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亮情结】

    1938年8月，天气又闷又热，令人燥动不安。这天，郁德义从收音机听到一则惊人消息：国军与日军在上海发生激战，敌我实力悬殊，国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损失惨重，渐居下风！

    郁德义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如果上海被日军攻陷，南京也危在旦夕。南京离枣庄不过几百里，一天的车程，万一南京不保，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仿佛听隆隆的枪炮声。那些天，他惶惶不安，夜不能寐，嘱咐妻子打点行装，以备战祸来临时逃难。

    夜不能寐的岂止是郁德义。自淞沪会战爆发以来，蒋介石更是寝食不安。

    当第一缕熹微的晨光，透过树隙和浓影照射到雕花窗棂时，蒋介石悄悄起了床，蹑手蹑脚走到书房，两臂扩胸作深呼吸，望着窗外出神。老天爷昨晚动了脾气，一整夜都是狂风暴雨，把院内的花草苗木打得七零八落，直到现在还没消气，淅淅沥沥地击打着窗外的芭蕉树叶，发出噼噼啪啪的繁杂噪音，就像是蒋介石此时的心情。

    唉，烦心的事太多。昨夜，美龄与美国朋友的越洋电话打了半宿，英语他听不懂，耳朵却没闲着，跟着支楞了半宿。电话是他授意打的，让她托人游说美国国会，最好是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希望美英等国能出面干预日本的军事行动。

    自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事变中，为了营救他，她力排众议，反对军事讨伐，坚持和平谈判，后来又不顾安危，亲赴西安安抚张、杨，真是患难见真情！这一事变也造就了她，使她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博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的好感。

    蒋介石深知，美国人一向与他合不来，自中日爆发冲突以来，美国人一直怀疑他私下与日本谈和，也质疑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次，他之所以下决心与日本在上海决一死战，一方面是形势所迫，他没有退路可言。更重要的考量是，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多个大国在这里有租界，欧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果他在上海摆出一副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姿态，不仅可以改变欧美国家一向轻华之心，也不再质疑他对日妥协，他们还会考虑到自身利益，出面居间调停，甚至武装干涉，可以让他体面地与日本坐下来谈和。所以，他想利用宋美龄受西方国家欢迎的优势，为他当回说客。

    但是，从通话情况来看，并不乐观。西方国家对淞沪之战的评价是，这是中国军队在上海非军事区主动挑起的战争，是破坏和平的行为，责任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愿意居间调停。

    宋美龄悻悻然放下电话，向一直竖着耳朵在旁听的蒋介石道了原委。

    蒋介石手上正端着茶杯，闻听此言，气得将茶杯往地上一摔：娘希匹，明明是他们不想得罪日本人，反过来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宋美龄嗔怪地看了他一眼，俯下身子捡起碎片，放到旁边的茶几上，柔声劝解道：现在西方国家正盛行绥靖之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犯不着为了咱们得罪日本人。现在战事吃紧，咱们还须多想些应对之策。

    蒋介石长叹一声：这世道哪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自己救自己。

    这一夜，他俩几乎通宵未眠。直到天快亮时，宋美龄才沉沉睡去。

    雨停了，蒋介石推开房门，走到阳台上。一股清新而湿润的空气，使他混浊的大脑清醒了许多，思维的马达又开始快速运转起来：第五战区是统管战略要地津浦路重镇徐州为中心的枢纽，假如那里一失，等于东部大门洞开，后果不敢想象，谁能堪担第五战区的重任？

    自己统领军队多年，黄埔出类拔萃的弟子也不少，但真正可以放心使用、堪担大任的统将之才也不多呀！像周恩来、林彪、陈赓这样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俗话说，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如今正是国难当头，这良将又在哪呢？

    他首先想到一个人，继而坚决否定。接着，脑海里闪现出一张又一张面孔。可是，无论出现谁，都被最初那个人比了下去。他努力不想那个人，可那个人却总是顽固地占据着，绕不过去。他一拍栏杆：罢了罢了，田单《为士卒倡辞》云，“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日尚矣！归于何党矣！”是啊，如果国家灭亡了，无家可归了，还有什么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现在到了事关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岂能再纠缠于个人恩怨？非常时期只能起用非常之人。

    是什么人，让蒋介石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是李宗仁。

    纵横江湖几十年，蒋介石阅人无数，无论多么飞扬跋扈的人，都被他收拾得服服贴贴。惟有这个李宗仁，外表温良随和，谦恭有礼，内心却桀骜不驯，如今虽然归于自己麾下，仍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如果把近代中国比作一座高楼大厦，李宗仁无疑是大厦中的一根重要支柱。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其基础是“两广统一”。“两广统一”，则归功于之前的广西统一。无论是广西统一，还是“两广统一”，李宗仁都功不可没。

    广西的统一，得益于3个青年才俊：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史称“广西三杰”。1925年秋季，“广西三杰”统一广西后，没有像其他省份那样割据自雄、自立为王，而是毅然投靠广东的国民党，形成两广“共同革命”的局面。那个时代，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广西三杰”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国民党根本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的三面夹攻，更不可能那么快形成气候、挥师北上。

    “广西三杰”中，李宗仁无疑是灵魂和核心，一“黄”一“白”，是他的左膀右臂。其中，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关系更加密切，两人长期合作，亲如兄弟，世人因此称他俩是“李白”。当时，中国政坛还因他俩而成一则谜语：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两人，是两人乃是一人。

    北伐时期，李宗仁的取舍偏废，对中国局势起着改写历史的作用。当时，国民党、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几股势力互相纠缠在一起，暗潮汹涌。李宗仁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中间力量，无论偏倚哪一方，天平都会跟着倾斜。而他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这当中，包括支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这是蒋对其念恩之处。

    然而，由于蒋介石忌惮桂系势力，处处压制、掣肘桂系扩张，李宗仁十分不满，遂利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逼蒋下野，蒋、李从此结下梁子。蒋重新上台后，自然不会善待李，双方矛盾日渐加深，最终导致蒋桂战争爆发，进而演变为蒋、李、冯（玉祥）、阎（锡山）“同党操戈”，打了3年内战，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让日本人坐收渔利，乘机占领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

    1932年初，李宗仁因不满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广西党政军联席会上发表了抗日反蒋的讲话。他大声呼吁：现在我们的国贼是独裁者，故我们要消灭他，才可以抵抗外敌。

    此话表明，李宗仁主张先反蒋而后抗日，蒋对此当然忌恨。

    1933年，李宗仁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焦土抗战论》，就抗日战略问题明确公开自己的抗日主张：

    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与日本侵略者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累日必败无疑。

    “焦土抗战”一词，在后来抗战期间风靡一时，被频频引用，成为最悲壮的抗战口号。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焦土抗战”,并非是指自行将所有的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火拼。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不计旧恶，与白崇禧、李济深联名通电，提出政治解决事变的5点基本立场：西安事变主张政治解决；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开赴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1937年1月，李宗仁又与刘湘等联名通电，吁请“中央军停止入陕，消弭内战，团结对外……共同致力于抗敌御侮”。

    可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除了共产党起重要作用外，李、白态度之审慎，对张、杨也起到重要影响。

