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考事件表面上属于教育问题，其实是河南特权阶层对田文镜进行改革的一种抵制，事件发生后，田文镜立刻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处境非常被动。与此同时，多数同僚都冷眼旁观，不肯施以援手。
张廷璐自案发起，始终未对肇事者严加整治，而只是敷衍式地将绅衿们递上来的匿名投诉状批复给开归道（开封府下属官阶），让开归道代他对生员们进行劝慰。按照田文镜的想法，开归道陈时夏既直接受命处理此案，就应“坐堂讯问，将诸生传至内衙书堂”，可是陈时夏居然真的像张廷璐所交代他的那样，与诸生员座谈，“称为年兄，央其赴考”，低声下气地哀求对方重返考场，结果人家还不买他的账。
田文镜再找负责刑律治安的按察使相助，然而按察使张保对罢考事件也同样置若罔闻，推诿说：“我只管人命盗案，其他事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些人似乎都巴不得田文镜早点倒霉，但他们却低估了田文镜的手腕和心理承受能力。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这位新来的搅局者独自出击，向雍正密奏此事并力主严厉镇压。
以天心为心
雍正已经料到罢考事件可能受阻，但没想到还有人会借机闹事，并且闹得这么大，不由得大为震怒，他立即接受了田文镜的建议，特谕田文镜和河南巡抚石文焯，指示逮捕首犯并押往省城候审。鉴于罢考事件的影响太大，他另外委任吏部右侍郎沈近思为钦差大臣，与刑部尚书阿尔松阿一起奔赴河南，共同审理此案，一俟查明案情属实，则按律对首犯予以正法。
在雍正做出批示后，带头闹事的王逊、范瑚等人很快便被抓获，沈近思、阿尔松阿也紧急抵达河南审案。按照田文镜的说法，沈近思起初尚有“沽名袒护”之意，阿尔松阿倒是按刑律来办的，见王逊等人已经招供，知道不能直接袒护，但隐约间也对案犯有些宽纵。
田文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马上如实向雍正做了报告，这下子沈、阿哪里还敢懈怠，案件在最短的时间内便得以审结，王逊、范瑚被判斩立决，其他参与之人也都受到了惩处。
由于措置得力，罢考事件犹如台风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绅衿、地主全都消停下来，没人再敢闹事了；各项考试照常进行，所有上次没参加考试的生员全部补考；各处黄河堤坝的修建工程开工顺利，“伏汛平稳，秋汛可保无虞”。
田文镜也没放过他所认为的那些渎职者。学政张廷璐平时遇到劣绅抗粮生事，每每沽名钓誉、徇私包庇，在此案中又不作为，令田文镜极为不满。尽管张廷璐的哥哥、内阁大学士张廷玉乃朝廷重臣，声势显赫，但田文镜仍毫不忌惮地向雍正进行了密奏，致使张廷璐被革职。除此之外，开归道陈时夏被革职留任，按察使张保虽未受到处分，却也被吓得不轻。
1724年9月，田文镜署河南巡抚，他在罢考事件的表现初步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不久，江南因水灾荒歉，江宁巡抚何天培请求从山东、河南调运粮食救急。究竟调运哪种粮食呢？田文镜上奏说南方人不吃小米，以调运小麦为妥，孰料大学士张廷玉、朱轼却说，用小米煮粥其实挺好喝，南方人不会不爱吃。雍正觉得似乎也挺有道理，便没有听田文镜的，而是让山东调运小米至江南。
不出田文镜所料，小米南运后出现了无人问津的情况，赈济效果很不好，雍正为此懊恼不已。这时他突然想到，自己长在宫中，对于民间的饮食习惯和生活常识自然不够了解，张廷玉、朱轼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事实是，田文镜弹劾了张廷璐，而张廷璐是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玉鉴于皇帝在罢考事件中的立场以及对田文镜的重用，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嘴上又不敢说，只好找机会“合法”地给田文镜找碴儿，田文镜建议输小麦至江南，他就说小米比小麦好——你还别以为事情小，有那么几件之后，就足以改变皇帝的看法，影响对田文镜的印象了。
至于朱轼持相同论调也并不奇怪，他与张廷玉同殿称臣，自然只会随波逐流，帮着同僚说话。
雍正对官场的各种陋习了如指掌，他立刻领悟过来，说：“田文镜办理尽心，朱轼、张廷玉不过因张廷璐之事归怨田文镜，欲使所奏不行耳。”于是下令嘉奖田文镜。
田文镜急忙回奏谢恩，说我愚昧无知，其实并不知道这样做法可以避免失误，此事在我不过是“一得之愚”，没料到皇上明察秋毫，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那时雍正虽然还没有正式问罪年羹尧、隆科多，但年、隆恃功骄纵，横行不法的种种劣迹都已浮出水面，这让一度视两人为心腹股肱的皇帝又气又愧，一再在朱批中痛责自己：“朕惟愧乏识人之明而已。”
雍正熟读儒家经典，《尚书》中说，人君以天之主为心，君下则以君主之心为心。他曾经服膺于这种说法，认为最好的臣子是“以君心为心”，而年、隆就是“以君心为心”的绝佳范例，可临到头来他却发现，年、隆原来只是阳奉阴违而已，他们和自己其实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年羹尧可谓第一负恩人也！”惨痛的教训让雍正改变了他固有的一些思想认识，他觉得《尚书》里的相关论述有问题，应该纠正为“君臣都要以天心为心”。
臣子以君心为心，是说他只要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仅仅照着君主的话去做就可以了，现在要以天心为心，对天负责，实际也就意味着对臣子的要求更高了，他不光是表面忠君，还要时时事事处处为君主的切身利益着想，从骨子里真正地忠君！
田文镜的回奏恰逢其时，让雍正生出无限感触，当下便写了一则著名的批语：“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我不瞒你们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直来直去的汉子，直来直去的性情，直来直去的皇帝，你们这些大臣只要不辜负我，我就决不会辜负你们，好好干吧！
不谋而合
雍正派田文镜到河南，首要职责是清查亏空，田文镜自然不会忘记这一使命，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严查，务求“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
1724年12月，已经查出亏欠的官员被全部会集至省城，在对他们本人严加审讯的基础上，田文镜下令查抄这些官员的任所与原籍，将查抄出来的财产进行变卖，用以弥补亏空。
在河南境内，就算是已经离任人员，如有亏空，也照样要追查到底。除此之外，田文镜还敦促那些负亏空之责但尚未被查出的官员早补亏空，以免遭到惩罚。他这种严查审追的做法颇见成效，河南布政司库的亏空当年就被全部补清。
田文镜在整顿亏空中取得的成绩以及雷厉风行的作风，深得皇帝的赞赏，当年年底，他即得以真除也即实授河南巡抚。不过雍正对他也并非深信不疑，在朱批中经常对田文镜提出告诫或警示，有时说你的政绩虽然不错，但舆论对你的评价一般，这说明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必须自省，有时说你不要只知道一味揣摩、迎合、迁就我，这样就会脱离你做官的本意和初衷，反而会造成恶果。
田文镜毫无疑问是按照雍正所嘱在“好好干”，而且所干的事又完全符合雍正的心意，那他为什么还这么不放心呢？说到底，无非还是怕田文镜重蹈年羹尧、隆科多覆辙，恃宠而骄，所以只能继续进行考察和敲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雍正四年也即1726年，从这一年起，雍正对田文镜怀疑和责备的话突然一下子全都消失了。
外界盛传，田文镜有一个行事颇为奇特的绍兴籍幕僚，姓邬。古语道“天下师爷出绍兴”，明清两代，浙江绍兴籍的师爷遍布全国各地，名声很大，而且还形成了专门的称谓，即“绍兴师爷”。这位邬先生就是非常典型的绍兴师爷，他不仅能够帮助田文镜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而且通晓法家学说，可谓城府深沉，机心巧变，有一天，他问田文镜：“田公是想当名督抚，还是寻常督抚？”田文镜回答：“自然是名督抚啰。”
