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诗意的栖居

    梭罗终生酷爱大自然，他生活在大森林里，终日打交道的是土拨鼠和野鸭。他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我就像人类文化优势的拥有者那样处世，现在刚从人们的交往中出来，进入树林，变得自由自在，成为自然中唯一的人，行走和沉思都达到别的人、人的习俗和体制所达不到的广阔范围。”他遗世独立，沉浸在孤独的思考和生活之中，当然，他有时会讲演，但是大多数时间独自生活和写作。他也关心当时国内政治中废奴制的斗争，但是更多还是关注大自然。

    渴望过梭罗那样的生活，但是似乎可望而不可即。我们生活在水泥的森林里，打交道的是汽车和飞机。但是在精神上过梭罗那样纯净的生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水泥的森林中，我们的精神可以遗世独立，可以追求纯净和美好，远离所有的丑陋和阴谋诡计，远离所有的竞争和世俗的目标。

    梭罗的文字是一片碧蓝的海，下面是我在其中发现的一颗珍珠：

    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吧！……有时候我们前所未有地得到净化……就像最纯的水晶一般的宁静的湖，无须做什么我们的深度就显露出来了。世间万物在我们身边经过，倒映在我们的深水中。多么清澈啊！这种清澈需以纯洁的方式、通过简朴的生活和动机的纯真才能获得！我们欢乐地活着。（《梭罗日记》1851年6月22日）

    安静，平静，净化，宁静，纯洁，清澈，简朴，纯真，欢乐，这就是梭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如果我想使自己的生活幸福和快乐，就应当保持这样的生活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

    “我们应该像攀摘一朵花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朋友们问我去林肯的弗林特湖畔做什么。看四季的轮回难道就不算一种职业吗？”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中度过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想到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职业，那就是“看四季的轮回”。我们习惯了在工作中消磨自己的人生，想不到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温柔优雅的生活。

    在想退休后的生活（还有半年），一句话在耳边响起：“梭罗加微博。”这将是我的生活。想当年，梭罗一个人住在瓦尔登湖，观察四季轮回就是他的职业。看过他写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里面有他观察到的所有植物。看得心非常静。可惜他那时没有微博，而我现在有。生活将既是孤独的，又是被关注的。

    网友：我们在你身边，从不曾远离。

    回复：这种感觉真好。

    网友：李老师在哪儿上班啊？

    回复：我在社科院。有一次，有个人对我说，整个社科院我就知道你一个人。我差点笑死了，虚荣心小小地满足了一下。要知道，社科院对我的评价并不高啊。

    网友：在中国数不清的公务员中，我也只知道只有你一个人是好人。

    回复：你可真逗。我不是公务员哎。

    生活家与工作哲学

    很喜欢“生活家”这个词。第一次在西湖湖畔看到这三个大字赫然镌刻在一块西湖石上，心弦被轻轻拨动。因为生命中已有一段时间，这三个字总是在心中若隐若现，逐渐成形。一旦看到它竟然被公然提出，就有了画龙点睛之感，隐隐还有一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

    “生活家”这个词，第一眼看去，会令人产生罪恶感。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价值观，一向只有工作哲学，工作是人生第一要务，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稍稍闲下来，犯一会儿愣，罪恶感就会油然而生，好像生命被浪费了，被虚度了。现在，有人不但把“生活”作为一种正面的人生价值提出，而且要成为“生活家”，这是对我们的工作哲学的公然挑战。然而，这种工作哲学，这种使用时间和生命的节奏，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将工作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至少是一种本末倒置，倒因为果。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过一种舒适、宁静、沉思的生活，如果短短的几十年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不虚此生。在人生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旅途中，越早到达这个境界，就越早拥有人生的真谛。而工作应当是达到这个境界的手段。我们的工作哲学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所有超过生存需要的劳作，都是这种错误哲学的后果。听说，在希腊，曾经发生过一场当地居民与中国移民的冲突。原因是中国人的店铺在午休时间都不关门，而希腊人的生活非常懒散，中午会有长长的午休时间。由于中国人不休息，一直工作，就把当地人的生意全抢走了，逼得当地人也不得不加入竞争，不能再过懒散的生活，于是引起他们的不满。虽然希腊陷入债务危机，懒散的生活方式也许难辞其咎，但是希腊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哲学不能说不是一种挑战。退一万步说，一旦可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超出部分的额外工作是否必要？这是希腊这个古老民族用它的社会习俗和生存哲学向我们的工作哲学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像那个脍炙人口的渔夫的故事：一位渔夫在海边钓鱼，钓了几条就收了杆准备回家。一位路过的富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多钓一些鱼？”渔夫反问：“钓来做什么？”富人说：“可以把多出来的鱼卖掉，买一条船。”渔夫问：“买船做什么？”富人说：“可以钓更多的鱼去卖。”渔夫问：“钓更多的鱼去卖做什么？”富人说：“那你就会很有钱。”渔夫又问：“很有钱能做什么？”富人说：“那你就可以到处旅游，悠闲地躺在海边晒太阳。”渔夫说：“我现在不就已经悠闲地在海边晒太阳了吗？”我总爱引用这则寓言，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哲理：我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工作挣钱是目的，还是快乐平静的生活本身才是目的？

