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送康熙灵柩去景陵时，雍正曾给一位大臣写去朱谕，说：“一路平安，内外无事”，“内外……一切如意。”
知道的是皇帝给大臣写谕旨，不知道的还以为家人之间彼此道平安呢，这位令人羡慕的大臣不是别人，就是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
唯一捷径
对于年羹尧为何能得雍正如此垂青，外界有很多猜测。有的说年羹尧乃雍邸旧人，雍正上台，旧人们便也都跟着鸡犬升天了；有的说年羹尧是雍正的大舅子，一家人自然没有胳膊肘往外拐的道理；还有的说年羹尧在康熙末年统领数十万大军，地位举足轻重，且钳制允禵，使其无所作为。
事实是，雍正登上大宝后，所重用的人多非藩邸老人，他在分藩开府时期的那套人马，能够见诸新朝史籍的不过一二十人，任督抚者唯年羹尧一人。究其原因，不是雍正不想用，而是其中优秀理想者实在少得可怜，按照雍正的标准，不是百无一用的酒囊饭袋，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贪赃枉法之徒。
雍正选人，向来主张不徇私情，他与年羹尧有姻亲关系不假，但这绝不会成为他任用年羹尧的必备要素。反过来，年羹尧一生贪图功利虚荣，从夺储时期开始，他从来没有因为雍正是其妹夫兼门主，而把自己的前程和仕途绑死在这一棵树上。
与其他雍邸旧人不同，年羹尧进士出身，文武全才，在康熙年间就凭借自己的能力崭露头角，成了一方大员，可以说，即便他脱离雍正，也完全可以凭一己之能耐立功晋爵。这种想法和情绪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变成了对雍正疏于问候，乃至与胤祉等其他皇子有所牵扯。雍正不能容忍，对之大加斥责和威胁，同时因为涉及孟光祖案，年羹尧还被康熙惩罚，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遭遇一系列打击后，年羹尧收敛了许多，和雍正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依旧习惯于根据政治风向来决定自己的取舍。
康熙末年，任四川总督的年羹尧所部不过数千人，允禵倒能指挥“数十万大军”，他如何制约允禵？而且他能够当上四川总督，尽管不能排除雍正在暗中施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厚着脸皮从康熙手中要过来的。康熙肯赐予这顶乌纱帽，为的是让年羹尧在后方协助允禵，若年羹尧对允禵进行掣肘，影响到西陲军事，康熙和允禵岂能饶过他？况且，雍正能否顺利继位尚存在着很大变数，万一允禵或其他人继位，等待年羹尧的就极可能是灭顶之灾！
以年羹尧的秉性来说，他不但不会考虑怎样跟允禵捣乱，而且还得想方设法实现自己对康熙的承诺，使允禵无后顾之忧，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荣华富贵。事实也是如此，在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后，就是说他对允禵这位顶头上司附丽顺从乃至曲意逢迎，也不算过分。两人的合作是和睦和富有成效的，允禵能够平定西藏战乱，就必须在运粮和守隘等方面给年羹尧记上一功。
专家考证，在此期间，雍正和年羹尧的主仆关系“若即若离，并不十分亲密”。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譬如在对待允禵的问题上，即便雍正示意他监视或钳制允禵，年羹尧从自身利益着想，也未必肯听从门主指使，更不说雍正本身对此亦难以启齿。
年羹尧真正决定死心踏地地跟着雍正干，应该说是从康熙驾崩，政局突变开始的，这时候他的面前已没有多重选择，效忠新君成了确保其仕途通达的唯一捷径，更何况他和雍正之间还有主仆、郎舅等多重关系。
雍正的选择其实也很少。在从贝勒到亲王的二十余年时间里，雍正的实力都远不如允禩、允禵等人，满朝勋贵、文武大臣从前基本都是拥护允禩，后来揣测允禵当立，又有许多人投向允禵。雍正的原则是凡在夺储大战中参与党争的官员，都不能放手信任和使用（雍正党人和个别取得谅解者除外），其他人“多未识面”，连熟悉都谈不上，识拔起用自然更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来，在剩下的可用能用官员中，能够顶替允禵，替雍正维持住边疆军事的人，实已寥寥无几。
两江地区虽然繁盛，但所理事务不过是“钱粮积欠，风俗嚣漓”，具备中等才能的官员即能胜任，直隶地区靠近京城，官更好当，中等才能以下的就可应付裕如。只有在云贵、川陕等边地，那里的大吏必须兼理情况极为复杂的少数民族事务，所以非得是具抚讨之能的上等人才方可。这既是雍正一直秉持的个人看法，也是当时的现实。年羹尧多年在四川出任督抚，本身就证明他非同一般，是一个既会用兵，又懂治理，集军事、政治才能于一身的干吏，在撤换允禵的关键时刻，雍正不用他还能用谁？
两人可谓是一拍即合，雍正热切希望年羹尧竭尽所能，为国家为自己卖力，而年羹尧也不负所托，诚心实意地为雍正出力。在允禵被召回京后，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确保了西北的稳定，也相应巩固了雍正的帝位，使得雍正能够在继位之初就腾出手来剪除异己，对允禵等人进行打击。雍正自己承认，他能够坐稳江山，年羹尧“一人更功居其大半”。
获宠
1723年2月，雍正命年羹尧以叩谒康熙梓宫的名义来京，与之商酌地方情形，这是年羹尧获宠的最早征兆。从此以后，年某的仕途就像插上了翅膀，飞一般的向前突进。当年一共得到七次恩赏，先被授二等阿达哈哈番（满文，即轻车都尉）世职，继而加太子太保，未几再封三等公。除了将标志相应身份地位的双眼孔雀翎等物赏赐给年羹尧，雍正还为他题写了“青天白日”“社稷之臣”等御笔匾额，并有对联题词“太平真富贵，春色大文章”。年羹尧的家人也沾他的光，其妻被封为县君，又加恩多给了她娘家一个公爵，其父年遐龄加尚书衔，其兄年希尧授广东巡抚。