    李宗仁虽然在蒋桂战争中吃了败仗，但在地方势力中资格最老、威望最高，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都视他为“龙头大哥”，亦步亦趋。所以，桂系对西安事变的鲜明主张，对正在观望中的地方实力派起了积极的影响。对这一点，蒋介石又是心存感激的。

    李宗仁对日作战的决心一直坚定不疑。1937年2月，他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交《抗日救亡之方案》，要求：立即发动对日抗战，以救危亡；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日总动员之基础；保障人民爱国言论，解放民众爱国运动，扩大救国力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之下，桂系积极投入抗日大业。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进行军事总动员，一个月内即扩编武装达40个团。

    这年6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所派代表多次会谈后，表示完全赞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达成“一致挥动，实现抗日”的六条纲领草案。

    8月4日，白崇禧在南京中央军事长官联席会议上表示：桂省可立即出动全部兵力的七分之五共5个师投入抗日作战，“俟第二次征兵实行可望增加若干”。

    8月6日，桂军抗日部队被整编为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三十七集团军，先后开赴淞沪等地投入抗战。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二十一集团军与敌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表现出广西人民誓死卫国的英雄气概。

    正是由于广西军队所表现的坚决抗战态度，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遂成为国民政府内公认的主战派代表人物。

    别看李宗仁在蒋桂战争中打不过蒋介石，那是双方力量相差太悬殊。论治国用兵的才智，李宗仁并不在蒋介石之下。论治国，他早年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论用兵，正如唐德刚在李宗仁口述、他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的序言中所说的：

    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的上级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众，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猛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所以，在蒋介石心目中，他对李宗仁怀有复杂的情感，既有爱恨交织，也有瑜亮情结。危难时刻，他的决策清晰而坚定：只有李德邻（李宗仁）才能胜任第五战区司令官，也只有他才能撑起这个危局。

    雨打芭蕉的噼啪声，宛如蒋介石心里的算盘声。

    天色渐渐亮起来，阳台外，满院子的名贵古木，被淡淡的白雾缠绕着，显得朦胧而神秘。这让蒋介石想起同样朦胧而神秘的白崇禧。白崇禧以能征善战、机智过人而闻名，人称“小诸葛”。

    对，就让这“小诸葛”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主持制定抗战计划，参与抗战军事决策指挥！蒋介石果断作出决定，转身返回室内。

    【慷慨赴任】

    李宗仁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马上把白崇禧叫到办公室，将电报递给他。

    白崇禧看罢以后，见李宗仁正用征询的目光看着自己，试探道：你是不是担心这是老蒋的圈套？

    与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李、白焉能不知蒋之为人？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时，与李宗仁关系密切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跑到南京当和事佬，劝蒋介石不要同室操戈。蒋介石勃然大怒，以李济深勾结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扣押李济深，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后迫于多方压力将他释放，但仍将他软禁在南京鼓楼家中。

    李宗仁沉吟一会，字斟句酌：嗯，刚接到电报时，我闪过这样的念头，前面有任潮（李济深）、张学良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不防。可仔细想想，这回老蒋应该是情势所迫，不会再玩这个伎俩。

    说到这里，李宗仁拿起指挥棒，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地图，分析说：日本人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

    白崇禧点点，若有所思：是啊，中央和老蒋纵使有意拖延，日本人也未必容许。如果中央这一次仍然无心抗战，而打算走投降路线，不仅全国军民不会同意，即使老蒋的嫡系部队恐怕也会自动抗战。

    李宗仁将指挥棒往地图上轻轻一敲：就凭这两点，中央和老蒋惟有奋起抗战，此外并无其他路可走。如今，既然老蒋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

    白崇禧两掌一击：好，就这么办！

    两人当即商议妥当，给蒋介石复电：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健生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德邻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就在他们俩与蒋介石电报往返之时，消息传到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耳朵里。他俩急了，赶紧来电劝阻：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

    刘、龙二人对李、白颇为尊重，国是意见都愿听李、白的主张，故对李、白北上特别关切。在他们看来，蒋介石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李、白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

    接到刘、龙二人的电报后，李、白在复电中据此分析时势，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希望他俩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不要迟疑不决，给蒋介石落下他们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

    白崇禧立刻收拾行装，乘广西省府所购的法国制6座小飞机直飞南京。李宗仁则暂留桂林，主持动员计划。

    不论是带兵，还是治疆，李宗仁都很有一套。从1933年起，广西开始实行寓兵于农政策，新兵训练一年后退伍，平时只保留常备军14个团，其中两团还被用作兵工，在贺县开采锡矿。“七七事变”前，已有四届经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决定打算编成40个团，开赴前线。一声号令，各县农民呼拉一下涌到县政府，抢着报名入伍。因为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取舍。不到一个月，便迅速编成4个军，共40个团，后来又改编为3个集团军。

    这一招妙棋，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即使到今天，这种“寓兵于民”的思路也不无借鉴意义，与现在实施的预备役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平时不注重储备兵源，一俟兵员不足时，动辄以粗暴的方式强抓壮丁，充兵扩军，搞得民怨载道，其兵员素质能好到哪里？

    1937年10月10日，李宗仁出席各界人士庆祝双十国庆节后，立即乘专机飞离桂林前往南京。此时，淞沪会战已持续两个月，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损失惨重。

    当飞机跃升天空时，李宗仁俯瞰窗下的桂林，百感交集。自1913年秋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自己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粤桂战争和定桂讨贼战争中出生入死，从排长做起，一步步成长起来，直至完成统一广西任务，成为新桂系军队首脑。后来，又与蒋介石分分合合，打打和和。但戎马倥偬20年，一直都是在打内战，无论孰是孰非，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大多是灾难。这一次，终于可以枪口对外，有了一个为国出力、为民立功的机会。

    飞机在云彩中穿行，李宗仁头枕着座位，双手轻轻地梳理着两鬓。虽然不到50岁，连年的征战和操劳，已使他两鬓染雪。他忽然想起陆游那句悲怆之诗：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李宗仁眼睛微闭，心潮澎湃。纵使马革裹尸，我也要为国为民重筑功勋！

    飞机在湖南长沙机场经停时，大雨滂沱，持续不停，致使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心急如焚，为了尽早赶到南京，不得不改乘火车北上，打算到达武昌后，再乘船到南京。

    李宗仁到达武汉后，又遇轮班开航无定期，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闻讯后，指示建设厅长伍廷飚找到一艘小火轮。李宗仁在武汉耽搁一天后，第二天一早急急登船而行。

    此时，雾锁长江，小火轮在江中摸索着顺流而下。行至途中，狂风骤起，白浪滔天，小火轮摇摇晃晃，险情不断，战战兢兢而行，船上的人提心吊胆。直到第二天晚上，小火轮才精疲力竭地靠上南京下关码头。

    早在码头翘首恭候的白崇禧，这才把心放回肚里，欢天喜地地把李宗仁接到自己所住的洋房。这座洋房，据说是张学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