    上述哲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创造性的工作。就像王小波，他有一种冲动，要用小说来浇心中块垒；就像冯唐，他一天恨不得要工作二十四个小时，可是一有空闲，他就不由自主地要写，据他说，想停也停不下来。这样的人成不了生活家，但是他们的创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作”，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创作冲动。有天才的人的生活是被他们的天才挟持的生活，由于他们的天才力量太强大，他们的创造冲动太强有力，他们成了自己才能的奴隶，必须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最佳的人生境界也许不是别的，而是成为一个快乐的生活家。

    工作是手段，不是目的

    一天和四梅聊天，说到中国人对工作生涯的眷恋：都不愿意早退休，即使退下来也还要拼命争取返聘。她说到她的一位美国同事，在她跟她聊到“到岁数要不要退休”的问题时，那美国人很不理解这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她解释说，就是要不要再争取多工作几年。那美国人大惑不解地说：“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我们当然知道，在中国，有这样想法的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想退休的人并不一定是为了享受权力（很多并不是官员），也并不一定是为了挣钱（退了，工资也少不了多少），而是因为精神的需求，愿意生活有点内容，或者逃避年老的感觉。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生活内容的贫乏。对于某些人来说，工作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他的生活中没有其他的需求，也没有其他的内容，所以才会有“退休综合征”出现，一旦不工作了，就无聊，烦闷，无所适从。

    另一个问题是缺乏享受人生的观念。我们的工作道德已经把人们塑造成工作机器，一旦不工作，就像机器停转，人生就止步了。我们的工作道德已经把工作变成了目的，而不是生活的手段。其实，除了少数艺术家和学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应当被定位为人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应当是享受人生。退休生活正好是告别手段，达到目的，开始真正享受人生的时候，世界上比较正常的人大都会这样想，所以那位美国佬才会对有人竟然有“再工作几年”的想法大惑不解。

    我很快面临退休，而我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能有至死不渝的爱好的学者，所以我的选择应当是从2012年开始真正地享受人生。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大相信2012是世界末日的，四梅有点信。

    空旷

    我的心中一片空旷。

    每天早晨，我在海滩上散步，闻着微带腥味的空气，海风拂面。低低的灰色雨云在空中走得很快，这是在城市中绝对看不到的景象。我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远处的海天相接处那条分界线被晨雾弄得时隐时现。我的心中一片空旷。

    每天下午，我泡在温暖的海水中，舒舒服服地枕在那个巨大的游泳圈上，望着天上的云和无边的海。我的心中一片空旷。

    有时，我尝试想象宇宙的情景。在无边无际的宇宙（有一种理论说，宇宙是有边的，真是匪夷所思）中，无数的星球在虚空中游荡。其中一些星球上是有生命的，就像地球一样。这些生命有的活得时间很短，比如蜉蝣，早上出生，晚上就已死去；有的活得时间较长，比如人，一般能活八十多年，也就是三万天上下。在我死后，在从古至今数以亿计的人相继死去之后，地球照样不紧不慢地自转、公转，好像这些人并没有存在过一样。从宇宙的范围来看，一个人的存在与逝去，甚至地球这个星体的存在与逝去都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一点重要性。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像宇宙一样空旷。

    在我凝思时，生和死的界限模糊起来。人死之后，和这天空、海洋融为一体。我的血和肉跟骨头分离开来，化为细胞，消散在泥土中、空气中和这无边无际的海洋中。对，海洋。就在此时此刻，我萌生了将来要海葬的念头。我的身体先在火中化为灰烬，然后被抛洒在空中，最后飘落无边无际的大海。我回到了我来的地方。

