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还能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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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东军司令官的难得光临,并没有给前线带来好运。他前脚刚走,苏军后脚就发动了进攻。

    1939年8月1日,苏军突然出兵,向酒井第72联队驻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进攻过程中,轰炸机、重炮、坦克、步兵一齐上阵。

    自诺门罕战役开始以来,苏军都是以防守为主,这种积极进攻甚为罕见,小松原得报后顿时紧张起来。

    经过三次诺门罕战役后,不光是士兵有了“反战”情绪,就连小松原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开始从“求战”滑向了“怯战”。

    没办法,对手的装备太多,火力太猛,这种战争继续打下去,只会让人越打越沮丧,越打越自卑。

    所谓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所谓职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现在的小松原属于论点上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身上已找不到半点激情。

    他希望就这么先守着再说,偏偏苏军又攻过来了,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得设法抵挡一下才是。

    这天傍晚,三角山上的卫生队接到了转移阵地的命令。在接到命令的同时,每个卫生兵还收到两张信纸,以供他们出发前写家书。

    不是一般的家书,是遗书!对松本等人来说,那个最令他们害怕的时刻终于来了。

    微不足道的虫子

    松本把信纸铺在膝盖上,拿着一根破烂铅笔头,潦潦草草也是抖抖索索地写了一封。遗书是写给老婆的,无非是嘱咐老婆,万一自己战死,要尽心抚养父母小孩之类。

    写这样的遗书,就好像自己已经提前死掉了。松本把写好的遗书折叠起来,放入怀中,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怨念:上面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写遗书呢?恨我们不快点死,不早点给苏军坦克碾碎,给苏军大炮当炮灰?

    议论“血气男儿留空名”那会儿,出于卫生队队长的身份,松本还劝别人不要乱发议论,以免军纪查处,可当写完遗书,他自己也沉不住气了。

    我们这些人不但“死了等于白死”,还是微不足道的虫子,在当官的看来,虫子死多少都是无所谓的!

    松本又恨又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突然像个夜叉一样吼叫着冲出了棺材一样的掩体,一边拿着军刀在山上乱劈乱砍,一边歇斯底里地狂叫怒吼。

    可怜的军医已处于半疯癫状态,直砍到筋疲力尽,喊到声嘶力竭,他才如同一堆烂泥一样瘫倒在地。

    第二天早晨醒来,松本爬出洞,迎着晨风使劲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总算,脑袋有点清醒过来。

    要是没有战争,呼伦贝尔完全称得上是个美丽的世界,云彩、阳光、草原,四周广阔无边,到处生机勃勃,就好像是被日军侵占的东北大地一样。

    “要是还能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该有多好啊!”松本不由感慨起来。他是个医生,他天生不是屠夫,如果可以,他甚至愿意在呼伦贝尔草原当个牧人,与世无争,平平安安地过上一辈子。一个念头涌上松本的心头:“我能不能逃跑?扔下刀枪拿起牧鞭?”参加诺门罕战争以来,松本多次差一点丧命,这使他心里充满牢骚、怨恨和恐惧,逃跑的念头有过,不过都是随便想想,闲来发点感慨,这一次他却是真的想逃,而且逃的欲望很强烈。松本思前想后,一时难下决心,但当他再次看到身边的战刀时,终于明白,他根本就逃不掉。松本的战刀不是部队所配发,是祖传的。侵华战争以前,士官以上都可以领到战刀,但后来因为部队扩充得太多,就发不起了,只好自己从家里带来或者掏钱购买。

    松本的这口刀名叫“长船”,出征时,父亲把它送给了松本,还嘱咐了两句话,一句是不要撒谎骗人,另一句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先前松本没把这些话太放在心上,现在处于这种处境,才真正地掂到了话中的分量。

    假如逃跑,他自己是解脱了,家人怎么办?按照日本国内的规矩,一家人就麻烦了,他们一定会被戴上“非国民”的标签。

    所谓“非国民”,就是非日本人,相当于日本人眼中的“奸细”,顶着这顶帽子,家人将因此受到牵连,乃至于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原来除了送死,别无选择,想通之后,松本也就无所谓了,反正这条命不是自己的,而且早晚得丢。

    卫生队从三角山转移到了733高地。围绕这块高地,双方曾反复争夺,仅坦克兵就交战多次,因此战壕都不用挖,全是苏军原先待过的现成战壕。

    733高地上有一支日军炮兵分队,这支分队刚刚领到炮弹,兴之所至,便一连向苏军阵地扔了五六发过去。

    士兵们多半时间只有挨打的份儿,难得见自家威风一回,都像小孩子过年看放鞭炮一样,拍手欢呼起来。欢呼声未停,苏联人就送了回礼过来,三十几发炮弹,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就是有钱人家的做派啊。士兵们慌不迭地抱着脑袋趴在地上,除了暗念阿弥陀佛,没人再敢吭气了。

    高地上的日军炮兵可能是像卫生队一样,从二线阵地新调上来的,胆特别肥。

    他们自思在步兵面前丢了面子,还想再找回来,苏军暂时停止炮击后,又装上炮弹,赌气似的打了三发。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那边看样子真生气了,哗哗哗地还击了几百发炮弹,733高地四周被打得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士兵中弹惨叫的声音不绝于耳。

    步兵们那个恨啊,你要打就打个彻底,要不打就干脆捏着鼻子一声不吭。明明没几发炮弹,却硬要逞能,解决不了问题不说,还暴露了阵地目标,徒增伤亡,这不欠揍吗?

    于是众人都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朝炮兵嚷道:“别打了!”