    李宗仁向蒋介石领命后，蒋介石并没有让他北上徐州赴任，而是把他暂留南京。此时，淞沪激战正酣，中国军队死伤甚巨，南京也常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向来要强的蒋介石，虽然彻夜难眠、寝食不安，但在李宗仁面前却硬撑着，还不时大发豪语，一再对李宗仁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

    李宗仁心如明镜，不以为然：如果能这么容易把日军赶下黄浦江去，日军也不敢来侵犯我们了，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不过，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李宗仁不便浇他冷水，但强烈的责任感，又告诉他必须仗义执言。

    这一天，李宗仁见蒋介石兴致颇高，赶紧将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伺机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人，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李宗仁一边字斟句酌地陈述，一边偷眼观察蒋介石的表情。他发现，蒋介石脸上的肌肉慢慢僵硬起来，嘴角紧抿，眼睑低垂。多年以后，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依然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赶赴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既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十分失望。他已经痛心地预料到：淞沪一战，国军必然惨败！

    1937年11月12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这场战役，日军投入30余万人，30艘舰艇（其中航母3艘），作战飞机约390架，其中陆航210架、海航180架，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万人，实际到达战场的兵力为40万左右，约有200架飞机、40余艘舰艇，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在检讨淞沪会战的教训时，李宗仁将责任归咎于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进而评道：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现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

    李宗仁进一步评述道：

    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

    从李宗仁的这些话中不难看出，对蒋介石，他是从心底里瞧不起的。

    李宗仁所言不无道理。让蒋介石指挥如此规模的一场大战，确实超过他能力和经验范围之外，加上中日两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人素质上的实力都相差悬殊，如此硬碰硬地打阵地战，决定中方必败。

    虽然后人对淞沪会战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淞沪会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的斗志，令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决心和实力刮目相看，也动摇了日本的民心士气，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重庆转移，赢得3个月的宝贵时间。

    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分歧。

    李宗仁、白崇禧不主张固守南京，认为无论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日军必然以优势兵力攻占南京，而南京又是一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有长江所阻，无路可退，难于固守。

    但是，唐生智等慷慨激昂，认为南京是国府所在地，一旦失守，事关全国民心、全军士气，影响国际形象，主张死守南京，与敌人血战到底。

    急欲一雪淞沪之耻的蒋介石，赞同唐生智的主张，遂任命他为南京城防总司令，立刻筹划防务，以迎战日军对南京的进攻。

    听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李宗仁叫苦不迭，深感南京危如累卵。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的主张是理智的。

    战争年代，几乎所有经验和教训，都是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只是，这次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排兵布阵】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开始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蒋介石这才决定，让李宗仁北上就任，镇守徐州。

    李宗仁久经沙场，善于谋划战略。当时，军中同僚纷纷猜测，日军一旦占领南京，会长驱直入，直取武汉。李宗仁则认为，这是纸上谈兵的谬论，沪宁战事一旦结束，日军必定先夺取、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的威胁，然后才会西进武汉。所以，他深思熟虑后，作出充分的战略谋划。

    离开南京前，李宗仁以恳切的语气，向蒋介石晓以利害：津浦线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如能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数月，或歼其主力，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部署，则抗战还可继续；如津浦线上国军迅速瓦解，日军一举攻下武汉，占领中原，则抗战前途将不堪设想。所以，津浦线不可轻易失守。

    但是，李宗仁话锋一转，顿了顿，见蒋介石正侧耳倾听，加强了语气，津浦线处于日军南北夹攻之中，日军还可在海州、青岛随时登陆，而目前第五战区只有7个军的兵力，长期坚守是非常困难的。

    听到这里，蒋介石抬头瞧了他一眼。这回，他把李宗仁的话听进了耳朵，当即表态：将来沪宁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指挥。

    忧心忡忡的李宗仁，匆匆赶往徐州。他知道，南京必不能久守，津浦线上的战事已无法避免，一场与日军的拼搏战迫在眉睫。

    此时的徐州城，笼罩在战前的恐慌之中。为躲避战祸，百姓有的背井离乡，有的投亲靠友，市面显得很萧条。李宗仁果断部署：我们一定要稳定军心，唤起民众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勇气！

    声势浩大的民众大会召开后，一些南北流亡的学生闻风而至，踊跃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为安抚人心，李宗仁巧施一计：每天清晨或午后，他骑马上街，巡视市容，有时还下马与街边小贩拉呱几句。沿街市民看到司令长官尚且如此悠闲淡定，相信战局必可稳定，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陆续返回徐州城开店复业，城内人心很快安定下来。

    为了稳定军心民心、便于指挥协调，李宗仁还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婉拒将长官部迁到交通、通讯落后的归德和亳州，全然将个人安危抛到脑后，不惜背水一站。

    1938年3月下旬，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乘火车来到徐州时，惊讶地发现，虽然这里距台儿庄前线仅30公里，已经能够听到枪炮声，车站月台上还躺着许多死亡的战士。但是——

    城市里充满活力，所有商店都开门营业。墙上书写了许多强烈爱国主义的标语，街道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士兵、自卫队员和市民，报童叫卖报纸，剧院做三明治的广告，妇女和儿童在城里两个公园散步和游玩。男女中学生散发传单，他们扛着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巨幅标语。郑州已遭受过一次严重的轰炸，那里深度的沉寂伴随着恐惧和失望。徐州更接近敌人，遭受着更严重的轰炸，若是敌人攻进台儿庄，则可以期待一两天之内完成对敌军的合击。然而这里和郑州相比，却有着不可比拟的轻松气氛和信心，也较汉口更具有稳定的气氛，这就很能说明这里的情绪了。在汉口人们不希望敌军打过去，而在徐州，他们准备好了迫使愚蠢的敌军冒险去接近这个城市，这个仅仅距前线30多公里的城市，他们没有接受失败教训的可能。

    这一切，功在李宗仁指挥若定的大将之风和临危不惧的安抚之策。

    在百姓面前谈笑风生的李宗仁，一回到军营，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他内心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处在矛盾和焦虑之中，哪里还笑得出来？

    李宗仁反复惦量得失：是在津浦线上不惜血本，与日军硬碰硬打一场恶仗呢，还是守不住便撤，只图拖住敌人，延缓日军西进攻占武汉时间呢？如果是前者，搞得好，歼敌精锐壮我军威；搞不好，可能会一败涂地，甚至拼光家底，血本无归。如果是后者，或许能保存实力，但会落个败军之将的名声，被国人唾骂。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路军阀的兵员是靠自己招募、自己供给的，谁的兵力强，谁的拳头就硬，谁的底气就足。所以，抗战期间，一些军阀遭遇日军强敌时，一击即溃，望风而逃，大多是为了保存实力，不舍得拼光家底，未必会想到是否丧失民族大义尊严。我们这些后人在评价历史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关起门来说风凉话。

    但是，李宗仁非等闲之辈。以他的血性和睿智，第二条路显然非他所愿。所以，他早早就开始运筹帷幄，排兵布阵。

    首先是网罗人才。善用人才是李宗仁的特长，这也是桂系军队骁勇善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相中的第一个人是徐祖贻，提议由他担任第五战区参谋长。