    既然一切将归于沉寂，为什么还要去做任何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一做的？我常常这样反躬自问。没有答案，只是感到心中一片空旷。

    如果说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没有一件事是值得一做的。这是一个人们不愿意直面的答案，惨烈而悲壮。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在做事呢？

    人们做事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不得不做的，一类是作为享受喜欢去做的。前者是所有谋生类的事情，为了满足起码的生活必需，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后者是自己喜欢去做的事情，能从中获得愉悦感的事情。后者才是相对来说值得一做的事情。

    从60岁开始，我才彻底脱离了为生存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从今以后，我的生命和时间将全部投入纯粹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中去。这些事情中包括读书，看电影，听音乐，做电脑游戏，写小说，写随笔，写博客，写微博，偶尔去旅游，偶尔打打麻将。

    与此同时，我会继续常常想着宇宙和我的生存，演练死亡。我想把每晚睡去想象为死亡，因为它有一段时间是全无知觉的，确实跟死亡很相像；把每天早上醒来想象为出生，因为这样才能使我的生命中新的一天过得有新奇感、兴奋感。我的每一天都应当以梭罗那篇日记的态度来度过，他在瓦尔登湖畔19世纪某天的日记中郑重其事地写道：“我现在开始过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天。经过这样的演练，我希望在死亡到来的时候我的心情会无比平静，因为我已经无数次地演练过死亡。”

    遥想宇宙

    我爱遥想宇宙。我想的时候，心中渐渐被恐慌充满。我希望自己不要老想这件事。从一天想起几次到几天才想一次，又到一个月也不想一次，再到一年也不想一次，最后达到永远不想的境界。将来就那么糊里糊涂地去死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想也想不出个结果。如果真能想明白，如果这事真有一个标准答案，想想未尝不可，可是我已经从十来岁一直想到退休的年纪，还是没想明白，这种折磨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每当我把这件事往深里想，就开始变得战战兢兢，好像一个手握探雷器正在探雷的工兵，一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至少也得缺只胳膊断条腿。

    一个黑漆漆的空间，硕大无朋的天体在黑暗中游荡。天体彼此都相距很远，有的距离不是以万亿公里计，而是以光年计。这其中的一个星球，就是我短暂的栖息之地。我在其中存活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几十年。即使我活到了一百岁，在宇宙中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当我逝去之后，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不激起一丝涟漪。从本质上说，我和一块石头没有区别，都是宇宙的尘埃。

    我有答案了吗？可以说有了：安静地度过这段时光、这个生命，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最重要的是安于所拥有的，并不去费力追求什么。凡是能带来痛苦的事情都不去做。只是随手采撷一些生存所需之物，优哉游哉度过此生。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付出让自己感觉痛苦的代价；没有任何事情值得焦虑，值得追求。

    小时候，我们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它推动我们去努力做各种事情。但是到年纪大了，我们才终于弄明白人生的真谛，那就是，诗意地栖居——短暂而充满诗意地栖居，然后悄悄地走掉，在浩瀚的宇宙中消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这种命运，包括那些最伟大的人。

    生命哲学家

    我的侄子得了抑郁症。他是我哥哥的儿子。虽然我们交往很少，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侄子，我心里为他着急，也为哥哥着急。因为侄子一直出类拔萃，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中学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够好，愣是自己去考了另一个专业。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眼看着前途黯淡，痛不欲生，我看着能不难受吗？

    我这个人什么都能想得开，所以对想不开的人就有三分惊讶、三分迷惑、三分担忧，外加一分着急。人生不就是像个地球仪上的小蚂蚁一样，昏头昏脑地爬上那么一段时间就死掉了吗，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人想不开的呢？我倒想找到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抑郁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退休了，整天无所事事，总是在做事和纯玩之间犹豫不决。每当我打开电脑，准备写点什么，里尔克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耳边响起：“不写你会死吗？”我扪心自问：不写我会死吗？我只能悻悻地承认：我不会死。那我为什么要写呢？我不够资格写呀。

