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萧墙】

    1936年12月13日。山东枣庄。

    在神州大地，以“庄”命名的城市，数量不多，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枣庄因枣得名。早在东汉时期，袁绍的爷爷袁安在峄县（今枣庄市峄城）任阴平长时，从家乡汝阳引进优质枣种，推广栽种。因枣树耐瘠薄旱涝，百姓视枣为歉收之年的救命果、丰收之年的吉祥物，感念袁安恩德，称此枣为“袁安枣”。据说，明朝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路过峄县时，百姓向朱棣献上袁安枣，称颂“袁安枣助大王早安天下”，朱棣闻罢大悦，登基后把袁安枣列为贡品。

    今天，人们往往把“村”和“庄”混为一谈。在古代，村和庄是两个概念。村，是由家族聚居而自然形成的居民点，后来成为最基础的行政单位；庄，是朝廷、贵族所拥有的土地，在这些圈定的土地上居住的居民，是军人或雇农，如土地易主，“庄”演变为“村”，庄名往往依旧使用。

    一百多年前，枣庄仅仅是古峄县境内的一个普通田庄。因为有煤，田庄成为矿区，成为城镇，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1872年，张之洞、李鸿章在这里创办了中兴矿局。6年后，中兴矿局改为中兴公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民族企业，发行了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中兴公司开启使用机器采煤的先河，是中国民族工业步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最令中兴公司自豪的是，徐世昌、黎元洪两任民国总统曾任中兴公司董事长，周自齐、朱启钤两任民国总理任财务总监。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足见当年枣庄的辉煌地位。

    火车站是枣庄最气派的建筑。车站前面，有个不大的广场。广场西侧，有一家新中华饭店。饭店后面，是旅馆、戏院、戏班子，还有妓院。

    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金黄色的朝阳，斜斜地掠过火车站广场，投到新中华饭店的铺面上。几块门板长了脚似地，一块跟着一块，移动起来，挪到屋里的角落。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灰长衫的中年男人，捂住嘴打了个哈欠，探出头来。阳光懒洋洋地停在他的身上，把脸庞映衬得棱角分明。

    他叫郁德义，是饭店的老板，刚满30岁。郁老板是个勤快人，虽然夜夜被饭店后面的戏院、妓院闹腾得睡不好觉，可还是天天起早贪黑，早点的小本买卖照样做。

    “新中华”店面不大，店堂里摆着五六张桌子。在枣庄，这样的饭店有好几家。趁着客人没到，郁德义拿起鸡毛掸子，一张张桌子掸过去，店堂里的几缕光柱，原本是静止透彻的，这会便滚动着粗壮起来。

    店堂角落的柜台后面，靠墙摆着一张长条高茶几。茶几上，一台崭新的台式五灯收音机，显得很耀眼。前些日子，郁德义去上海时，见这玩意儿很俏，很多人排着队买。他是读过私塾的，算是个文化人，所以便狠狠心，捎了一台回来。这是一种电子管收音机，在上海的家庭已是常见，在枣庄却是稀罕物，是郁家的值钱家当。

    收拾停当后，阳光已铺满门前的马路，店堂里也洒满一地金光。郁德义撮几片茶叶，放进紫砂壶里，泡了一壶茶。这是龙井茶，也是他从上海捎来的。枣庄人喝茶没南方人讲究，大多喝的是低档红茶，茶叶尽是些碎末子，里面掺杂些茉莉花。

    泡罢茶，郁德义拧开收音机开关。这收音机外壳是红色木质的，左边是个音箱，外面蒙着一层格子布。右边是个玻璃窗，里面有一格格的数字，还有一根细细的红针。窗子下面有3个黑色旋钮。

    可供选择的频道不多，且杂音大。郁德义耐心地调到最佳位置。他最爱听里面那个女中音，温温柔柔，慢声细语，腔调像南方口音，判断不出真实年龄，经常会告诉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在郁德义的想像中，这应该是个烫着卷发、描着口红的时髦女郎吧？就像他前些日子在上海滩上见过的那样。

    奇怪！刚听了两句，郁德义就觉得不对劲。今天这个时髦女郎怎么了？声音不再那么淡定，显得局促不安，语速也比原先快了许多。他把脸贴到收音机的音箱上，支楞起两只耳朵：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听到这里，郁德义不由得心惊肉跳：糟了，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抓起来了！

    他捂了捂呯呯直跳的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歪着脑袋，继续听下去：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渐渐地，他听出个大概。原来，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昨日发动兵谏，拘捕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刚才播报的，正是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的通电。

    郁德义感到纳闷：“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却不抵抗，把东四省拱手让给日本军队，使东北成伪满洲国，3000万东北同胞当了亡国奴。天下都在骂张学良是卖国贼呢，这会儿怎么逼蒋委员长抗日了？

    别看郁德义是个商人，心里却装着天下事。那些天，他心思不在生意上，天天守着收音机，听着那个时髦女郎用不自信的语气，梦呓般地播报着事态进展：

    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万耀煌、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一大批军政要员悉数被扣押；

    南京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兵变事件震惊国内外，社会各界纷纷函电交驰，要求讨伐；

    南京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向西安压迫；

    何应钦称事变系延安共匪与张、杨内外勾结，命令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邻城市，逐渐转向西安；

    有人大骂何应钦暗通日本，唯恐天下不乱，浑水摸鱼，火中取栗，欲借机除掉蒋介石取而代之，并嫁祸共产党，达到“一石双鸟”目的；

    延安的共产党幸灾乐祸，主张公审杀蒋；

    宋美龄邀请澳大利亚籍友人端纳斡旋，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抵达西安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

