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长进得越快。
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
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而正是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就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
曾国藩在这方面无疑可称之为典范；他读书深思本源；谈诗论赋独辟蹊径；通过交友与拜师获得了事业长盛不衰的稳固根基。纵观曾氏的辉煌人生，可以说读书写作构成了他生命的真实。
1.读书当知本源
曾国藩以”匡时救世“创立功名事业，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立身之本，因此，他一生注重封建德行的修养与他一生读书修业是分不开的。进德与学问就成为他完善个性人格的两件大事，同时又是合而为一的，终身与其事业相伴。（1）读书不为发财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是一个例外。
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年龄不过三十多岁，他便立誓不发财。道光二十九年，他致书九弟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一生最大长处，就是言行一致，既然立誓不发财，便须节俭自守，不可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三十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2）不因科举误终身
读书考试，科举功名，这是士人学子的最高追求。相信这种目的论的人，最终仍只是看到了读书可以带来的世俗好处，因此读书受激励的动力仍来自于书本以外的功利目的。在此，曾国藩则又是一个例外。他在家书中多次谈到：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中举足以让长辈欢喜，是因为做官可以奉养双亲。读书走科举之路无可非议，但读书的最终目的不在中举。读书的根本是要在伦理上用功，在诗文学业上用功。
读书究竟为什么？
曾国藩在给他几个弟弟的信中谈到读书的目的，他写道，我辈读书，只为两件事：一是修身养性，包括诚心、正己、修身、齐家，以求无愧于父母；二是精研学业，包括学习诗词文章及其作法，以求保护自己。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之中、之外、之上，极其看重进德修业。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便很能说明问题。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
是日席中愀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于曾国藩在清朝道咸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的情行下，以其卓荦不凡的德行，来力挽社会风气，有着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胡太常寺卿唐鉴，胡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可见，曾国藩是把读书作为个人修行和拯救世风的重要途径来认识的。
他是一个理学家，因而他的读书目的也没有超出一般理学家的范围，那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读书何以能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对此，曾国藩在他漫长的读书生活中有着深切的体会。
曾国藩认为，读书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他说，人的气质，是先天生成的，本身是难以改变的，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曾国藩对此深信不疑。当他看到纪泽的字曾深有感触，说他近来写的字总是失之薄弱，骨力不够坚劲，墨气也不够丰腴饱满，由此他想到了他的字和他的行为举止患的是一样的毛病，那就是不够持重。
如何医治这一毛病呢？曾国藩劝纪泽多读颜体和柳体，并教他用油纸摹写《郭家庙》、《琅牙碑》、《玄秘塔》这样的名帖，天天留心，专门从厚重两个字上下功夫。不然的话，字质太过单薄，人的气质也因此而更加轻薄了。
曾国藩自认为才智钝拙，但由于他能立志勤学，终成为清一代显赫人物，这实在是他力学的重要证据。
曾国藩说过一句极为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这句话不是一般的能说出来的，必须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尤其是对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有种透彻的领悟力的人才说得出来。曾国藩不愧为灵气与神气兼备的人。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单纯，洁净，一切世间的杂事、琐事和烦心事都被他抛在九霄云外；至少这些事不经过他的心灵，也就是说他不为这些事所搅扰，所纠缠。唯一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是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境界，这境界构成了对外物的排拒力，于是他才得以守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修炼、陶冶或者燃烧；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真犹如天仙一般。
由于心智的高度集中，因此他的精神和肉体得到不断的积聚，他的精气没有一丝一毫地涣散，他一天比一天充实、丰沛和完善，日有所得，月有所获，年有所成。久而久之，在他心中便养成了一股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又作用于他的身体，使他的生活有理、有序、有节。所以，读书体味深的人，一定是身体健康的人。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淡于功名的人。要使一个读书人淡于功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多少人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呢？人们读书总有一个世俗的目的，甘于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了。人一旦有了功名心？就难以超脱，总是有这种或那种烦恼与忧愁。而这种情绪对一个人身体的损害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他又如何能”面自粹润“呢？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不能没有一点功名心，问题是要”淡“于功名，要放得开，看得远，以不影响人的心绪为度。
读书的真正乐趣就在书本中，你从读书中获得启迪，发现与创造，也许一本书说出了压抑在心头而一直得不到发泄的话，总之，这些话说到了你的痒处、痛处和伤心处，你一下子被照亮了，于是你怡然自得、拍案击节甚至涕泗横流。有了这份心性，你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才能超然物外，有所发明或者建树。苏东坡就属于这种人，他有一首诗写道：”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对此曾国藩极为欣赏，他反覆吟咏，并且增添数语：”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3）读书之根本在于明义理
曾国藩认为：自西汉至今，读书人作学问约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一是词章之学。各执一端，互相诋毁。我私下以为，义理之学学问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词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考据之学，我没从中得到什么。这三条途径，都可为研习经书史学服务，各有门径。我以为，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而不会心绪杂乱。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按我的话做。不过这些亦仅仅是对那些有远大志向的人说的。
在他看来，义理之学最大，其有裨于躬行和经济，”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事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事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
曾国藩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染的文人，为传统文化中所传达出来的微言大义所折服，而且将自己的一言一行纳入这种文化规范中进行检验。他不仅自己这么身体力行，还教导他的兄弟和子女也这么去做。在《曾国藩全集》中，我们随处都可看到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有时是对一首古诗激赏，有时是对一个字的钩沉，有时是对一句名言的阐释，有时是对一个圣人的整体风格的领悟与评说。正是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和综合吸收，才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一个道德文章功业显赫一世的人，一个具有巨大文化价值和魅力的人。
曾国藩平常最喜欢读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好像得到了一种喜欢吃的菜肴一样，乐此不疲。他之所以欣赏它，就因为它境界高迈。