    于是我又打开新一轮的电脑麻将，百无聊赖地跟曾志伟、吴君如打麻将。一开始，我只要一愣神，曾志伟就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催我快出牌，还有一个男的不断地说：“又没有打多大，想什么想呀？”于是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打。后来，我就疲沓了，有时候把他们扔下去做别的事，他们几个就一直在那里说风凉话，催我出牌。我充耳不闻。本来这不是我的性格，我属于那种特别腼腆的人，听不得别人说一句埋怨的话，别人一说我什么做得不对，我就紧张得不行，要马上改进，现在我的脸皮变得比城墙还厚啦。

    看来人有没有资格写小说是命中注定的，如果你的一生命运多舛、跌宕起伏，那你心里必然波涛汹涌、山呼海啸，那你就该着写；如果你的一生风平浪静、顺顺利利，就不该着你写。中国也有古话云“文章憎命达”，同样的道理。谁让我属于后者，该着我虚度光阴，以纯玩度过余生。

    有一个发小儿，现在跟我是邻居，她在外企工作，比我早几年退休。最近她见到我，劈面就说：“你博客写得不错。过去我心里还对自己这么早退休有点不安，有点嘀咕，看到你写的星球呀，生命无意义呀，我心安了。”她的话启发了我，其实我最适合的是去做一个生命哲学家。因为别人一辈子都不想的事（生命意义呀、地球热寂呀），我隔三岔五地就要想。别人对自己的一生不到临死不会去回顾，我一天能从头到尾回顾好多回。生命哲学家舍我其谁呀？

    只可惜，我这个自命的生命哲学家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是个被吓破胆的人。我最不敢去想的就是许多硕大无朋的星球在宇宙中默默地游荡的场面。一个人从生到死就是在其中一个星球上渺小短暂地存在一段时间而已，无论你是一个巨富还是一个穷光蛋；无论你是一个名列青史的大人物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无论你做了很多事还是什么也没做。

    这件事真的不能想。依稀记得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说过，如果经常想这件事，人一定会疯掉。我隔三岔五地想，有时一天想好几遍，居然到现在还没有疯掉，真是一个奇迹。我的神经是铁打的吧。我自己对自己的神经的坚韧度都感到惊讶。也许这恰恰揭示了我有做生命哲学家的潜在资质。我常常想这些不敢深想的事情，慢慢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尤其是一副金刚不坏的神经。于是我得到了自由。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现世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挥霍我的时间、精力和生命，直到终老。

    平庸的生活

    一

    当巴塔耶说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文学创作”这句话时，就把我逼上了绝路：要么我不是人，要么我是个死人，无法行动。既然我是人，又是一个还能行动的活生生的人，我怎么能不写小说？我没的选择。

    最近读到一个叫刘亮程的人写的小说，全是最地道的农村的事情，狗啦、牛啦、猪啦、老农民啦。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右派，曾被发到农村去，天苍苍，野茫茫，心中无限感慨，所以想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后来听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里娃，不禁肃然起敬。他最符合过去为作者设的一个标准：要体验生活。其实他根本不用体验，在村里扛把铁锨挖地，那就是他的生活。体验生活是知识分子、作家的事，因为按照某种教条，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是生活，所以才需要去别处体验生活。

    这种说法跟巴塔耶的说法可真是南辕北辙。按照巴塔耶的逻辑，写作才是生活，做一般的事情，吃喝拉撒睡倒不算生活，至少不算重要的生活。不但知识分子的生活不算生活，老农民的生活也不算生活，只有写小说的生活才是生活。这个说法我喜欢，那现在全世界总共也就那么几万人在生活，其他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这也是我不得不写的一个原因，我可不愿意被巴塔耶打成行尸走肉。

    二

    遗憾的是，我的生活实在乏善可陈，没有冒险，没有牺牲，没有严刑拷打，没有英勇不屈。比起父母一代，我的生活实在不值得一写。

    那天，我最好的朋友、闺中密友对我说：“我妈妈受过刑呢。”我马上开始忌妒她，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也是在20岁的时候就去了延安，但是他们一直在正面战场，跟大部队，从来没有去过敌后，所以也就没有机会被捕受刑。

    妈妈那天跟我说，她也差一点被派到敌后做地下工作，如果那样，她的一生就会远比现在惊险，而且没准儿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我了——因为她可能在1938至1949年间被捕、牺牲，而我是1952年出生的。