以赐赠来联络和加强君臣之间的情感，康熙朝已经常有，年羹尧在康熙末年就屡获赏赉，比如鼻烟、火镰盒、鹿尾、鹿肉、野鸡等，不一而足。雍正比他父亲更喜欢采用这种方式，从年羹尧的谢恩折来看，雍正御赐物品之多已达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往往每月都有数起，物品的范围也大为扩展，除了宫中较为珍稀的自鸣钟、西洋规矩、珐琅杯，还有当时北方极难获得的鲜荔枝。
有一次，为了确保送给年羹尧的荔枝足够鲜美，雍正下令从京师到西安的驿站接力传送，用六天驿程，在最短时间内将荔枝送到了年羹尧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只不过这次皇帝的讨好对象变成了他的宠臣，而不再是爱妃。
总之，只要雍正能够想到和得到的，都会尽可能地拿出来送给年羹尧，包括这年春天，苏州织造李煦因亏空一案遭到查抄，雍正也将其在京房屋全部赏给年羹尧，家奴则任其挑选。
雍正不单是赐予官爵、物品，他在生活上对年羹尧及其亲属同样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恙，妻子得病，雍正均加以垂询。对年遐龄在京情形、年贵妃（年羹尧的妹妹年氏，雍正元年即1723年受封为贵妃）和她所生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也在朱谕中时时告知。
年羹尧的无比幸运与其他雍邸旧人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戴铎，他自认是雍正夺储的功臣，却并未得到想象中的“犒赏”或“分封”，而是被“解往四川任布政使”，后又“发放于年羹尧军前效力”。
戴铎的失意，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得归咎于他自己。在整个夺储时期，他的才华似乎永远停留在了贡献“夺储策”的那一刻，此后既不能如雍正所嘱的那样耐着心多加历练，又缺乏观察周围形势应有的冷静和睿智，所献的“退台策”之类全都大失水准，令雍正大失所望。
雍正把戴铎弄到四川去，倒并不一定是什么卸磨杀驴，按照他向来重视边地历练的想法，很可能也是要对戴铎做进一步的考察和打磨，以便在适当时候能派上用处。
问题是戴铎不这么想，他牢骚满腹，甚至将雍正在藩邸时为他所批的折子拿出来给年羹尧看，以一种类似于怨妇的心态，向外界显示和夸耀着自己在夺储时期的“功劳”，以证明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年羹尧当即以防止戴铎在外招摇生事为由，将折子全部没收，然后向雍正进行报告。
雍正在藩邸时期十分谨慎，无论是给戴铎还是年羹尧批折子，都注意不让人抓住把柄，有时戴铎向他献计夺储，他还经常一脸正气地予以驳斥，所以即便这些折子的内容流传出去，也无损其形象。倒是戴铎彻底失去了雍正的信任和期待，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了。
年羹尧继续一骑绝尘般的得到雍正的宠遇。西北军务原由年羹尧和延信共同主持，1723年6月，雍正命将西北军事完全交给年羹尧掌管，并说如果发生事变，从川陕到云南，凡是需要调遣部队和动用粮饷的地方，必须全部按照年羹尧的部署办理。
年羹尧时任川陕总督，当时的川陕总督辖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雍正的上谕意味着他除了负责自己的这些辖区，还可以在军务上节制云贵总督所管辖的云南。云贵总督与川陕总督同级，雍正为此专门告知云贵总督高其倬，说年羹尧在边地军旅事务上“甚为熟谙”，而且其才情“实属出人头地”，高其倬从皇帝那里得到的嘱咐是，凡兵马粮饷的一应筹备事宜，都要降尊与年羹尧会商而行，哪怕是听命于年羹尧。
此时雍正已授延信为西安将军，仍摄抚远大将军，但随着西北军事的实际指挥权落入年羹尧之手，他已成为摆设，其作用不过是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而已。
别无选择
允禵西征时，经常要和青海的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打交道。罗卜藏丹津属漠西蒙古中的和硕特部，他的爷爷叫固始汗，在固始汗的时代，西藏和青海“皆和硕特部属”，也就是两地都在和硕特部的统辖范围之内。到康熙后期，两地才被一分为二，其中，固始汗的曾孙拉藏继承汗位，此即藏王拉藏汗，由他掌管藏区行政，罗卜藏丹津则承袭了父亲的亲王爵位，在青海当地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后来准噶尔部侵藏，攻入拉萨并杀死了拉藏汗，康熙闻讯，派允禵率大军驱逐准噶尔人出藏。在此期间，罗卜藏丹津除协助允禵，还曾在清军进藏时，与其他青海蒙古贵族一道随军入藏。
罗卜藏丹津既是和硕特部唯一的亲王，又是固始汗的嫡孙，因此自许极高，向来都以恢复“先人霸业”，总掌对青海和硕特部和西藏的统辖为己任。在他看来，西藏战乱平定之后，理所当然应由他来接替拉藏汗，像祖先一样兼管西藏，可是事实却让他颇为失落：朝廷除了以入藏效力有功为名，给予“俸银二百两，缎两匹”的赏赐外，其余什么也没有！
康熙有康熙的考虑，无论原先的藏王拉藏汗，还是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抑或青海的和硕特部，都是蒙古人，西藏战乱说到底就是他们为控制西藏而引发的结果。他通过“驱准保藏”，已经赶跑了准噶尔蒙古，但如果又把西藏的控制权交给和硕特蒙古，谁能担保不发生新的矛盾？
为了稳定藏区，康熙下决心不再恢复历史上和硕特部对藏区的主宰，而代之以藏人治藏。对于罗卜藏丹津志在称雄，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的情形，康熙也看得一清二楚，他专门借论功行赏的名义，对罗卜藏丹津以外的青海蒙古贵族进行了破格晋封，原为郡王的察罕丹津（亦为固始汗曾孙）被封为亲王，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被封为郡王，其余人等也都被封为贝勒、公等不同爵位。
