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身之道，历世圣贤都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洋洋大观，众说纷纭。然而纵览历史，还是曲径通幽，殊途同归，自有其普遍的东西和内涵。
修身之道，首要者莫大于立志。志不立则事业无成，志不高远则容易流于平庸，然只有高远之志，夸夸其谈而不勤勉力行，也终将人生付诸东流，暗淡无光。
修身，须以“诚”为本，要忠信、不欺，戒除浮躁之心，加强修养，做谦谦君子。要淡泊、豁达、宽容、勤俭、廉洁、忍让、恭敬，方能游刃人生，铸造精神，升华价值。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之业。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一个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进行立德修身、铸造精神的求索过程。他处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秉持着抱残守缺、淡然处世的态度，以“内圣”之法搏得了千秋美名。
1.做人从立志开始
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
然而，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我常常感到了生活的庸俗，但是我们并不常常产生改变它的志向。曾国藩就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33岁。
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销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就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12月2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你能做到吗？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收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有所作为。
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到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除了立志以外，还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亦即《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鹜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他说的是小情感与大志气的关系，可以说，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于是便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在诗歌中曾国藩常常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感春六首》中，他写道：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粮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血仗。
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年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干径千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欲。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扌从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在写给好友刘营的信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在写给诸弟的家信中又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从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立志不摇，经过发奋图强，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汤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读书并非主要为的是升官发财，而重要的是”进德“、”修业“.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
”是日席中愀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于曾国藩在清朝道咸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的情形下，以其卓荦不凡的德行，来力挽社会风气，有着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胡太常寺卿唐鉴，胡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且身体力行。咸丰九年（1869年），正值他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挑选32人（实际是33人），命其子曾纪泽，画其形象，然后悬于墙上，以便实实效仿。他还特作《圣哲画像记》一文。
曾国藩所列的32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评论道：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木解，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2.勤求己过，知错即改
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身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
”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谀怒诟，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
”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贞忠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是贞忠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医治我的心病！“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他人？谁没有伤害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从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过错呢？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
所以，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过错虽然美丽，但改正过错就更加美丽，况且很多过错却是丑陋无比的呢！改正一个过错，哪怕它很小，很轻，它都会使你身心更加轻松，无愧无悔。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不妨体验一下改正过错的感觉，虽然有那么一点难堪或难过，但是同时你也感到踏踏实实、坦坦荡荡、自由自在。还是说你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你意识到了情不自禁地想她是不好的，如果你改变一下思维呢？这个姑娘很美丽，所以这个世界也很美丽；她很幸福，我曾看见到这个姑娘，所以我也很幸福。同样是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动机不同，心境也不同。
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他说得太好了。
曾国藩名号很多，他乳名叫宽一，名字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唐鉴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曾国藩的解释是：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又）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古人把己身当作先人的身体的延续，比如自己享福，说成是享祖上荫德）。困知勉行（知难而进，勉力而行），期（希望）有寸得（一点收获）以无失词臣（文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安逸）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纵情砍伐）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燃灯（点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乘虚而入）。庶几（也许）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自己）速死。
诚（果真）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处理不仰仗）俯蓄（省有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地洗涤和更新。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同治十年（1870年）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不能容忍一人去为盗为匪，为娼为妓，但我们能接受并欣赏一个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们只知道为盗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自己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仅（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各种美德归属于他“,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静神宁，莫然无愧，才能四时安平处处顺利，悲哀的情绪不能侵入（《养生主》）。
3.效仿古人怡性养生