“那么好，田公就让我施展一回，不要掣肘。”
田文镜听了颇为好奇，问他想怎么办。邬先生说：“我为田公您起草了一封上疏，但是疏中一个字都不能让您看见，您也千万不要想看内容，直接上奏就成了。我担保此疏一上，田公大事必成。”
田文镜虽然还有些半信半疑，但他知道邬先生并非冒失鲁莽之人，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就点头答应了。邬先生随即将起草好的上疏送来，田文镜依约只字未看，仅在上面签了个自己的名字，就派人送走了。
后来当田文镜得知疏中内容时，差点没把他给吓得尿裤子，不过这件事的结果却如邬先生所说，让他笑出了眼泪。原来邬先生观察时局，发现隆科多的劣迹已经暴露，可是因为隆科多是皇帝的舅舅，又向来得到皇帝的宠幸，所以内外大臣没有一个敢上奏参劾隆科多。在这种情况下，邬先生便觑准时机，替田文镜写了一封密奏，弹劾隆科多“挟势贪赃”，此弹章与雍正不谋而合，使他有了整治隆科多的依据，田文镜也从此宠遇日隆，行情暴涨。
按照传闻，似乎是田文镜在把隆科多搞惨的同时，乘机上位，才得到了雍正的完全信任。其实这只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因为隆科多的罪迹主要发生在京师，外省即便有所耳闻，也不能越俎代庖地去进行参劾，况且田文镜所用密折极为机密，必须由密奏者亲笔书写，雍正对密折也从来是亲阅亲批，绝不可能由他人一手包办。
当然这则故事里也有接近事实的部分，比如田文镜与年羹尧、隆科多的不对付。田文镜得雍正识拔前后，雍正之所以发布“御制朋党论”，不但是为了打击允禩党，也是要告诫群臣不得结党营私。田文镜不折不扣地遵照了雍正所嘱，明知年羹尧、隆科多炙手可热，又是最得皇帝宠幸的重臣，依然与之保持距离，不肯阿附。年、隆自然对田文镜没有好感，两人都曾上奏雍正，说田文镜“居官平常”，所幸雍正当时并不相信，认为年、隆关于田文镜的看法只是“轻信浮言，未得其实”。
年、隆下台时，那些曾依附于他们并得以鸡犬升天的官吏大受株连，而昔日与之不合的人则多获平反，田文镜便是其中一个，在年羹尧失宠后，他还曾奉命调查和详细汇报年羹尧所寄匿财物的行踪，令雍正很是满意。
政治风格相似，全力贯彻雍正的施政方针，以及反对年、隆，毫无疑问都让田文镜越来越得到雍正的欢心和信任，但真正使这对君臣达到契合无间程度的，却还得数“田李互争案”，后者也正好发生在对二人关系具有转折性意义的1726年。
科甲人
从1723年至1725年，经过为时三年的清查，各省都清偿了一部分亏空，直隶、河南等省做得尤为出色，直隶省原亏空白银四十一万两，截至1724年7月，已追补偿完二十万两，剩下的二十一万两也有望在第二年全部偿清。
三年清查期满后，雍正宣布，所有未补完亏空的省份，可再宽限三年，三年期限一到，务须达到预期目标。当然，要是实在觉得有困难，认为皇帝是在强人所难，则现在就可以“奏闻请旨”，把理由说充分讲清楚，但如果既不能自圆其说，届时又不能完成目标，“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
河南省州县尚有部分亏空，同时省银库的亏空虽然已被全部补清，但并非能够从此一劳永逸，其间仍会出现反弹。按照雍正所定目标，田文镜一面继续严催急补，一面对涉嫌贪污或渎职者进行查办。从1725年年底至1726年2月，他连续参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汝宁府知府张玢、夏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贪赃枉法，至此，在仅仅两年时间里，经其参劾被罢官的属员已达二十二人之多。河南官场为之震动，不少官员在心惊胆战的同时也对田文镜非常不满。
田文镜本人是捐纳监生出身，与科举出身的人（时称科甲人或科目人）天然有着一种心理隔阂，科甲人看不起田文镜，而田文镜对科甲人也不予礼遇，正好他所参劾罢免的官员又大部分都是科甲人，“黄、张、邵、汪”皆为进士出身，河南当地舆论因此纷传田文镜容不下士子，仅犯小错就会进行打击迫害。
广西巡抚李绂恰好奉调为直隶总督，入京面见雍正。李绂为理学名臣，以好士得名，途经开封时，田文镜前去见面，刚刚拱手行礼，他就声色俱厉地问道：“明公（指田文镜）身为封疆大吏，却为什么要成心蹂躏读书人？”田文镜当场被窘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李绂接着在进京召对也就是与皇帝对话时，再次数落田文镜，把他形容为一个性格阴暗、苛刻不仁的酷吏。
与田文镜在康熙朝籍籍无名不同，李绂那时就享有盛誉，藩邸时的雍正不知田文镜，但对李绂之名如雷贯耳：“才品操守，为满汉中所少。”雍正登基之初便有意重用李绂，比如下密旨让他在广西寻找毒树汁，这就不是哪个巡抚都能得到的秘密任务。
李绂与田文镜一样，先前都与年羹尧合不来，年羹尧倒霉后，他不遗余力地对年羹尧进行揭发，更获雍正信任，召其为直隶总督，就有进一步加以重用之意。对于李绂的意见，雍正非常重视，自始至终认真倾听，两人谈至午夜方结束。
随后，李绂正式上密折弹劾田文镜，指责他不辨忠奸，包庇上蔡令张球。按照李绂的说法，张球本是没有什么大功名的市井无赖，因幕客邬某推荐，得为田文镜之心腹，张球向邵言纶、汪勒索未成，于是便向田文镜诬告邵、汪，导致田文镜误参了他们，并为了杀人灭口，将黄振国害死狱中。
雍正的情报网非常严密，他已从别的途径了解到有关张球的一些劣迹，但他对田文镜也没有完全失去信任。由于担心田文镜上了张球的当，权衡再三，他决定将李绂的折子裁去头尾（也就是隐去密奏者的名字，对其进行保护）后发给田文镜，同时在朱批中提醒对方不要护短和偏听偏信。
雍正发来的密折让田文镜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在“黄、张、邵、汪”四人中，如果说黄、张的罪行都查有实据的话，他对邵、汪的指摘和参劾，确实是因为听了张球的一面之辞。
事到如今，田文镜只好先回折为自己申辩，说张球并非由幕客邬思道（即邬某）所推荐，其人不仅没有招摇生事，而且还是一个才具操守均有可取之处的贤能之员，据他了解，虽然张球曾有过向邵言纶借银的事，但早已还清。
田文镜本身是个非常老练的吏员，他知道仅仅如此分辩，未必能够取信于皇帝，也无法彻底驳倒密奏者。
怎么办？扣帽子！
心病
李绂在路过开封时刚刚给过田文镜难堪，说他故意蹂躏士人，虐待进士出身的州县官。对于李绂扣的这顶帽子，田文镜自然很不情愿接受，因为他平时对自己就很严苛，加上报效心切，只要属员稍有过失就会予以参劾，而并不是存心要打击所有科甲出身的官员。
虽然雍正在发密折时已特意隐去了李绂的名字，但田文镜可以猜到参劾密折十有八九是出自李绂之手。面对李绂之辈几乎足以致命的攻击，穷极之下他能够想到的对策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也给对方扣帽子，帽子的名称私人定制，就叫“科举党援”。
作为雍正的近臣，自雍正发布“御制朋党论”起，田文镜就知道皇帝最讨厌朋党之风，而他查到“黄、张、邵、汪”皆为康熙朝乙丑进士，偏巧李绂也是乙丑进士，这些人是同年，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于是田文镜佯装仍不知密奏者为谁，在回折中化身为中国的福尔摩斯，转弯抹角地做了一番推理：密奏者既能够指斥一个政府官员为市井无赖，可想而知其自视甚高，必然为进士出身，邵、汪俱为乙丑进士，或与此人同年；邵、汪案很早就发生了，但密奏者却并未上折，一直等到黄振国即将解京受审时才具奏，黄振国亦系乙丑进士，可见此人表面为邵、汪辩冤，暗里则欲扰乱黄案，为的是证明我田文镜所参各员都不足凭。
如此巧辩，田文镜是希望雍正脑海中能够立刻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即虽然皇上屡颁特旨，要求解散朋党，但一些臣下仍然违背圣意，一味抱团儿，以李绂为首的乙丑进士就是典型，他们互相包庇，徇私袒护，反过来还对拒绝与之同流合污的官员倒打一耙，加以攻击陷害。
清代虽以捐纳制度作为科举取士的补充，但只有在国家有重大事宜需要巨额支出，如筹饷、赈灾或兴办工程时，才会开捐纳。田文镜危言耸听地说，眼下捐纳已停，科甲只会越来越多，倘若他们都照这个样子做，一旦有人被参就群起妄议，以后科甲之员有了贪污苟且的事，督抚诸臣还敢题参弹劾吗？