    一点都不正常

    从8月1日开始,苏军一直保持着积极进攻的姿态,而且呈现出一天换一个阵地的“喜新厌旧”模式,即今天打酒井联队,明天打山县联队,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不过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不长,似乎并不以完全攻下阵地为意,只是给点颜色就算了。

    朱可夫究竟想干什么,会不会就此发起大兵团作战,成为日军高层最想知道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朱可夫不会自己说出来,只能靠情报,而日本陆军内部并不缺乏情报战高手,比如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情报参谋崛荣三。

    崛荣三有很高的情报解析天赋,在日后的太平洋战争中,他曾准确地分析出美军所要攻击的目标、内容以及日期,因此被许多参谋戏称为“麦克阿瑟的参谋”。

    崛荣三的一句经典名言是“要成为长耳朵的兔子,只要完全变成兔子就可以了”,其情报生涯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股票分析”。太平洋战争期间,情报部事无巨细,每天都要收听和记录美国的广播节目内容。要从这些浩瀚的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情报,如同大海捞针,所以众人只是按部就班,就事论事,对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一点兴趣。

    起初崛荣三也是如此,但慢慢地他从股票价格波动的消息中发现了玄机:只要罐头公司和制药厂的股价上涨,太平洋上的美军铁定就要开始启动下一轮进攻。

    崛荣三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美军每次出兵前,都要大量生产食品罐头以及抗疟疾的药品。

    在诺门罕战役中,参谋本部情报部同样也对苏军动向作了大量的跟踪分析。早在6月中旬,情报参谋们就掌握到一个情况,即苏军正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载重汽车。

    参谋本部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通报,并特别提醒关东军,鉴于载重汽车将可能成为苏军兵站运输的主要手段,必须迅速改变一个错误判断,即苏军不会在诺门罕地区使用大兵团作战。

    辻政信收到情报后却不以为然:就算苏军在用载重汽车而不是马拉大车卸货运货,可是你们这些搞情报的弄弄清楚,大会战是什么概念,那得需要多少载重汽车啊,苏联有那么多吗?

    情报参谋们费尽辛苦,给辻政信几句话就打发掉了。日本陆军实行的是维持作战主导体制,作战第一位,情报和后勤只被作为作战的补充,可有可无。日军的参谋分为三个级别: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兵站参谋,像稻田正纯、辻政信这样的作战参谋地位最高,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属于一类,地位很低,且不受重视,这也就难怪日军的情报和后勤系统总是拖后腿了。崛荣三为太平洋战争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但从来没有被参谋本部和军事主官们采纳过。战后他不无悲愤地总结道:“昭和陆军根本就不懂情报这个东西。”尽管情报参谋在参谋本部也不值钱,可话又说回来,他们毕竟是本部门的人,现在竟然被作为下级机构的关东军嫌弃,还是让人感到脸上无光。再看诺门罕前线,苏军天天进攻,担任前敌指挥的第23师团长小松原又束手无策,活像是霜打的茄子,参谋本部就决定来个走马换将,在给关东军司令部一点警示的同时,也顺便加强该地区的作战指挥。

    1939年8月4日,参谋本部在海拉尔成立第6军,下辖第23师团和第8国境守备队,军司令官由原驻关内宜昌的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担任。

    虽然成立了军,但除将第7师团的最后一个联队调来外,兵力方面并没有太多变化。这种管理方法称得上是日本陆军的常规,侵华战争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在师团以上组建军机构,乃是通行做法,而且作战结束后,军的单位也会随之取消。正常情况下,关东军不会反对。

    不过这里说的是正常情况,现在的情况一点都不正常。你参谋本部早不成立,晚不成立,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第6军,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因为仗打输了。

    仗打输了,谁不恼火?都恼火,关东军做着梦都想扳它一局,要不然老植田瘸着腿去前线干什么?可大家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扳回局面的时候,参谋本部却突然使出阴招,通过成立第6军,隔开了关东军对第23师团的直接指挥。

    从植田本人到辻政信等参谋,对此无不是既愤慨又伤心:这分明是对我们不信任,有意给我们难堪啊!

    关东军司令部感觉自己掉沟里了,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增设第6军只是难堪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

    怪现象

    参谋本部把原先曾随矶谷来长春担任“监军”的两名参谋又派了过来,调查是不是要对苏联空军轰炸富拉尔基江桥作出报复。

    这还是第三次诺门罕战役发起前的事,而且参谋本部早已答复,说是要“注意隐忍”,关东军司令部的人为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监军”询问辻政信等人的意见时,他们就老实作答:当然得报复啊,如果能够轰炸蒙古机场,起码还可以减轻地面部队的空中压力。

    询问完了,两“监军”到诺门罕前线视察了三天,然后起程回国。

    1939年8月7日,参谋本部给关东军司令部来了电报,说已经同意轰炸蒙古机场。

    这封电报顿时引爆了关东军作战课,参谋们全炸了,房梁差点没被他们给掀下来:早点不说同意,非让我们“隐忍”,现在我们拿什么去炸?

    经过第三次诺门罕战役,轰炸机和战斗机不知毁损几多,要炸的话,起码得经过两周的补充才行。

    最让参谋们恼火不已的,还是参谋本部前后态度上的巨大反差。当初提出要轰炸蒙古机场时,关东军司令部曾郑重其事地打了请示,可是却遭到参谋本部的一口回绝,现在来了两个“监军”,装模作样地一问一看,走马观花,事情竟然就成了。你们这不是在侮辱关东军司令部和植田司令官吗?

