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讲，医生在直接暗示时，采用的是明确地告诉病人一些抗拒症候的话语，这些话语之中暗藏了医生的权威。事实上，治疗的过程就是发病的动机与医生的权威之间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你无须问这些动机，只需病人压抑它们在症候中的表示。其实，你是否对病人使用催眠术，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伯恩海姆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光，一再认为暗示就是催眠的实质，而催眠本身是一种受暗示的情境，是暗示的结果。伯恩海姆先生喜欢用醒时的暗示，这种暗示与催眠的暗示能够达到同样的结果。
现在我是先讲经验的结果，还是先做理论的探讨呢？我们还是先讲经验吧。
1889年，我前往南锡拜伯恩海姆为师，并将他关于暗示的书籍翻译成德文。很多年以来，我都用暗示在治疗，刚开始用“禁止的暗示”（prohibitory sugestions），后来则与布洛伊尔提出的探问病人生活的方法相结合使用。这样我就能根据各方面的经验来推论暗示或催眠疗法的结论了。
根据古人对于医学的见解，一个理想的治疗方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收效迅速，二是结果可靠，三是不为病人所反感。伯恩海姆的方法符合其中的两条，此法收效比分析法迅速，且不使病人有厌恶之感。不过从医生角度来说，这种方法有些单调，因为它不管对于什么病人都是采用同一种方式来阻遏各种不同症候的出现，根本无法了解症候的意义和重要性。这种工作是机械的而并非科学的，有点江湖术士的味道，不过为了病人着想，倒也不必计较。而催眠法绝对不符合理想疗法的另一个条件，因为它的结果并不可靠。有些病能用催眠法，有些病则不能用；有些病用催眠法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些病用此法则收效甚微，至于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
更令人遗憾的是，催眠法的治疗结果无法持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病人可能还会旧症复发或转变为其他病症。当然那时也可以再进行催眠疗法，不过有经验的人通常会警告病人，劝他不要因多次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把催眠当成麻醉剂，嗜此成癖。反过来说，医生有时候也非常喜欢这种方法，因为实行催眠法后往往可以花最小的力气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不过收效的条件仍无法解释。有一次，我曾用催眠疗法医治好了一位女性患者，可是后来她忽然无缘无故地恨起我来，结果病再次复发。后来，我缓和了与她的关系，并重新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却又对我恨之入骨。我还遇到过另外一个病例，病人是位女星，她的病非常顽固，我曾多次解除了她神经病的症候，可是在一次治疗的过程中，她却忽然伸出胳膊抱住了我的脖子。不管你是否愿意，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就不得不研究一下暗示性权威的性质和起源了。
以上是关于经验方面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出，抛弃直接的暗示，也可能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现在我们结合这些事实，稍加诠释。暗示法的治疗对医生的要求要高一些，而对于病人的要求则少一些，这种方法与大多数医生一致承认的对神经病的看法并不想违背。
医生可能对神经过敏者说：“其实你没有什么病，只不过是神经过敏，我花五分钟和你说几句话，就完全可以消除你所有的病痛。”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努力，无须借助什么方法就能治好一个重症，这似乎与我们对一般能力的信仰不太相容。假如各种病的情境能够互相比较，那么从经验来看，用这种暗示法绝对无法治好神经病。不过我也知道这个论点不是无懈可击的，世上突然成功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现在，让我们根据精神分析的经验来具体区分一下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有何不同。催眠术的疗法是想粉饰病人内心的秘密，并不去追究它，而分析法则是将这些隐事充分暴露出来并加以消除。前者为求姑息，后者力求彻底。催眠法用暗示来抵抗症候，只能增加压抑作用的势力，并不能改变症候形成的所有历程。而精神分析则试图在寻找病源所在，然后用暗示来解决其矛盾；催眠疗法让病人处于无所活动和无所改变的状态，一旦遇到发病的新诱因，病人就无法抵抗了。分析疗法则要求病人也要向医生那样努力，以消灭内心的抗拒。如果克服了抗拒，病人的心理生活就会出现持久的变化，有较高级的发展，并具有抵抗旧症复发的能力了。分析法的主要成就就是克服抗力，病人一定要有克服抗力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医生会用一种有教育意味的暗示来帮助病人。因此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疗法就是一种再教育。现在大家应该对分析法的暗示和催眠法的暗示之间的不同之处有所了解了：前者以暗示辅助治疗，而后者则专靠暗示。