田文镜给李绂戴帽子，把话题引向师生同年和科甲朋党，毫无疑问是为了摆脱自己所面临的困局，其效果也立竿见影，一下子就触及了雍正的心病和隐忧。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朋党之风可谓由来已久，到宋代，朋党已成为其政治生态中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明代的东林党更是世人皆知。清人入关后，对中原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朋党总的来说弊大于利，党人们援引私人、排除异己，往往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即便自称为“君子朋党”的东林党亦概莫能外。顺治甚至认为宋明之所以亡国，就是亡在朋党手里：“朕观宋、明亡国，悉由朋党。”他再三倡禁朋党，并命吏部揭榜，“不许投拜门生”，以“永绝朋党之根”。
尽管清初的皇室就对朋党的弊端有着充足认识，但并未能够刹住此风，到康熙朝时更呈难以遏制之势，大臣们不管荐人还是参劾大多党同伐异，康熙对此相当无奈，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
不光是大臣结党，宗室、八旗也都会结党，当时出于争储的需要，雍正也偷偷地从事了朋党活动，并以朋党作为谋夺储位的工具。唯因如此，对于康熙朝朋党的异常猖獗，雍正才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登基后他告诉自己的亲信大臣：“朝中党援亦皆由此分门立户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当年雍亲王一人耳。”
雍正与他的父亲、爷爷认识一致，认为只要是朋党，就会损害君权，非君主所能容忍，同时储位之争又强化了他的这种认识，于是忍不住还将为朋党说过好话的欧阳修给痛骂了一顿。
粉碎朋党、整顿吏治是雍正执政以来从来没有放松过的一根弦，首先自然是铲除自康熙朝以来遗留的诸皇子党，其次是弱化八旗势力，至“田李互争案”发生时，二者皆已取得成效：允禵、允禩党先后土崩瓦解，八旗成了政府中的八个衙门，无复各自为政之权。
对宗室、八旗的抑制一结束，马上就轮到了官僚。雍正认为官僚结党的来源之一便是科甲同门，他将在官场上拉帮结派、因循和慕虚名的科甲出身者斥之为“科甲习气”，愤愤地说：“此风不息，将来斯文扫地矣。”
在雍正看来，权倾一时的科甲大员周围最容易聚拢“科甲习气”，他们以此大员为中心，依靠同年故旧、老师门生的关系互相牵扯，争相偏袒姑息。李绂恰恰就是科甲大员，而田文镜提供的说法也让雍正意识到，以李绂为中心，以乙丑进士为纽带的一个朋党可能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这还了得？
雍正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臣下随意欺瞒的人。1726年7月，他特派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赴河南进行审查。经过海寿等人的调查，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迅速浮出水面：黄振国竟然还活着！
开了头炮
原来黄振国案发后，本人被解至祥符县暂时羁押，其间出现了“血流不止，饮食不进”的情况，祥符县知县在呈报上司的公文中据实进行了汇报，外界由此哄传田文镜已将黄振国杀死灭口。李绂未做调查即信以为真并参劾田文镜，实际构成了诬告和做伪证的嫌疑。
调查对田文镜一方也有不利之处。经查，田文镜为之打包票的上蔡令张球果然有问题，他对邵言纶、汪勒索不遂，便在田文镜面前进行诬告，从而导致田文镜误参了邵、汪。不仅如此，张球还有故意隐瞒境内出现的抢劫杀人案，未对上司据实报告等劣迹。
从田文镜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他未必是故意袒护张球，极可能也是受其蒙敝，而且在雍正派出钦差大臣之前，他从李绂的密参中已经隐隐约约感到张球与自己原先的想象不太一样，为此在密折中主张先行对张球免职。雍正很欣赏他的这种态度，同时告诉他不用担心张球的事，真相很快就会水露石出。
等到钦差大臣来豫，张球的种种不法行为被查出，田文镜大惊失色，他知道仅包庇下属这一条罪状，就足以让他受到处分，于是忙“羞愧无地，悚惕难安”地向雍正谢罪，一面自认愚昧和无识人之明，一面请求对自己立予罢黜，严加治罪。
雍正开始就断定张球是个劣吏，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他为此沾沾自喜，对田文镜说：“朕早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正直的官吏，如今种种劣迹都已败露，你应该服朕的眼力了吧？”
雍正认为田文镜一者在前面的密折中已表态要处理张球，二者系受下属欺诳，袒护张球并非出自本心，乃无心之过，所以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宽慰他：“何罪之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你都经历一番，对你而言未尝没有好处，可以增加见识，更好地看透人情世故。”
不追究也就算了，让人们感到莫名其妙的是，雍正居然特赐田文镜风羊、荔枝——莫非他还立了大功不成？
是的，别人都蒙在鼓里，只有雍正心里清楚，田文镜的确是立了大功，这个功就是帮助他向科甲朋党开了头炮！
田文镜激动得老泪纵横，除了表示今后当深自惩戒，痛加悛改，还掏心掏肺地对雍正表忠心，说：“臣眼中只知有皇上，臣心中也只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雍正用朱笔将这句话从密折中圈出，批道：“难为你此数句议论。”
在李绂与田文镜的此番较量中，两人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互有得分失分。李绂这时尚受雍正的信任和重用，奉命以直隶总督的身份拘押允禟，而且雍正既替田文镜开脱了罪责，自然也不好对李绂太过深究，为此雍正便将田文镜的密折转发给李绂，令其复奏，给他找台阶下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
如果李绂能够识相一点，就该像田文镜一样认错讨饶，偏偏他还在犟嘴，继续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说我袒护同年？乙丑同年三百多人呢，当时都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何况十八年不通音信？黄振国、邵言纶这些人我以前根本没见过！而且我以前参劾过的好几个官员也都是乙丑进士，我不照样参他们啦？”
就连黄振国案这个实锤，李绂都不承认自己有错，还拿来攻诘田文镜：“黄振国无病报病，背后必然有人想弄死他，就算不是田文镜亲自主持，也是祥符县知县在迎合田文镜！”
可想而知，雍正看了这样的回复会是怎样一种心情，他当即加以严厉申斥，说李绂唠唠叨叨个没完没了，完全是看不起我这个皇上。
尽管李绂在拘押允禟的过程中“便宜行事”，表现得非常卖力，也算为雍正立了功，但因为读书人特有的刚愎好辩的毛病，他还是被调离直隶总督，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又因受到其他案件的牵连，被降为奉天府尹。
事情只是开了个头。1726年12月，浙江道御史谢济世突然上疏题参田文镜，说田文镜犯有“营私负国、贪虐不法”等十项大罪。雍正看后十分不悦，说：“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办事，乃天下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之事，朕可以保其必无。”随手将谢济世的奏章掷还，不让他参劾。
让人想不到的是，皇帝都已经做了担保人，这个谢济世却仍然犟头犟脑，非参田文镜不可。雍正很是郁闷，接过谢济世的奏章再一细看，发现其措词居然与李绂的密折所述完全吻合！
密折是皇帝与大臣之间一对一的交流，外人无从得知，除非李绂事先已与谢济世通了气，否则无法得到合理解释。雍正以此及彼，迅速认定谢济世坚持参劾田文镜，乃是出于朋党倾轧，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于是立即命令九卿与刑部联合对谢济世进行审讯，逼他供出指使者。