    妈妈和她的一帮朋友去聚会了，缅怀他们的一个朋友，叫张露萍。他们曾经在一起受训，因为张露萍是四川人，在重庆有亲戚，所以被派往重庆做地工，后来果然被捕、牺牲。而我妈妈如果不是河南人，完全有可能被选中，那牺牲的就不是张阿姨，而是我妈妈了。

    那天我们去参观贵州深山里的息烽集中营，我见到张露萍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展馆里，心里一激灵，马上仔细去看，看到她住过的牢房，看到她英勇就义处，不禁暗暗心惊。在里面左弯右绕，走到一个高树森森的院落，迎面是一面爬满青藤的峭壁，有一条石头台阶蜿蜒伸向地下一个石头山洞，里面是各种刑具。导游说，这就是当年革命者受刑的地方。有一种残酷的刑罚是用纱布裹在受刑者血迹斑斑的身体上，审问时，往下撕扯纱布，人马上就变成血葫芦了，有时审讯完，人已奄奄一息。我没敢多看，赶紧走掉了。

    我有时会暗自思量，如果我受刑，会不会叛变。我不愿意往下想，因为我不知道答案，也许会，也许不会，多半会。于是，我开始进一步思量，如果生在妈妈的年代，我会不会选择参加革命，也许会，也许不会，多半不会，因为我远没有妈妈他们那代人那么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虽然我也向往浪漫主义，但是仅限于谈恋爱，对于改造社会，我的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

    三

    东东（我那闺中密友）对我说：“我一直渴望为某件事献身，可是找不到这件值得为它献身的事情。”这话可真是经典，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心声。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献身。我们有满腔热血无处挥洒。更让人气闷的是，青春期没赶上正牌的革命，赶上的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文化革命”。最天真的人在这场革命中挥洒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却带着心灵的创伤匆匆走完一生的长途，不知所终。剩下的，像我这样比较狡猾的，早早回到自己的平淡生活中，混吃等死。

    四

    每天早上，我在我远郊区的房子里醒来，一般都是被叽叽喳喳的麻雀的絮语吵醒的，偶尔是被一种叫不上名的鸟儿叫醒，它的叫声婉转动听，使人感到意外的惊喜，我勉强爬起身，站在窗前，在那棵挂满青枣的树上找，想看个究竟，看是什么鸟能发出如此悦耳的声音。可惜，天太黑，才四点半。找了半天没找到，只好放弃。还有一天，也是四点半，又被鸟儿叫醒，这回是布谷，没错儿，我知道它的叫声，我也不用起来看它长什么样，因为我知道它的样子。原来听到这么悦耳的叫声，想象中的它应当羽毛靓丽，个头也大些，没想到就是普通的小鸟样子，跟麻雀、燕子差不多，令人相当失望。

    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今天又碰上老严。他60岁开外，退休前在情报部门工作。他家的房子有看头。

    这院里每家房前都有一小片空地，各家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院子捯饬得五彩缤纷，争奇斗艳，风格迥然不同。看这家，整齐的草坪，防腐木盖的小凉亭，白果树和雪松，或者法国梧桐，没有一样能吃的植物，就连葡萄架上爬的都不是葡萄，而是一种只长叶子不开花的藤萝。草地里的夜灯常亮不熄，弹拨式洒水器的喷头不时喷洒，在落日阳光的照耀下映出一道小小彩虹。再看那家，小小庭院见缝插针地种了西红柿、茄子、豆角、辣椒，红红绿绿，果实累累。菜畦边上，还种了几棵老玉米，鹤立鸡群似的戳在那里，几个玉米棒子正在吐穗，紫红紫红的。没多大地儿，能结十个老玉米棒子？

    所有的风格中，数老严家的风格怪异。跟大多数人家只有一圈一人高的栅栏——有位外籍住户干脆就没有围栏，种了一圈冬青权当围栏——不同，老严家修建了三米高的水泥围墙，墙头还有一圈难看死人的铁丝网，严严实实的大铁门，门的右上方有探头，沿墙有视域相连的一圈监视器，到夜里，报警灯一明一暗，一派阴森气象。知道的这是一户普通住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座监狱，就差角楼和岗亭了。老严还养了一条大黑贝，黑贝是狗中智商最高的，专用军犬、警犬都出自黑贝。多年积习，老严的床下从来都放着棒球棍，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他家是地工世家，在战争年代，躲哪儿都不安全，随时有被捕、毙命的可能。老严小时候跟着父母过着东躲西藏不见天日的生活，早就变成了惊弓之鸟，积习难改啊。其实老严人极随和，见人话不多，态度谦和，是一位谦谦君子。只不过在这和平年代，除了几个小毛贼，治安情况不错，如此如临大敌的设计，让人看了哑然失笑。除此之外，灰色高墙隐隐传来战争年代残酷非人生活的气息，在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怪异之中，突兀地传递出老一代人的生活遗迹，那曾经是我们向往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一心要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