    这些消息，显然来自不同的渠道，有的自相矛盾，有的前后矛盾。

    郁德义发觉，外面的世界，像是一本猜谜的书，只知道开头，不知道结尾。他不知道哪条消息是真，哪条消息是假。但有一点，他确信无疑：每一条消息的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

    终于，郁德义听到好消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力主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承诺今后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经洛阳抵达南京，张学良亲自陪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郁德义高悬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他钦佩共产党的深明大义，也为国共两党这对昔日冤家对头握手言和而欣慰。从那以后，他开始密切关注国共两党的互动。

    转眼到1937年6月初，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的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庐山谈判。

    庐山？郁德义想起苏东坡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是一座崛起于平原的巍峨的孤立山系，自古以雄、险、奇、秀闻名于世。《太平寰宇记》说它“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百五十里，其山九叠，川亦九派”。《开山图》说它“山四方周四百余里，叠嶂之岩万仞，怀灵抱异，苞诸仙迹”。古人说的有些夸张。经精确测量，山体面积为280平方公里，主峰大汉阳峰海拔高度1474米。

    庐山北部山势平缓，相貌寻常，而山南到处都是兀立千仞的绝壁、飞流直下的瀑布，这里层峦叠翠，万壑葱茏，多巉岩、峭壁、清泉、碧潭之胜。李白歌咏的庐山瀑布、雄奇的三叠泉、《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原型康王谷、苏轼称为庐山胜景之最的青玉峡与三峡涧，都在山南。山南的人文景观也非常丰富。相传周朝时匡俗在此筑庐读书，故庐山又名匡庐。古往今来．慕名而至的文人墨客或栖鸣泉畔，或筑庐篁林，饮清泉，啸山谷，吟诗赋词。

    19世纪以前，庐山除了处于山腰处的大林寺、仙人洞、天池寺等寺观外，大量的寺院道观都在山下，以南部为最多。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交通不便，山上游人寥寥。1841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深入内地瓜分中国，相中庐山中段牯牛岭东谷的长冲一带，这里林木茂盛、风景优雅、地势平坦。英国驻九江领事趁清廷甲午战败，逼九江道台签订庐山英租界条约。英人结合“牯牛岭”之音，将之英译为“KULING”，取“COOLING”即“清凉”之意。于是，“牯牛岭”便被人叫作“牯岭”。那时，“牯岭”之名比庐山还有名。不几年，牯岭租界便出现20多个国家的别墅群。

    国民政府收回牯岭租界后，择地盖起大型会堂和宾馆。因庐山地处长江之侧，水陆空交通方便，牯岭便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从1926年起，蒋介石每年都在这里度夏，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各党派的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使此山又成为闻名中外的政治名山。

    “中国人不要再打中国人了，但愿国共从此能齐心协力，让天下安宁。”郁德义自言自语。他隐隐约约觉得，千里之外的庐山国共谈判，与自己所处的弹丸小城，似乎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庐交锋】

    1937年6月4日，一个头戴礼帽、浓眉大眼、面庞俊朗的年轻人，出现在庐山牯岭镇河东路94号的仙居饭店。他就是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这一年，周恩来刚3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与他同行的，还有林伯渠和博古（秦邦宪）。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游览庐山大林寺时，曾经留下这样的佳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意思是说，农历的四月，庐山下的桃花已经凋谢了，而山上的桃花刚刚盛开。

    此时，虽然已是农历四月末，庐山处处仍可见到妖娆的桃花。放眼望去，满山遍野青翠葱茏，令人赏心悦目。空气清新馥郁，吸一口让人痴迷陶醉。周恩来的心情，与大自然的美景融为一体。

    这是自西安事变以来，周恩来第三次面见蒋介石。对此次庐山之行，周恩来抱着很大的期望。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人生最大的噩梦，也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候。几年前，我去西安采访时，曾去过临潼华清池，参观了“五间厅”、“捉蒋亭”等历史遗迹。在五间厅的一块玻璃上，还保留着一个破洞，这是事发时被子弹打穿的。这些遗迹，都成了老蒋的耻辱。陪同的朋友熟谙西安事变历史，绘声绘色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事发当天凌晨，夜宿华清池的蒋介石穿着睡衣，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东北军发现活捉。指挥过5次“剿共”的陈诚也丑态百出，慌不择路，居然钻进一只装啤酒的纸箱里，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翻箱倒柜才找到。

    被活捉后，蒋介石原以为必死无疑，得悉是周恩来极力游说才保全性命，自然感激不尽。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之余，专程探望软禁中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躺在床上，瘪着嘴在哼哼唧唧，看到周恩来进来，犹如见到救命稻草，连忙欠身而起，请周恩来坐下。一张嘴，周恩来才发现他满嘴没牙，原来是事发时忙于逃命，顾不上戴假牙。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谁见了都会心生恻隐。

    这是他俩分道扬镳10年后的首次相见。对周恩来，蒋介石可谓爱恨交加。在黄浦军校，蒋介石最器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演达，一个便是周恩来。可惜，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人，与他不是一条心，道不同不相为谋。经历西安事变后，患难见真情，他俩的关系得到很大修复。

    1937年3月，蒋介石在杭州与周恩来第二次见面。事隔3个月，蒋介石惊魂甫定，对周恩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见面的气氛很好。蒋介石满脸笑容，称赞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一些条件，答应得也比较爽快，还让周恩来回延安后，尽快拿出一个共同纲领，然后再见面细谈。

    蒋介石的态度，给了延安很大鼓舞，中共中央认真研究拟定《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这份草案顾全大局，充分考虑到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利益，比如在蒋介石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