    有人也在暗中揣测,参谋本部前紧后松,与增设第6军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事也没有证据,只能打打肚皮官司。

    似乎参谋本部的措施真起了作用,荻洲上任四天后,苏军忽然停止了每天例行的进攻,不过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辻政信和以往一样,经常以一个作战参谋的身份,越权跑到前线来指手画脚,根本就没把各个联队长甚至是第6军司令官放在眼里。荻洲对此非常生气,曾对身边的人说:“违反军纪的幕僚中,最厉害的要数辻政信,随便到第一线指挥部队,这算什么,要撤他的职!”

    自然,这也是气话,以辻政信在关东军中盘根错节的关系,又岂是他荻洲能撤得了的。

    辻政信是热心得过分,小松原和其他将领的态度却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对荻洲一直敬而远之,若即若离,荻洲在前线就找不到可以交心的人。

    荻洲自己对打仗的事也慢慢冷淡下来。在他上任前后,苏军一共进攻了八天,八天后,便开始修筑永久性过冬工事。

    当看到日军士兵受累于天气炎热和缺乏饮用水时,荻洲由此及彼,明白了苏军为什么要准备过冬,因为眼前的酷热和缺水,同样是苏军作战时难以解决的严重桎梏。

    不久,有人从阵地上捡到一本飞机散发,供苏军官兵阅读和使用的册子,名字叫《战士防御须知》。看完这本小册子,荻洲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即苏军不会再进攻,只会实行防御。

    有时空中侦察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信息,说看到苏军运输车队在行动,而且使用的全都是载重汽车,这说明先前参谋本部向关东军提供的情报不假。

    荻洲点点头,看来朱可夫确实有可能启用大兵团作战,不过正如前面分析的,苏军即便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得等到明年春天。

    对苏军车队忙个不停,荻洲给出了一个他认为完全合理的解释:诺门罕的冬天极为严寒,这里的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度,要想在诺门罕过冬,当然需要大量的御寒物资,一点不奇怪啊。

    小松原等人在其他事情上可能与荻洲不和谐,但在敌情判断上,双方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老毛子在“八天攻势”未果后,已经准备像北极熊一样趴下过冬了。

    日军的补给速度本来就极其缓慢,荻洲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储足物资后再组织新的攻势。

    关东军司令部也在窥测苏军的动静,他们还特地施展特种情报技术,对苏军的无线电联络进行了窃听和截取。

    作战课调集破译专家,准备对电码进行破译,但实际上这些电报根本就不用破译,因为全都是一些明码电,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抱怨缺少修建阵地的施工材料,以及水泥质量不过关,要求调拨相关器材,有的则说是阵地上水不够了,请求紧急供应饮用水。

    辻政信等人陆陆续续去前线进行了侦察,侦察的结果似乎验证了电码内容。哈拉哈河东岸,苏军全在专心致志地修建过冬工事,时常能听到士兵打桩的声音,而在哈拉哈河西岸,除了运输车队运送“御寒物资”以外,白天几乎见不到苏军有任何动静。

    大家都放松下来,只有参谋本部情报部的那些“兔子”们仍竖着耳朵,瞪着眼睛。

    关东军司令部截获的电文被他们要了过去,情报参谋不像作战参谋,怀疑一切和审查细节是他们的职业习惯。看过电文,这些情报参谋颇感疑惑,认为前线电码不加密本身就是个怪现象。

    难道是施工材料实在太缺乏,饮用水实在太紧张,弄得电报员连编密码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是因为在不毛之地作战,通讯纪律开始松弛?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前面两种假设都不存在,那么很可能是苏军在有意识地拍发假电报。

    问题是,苏军为什么要造假呢?

    真假情报

    答案都装在朱可夫的肚子里。松本的父亲告诉松本,不要撒谎骗人,这条戒律在战场上尤其指挥高层并不适用。

    朱可夫不是经常撒谎骗人,但必要时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以做到极致,早在制定进攻计划的同时,他就制定了各种迷惑战术。

    苏军建有专门的无线电干扰部队,在第三次诺门罕战役中曾建有奇功,战役结束后他们便奉朱可夫之命,停止了对诺门罕地区的通信干扰,否则关东军又怎么可能截获到电文?那些明码电文不用说,全是假的,为的是让日军相信,苏军将会老老实实地过上一冬。

    此外,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散发小册子,也都是朱可夫有意为之。除了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工事,以便让日军“眼见为实”外,朱可夫还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只放一个内容,就是模拟打桩的声音,刻意营造大修工事的热闹氛围。

    这些都是故意散布的假情报,你要从苏军手里得到真情报,那就比较难了。朱可夫制定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反攻计划在前线只有五个人知道,分别是朱可夫本人、军政委尼基舍夫、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战部部长,所有战役计划、命令、口令、文书,统一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负责打印。朱可夫规定,一直到大反攻到来的前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进攻出发地域,需要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的指挥官,必须要换成士兵着装。

    1939年8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诺门罕事件处理纲要”,在“纲要”中,提出要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成果”,同时借机摧毁苏军战力,以便使“敌人野心破灭”。

    在假情报的蒙骗下,植田、辻政信这些人真的以为苏军要过冬了,他们还准备趁苏军过冬麻痹时,给以突然打击哩。

    辻政信随即带着“纲要”,到前线与荻洲、小松原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于8月24日对苏军发动攻势,以组织“第四次诺门罕战役”。