由于我们已将暗示的影响追溯到移情作用，因此我们就更清楚催眠治疗的结果为何如此不可靠，而分析治疗的结果为何那么持久了。催眠术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决定于病人移情作用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不受我们影响的。一个受催眠的病人，他的移情作用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两极性的，或许我们可以采取特殊的态度来防止他的移情作用，对此，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而精神分析则直接着眼于移情作用，使其自由发展从而帮助治疗。我们尽量利用暗示力来加以控制，病人便无法再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暗示感受性，假如他可能会受暗示影响，那我们就会对他的暗示感受性加以利导。
现在你们可能认为：从客观的正确性上讲，精神分析背后的推动力不管是移情还是暗示，都是可以令人怀疑的。我们听到的反对精神分析时提得最多的话就是，治疗之利可成为研究之害。这些话虽然没有什么理由，但我们却不能置之不理。假如它真的有理由，那么就等于说精神分析只不过是暗示治疗术的一种有效的特别变式。而一切有关病人过去生活的经验、心理的动力、潜意识等的结论，也都不用重视了。反对我们的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我们是先自己设想出所谓性的经验，然后再将这些经验的意义（如果不是这些经验的本身），“注入病人的心灵之内”的。
我们用经验的证据来反驳这些罪状，要比用理论有力得多。所有施行过精神分析的人，都深知我们不能采用这种方法来暗示病人。我承认我们也可以让病人成为某一学说的信徒，即使我们说的是错误的，也能让他们确信无疑。可是我们用这个方法只能影响他的理智，却不能影响他的病症。只有我们告诉病人，他在自己内心寻求之事就是他自己心内所实际存在之事时，他才能解决矛盾而克服抗力。如果医生在推想过程中出现错误，那么在精神分析进行时这些错误会渐渐消失，被正确的意见所取代。我们希望能用一种很慎重的技术来防止因暗示而起的暂时性成功，因为我们并不以第一个疗效为满足，因此即使成功了也没什么。我们认为，如果疾病的疑难没有得到解释，记忆的缺失没有被补填，压抑的原因也没有被挖掘出来，那么精神分析的研究就不能算完成了。
假如结果在时机还没有成熟之前就出现了，我们就要将这些结果看成是分析工作的障碍，而不能认为是分析工作的进步。我们必须要否认已取得的疗效，而继续揭露这些结果所产生的移情作用。精神分析法这个基本的特点，使其完全不同于纯粹的暗示疗法，而其取得的疗效也不同于暗示所得的疗效。在其他所有的暗示疗法内，移情作用都被细心地保存起来，而在精神分析法内，移情作用本身就是治疗的对象，经常被加以剖析和研究。当精神分析有了结果，则移情作用就会消失。如果那时获得了持久的成功，那么这种成功一定不是基于暗示，而是因为病人内心已发生的变化，病人的内心抗力已借助暗示的力量被克服了。
我们之所以要不断与抗力进行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治疗时的暗示产生片面影响，而这些抗力经常将自己化妆为反面的（敌对的）移情。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论证，即分析有许多结果，虽然可能怀疑是起于暗示，但事实上用其他一些可靠的材料就能够证明并非如此。比如痴呆症者和妄想狂者，绝对没有可受暗示影响的嫌疑。可是这些病人所诉说的侵入意识内的幻念及象征的转化等，都与我们研究移情神经病人的潜意识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我们的解释虽常遭人怀疑，但确实有客观的证据。我想如果你们能在这些方面信赖精神分析，一定不至于出现多大的错误。接下来，我们要用力比多说来阐释一下精神分析疗法的作用。
神经病人既没有享乐的能力，也没有成事的能力。没有享乐能力是因为病人的力比多本来就不附着在具体事物之上，而没有成事能力则是因为病人所能支配的能力都用来压抑力比多，没有多余的能力来表现自己了。假如病人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有矛盾，同时他的自我又能控制力比多，那么疾病就不会发生了。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疗工作就是解放力比多，使其摆脱其先前的迷恋物，让力比多重新服务于自我。可是问题是，一个神经病人的力比多到底在哪里呢？其实这很容易找到。病人的力比多就依附于症候之上，通过症候来满足现下的所有要求。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症候控制住，并消除它们——这也正是病人所求于我们的工作。不过要消灭症候，一定要先追溯到症候的出发点，找出症候发生以前的矛盾，并借用过去未曾用过的推动力，把矛盾引向一个解决的层面或场所。而要对压抑作用做此种考察，就一定要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线索，如此才能收到部分的效果。