曾国藩把修身与治国、救世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极高境界的精神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曾国藩是按照中国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要求自己的，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曾国藩是中国儒学传统钅容铸的典型人物，由此可见，修行与治平在他看来是决不可分的。曾国藩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名为”八德“.即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
在”八德“中，”勤“居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亦最深。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谦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中又唯勤字为最要紧也“.曾国藩不仅率先习劳，而且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寒士“作风。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刚。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品格。他说：”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明。”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从前者看指精明晓畅；从后者看，主要指具有降心抑志、冷静权衡的平实态度与眼光。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
信。曾国藩认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与调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浑。关于“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在此，曾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而八德的形成，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即所谓治心之道。这不仅需要时时事事身体力行，尤其需要一种精神本体上的通达。于是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三个层次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然而，静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怎样才能做到静呢？怎样才算做到静呢？曾国藩详尽指出：
”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先指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级“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曾国藩对理学的”静“则达到了自我感悟。他认为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致此，神明则如日之升，身定则如鼎之镇。否则，既使深闭固拒，心如灰死，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这也就没有真正的静。
可见，曾国藩对理学已有了很深的体悟。其神明如日升，身定如鼎镇已可做为为人的座右铭来遵守了。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使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
要从这三层深入修练，达到”内圣“心法的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心）之自欺与否，盖（大概）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只有自己一人知道）。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两次说到）慎独。果（真）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努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切实）实行之。“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体活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他一个人，他与人交心谈心的时候是极少的，况且人在交谈时除了他所要表达了，还有他没有表达的，这没有表达的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说的与想的并不是一码事。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极隐秘的，难于觉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无法知道的。交谈是如此，何况一个人独处呢？为什么说人心叵测？道理就在这里：人的心理极而言之就处于一种独处的状态。
正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这种隐秘性，《大学》才讲”诚意“,有诚意才可取，才能交流、共事或生活，不然的话，这只能伪饰或欺骗；然而，在生活中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不诚实的，即使他真的在欺骗别人，他也要显得是真诚的；一方面他确实不真诚，另一方面他极力显示真诚，这就不能不从事说谎或伪装；他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他是自己真诚的唯一的审判者，所以君子才要慎其独也。
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于是，曾国藩对自己有了严格的”修法十二课“的仪式条款：
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它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
六、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的最重要的工夫。
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做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却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曾国藩给自己定立了修课原则，为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做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他的日记，一直写到临终的前一天。综观他写下的100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警自责的语句。
要做到自警自责，反省尤为重要，这也是个人修养，慎独之大功。
4.抱残守缺而不求全责备
曾国藩说，君子处顺境，兢兢业业，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处困境，也兢兢业业，常觉天之厚于我，其实并非真厚也，而是与更困难的人相比，才觉得优厚的。古人说，处困境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乐天知命，才能无忧。
年有四季，岁有轮回。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有飞黄腾达日，也有潦到落魄时。这就要求你宁静、平和，淡然处之。所谓”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周易》）
曾国藩曾认真研究过《易经》，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懂得人不可能没有缺陷。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女向》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福祸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悔改、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悔改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有了过错才需要悔改，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悔改。这件事我明明没有过错，从何悔改？也许这件事你确实没有过错，然而别的事情就没有过错了吗？难道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吗？
悔改是什么？曾国藩说，”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5.修身之道贵在刚柔相济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正是把”恕“当作”夫子“的一项重要的修养目标。”恕“,是对人而言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不要强求别人做。”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包括在”柔“字之中。曾国藩一生刚强，却又极重柔道。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之孙婿、曾纪泽之女婿吴永曾经口述一段故事，由此可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修身之道。这一故事是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说给吴永听的，当是相当可靠的。李鸿章说：
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午，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关于这第一条的”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一般地讲，天下大事在局外议论呐喊，益处不大，必须亲身加入，挺身负责，才有成就事业的希望“.吴永肯定老翁”躬自入局“,算是对这个故事的深意的一种理解。近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之谓，儿子与京货担子站着、挺着。他们强则强矣，韧则韧矣，可是谁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唯有老翁婉言相求，又欲亲自脱鞋下水，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使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曾国藩把这种忍让的”柔道“包括在他的”挺经“中，不仅说明处事必须刚柔互用互济，而且进一步说明，外表的柔，有时正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从这一故事看，曾国藩的”挺经“确是”守身用世“的宝诀，可惜其他十七条已不见传。