    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李宗仁从未与徐祖贻谋过面。既然如此，怎么会想到用他呢？

    一是对徐早有耳闻。徐祖贻是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又入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调至国民党中央军委，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对日作战事宜，十分了解日军的状况，加上处事干练，军事学识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都很丰富，是一流的军事参谋干才，完全能够胜任参谋长一职。

    二是李的高明之处。他是桂系将领，平时与国民党中央多有隔阂，蒋对李一直抱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次起用他，与其说是对他器重，不如说是别无选择。他挑选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任过职的徐祖贻，一来可减少蒋的猜忌心，二来有利于与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蒋介石欣然应允。徐祖贻受命后立即奔赴徐州，筹建司令长官部。当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时，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组建就绪。

    善于谋划军队，是李宗仁带兵打仗的又一特点，他在桂系军队中的威望也由此而来。在第五战区，归李宗仁直接管辖的部队只有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下辖一三一师、一三五师、一三八师。这个军是李宗仁在广西亲自征调成立的部队，团长以上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班底，颇有作战经验，具有桂系部队的特点。虽然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农民子弟，缺乏训练，更缺少作战经验，但因为一直归李宗仁直接领导，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抗战开始后，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在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日军登陆侵占苏北地区。

    其余的部队，则都是临时划归的杂牌军。

    第十二军和第五十五军，军长分别为孙桐萱、曹福林，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所管辖的部队，驻扎在山东省境内。论训练和装备，远不如桂系军队，并且军纪不严，士兵自由散漫，在地方称王称霸。韩原是冯玉祥嫡系，现在划归第五战区管辖，能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李宗仁十分担忧。他还获悉，韩复榘曾暗地里派人到天津与日军联系，有妥协投降的企图。所以，李宗仁初到徐州上任时，曾亲自去济南会见韩复榘，为日后指挥这两个军作战作准备。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下辖两个师，原为张学良管辖下的东北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较弱，驻守在苏北地区。

    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下辖两个师，原非正规部队，是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成立的，战斗力很差，也无作战经验。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下辖两个师，原为东北军，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战斗力也较强，虽算不上劲旅，但在各军中可列为上乘，驻扎在青岛地区。

    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5个团，原为西北军，由于庞炳勋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军团作战能力有限，驻扎在江苏砀山地区。

    编制大，兵力少，是国民党部队的通病，这7个军更是兵员少、装备差、派系多、人心乱。面对这样一支杂牌军，李宗仁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和当时参加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

    想当年，秦王为让大将王翦重新出山灭六国，爽快答应让他统兵60万，这几乎倾全国之兵。看来，蒋介石的气度比秦王小多了。

    不过，今天看来，这也不能完全怪蒋介石。《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么深爱黛玉，气急时骂挂在脖子上的宝玉是“劳什子”，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要送给黛玉。枪杆子是带兵人的命根子，李宗仁与蒋介石嫌隙又这么深，蒋介石岂肯把王牌和精锐拨给他指挥？

    这倒罢了。问题在于，李宗仁洞察到蒋介石更隐秘的用意：欲借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之机，消灭非嫡系的“杂牌军”，排斥异己，保存实力。正如他后来在回忆时所评价的：

    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用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我和蒋先生共事数十年，对蒋先生的手法领教太多，所以他一举一动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观火。

    对这支杂牌军，李宗仁怀着深深的同情：一方面，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与生存，必须与日军决一死战，以尽军人的天职；另一方面，又担心蒋介石不给补充给养，还以作战不力的名义治他们罪。

    大敌当前，不能让弟兄们流血又寒心啊！李宗仁深入各部队巡视，安抚军心，激励士气，与各路将领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并晓以利害，成功地将这个“草堂班子”聚拢在一起。

    正当徐州市面恢复正常的时候，传来南京失守的噩耗。紧接着的一个月内，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屠杀，30多万军民惨遭屠戮！刚刚趋于平静的徐州城，又变得惶恐不安起来。

    战事骤紧，李宗仁反倒从容不迫。他把准日军的脉搏：本来就不可一世，这回更骄狂无比。他深谙“骄兵必败”古训，定要抓住日军这一弱点，在津浦线上缜密布兵，充分运用数万哀兵的力量，给予日军以痛击！

    根据最高统帅部确定的战略方针，李宗仁制定第五战区的作战计划：

    (1)保有鲁省大部分及苏北地域，与敌行持久战。(2)作战初期，应把守黄河及沿海要点，直接阻止敌人之侵入；不得已时亦须逐次诱敌深入鲁南及苏北地区，准备会战，予以极大打击，获得最后胜利。

    根据此计划，第五战区作了3个阶段的部署：第一阶段，以第一线兵团将日军阻止在黄河北岸及沿海地区，延缓日军南进速度，使第二线兵团有充裕时间在徐州附近部署完毕；第二阶段，如黄河失守，第一线兵团退至莱芜、泰安、新泰一线，设防固守，会同朝邹县、滕县推进之第二线兵团的有力部队在兖州附近同日军会战；第三阶段，兖州附近会战万一失利，则在徐州进行决战。

    李宗仁确定了决战方针：以少数部队固守徐州，以大多数部队沿津浦路侧击，开展运动战、游击战，阻敌南进。

    历史证明，这些作战方针和部署，体现了积极防御的作战精神，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的正确的作战方针。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继占领南京后，随即渡江北进，攻占浦口、滁县一带，显示出沿津浦线北上的作战意图。

    第五战区根据敌情变化，适时修订作战指导方针，提出“以一部仍守备海岸及黄河沿岸，以大部转移淮河之线，拒止北上之敌，相机转移攻势”；“第三集团军以主力配备于济阳、东阿、泰安，沿黄河右岸设防，……竭力拒止敌之渡河，以巩固本战区北面”；“第五十一军即日以主力向临淮关、蚌埠间地区转进待命”；“战区直辖之各部队，仍位置于徐州附近，司令长官部仍在徐州。”

    1937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五战区：

    (一)战区范围修订为：南界自长江口沿长江至湖北阳逻止，西南自阳逻至礼山沿豫鄂边境迄吴山镇，东北自黄河口，沿黄河至兰封、陈留、鄢陵、郾城、沁阳至吴山镇，与第一战区为界。(二)战区根据地，为泰安鲁南间山地及豫皖边境固始、立煌(今金寨)、经扶(今新县)间山地。(三)战区作战方针，为阻止侵入之敌，粉碎其打通津浦铁路线之企图，战区主力应配合地方武力，并用刚性与柔性之战法，展开全面作战，坚守战区根据地，与敌持久抗战。

    李宗仁一声令下，第五战区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第一分区(山东省境)以第三集团军为基干，沿济南、泰安间铁路线两侧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开展游击，胁敌侧背，使其不能越过泰安南进，同时为本战区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

    第二分区(江苏省境)以第二十八集团军为主干，沿运河南段纵深配备阻敌南进，必要时主力退入徐州西南山地，随时乘机出击，挽回局势。

    第三分区(安徽省境)以第十一集团军为主干，于津浦线南段、淮南铁路北段及淮河间，以有力部队纵深配备，阻敌前进，于两侧展开游击战，务使敌不能深入至霍山、六安、正阳关、颖上、阜阳之线，同时于固始、立煌、经扶间山地构成根据地，以为战区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