    此次上庐山，周恩来就是带着这份纲领草案来的，满心以为能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陪同上山的张冲，把周恩来一行送到仙居饭店后，客气地说：你们休息一会，我马上去禀报委员长，安排你们尽快见面。

    周恩来简单洗了一把脸，把那份纲领草案取出来放在桌上，随时准备去面见蒋介石。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张冲露面。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冲终于出现。敏锐的周恩来察觉，张冲脸上暗藏一丝沮丧。

    这个，张冲吞吞吐吐，委员长说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让你们稍等几天。

    周恩来皱了皱剑眉：你们委员长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张冲连忙摆摆手：哪能，哪能，他纯粹是公务繁忙，抽不开身，特地嘱咐我，陪你们各处看看风景，庐山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我哪有心思逛风景！周恩来望着窗外美景，深深地叹一口气：风景再美又有什么用？再这么内耗下去，这里迟早会飘起膏药旗！

    张冲心头一震，张了张口，却不知该如何应答，便咽了回去。

    此话被周恩来不幸言中。就在周恩来叹气的一年之后，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从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中国军队为保卫庐山，与日军浴血奋战200余次，千余名官兵献出生命，在固守9个月后，“夏都”最终失守。九江一带，被日军统治长达7年。

    6月8日下午，张冲兴冲冲来到仙居饭店，顾不得礼节，一把推开周恩来房门：周先生，委员长答应今晚见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略带嘲讽：他老人家还没得健忘症，终于想起我来了。尽管已经对这次谈判的期望值大打折扣，他仍然要努力争取。

    晚饭后，周恩来一行在张冲和戴笠的引领下，顺着蜿蜒的长冲河，来到牯岭东谷。在绿荫深处，有一座英国券廓式的别墅。

    张冲悄悄在周恩来耳边说：这里便是“美庐”。

    周恩来噢了一声，恍然大悟。原来，他对闻名遐迩而又充满神秘感的“美庐”早有所闻。

    “美庐”建于1903年，最初的主人是英国勋爵兰诺兹，1922年转让给巴莉女土。1934年，巴莉女士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好友宋美龄。蒋介石给它取名为“美庐”，据说意为“美的房子”，但也有一种说法，是“美龄之庐”。久而久之，它便成了蒋介石的夏都官邸、主席行辕。

    周恩来发现，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他暗暗一乐：看来，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吓得不轻，胆子越发小了。

    站在门口的宋美龄和宋子文笑容可掬，快步迎上前，远远地伸出手。经过西安事变后，兄妹俩对周恩来印象极好。

    按张学良、杨虎城的初衷，如果兵谏未达目的，将除掉蒋介石。周恩来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的严峻局势，力劝张、杨二位，杀蒋会造成群龙无首，导致全国混乱，中国会一盘散沙，让日本坐收渔利。张学良对周恩来佩服至极，他晚年回忆时说，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

    西安谈判时，参与谈判的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该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当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时，在场的宋美龄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所以，她是十分乐见蒋介石与周恩来和谈的。

    周恩来随着宋氏兄妹步入会客室。身着长衫的蒋介石站起身来，与周恩来握了握手，客气地让了座。周恩来坐定后，其他人也依次坐下。

    周恩来张目一瞧，发现蒋介石的气色明显好多了，但是脸上的笑容显得矜持，甚至有点僵硬，远不如3个月前那般真诚。

    寒暄过后，周恩来示意博古取出那份纲领草案，接过来双手递给蒋介石：委员长，我回延安后，汇报了您的意见，大家都很受鼓舞，认为您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根据您的意见，我们认真协商，拟定了这份纲领草案，请您仔细过目，补充完善，尽快批准实施。

    蒋介石接过来，顺手搁在茶几上，端起茶杯，揭开杯盖，轻轻呷了一口。

    恩来哪。蒋介石拉长声调，耷拉着眼皮，听说你们的武装经常与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嗯，这是怎么回事？民众怨言很多啊。

    周恩来微微皱起眉头，很快就恢复常态，微微一笑，也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

    委员长啊，您的信息好像不灵呀。周恩来不紧不慢地回敬道，据我所知，自您下令停止剿共后，你们的军队依然故我，到处挑衅骚扰我们。是我们一直以大局为重，次次忍让、步步退让呀。说到这里，周恩来掰着手指，一五一十地举起实例。

    末了，周恩来又嘲讽了一句：外界说，蒋委员长自西安受惊后，威信顿挫，说话不像以前管用了。

    这个，这个，有这事？蒋介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干咳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我这几个月都在养伤，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些事。

    见蒋介石陷入被动，宋美龄赶紧朝周恩来欠了欠身，打起圆场：周先生，国共两党交恶这么多年，心结没这么快打开，互相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冲突在所难免，咱们还是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共同御敌。

    周恩来朝宋美龄点头微笑，接过话头：夫人言之有理，这也是我党的心愿，我们抱着最大的诚意，认真拟定了这份纲领草案，就是期望国共两党能再度合作，携起手来，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你们不要整天打打杀杀的，就凭你们那几条破枪，还想同日本真刀真枪干？蒋介石显得有些不屑，我想提醒你们，不要借抗日之由，乘机扩大地盘，这样做，我是绝不容许的！说到这里，他重重拍了一下扶手，以示不满。

    周恩来有理有节：我们共产党向来是讲信用的，大敌当前，我们希望委员长以中华民族大业为重，彻底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只要委员长勇于担当，带领全国民众奋起抗击，我们保证服从您的指挥！

    蒋介石口气软下来：我看日本人的目标是东四省，在东四省建立起傀儡政府，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应该会收敛些，我们的国力还太弱，还没法同他们对抗，不要再刺激他们，先维持现状，以和为贵，待国家强盛后，再争取把东四省要回来。