审讯开始后，谢济世矢口否认有指使者，还说：“文镜之恶，中外皆知，济世读孔孟书，粗识大义，不忍心坐视奸臣欺君罔上，所以才冒死参劾。你们一定要挖出指使者，那指使我的就是孔子、孟子。”
这样的口供当然没法让负责审讯的人交差，刑部尚书励杜讷吓唬谢济世说如果你再不如实招供的话，就只有大刑伺候了。就在此时，当天值班的御史陈学海突然出班走到大殿中央，高声说道：“在这件事上与谢某交结的人，就是我！”
也爱玩这一套
陈学海是谢济世的好友，当钦差大臣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时，他也以员外郎身份随同前往，从而得以了解到了整个案情。回京后，见雍正并未处罚田文镜，陈学海认为是钦差大臣没有向皇帝揭露全部事实真相，于是便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谢济世，这才造成谢济世热血上涌，出头参劾了田文镜。
陈学海的叙述让参与审讯的人都松了口气，他们随后将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雍正做了汇报。雍正听后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陈学海的本愿是为了让皇帝掌握全部实情，就此而言，没有过错，但谢济世却未必，因为很难排除他另外受人指使的嫌疑，或许他利用陈学海的直言为自己做掩护也说不定。
再问负责审讯的大臣，有没有审出别的指使者，这些大臣只好说谢济世“是狂生，妄想做个忠臣，口口声声称孔孟不止，始终不肯说出谁是指使者”。
在找不出皇帝所要的幕后“指使者”的情况下，刑部等衙门揣摩雍正的意图，草拟了一个处理结果呈报给雍正：“谢济世参劾田文镜各款，虽然自认是得自于毫无根据的传闻，但显然还是受人指使……应处斩立决。”
谢济世是言官，中国古代有不轻斩言官的不成文规定，因为言官的职责就是提各种意见，如果皇帝杀了言官，基本等同于说他听不进不同意见，将直接影响其声誉。雍正当然不会这么蠢，他表示没必要判谢济世死刑：“这个人不是说想做忠臣吗，好，朕成全他，让他从军去吧。”谢济世遂被革职，充军阿尔泰山。
雍正在发落谢济世后，一边宣布不再对谢济世案予以深究，一边却对大学士、九卿发表谈话说：“此前李绂纠参文镜（田文镜），胡说黄振国已在狱中被文镜灭口，不知道受何人指使？现在济世（谢济世）参劾文镜，说到黄、邵、汪诸人时，与李绂所言一一吻合，显见得是有人在李绂的密奏上进行钻营，然后又指使济世陈奏。”
雍正和田文镜果然是一对天生相契的君臣，田文镜善于推理，雍正也爱玩这一套。他认为谢济世背后的“指使者”其实是蔡珽，也就是在年羹尧案中逼年羹尧赶快自杀的那位。蔡珽为什么会遭到怀疑呢？因为黄振国曾是他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其间获罪并被削去了官职，由于蔡珽的保举和推荐，才得以出任信阳州知州。
蔡珽与李绂的关系向来较为密切，黄振国、蔡珽、李绂、谢济世等人又都是科甲人，所以雍正的推导逻辑是，黄振国被田文镜所参，蔡珽以此与田文镜结怨，先让李绂诬告田文镜，见没有成功，继而再唆使谢济世弹劾田文镜……
“田李互争案”原本只能算是官僚之间互相瞧不起的意气之争，但在雍正君臣的操作下，完全蜕变成了一个科甲朋党大案。雍正宣布蔡珽、李绂等人“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并分别作出判决：黄振国、汪论死；邵言纶戍边；蔡珽、李绂下狱；张球绞监候。
在这里面，如果说黄振国、张球是罪有应得，汪、邵言纶就很冤枉了，蔡珽、李绂即便有错，也处罚过重。李绂虽未被判死刑，但在牢中活罪却也受了不少，据说两次处决死刑犯，雍正都下令将李绂陪绑，刽子手的刀就架在他脖子上，问他：“这时你知道田文镜好了吗？”李绂很硬气，梗着脖子说：“我是愚笨之人，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
至此，以李绂为首的科甲人在互争案中一败涂地，田文镜大获全胜之余，真正被雍正视为可以给予完全信任的心腹之臣。在当月给田文镜的朱批中，雍正写道：“如你我君臣皆上天逼成，学好做好，此恩此德生生世世当感佩的。”
对雍正而言，关于互争案的处理只是一个幌子，他需要的是以此来达到惩治科甲朋党的目的。互争案后，他又继续扩大范围，有意识地搜寻科甲官员的过失并进行惩治。吏部尚书、云贵总督杨名时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儒臣，连朱轼、张廷玉等现任大学士都对他毕恭毕敬，就因为对雍正的这种做法不满，雍正便随便找了个莫须有的借口，将其撤职，罚修洱海河道。
雍正登基后，为肃正吏治和防止政出多门，所刮起的风暴一轮接着一轮，其决心之大，手段之烈，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在他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下，包括皇子党、年隆功臣集团在内的新旧朋党逐个灰飞烟灭，至于科甲人的朋党，在雍正出手时，甚至都还没有真正成形，一俟遭到如此重击，更是连发展的环境和土壤都没有了。
独特之处
雍邸时期世人眼中的那个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皇子不过是个假象，真正的雍亲王拥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立志进行革新，誓言“将唐宋元明沾染之习，尽行洗涤”，期待“振数百年之颓风”，也因此，他眼下不需要任何虚名，只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不需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所谓儒学名臣，只需要能够和他同心同德，一起“以天心为心”的田文镜式能吏，如果你不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换掉！
江西各府州县亏空了许多仓谷，前任巡抚裴幰度明知问题严重，却不报不纠，现任巡抚又为人软弱，且好沽名钓誉，导致江西在第一个三年清查期内迟迟都未能改变夸空的局面。雍正对此极为不满，从1726年起，他在江西一手推动了大规模的钱粮清查行动，同时推出一系列举措：已调任的裴幰度被留于江西任所；对亏空负直接责任的历任江西布政使被发往江西审讯；从全国的其他州县挑选几十个能干的吏员，统一派往江西，准备随时顶替被撤换下来的贪官；特派吏部侍郎迈柱主持通查江西全省钱粮的亏空积弊。
迈柱在康熙末年当过监察御史，是个难得的好官，他在江西任上遭到了一些当地势力的反对和抵制。雍正闻讯立即站出来为迈柱撑腰打气，在皇帝的支持下，迈柱不避嫌怨，积极查访，认真处置，最终裴幰度及历任布政使都不得不吞下自酝的苦果，用自己的财产来补偿亏缺的仓谷。
亏空案的特点是瞒上不瞒下的办法，互相进行包庇，福建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巡抚毛文铨报告说没有亏空，但有人却揭发本省的仓谷亏空问题非常严重。雍正初步判断是毛文铨在故意隐瞒，遂派广东巡抚杨文乾前往清查。
杨文乾的出身与田文镜最为接近，他是汉军正白旗人，由捐纳监生入仕。抚粤前，杨文乾任河南布政使，和另一个叫王士俊的人同为田文镜的下属。相传有一年王士俊调任河南祥符县知县，在礼谒其上司也就是田文镜的时候，田文镜问他出身，王士俊皱着眉头，说话吞吞吐吐，好久才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回答道：“士俊不才，读书出身，某科散馆翰林也。”田文镜对自己捐纳监生的出身最为敏感，一听便知道王士俊是在有意讥讽他，不由得大怒，当场就将其予以斥退。
王士俊知道惹怒了田文镜，回到官署即请求免去祥符的赋税银两万余两，他知道田文镜不仅不会轻易答应这样的要求，而且还会因此罢他的官，在他想来，官虽然丢了，但总好过以后经常被上司责骂和穿小鞋。
果不其然，田文镜看到王士俊递上来的条陈后，马上准备写疏对其参劾。杨文乾闻讯前来拜见田文镜，对他说：“王某请求免税，乃是沽名钓誉，田公罢他的官是成全了这小子，我劝您还是先不要这样做。”
田文镜一听觉得有理，就同意按杨文乾说的办。未几，杨文乾升任广东巡抚，临走前他特地奏准朝廷带王士俊随其赴粤，并让王士俊在广东地方担任了要职。