    1939年8月13日,在小松原的陪同下,荻洲巡视了诺门罕一线战场,他仍然没有发现苏军有主动进攻的任何迹象,于是第二天就动身去了海拉尔。

    “第四次诺门罕战役”还早,荻洲在海拉尔要处理的,是小松原给他遗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辎重人员、车辆不足,以及一线士兵老是喝不上水等等。这些问题过多过滥,够荻洲折腾上一阵子了。

    关东军的眼睛被蒙住了,唯有参谋本部情报部仍对那些假电报持有疑问,他们还侦察出,苏军在博尔集亚到蒙古之间铺了铁路,只是列车是否已经通行,具体情况尚未掌握。

    1939年8月13日,就在荻洲巡视战场的当天,情报部向关东军提供了一份敌情判断,对已集结于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做出了推测。

    朱可夫一直在运兵,关东军始终侦察不到,仍然是因为迷惑战术在起作用。

    所有即将投入反攻的部队,都是利用晚上或恶劣天气,才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从大炮到坦克装甲,以及其他一些军用器材,都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上面盖有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

    尽管如此仍免不了会有些动静,尤其是坦克部队,动静更大。朱可夫就出动轰炸机编队,通过编队的低空飞行,来掩盖坦克的嘈杂声,同时前沿值班部队也经常利用小口径机步枪进行连续射击,以分散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到反攻发起之前一连十几天,前线的坦克越来越多。朱可夫索性拿出一些坦克,拆掉消音器,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使日军逐渐习惯苏军的坦克声音,一方面继续为隐蔽中的坦克群打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日军在正式反攻时摸不准苏军的进攻方向。

    在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敌情判断上,揭示了朱可夫偷偷运往前线的兵力概数:步兵营30个,坦克装甲5个旅,蒙古骑兵师2个,野炮级火炮130门,重炮50门。情报部推测出来的兵力概数,与实际情况虽非完全一致,但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涌现出“麦克阿瑟的参谋”的情报部门果然非同凡响。任何有作战经验的人,只要拿到敌情判断,就会知道朱可夫已具备随时发动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并且一定已有相关计划和安排。

    然而情报部又一次失望了。敌情判断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根本就没人答理。

    事后,情报参谋们也承认,关东军的作战参谋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是件颇有疑问的事。

    辻政信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两码事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争斗,如今在辻政信脑海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江湖恩怨。关东军和其上级机构参谋本部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第6军的设立和取消轰炸禁令,更加深了这种感情上的对立,以至于他们与参谋本部逐渐互不联系。参谋本部倒不像关东军这么小心眼。只是在当时汪精卫叛逃的情况下,张灯结彩,来年扶植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已成为参谋本部的头等大事。这件事还牵一发而动全身,汪精卫做了汉奸老大,其他汉奸怎么安排,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如何统一编组与指挥,都一齐涌了上来,从中岛次长开始,参谋本部的一众作战参谋忙到昏天黑地,既然关东军不来联系,他们也乐得先丢下不管。

    关东军不同,是真耍起了性子。这些哥们与参谋本部之间既不通电话,也不发电报,情报部的敌情判断来了,没人当一回事。

    其实这时关东军通过空中侦察,也发现苏军的运输车队很是反常,运输汽车日夜不停,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竟然达到千辆左右。

    这是在运输“御寒物资”吗?怎么看都不像。如此重大的情报,按规定应向参谋本部汇报,但关东军方面根本没这么做,他们认为,离开参谋本部的控制,关东军这部军事机器不仅能够照常运转,还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多惬意。

    关东军从一般自恋滑到极度自恋,连与参谋本部的正常联系也中断了。情况传到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耳朵里。载仁觉得很不是滋味,就派分管作战的中岛次长亲自到长春,做出虚心求教的样子,并承诺,第6军不会绕过关东军,仍受关东军指挥和管辖。经过多方疏通和解释,植田、辻政信等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关东军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指挥位置,辻政信指手画脚得越发起劲,哪里轮得着情报部来给他提供什么指导。

    前线日军从一名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一份地图,这份地图到了辻政信手上。他从地图上得到的信息是,苏军在哈拉哈河地区至少部署了三个师,而且背后在修临时铁路,但是他仍然没放弃自己原先的那套理论,也就是“兵站极限论”。

    就算是有临时铁路,总不至于修到诺门罕吧,还不是要载重汽车卸货。一个大兵团会战所用的物资,苏联人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载重汽车呢?

    没有足够的物资,苏军三个师攻个三天,也就到顶了,其效果很难超过“八日攻势”。再说了,不是还有“第四次诺门罕战役”吗,就像“处理纲要”中说的,没准这一战就可以摧毁苏军战力,破灭其“野心”,所以根本就不用着急。

    辻政信关于苏军“汽车不足”的观点根深蒂固,因为日军自身经验在那里,要知道,日军在诺门罕的运输汽车,全部加起来还不超过700辆。辻政信预计,苏军可能会多一些,不过满打满算,千辆出点头,就不得了了,而这一数量,难以负担大兵团作战的实际所需。

    的确,大反攻需要的物资,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要将它们从博尔集亚火车站运往诺门罕前线,在他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如果你只会按照设定的游戏规则玩,将永无出头之日,朱可夫要打破游戏规则,创造新的奇迹。

    再按部就班地去博尔集亚卸货,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朱可夫投入两个铁路工程兵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开始抢铺一条临时铁路,就从博尔集亚一直延伸到蒙古境内。

    铺铁路是大动作,难以完全保密,所以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隐隐约约侦测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条铁路的具体进度。

    修筑临时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奇迹,经过58天的日夜施工,在总攻发起之前,铁路已铺设到了乔巴山市,而且早已通车。这条铁路长达324公里,将原先的兵站线缩短了近一半。