这样一来，罗卜藏丹津不仅没有在西藏捞到任何权势，而且即便在青海地区，其势力也因察罕丹津等人的晋升受到抑制和削弱，他对此十分不满，加上准噶尔部的挑动，便生出了反叛之心。
1723年9月，罗卜藏丹津乘雍正新立，胁迫青海各台吉（即有爵位的蒙古贵族）在察罕托罗海会盟。从这次会盟开始，他便命令众人放弃清廷所封的王、贝勒、公等封号，恢复旧日称号，以便由他统御各部，称霸青藏和反叛中央政府的企图昭然若揭。
当初康熙之所以要给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等人赐予相应爵位，为的就是牵制罗卜藏丹津，二人也果然都拒绝附从和参加叛乱。罗卜藏丹津图穷匕现，先后对他们发动袭击，后者不敌，只得双双逃离并向清廷求援。
罗卜藏丹津事发时，雍正刚刚即位不久，朝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而且自“驱准保藏”后，朝廷已把用兵重心转向准噶尔部，大军也随之移驻河西走廊，所以雍正并不希望这个时候在边疆用兵。权衡再三，他做了两手部署，即一面准备打仗，一面派正在西宁的兵部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传达朝廷旨意，令罗卜藏丹津罢兵停战。
罗卜藏丹津正得意着呢，根本置若罔闻，他不但拘禁了常寿，还与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喇嘛联合进行反叛。
情况越来越严重，10月，叛军首先在西宁府周围发动进攻，他们到处攻城放火，抢劫财物，西宁城的四周遍地烽火，仅靠近城池的十余里范围内尚未受到蹂躏。与此同时，在罗卜藏丹津煽动蛊惑下，西宁附近喇嘛寺院的僧人也纷纷披甲执械，站到叛乱势力一边，仅以塔尔寺为中心，就有二十余万人参加骚乱反叛。
雍正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平叛。当月，他即授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专掌平叛军务。
年羹尧奉命从甘州军营移驻西宁后，立即进行部署：分兵防守，防止叛军进入甘肃内地；驻兵川西，截断叛军入藏通路；请求雍正下达敕令，派重兵驻屯于新疆吐鲁番等地，用来隔绝叛军与准噶尔部的联系。
那不是风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年羹尧几个棋子轻轻一摆，就把罗卜藏丹津纳入了他的战略包围之中。罗卜藏丹津自然也不甘示弱，见清廷平叛主力尚未到达，便先下手为强，指挥叛军对西宁展开了围攻。
西宁被围期间，雍正与年羹尧的书信来往从未中断。雍正在朱谕中写道：“入秋以来，朕躬甚安，都中内外一切平静。”实际上，京城形势并没有他描述得这么好，有一次他出宫祭祀，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报称有刺客，搜查祭案后虽没有发现什么，但足以令人心惊肉跳。
雍正意识到这可能是允禩党所为。多年储位之争早就让人们斗红了眼，为了达到目的，彼此都不惜争取一切手段，他既然已先后对允禟、允䄉、允禵等人动了手，狠狠打击了各皇子党，允禩及其党人岂肯束手待毙？他们必然会伺机进行反击，而趁着雍正威望还不太高，地位尚不稳固，又处于塞外动荡的多事之秋进行暗杀，则不失为夺取政权的一个捷径。
自古以来，皇帝被刺杀并非没有先例，雍正固然拥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但他在明处，想要暗杀他的大臣在暗处，有时候也会防不胜防，尤其是在这种特殊时期更易出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只能固守京城，能不外出就尽量足不出户。
康熙生前爱好出行，除了每年举行的木兰秋狝，东巡、西巡、南巡也从未断过，有时隆冬之际犹出塞打猎。雍正下诏罢鹰犬之贡，宫中所蓄养的珍禽异兽全部下令放出，一个不留，以此表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巡、西巡、南巡不搞，连秋狝也不进行。
待到局势真正稳定之后，他才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不能像父亲那样秋狝，绝不是认为这只是简单的游猎而不应该做，实在是因为允禩、允禟“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所致，“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
年羹尧被雍正视为股肱之臣，虽远在边陲，但一直奉命参与朝中事务，所有雍正担心的这些事也都在君臣可讲可谈之列，尽管他并不能指望年羹尧立刻给他想出什么妙策，可是起码能用来分担心理压力。他之所以在朱谕中对周围真实的安全状况及自身的焦虑只字不提，无外乎是不想让年羹尧分心，毕竟青海用兵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他的皇位稳定与否，此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雍正在朱谕中说京城形势一片大好，年羹尧也在奏折中说成功指日可待。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京城内不管如何隐伏杀机，皇帝总还是据于主动地位，西宁方面年羹尧的处境则要困难百倍不止，由于守军力量薄弱，城池随时有被攻破的可能，而一旦城破，便是尸山血海，年羹尧本人亦难逃一死。
在最危急的时候，年羹尧依旧镇定自若，不向皇帝叫一声苦，他一面用“空城计”和“疑兵计”来拖延时间，以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一边抽调精兵，准备化被动为主动，对敌营实施夜袭。
年羹尧长于用兵，据说有一年他率部与敌人作战，部队驻扎于野外，到了晚上三更时分，众人忽然听到有疾风从西边吹来，但是不一会儿就沉寂无声了。一般人对此并不会特别关注，但是年羹尧不同，他据此判定敌人就埋伏在西南密林中，于是迅速叫来一位参将，命他带领三百骑兵前去搜杀敌人。