移情作用就是所有竞争力互相会合的决斗场。在精神分析疗法过程中，病人与医生的关系是力比多及与力比多相反抗的力量的集中之点。医生将病人症候的力比多剥夺去，于是病人原来的疾病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工获得的移情作用或移情的错乱。病人的力比多用医生这个“幻想的”对象来代替各种其他的非实在对象。于是，这种对象的转移，就构成了新的斗争，同时借助分析家暗示的帮助，它上升到表面或较高级的心理平面之上，结果化成一种常态的精神矛盾。
由于这个时候避免了新的压抑作用，自我与力比多的反抗便消除了，病人的内心恢复了常态。力比多不会依附在暂时的对象即医生身上，也不会回复到以前的对象之上，于是它就变为自我所用了。在进行分析治疗时，我们所遇到的反抗力，一方面是由于自我对于力比多倾向的厌恶，表示为压抑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力比多的坚持性，不愿离开它以前所依恋的对象。所以，精神分析治疗的工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迫使力比多离开症候，而集中于移情作用；二是极力进攻移情作用而恢复力比多的自由。
我们要使这个新矛盾获得成功，就一定要排除压抑作用，使力比多不再逃入潜意识而脱离自我；正是由于病人的自我受到分析家暗示的帮助发生了改变，这件事才有了可能。最理想的精神分析治疗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医生将潜意识的材料引入意识，自我因潜意识的消逝而逐渐扩大其范围；医生的教育作用，使自我愿意给力比多以某种限度的满足。自我让少量力比多得到升华，从而减轻对力比多要求的恐惧。精神分析治疗的经过越接近这一理想的叙述，则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也就越大。
如果病人的力比多缺乏灵活性，不愿离开客体，或者病人因自恋而不允许有某种程度的客体移情的发展，那么精神分析疗法就会遇到障碍。治愈过程的动力学可以清晰地表示出，我们既以移情作用将病人的一部分注意力吸引到了我们身上，就应征集已脱离了自我控制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了。
我们应该知道，因精神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推想到从前患病时力比多倾向的性质。假如有一个病人把对待父亲的情感转移到了医生身上，而后病治好了，那我们也不能认为病人患病是因为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力比多依恋。在这里，父亲移情只是作为一个决斗场，我们只不过是在此制服了病人的力比多而已，至于其来源则另有所在。决斗场不一定就是敌人的最重要壁垒之一，而敌人保卫首都，也不一定非要在城门之前作战。只有移情作用再被解体之后，我们才能在想象中推知疾病背后的力比多倾向。
我们现在可以用力比多说来讲讲梦。与过失和自由联想一样，我们往往也可以通过一个神经病人的梦来求得症候的意义并发现力比多的倾向。我们可以从欲望满足在这些倾向中所采取的形式中看出，遭受压抑的是哪种欲望冲动，而力比多在离开了自我以后，又依附于什么客体。因此，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梦的解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多数的实例来说，它也是长期分析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知道，在睡眠中，对力比多的压抑作用会有一些松懈，此时，被压抑的欲望就会更明白地表现在梦中。因此，研究被压抑的潜意识最便利的方法就是研究梦。
神经病人的梦，其实与正常人的梦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两者根本无法区别。对神经病人的梦的解释也可以用来说明正常人的梦。事实上，我们断定神经病与健康的人的区别仅仅说的是白天的状况，就梦的生活来说，这种区别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关于神经病人的梦和症候之间所得的那些结论移用于健康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健康的人的精神生活中也有一些因素会导致形成梦或症候。健康人同样可以构成压抑，而且要花费一定能力来维持压抑的力量，在他们潜意识的心灵里也储藏着富有能力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其中的力比多也有一部分不受自我的支配。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健康的人在本质上也可被看作是一个神经病人，只不过他可以加以发展的症候只有梦而已。
事实上，如果你们对于健康的人醒时的生活加以批判的研究，也能够发现与这一结论互相抵触的事实，因为这个看起来健康的生命也有很多琐碎而不重要的症候。
神经质的健康和神经质的病态（即神经病）彼此的差异能够缩小到一个实际的区别，并能由实际的结果来决定，而这个差异可能会追溯到自由支配的能力与困于压抑的能力之间的一个比例。换句话说，它们只是一种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异。这个观点为我们下面的信念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即虽然在体质的倾向之上建立起神经病，实质上也是有接受治疗的可能的。