    青岛、东海守备队于敌登陆后开展游击、阻敌西进或南进；战区并在砀山、商丘间控置有力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作预备队)，掩护战区左侧背，支援第一、二分区之作战。

    【杀一儆百】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镇守山东的韩复榘，虽然身为第五战区副司令，却不听李宗仁调遣，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一逃再逃，先弃济南，后离泰安，几天工夫就跑出几百里。李宗仁急令其重入泰安，以泰山为根据地打游击战，部队不得进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竟复电称：“南京且不守，何有于泰安？”“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把大半个山东拱手让给日军，使日军第十师团轻易占领济南。

    济南是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济南一失，日军便可沿铁路长驱直入，打通津浦线，把华北和华东连接起来。

    第十师团装备精良，因师团长叫矶谷廉介，又被称作矶谷师团。矶谷师团占领济南后，一路东取青岛，一路南逼徐州。而在南线，由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已渡过长江北上，沿着津浦线向北推进。第五战区面临南北之敌的两面夹击，华东战场局势十分险恶。

    李宗仁叫苦不迭，原定的作战计划成为废纸，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以部分兵力在南线顽强阻击敌人，延滞敌人北上；以主要兵力在北线抗击敌人，寻机吃掉一路敌人。

    蒋介石极为震怒。在蒋介石眼里，韩复榘一直是个桀骜不驯的角色，阳奉阴违，拥兵自保，还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挟洋自重，早就对他不满。这次，蒋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遂带着白崇禧飞到河南开封，在归德召开军事会议，要求第一、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全部到齐。

    接到开会通知时，韩复榘心存疑虑，赶紧派人到徐州，请示李宗仁是否要亲自去。李宗仁明知蒋介石的真实用意，并不说破，而是要求韩必须去。

    1938年1月11日，两个战区的80余名师以上军官齐集归德会议。李宗仁发现，才一个月不见，蒋介石憔悴了许多，眉头紧锁，声音嘶哑。他知道，这一个月来，国府南京正陷入人间炼狱，作为国家和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所受的压力和煎熬，比任何人都大。

    会议先由蒋介石训话。面对着满屋子一身戎装的将领们，蒋介石威严地干咳了一声，语气低缓，一字一句：

    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就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但是我们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了屏障；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犯！

    接着，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和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报告战况。此时此刻，李宗仁知道，自己必须坚决维护最高统帅的权威。报告完战况后，他坚定地表态：

    抗战至今日，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如果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使武汉、重庆后方地区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果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攻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军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徐州不是能否守住的问题，是必须守住！我身为战区司令官，决心率全战区将士死守徐州，直到统帅部在后方筑起新的防线。

    两人报告完毕，蒋介石便宣布散会，起身先离去。

    坐在门边的韩复榘一看，蒋介石并没有难为自己，松了一口气，连忙站起来，欲溜之大吉。这时，第一战区副司令刘峙忽然高声唤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

    韩复榘脸色一变，僵立在原地。与会者个个心里一凛，偷偷打量他一眼，不敢在会场多停留，出门后，纷纷交头接耳：韩复榘这回糟了，肯定凶多吉少！

    这时，从门外进来几个便衣卫士，站在韩复榘的身边。刘峙对韩说：韩总司令，你跟他们走吧。

    韩复榘顿时脸色发青，张了张嘴，似乎要申辩什么，却没发出声音。两个卫士向韩复榘作了一个请的动作，在前面带路，韩复榘低着头，跟着卫士出门，另外两个卫士押后。

    当天，韩复榘即被解赴武汉，关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二层小楼上，共关七八天，当武汉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审判他的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呢。

    韩复榘被关押期间，别人唯恐避之不及，只有他的把兄弟孙连仲冒着风险去探望，给了韩复榘很大宽慰。他俩见面时，韩复榘不知自己死期将至，还愤愤不平地说：济南不守，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那么，南京、上海不守，谁负责？

    孙连仲无言以对，只好说些宽心话安慰他。

    此前，韩复榘天真地以为，就算自己没听命令，丢了济南，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淞沪会战，不是也没守住上海吗？南京不是也没守住吗？所以，他以为大不了受蒋介石一顿呵斥，不至于被一撸到底，更没有意识到会因此丢了性命。

    在蒋介石授意下，鹿钟麟任审判长，何成濬和何应钦任副审判长，徐业进、贾焕臣任军法官，组成最高军事法庭，对韩缺席审判，于1938年1月24日将其处死。

    韩复榘不是被公开处死，而是在禁闭室里被人背后偷偷枪杀。这天，有人来告诉他，何审判长请他去。他下楼走到楼梯拐弯处时，看到下面的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感到不妙，说了句，“我回去换一下鞋，这个鞋不合适”，转身欲上楼。刚转身，后面就响起枪声。他大叫一声：有，有刺客！后面又连响几枪。他身中7枪，倒在血泊中，死时48岁。

    事后，蒋介石假惺惺地说，他嘱令不准打韩的头部，因为韩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被葬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鸡公山（1954年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达官显贵无人敢去参加葬礼，惟有孙连仲赶去送行，足见孙连仲义重如山。

    韩复榘被处死的第二天，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他还听到，军事法庭给韩定了十大罪状：一、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动，拥兵自保；三、勾结日寇，阴谋独立；四、收缴民枪；五、纵兵殃民；六、派销鸦片；七、破坏司法独立；八、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九、侵吞国防经费；十、扰乱金融。

    在处决韩复榘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枪毙8名旅以上军官，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他们当中，有的在作战中严重失职，有的临阵脱逃。另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撤职查办40多名旅以上的军官。

    韩复榘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韩被处死的消息传开后，全军将士受到极大震动，令人头疼的军纪焕散状况得到很大改观，统帅部的各种军令也迅速畅通起来，全国军民的民心士气为此大振。

    我在山东工作多年，经常听到人们拿韩复榘开涮，给他编排了很多笑话，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说他胡乱断案、信口雌黄的，有说他胸无点墨、粗鄙不堪的，有说他孤陋寡闻、洋相百出的。

    比如，有一次，韩复榘手下抓了两个小偷，一个偷牛，一个偷鸡。韩复榘审理时，判偷牛的释放，偷鸡的有罪。偷鸡者当然不服，连呼冤枉。韩复榘振振有词：牛没有反抗，乖乖地跟着走了。鸡又叫唤又扑愣的你都敢偷，还说你冤枉？

    有一则笑话说，韩复榘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后，第一次用上电灯。当天晚上，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亮了一夜，外面的人以为他在办公。第二天早上，勤务兵端着洗脸水，拿着牙膏、香皂进到他房间时，见他正光着膀子对着电灯吹，身上汗流浃背。还边吹边骂：奶奶个熊，什么灯呀！俺吹了一宿都吹不灭！过了一会，勤务兵进去倒洗脸水时，韩复榘苦着脸说：今天的早点，方的不好吃，太苦；长的还行，有点甜；汤我喝了，太淡，好像没搁盐。