曾国藩把读书明理还作了透彻的说明，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实易色‘一章，则知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答刘孟容书里又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养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这实是明达惊辟之言，一般读死书的人们应该知所惕亏！
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曰”通儒“,一曰”俗儒“.曾文正公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世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
现在朋友愈来愈多。讲身体力行的，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研究经书探求道理的，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技艺用于表现古人的”道“的，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向大神态安详，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任广西主事，年二十七岁，是张筱浦的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年中举任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这四君子，都是听到我的名声先来拜访我。虽然造诣有深有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心平平庸庸的人。京师为人文渊薮，人材济济。不去追求则无，愈去追求愈多。近来听得可交朋友的人很多，我不打算先去拜访别人，恐怕那样做只是标榜虚名，于己不利。求友以匡正自己的过失，这是最大的益处；标榜图个虚名，这是最大的损害。天下有益的事中，即有足以造成损害的因素在里面，不可不分辨清楚。黄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共六千余字，真奇才也。子寿戊戌年才开始学写文章，而六年之中遂做出大学问，这是天分独绝，万不能学到的。诸弟不必震惊，我不愿诸弟学他，但愿诸弟学吴世兄、何世兄。吴竹如之世兄现亦学艮峰先生写日记，谈论有规矩，行为有法则，其安详自得的样子实在可爱。何子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习书本。三百六十日，除作诗写文章外，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是有恒心的人。故我从前限定功课教导诸弟，近来写信，从不另开列课程，只教诸弟有恒心而已。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断不甘心平平庸庸；有见识则知学海无边，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有恒心则断没有不成的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是一下能达到的，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是诸弟自己努力的事。
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便成为他终身的为己之分。
《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称得上宏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顾、阎并称，顾炎武为自己做学问，而阎若璩则是为让人认识做学问。再有江、戴并称，江永为自己而学，戴震则免不了为被人认识而存在。又有段、王并称，王念孙为自己，段玉裁则免不了为让人所见而存在。还有方、刘、姚并称，方苞、姚鼐为自己，而刘大禾魁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在那些仕途顺达官位高居的人中，如李光地、朱轼、秦蕙田，为自己而学的人占多数，但纪昀、阮元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他人而读书，心中总有一个别人，十分在意自己的所得所见以及这种所得所见是否会产生影响？是否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共鸣？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他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他的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他自己，他是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不用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没有关系；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是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曾国藩十分明白地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狠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终成一代大思想家、政治家。
2.交友拜师都为治学
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帮手。曾国藩深知朋友在事业发展中的影响，因此，十分注意择友。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学上的不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吴嘉宾对于治学有着独到的见谛。他曾告诉曾国藩，用功如同挖井，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倒不如专探怀口深井而力求汲水。曾国藩十分佩服这一见解。所以，后来他决定：”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无论读什么书，都要从头看到尾。一本书没看完，决不兼看别的书。这正代表了曾国藩按部就班的个性。这一个性的形成，虽不能完全来自于吴嘉宾的影响，但也反映了两人志趣相投。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在学问上相互切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作为人，必须要立功扬名天下，然而必须为节义赴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对朋友讲信用，与士兵同甘苦，临阵经常一马当先，患难与共，实在可以依赖信任。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日后江忠源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发愤好学，夜里没有油点灯，就借月读书，疲倦了即露宿屋外直到天明。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器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病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一生处世交友，从不以貌取人，如骆秉章是乡里老儒，但他却能倾心相好，许为奇才。他常注意观察于人在细微之处，所以使他拥有超人的知人之见。在京都，他与朋友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相砥砺，同时，他还将朋友们引为知己，以诚相待。这都成为他生平事业的重要根基。
曾国藩充分利用在京师十三年的便利条件，广为交游，博览群书，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统治劳动人民的经验，为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还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除了和朋友交流外，更注重拜访名师。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正襟危坐于简陋的书室，认真思考，努力实践，年纪几近七十，学习还是严肃恭敬，使他顿悟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教育曾国藩研究经学应该专一于一经，如果一本书理通，那么可以再旁及他书。倘若急于求精且博，那么一经也弄不懂。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做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引文中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又称作经世致用之学。当时，”经济“的含义十分广泛，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所运用的”经济“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在以后写给诸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阐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因此，他立志要在理学上痛下功夫，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及克己省复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于是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国藩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