    周恩来一针见血：豺狼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日本的胃口绝不只是东四省，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中国，指望与日本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委员长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

    我天真？哼！蒋介石面露愠色，我是一国之领袖，我要站在全国大局考虑，不能让无辜的百姓卷入战火，遭受生灵涂炭。不似你们在小小的延安坐井观天！说到这里，他端起茶杯。

    坐在一旁的张冲和戴笠早已局促不安，见到这个送客的动作，连忙站起来，戴笠朝周恩来做了一个手势：周先生，委员长今天忙了一天，有些累了，请。

    涵养极好的周恩来毫不介意，朝蒋介石微笑颔首，坚定地说：那好，我明天再来。站起身来，与宋氏兄妹一一握手道别。蒋介石顾自低头喝茶，纹丝不动。

    宋美龄和宋子文将周恩来一直送到门口，歉意地朝他笑笑，再次握手告别。

    宋氏兄妹的身后，传来茶杯重重落下的声音。

    【出尔反尔】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一行在张冲的陪同下，又来到蒋介石下榻处。宋美龄和宋子文依然在门口笑脸相迎。

    不知是意识到了昨晚的失礼，还是经宋美龄提醒过了，蒋介石今天态度变得和蔼了些。周恩来进门后，他往前迎了几步，握着周恩来的手，晃了晃：恩来来了，请坐，上茶。

    周恩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关心地问：委员长昨晚睡得好吧？公务繁忙，还得多注意休息。

    蒋介石摇摇头：年纪大了，容易失眠，你睡得咋样？实际上，他年纪并不大，才51岁。

    委员长正值盛年，怎能言老？周恩来逗趣道，看样子，我还太年轻，一觉睡到天亮，哎呀，这里空气清新，又很清静，怪不得委员长舍不得离开，原来是要做活神仙哪！

    蒋介石刚喝了口茶，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大笑，口里的一口茶水喷出来，把胸襟弄湿了。在坐的张冲、戴笠等人，先是跟着笑出声来，见到蒋介石的胸襟湿了一片，又慌忙闭住嘴，手忙脚乱地掏出手绢，抢着帮他擦。宋美龄难得见到蒋介石这么开怀大笑，也掩嘴而乐。只有宋子文沉得住气，一没笑，二没动。毕竟是大舅哥，此等小事上犯不着取悦妹夫。

    气氛顿时变得融洽起来，话题也自然转到正事上。

    委员长，3个月前在杭州时，记得您亲口对我承诺过，周恩来乘热打铁，重复着蒋介石当初的话，我们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我们推荐南京政府的人任正职，我们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绝不派人破坏我们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您还提到永久合作应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我们拟定的这份共同纲领草案，基本满足了您的要求。希望您能认真审核。

    蒋介石岔开话头：恩来啊，这几个月事态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促使我认真思考，有了一些更成熟、更符合我们合作的想法。

    周恩来不动声色，看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蒋介石顿了顿，缓缓道来：我打算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两党推出数量相同的人组成，由我任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纲领问题也由同盟会来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同盟会将来还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周恩来心里格登一下。这岂不是要把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最终消灭共产党吗？战场上真刀真枪消灭不了共产党，如今又设计出一个兵不血刃的圈套，还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周恩来刚想反驳，蒋介石一摆手，制止其开口，继续顺着他的思路说下去：

    你们先发一个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番号，人数嘛，定为4.5万人。他干咳一声，至于原先议的在3个师之上设总司令部，不妥，改为设政治训练处。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由你们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至于参加国民大会，你们可以派代表参加，但不得以共党名义出席。

    听着蒋介石高谈阔论，在坐的人面面相觑，张冲更是显得诧异。这段时间来，张冲在与周恩来的多轮谈判中，大多是围绕蒋介石之前的意图展开的，对他今天抛出的这些主张深感意外。

    蒋介石还要继续说下去，周恩来打断他的话：您的这些主张，等于是全盘推翻3个月前您自己的意见，这让我们很意外。您所提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事关重大，我必须请示中央后才能答复。还有，不设总司令部，光设一个政治训练处，怎么能够指挥军事行动呢？

    蒋介石刚愎自用惯了，平时说话，哪容得别人打断甚至反驳？他刚想发作，看到宋美龄向他使了个眼色，这才想起对面这个人不是他发作的对象，瘪了瘪嘴，强迫自己住口，但鼻子里还是忍不住哼了一声。他用手指敲了敲桌面：政训处可以代行指挥权嘛，我要你们指挥，你们就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周恩来听明白了，蒋介石这是要架空中共中央啊，真是一厢情愿！他强忍住内中的愤怒，冷静地问：您把中共中央摆在什么位置呢？

    蒋介石面无表情，加重语气，从口里蹦出几个字：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在场的人一个个都惊呆了，他们都把眼光转向周恩来，看他有什么反应。

    周恩来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他微微一笑，语带讥讽，连称呼和语气也改变了：蒋先生，我想提醒一句，我这次来庐山，是代表共产党中央，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的事，而不是来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的！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既然蒋先生如此没有诚意，我们之间的距离相差太大了，很难再谈得拢，我看还是改日再谈吧。博古和林伯渠也跟着站起来。

    宋氏兄妹和张冲、戴笠连忙起身。宋子文朝宋美龄努努嘴，宋美龄会意，这个时候只有她才能表态，她连忙上前一步：周先生，你不要性急，谈判嘛，总是讨价还价的，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嘛。