    还有一则笑话说，有一回，韩复榘视察齐鲁大学，校长请他给师生训话。他装模作样地说，你们都是喝墨水长大的，每个人都懂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是吃枪子儿长大的，连中国的英文也不懂，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训话，要训话，也是对牛弹琴，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新生活当然好，要提倡。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我刚才进门时，看到十几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打篮球），成何体统！一个球才几个钱？犯得着这么抢吗？你们多买几个球，每人发一个，省得你争我抢的。还有，那个篮子也太破了，丢一个，漏一个。这不是丢球，是丢人哪。再没钱，补一补篮子总行吧？

    听这些笑话，似乎韩复榘纯粹是个混世魔王、草莽英雄。事实并非如此。韩复榘祖父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他本人1891年出生于河北霸县（旧称霸州）东山台村，在本村小学毕业后，又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了七八年，能诗会文，书法也很见功底，曾在县衙当过“帖写”（即文书）。他能在冯玉祥麾下由一名低级军官逐步提升为拥兵数万的将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能诗文、善书法，因为这在旧军队中十分难得。1937年，国民政府批准在北京西郊建立“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陵园”。韩因参加过滦州起义，遂奉冯玉祥之命，亲笔撰写纪念碑文。

    1994年，《炎黄春秋》发表陆立之的一篇文章。陆早年曾受国民政府派遣，到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与韩接触过几次。他在文章中回忆：“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人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找到第二人。”

    韩复榘年轻时骁勇善战，是冯玉祥手下最能打仗的“韩石二孙”（即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四大将军之一。冯玉祥常对人炫耀说，这是我的4只老虎。

    韩复榘也为山东做出过不少事。他治鲁7年，实施过“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4项计划，有一定成效，尤其是教育事业起色很大，并且没在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友，殊为难得。韩复榘仰慕梁漱溟的道德学问，还大力推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梁漱溟曾这样评价他：他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由此看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韩复榘“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的评价，有失偏颇。

    韩复榘有一妻两妾，共育有4子。长子韩嗣燮在他被处决后受到刺激，后来死于精神病院；次子韩嗣燠解放后就读军政大学，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在兰州教书；三子韩嗣烽受过军事教育，解放后在陕西交通部门任职；四子韩嗣蟥曾留学奥地利，后定居国外。

    韩复榘被抓的那天下午，蒋介石在归德行辕里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仅有程潜、李宗仁和白崇禧参加。

    坐定后，蒋介石仍然余怒未消，眼露杀机：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

    程潜忿忿不平：韩复榘应该严办！如果将领都像他这样各行其事，把上司命令当耳边风，我们的仗还怎么打？

    李宗仁和白崇禧只顾低头喝茶，没有吭声。

    过去，李宗仁很少与韩复榘打交道，自担任第五战区司令成为韩的上司后，韩不把他放在眼里，关键时刻还公然抗拒他的命令，这令他非常窝火，私下与白崇禧密商，由白向蒋介石告发韩的问题，利用蒋对韩的不满，鼓动其严厉处置。此次借归德会议之名诱捕韩复榘，便是白崇禧出的主意。但韩毕竟是一省政府主席，又是第五战区副司令兼集团军司令，如何处置，李、白公开场合不便过多表态。

    军家最忌临阵换将，此时日寇虎狼之师大军压阵，韩复榘留下的部队更不能因军中无将而自乱阵脚，必须尽快安排人顶上。

    按理说，这是第五战区管辖的部队，应先由李宗仁提出人事安排。蒋介石当惯大家长了，事先并没征求李的意见，在会上直接作出安排：让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当第三集团军司令，五十五军的曹福林当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

    见蒋介石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李宗仁心里自然不悦。不过，他是个有涵养的人，蒋是他的上司，他俩的关系又那么微妙，何况孙桐萱和曹福林的作战能力都不差，他不好表现出不满情绪，遂外表平静地表态：行，这几个人都是第三集团军的，他们升任，部队不会乱。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留下几位晚宴。他平时烟酒不沾，吃得也比较清淡，加上又是上下级之间的饭局，所以这顿饭吃得寡淡无味，草草了事。

    蒋介石示意几个人随他去书房。这时，机要秘书早就在书房门外恭候，手上捧着一个文件夹。

    蒋介石在沙发上坐定后，机要秘书趋步上前，打开文件夹，递上一份电报。蒋介石眼角余光一扫，见李、程、白仍在旁边垂手立着，心里很满意，就当没看到，顾自低头看了几分钟，然后签上名，抬起头来，机要秘书接过电报，快速瞄一眼，夹进公文包，迈着小碎步，悄无声息地出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4个人。

    蒋介石好像这才发现似的，故作惊讶地说：咦，你们怎么还站着？坐，坐。他指指旁边的沙发，示意李宗仁坐到他身边。

    其实，李宗仁心里明镜似的。蒋这是故意要摆摆自己的威严，挫挫他们的锐气，但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他也给足蒋的面子，谦推了一番，然后面向蒋侧身坐下，依然挺直着身板。程、白依次坐下，个个身板笔直。

    蒋介石身子往沙发后一靠，双手摩挲着面颊，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德邻哪，韩复榘公然抗命，一逃再逃，不光动摇军心，还丢失大半个山东，后果很严重哪，现在日本人已经逼到济宁，你看徐州还能守住吗?

    程、白的眼光都齐刷刷地转向李宗仁，看他如何表态。

    这个问题，李宗仁早就思考过，布下应对之策。他斟词酌句地说：是啊，这个损失已经无法挽救了，津浦线的局势更加严峻了。不过，徐州的压力虽然加大，我认为徐州还是能守住的，起码短期内没问题。

    蒋介石一听，停止摩挲的动作，侧身盯着李宗仁。

    这话让蒋介石感到意外。他原以为，李宗仁会向他诉一番苦，他也准备好一番话，要借着拿下韩复榘的余威，给李一点颜色。李的回答，让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愣了愣神，问道：你这么有把握?

    李宗仁没有马上回答，先是略作思考状，然后转向蒋介石，字字千钧：如果给我充足的补给，我保证守3个月，甚至还有可能获胜。

    蒋介石一下坐直起来，身子转向李宗仁，目光犀利，盯住他看了足足有一分钟，阴阴地说：德邻啊，军中无戏言哪。

    李宗仁从这几个字中品味出杀气，不由得心里一震。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人，他不动声色：如果韩复榘不丢济南，我可能守更长的时间，获胜的把握更大。

    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显得有点急迫。

    李宗仁回答：上海、南京失守，损失固然惨重。但是，淞沪一战，打出了我军士气；南京遭屠，全军将士义愤填膺，对日寇恨之入骨，急于复仇，一雪国耻。这种激昂的士气和复仇的决心，是我们与日军迭续作战的最重要条件！

    这话说到蒋介石的心坎上。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他压力空前，经常彻夜难眠。此刻，如果是他的嫡系将领说这番话，他会当作是安慰和奉承，但从李宗仁嘴里说出来，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所以，他的心情一下变得舒畅起来，兴奋得身子晃动了几下，笑容满面，态度也变得亲切，指指茶杯，对在坐的将领说：喝茶，喝茶，这茶香郁味醇。

    难得见到蒋有这样的大好心情，原本压抑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几个人边喝茶边聊天。守候在外面的两个侍者，大概是听到茶杯声，推门进来，添上热水，退出门去。