于是，我们可以从神经病人和健康人的梦的一致性上来推知健康的属性。不过就梦的本身来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第一，梦与神经病的症候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梦是古代思想的表现形式；第三，梦可以暴露力比多的倾向，以及当时实际活动着的欲望对象。
我们的演讲就快要结束了。大家可能会有些失望，因为我在讲精神分析疗法时，理论占了很大篇幅，而没有提及治疗时的具体情形和疗效。不过我有我的理由，之所以没有提到治疗的具体情形，是因为我并没有想让你们接受实际的训练来施行分析法。而之所以没有提及治疗的效果，则因为存在几个动机。
在刚开始演讲时，我曾再三声明，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在适当的情境下所收获的疗效，绝不亚于其他医学治疗所取得的最光辉的成绩，我甚至还可以说这些成绩是你用其他方法所无法取得的。如果我再夸大，就难免会有人怀疑我是在为自己打广告，借以抵消反对者的贬斥了。在公共集会中，医学界的朋友们也曾经常对精神分析施加恐吓，并说假如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的结果公布于世，就能让那些受害的公众明白，精神分析法其实是毫无价值的。我们暂且抛开这种说法中的恶意不说，即使要收集失败的材料用来对分析的结果作正确的估计，也未必是一种有效的证据。大家都知道，分析疗法还很年轻，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决不能用这种方法最初的结果去衡量其成效的最终标准。
在精神分析的开始阶段，我们曾试图解除病人的症候，但有很多治疗的案例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对于那些本不适合用于精神分析法来治疗的病症，精神分析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在不断探索中，我们知道了有些病是不宜选做分析疗法的对象的，比如妄想狂和精神分裂症到了成熟期的时候，分析法就根本无能为力了。不过，早年的失败也并非由于医生的过失，或选择病症的不慎，而是受外界情形的不利影响所致。
我过去只讲了病人内心所不能避免而可以克服的抗力，事实上，就病人所处的环境来说，所有反对精神分析的外界抗力在实际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分析的治疗与外科手术一样，都必须施行于最适宜的情形之内才有成功的希望。大家知道，外科医生在施手术之前，一定要先进行各种布置，如适宜的房间、充分的光线、熟练的助手、病人亲友的回避等。想想看，如果外科手术在病人家属的围观下进行，他们见你下刀便叫，那还能收到最好的疗效吗？对精神分析来说，亲友们的干涉也是一种强大的抗力，我们有时真不知道如何应付。对于病人内心的抗力，我们常常会严加防备，可是对于这些外界的抗力，我们又如何能防御呢？那些亲友们根本不是任何解释能够说服的，我们既不想对他们撒手不管，又不能将病人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因为如果我们对病人亲友据实以告，就难免会失去病人对我们的信赖，病人会认为我们既信托他的亲友，就不必以他为治疗的对象了。
事实上，对精神分析来说，最大的外界压力可能来自于家庭成员。对于有些病人来说，其家属未必希望病人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如果神经病源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健康的人就会视自己的利益比病人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精神分析暴露了丈夫的罪行，那么他还会愿意让妻子接受治疗吗？丈夫的抗力与妻子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抗力结合在一起，任我们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境界。
我不想多举例，现在只举一个病例。多年来，出于职业道德，我始终不曾提过此事。当时，我的病人是一位少女，她心中始终有所畏惧，既不敢走出家门口，也不敢独居家内。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发现了症结所在：她发现了母亲与一位富人的奸情，并深深为此忧虑。她很不老练地也可能是很巧妙地对她的母亲做出暗示，而暗示的方法是：她改变了自己对于母亲的行为，自称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人可以解除她独居时的恐惧。当母亲要出门时，她坚决不开门。她的母亲曾经患过神经过敏症，到水疗院参观之后，已痊愈多年了。说得更清楚些，她在院内和一男人认识，其后交往过密。而女儿的强烈暗示引起了她的猜疑，她忽然意识到，女儿恐惧的实质了。原来，女儿是想将母亲与其情人隔离开来，使他们不再有相互交往的自由。于是这位母亲决定结束这个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处接收神经病人的地方，并声称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不幸牺牲品”，而我也因此被人诋毁。出于职业道德，我也只好默不作声。