从传闻中可以看出，田文镜性格严苛，而杨文乾则更懂得说话和为人处世的艺术，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样作为雍正新政的排头兵，要改变历久相沿的积弊，就必然要与众多的官僚、绅衿进行交涉，有时甚至还要采取严厉措施，否则不足以破除阻力，所以不徇私情和不怕得罪人，其实是杨文乾、田文镜身上共有的特征。
杨文乾到广东后，积极执行雍正的各项政策，尽管他比田文镜更会处理周边关系，但也很快遭到了本省四名同僚的弹劾。
雍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喜欢那些为上司、同僚所交口称赞的臣子，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实事不可能不得罪人，能够获得周围人人称赞，恰恰说明这个人沽名钓誉，未必可靠。相反，如果你常常处于孤立之势，受众人围攻，反倒容易得到他的欣赏和保护，雍正曾经很直接地说：“朕当年即是孤臣，既无靠山也无外援。”
在杨文乾遭到同僚的联合攻击和倾陷时，雍正极力为杨文乾承担责任，并痛斥攻击者，还把田文镜的例子拿出来为自己的爱臣们打气：“杨文乾不过同省四人合力排陷，如田文镜内外合力排陷岂止四人……但田文镜实能争气，成全了朕的公明二字……”
与江西查案一样，雍正在派杨文乾赶赴闽省的同时，还挑拣了候补的多名府州县官员随行，“现任府州县内之钱粮稍有不清者，即令更换”。
雍正考虑问题非常周密，在杨文乾一行到达福建之前，他估计可能会有贪官预先做手脚，闻风向官民借粮谷暂充库存，用以蒙混过关，为此特向福建官民发出上谕，声明如若有人胆敢出借，一经发现，所借粮谷即没收充公。
杨文乾到达福建后，分路派人核查亏空。按照清理结果，除前巡抚毛文铨被撤职，其余钱粮不清的官员也遭到弹劾，福建府州县原有官员八十人，前后因弹劾而被罢职者竟达五十余人，这些免职官员全部都被责令补偿亏空。由于被撤职的人太多，杨文乾带去的候补官员都不够用，“守仓库有余，处理繁重事务不足”，经杨文乾请旨，雍正又敕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适用吏员送往福建。
经过雍正君臣的上下联动，雍正的清查亏空措施最终在福建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没有一点问题
钱粮亏空是个不容易填上的窟窿，除了查抄贪官财产及其让他们的亲属帮着赔偿，还有另外一条有效途径，那就是用火耗来弥补。
火耗亦称耗羡，本质上是一种正税以外的附加税。它最早起源于明朝，当时官府向农民征收钱粮，说民间缴纳上来的银子都是零碎银子，需铸成银锭方能保存，但在铸锭的过程必然会有损耗，粮食也一样，放在仓库里会被鼠雀吃掉不少。官府认为，所有这些损耗都须由税民予以补偿，办法是在应交的税额之外再加收若干银子，此即火耗的来源。
从明朝起，火耗就由州县官自定额度，自行征收，自行使用，通俗点说是地方官府的“小金库”，尤其到康熙末年，所征收的火耗除用作必要的办公经费，其余不是用于向上司送礼，就是落入个人腰包。在康熙朝，一个巡抚每年因火耗从下属那里得到的好处达十几万两银子，州县官作为直接经手人，自然拿得还要多，动辄就是几十万至上百万，其间吏治败坏的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确保私人及送礼的用度，州县官平时征收火耗比为国家征粮纳税更起劲，也更严格，火耗占正税的比重最多的竟然达到八成左右，一般的也在三四成之间，令农民不堪重负。相比之下，州县官对正常要征收的钱粮却不当一回事，收来后也往往挪作他用，而不上交国库。在康熙去世的前一年，川陕方面奏报，陕西西安等四府一州已亏空库银九十余两。
火耗关乎吏治乃至国家机器的运作，这个道理康熙不是不懂，但当有官员奏议控制火耗占正税的比重时，他却说征收火耗原是地方官的私事，如果确定了比例，就等于承认了火耗的合法化，人无忌惮，必将更加多收，这将使他落个实行加派的坏名声。后来陕西巡抚噶什图建言火耗除留州县用度，多余的归省里，用作公共事务，康熙仍以同样的理由加以拒绝。
雍正即位后，杨文乾的父亲、湖广总督杨宗仁做了与噶什图类似的建议，并将归省里的火耗银比例具体到原数额的两成。雍正见到杨宗仁的奏折后，立即加以支持，并称赞他：“所言完全正确，没有一点问题，就按照这个思路好好干！”
与皇父素重虚名和好面子不同，雍正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在治国理政上更是如此。既然火耗的现象已经通行，每个省、每个州县都有，为什么还要装作视而不见呢？至于舆论的指责，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他为了进行政治革新，“抄家皇帝”的名声尚且不惧，还怕你们说他加派吗？与此同时，雍正既强调要以火耗来清偿亏空，但又不允许增加火耗，甚至于他还要削减火耗，以减轻贫困农民的负担。
杨宗仁的建议只能算是火耗部分归公。在他之后，山西巡抚诺岷主张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得的火耗银统统上交省布政司库，其中的一部分用作办公费，一部分抵偿无着落的亏空，剩下部分给官员做“养廉银”。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火耗全面归公，雍正大笔一挥，批准在山西率先实行。
与诺岷持相同见解的是河南巡抚石文焯。石文焯乃田文镜的前任，雍正原先对他一直比较失望，曾在朱批说：“朕对你们这些大臣推心置腹，要求你们不要有累民之举，可你们还是置若罔闻，政令失当得不成样子。看来朕拿你们真是没有办法了，唯有仰天落泪而已，你还指望朕在上谕中给你什么教导呢？”
不知道是不是被皇帝的激将法给刺激到了，石文焯在河南的做法也极为大胆，他将全省火耗银共四十万两全部提解出来，除去养廉银和各项杂用公费，还剩余十五六万两银子可解存布政司库，用以弥补亏空。石文焯给雍正的奏折上说，由于提解了火耗银，省里的各项公用开支全都有了着落，也不用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了。
雍正喜出望外，说作为封疆大吏就该这样学会精打细算，“说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误”。自此，他对石文焯的印象大变，甚至在朱批用一种特别亲切的语气对他说：“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不一。”
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山西、河南相继实行火耗改革的基础上，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上奏请求仿照山西，在各省普遍推行火耗归公（也称耗羡归公）。雍正正有此意，于是命九卿开会进行商议。
和雍正的愿望大相径庭，会上多数官员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会后内阁据此做出了火耗归公暂不适宜推广，应先在山西试行一段时间，看效果怎样后再推广至各地的条奏。雍正知道这实际上是对火耗归公的消极抵制，遂令将内阁奏议发出，以便于“归公派”迅速展开反击。
高成龄是在全国实行火耗归公的首倡者，自然一马当先。他表示不能同意内阁奏议，并通过所缮写的奏折一一进行了辩驳。
内阁奏议认为火耗是州县官的应得之物，用以补充他们俸禄上的不足，上司不应提解控制。高成龄反驳说州县官吃饱了，那上司怎么办，总不能空着肚皮办事吧，必然还是要接受下面州县官的送礼。礼从何来？还是来自于火耗！既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都离不开火耗，孰不如由全省征收火耗，再给官员们发养廉银。
先收再发，看起来似乎在环节上麻烦了些，但把“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变成了“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性质不同，结果大不相同：上司没必要继续勒索属员，也不会再对属员的横征暴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州县官无法以孝敬上司为借口苛征乡里，也不能再对火耗多扣多留。