    五

    早上八点，我准时打开电脑，打开一个叫“小说”的文件。我绞尽脑汁，思前想后。直到晚上八点，我还是只写了五个字的标题“平庸的生活”。我的生活如此平庸，实在没啥可写的。

    灵魂在别处

    活到了58岁，突然想明白一件事：这些年间上班呀、开会呀、接受采访呀、给别人颁奖呀、自己去领奖呀，那全都是我的躯壳，不是我本人，整个一个行尸走肉，灵魂在别处。

    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发言之前，心脏开始狂跳，担心的是什么呢？怕说不好？希望听的人印象深？虚荣心？同样的感觉出现在要和一把大牌的时候，已经听了好几圈了，就等这一张砍单儿牌，心也是这么跳的。其实又不是什么决定命运的事，又不真在乎那几块钱。无论是32块、64块，都不会要了我的命吧，可心就是狂跳。也许它纯粹是因为期待小概率事件的突然出现在跳。

    除了这两种情况，我在所有的场合出现，做所有的事的时候，大约都是行尸走肉，灵魂在别处。

    我已经到达了宠辱不惊的境界。这些年，在杂志上登照片，上封面，网上点击量上两千万（那是新浪。腾讯跟我说早就三千万了，我说“怎么可能”，他们说，“架不住我们天天推荐呀”），我都没什么感觉。那天，“领导上”（王小波《红拂夜奔》用语）很严重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谈话，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同事神秘兮兮地问我：“看见领导上那儿写报告呢，大标题是关于你的问题的报告，出什么事儿啦？”我说：“我这儿也纳闷儿呢。”要说是有人写告状信吧，那不是每天每月常有的事嘛，那天“领导上”还拿着一封带着批示的告状信给我看呢，一笔破字，前言不搭后语，根本不忍卒读，左不过是些“社会责任心”哪、“社会伦理”“社会道德”之类的屁话。可既然是“领导上”举着，我也不得不假装看了两眼。听说上“领导上”那里告状的电话也快打爆了，弄得他们不胜其烦，先是想在读者告状信上写个批示对我警示一下，后来也不了了之了。这次怎么了？不会是吃错药了吧？

    一正式开会，平常亲亲热热的人也不得不板起脸来，就像戴上了副面具。因为不习惯，因为还没完全学会打官腔，毕竟是知识分子嘛，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再者，这不是1957年了，整个话语环境变了，训斥不合时宜了，该用什么语气、姿态、腔调讲话，“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耳熟能详的说法。我一听，要犯牛脾气，研究，没错儿，我是搞研究的，可宣传从何说起呀？我又不是搞宣传的，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我的观点。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不是呀。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宣传”这个词，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所以“宣传有纪律”这句话跟我无关呀，文不对题呀。纳着纳着闷儿，谈话结束了。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他是个憨厚人，骗人的话不会说，详情又不便透露，只能一叠声地说：“反正是上头来的，不是普通老百姓。”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但是毕竟不是“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年代了，而这人也不是皇上，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也不很较真儿，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

    其实我说什么了，几乎什么也没说。说过一句单身人的“一夜情”是有权利的，不必像19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被抓去坐牢；说过“换偶”的人是有权利的，不必像19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被枪毙；还介绍过同性恋、虐恋、多边恋的情况，仅此而已。如果我真说了什么，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嘛。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有点自私，有点贪图安逸，有点虚无主义。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人生是无意义的。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了无痕迹。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我没有献身的激情。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记得那年她跟我说，她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她献身的事情。她的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曾经被捕，受过酷刑。我一见到她母亲，就肃然起敬，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自愧弗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我不成。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我敢不敢参加革命？我想，即使参加，也最多是跟大部队，不敢做地下工作，神经受不了，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

    有人说，要想在最短时间内了解一个陌生文化，就应当看小说。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真实的经历、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写到这儿，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就此打住吧。