    说到这里，她转向蒋介石：达令，你说呢？

    蒋介石正不知所措，听宋美龄这一说，便顺坡下驴：嗯，恩来啊，我只是提个概要，具体问题，由你和淮南（张冲）他们谈吧。

    有人把蒋介石对共产党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说成是他品性低劣，这恐怕有失偏颇。事实上，蒋十分重视人格、慎独、隐忍方面的修炼。从《蒋介石日记》里不难看出，他平时非常注重自身的反思，甚至有“见艳女心动，记大过一次”这样的记载。看来，仅仅用普通人所理解的“品德”、“品性”来衡量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一个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政治人物，还远远不够。

    如果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立场来审视，蒋介石百般刁难共产党、处处与共产党为敌，似乎又能理解。大凡统治者，概不能容忍对其政权造成威胁的人，总是想方设法设置重重障碍，极力扼制其发展，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剥夺共产党的军事指挥权，也正是出于削弱共产党的威胁、巩固国民党统治地位的需要。

    从6月10日到15日，周恩来一行与张冲等人反复磋商。这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又见了几次面，每次都谈得不欢而散。宋美龄和宋子文虽然居中调停，奈何蒋介石固执己见，始终不肯松口，谈判难以深入。

    谈判间隙，张冲建议周恩来到庐山各景点走走，周恩来哪有这个心情？中共中央对他这次庐山之行寄予厚望，原以为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商谈而已，未料蒋介石竟如此言而无信。

    那些天，庐山天气一日三变，早上还是阳光明媚，下午却大雨倾盆，到晚上又浓雾弥漫。林伯渠打趣道：这庐山的天气，跟老蒋的秉性一样反复无常，令人捉摸不定。

    博古嘟囔了一句：这呀，叫近墨者黑！

    周恩来作出决定：谈判已陷入僵局，再谈下去已无意义，我们明天就下山，向中央汇报，商量对策。

    博古和林伯渠点点头。林伯渠叹了口气：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周恩来有所不知的是，当蒋介石放出那句“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狠话时，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想让3个人出洋，另一个便是周恩来！只是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便说出口。这个心思，他记载在日记里。

    蒋介石20世纪50年代时的侍卫长、担任过台当局“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后来在解读蒋介石八年抗战日记时，这样评论道：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意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应离开延安出洋，当然不可能。

    蒋介石能在“西安事变”中得以平安无事，周恩来功莫大焉。对这一点，不仅宋美龄感激不尽，连曾经应宋美龄请求参与斡旋的端纳，后来也回忆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1936年西安御驾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这个端纳，不是平庸之辈：早年曾做过孙中山的顾问，后来又做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他成为蒋介石的顾问。

    对这样一位救命恩人，蒋介石居然不能容忍，意欲迫其出国，足见老蒋心胸之狭窄。

    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无论是口头回忆，还是文字回忆，对周恩来的恩情却都绝口不提。

    离开前，周恩来环顾了一下庐山。此时，桃花已谢，鲜嫩的绿叶爬满枝头，满山遍野愈发青翠欲滴。美景虽然依旧，却与他的心境格格不入，与刚上山时大相径庭。

    为周恩来送行的张冲，努力挤出一点笑容，打开车门，恭敬地说：周先生，请上车。

    张冲的心情，也与周恩来同样沉重。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与周恩来本来是对立面的。但是，从西安事变开始，他在与周恩来的频繁接触中，既深深折服于周恩来的机警睿智和人格魅力，也十分赞赏共产党的深明大义。若不是囿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不得不为蒋介石背书，他可能早就与周恩来达成高度一致。

    自从与周恩来熟识后，张冲的内心深处还生发出一种歉疚之情。1932年2月，上海各大报纸相继刊登一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这则“启事”既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共产党的伎俩，也是恶毒离间共产党的阴谋，玷污周恩来等共产党员的清白。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便是张冲。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1941年3月，张冲兼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英年早逝，年仅37岁。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联名挽联：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然而，张冲所炮制的“伍豪事件”，却如挥之不去阴影，影响了周恩来一生。此事虽经陈云等出面辟谣，毛泽东也出面宣告，说明此事纯属诬蔑，但“文革”期间，江青一伙又以此栽赃周恩来，对周恩来造成很大困扰。身心疲惫的周恩来，在身患绝症进手术室前，还要被迫为此签字。这大概是张冲一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深明大义】

    宝塔山下，月色朦胧。

    夜已静谧，一个端着枪的年轻士兵，正在警惕地巡视着周围的动静。他身后的窑洞，大门紧闭，门上方的窗口里透出昏黄的亮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从门缝里飘出。哨兵隐约听到，里面时而高声争辩，时而慢声细语，但听不清在说什么。对这个战士来说，他并不关心里面在说什么，他关心的是外面的任何动静。

    屋里，已是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透过烟雾，可以看到，炕中央摆着一张矮桌子，桌子上点着一盏马灯。盘腿坐在炕桌左侧，手上端着根烟杆的，是朱德；坐在炕桌右侧，正伏案疾书的，是周恩来；紧挨着周恩来而坐，正与周恩来细声交谈的，是洛甫（张闻天）；手指间夹根纸烟，在地上来回踱着步的，是毛泽东。炕下的几张高低不等的矮凳上，坐着林伯渠、博古等人。显然，这个会议已开了不短时间。

    毛泽东的身影投到墙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他边踱着步边说：西安事变后，最初我是主张公审杀蒋的，因为老蒋对共产党欠下的血债太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是恩来有眼光，力主不杀，并最终促使这次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本来以为，老蒋会投桃报李，放共产党一条生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枪口一致对外。现在看来，我们天真了，老蒋骨子里依然仇视共产党，没有放弃赶尽杀绝的念头，仍然固守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观念。