康熙生前的担忧之一，是一旦提解火耗，定出每两税银加多少的限额，就会把不是正税的火耗当作正税征收，让本属于私征性质的火耗合法化，同时也容易让人产生增加赋税的感觉。内阁奏议延续了这一认识，高成龄则指出火耗归公不是要增加赋税，而是要少征，况且实行归公后，州县官员所得到的养廉银都有定额，他们知道即使加耗再多，养廉银也不会多留给他们，也就不会滥征了。
内阁奏议中提醒皇帝，火耗合法化将可能使属员变得贪婪，不是大臣教育属员的应有之道。高成龄说难道像现在这样，让大臣暗中收礼，甚至接受贿赂，就是教育属员的应有之道？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嘴上说得好听，实际是听任州县官狂收滥派，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真正的应有之道是说敞亮话，办明白事，既承认火耗的存在，也承认官员们得居家过日子，而且得过好日子，通过公开地给他们分配养廉银，让他们共受皇上的恩赐。
高成龄的观点句句敲在雍正的心坎上，他把高成龄的奏折交给朝中大臣讨论，讨论后再重新上报。与上次九卿开会不同，这次雍正明确了支持高成龄，实际也就是支持火耗归公的态度，他一面要求众人在讨论时务必平心静气，秉公执正，一面发出警告，说如果讨论过程中有人或挟有私心，或意气用事，或淆乱是非，那么他就要不客气地从中间抓出一两个人来教训教训了，“于此一事，必有一二获罪之人也”。
眼看着皇帝已把打人的大棒握在手上，“禁提派”的声势立即遭到削弱，但火耗归公这件事实在太大，不仅关系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也涉及他们平时所持的政治理念，所以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吏部右侍郎沈近思甚至当众与雍正争吵起来。
沈近思并不是第一回和皇帝抬杠。明清以儒家学说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雍正信佛和引用僧人进入帷幕很自然地与之相抵触，为了避嫌，雍正在基本剪除皇子党、年隆集团后，就发布上谕，宣布不用僧人赞襄政务，但他对佛学仍不能忘情。沈近思年轻时当过和尚，雍正有一次饶有兴味地问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陈说一些。”
沈近思属于那种主张独尊儒术，排斥佛教的正统汉族官僚，他当即没好气地回奏道：“臣少年潦倒时逃于佛门，待到进入学堂，专心于经世之学，以报效国家，哪有闲情顾及佛学。”
沈近思反过来劝雍正也少关注点佛学，多在意点政事：“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之学，但是万机庶务，系于圣躬一身，是以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沈近思讲的都是正经儒家大道理，即便雍正贵为皇帝，当着众人的面也无法反驳，只得强作笑容，改口说你讲得对，太对了。
沈近思的思想既然这么正统，在火耗归公问题上当然不可能不与康熙的那一套接近，他认为实施归公后将使得火耗与正规税收没有区别，不是善法，此例一开，后果严重，“今日则正项之外又添正项，他日必会耗羡之外又添耗羡”。他还说，别人可能对此了解得不够清楚，他做过县令，所以知道火耗归公必不可行。
雍正听了很不高兴，立即问他：“你做过知县，是否也收过火耗？”
“收过，不过那是为了养活妻儿老小，没有办法。”沈近思无法回避，只得照实答道。
雍正哼了一声：“你夸夸其谈了半天，结果还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沈近思是个老实人，被雍正将了一军，急到脸红脖子粗：“臣不敢为妻儿老小徇私，但臣不能不养他们，否则就绝了人伦！”
看到沈近思几乎要嚷了起来，大家都为他捏把汗，不过雍正其实并不是一个没有肚量的人，他也知道沈近思反对火耗归公，不是纯然出于私心，而是担心火耗变成正税后又会出现新的附加税，说到底，还是为他的朝政着想，所以并不生气，反而笑着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朕今天算是被沈近思给难住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
朝议期间，山西太原知府金正好入京引见。作为首个试点省的进京代表，金的态度自然受到各方瞩目，雍正本以为他会为“归公派”助上一臂之手，孰料对方并不同意上司诺岷、高成龄的主张。雍正气急败坏地问金是不是出于地方官的私心，才反对火耗提解上交，金回奏说：“臣倒不是为地方官游说，但从来财在上不如在下，州县是亲民之官，多留点银子给他们，好让他们知道廉耻。”
除了金，山西籍御史刘灿也上疏对火耗归公表示反对。刘灿的意见甚至已经越出朝堂，干扰了山西正在进行的火耗改革，雍正为此感到十分恼火，本想予以重罚，考虑到刘灿和“田李互争案”中的谢济世一样，属于言官，才从宽将其改调为刑部郎中，同时又革去了他两个弟弟刘煜、刘熥的举人功名，交诺岷惩戒，以示警告。
见大臣们的讨论迟迟无法取得统一意见，还影响了试点省的改革，雍正决定中止讨论。1724年8月24日，他发出上谕，说我让你们这次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结果平心静气这一点是做到了，但你们见识过于浅薄，结果还是不合我的心意。
雍正认为大臣们是明知火耗不可避免，却还掩耳盗铃，各种装看不见——难道我雍正不希望“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吗？我也想啊，但现实中根本做不到，要解决现实问题，就只能像高成龄所论证的那样，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
雍正的意图就是立即把火耗归公推向全国，而不是试行。在他看来，只要觉得火耗归公可行就应该马上行动，有什么好试的？在这件事上，任何拖泥带水，颠三倒四，犹豫不决，都是瞎耽误工夫！
尽管雍正批了大臣们一顿，然而讨论也让他充分感受到了实施火耗归公政策的复杂性，鉴于连他都不能保证这一政策将来一定没有弊端，所以他最后并没有对火耗归公的推广做硬性规定，而是说“各省能够推行的就推行，不能推行的不用勉强”。
至此，督抚们都看清了皇帝推行火耗归公的本意和决心，即便雍正的决定是各省听其自行，但除山西、河南以外的其他省份还是先后都行动起来。
讨论中解决不了的问题，通常都可以放到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比如有人质疑，推行火耗归公后可能会加强农民负担，这就可以用实践来说话。雍正对此也不无担心，他从一开始就明确火耗只许减少，不许增加，并告诫说如果有地方官员明知故犯，在应取数额之外加重火耗，“朕必查访得知，重治其罪”！
事实是，自火耗银提解上交后，多数地区的火耗率（即火耗占正税的比率）都有所下降，尤以山西、山东、河南为最。山西的火耗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降至百分之十三，山东的火耗率曾高达百分之八十，最后降到了百分之十六。
河南原先的火耗率比肩山东，也是高到离谱的百分之八十，农民负担相当沉重。河南巡抚石文焯在任时一边推行火耗归公，一边竭力降低火耗率，不久田文镜到豫任布政使，对他予以积极协助，并在继任巡抚后继续推行这些做法。由于河南各州县的火耗率历来多寡不一，他们便没有在全省做统一规定，但都要求必须按比例把火耗率降下来。截至1724年，按平均测算，河南的火耗率已降至百分之十三。
数据显示，只有个别省份的火耗率略有上升，比如江苏，但江苏有其特殊情况，该省是富省，钱粮多，造成原先的火耗率就比较低。江苏官员可能是看到周围其他地区的火耗率都比本省高，才悄悄升了上去，这样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当然由于基数高，火耗银的绝对数量并不少）。
从全国总的状况来看，火耗比州县私征时减少了很多，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按照大臣鄂尔泰的评价，火耗归公“迹近加赋，实则减征”。这对民间来说自然是大有好处的，乾隆朝内阁学士钱陈群就评价火耗归公实行后，“吏治肃清，民亦安业”。