    到这里,辻政信的思路起码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剩下的一半兵站线,总得用载重汽车运吧,所以辻政信说朱可夫一定“汽车不足”。

    朱可夫的确不足,他也为此伤透了脑筋,可问题在于,辻政信所认为的不足,与朱可夫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在朱可夫开出的清单中,仅炮弹就需要一万八千吨,航空炸弹六千五百吨,加上食品燃料等其他物资,总计六万吨。朱可夫计算了一下,运输这些物资,需要三千五百辆载重汽车、一千四百辆油罐车。

    8月14日前,朱可夫想尽办法,弄到了一千七百多辆载重汽车和九百多辆油罐车。

    这可不是千辆出点头的问题,如果辻政信知道的话,准得仰面摔个大跟斗。让朱可夫愁容满面的,正是与辻政信概念完全不同的“汽车不足”。为了调集足够车辆,朱可夫忙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特别是在大反攻进入倒计时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疲劳到了极点,双眼布满血丝,嗓音嘶哑,特别想打瞌睡,为此桌子上总是放着几杯浓浓的酽茶,借此提神醒脑。

    1939年8月14日以后,国内又陆续拨来一千多辆载重汽车和三百多辆油罐车,还少几百辆车,不过缺口已经越来越小。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苏军是怕未来的补给不够用,日军却是早就不够了。按照关东军后勤部门的战后分析,当时日军起码缺少3000辆运输卡车。荻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向前线补充了1500吨物资,连苏军的一个零头都不及,这使前线日军提前陷入了饥寒交迫、青黄不接的窘境。

    荻洲解决问题的办法倒也实在,不能做加法,就做减法。他下令尽可能节约第一线兵力,从第23师团抽出部队去后方修筑过冬工事。

    1939年8月17日,松本的卫生队奉命随抽出部队转移,他们来到了一处“森林地带”。

    说是森林,其实不过比别的地方多一些灌木和小松树。在这里,松本碰上了秦医长带领的另一拨人,两边都有三十来个卫生兵,人多力量大,短时间便在林子里建起了临时医务所。

    建了医务所还得建用于休息的战壕,秦医长和松本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彼此相处融洽,于是决定给两人挖一个双人战壕。

    在挖什么样的战壕时,双方有了争论。秦医长主张在断崖下挖猫耳洞,松本则竭力反对。

    猫耳洞内比室外温度低,蹲在里面要相对凉爽一些,但是松本认为不安全,有塌方危险。

    自从那次差点被活埋后,松本对掩体塌方特别敏感,他觉得还是找一个平坦地方挖“章鱼罐”比较好,就算塌了,还可以靠“土遁秘法”自救。

    秦医长大大咧咧,说断崖上面还生着灌木,怎么会说塌就塌呢,你就别大惊小怪了。

    松本争不过秦医长,只好迁就了对方。晚上秦医长呼呼大睡,松本哪里睡得着,他时刻都担心猫耳洞会塌下来,只有抬头盯着顶上的土壁,迷迷瞪瞪,一晚上没能合眼。还好,这是个平安夜。

    第二天,秦医长接到命令,步兵晚上要对苏军发动夜袭,需要卫生队跟从。秦医长便用商量的口气,问松本能否带队前往。松本人老实,又觉得秦医长待自己不错,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天夜晚确实很适合发动夜袭,天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是夜袭的阵容让松本有啼笑皆非之感。

    那是一支步兵小部队,人员尚不足一个中队,就这么一丁点人,能干得了什么?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了约有4公里路程,步兵指挥官告诉松本:“卫生队原地待命,没有命令不准擅自行动。”

    步兵把卫生队扔下,自顾自地往前面去了,手无寸铁的卫生兵们趴在地上,就像被遗弃在荒野中的儿童,那个怕啊,连松本自己都不知不觉浑身哆嗦起来。以为前面要打仗,不料好久都听不到一点动静,没有枪声,没有呐喊,既不见夜袭部队返回,也不见任何人来跟他们联系。卫生队在焦虑和不安中,一直熬到凌晨三点,相互之间已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对方的脸,还是不见有人前来招呼。松本在诺门罕出生入死,已经成了半个老兵,凭经验和直觉判断,他认为夜袭部队其实什么都没干,虚张声势地绕了一圈后,早就撤回去了。这就算是夜袭了?松本又惊又气,不由佩服起指挥官们的智慧和勇气,原来夜袭战术竟然已经进化到这种层次了,连自己人都可以欺骗。另外,松本其实能够理解夜袭部队。凭那几个毛人,如果傻乎乎地真去攻击苏军阵地,不啻于羊入虎口,也许一个都回不来,你别看步兵在卫生队面前显得神气活现,但这个世上,历来只有烈妇没有烈夫,面对苏军的坦克和大炮,他们还不一样地怕死?

    让松本感到特别气愤的不是这个,而是夜袭部队用“原地待命”给卫生队画了个圈,不准他们“擅自行动”,撤退时又不派人来知会一声。

    这也太自私了,天一亮,卫生队就算想回去都回不去。眼见得“待命”就是送命,松本再也顾不得许多,当即下令全体后撤。撤退时,松本一边走一边警觉地观察着周围情况,不料走了一会儿后,他发现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卫生兵,其他人早就像兔子一样跑得没影了。这不知道是多少次死里逃生了,但当松本撤回小森林时,他才知道,死神伏击他的位置并不在夜袭路上。猫耳洞塌了,把秦医生埋在了乱石堆中。挖出来时,身体已经冰冷僵硬。松本既为秦医长难过,也为自己的侥幸逃生感到恐惧和后怕。秦医长的今天,会不会是我的明天呢?