    硬核

    今天赋闲，没事干。我总是在最终的问题上想不进去，它就像一个硬核，啃也啃不动，嚼也嚼不烂，堵在心里，没有办法。

    这个问题就是宇宙。只要一想宇宙的无边无际，心里就一片冰凉。我还能快乐地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要是那样，我就是96岁了。然后怎么办？永远地从这里消失。即使我能留下一点什么，最终还是消失不见。无边的死寂，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人类对于自己的处境一定要有幽默感，不然怎么活？一切皆空，这就是最真实、最残酷的现实。人只能硬着头皮来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记一个想法：

    看到一幅叫作《星期天的早晨》的画，画了美国小镇上的一排房子，空无一人。画的说明中说：“作品揭示了美国都市生活的本质——寂寞、丑陋、平庸、冷漠……”这幅画、这几个词，精确地概括了美国的生活。中国人生活的世界与此有些不同。最主要的区别是，每个人都胶着在某种人际关系中，胶着在亲情中。有些情绪还相当热烈。这就是不同。有时想，像中国人这样可能比较好，生活比较不那么沉重，大家吵吵嚷嚷、热热闹闹地生活着，一时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宇宙中的真实处境，就连死的时候也不明不白，糊里糊涂，比清醒地面对死亡容易得多。

    让生命在无尽的欢乐中耗尽

    最近有太多的不愉快。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妈妈给我讲释迦牟尼的情景。她说，释迦牟尼在看到生老病死这四种人生状态之后，在一棵菩提树下苦思、顿悟，形成了他的学说。道理虽然简单，但是确实使人一听之下便难以忘怀。

    现在，小波死了，妈妈死了，爸爸也死了；身边有几个亲人病了，癌症；姐姐老了，哥哥刚刚过了60岁生日，我也在渐渐老去。如小波所言，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逝去。顿悟之后，难道人只有痛苦和失望？

    我常常想，一个人的生命除了与周边几个熟识的人有关之外，其实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无关。别人既不爱你，也不恨你，只是与你完全无关而已。他们看你就像看一根草、一块石头、一只小鸟、一只骆驼或一道风景；你看他们也如是。因此，生命只是你自己的生命，生活只是你自己的生活。你愿过什么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决定，自己选择，别人既无责任，也不关心。

    我应当如何选择呢？我不愿意过不愉快的生活，我愿意让我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节日，我愿意让生命在无尽的欢乐中耗尽。

    做事还是纯玩

    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工作需要做的时候，此时跃上心头的竟然仍是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是做事呢还是纯玩？To be or not to be？

    生命即将步入晚年，从身体到精神都渐趋平静，不再亢奋，不再充满幻想和憧憬。应当用我的生命做什么呢？虽然心有不甘，但是内心有一种怠惰，呼唤我去纯粹地享受人生，享受有生之年。本来人死去就是灰飞烟灭、了无痕迹的，为什么不放弃虚妄的追求呢？我要看各种好书、好电影，听音乐，看话剧，看风景，到处旅游，和朋友们聊个痛快。

    去学画画？兴趣倒是有一点，可是又怕太艰难，人家都是童子功，到60岁再开始学是不是太晚了？去写小说？又有点不耐烦，还不如去看别人写的小说。不如像林春那样去设计乌托邦的社会，如果有可能，就实际去推动它，让它成为现实。

    还是有一个最终的事实，是我心中的最痛，我总是不敢去想那个事实，它是我心中一块坚硬的巨石，我不敢去碰，也无法最终把它从我心中驱除，那就是生存的荒谬。我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在地球上生活几十年，然后永远地消失不见，而地球继续载着几十亿和我一样的人，寂寞地在宇宙中漫游，直到热寂。所有的奋斗，所有的成功，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悲欢离合，全部归于寂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想到无数星球寂寞游荡在宇宙中的景象，心中就一片冰凉。可是，无论我心中一片冰凉还是心中一片火热，与那个宇宙的景象完全无关，对它没有丝毫的影响，甚至有没有我这颗心、有没有我这个人，对于它来说，完全无关痛痒。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我现在的精神境界完全可以出家了。我不会在现实中出家，但是我可以在精神上出家。