火耗归公还弥补了钱粮亏空，并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实现了国库的增盈。康熙末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康熙去世时，国库存银仅剩八百万两，至雍正中期已激增至六千万两，增长了七倍有余。
人生哲学
雍正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用于工作。他通常凌晨4点就会起床，除了阅读历史典籍，便是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7点吃早饭，吃完早饭御门听政，接见大小官员和披览奏章、处理朝政，一直忙到吃晚饭，晚饭后还要披阅来自各地的朱批密折，到深夜方能休息。
自雍正执政起，这样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从未有过改变，年年如是，寒暑无间。他最初足不出京城，主要是为了提防皇子党，怕离开了发生意外。允禩、允禟死后，大敌已除，不需要再提防了，他自己也曾表示适当时要举行木兰秋狝，可是却始终没有搞，说明他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无暇出行。
如果单看雍正的作息时间表及其大事记，他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康熙大漠狩猎、射雕逐鹿的雄姿，以及乾隆七下江南、吟山咏水的浪漫，在他身上都全无踪影。其实业余生活中的雍正还是个很有情趣的人，在流传下来的《雍正行乐图册》里，他时而化身陶渊明，在东篱下悠然采菊；时而又扮成东方朔，玩着偷桃的小把戏；时而是深入虎穴、手持钢叉的猎户；时而又是仙风道骨、智斗恶龙的道士……
在所有这些“真人秀”中，雍正不断地变换着服装、道具和角色，反正文的武的，老的少的，飘逸的勇武的，中国的外国的，能演的都演了。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扮起了西装革履的洋人，画中的他颈系领结，头戴假发，唇上贴着八字胡，脸庞扑粉，活脱脱是一个同时期的西方贵族绅士。据考证，这幅肖像画确实是画家以真人为模特儿画的，雍正当时戴的假发，是他通过在宫廷服务的法国传教士，从巴黎私人定制的超豪华假发。
清宫内有一处叫作造办处的机构，隶属于内务府，专门负责制造或修缮御用物品。造办处的工务记案档案名为“活计档”，通过“活计档”可以清楚地看出雍正的爱好和品位——他既喜欢中国传统工艺品，例如香袋、盆景等，同时对一些舶来的西洋器物，像眼镜、望远镜等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曾命令造办处予以大量仿造。
中年以后的雍正视力不太好，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有时既戴近视眼镜也戴老花镜，但他所拥有的眼镜数量和品种之多，已远远超出实际需要，换言之，眼镜在雍正那里成了一种玩赏物，他也俨然就是个对眼镜特别入迷的收藏家。
雍正对眼镜的设计颇有心得，他常常给造办处下旨，对定制眼镜的材质、款式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将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每样多做几副，俱要上好的”。他对眼镜框、眼镜套也有讲究，做眼镜框，有时会指定“其钢构上节做骨头的，下节做铜的”，或者在框梁上雕一“寿”字，做眼镜套，有时会传旨要求出品刻有寿桃的“寿字锦盒”，或者传做“绣喜相逢眼镜套”。
雍正很讲究眼镜的搭配使用。古时按十二时辰计算时间，每个时辰的光线都不同，他让造办处的工匠按照不同的时辰，磨出不同度数，颜色深浅也不一的镜片，以此制成两套共二十四副近视眼镜，方便自己随时更换。
雍正登基后极少离开过京城，连热河行宫都没去过，能够供他日常休闲的地方主要就是圆明园。在圆明园内，很多地方都安放着“千里眼”，也就是现代所称的望远镜，以供雍正观赏园内的湖山胜景。与眼镜一样，雍正收集“千里眼”也同时有着玩赏目的，一些“千里眼”仅从名目上，就能看出其式样和用料之考究，比如“象牙嘴”“铜嘴”“乌目瓶式”等。
除了眼镜、望远镜，雍正的个人收藏品还包括钟表、显微镜、鼻烟壶、风琴等，兴之所至，他甚至亲自参与设计，有一次传谕造办处负责人：“制作自鸣钟内轮子的时候，按照朕的指示，做几件转盘遮灯，先画样呈览，等朕批准了再开工。”
民间的雍正反对者说他日日酗酒，隆科多受宠时，更曾频频与隆科多饮至深夜，将隆科多灌得烂醉，最后令人抬出云云。实际上雍正既无法远行，也不可能整天躺在醉乡之中，繁重的政务及其责任心根本就不允许他那么做，他至多只能像这样忙中偷闲、见缝插针地关着门在家里面自娱自乐，摆弄一些小玩意儿而已。
雍正生活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节俭。雍正每次退朝后与臣下们见面闲谈，都会提到粒粒皆辛苦，所以大家务必珍惜五谷，绝不能浪费粮食、暴殄天物这些道理。大学士张廷玉当年在内廷值班，常能得到陪伴皇帝吃饭的待遇，他亲眼见到雍正吃饭时确实连一颗米粒、饼屑都不舍得丢掉。
勤政刻苦但并非不解风情，追求精致但绝不铺张浪费，堪称雍正的一大人生哲学，而他对养廉银制度的包容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心理基础之上。
养廉银
清代的俸禄制度延沿自明朝，朝廷在官员的俸薪上非常吝啬，即便位列封疆大吏的总督，一年的俸银也才一百八十两。品级较低的知县更加可怜，仅四十五两，按照当时的物价标准，如果他本身没有家族予以补贴，单靠这么一点俸薪维持的话，每年恐怕连一家老小都养活不起，更不用说过上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了。
凡出仕的官员，要么来自科举，要么来自捐纳，甭管原来多么志存高远，但通过做官来获取好的前程和争取过上比原来更为优裕的生活，应该还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愿望，结果一做了官，却发现日子过得如此窘迫，谁能够坚持得下去？况且，官员不光是要居家过日子，为了把公事办好，还得花礼金聘请幕僚，打点上司、迎来送往有时也要从俸薪里开销，而俸薪又不够用，难道让人家贴钱做官？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只能向被作为“小金库”的火耗伸手。康熙曾经说过：“所谓廉吏，不是一文不取，如果他们平时一点都不拿的话，那么日常用度和家人胥吏的费用从何处而来？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可以称得上是个好官。”可见连康熙都知道，即便是一些所谓的清官，也并非一尘不染，而只是少征火耗而已，这与沈近思在和雍正进行辩论时，亲口承认自己做知县时为贴补家用，也不得不收取火耗完全吻合。
清初的俸禄制度到康熙朝时已经比较固定，各项政府收入都有需要开支的地方，不是康熙说想掏腰包就掏腰包，想给官员加薪就加薪的，所以虽然他明知火耗已成为愈演愈烈的贪污现象和送礼风的根源之一，但却只能予以放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提出要严厉整肃，他颇为无奈地表示：“倘若对属吏一概予以督察揭发，被参劾的人就要多得参不尽了！”
火耗归公后，收入不归州县官，而要全部提解上交至省政府，这样州县官就失去了一大笔收入，相当于“一夜回到解放前”，若不给他们另辟财源，他们势必还要再立名目用以搜刮敛财。早在山西巡抚诺岷提出火耗归公时，布政使高成龄就想到了这一点，他建议将收上来的一部分火耗银分派各州县，作为养廉银，这就是养廉银的最早起源，而高成龄也成了养廉银制度的首倡者。
雍正收到诺岷一并发来的密折后，当即表示赞成，他不仅同意将养廉银作为州县官的生活、办公补助费，而且决定将养廉银也同时发给州县官的上司，也就是包括总督巡抚在内的那些省道级长官。
在官员待遇问题上，雍正比乃父更实际，虽然他平时极力勉励官员特别是宠臣们像自己一样，加油干，拼命干，但不仅不需要他们假模假式地做苦行僧，而且还认为他们应当拥有合乎其身份和地位的经济力量。比如说一个清廉的总督巡抚，如果非得弄到经济拮据窘迫，连堂堂封疆大吏的体面都没有，那其实是雍正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他告诉所有总督巡抚，说你们应该获取你们应该得到的报酬，而不伤及廉洁，花费你们可以花费的钱财，而不铺张浪费，除此之外，过于矫情反而有沽名钓誉和虚伪做作的嫌疑。