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众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功夫。
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1842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面见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平行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日记中如此自刻自责的话语随处可见，表明了他要在理学慎独上痛下功夫的决心。
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年）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地进步。
3.以读书写作构成生命真实
曾国藩本来是一介书生，读书和写作似乎是他的唯一嗜好，即使是在战乱频仍的时候，他也不曾间断过，在他临死的前一天，他还在读和写。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可以没有，甚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书，不能中断写作。读书与写作已成为他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部分。而今这一部分业已构成中国近代文化中极为生动的篇章。
曾国藩五岁开始识字，七岁随父读书。他父亲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是个砺志聪明的人，而且记忆力很强。据说九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十四岁那年，有位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夸奖。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诗题，教曾国藩当场做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旋即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科场中可谓一帆风顺。
纵观曾国藩一生，在中进士之前，因忙于学八股，考科举，可以说还没有踏进学术的大门，等到入翰林之后，他才有余力从事学问的探求。此后十二三年的工夫，用以完成了他的自我教育。这期间，他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治理国家的经验。
曾国藩的读书生活十分丰富，也十分刻苦，他的自立课程十二条中，除了”进德“的内容，就是修业的内容，其中有：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阅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在他编定的这个自修课程中，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他不仅读书，而且要抄书编书。他曾手写十八家诗钞，编订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军书旁午，手不释卷，在千古名将中，能如曾公者有几人？这样一个文绉绉的书呆子，居然能够带兵作战，而且平定大乱，这真是中国战史的奇迹。
经过一番苦读与写作，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是颇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不过，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他便开始了戎马生涯。及至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已是精力日衰。他虽然满腔热望，想恢复著书立说的生活，可是已力不从心，徒唤奈何了。然而，曾国藩仍不失为一位大学问家，在他的日记、家书中，对于作学问、读书实有很深的见地，俯拾皆是。例如，对于读书要专一，他有如是说：
研究经书必先专通一经，不可泛读，读经以研究寻求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书有一”耐“字口诀。叫做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谓耐心吧。读史书的法子，莫妙于会设身处地去想。每看一处描述，就好比我便与当时人物一起酬酢笑语。不必人人都能记诵，要记一人，就恍如接触认识这人；不必事事都能背，要记一事，则恍如亲身经历过这事。经书学了是可以寻求道理的，史书学了是可以考证史事的。抛开这二条，就别无学问了。
由此学经则应专守一经，学史则当专熟一代，读经书史学则专心致意于义理。这都是专的道理，确实是不可改易的。
至于经史以外，诸子百家之学，书籍汗牛充栋。如想阅读，只应读某一人的专集，不应东翻西翻。比如读昌黎集，就应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都是韩昌黎。以为天地间，除了昌黎集以外，更别无他书了。这一人的集子未读完，万万不可换他人的集子，这也是所谓”专“字秘诀吧。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且身体力行。咸丰九年（1869年），正值他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挑选三十二人（实际是三十三人），命其子曾纪泽，画其形象，然后悬于墙上，以便实实效仿。他还特作《圣哲画像记》一文。
曾国藩所列的三十二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鼎。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曾国藩既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一位学问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家。黎庶昌称他的文章，”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如果说，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那么，曾国藩至少也可以说，文起四代之衰。
清代三百年的文学，方苞、归有光、姚鼐，号称钜子。曾国藩亦自称其文，初学姚先生。方归姚之文，时人称之为桐城派；曾国藩能突出桐城范围，时人称之为湘乡派，从之者极众，影响所及，直至民国初年，谭嗣同、梁启超之文，亦深受其影响。及胡适之陈独秀的新文学运动起，湘军之文，始渐衰弱，然至今湖南文士，犹多宗之，曾公自谓尝”取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杜苏黄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于汉宋二家构论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仆窃不自揆，谬欲兼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则其抱负可知矣。
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把圣人和文章家诗人，并列一起，已是大胆之作。他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又把六经和古文并列一起，更是大胆。过去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风行最广最久，都不敢将六经文字载入，而曾国藩毅然为之，于是经史百家杂钞和经史百家简编，乃取而代之，成为中国士子必读的古文教科书了。
曾国藩一生爱读书，爱圈书，爱批书，爱抄书，他对于所爱读的书，一一加以圈点，圈点再读，则又批评；批评再读，则手抄之。用功之勤，用心之苦，实古今罕见。他的幕僚人物，大半是他伴读的朋友，极尽切磋琢磨之妙。尽管杀声震天，哭声满地，读书功课，是万万不能停止的。他的文章是雄笔，他的性格是强人。非强人无此雄笔；非强人无此大胆。读书与写作在曾国藩的生命中从未停止过，这构成了他生命的真实。
4.谈诗论赋独辟蹊径
曾国藩”性好言诗“.他曾对儿子道：”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他爱读诗，也爱写诗，现存诗三百多首，词二首，也不为不多了。陆游教其子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身外。“论者历来以为箴言。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七古《书严太守大关赈粜诗后》说：
君能奋身救水火，
一破积习万口牢。
画脂不是壮夫业，
诗外有事真豪杰。
这”诗外有事“,正是强调”功夫在诗外“的意思。
什么是诗外功夫？桐城传人方东树说：”诗文与行己，非有二事。“曾国藩的友人何绍基说得更明白：”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他提出了”人与文一“的命题，说：”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他进一步说：为人为诗之要，”’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有了这种”不俗“的诗外功夫，才不致把诗当成吟花弄月、玩物丧志的平庸工具，也不致把诗当成雕章琢句、卖弄声韵的匠人工艺。因此说，学诗学文，必先学作人。
所以，曾国藩教导儿子纪泽写诗要能脱去恒蹊，不走前人的老路、套路，便需胸怀超群离俗之想。
作诗与作人的关系（作文也如此），是因为诗如其人，诗品总是人品的体现。诗意的高超与否却不能在诗内求之，而全赖作者平日的思想素养和生活积累，故称”功夫在诗外“.