    为什么

    卫生队再次接到转移命令。估计是补给情况又有所缓和,因此他们又被从后方调到前线,新阵地是山县联队驻守的2号阵地。

    对去哪里,卫生兵们并没有任何决定权,就算前线是地狱,一个命令一来,也得睁着眼睛踏进去。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人的求生欲望反而格外强烈,在往前线开拔的途中,狂风卷着黄沙儿漫天飞舞,行军异常困难,但没一个人敢脱离队伍,都怕因此而丧命。

    2号阵地与苏军阵地已经相当之近,等于是在对方眼皮子底下,但让松本感到诧异的是,苏军并不向这里发射重炮,所有重炮炮弹都带着呼啸声,嗖嗖地从头顶掠过,奔后方日军阵地去了,落在2号阵地的主要是重迫击炮。

    为什么苏军不重炮轰击2号阵地?这问题问得很贱,然而答案十分简单:正因为离得近,苏军怕误伤自己人,所以轻易不朝此处发炮。

    尽管只使用了重迫击炮,但给日军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小,而且苏军坦克还经常来袭。

    在第二次诺门罕战役中,日军步兵发动肉弹攻击,用燃烧瓶来对付坦克,当时确实使苏军坦克受到一定损失。事后经检查,苏军受损坦克有百分之八十都不是被反坦克炮炸掉的,而是毁于日本步兵之手,其中又有一多半系步兵投掷的燃烧瓶所引燃。

    作为坦克专家,朱可夫不仅重视整体战略战术,对许多具体细节也绝不放过。他意识到,连燃烧瓶都能炸坦克,说明坦克本身一定有问题,最后症结就集中到了苏军坦克的汽油发动机上。

    朱可夫从苏联国内紧急调运几百台柴油引擎,战地修理营加班加点,把坦克装甲车的发动机全部改造成了柴油式,同时在车尾要害部位加装了钢丝铁刺网或防护板,确保燃烧瓶即使投在上面,也很难使坦克燃烧。

    日军仍然给一线步兵普遍配发燃烧瓶,连卫生兵们也人手一只,但对苏军坦克的威胁已经不大。燃烧瓶不管用,就发反坦克雷。

    反坦克雷从外表上看,像一块夹馅面包,因此俗称“面包地雷”。无论燃烧瓶还是反坦克雷,投掷之前都得先靠近坦克,这可需要做肉弹的勇气,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时,当苏军坦克逼近时,松本也只敢大喊“快埋反坦克雷”。

    在2号阵地,松本看到了敢贴近坦克的“无敌勇士”。一名叫渡边的士兵用竹竿绑着反坦克雷,利用向坦克匍匐前进的方式,接连炸毁两辆坦克。

    只是第三次不行了。苏军把诺门罕作为武器试验场,所有类型坦克全开了过来,其中甚至包括尚在试用中,还很不完善的T-35重型坦克。

    T-35堪称坦克家族中的航母和巨无霸,它有分为两层的五个独立炮塔,共拥有3门火炮、5挺机枪,火力超强。当渡边离T-35还有二三十米距离时,他就被机枪打成了蜂窝。接着,坦克很冷酷地开过去,把渡边的尸体碾为肉酱,压成肉饼。

    T-35后来没有得到推广,是因为它的弱点同样致命,那就是行动非常缓慢笨拙,很容易被“肉弹”找空子,但苏军在T-35背后还配了狙击手,坦克看不到的死角,他们用子弹补上。

    肉弹攻击的场面,就在距离松本仅150米的地方上演,后来这些悲惨的镜头再也没能从他脑海里抹去,终其一生,都在折磨着他。

    看到渡边死去,松本就好像自己也死过了一次,他绝望了。当晚上山县联队也传令下来,说是要组织夜袭,让卫生队派人跟随的时候,松本立刻举手报了名。

    前面是地狱,后面也是地狱,左是死,右也是死,比死更可怕的却是对死亡的等待,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

    处于这样的环境下,简直要让人精神崩溃。松本想,与其坐在阵地上受罪,不如冲到苏蒙军阵地里,挨上一枪是痛快,要是能杀掉一两个苏联兵,也算是够本了。

    这次夜袭跟上次夜袭的基本程序差不多,卫生队还是得先“待命”。“待命”的过程中,松本既紧张又亢奋,一直暗暗念叨着:“马上就要打起来了,马上就要呐喊冲锋了,一场厮杀就要来临!”可是规定时间早已过去,臆想中的刀光剑影不仅没有出现,前方还静得可怕,一点不像夜袭前后应有的景象。莫非夜袭部队又熊了?

    超强预感

    如果一个人拥有许多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他一定会成精。松本就是这么一个“精”,联想到上次的教训,他判断夜袭部队肯定撤退了,而且又把卫生队给遗忘了,于是断然下令撤退。撤回来一打听,果不其然,夜袭部队已经撤了。不过通过这次经历,松本发现两次夜袭行动,他其实都有些冤枉夜袭部队。夜袭不成功,并非日军步兵胆怯,或是有意作假,蒙骗上司。事实上,夜袭部队两次都摸进了苏军阵地,但那里早就空无一人,一个苏军士兵看不到不说,连枪支弹药甚至食品和水都没有找到。

    撤退时,也不是夜袭部队不想通知卫生队,只是两边都怕被高台上的苏军所发现,尽量把身子压得很低,结果就是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