养廉银的数额主要依据官职高低来确定，但无论哪一级，都要比原有的薪俸优厚得多。以河南为例，田文镜依据本省属员官职大小，确定了不等量的养廉银，其中小县知县每年可得一千两，大县达一千四百两，是薪俸的数十倍，田文镜身为一省督抚，可得两万八千九百两，是其俸银的一百六十倍。
因为各省情况不同，所以田文镜的养廉银也仅处于中上水平，在另一个火耗归公的首发试点省山西，巡抚诺岷的养廉银高达三万一千七百两，是其原俸的两百多倍。
按照清代的俸禄制度，京官就算是一品京官，每年的俸银也只有一百八十两，汉人小京官更是清苦，每年支领的俸米甚至不够家属口粮。在养廉银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雍正传旨提高京官待遇，汉京官在岁俸银外，还可领取双份禄米，这样他们就不用花大价钱去市场购买大米了，也能满足家属口粮的需要。此外，吏、户、兵、刑、工五部（乾隆即位后又补齐了礼部）尚书和侍郎，以及兼管部务的大学士可以领取双份俸银和俸米，多出来的部分即为“恩俸”。
虽然与外官的养廉银制度相比，无论双俸银还是双俸米，都只是小巫见大巫，但京官是皇帝身边的人，身份和地位都要超过外官，京官要相对清贫一些，一向被视为常态，如今皇帝能够想到这样做，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了。
不负人
陋规是明清两代的一个专有名词，泛指官员或办事人员在俸禄外的非正当额外收入，州县官向上司馈送礼金，以及地方大吏对中央各部进行打点，即属此类。随着养廉银和恩俸制度的推行，虽然官员的正常收入大增，已足以维持其日常开支，但有的官员过去习惯于收取陋规，欲壑难填，虽经三令五申，仍积习难改。巡察御史博济到江南办差，向驿站勒索规礼（即陋规），地方大员发现后即行上本参奏，雍正下令将博济予以革职，并交当地大员严加审问。
在禁止京官接受地方的馈赠，也要求督抚不得以此向州县进行摊派的同时，雍正通令全国，严禁接受陋规，说：“倘若谁再私下接受陋规，一定治以重典，而负责管理该员的督抚，也要从重治罪！”
取缔陋规是件非常得罪人的事，若要根绝，可以说比推行火耗归公还要难许多倍，即便雍正如此严令，各省也不能保证都执行到位，这其中，做得较好的省份是田文镜所在的河南。
田文镜的前任石文焯初期不受雍正重视，在实施火耗归公后，雍正看到他在做事时其实很有胆略和魄力，才予以认同。石文焯不负重望，考虑到如果规礼不除，上司仍向属员索要礼金的话，州县必然会在火耗之外再行加派，他在酝酿火耗归公时，便决定将巡抚衙门的一切节寿规礼予以革除。
田文镜继任河南巡抚后萧规曹随，继承了石文焯的一套制度，下令“（一切陋规）自本部院衙门起先行裁革”，在此基础上，又亲作表率，坚决不收规礼，家人仆役在他的严格约束下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门包小费一概谢绝。
河南人杰地灵，有一些土特产很有名，以往上司都强令属员交纳，称为“土例”，这些上司的家人在经手时还会像收正税一样，从承交人手里索取门包。田文镜对此洞若观火，从出任巡抚起，就以身作则，将属员送来的土特产拒于门外，同时把禁止官员送礼与取消“土例”联系起来，发出文告，严禁其他官员索取和馈送土特产。
由于在取缔陋规方面异常严格，田文镜被许多人视为为人刻薄，不近人情的“酷吏”，屡屡遭到各种攻击和议论。对他不满的声音不只限于河南辖区，包括中央的、邻省的官民对他也有指摘，甚至有的钦差都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原因是钦差到豫后田文镜不向他们送礼，让钦差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和怠慢。
田文镜深知其处境，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自称在河南行政举步维艰，贪墨官吏、枉法士民因难以遂其心愿，让他始终陷于舆论的旋涡之中，“谤腾毁积，物议风生”。田文镜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及其不避嫌怨、不徇瞻顾的精神，却恰恰正是雍正最欣赏之处，在朱批中，雍正让田文镜不要怕，他们君臣一体，共担荣辱，“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你田文镜做对了，就是我做对了，你田文镜做错了，就是我做错了，也等于说，那些人攻击你就是在攻击我，我根本就不会理会！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雍正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年羹尧、隆科多两案让他留下了足以刻骨铭心的教训。“朕一生得力处，惟在‘不负人’三个字”，他曾经这样告诉他的大臣们，在他看来，年隆案是年、隆首先背义忘恩，辜负了他，否则的话，他依旧会加以宠幸和爱护。有了前车之鉴后，他始终小心翼翼，就算发现田文镜值得重用，也不忘时时提醒对方切勿重蹈覆辙：“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默助，必获报复。”
让雍正感到欣慰的是，田文镜不是年、隆，不管如何得到宠幸，他始终知道自己有几斤几量，清楚臣子之道和分寸所在。田文镜原籍汉军正蓝旗，正蓝旗在下五旗，他很想将自己的旗籍“抬入”上三旗，但即便雍正那样待他，还让怡亲王允祥对他进行保护，他也没有冒昧地向雍正提要求，而只是私下里对时任河南布政使的下属杨文乾透露了自己的这一心情（杨文乾所在的正白旗为上三旗）。
杨文乾以后调到广东做巡抚，有一年陛见雍正时说到此事，雍正听后即将田文镜拨入上三旗，“以示朕厚待贤良大臣的最诚挈心意”，并按其意愿，将田文镜转为正黄旗。在朱批中，他还责备田文镜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一心思直接告诉君上，说：“君臣之间应有恩有义，什么心里话都要照直跟对方说，不要藏着掖着，在这件事上，朕就对你很有意见，为什么不跟朕说实话呢？……以后再碰到什么为难和不得已的地方，千万不能再这样含而不吐了！”
古代多有君主赏识和宠幸臣下的例子，但像雍正这样对待田文镜，平心而论是极为少见和难得的，他对田文镜说，他这样做，“不过叫你知道你主子（雍正本身出自正黄旗，所以才自称主子）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越发勉力小心就是了”。
1727年，雍正让田文镜在河南之外兼管山东，为此特设河南总督（又称河东总督）一职。田文镜一方面感谢雍正对他的眷遇之恩，一方面也预料到了困难，向雍正坦承：“臣到山东仍照河南一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
雍正给他打气，让他兼管山东后只管坚定不移地革除陋习，澄清吏治，其余不用顾及：“你若信得过自己，放心又放心，就是金刚也不能撼动朕丝毫，妖怪也不能蛊惑朕一点。你自己若不是了，就是佛爷也救不下你来，一定要好好地干，要细细地想好，怎样才能不辜负朕，要紧！要紧！”
田文镜的办事作风与雍正基本一致，就算雍正不说，他也要那样做，更不用说还有雍正当他的坚强后盾了，他在奏折中表示：“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坚决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负皇帝之宠眷。”
与河南相比，山东的规礼名目更加繁多庞杂，州县官晋谒上司一次，大到巡抚衙门，小到驿道、巡道，都得塞钱送门包，提解地丁税银，也要交“部费”等各种费用，每提解一千两地丁锐银，就必须花去三十两杂银费。田文镜根据在河南的经验，知道欲禁州县的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陋规”，于是一口气剔除官衙陋规达数十项之多，连户部等中央衙门接受山东粮驿道衙门的规礼，他也直言不讳地向雍正进行了奏报。
雍正对田文镜出任河南总督后的表现非常满意，褒奖他“实为巡抚中第一人”，并将田文镜树为“模范疆吏”，希望各省督抚都向他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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