曾国藩曾自述对杜甫的认识过程。曾国藩认为，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固在其诗的本身，更在于他于诗外大有造诣，即器识深远。换句话说，诗的好坏，首先在乎诗人器识的高低深浅。”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不可量度的器识，便是诗外功夫。
好的诗文，总是跳动着时代脉搏，紧贴着社会现实。而能否如此，完全得助于诗人的器识。韩愈的所谓”穷苦之音易好“,杜甫的所谓”文章憎命达“,欧阳修的所谓”诗必穷而后工“,都是认为诗人愈穷困不达，愈能深刻地思考现实，因而，愈能有高超的立意。在人吃人的封建社会中，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所以脍炙人口，耀熠千古，正是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见证。事物，总是有两面，穷而后工，穷未必工，都是符合诗文的规律的。曾国藩说：”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国家鼎隆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气盈而声亦上腾。……达者之气盈矣，而志能敛而之内，则其声可以薄无际而感鬼神。“
曾国藩的诗词绝大部分写于京师，即他的青壮年时期。从办团练开始，在兵戎相接之际，世事纷杂之时，他少有闲情于吟咏，成诗不多，但依然不废诗道。他的许多关于诗的见解，多散见于五十岁左右以后的书信、日记和序跋中。
曾国藩学诗，并不专宗一家。但他主要属意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杜甫、唐宪宗元和年间的韩愈和宋哲宗元衤右年间的苏轼、黄庭坚，故有”三元“之称。”三元“的特点，是一反明人划唐、宋以鸿沟的陈旧观点，主张各取唐、宋之长而融之为一。”三元“是清末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等人为代表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所推崇的，故有人说，曾国藩是清末宋诗派的先声。
中国自《诗经》以旋的诗坛，诗人辈出，诗集充栋。曾国藩以博返约，精心筛选，辑成《十八家诗钞》，作为自己和子弟的读书，他认为，读诗学诗以专心学好一两家为下手处。他写道：
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月兆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
这种”专读“和”互参“相结合的读诗方法，是他对自己所作的定制。对于子弟，他也作了类似规诫。但读书门径，不可强求一律，”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虽然如此，曾国藩的先从一二家下手的方法，即”专一“的方法，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名家之所以成名，首先是吸取了他之前的各家之所长，集中了各家的许多共同法则，其次，才是形成了名家各自的独特风格。所以，学习一二家，既可以学到共同性的东西，也可以学到特殊性的东西。
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曾国藩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而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惟将”趣味“改为”工律“.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句云：
《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
领会各家的基本风格，是学诗学文的一条捷径。但各家风格是复杂有变的，曾国藩对一些诗家和古文家的风格评述，只是说到了他们的一个方面，不可一概论定。正如鲁迅所说，”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
风格之外，曾国藩还指导儿子注重诗的貌与神。他说：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听途说，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认其魂“、”观其神“,是学文、学诗、学字的不二法门。如果连其貌也不认识，那是尚未步入殿堂的大门；但如果认为辨认其貌，便已”到手“了，那是太浅陋的结果。学文、学诗、学字，不贵形似，而贵神似。故曾国藩于诗的四属之外，”别增一种’机神‘之属“.他解释道：
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曾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籍]之类，或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李]太白之豪，[杜]少陵之雄，龙标[王昌龄]之逸，昌谷[李贺]之奇，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用神，而后极诗之能事。
这是曾国藩论诗的”机神“的一段重要文字。”机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家与文艺家所说的”通感“.诗文如无机无神，则难登高雅之堂，甚至会走向俗不可耐一路。《文心雕龙》要求诗文做到”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曾国藩认为”机到神到“方为”极诗之能事“,二者相继相承，都是说的诗文的最吃紧处；只有如此，诗文方可”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王若虚《滹南诗话》云：”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诗若是到了”机到神到“的佳境，自然早不是貌似于人，而是心即自得了。