骑兵们不虚此行，在密林中发现敌人并将其全部歼灭。事后有人好奇地问年羹尧怎么能够根据一阵风，就知道林中藏着敌人，年羹尧一语惊人：“那不是风！”
疾风不会在一瞬间就消失掉，所以迅速消失的疾风绝不会是自然界的风，而只能是群鸟扇动翅膀的声音。半夜三更，群鸟腾空飞起，必定是出现了惊动它们的人。年羹尧已经提前侦察到，与军营相距十里的西南边有一处密林，林里栖息的鸟肯定很多，他推测必然是敌人来此潜伏，所以鸟群才会受到惊扰突然飞起。
此次征讨青海，年羹尧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军事上的高水准。发起奇袭的前一天，他传下命令，要求参加行动的官兵每人携带一片木板和一束草，大家都不知其故，但军令如山，仍照做不误。第二天部队行军时被沼泽地所阻，年羹尧即令官兵们将草扔进沼泽地，然后再在上面铺上木板，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叛军倚仗沼泽之险，在防守上较为松懈，根本没有料到会神兵天降。奇袭大获成功，官军击破了叛军的营垒，使之再无围攻西宁的实力和条件，也由此为青海一役奠定了胜利之基。
收到军情报告，雍正欣喜不已，乃至几乎与怡亲王允祥相拥而泣，他对年羹尧说：“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到了这个时候，雍正才弄清年羹尧曾处于怎样艰危的境地，也才知道年羹尧所上奏折背后的种种隐情——原来，就在西宁危急之时，年羹尧每写一折一字都用心良苦，就怕“朕心烦惊骇”！
每个皇帝都有他所认为的君臣之道，雍正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拥有令人莫测高深的帝王心术，并且也用这种心术驾驭大臣，但另一方面又有着非常深情的一面。
当雍正认识到年羹尧如此为他着想时，简直感动到有些语无伦次。他把年羹尧真心待他的这些事告诉给最信任也最亲近的允祥、隆科多，说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在他写给年羹尧的朱谕中，也到处都是“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或者“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或者“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写到忘情处，雍正甚至连皇帝习惯自称的“朕”都忘了，在最后一句里直接用了“我”）。
对雍正反感的人可能看着肉麻，但对于彼时的雍正而言，却并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或故意要使用羁縻手段的成分，因为那确实都是他的真情流露。
絮絮叨叨
1723年12月，四川提督岳钟琪率主力部队赶到西北前线。平叛大军的实力陡然增强，对西宁附近地区的叛军展开了猛烈攻击，叛军节节败退，罗卜藏丹津见势不妙，连忙送还了常寿，并附疏上奏，为自己开脱。
雍正是政治角斗中杀出来的人，眼睛毒得很：你现在要做的是认罪，而不是找理由为自己开脱，以为我还会给你留下施缓兵之计的机会？做梦！
他对罗卜藏丹津的辩解置之不理，同时催促年羹尧、岳钟琪等人继续加强攻击。
岳钟琪参加过西藏平叛战争，是康熙年间就已崭露头角的名将，其勇略不下于年羹尧。接到旨意后，他率兵连续收复失地，直至进逼郭隆寺。郭隆寺有万余反叛的喇嘛僧众守卫，而岳钟琪手下只有三千人，战斗异常激烈，这也是青海平叛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场战役，参战的川陕官兵腰刀砍缺者就有三四百口，连年羹尧也感叹：“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
郭隆寺一战，叛军大败，至此，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征战，叛军已有十万余人投降，罗卜藏丹津被迫率残部逃往柴达木。
冬去春来，雍正在朱谕中继续给年羹尧报平安。按照清代皇室制度，每年春天皇帝为表示重视农业，都要到农坛行“耕耤礼”，同时为表示重视儒学，还要到太学行“临雍仪”。雍正说在他行“耕耤礼”和“临雍仪”的那两天，“天气和畅，人情顺悦，诸凡如意，都中内外平静”。他在另一件朱谕中又说：“都中内外，尔合家老幼无不平安如意。”
政局处于相对稳定之中虽然没错，但雍正如此絮絮叨叨，不难看出还是心中有事，也仍有惧怕政敌发动事变的担心。
当年光武帝刘秀急于攻占巴蜀，但又不能离开京城亲征，便给大将岑彭写去诏书，让他再接再厉。在那份诏书中，刘秀说人总是苦于不知满足，我也一样，已经平定了陇地，还希望得到蜀地，同时因为急于获胜，我每次派你们出去打仗，头发胡子都要变白一些。
岑彭看完诏书后，非常理解皇帝的苦衷，他果然拼尽全力，一鼓作气地攻下了巴蜀，直至最后以身殉职，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由来。年羹尧犹如刘秀手下的岑彭，他完全能从朱谕中读出皇帝的关切和期盼，也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青海蒙古人的问题，雍正便依旧无法从“絮絮叨叨”中走出。
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年羹尧一丝一毫不敢松懈，他与岳钟琪等诸将商讨，意欲调兵两万，分四路继续进军柴达木。讨论中，岳钟琪认为，叛军在老巢的部队尚有十万，也就是说近五倍于征讨官军，且青海地区辽阔，便于叛军分散隐蔽，一旦各路官军被诱深入，就会陷入顾此失彼、四面受敌的困境。他建议与其均匀分兵，不如集重兵于一路，直捣叛军老巢。
年羹尧向雍正请示后，对岳钟琪说：“皇上知道你勇敢过人，将命你率一万七千兵马，直捣叛军的青海老巢，想约在四月启行，你以为如何？”
四月说的是阴历，正是塞外草青，便于喂马之时，但岳钟琪的回答却令年羹尧都感到意外：“愿请精兵五千，马倍之，二月即发！”