    松本所亲身体验到的,正是朱可夫所实施的“夜退昼攻”战术,即天一黑苏军就撤出阵地,天一亮再靠炮火夺回来。

    在越打越聪明的苏军面前,夜袭和肉弹攻击一样,都让日军陷入了食之无味,然而弃之将更加无术的可悲境地。

    每时每刻都与危险打交道的经历,让松本本能地拥有了一种对危险的超强预感。2号阵地有一座工兵联队修筑,专供军官们隐蔽的战壕。相对于士兵们自己挖掘的掩体,这座战壕显得十分坚固考究,壕顶上不仅建有两层松木、木板、沙袋构成的隔离带,而且还铺了五层厚厚的钢筋水泥板。

    壕分内外两洞,内洞宽敞,住着高级军官,外洞低矮,中下级军官都集中在那里,像松本这样的最底层级军官,只能在外洞口挤上一挤。

    人人都以为越靠近隐蔽壕越安全,唯有松本觉得悬,因为他注意到,一辆苏军坦克曾开到离隐蔽壕一百米的地方,一停就是二十分钟。

    无事不登三宝殿,苏军坦克绝不会浪费这二十分钟,松本判断,隐蔽壕可能已经被发现了,坦克这是在进行侦察。

    随后,苏军侦察机也盯住了隐蔽壕,在上空来来回回低空盘旋了好几圈。松本深知苏军炮火的厉害,隐蔽壕的安全,全在“隐蔽”两个字上,一旦目标暴露,你那所谓的坚固根本就不够对方开销的。有一个叫福田的军医,一直钻在隐蔽壕里,松本劝他离隐蔽壕远一些:“我觉得这个隐蔽壕太不安全,咱们还是到士兵壕去躲一躲吧!”福田哪里肯听,要是有资格,他还想到内洞待着去呢。见对方毫不理会,松本只好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刚坐下不到一分钟,就听见晴天霹雳一声响,隐蔽战壕真的中招了。苏军打来六发炮弹,六发全中,隐蔽壕顶部及四周的圆木墙壁被震得走了形,但这座战壕确实坚固,这么轰都没有塌,很多军官仍然躲在里面。苏军侦察机幽灵一般地来了,低空盘旋两圈后才飞走。经过空中侦察,苏军炮兵确认目标及测量数字无误,马上又打来六发炮弹,并且再次全部命中。十二发重炮炮弹的连续轰击,终于使隐蔽壕承受不住了。眼见得它一点点地往下塌陷,最后形成一个凹形大坑,包括福田军医在内,没有出来的军官全部被活埋在了里面。

    在轰炸隐蔽战壕的过程中,侦察机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些侦察机低空盘旋,且个个大摇大摆,无所畏惧,其中就包括“夜行怪客”波-2袭扰机。

    注意,波-2出行的时候不再是黑夜,而是白天。为侦察机创造如此优越环境的,自然是战斗机。日苏两军对诺门罕制空权的掌握,大体可分三个阶段,7月以前,制空权一度在日军的飞行集团手中,7月以后,随着斯穆什科维奇及其大批新飞机的到来,日军飞行集团损兵折将,逐渐处于不利局面。

    到了8月初,又完全是另一个新的开局。斯穆什科维奇在国内空军部队、飞行学校中大贴招贤榜,挑选了一批飞行、格斗技能都甚为出众的老飞行员及新锐尖子,组成“拳头部队”。

    这一次,他要完全夺取制空权,所以必须绝对精锐参与。“拳头部队”到达战场后,锋芒直指各个日军机场,不光是袭击,还要进行封锁,直至将日军飞行战队完全驱出。

    第1、第11战队相继丧失元气后,日军飞行战队里最活跃的是第24战队。该战队在“7.29”空战中遭遇了重创,随后被迫从一线的额拉依机场撤出,转移到靠后的野战基地。

    可是斯穆什科维奇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驱”的目的达到后,他还要通过连续空战,以痛打落水狗。

    在“8.4”空战中,第24战队又被打得不成人样,战队长松村黄次郎中佐的座机起火燃烧,迫降于苏军后方。

    僚机飞行员西原五郎赶紧施救,他把飞机停在一块选定的平坦草地上,但没有关掉发动机,在把受伤的松村拖进自己的座舱后,即加大油门滑跑起飞。

    这时苏军已经看到日机迫降的位置,正开着汽车飞奔而来,双方一个前脚一个后脚,差不了多少时间。

    西原成功逃脱,靠的就是未关闭发动机所抢来的那点时间!得知这件事,日本各大报纸对西原五郎勇于拯救他人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只是这种类似于第1战队“操纵的神”获救的事例,最多不过骗骗老百姓,实际于事无补。

    “8.4”空战后,第24战队因大量减员和极度疲劳,已到了不能再战的程度,当天晚上就被调回海拉尔机场休整补充。

    至此,日军在诺门罕的制空权大半丧失,以至于苏军侦察机大白天都可以跑到日军阵地上空晃来晃去。

    来去无牵挂

    2号阵地隐蔽壕被炸事件,对前线日军的士气造成不小打击,只是他们不知道,苏军还有最致命的一击,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现代战争的胜败所归,并不出于数学计算之外。截至8月18日,朱可夫所需要的六万吨物资已大部分运到前线,对于日军,苏军已掌握了相当大的优势,就连秘密集结的步兵都已超过日军数量的一半。

    到8月中旬,先后传来的两个消息,更增强了朱可夫获胜的底气。第一个消息能让日本人气到吐血。当初日本邀请德国观察团观战的初衷,既不是请他们来做军事顾问,也不是为了给他们看笑话,目的只有一个,博得德国元首希特勒赏识,以便及早促成日德军事同盟的实现。