再次，读诗，学诗，曾国藩强调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诗以声调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诗与散文的汉界楚河，就在”声调“二字上，何况好的散文还讲究琅琅上口的声调呢？不讲究声调的诗，没有多大的生命力，这已是为诗史所证明了的。所以，学诗要”高声朗诵“,”密咏恬吟“,作诗要”新诗改罢自长吟“,”煅诗未就且长吟“.曾国藩虽是发前人之已发，但确是认识深刻。
曾国藩认为：情是诗之魂；诗是情之本。情、理、事（包括景），是诗的三大支柱。但它们不是鼎足而立，惟情为主柱，即使是以叙事为主的叙事诗，也须融之以情，以说理为主的说理诗，也应动之以情，故曰诗与情俱在。《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说的情在诗中的中心地位。
曾国藩是重视诗情的，他说：”诗文以积久勃发为佳，无取乎强索。“积久者何？勃发者何？可能是理，也可能是情。以理胜者与以情胜者各有优长，也各有缺陷，这是历代诗文所表现出的事实。然而，含理既富、情感又深的诗文，也代代有之。理与情，从来不处于互不相容的地步。
但是，人们在诗文中，尤其是在诗中处理好理与情的关系，常是颇费周章的。曾国藩写道：
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之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蕴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这段话的重点是要求诗人”平日读书积理“,只有积理富，才能抒发”胸中至真至正之情“;否则，便可能失其本旨。概括地说，写诗，须以义理驾驭诗情，求诗情吻合义理。这正是北宋道学家邵雍要求作诗发乎情而止于礼义的观点的翻版。平心而论，曾国藩所讲求的义理之学，陈腐无用，已为时代所弃。然而，以理驭情，求情合理的作诗（也包括作文）准则，中外古今，谁曰不然？关键是，理指的是什么理。在曾国藩看来，符合统治者意志的理，称为正道；违背统治者意志的理，称为逆理，如此而已。
以理驭情，求情合理，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写诗，不能以理代情，更不能有理无情。曾国藩对这”另一方面“似乎没有认识到，至少是在实践中没有处理好。他的诗作，特别是五古，十之七八是叙事说理，缺乏”至真至正之情“的倾泻，味若嚼蜡。至于以议论入诗的《忮求诗》，类似格言，类似家训，更无足论。但集中亦偶有情韵较佳之作，如”冉冉南山竹，柯叶互檀栾。上有一片云，下有九畹兰。清风相戛击，虚碧鸣秋寒“之类。
关于情和文的关系，曾国藩认为，情文可以互生：有某种激情，便应该也可能找到表现这种激情的语言文字；而语言文字形于妙笔之下，又可能引发出某种新的激情。这种”循环互发“的过程，便是诗人的艰苦创作过程，也是诗作妙笔生花的过程。
”情文互生“说，可以破那些情不由衷，而石乞石乞于章句的愚蠢作法。”情文互生“说，几乎在向人们宣布，无油然而生之情，而求字句之工，此路不通！当然，这不意味着曾国藩不讲求辞丽句工。他同时也要求诗文的字句珠圆玉润、雅洁藻丽。曾国藩不但讲求诗的句法，而且讲求诗的章法。如评论杜诗句法说：”阅杜诗五古。古人妙处，只是造句之法变幻无穷，故终身无一复句，犹之《毛诗》无相袭之调也。“”温杜诗五古，爱其句法瘦劲变化，通于古文造句之法。“又评论杜诗的章法说：”温杜诗五古，观其笔阵，伸缩吐茹之际，绝似《史记》。“他自己写的一些组诗，最多的达十六首，也章法俨然，既有总体构思，浑然一体，又分别独立成章，各有特色。
在阳刚与阴柔两种文章风格之间，曾国藩本人更倾慕于阳刚之美。他自称”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他主张文章最以气象光明俊伟为贵。好比雨后初晴，登上高山远望旷野；如在楼上俯视长江，坐在明窗净几下，悠然而远眺；又好比英雄俊杰，没有卑鄙龌龊的狭隘志向。文章有这样的雄伟气象，可谓上佳。他评论古人的文章，认为雄奇俊迈，以扬雄文章为最；恢宏恣肆，以庄生为最。他自己的作文实践，以学庄子、扬雄、司马迁、韩愈为主，其《原才》、《湘乡昭忠祠记》等，在逝世前便以文雄气盛而被传颂。
关于诗，他也钟情于那种气势磅礴之作。他认为：”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曹[植]、鲍[照]、杜[甫]、韩[愈]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惜也。“
曾国藩之所以好雄奇瑰玮之诗文，首先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秉性刚强，不屈不挠，年富时且有几分傲骨。咸丰四年在湖南，咸丰六年在江西，颇不为当道所容，与他的性傲气盛不无关系。后来他屡次受挫，”打掉牙齿和血吞“,仍不失其刚强之气。其次是政治上的需要。曾国藩既决心建功立业，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精神上决一死战，成为”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然须要有一种雄奇阳刚之气来支撑。他总结道：”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曾国藩正是这样努力修养自己的。政治上的刚正无畏，发为文章，必然归于瑰玮雄奇一路；曾国藩正是要以瑰玮雄奇之文，以写”经国体野“那样的重大政治题材。第三是文学上的需要。曾国藩既推崇望溪先生，又赞美姚鼐古文”雄伟而劲直“,可以说他前有师承。
但阳刚与阴柔不是对立的。曾国藩指出风格阳刚之文，须揉以阴柔之气；风格阴柔之文，须运乎阳刚之气。这是曾国藩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又作《读李义山诗集》五绝一首：
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
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
唐李商隐义山，在中国诗史上历来被人称为纤巧柔和风格的代表者。对宋诗人黄庭坚（字鲁直，晚号涪翁），曾国藩很赏识和提倡他的诗风。黄诗历来以风格奇崛著称，而曾国藩认为，只有黄庭坚才最能领会李商隐诗的渺绵奥缓的风格，可见曾国藩坚决反对阳刚与阴柔”画然不谋“的作法。曾国藩提倡阳刚之美，却亦不废阴柔之美。
至于阳刚之美的主要体现，曾国藩认为是气势。他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又说：”为文全在气盛。“