既然要以寡敌众，必然不能循常规套路，在岳钟琪看来，二月春草未生，但也正是叛军准备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发起远程奇袭最容易见效，至于所需使用的兵力，并不是越多越好，五千精兵已经足矣。
由于官军在塞外没有固定的畜牧场所和久屯之地，二月出战的现实困难不能回避，岳钟琪的解决之道是效法游牧民族。北方游牧民族但凡出来作战，通常每个人都要带上两匹马，骑一匹休息一匹，骑的一匹被打伤或跑乏了，可以立即换上备用马，甚至如果遇到类似于断粮之类的危急情况，还可以杀掉几匹马，以马肉充饥，这就是为什么要“马倍之”，准备一万匹马的原因。
年羹尧将岳钟琪“乘春草未生，捣其不备”的方案呈报雍正，雍正看后拍案叫好，下诏授岳钟琪为奋威将军，让其依计而行。
恩人
1724年3月2日，年羹尧分兵中、北、南三路向柴达木进剿，其中南路即岳钟琪部。进军途中，岳钟琪部官兵突然看到一群野兽在塞外奔跑，在野外作战方面，岳钟琪具有与年羹尧一样灵敏的嗅觉和经验，他意识到附近可能有叛军的侦察骑兵，群兽狂奔正是被其所惊动，于是立即麾兵疾进。不出所料，前方果然有数百敌骑兵，岳钟琪率部全歼了这批敌骑兵以及留守部队，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叛军老巢柴达木河上游地区。
3月14日，岳钟琪侦察到了罗卜藏丹津大营所在地，遂连夜出发，直捣其大营，当他们抵达叛军营帐之外时，罗卜藏丹津及其部属还没起床，尚处于衣不及带、马未衔勒的状态。此时中、北两路官军也应约杀到，对叛军发起突袭，叛军猝不及防，仓皇逃散，溃不成军。
罗卜藏丹津发现大势已去，连忙男扮女装，携妻妾随从仓皇逃离，以后又干脆逃到新疆，投奔了准噶尔部。柴达木战役自出师到结束，历时仅仅十五天，成功之速，为草原战史上所少见。雍正得报后兴奋不已，他也把此次战役的胜利视为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奇功一件。
青海至此得以大定。应该说，在青海平叛的后半程，尤其是柴达木一役，岳钟琪的表现亮眼，甚至超过了作为总指挥的年羹尧，但打仗就跟下棋一样，往往一开始的谋势最为关键，年羹尧布了一个事半功倍的局，岳钟琪所做的，只是推动和加快胜利进程而已。
战争结束后，年羹尧又拟制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它的获准施行标志着中央政府在青海取得了完全胜利。
青海大捷的奏报传到京城前，雍正曾因清明节亲往遵化康熙景陵祭奠，就在他祭陵时，隆科多奏称诸王变心，要他多加提防。这使雍正更加认定要想一劳永逸，就必须与允禩展开面对面的决斗，但此时距他继位一年半还不到，威信还没有能够完全树立起来，特别是青海平叛尚未取得完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贸然举动都可能激起事端并引发政局动荡，为此，他只能牢记当年皇父训诫他的话，继续“戒急用忍”。与此同时，除了祭陵，雍正不敢轻离京城一步，就怕允禩党突然发动政变，到时自己不在京城，无法迅速予以弹压。也就从这一年起，他开始派皇子出口行围，代替他训练讲武，以示他本人虽然不能参加秋狝，但并不是这件事不重要或他不重视。
祭陵之后的第三天，青海大捷的奏报终于送至御前。犹如拿到定海神针一般，雍正的所有困惑和焦虑瞬间烟消云散，随后他便遣官祭告天地、社稷、父亲康熙的景陵，乃至爷爷顺治和祖奶奶孝庄文皇后的陵园。
文武百官都异口同声地称颂皇上，但雍正始终强调功在先帝，当他在朝中受百官朝贺，追念康熙所遗留的业绩时，忍不住“悲哀不止”。
康熙生前就重用年羹尧、岳钟琪，又千方百计地分化青海地方势力，这些都为青海平叛打下了基础，但最重要的还是力排众议地选择雍正作为继承人。因为在此之前，只有允禵曾在西北建立功业，并为世人所称颂，直至朝野上下都纷纷传说康熙要将帝位传授给允禵，康熙选择雍正，也就等于相信他不仅可以治理好内政，也同样有能力稳固边疆。
康熙的选择对不对，要用事实来证明。青海平叛的结果让雍正如释重负，此次平叛成功，不仅解决了青海蒙古人的问题，间接稳定了西藏，而且对新疆的准噶尔部也形成了可攻可守的有利势态。它足以证明，康熙选对了继承人，他雍正恪尽子职，完成遗志，没有辜负先皇当初的期望和托付。
归功先皇，主要是为了彰显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雍正并没有忘记参加青海战役的有功将士，他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岳钟琪为三等公。在年羹尧的奏折上，他的朱批更是令人吃惊，竟然说青海功成，年羹尧就是他的恩人！
所谓朱批，就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字，这是皇帝的一项特权，其他人一概都只能用墨笔。朱批中的雍正往往表现得特别真性情，实际上，青海战役胜利后，不但年羹尧，就是其他在此役中出生入死的兵将，也均在朱批中被雍正奉为恩人：“自你（年羹尧）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力效命者，皆朕之恩人也！”
凭什么啊
权斗场上，时机把握非常关键，轻举妄动和犹豫不决都是致命伤。之前雍正对他的最大政敌允禩一直隐忍不发，就算数落允禩的不是，或借故敲打，也只是就事论事。比如有一次他讲到丧葬不可过奢时，便曾批评允禩在母丧期间“伪孝矫情”，不过那也不是说允禩一个人，只是拿他举例罢了。
青海捷报到来之后则情形大变。此次胜利不仅稳定了新政权，而且提高了雍正的威望，他自己也认为，经此一役，“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改变既往对允禩党拉打结合的策略，大刀阔斧地展开正面攻势。
1724年4月29日，雍正召见诸王及满汉文武大臣，对允禩进行严厉指责，说他在康熙生前对皇父不忠不孝，新帝即位后，仍不自量，因为有允䄉、允禟、允禵等人为他尽力，便不以“事君事兄”之道来对待新皇，“由此观之，至今还存有大志”。