    润之，你走了一晚上，也不嫌累？晃得我脑壳都大喽。朱德往角落挪了挪，腾出位置，来来来，你坐一下子嘛。

    毛泽东顺从地坐在朱德身边，对着马灯点着纸烟，美美地吸了一口。正伏案疾书的周恩来，不小心被呛了一下。毛泽东歉意地笑笑，身子往后仰了仰，尽量离周恩来远点。

    洛甫挠挠头：现在他强我弱，我们缺少谈判的筹码，很难叫他让步。

    周恩来转过头，接过洛甫的话茬：前些日子，我们请斯大林帮忙找到蒋经国，促成小蒋回国，让他们分别多年的父子得以团聚。对这一点，老蒋还是心存感激的，这次在庐山见面时，还特地向我们表示感谢。小蒋也确实做了些工作，只是老蒋太固执，小蒋的效果不明显。

    林伯渠和博古也补充了一些在庐山的所见所闻。

    毛泽东眯着眼，小心地将纸烟抽到只剩一小截烟蒂，掐灭后，又把烟蒂收起来，用纸包起来塞进口袋，以备缺烟时继续享用。听完林、博二人的补充后，他朝周恩来凑了凑：恩来，你对老蒋最了解，又是具体当事人，你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果断地说：洛甫说得对，我们缺少谈判的筹码，很难让老蒋让步。日寇占领东四省后，正蠢蠢欲动，强兵压境，随时都可能制造借口，大举进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尽快形成统一战线，我们只有对老蒋做出妥协和让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是啊，一些开明人士，也含蓄地向我表示，希望我们委曲求全，做出些让步。

    朱德接过话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犯不着与老蒋争一时之短长。我看，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也没啥子了不起，他飞机大炮都奈何不了我们，一个狗屁同盟会就想把我们吃了？做的美梦！

    洛甫赞同道：我看可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

    林伯渠建议：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老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毛泽东点头同意，接着说：老蒋不是提出我们应先发表宣言吗？我们就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宣言，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

    洛甫建议：陕甘宁边区可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我们推荐国民党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副长官林老担任比较合适。

    毛泽东一击巴掌：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虽然我们共产党的本钱不多，但是，只要有利于尽快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有利于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我们共产党人不要说牺牲些自我利益，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又算得了什么！这不是委曲求全，这是深明大义！

    有些方面，我们是坚决不能让步的。老蒋要你们两位出洋，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周恩来说，我看是否可以这样，我致电老蒋，专门谈军事指挥权机关的问题，就说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是，朱老总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老总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我再致电张冲、顾祝同，让他们帮忙向老蒋进言，就说朱德去留影响极大，朱不离军队为好。

    毛泽东说：恩来考虑得很周到，就这么办！

    朱德诙谐地说：那老子就等着坐这把交椅，不跟老蒋谦让喽！

    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南京方面很快给延安回电：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

    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这对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则喜讯。他们分析，估计是蒋介石态度有所松动、谈判有了转圜之地。

    在周恩来负责下，中共中央很快起草了一份《两党关系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围绕蒋介石的主张，对国民革命同盟会的设想作了进一步细化，表示愿由国民革命同盟会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同时要求同盟会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显然，这是一份开明务实、充满诚意的方案，既顾全大局，充分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又公平合理，给两党各自留下一定的自主空间。

    周恩来似乎已经看到：读罢方案内容后，蒋介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看到一份资料，在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达33.7万人；到1932年，这个数字急速膨胀至百万以上！如此血腥的屠戮，即便是蒋介石同一阵营的人，也不忍卒睹。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曾经愤然而起，痛心疾首地指责：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维护他的政权，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可谓不择手段、冷酷残暴。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遭受蹂躏的危急关头，却毅然抛弃党派之恩怨，顾全大局，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委曲求全，千方百计与国民党谋求和解之路，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如此宽广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就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之际，远在鲁南枣庄的郁德义，这天照例打开收音机。一则消息引起他的注意：蒋委员长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

    郁德义反复咀嚼着这则新闻的含义。前些日子是邀请共产党谈判，现在是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看来蒋委员长要有大动作了？

    【大敌当前】

    1937年7月7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经西安飞抵上海。就在这天，日寇终于撕下伪装，张开血盆大口——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也从这一天开始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7人还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萧克、徐海东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

    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廿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上述电文充分宣示了中共的诚意，为第二次庐山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7月13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到达庐山。此时，庐山轿舆如梭，人来车往，应邀参加谈话会的代表陆续抵达，可谓群贤毕至。周恩来见了，十分振奋。

    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在陈诚别墅，接待他们的仍是张冲。再次见面，双方都显得很亲热。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给张冲，请他转呈蒋介石，希望能与蒋介石尽快面晤。

    这份《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

    (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第二天，张冲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因要接见出席谈话会的各方代表，这几天安排不出时间会谈，关于中共所拟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可以讨论，但是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周恩来一楞：一个月前，他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说，3个师以上的政治训练处可以代行军事指挥权吗？怎么又变卦了？

    张冲支支吾吾，竭力辩解。凭心而论，他并不认同蒋介石政策上的朝三暮四，但各为其主，他必须忠实贯彻蒋的意愿。

    周恩来一摆手：算了，咱们也别辩论了，我知道你的难处，不为难你了。请你转告委员长，大敌当前，强兵压境，希望他早做决策，振臂高呼，号召全国民众奋起抗击！

    张冲连忙说：我这就去禀报。

    当天晚上，周恩来把博古和林伯渠叫到一块，商量应对之策。他说：老蒋这是有意避见我们。这样吧，我们立刻把这里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建议向中央报告，我再给老蒋写封信，表明我们的态度。