如何才能气盛？他认为，必须具体落实到章法和句法上，其中的关键在布局。而”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杂乱无纪，则不能体现出气势；只有直道而无曲径，则气势不能蓄；气不能蓄，则其发也必不盛。这也如蓄流水一样，蓄之愈久，积之愈厚，一旦开闸，则势必澎湃，故气势存在于峰回路转之中，发泄于一唱三吟之时。曾国藩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他具体地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说：”《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写文章，须注意详略疏密，该详者详，该略者略，所谓密处不能插针，疏处可以走马。详处密处，即文章的眉宇目光，亦即文章的精神之所由体现。写文章，又须注意正反中傍之法，做到正反相衬，中傍互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中心用周边扶持，周边围中心转动。至于贯通正反、中傍、起承、开合的线索，曾国藩说得极深切：”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他的意思是，文章的开合伸缩之间的线索，要如蛛丝可见，如马迹可寻。而线索必以气贯之，线索就是气在文章中的运行，线索混则气难张，线索清则气必顺。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同时，字不雄奇则句子也不会雄奇，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字造句的精当。用心在精处，着笔在粗处，这大概是曾国藩古文作法的中心之点。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强调选字造句须做到”珠圆玉润“.所谓珠圆玉润，就是要求遣词造句既雅且洁。所以，他告诫儿子说：”作文章，应该先讲究词藻，如果想使词藻丰富华丽，不能不分类抄记妙语佳词。“
5.著书立说，丰泽文化传中华
曾国藩一生进德修业，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他的亲信幕僚门生在他死后共整理出《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四卷。戎马偬倥一生，还能写下如此之多的文字，不能不令人由衷叹服。（1）曾文正公全集
曾文正公全集的编纂工作，就在曾国藩去世的同年（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在各方属望之下，于长沙开始着手。负责编校工作的，都是曾国藩在日的亲信幕僚及门生，如王定安、曹耀湘、杨商霖、张华理、黄维申等；而以王定安总理其事。刻板印刷的机构，名叫”传忠书局“,先后历时五年，至光绪三年（1977），才全部完工。
初刊全集共一五四卷，所包括的内容如次：
卷首一册奏稿三○卷
诗集三卷书札三三卷
批牍六卷杂著二卷
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卷求阙斋读书录四卷
十八家诗钞二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六卷
经史百家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
文集三卷年谱十二卷
现在选择比较重要的几种，略加说明：
①奏稿。
内容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的”遵议大礼疏“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的”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折“止，共计折片九五九件。但据曾纪泽于曾国藩死后呈缴石朱批折件，致湖南巡抚呈文，则共有一八五六件之多；较现在刊行的奏稿，数量几乎多出一倍。曾家后人，也不知为何没有全部发刻。可见此项奏稿，缺漏很多。但鉴于已刊行的奏稿，历年分配相当平均，重要奏稿也都搜罗在内，证明这是有意删芜存菁，经过选择的。
就现有可见折片而言，其中绝大多数都和征讨太平军有关。曾国藩如何由一个无足轻重的在籍侍郎，逐渐演变成独挑大梁的清军主将，并进而消灭太平天国，所有折片可以呈现相当清晰的脉络。
而清廷对于曾国藩，一方面倚若长城，一方面又对他猜防备至，从折片中所引石朱批或上谕里观察起来，也历历如绘。
太平军失败之后，曾国藩留任江督约近一年，同治四年五月，即奏旨前往山东讨伐捻军。一年多以后，因师久无功而回任江督。旋由李鸿章接替讨捻军事任务。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工作，主要是与李鸿章协同对捻军作战，并一面办理太平军之役的善后事务。
此外，自强运动的各项建设事业，也在曾国藩领导之下，积极展开。是故折片中以上述三项资料为最多。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补直隶总督，十二月抵任。至九年八月，复回两江。在这两年之内，曾国藩经办的重要事件：有建立江苏水师营制、办理永定河等处水利工程、改革长芦盐务、试办直隶练军、查办天津教案等。折片中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处理军、政、财、外交及地方建设等各项事务的才干和见识。而天津教案的处理，他做得不谅于当时的所谓”清议“,迫使他不得不向腐恶的守旧势力低头认错，引咎自责。回到金陵才一年多，便抑郁以逝。奏稿中所收九年八月以后的折片，数量很少，内容也无甚重要了。
②书札。
书札三十三卷，又称《曾文正公书牍》。都是曾国藩写给长官、朋友和僚属的私人函稿。起于道光二十年（1840），按年次编排。其中有些不载年月的，故书札终于何年，便无从得知了。
书信内容，大抵在咸丰二年治军之前，多属论世治学之类；而忧时忧国的热忱，友朋箴规向善的至意，自然流露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及出而治军之后，书信所涉范围渐广。举凡军务、盐政、地方治安、筹饷、针砭世风、国家要政……可说无所不包。