雍正一上来就直指允禩有图谋大位之志，给对方加上了叛逆的罪名，并按照这一定性，令诸王大臣对允禩据实揭发，不许隐讳。
其间雍正一边说，一边在进行暗中观察，让他感到意外和失望的是，不管他怎样声色俱厉、气势汹汹，大多数人仍然表现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只有隆科多、年羹尧等少数几个心腹大臣在御前陈奏，向允禩发难。
对允禩的大揭发形不成声势，便难以继续进行下去。通过这一回合的较量，允禩在朝野的人缘、声望之好，实力之强，再次超越了雍正的想象，同时他也悲哀地看到，即便好不容易取得了青海平叛这样的功绩，自己的权威竟然还是不够高。
凭什么啊？雍正又羞又愤，气得要死，有一次他突然对诸王满汉大臣们说：“尔诸大臣内，只要有一个人，或明奏，或密奏，说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
当然谁都不会犯傻到真的这么做，事情明摆着，以雍正的脾性，只要你敢上奏，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打成允禩党人，让你万劫不复。
发过一顿火之后，雍正也很快回到现实之中。为什么自己作为新君，迟迟无法建立应有的权威呢？其实不难理解，一句话，还是康熙末年的争储大战太过激烈复杂了，以至于在他登基之后，大臣们仍然按照老眼光看问题，还是把他看成那个与世无争的雍亲王，而不是英明神武的雍正皇帝。换个角度，倘若现在坐在皇位上的人不是雍正，换成允禩或其他皇子，其权威一样会面临挑战，也一样会遇到昔日政敌们的抵制。
长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在青海成功之后，仍须兢兢业业，勤理政事，通过取得更多的业绩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不过在此之前，雍正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在政权已趋于稳定的前提下，充分使用君主的法定权力来打击政敌，同时继续以君臣大义的一套来要求和制驭臣下。
5月4日，雍正当着诸王议政大臣的面发表谈话，主动披露了允䄉逗留张家口一案的处置真相。他告诉众人，他其实早就知道允䄉是允禩的人，其不法行为就是受允禩指示，该案也不难处理，他之所以让允禩插手，为的不过是测试允禩的心理，给对方出一出难题。
讲到这里的时候，雍正正言厉色地表示，他本人关乎社稷，不利于他本人就是不利于社稷，所以为了维护社稷，他要对所有不利于他本人的人事予以坚决打击，“虽系兄弟，亦难顾惜”。
“剥笋”曾对拆散允禩党起到过重要作用，这次雍正重施故技，再次从外围对允禩实施逼围，他的此次谈话实际就是在为严惩允禩党人吹响号角。
大花面
首当其冲者便是允禟。允禟被发遣至青海，交年羹尧监管。年羹尧曾向雍正报告，说允禟“颇知收敛”，手下的人也知道畏惧了，然而雍正却认为年羹尧太天真了，在他看来，允禟和允禩都不可能改变其政治态度，对允禟这样“奸诡叵测之人”，应继续提防。
揣摩到雍正的意图，宗人府奏参允禟“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议请革去贝子，撤出其属下佐领。实际上允禟只是派人到河州买草，踏看牧地，宗人府小题大做，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雍正心里虽觉得很爽，但他也知道仅凭此一点就将允禟治罪，难以服众，所以便假惺惺地表示开恩，予以宽免。
虚晃一招之后，雍正便动起了真格的。康熙生前，辅国公阿布兰曾受允禩推荐，后来允禵西征成功，又奉旨拟写了定藏纪功碑。雍正指责他献媚允禵，抹杀康熙的功劳，命将其交宗人府议处。明眼人都能看出，雍正惩治阿布兰的重点不在被惩治者身上，而是集中指向了其后台允禩、允禵。
阿布兰只是与允禩党有涉，与苏努、勒什亨父子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后者系允禩党重要成员，雍正将二人比喻成戏剧舞台上用铅粉涂白整张脸的“大花面”，不折不扣的奸臣，他告诉年羹尧：“苏努实国家宗室中之逆贼，真大花面也，其父子之罪，断不赦他也。”
1724年7月4日，雍正以苏努、勒什亨父子党袒允禟、允禩，“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下令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撤回部分佐领，并罚他与儿子们一起迁往边塞居住。
按照雍正对苏努的看法，如果可以，他一定会判其死刑，为什么不这么做，是因为他有所顾忌，怕杀了之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动摇执政基础。7月10日，雍正在上谕中将允禩的罪状由叛逆向结党延伸，说允禩至今仍与自己结怨，就是倚仗着朋党支持，而且似乎也不怕遭到处罚，甚至于悍不畏死，“廉亲王（允禩）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扰乱国家耳”。
多阴险啊，可我偏偏就不上你的当，我能不杀就不杀，能宽待就宽待，看看我们俩到底谁更能争得民心民意！
伴随着一句“断不使伊志得遂”落地，雍正宣布七十、马尔齐哈、常明等人均为允禩党成员，说他们党同伐异，阻挠人君惩办恶人。作为惩罚措施，雍正也将他所谓的“宽大政策”进行到底，只将其中的七十先行革职和迁往边塞居住。
9月3日，雍正发布他亲书的《御制朋党论》，站在理论高度上进一步向允禩党开战。在这篇论文中，他以康熙时宗室、大臣结党的严重情况为例，说那时人们分为两三个党（此处主要指允禩党和废太子党），使人不入此党，即入彼党，朋党之间任用私人，互相攻击，严重破坏了朝政统一，损害了君主权威，所以朋党之恶，罪不容诛。
雍正说话往往好走极端，因为对朋党痛恨已极，恨屋及乌，他连大文豪欧阳修也没放过，对之大加批判。原因是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有党、小人无朋”，雍正认为，清代朋党之风的盛行就与此老首倡有关，如果欧阳修是本朝人，还活着的话，“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看那架势，就差把欧阳修开棺戮尸了。