    会议结束时，已过子夜时分，进入7月15日，庐山万籁俱静，只有昆虫在墙角旮旯里撒着欢叫。

    周恩来用冷水洗了把脸，铺开信笺，略一思索，笔下行云流水：“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乃昨据张君转告，部队在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7月15日下午，蒋介石从张冲手里接过周恩来的信，展开看了一遍后，哼了一声，未置一词。

    7月16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大学校长、名流学者等158人出席，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却未受邀请，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

    周恩来对此十分愤慨。1945年4月30日，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曾回忆这次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谈，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3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蒋介石为什么可以广泛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却唯独把共产党晾在一边？因为那些社会各界名流已臣服于他，不会给他带来威胁，而他把共产党视作他政权的最大威胁者，所以极力将共产党边缘化，极力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力。

    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面对着社会各界人士，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笔挺地站在麦克风前，发表了一番大义凛然的演说：

    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台下的人，个个群情激愤，有的热泪滚滚。此时，距东北失陷已有6年时间，亡国奴的屈辱深深刺痛了国人之心。

    在演说中，蒋介石既表示出准备抗战的决心，也表示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希望：“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不过，他最后强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庐山讲话的精神仍是此意。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说：

    蒋公今日决定发表谈话，盖判断日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伎，已暴露无遗，我须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但表不惜全面抗战决心之时机已至，使日寇知我最后立场，或可压制日本野心。……当时汪精卫亦在庐山，表示慷慨激昂号召抗日，故7月17日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天。

    蒋介石发表演说的第二天，郁德义从收音机听到他浓重的奉化口音。虽然听得有些吃力，但郁德义不敢漏掉一个字。听完之后，他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蒋委员长终于下决心抗日了，东四省收复有望；担心的是，万一同日本人打起来，战火会不会烧到枣庄呢？他把店铺里里外外看了一遍，虽然算不上很值钱，毕竟是养家糊口的全部家当。

    枣庄距东四省远着呢，应该不会有事的。郁德义这样自我安慰一番后，心里宽松许多。他最盼望的是，蒋委员长指挥棒一挥，中国军队立刻开赴前线，很快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峰回路转】

    就在蒋介石慷慨陈辞时，周恩来收到洛甫、毛泽东来电：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立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

    周恩来把电报递给林、博二人。博古看过后，摇了摇头：就怕老蒋不答应。

    周恩来说：我们尽力争取吧。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他们拟定了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

    这天下午，蒋介石终于在美庐与周恩来等见面。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张冲也在场。

    周恩来握着蒋介石的手，由衷说道：委员长上午的演说慷慨激昂，道出了全国民众共同抗战的意愿，中共中央非常赞同，愿意团结在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大旗之下，赴汤蹈火，冲锋陷阵！

    蒋介石脸上泛着光：好，好，从社会各界的反响来看，我上午的讲话，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我这个讲话，一是向全国发一个动员令，二是向日本政府发一个信号，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不要扩大战事。我还是希望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中国国力衰弱，一旦战事扩大，会祸及民众，造成生灵涂炭哪。

    周恩来道：就怕日本政府不领这个情，恃强凌弱，得陇望蜀，觊觎整个中国啊。

    一句话触到蒋介石的痛处。他默默地坐下，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沉默了好一会，缓缓开口：如果这样，中国就没有退路可言，只有玉石俱焚了！

    这时，周恩来吃惊地发现，说完这句悲怆之语，两滴清泪竟涌出蒋介石的眼眶，顺着瘦削的面庞滚了下来。

    周恩来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不苟言笑、外表威严、性格坚强的人，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来，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心肠的人，只是他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变成一副铁石心肠。

    周恩来朝张冲一示意，张冲赶紧掏出自己的手绢，轻轻塞到蒋介石手心里。

    蒋介石拭了拭眼睛，将手绢递给张冲。只一眨那间，他便恢复常态，口气又变得坚硬起来：恩来哪，你们的宣言我看了，贵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很好，说明你们对合作是有诚意的。看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障碍已没有了。

    周恩来朝他微微一笑，静静地听他下文。

    既然你们愿意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他朝张冲看了一眼，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已经研究决定——

    张冲摊开公文夹，操着温州口音照本宣科起来。周恩来端起茶杯，一边轻轻地品着茶，一边仔细倾听张冲的话，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听着听着，他拧起了眉头。

    依照这份决定，红军将被改编成3个师、12个团的编制，共计4.5万人，不设独立指挥机关，归属西北行营管辖。师、团二级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由国民党方面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共产党方面派人担任副主任。另由国民党方面委派人担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

    在张冲宣读决定时，蒋介石微闭着眼睛，并不看周恩来的反应。显然，他对周恩来的反应是心中有数的。他也十分清楚，如果红军改编后一切听命于西北行营，要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两手空空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但共产党不是傻瓜。

    张冲宣读完后，周恩来放下茶杯，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们对编制和人数没有意见。但是，要我们放弃对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这是我党所不能接受的。换成委员长，您会同意吗？关于这一点，我已反复向委员长申明过，这是我党的底线，恳请委员长体谅。

    蒋介石知道奈何不了周恩来，心里也许已经放弃这个非分之想，可又不想轻易松口。他故作轻松，指了指邵力子和张冲：这些细枝末叶的事，留着你们继续商谈吧，只要贵党能与国民政府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不要借机与政府争抢地盘，我们可以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切等赶走日本人再说。

    说罢，他站起来，微笑着向周恩来伸出手。

    第二天，周、林、博与邵、张等人，就两党合作的一些具体事项详细沟通。邵力子和张冲都是开明人士，双方商谈得十分融洽。周恩来提出，希望在国统区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和刊物。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宣部长，这些事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他痛快答应。