    蒋介石还是有点不放心，放下茶杯，叮嘱道：话虽如此，你们第五战区毕竟南北受敌，不能掉以轻心啊。

    李宗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啊，正因为如此，我不敢说守更长时间。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比日军熟悉地形，可以借助徐州外围的地形，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尽量拖住他们。

    蒋介石双手猛地一击沙发扶手：好!你有什么困难？只管说，我来解决。

    李宗仁微微一笑，提出一个要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恳请委员长在军事补给上，向我第五战区倾斜一下。

    没问题！蒋介石十分干脆。

    蒋介石身子后仰，脸上露出愉悦的表情。他这次拿韩复榘开刀，一方面是为整肃军纪，另一方面也是想杀一儆百，警告那些怀有异心、阳奉阴违、桀骜不驯者，李宗仁就是他想警告的对象之一。他安排的这顿宴席，一是安抚李、程二人，二也是给他们施压。没想到，李宗仁对战局的把握比他更精到，反倒大大舒缓了他的压力，给他增强了信心。真是响鼓不用重锤敲啊！

    蒋介石心里暗暗宽慰：看来，这第五战区司令的人选没有挑错！

    后来的事实是：李宗仁不是坚守3个月，而是4个月。

    【仁厚将将】

    无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便是例证。现在，“蒋婆婆”就是在难为“李媳妇”，只给他一点五谷杂粮，却要他做一顿可口之炊，供一大家人吃饱吃好。不过，这“五谷杂粮”实在是良莠不齐，有的油滑苟营，有的互存芥蒂，有的破屐烂履。捉襟见肘的李宗仁，凭着自己的一颗真诚、包容之心，见招拆招，尽显“巧妇”之能。

    庞炳勋，便是一个被人认作油滑苟营的人。他还有一个绰号：庞瘸子。

    庞炳勋生于1879年10月，河北省新河县南阳庄人，幼年读书，后投笔从戎，参加清军，毕业于东北测绘学院，在清军第三镇充当测量官。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后因受当局怀疑，被迫弃军还乡。由于家中经济拮据，兼做小本生意，有小商人的精明。内战时期，他从一名下层军官一步步发迹，升至军长，又当上集团军总司令兼省长，直至后来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上将。

    对被人戏称“庞瘸子”，庞炳勋是愤愤然的。

    大凡起外号，因其个性突出、技艺超群，便呼他如“拼命三郎”或“小李广”等，都是褒意；那么“鼓上蚤”、“黑旋风”等便是褒贬兼含，褒其跳得高却是“蚤”，谓其如旋风却是“黑”；至于李瞎子、张聋子、王麻子之类，完全是以其生理缺陷开涮。但也不尽然，如“无脚飞将军”、“独臂将军”，都可说得上是荣耀的别称。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大战，庞炳勋担任孙岳第十五混成旅步兵营长，率部在北京以南长辛店附近的南岗洼与奉军展开激战，被奉军的炮弹炸伤一条腿，这是光荣挂彩，但从此却落得个“庞瘸子”的外号。

    在外人眼里，庞炳勋是个投机圆滑之人，作战时见风使舵，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善于保存实力，所以在军界名声不太好。

    对这些风凉话，庞炳勋嗤之以鼻：你们读过《孙子兵法》吗？懂不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军事法则？保存自己是第一位嘛，不然有何本钱去消灭敌人？就说我庞某会保存实力，你们就舍得拼血本？我就这么几条枪，这么一帮人，每仗必损、拼光本钱，我不是成了光杆司令？

    即便如此，仍然让庞炳勋发窘的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虽然身为军团长，职位比军长要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只有5个步兵团，论实力还不如一个军。

    对庞炳勋这些不好的名声，李宗仁早有所闻。但他想，庞炳勋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圆滑也是机警，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所谓“大匠无弃材”。李宗仁独具慧眼，看到庞炳勋的长处：宽厚待人，爱兵如子，平时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部下爱戴，兵力虽然不多，却是一支忠心耿耿、生死与共的的子弟兵，将士在战场上如果被敌方俘虏，或者被友军收编，无论对方如何厚待，只要有机会，都会想方设法开小差，重新投奔庞炳勋，就像当年关云长被曹操所俘后，依然义无反顾地弃曹归蜀一样。

    第三军团编入第五战区序列后，庞炳勋到徐州向李宗仁报到。因为久仰李宗仁威名，见面时，庞炳勋恭恭敬敬，甚至有些拘谨。

    李宗仁张眼一瞧，这庞炳勋长得身材敦实，肥头大耳，鼻厚嘴阔，稀松的头发已经染雪，两道浓眉下，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给人以豪爽而狡黠的印象。

    深谙统兵御将之道的李宗仁，特意为他摆酒接风，盛情款待。

    席间，两人论起年龄，庞炳勋正巧长李宗仁一轮，都是属兔。这一论，论出一番惊喜，两人的感情马上接近了。

    酒酣耳热之际，李宗仁端起酒，敬了庞炳勋一杯，言词恳切：论序齿，庞将军是兄长，德龄是小弟，本不该指挥你，此番担任要职，实是奉命行事，也是抗战需要，今后调兵遣将之时，恐有得罪老兄之处，还望老兄多多包涵。

    花甲之年的庞炳勋，听了这番朴实诚恳的话语，拘束尽消，激动地站起来，搜肠刮肚，说了一通不文不白的话：李长官对庞某如此抬爱，愧煞人也！我虽是驽蹇之乘，如今能在衰朽之年，听令于长官麾下，此乃三生有幸，岂敢不效前驱，尽心尽力，即使肝脑涂地，亦无所惜！说罢，一仰脖子，将满满一杯白酒倒进嘴里。

    李宗仁两颊绯红，眼珠里的血丝愈加明显，已经酒意微醺，感慨地说：打了20多年内战，当年打得热血沸腾，现在回头想想，往往敌我不分，是非不明，很难说正义或者非正义。现在日本欲亡我中华，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这一次，我们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打，这样的仗打得才意义，即使为国捐躯，也是死得其所。所以，我们应当抛弃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把枪口一致对外。

    这番肺腑之言，在饱经风霜的庞炳勋听来，字字顺耳，句句入心。他也向李宗仁掏心窝子：请长官放心，我庞某虽是粗夯之人，但“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还是懂的，有您这样宽厚仁义的长官，庞某自当冲锋陷阵，万死不辞！这一次，我豁上全部家底，一定同小鬼子血战到底！

    能从庞炳勋口里听到这样的话，李宗仁十分欣慰。他给庞满满斟上一杯酒，趁势启迪开导：当长官的会保存实力，这是爱兵的表现。这么多弟兄的性命交给我们，我们就轻于一掷？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唐人边塞诗中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这样的将军是好将军吗？

    说到这里，李宗仁话锋一转：日军狂妄放言，说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毫不隐晦要在6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作为中国军人，肩负中华民族希望与四万万同胞重托，此时不拼，还待何时？我们要给敌以当头痛击，让他们尝尝中国人的铁拳！若当了亡国奴，徒有实力又有何用？