6.靠清廉达致鬼伏神钦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才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曾国藩”不要钱“,是秉承了他祖父曾星冈的家训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已成进士，入翰林院。他十二月回家，贺客盈门，连日不绝。事后，祖父对他父亲麟书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与九弟均已封爵开府，他想起这一庭训，深情地对弟弟说：”这一句话最有道理，从今当以此话为一生的教导。“曾国藩曾发誓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做京官十四年，收入是微薄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他放任四川正考官，得到了他生平第一笔高额薪俸，十一月回京后不久便寄银一千两回家还债和馈赠亲戚。他给祖父母写信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权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他这封信是与祖父的思想相通的，得到了祖父的支持。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他又写信给诸弟，要求置办义田以济贫民。信中写道：
乡间之谷贵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两江三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于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为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馀，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此我之定计，望诸弟皆体谅之。
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恢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绩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他曾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全家五兄弟各娶妻室后，人口增多，加上兄长做官，弟弟们经手在乡间新建了不少房子，他对此很不高兴，驰书谴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卒于任所。曾国藩写道：”余在京四十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
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他的弟弟曾国潢，同治六年（1867年）在家乡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费较多，他相当反感，在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道修治整理堂屋楼宇用钱七千串多，不知道为什么耗费这么大，让我惊骇！我平生视建屋、买田为当官的恶习，发誓不做此事。不想耗费奢侈这样，有何脸面见人！平日所说之话，一点都不履行，真是羞愧之极！九弟曾国荃的品格，便与他大不相同。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之后，曾国荃三次搜括，且一次比一次搜括得凶而多，攻下城后，三次回家起屋买田。他在家乡所起的”大夫第“,长达一华里，共九进十二横，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金银珠宝、华贵家具和仆人婢女，为近世官僚府第所罕见。故被时人讥为”老饕“.对此诨名，曾国藩虽略怀不平，但对老九的贪财终究是极反对的。他写信劝老九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友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曾国藩并且概而言之，以规戒阿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交勉之“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7.以”内圣“法搏万世名
曾国藩以”内圣“法行世，在道德修养上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在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的修养上，又深得开明君王治世之道的要旨。曾国藩曾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初四，在给他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弟的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须复还老实的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以自己的经验之谈，阐述了走向”内圣“的必由之路及具体做法。可见，曾国藩不但自己在”内圣“的修养上达至纯青之境，而且时时教导他的弟子及子孙，做一个有内圣功夫的人。曾国藩的”内圣“修养，使他的独处能力、自制能力很强，这不仅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亦表现于其文书写作里，平生所作的公家文书和私人信件，没有一句欺骗和文饰的语言。他在治军与行政方面，一定力求踏实。有的筹画谋议虽稍嫌迂缓，但取得的成效却意义深远。凡是规划天下大事，没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当时被誉称为”圣相“.他曾创立过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阳水师，所有的章程皆亲手制定。同时，又制定陆军营制、马勇章程、两淮盐务章程、江南开垦章程、直隶清讼事宜、练军章程，皆有关经世治国的大事。
然而曾国藩也曾多次身入险地和濒临绝境，只是由于他凭藉”内圣“之大法，有百折不挠之志，才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巨大成功。虽然说成功在天，然而也应该说是他的人谋所致。春秋时期晋国的赵衰说过这样的话：”说礼乐，敦诗书，为元帅“;春秋时期鲁国的叔豹也说过这样的话：”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就称之为三不朽。“这两个古人所说内圣修炼的话，唯独他兼备。
曾国藩研究学问致力于宋明义理之学，精通对古书字义的解释；研究文学效法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而辅之以汉赋的气势与本体。他的学问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作为最后归宿。他常常说：”古代是没有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到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圣人、贤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名儒，取32人画其图像以师长之礼事之。自撰写文章、施政办事之外，大体上都是礼仪教化之言。他常常称：”古代的圣人，大自天地万物皆推究其由来，小至一家一室的米、盐也没有不分条而理的。“他又常慨叹古礼已经残缺，没有专门军礼了。军礼按理说应当要有自己的专篇细目，有如明代戚继光所记述的那样。像他所亲自制定的营制营规，广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别等级，明辨威严，对于军礼来说也差不多相近了。至于他制订营制、营规时所表现出来的论议规划，秩序井井有条，便足见其平素所积聚的内圣涵养之可观。
曾国藩能够慎独自处，修炼”内圣“之法，他的门人弟子们无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国藩幕府，以军功而跻身官场，一跃而为清廷重臣，与曾国藩对他的举存提携有很大关系。尽管俩人意见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针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意气之争。所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内圣修习从内心敬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左宗棠全集》中，收有他悼念曾国藩的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左宗棠在篇中坦率地道出了他与曾国藩不和的实质，并非个人意气之争，而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对曾国藩的逝世表示悲痛不已，高度评价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己在这方面不如曾国藩；而相互指出缺点错误，却又显出更为深厚的情谊。这种评价，反映出左宗棠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学识才能、为人处世的情操超过常人。
而曾国藩身边的朋友僚人，各类人物之盛，实也古今罕见，他们或德或才或学问，与曾国藩真可谓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以图中兴大业。
曾国藩为人，进德修业；曾国藩作官，以德彰业。诚如梁任公所说：”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蒋介石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中也一再强调了这一点：
”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身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如不论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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