私函比诸奏议、批牍等公文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私函可以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不像公文书那样，需要字斟句酌，面面俱到，因而未免有时欺隐失实。曾国藩虽然是正人君子，他的奏稿也难免有这种缺点。可是在书信中，因为利害与禁忌的顾虑较少，反而透露更多真实的消息。
曾国藩待人，处处以诚信自守；他的书信，坦直、谦厚、忠恕，兼而有之。谋事划策，思虑致密而有条理；也可从信中看出。至于文字的洗练，笔调的典雅流畅，则更是娓娓引人。
所以曾国藩的书信，可以作为后人陶冶品性的箴言，可以作为考证史实的文献，也可以充作临摹学习的尺牍范本。
③批牍与杂著。
批牍是对僚属的下行文件，少数给予外国领事官的札文，也并入此类。
按清代规例：下属对上司有所报告、献议或请示，多使用禀贴或呈文；上司即在文尾批示意见，交下属奉行。有时候，文书幕僚，择要加以抄录，作为将来查考的依据。所以这类文件，论实际数量，当还在奏稿与书札之上；但得以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曾国藩此项文件，全集所录，仅一三五件。数量虽少，也颇能显示他谆谆教诲部属的苦心。
曾国藩常言：”对部属要像父兄教导子弟一样，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这一点，他似乎确已做到了。虽然在文字语气上，难免有点”官腔官调“的味道，但这是当时所谓”朝廷体制“，不得不如此的；即使对多年老友，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对于武职将弁及受业门生，遣词用字，更是冷峻切直。但一番剀切诚恳的用心，却是使人感觉得到的。
杂著二卷，多属笔记、条规、章程、告示、箴铭、课程之类，往往与他处重复。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居官做人，处处肯虚心体察，从细微处入手，有条不紊。而于人性的情伪、官场的风气、军中的弊习，真是洞察无遗。曾国藩所手订的一些条规章程，既是考订史实的绝佳史料，也是后人处理事务的良好借镜。
④求阙斋读书录。
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各占二卷，子部一卷，集部五卷，共为十卷。可说是曾国藩的”读书札记“.经部首列周易和周官，依次是仪礼、礼记，多数是训诂考据之作。因为受了前人的影响，有些地方未免因缘附会；有些地方则给人一种”炒馊饭“的感觉。虽然费了许多力气去考证研究，怎奈全与时代脱节，无裨于世。
这一部分，可说是曾国藩精力的一大浪费。下面接着是左传、国语、谷梁传、尔雅、诂训杂记等篇，勾沉起覆，多有所发明，可为后人读古书提供一臂的助力。如卷二从”乾没“二字说起，谈到”白、素、坐“等字类似意义的用法，颇能纠正一般人的误解。但也有不尽妥当的地方。如说”古人好以甲、乙、丙、丁记事物的次第“，自是不差；但因而批评温庭筠的咏苏武庙诗，”往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二句，”有失古义“；这就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
史部所列各书，于训诂音义的考究之外，颇注意著述背景及作者意旨的分析。对于史事的论断，也颇具史识。然而，间或也有”走火入魔“之作。如卷四《文献通考》，列举西汉哀帝时有”日无精光，邪气连昏“的事（据《汉书·李寻传》），东汉光武帝时有”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的事（据《后汉书·严光传》）；但两汉书的天文志，两事都没有记载。曾国藩因指汉志为”疏略“.殊不知这不是志书的”疏略“，而是列传的摭拾附会。因为天文志的纪录，多是根据档案文件中的天文记载，绝少凭空杜撰；而列传中的故事，不少得自口耳相传，难免迷信附会。志和传的执笔者虽同为一人，也有不能自相照应之处，所以有记载不一致的现象。曾国藩平生笃信星象，故而有此误会。
子部一卷，内容稍见贫乏。大概由于曾国藩对于诸子的学说，本来就视为”旁门支流“，用力较少的缘故。尤以影响中国思想界颇大的荀、韩诸家，皆付阙如，这是令人很为曾国藩感到遗憾的。
集部所选录的书最多，而以魏晋唐宋的诗人作品为主，最后殿以清代诸古文家。
曾国藩生平，爱好诗和古文；大概是因为孔子曾再三推许”诗“的功能和价值，而继起的儒家信徒又鼓吹”文以载道“的缘故。因此，《求阙斋读书录》中，多谈诗文名家的专集，见得曾国藩在这两方面涉猎最广，心得也最丰。谈及诸家诗集，颇能阐发作者真意；文集的讨论，则嫌”道学“的意味似乎太浓了一点。
⑤文集。
集中所录文章共一四一篇，分为四卷，（李瀚章”叙“作三卷）按年次编排。最后一篇《刘忠壮公松山墓志铭》一，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残稿，只有三百多字，作于曾国藩去世之前不久（后由曾国藩门人黎庶昌续作成篇）。曾国藩文集于曾国藩逝世的同年，就有几种单行本问世，但所收文章都不及”全集“之多。
曾国藩平生所作文章，为数不多，主要也是由于”功业“所误。他早年颇为自负，和他同时的梅曾亮、何绍基等人，都颇有文名；曾国藩看了他们的文章，认为自己将来一定可以超越他们。甚至对于清代中叶的诸古文名家，如方苞、姚鼐辈，曾国藩也有所月旦。及至晚年，精力日衰，才幡然以为诸子的造诣，竟非自己所能企及。
然而曾国藩的文章，条理畅达，稳健雄浑，自有他的特色。只是时而好言”性命道学“，未免略带酸腐气息。偶尔也喜欢用些僻典僻字，与当时一般文人，犯同一毛病。所有文章之中，序跋、碑铭等应酬文字，占去一大半。虽然不乏”言之有物“的佳作，而随俗浮沉，堆砌藻饰的作品也不少。
⑥家书家训。
二千年来，儒家的信徒们，在致力缔造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敦亲睦邻“的理想社会。在某一个层次上，他们曾获得若干成功。在政治力量只着重维系统治者利益而忽略照顾大众的专制时代，社会的秩序就靠着他们的影响，而得到相当维持。
从曾国藩的家信里，（对平辈以上的称”家书“，对晚辈的叫”家训“）你可以看到一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如何处理他与家族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怎样追求孝、悌、慈爱、温厚的完美人格。在骨肉亲情日渐淡薄，邻里亲戚几同陌路的现代工商社会里，曾国藩的家信，实在具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国藩家信中，虽然也谈些家务琐事，但有关军国大事、做人做事的原则、训勉子弟敦品励学等记录，也不在少；任何人都值得一读的。