雍正仗着他是皇帝，在上面信口胡说，下面的臣子听了都觉得脸红，替他害臊，可是又不敢正面反驳。后来史官在把雍正的讲话汇编成册时，实在觉得不妥，就把欧阳修造成流毒的话全部删掉，“诛之”也拿掉了，改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通过《御制朋党论》，雍正发出警告：已经卷进朋党的，要“洗心涤虑”，痛改前非；还没有卷进朋党的，要看清大局，切勿说三道四，诽谤朝廷。
《御制朋党论》是雍正射向允禩党的一枚重磅炮弹。其后他便召见诸王宗室，把即将进一步予以整治的允禩、允禟，与前朝被拘禁的允禔、本朝被拘禁的允禵放到一块，谴责他们“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
引人注目的是，几乎可称为朋党首犯的废太子允礽却不在其中。此时的允礽被监禁于煤山，已经病危，雍正不但不追究其朋党之罪，还命御医前往探视。御医诊断后回来报告已难望痊愈，雍正听了很伤心，他想亲自探望允礽，可是又考虑一去的话，允礽就要对他行君臣之礼。让兄长以垂危之身跪在自己面前，显然是件不合适的事，于是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派人向允礽专程致意。不久，允礽在禁锢地病逝，雍正亲往祭奠，赐以理密亲王之爵，令按亲王礼埋葬。
对于雍正而言，某些方面的网开一面与对政敌的穷追猛打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自1724年下半年起，打击允禩党人的速度和力度都突然减弱。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时有一个突发事件横插了进来，他必须腾出时间和精力进行处理。
不知如何疼你
突发事件的主人公之一就是年羹尧。在雍正当政的最初两年内，雍正给予了年羹尧特殊甚至是一般人臣所绝无的荣宠。有一次，年羹尧无意中在某处看到珐琅，为其精美的制作和秀丽的颜色所惊叹，“不胜爱羡”，遂在奏文中向雍正索要：“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
珐琅又称景泰蓝，是为皇家宫室所垄断的官窑瓷器，专供皇帝、妃嫔玩赏或祭祀之用。当时正好新造的珐琅尚未送来宫中，雍正就把现有的几件赏赐给了年羹尧，同时还没有忘记以年羹尧的“贪念”跟他开玩笑，在批文中说：“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
那两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用雍正自己的话来说，自古以来君臣有深厚私交者不是没有，但绝对做不到像他和年羹尧这般投契，“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直至青海功成，雍正更是激动异常，将年羹尧视同“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一时之间，他竟找不到能准确表达自己心意的适当方式了，想来想去，只有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出色的皇帝，才能对得起如此出色的臣子。
雍正还唯恐自己对年羹尧的评价不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特谕诸王大臣，说对年羹尧这样为国出力的人，“不但朕心依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雍正心目中理想的臣子形象，是以君心为心，套用现代语言来形容，就是要将自己的一颗真心捧出交给君主。在雍正看来，年羹尧便是如此，“天下督抚，待朕之真，依朕之切者”，年羹尧排第二，就没有人敢居第一。这也是他通过青海一役得到的最大发现：“西海一事，岂人力之所能者？皆因年羹尧能此二字，天下大臣，皆当法其心。”他的意思是，即使有人在才智天分方面能达到年羹尧的水平，但要像他那样“以君心为心”仍殊为不易，而年羹尧正是靠后者才在青海取得了成功。
雍正对年羹尧的欣赏和喜欢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常常叹息像年羹尧这样的人才太少，“朕福薄不能得尔之十来人也”，认为如果封疆大吏中能够有十几个年羹尧，国家完全不愁治理不好。他不仅将川陕境内的用人权完全交给年羹尧，还让其越境兼管云南方面的事务。此外，对于各类朝政民生的得失、朝内外大小官员的好坏，雍正也都要与年羹尧频频相商，不少官员的使用与否都直接以年羹尧的意见为尺度。
年羹尧毕竟还没有正式的朝中职务，雍正在让他参与朝政的同时，并不想让外人知道此事。明清时进士中的优异者会被选入翰林官当庶吉士，称为考庶常，有一次在考庶常时，翰林院已按惯例分三等作了衡量，定了名次，可是雍正不放心，便又将试卷秘密送给年羹尧阅视，要他“尽力速速看来”，并按照自己的意见，确定谁的试卷应该列入哪一等，只是千万不能被其他人知道。
1724年11月，年羹尧继首次进京陛见后，再赴京城朝见雍正。自青海功成以来，他们君臣还没见过一面，雍正非常高兴，在年羹尧的起程折上批道：“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快何如之！”
对于如何接待年羹尧，雍正也极为上心。他本来打算让各省督抚同时进京述职，因遭到四川巡抚蔡珽的质疑而未果，但他还是特命礼部拟定迎接年羹尧的仪式。礼部侍郎三泰负责草拟的条例可能是规格不够高，不足以体现皇帝对年羹尧的宠异，雍正居然还发了火，给予三泰以降一级处分。
这下子，从中央到地方，谁还敢不把年羹尧当成一座佛一样供着？在年羹尧进京途中，地方官全都跪道迎送，连向被奉为“疆吏之首”的直隶督抚都得这样行礼。路经河南时，怀庆府同知曾穿着官服向年羹尧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及至到达京城，诸王大臣郊迎，王公以下官员均跪接于广宁门外，其排场竟然比当年的“大将军王”胤禵还大。