    很快，《新华日报》就开始在南京筹办。后来，由于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国民政府要迁都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便转移到汉口进行。当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正式出版。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也在武汉与读者见面。这是中共第一次在国统区发行党报和党刊。

    除了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未谈拢外，此次谈判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周恩来一行与邵力子、张冲热情告别，离开庐山，飞往上海。蒋介石也于7月20日自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人员，商讨抗日之策。

    有人可能不解，“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6年，为什么在东北沦丧、国难当头之时，蒋介石对日本忍气吞声、妥协退让，与共产党和谈时却得寸进尺、毫不退让？

    如果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角度考虑，对此也不难理解。慈禧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折射出这种心态，即宁愿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甘于偏安一隅，甚至宁愿做日本人的傀儡政府，也要对共产党兵戎相见、赶尽杀绝，不愿与共产党分享天下。

    因此，蒋介石始终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担心心腹之患未除，又与比自己强大的日本交恶，会造成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面对日军的一次次挑衅，他一直坚持“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只是被动应战，决不主动求战。可以肯定，如果日本只满足于在东北经营伪满洲国，不要贪得无厌妄图吞并全中国，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相逼，逼得蒋介石无退路可走，他绝不会竖起抗日大旗，自然不会有庐山这一番慷慨激昂。所以，说蒋介石“消极抗战”，一点也没冤枉他。

    从这个意义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摆脱被国民党迫害的天赐良机，也是中国共产党充分伸张民族大义的天赐良机。

    1964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见智见仁，解读不一。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骄傲的胜利者举重若轻式的诙谐幽默，当然不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者。

    【同仇敌忾】

    此时的中国，烽烟四起。

    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华北，国民党二十九军将士奋力英勇抵抗，华北乃至全国民众强烈要求抗战，反对动摇妥协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将领和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要求抗战。蒋介石表现出强硬态度，开始调兵遣将增援华北，并向河北、山西和绥远投入大量的兵力，以阻止日寇的进攻。全国上下展开一致抗日的行动。

    7月26日，周恩来一行从上海返回西安，立即把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详细情况电告中央，并对下一步国共合作事宜提出建议。

    7月27日，刚接替顾祝同代行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奉蒋介石之命面见周恩来，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迫于日军的全面进攻，需要共产党协同配合，遂机敏地说：这没有问题，国民党应当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蒋鼎文回答：我立刻向委员长报告，争取尽快发表。

    第二天，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详细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商讨如何利用此时机迅速推进国共合作，决定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立即集中陕西三原进行改编，出师抗日。同时决定，不再征求蒋介石意见，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短短几天，局势急转直下，华北战事日趋紧迫。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沦陷，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

    蒋介石深感形势的严重性，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他令张冲给中共中央拍去邀请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这是蒋介石首次秘密邀请中共商讨国防和抗日问题。

    此时，周恩来正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与朱德、彭德怀安排红军改编事宜。根据中央的意见，他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他与朱德、叶剑英同去；如系谈话，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复电说召开国防会议。

    8月3日，延安的毛泽东、洛甫紧急会商后，电告云阳的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如下问题：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周恩来与同在云阳的朱德、林伯渠、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商议后，拟定了《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的意见》，8月4日电告延安。这两份意见提出，抗日战争的方针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去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次日，周恩来收到洛甫、毛泽东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按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8月6日，周恩来、朱德从云阳红军前指总部到达西安。9日，他们偕同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的叶剑英和从云南来的龙云等，同乘一架飞机抵达南京。邵力子和张冲等人亲到机场迎接，并设欢迎午餐招待周恩来一行，这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破天荒的事。

    8月11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的谈话会上，周恩来和朱德代表中共分别作了发言。对周恩来，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并不陌生。但朱德出现时，会场上出现小小的骚动，与会人员伸长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住朱德。

    自南昌起义以来，在国共两党的十年较量中，朱德已成为国民党眼里的一个神话般人物。有把他描绘成三头六臂、呼风唤雨的神人，也有把他丑化成青面獠牙、豹头环眼的恶煞。见了面后，他们对这位慈祥中透露着威严、憨厚中折射出刚毅的老对手肃然起敬。

    在谈话会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在当前的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一线或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

    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共提出的战略意见，对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日后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也产生积极的影响。难怪国外一位资深的军事评论家在评论周恩来时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智谋超人的军事战略家。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攻上海，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战火已燃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带。

    焦灼的蒋介石知道，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日子已经来临。为了能调遣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他同意中共的一些重要意见，同时还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骚扰和箝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国共两党高层谈判长期拖而不决的状况，也在共同抵抗外敌的形势下迎刃而解。

    8月1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南京再次谈判，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编一一五师、一二O师和一二九师。蒋介石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中任职，只在总部和3个师之间各派联络参谋一人。争执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中央，并建议至少应派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中共中央当即同意这个建议，并派由红一军团改编成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为先遣部队，日内出动。

    从8月下旬起，改编后的八路军3个师主力，陆续由陕西三原、泾阳向韩城芝川镇和禹门口一带集结，并在此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4.5万名红军将士挥泪告别红军帽，开始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60年后的1996年8月，在当年八路军出师抗日、东渡黄河的芝川镇，在面对黄河的山梁上，竖起一座造型别致的纪念碑。3根立柱，共同托起一个红星军帽。碑上，镌刻着14个溜金大字：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征抗日纪念碑。这是萧克将军90高龄时亲笔题写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享年101岁。当年，身为一二0师副师长的萧克，与贺龙、关向应一起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中华民族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在看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时欣慰无比。1937年9月29日，他在延安窑洞晕黄的灯光下，一边吸着粗劣的卷烟，一边奋笔疾书《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文章中说：

    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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