然而必须指出：曾国藩在家信中有些受时代之累的观念，后人却没有盲从的必要。例如狭隘的”忠君“思想，选女婿必须”门当户对“，要求子弟勤习毛笔字和八股文……等等，这些都是只宜于当时的观念，不宜今人学步的。为了嫁女力求”门当户对“，而忽略了女婿本身的重要，以致曾国藩五个女儿之中，四个都遭到了不幸的婚姻，贻误终身。就此一端，已可证明伟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全都可以效法的了。
（2）曾文正公日记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开始写日记，时年二十九岁。至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底，因故忽然停止。至何时恢复，不得而知。黎庶昌所编《年谱》说：咸丰元年，曾国藩有”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并未收录；而见之于《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中。这项日记，包括了咸丰元年七月至二年六月，整整一年的时间。格式很特别：是特地雕板刻印的，上面印就八个记载项目：”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末尾印着四行字，解释”绵绵穆穆“的意义，显然是为了每日自勉的目的而设计的。有其他事项可记的，便写在日记的眉端。
《湘乡曾氏文献》中另有”无慢室日记“、”人过闻见日记“、”道光二十一年元旦日记“等三种，是片断性的记录。连续不断的日记，起于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六日，终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日。（初四日曾国藩便去世了）
曾国藩日记，于编印全集时，曾由王启原摘抄其中一小部分，分为二卷、十门，刊入全集，名之为《求阙斋日记类钞》。赵烈文批评他”精芜并陈“，选择缺少见识。而事实上，王启原选钞曾国藩日记，和清朝宝录馆选编皇帝的”实录“和”圣训“，目的很相类似：都是意在表扬书中主人翁的”嘉言懿行“，以供后人景仰取法的。自然价值很有限了。
曾国藩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前的日记，时而行书，时而楷书；时而笔法苍劲有力，时而信笔挥毫，不甚措意。表示这一时期的曾国藩，年事尚轻，性情未趋稳定；生活心境，难免随外界际遇而升沉。及咸丰八年再写日记之后，才始于维持行书字体，而且大小格式，整齐划一。这也象征着曾国藩的思想和人格，已臻成熟，不易为外在因素所动摇了。
曾国藩的日记内容，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①反省自励的文字很多。曾国藩出身家规很严的旧式家庭。从小就属于”谨饬不苟“的一型；及侧身仕途，又服膺”存诚主敬“的理学；在京师时相过从的师友们，也都能互相规过劝善。所以他时时不忘自我教育，检讨自己在言行上的缺失而加以纠正。
这就是所谓”慎独“与”自讼“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的”严于责己“，有时竟近乎苛刻。例如与人谈话，自己表示太多的意见；看人下棋，从旁指指点点，多嘴多舌；他在日记上都痛自悔责，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房里和自己太太开开玩笑，他也自责为”房闼不敬“.王运曾经劝过他：”做人做学问要慢慢地来，您又何必自责太深呢？“左宗棠却不信他出自真心，因此逢人便骂”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②很少在日记中批评有地位的人物。曾国藩平生以”善于相人“自许，闲常与亲信幕僚们在一起，也喜欢评论时人长短，但他决不写在他的日记上。
③下笔慎重，不轻发议论。曾国藩写日记，目的在备忘，自纠缺失，并藉此养成有恒的习惯。但他自然也同时想到：这日记生前既将为亲友僚属所共见（赵烈文、王运都看过曾国藩的日记），将来更可能会流传后世；所以他在下笔时非常谨慎。所有对清廷的牢骚，对同僚及属下的不满，都尽量避免记载于日记，以免因文字而惹上麻烦。
因此，他日记中记的多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诸如见客、下棋、剃头、看书、行踪、睡眠、来往信件等；甚至连信件内容都不提一个字。
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易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的”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则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足供后人终身取法。论史料，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手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资料，傍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所以曾国藩的日记，实在是一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著作。
然而，曾国藩毕竟未成为著述丰富，有系统思想的大学问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走入官场和集中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运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苦苦攻读钻研，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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