    敏感和麻木

    看了一个电影，是安吉丽亚·朱莉演的。一个电视女主持人碰到一个预言家，预言家对她说，她将在下星期四死去。她的生活一下被打乱了。她希望这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人，可是他对其他事（球赛结果、天气、地震）的预言一一应验，于是她开始认真考虑下星期四就死这件事。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烦恼、小计划，但是如果生命还剩最后几天，事情就会变得很不同。影片最后有一个点题之语：我们应当把生命中的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问题是，如果人知道几天后会死，他会怎样活这几天？

    记得以前也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上帝给一个已死的人放三天假，让她回世上再活三天。她早上起来感觉就和一般人很不同，觉得阳光格外明媚，花格外香，人们格外可爱。她心里非常紧张、激动，对每件事的感触都很强烈。在这三天中，她对生命的感觉肯定比一般人的强烈得多，她生命的“浓度”也会比一般人要高得多。

    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对生命的敏感和麻木。大多数人在两万多天的生命中如果已经活了一万多天，他早就麻木不仁了，哪里还有什么敏感可言？所谓把生命的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就是想保持对生命的敏感，可是这又谈何容易？我希望自己能保持对生命敏感和刺激的感觉，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件美好的艺术品。

    寻求快乐

    病中，几乎躺了一天，下午四点才爬起来写点东西。

    从小养成的珍惜时间、节约时间的习惯很难改变。只要是醒着，不做事就会有负罪感，好像生命不是我的，不能随意挥洒，好像背后有个监工，不让我犯一会儿愣、出一会儿神。多少次，我下决心去纯粹地享受生活，不做事了，可是最终让心里的负罪感占了上风，还是强迫症似的去做事了。为什么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挥洒自己的生命呢？

    我想，最让我害怕的还是像那些两眼发直、混吃等死的人一样，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就像那位一直花很多精力伺候两家老人的女同事所说的，人到老了，就剩屎和尿了，什么也没有。拉屎撒尿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最糟的是，就连这唯一的一件事还要人帮助，还要拖累别人。人活到这个份儿上，真是生不如死啊。其实我更怕的是将自己混同于身体还健康、神志还清醒但却每天百无聊赖只能靠打打牌、遛遛弯了却残生的人。

    其实，混同于他们和不混同于他们最终没有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在地球热寂之后。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当然还是有不同的。不同的是：

    其一，我可以享受到更大的快乐，比如从一个精心拍摄的有才气的电影中，当我体会到其中的美妙之处时，我会得到比打牌更多的快乐，这样，我的精神生活就会比较充盈，生活质量就会高一些。

    其二，我可以享受自己创造出一个作品的快乐，比如写了一篇自己还算满意的杂文，在写作过程中、在写完后一遍遍的把玩中所得到的快乐。

    其三，我还可以享受到自己的思想影响了他人的快乐。每当我看到我的博客有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例如小说《等待爱情》和随笔《论中国人的处女情结》都有五六十万人读过）在看时，想到他们的共鸣，心里也是快乐的。如果能因此使社会人心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一星半点，也是快乐的。

    徒长一岁，何乐之有

    今天是我的生日（2007年，55岁），在此感谢所有熟悉和陌生的朋友给我的生日祝福。

    记得年轻时看过一个日本的老电影（好像是《生死恋》），里面有一句台词：“徒长一岁，何乐之有？”小波和我后来常常拿这句话打趣，觉得说得很妙。

    小时候，每年过生日总免不了感慨万千，随着年龄渐长，变得越来越麻木。但是，比起平常的日子，在这一天还是会比较多地想想人生、活着的意义之类的事情。何况我是一个特别爱想这件事的人。我羡慕有些人能一辈子不大想这件事，就那么高高兴兴地走完一生。我不行，这件事总会时不时来到心头。

    我也为自己的这个嗜好暗暗感到庆幸——正因为我爱想这个，才能在生活中的灾难降临时很快走出来，不会得抑郁症。我常常替那些抑郁的人着急，他们为什么不会像我这样想想人生呢——一些小蚂蚁在一个硕大的星球上爬来爬去，然后就彻底消失不见了。这么想一下，从此生的状态摆脱出来，鸟瞰一下，还有什么可抑郁的呢？

    我的生活因此常常是快乐的、开朗的、平静的。想起几十年后，虽然有点凉凉的感觉，但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

    今天，我离那个终点又靠近了一步，我无法停住脚步（浮士德：“生活是多么美好，请你停下来”），我只能继续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走下去，直至终点。我只是希望，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甚至是兴高采烈的，虽然快乐和兴高采烈也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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