几年后，我有一个同事去访问这个患空间恐惧症的女子，告诉我说她的母亲和那富人的交往已成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也已经默许而没有禁止，但是她的女儿却因为这个“秘密”而牺牲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前几年，各国的病人纷纷前来求诊，使我顾不得别人对我故乡的毁誉。我于是定下了一个规则，凡是在生活的重要关系上，没有达法定年龄不能独立的人，一律不代为诊治。精神分析家本不必做此规定。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在向病人的亲戚发出警告，认为我为了分析起见，要使病人离开家族，或者只有离家别友的人们才能接受治疗，事实当然并非大家所想。如果病人在治疗时，仍能反抗日常生活所加于他的要求，则对治疗来说是有利的。而病人的亲戚为了避免损害这种有利的条件也应当注意自己的行为，更不应当对医生在职业上的努力妄加诋毁。可是我又怎么能让这些人保持正确的态度呢？我想你们也认为病人接触到的社会气氛和修养程度对于治愈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外界因素干涉了我们的治疗，也使精神分析治疗法的疗效黯然失色！拥护精神分析的人们曾劝我们将精神分析法的成绩做一次统计以抵消我们的失败，我没有同意这样做。因为相比的内容相差太远，而受治的病症又各不相同，那么统计也就失去的价值。况且可供统计研究的时间又太短暂，无法证明疗效是否持久，而就多数病例来说，根本没有做记录的可能，因为病人会对他们的病及治疗要求保密，就算恢复健康后也不愿轻易告人。而那些对精神分析提出反对的人，他们最大的理由是，人类在治疗的问题上是最缺乏理性的，很难指望接受合理论证的影响。新式治疗有时会引起狂热的崇拜，比如科赫初次刊布结核菌的研究成果[49]；有时也会引起巨大的质疑，比如詹纳的种痘术[50]，实际上是天降福音，但仍有人会反对。
下面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反对精神分析的人们所持的偏见。我们治愈了一个很难奏效的病例之后，就会有人说：“这根本不算什么，时间过了这么久，病人自己就会好起来的。”假如病人已经有过四次抑郁和躁狂的交叠，在抑郁症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到我这里求治，过了三个星期，躁狂症突然发作了，那么他的亲属和其所请来的名医，就都会把躁狂症归罪于分析疗法。
对于偏见，我们实在无计可施，你们可以看看在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管是哪一集团国，不是都对其他集团国存有偏见吗？这时候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暂时忍耐着，等这些偏见逐渐随时间而消弭于无形。或许某一天，这些人在评断同一件事时，就会用不同于之前的眼光，而至于他们从前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或许现在反对精神分析疗法的偏见已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不断传播，许多国家中采用分析治疗的医生日益增加就是一个明证。
在我年轻的时候，催眠暗示治疗法曾引起医学界的怒视，其激烈的程度与现在“头脑清醒”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驳斥基本上一样。催眠术作为治疗的工具，确实未能完全如我们的期望，不过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或可自称为它合法的继承人，不应当忘记它对我们的鼓励和对理论的启发。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精神分析疗法的负面有害结果。人们所报告的精神分析的有害结果，基本上是局限于病人矛盾加剧后的暂时病象，而矛盾的加剧可能是分析得太呆板，或分析突然中断导致的。你们已了解了我们处理病人的方法，至于我们的努力是否会让他们永受其害，想必你们自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另外，分析也有被误用的情况，尤其是在荒唐的医生手里，移情作用就是一种危险的工具。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分析法，这就像手术刀一样，它虽然可以导致严重的医疗事故，但外科医生还必须要用它。
我的演讲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我想说的是，我感到很惭愧，我在这些演讲中有很多缺点，这并非礼节上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抱歉的是，当我偶然提及一个问题时经常会说在别处再进行详述，可是后来又没有实践前约的机会。我所讲的问题，现在还不是终结，而是正在发展，因此我的简要叙述也不够完全。我还有很多地方准备要做结论，可是都还没有进行归纳。不过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大家成为精神分析的专家，而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并对其产生兴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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