至少让世人在我死后尽量同我和解。同时我在此宣布：你们两人为我那点小小的财产（如果还可以把它叫做财产的话）的继承人。你们公平地分配，融洽相处，互相帮助是我最希望看到的。过去你们所做的使我不快的事，我已原谅你们了。卡尔弟弟，我尤其感谢你在这最后的时日里对我表示的亲近。我希望你们过上衣食无忧、快乐的生活，让你们的儿女品德高尚。美德，只有她而不是金钱能带来幸福。我是以切身体验来说此话的。在困苦中是美德支撑着我，我之所以没有以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除了艺术之外，我要感谢她。永别了，你们相互珍重吧——我向所有的朋友表示感谢，对于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和施密特教授。我更要特别感谢。利希诺夫斯基侯爵的那些乐器，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一人来保管它们，但是不要因此在你们当中引起争端。如果这些乐器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你们就把它们卖掉。如果我在坟墓里还能对你们有用，我是多么高兴——就这样办吧——我怀着欢乐奔向死亡——要是它来早了，使我还来不及施展我的全部艺术能力，那么就让它早些来同我艰辛的命运相对抗吧。我还是希望它晚一点来——不过我也满足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解脱痛苦的方式吗——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我勇敢地迎接你。永别了，不要完全忘记死去的我，我有权受到你们这样对待，因为我这一生中常常想到你们，想使你们幸福。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海利根施苔特立此遗嘱，一八〇二年十月六日在友谊里不用言语，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愿望、一切的希冀都在无声的喜乐中发生而共享了。
论友谊——纪伯伦
于是一个青年说：请给我们谈友谊。
他回答说：
你的朋友是你的有回应的需求。
他是你用爱播种，用感谢收获的田地。
他是你的饮食，也是你的火炉。
因为你饥渴地奔向他，你向他寻求平安。
当你的朋友向你倾吐胸臆的时候，你不要怕说出心中的“否”，也不要瞒住你心中的“可”。
当他静默的时候，你的心仍要倾听他的心；因为在友谊里不用言语，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愿望、一切的希冀都在无声的喜乐中发生而共享了。
当你与朋友别离的时候，不要忧伤。
因为你觉得他最可爱之点，当他不在时愈见清晰，正如登山者在平原上眺望山峰加倍地分明。
但愿除了寻求心灵的加深之外，友谊没有别的目的。
因为那只寻求着要显露自身的神秘的爱，不算是爱，只算是一张撒下的网，只网住一些无益的东西。
让你的最佳美的事物，都给你的朋友。
假如他必须知道你潮水的下退，也让他知道你潮水的高涨。
你找他只为消磨光阴的人，还能算作你的朋友么？
你要在生长的时间中去找他。
因为他的时间是满足你的需要，不是填满你的空虚。
在友谊的温柔中，要有欢笑和共同的喜悦。
因为在那微末事物的甘露中，你的心能寻到他的友情而焕发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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