    可是事与愿违,此举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德国人不来看,还以为日军有两下子,看过之后,才知道日军连半下子都没有。

    观察团每次发回国的报告千篇一律,把处于“一战水平”的日军贬得一钱不值,说到精彩处,甚至可编成一部笑话集。

    比如,日军以勇猛自诩,指挥官往往身先士卒,报告中对此莫名惊诧:高级指挥官不在后方指挥,竟然和部队一起冲锋,这完全是“缺乏必要军事指挥常识的愚蠢蛮干”。

    日军当宝贝一样的坦克部队及其战术,笑得德国人的牙掉了一地:完全失败啊,日本人没几辆坦克,而就为了爱惜这些破坦克,居然使用步兵掩护坦克,并用骑兵向苏军坦克发起“愚蠢的进攻”,大家能想到世上还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术吗?

    德国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他们一直是在垃圾堆里搞装修,制造坦克需要原料、金钱和时间,士兵只要一张明信片就能招来一群,你说哪一个更宝贵?步兵掩护坦克,天经地义,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是日本的国情,不是德国的,观察团毫不客气地指出,日军的战斗力非常薄弱,德国跟这样的国家结盟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在对日外交上应“格外谨慎”,不可与日本过分亲密。

    纳粹元首尽是一些势利货色,希特勒在收到报告后马上作出决定,不再带日本这个笨手笨脚的小朋友玩了,日本政府要求军事结盟的请求遭到明确拒绝。

    德国对日本的不义气,等于给朱可夫卸下了包袱,一旦他们发动反攻,苏军在欧洲方面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

    朱可夫听到的另外一个好消息,则与兴安骑兵师有关。兴安骑兵师隶属于兴安军,兴安军共有四支警备军,其中就包括在诺门罕弄出事端的兴安北警备军。各警备军都属于站岗放哨的治安部队,后来便计划从四支警备军中抽调主力,编成具有野战性质的兴安骑兵师(又称兴安师)。兴安师下辖三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团。该师为甲种编制,一般警备团只有四个连,它每团有五个连,其武器配备仅次于正规日军,在当时的伪军中,属于第一流装备师。

    从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开始,关东军司令部便下令兴安师参战,并额外配属了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使这个师由五个团增加到六个团。

    参战的兴安师被列入河东兵团,由战车团长安冈正臣统一指挥。在河东战场上,他们主要负责与蒙古军骑兵第8师(骑8师)作战,一度占领了对方所控制的诺尔台高地。

    但是好景不长,苏军通过坦克大战,击溃了河东兵团的主力,从而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兴安师。

    兴安师起初能从骑8师身上占到点便宜,只是低水平线上的较量,其实这个师内部问题一大堆,最大的问题就是成立时间太短。

    兴安师从师长、参谋长,到团连甚至是排的军官,大部分是日本人,也就是说,在指挥上它属于“皇军系统”,“伪军”只分布于士兵和少数下层军官阶层。这样,军官要从不同编制的日军部队中抽调,士兵也来自各警备军,因编组过于仓促,彼此缺乏必要的磨合,直至出征前,官兵之间还是互不相识者居多,有的士兵连本团团长或本连连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出征的骑兵还没有军马和鞍具,炮兵则缺乏驮马和挽马。到了前线,安冈一看,光着屁股怎么打仗?这才赶紧派人去海拉尔等地方购买马和鞍具。

    买来的马尚未到士兵之手,路上就遭到苏军飞机的连续轰炸扫射,损失了一百多匹。剩下来的,有一半以上均为没有调教训练过的生马,与实战的规格和要求相去甚远。

    来不及集中训练的还有士兵,因为没有经验,当苏军进行猛烈炮击时,士兵竟然不知道要深藏战壕,老是喜欢探头探脑地出来瞧热闹,结果不少人的脑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热闹掉了。

    在苏军第36摩步师和装甲兵团的配合下,骑8师发起反攻,兴安师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差点被全歼。在小松原派第23师团接应后,残部才得以撤了下来。兴安师至此再无能力投入进攻,只能在侧翼警戒阵地担任掩护。尽管如此,这个倒霉的伪军骑兵师终究没能逃脱厄运,在苏军发动的“八日攻势”中,他们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参战一个月,全师三千余人仅剩下不到三百人,重武器损失率达百分之百。

    损失的那两千多人并非全是战死或负伤,其中的一千多人都逃了。苏军摧枯拉朽式的火力攻击,毫无疑问是导致逃跑的主要原因。蒙族兵不像日本兵那样纠结,反正是替人打工,也没有什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顾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想逃就逃。另外一个原因,是日军在诺门罕的物资非常紧缺,僧多粥少,偶尔有那么一点好吃的好喝的,蒙族士兵什么也分不到,日本军官却可一人得双份,他们还为此编了个理由,说是“我们日本人生活水平高,你们蒙古人不习惯吃喝”。

    蒙族士兵经常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境地,都是爹妈生父母养的,一想,我们连白菜叶子都吃不着,干吗去替你们操那卖白粉的心,不如遁去。

    就像破了洞的容器一样,士兵或单独行动,或集体逃亡,今天走了三五个,明天跑了百八十,最后就连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不到三百人,转眼间也逃散大半。

    当然也没全跑,还剩三十一人,里面除去三十个日本人,只有一个是蒙族人——这个蒙族人从小在日本长大,自己也以为自己是日本人了。

    即便不崩盘,以兴安师的那点实力,朱可夫也不用太过在意,他重视的是兴安师原来的设防位置,因为那里藏着他的破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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