    李宗仁句句在理，庞炳勋频频点头，更加坚定与日军搏杀的决心。他涨红着脸孔，霍地站立起来，向李宗仁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李宗仁情有所动，也站起来，端端正正地回敬一个军礼。

    两个老军人的这个无声军礼，胜似千言万语。

    李宗仁示意他坐下，关切地问：贵部的士气如何？有什么困难？

    都是子弟兵，士气没问题，只是，唉！庞炳勋叹了一口气，我只有5个团，人马本来就不多，现在上面要把我的一个特务团归并，缩编为4个团。我每个团兵额都是足额的，这一个团的人马归并到哪去呢？如果不能归并，就只好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各部都在招兵买马搞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缩编遣散，不知是何用意？

    李宗仁说：有这事？你没申诉部队的实际情况吗？

    庞炳勋说：申诉了。上面说，我如不遵令归并，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粮饷呢！

    荒唐！李宗仁把筷子一放，有些生气，想了想，说，这样吧，这件事我来处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正是用兵之际，怎么反倒不养了呢？

    庞炳勋喜出望外：若能这样，我与全体官兵，对长官恩惠感激不尽！

    李宗仁又问道：你的部队还缺少些什么？

    庞炳勋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最缺的是子弹，枪支也很陈旧了，不堪作战。

    行，我尽量予以补充。李宗仁干脆利落。

    庞炳勋千恩万谢，举起酒杯，与李宗仁重重地碰一下，两人一饮而尽。

    他俩一个人是广西人，一个是河北人，一个绵里藏针，一个粗中有细，之前从未打过交道，这场剖腹深谈，让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肝胆相照。

    庞炳勋离开后，李宗仁立刻向中央交涉，请求收回成命。

    在庞部开拔海州之前，军政部复电说：奉蒋总司令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

    李宗仁更命令本战区兵站总监石化龙，尽量补充第三军团的弹药和装备，然后调其赴海州接防。

    庞炳勋闻知喜讯，感激涕零，深为李宗仁的细心体恤而感动。他告诫部下：有李长官这样知冷疼热的好长官，我庞某人为了国家安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你们记住，这是你们报效国家、报孝祖宗的时刻，断不可贪生怕死！

    有道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李宗仁这边刚刚安抚了庞炳勋，那边又冒出一个张自忠。

    1938年2月，奉军令部之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增援第五战区。不过，他在向李宗仁报到时，提出一个意外要求：我在任何战场上都可以力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并肩作战，望长官见谅。

    李宗仁和在场的参谋长徐祖贻一愣，先是面面相觑，继而不解地望着张自忠。

    张自忠恨恨地道出来龙去脉。

    原来，庞炳勋和张自忠都来自西北军，过去都在冯玉祥的手下，彼此称兄道弟。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炳勋被蒋介石暗中收买，临阵倒戈反冯。当时，张自忠部就驻扎在庞炳勋的旁边，庞居然打草搂兔子，企图捎带把张自忠部一起吞并，竟出其不意偷袭张自忠师部，用一阵迫击炮猛轰。张自忠猝不及防，差点被迫击炮炸死。从那以后，只要提起庞炳勋，张自忠总是恨得牙痒痒。

    听了张自忠的陈述，李宗仁一时不知如何劝解。沉默了一会，他踱到张自忠身边，紧紧地搂住张自忠的肩膀，柔声说道：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成我，我也是不共戴天。今后调遣时，我尽量考虑周全些。可是老弟啊，李宗仁拍拍张自忠肩膀，冤家宜解不宜结，你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不要被这些枝枝蔓蔓纠葛，老埋在心里，对自己也是折磨，就把它放下来吧，得饶人处且饶人。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一番知冷疼热的暖心话，说得张自忠两眼潮红，连连点头。

    对李宗仁，张自忠内心充满着敬意，不仅是敬重他的人格，更是因为他俩之间有一段渊源。

    张自忠是山东临清人，1914年入伍当兵，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1935年兼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市长，1937年兼任北平市长，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张自忠原是宋哲元的部下，在宋的第二十九军任师长，两人关系密切，被宋举荐为北平市市长。“七七”事变前后，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以市长身份与日本人周旋，在艰难环境中忍辱负重。华北战事爆发后，张自忠的部队南撤，他本人则被困在北平城内，好不容易才逃脱，到南京主动向中央请罪。外界不明真相，先是把他当成汉奸，后来又指责他不抵抗，舆论界对他口诛笔伐，呼吁中央严惩。听说他逃到南京，南京街头还贴出标语骂他是汉奸。军委会上，也有人主张军法审判他。张自忠百口莫辩，压力巨大。

    这时，李宗仁刚从广西来南京，了解到张自忠乃忠义之人后，深为他惋惜，遂托人请他来面叙。开始，张自忠不敢来，说是待罪之人，没脸见李长官，经不住李一再邀请，他才前来，但见到李宗仁时，竟不敢抬头。

    李宗仁看戏的时候，见过犯人上堂时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想不到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颇为感慨。他在回忆录中，对这个细节有清晰的记忆：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京，带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他俩论起序齿，惊讶地发现，竟是同年同月生的，都是1891年8月，李宗仁是8月11日，张自忠只比他小两天，感情自然接近不少。

    果然，李宗仁随后便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对张自忠还是了解的，听了李宗仁的陈述后，没有难为张自忠，而是让他仍回本部队，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复归部队后，在第五十九军官兵组织的欢迎会上，张自忠的讲话同样是一曲慷慨悲歌：

    在天津时，我连累了大家。我们没有为国家为民族殉职，这是我们的耻辱。现在敌人气焰嚣张，正是我们戴罪立功之时。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独我张自忠的部队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因为有这段往事，张自忠对李宗仁一直怀有知遇之恩。所以，当军令部命令他率部增援第五战区时，他欣然应允，把这当作是一次报答恩情的机会。

    关于张自忠和庞炳勋两人的过节，庞炳勋的第四十军副官处长李凤鸣后来在回忆临沂之战时，对此说法予以否定：

    笔者随庞将军任职甚久，对过去史实记忆犹新，庞、张从无恩怨，而中枢统帅部是因人善用，绝非是无军可派增援临沂。今张、庞均已作古，国人不可误解，使庞、张两将军地下难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李凤鸣分析：可能是民国十九年春中原大战时，在河南陇海线上的巩县黑石关，韩复榘曾攻袭庞部落败，而绕道东去开封，或系因此“张冠李戴”有所误解。

    近来也有人撰文分析，认为张自忠是与石友三结仇，而庞炳勋是与韩复榘结仇。至于张自忠与庞炳勋结仇，是系南方将领的李宗仁误听人言，把他们各自的仇人闹了个张冠李戴，并写在回忆录里，致使后人以讹传讹。

    虽然上述两君认定是李宗仁张冠李戴，但作为当事人的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曾言之凿凿地说，他曾据此劝解过张自忠（第三章还要陈述）。我想，假如张、庞之间的恩怨是讹传，当李宗仁劝解张自忠时，张肯定会当面向李宗仁澄清。若果真如此，李宗仁不会再在回忆录里睁着眼说瞎话。因此，我还是认可李宗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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