年羹尧入宫觐见雍正后，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等人共同参议朝政，宣达谕旨。此时年羹尧的身份仍只是一个疆吏，又是临时进京，为什么能拥有与总理事务大臣同等的资格呢？雍正给出的解释是：“年羹尧为藩邸旧人，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且秉性鲠直，不徇情面。”
回京的第一个月，雍正认为年羹尧“公忠体国，不矜不伐”，是内外臣工的榜样，皇帝“嘉重之至”的典型，要求九卿议叙加恩，于是年羹尧被赐予双眼孔雀翎及金币等物，加一等男世职，并以其次子承袭。
很少有人设想过皇帝的态度会发生变化，直到12月28日，雍正突然提及岳周案。
岂有此理
岳周系工部郎中，他拿出两万两现银，求年羹尧推荐其为西安布政使，年羹尧予以拒绝，并向雍正进行了揭发。雍正谈到岳周案，表面听起来是表彰年羹尧，谴责岳周，细细咀嚼却是话中有话，分明暗含着对年羹尧的某种不满：岳周一出手就是两万两现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你年羹尧随时随地就能接受如此巨贿，权力好大啊！
雍正这番表态已足以令知情者感到吃惊，但官场上还有不少人没有看出政治风向和雍正态度的变化，12月30日，湖广总督杨宗仁按照往日雍正的口味，上奏说年羹尧是纯臣，雍正在奏折上批道：“年羹尧到底是什么人？就你所知道的，再从实奏来。‘纯’字真的能用在他身上吗？朕以为不可！”末尾雍正强调保密，已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对年羹尧的不良看法。
当天，雍正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诸王大臣，以“为君难”为主题，做了一次长篇谈话。所谓“为君难”，说的是皇帝用人行事的难处。雍正举例说我明知道允禩的为人，知道他和我不是一条心，为什么还要封他做廉亲王、总理事务大臣兼管工部事务呢？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前后矛盾，甚至乖张？其实我是万得不已，不得不那样做啊！
这是雍正第一次将皇家内部权斗的隐秘公之于众。之后，他话锋一转，由“为君难”引申到了“为臣难”：“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作为例证，雍正讲到，年羹尧推荐一个叫刘廷琛的人为广西布政使，结果刘廷琛遭到了罢斥，雍正说年羹尧虽然是出于公心荐举人才，但也难免有识人不明的过失。
一些官场老混混儿已经听出来了，皇帝哪里是在说“为臣难”，分明是像谈论岳周案一样，用含沙射影兼旁敲侧击的方式点年羹尧的名。
如果这还不明显，雍正所讲的下面两件事就比较露骨了。一件事是关于赏军，也就是犒赏部队。当天前线官兵都领到了赏银，这是皇帝和朝廷的恩典，可是外面的传言却是：“此大将军年羹尧所请也！”针对这件事，雍正气呼呼地分辩说我又不是年幼皇帝，亲王都做了好多年，还等年羹尧给我指点吗？他不竭力争取，我就不赏大家了？岂有此理！
另一件事是雍正亲发谕旨，对允禩党人阿灵阿等人进行追究，然而也有人说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由年羹尧所策划，皇帝不过是听了他的话而已。雍正对此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我比年羹尧岁数都大，数十年藩邸生涯，更使我“胸中光明洞达”，所以现在不管多难多复杂的政务，我都能洞烛幽微，而年羹尧之才，做大将军总督则有余，要跟天子比聪明才智和真知灼见，差远了！
事后来看，这两件事中的流言都对雍正产生了强烈刺激，因为倘若人们信其所言，就会把当今皇帝当成一个傀儡，一个被年羹尧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庸主，这是雍正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虽然雍正再三强调，应该受到惩罚的是散布流言者，这些人在设计隐害年羹尧，“深可痛恨”，但大部分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年羹尧本人亦难辞其咎。
事实上，年羹尧此次入觐，颇受王公大臣非议。百官郊迎时，他视若无物，安坐于马上，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就傲然前行，及至王公下马致敬，他也只是点点头。更严重的是，年羹尧在觐见雍正时，居然两腿张开坐着，“天子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一次这样做的人是允禟，在刚刚宣布由雍正即位时，他与雍正“箕踞对坐”，不把皇帝当皇帝。
当时的雍正显然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警觉。在年羹尧进京前，就有相当一部分朝臣反对重用年羹尧，埋怨雍正纵容“年羹尧擅权”，但雍正不为所动。年羹尧进京后，一开始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有人出于忌妒年羹尧，在描述上进行了添油加醋。即便年羹尧当着他的面举止放肆，雍正似乎也没有怎么太放在心上，因为它可以被理解为是君臣关系亲密，皇帝爱才重才，而臣子不受拘束。
只是雍正对年羹尧的绝对信任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年羹尧能够以“以君心为心”。从岳周案起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是打破了这一前提，才让雍正破天荒地对年羹尧产生了怀疑，并使年羹尧的一些言行获得了重新解释：对王公大臣乃至对皇帝无礼，以及种种社会流言，说明年羹尧平时骄横跋扈、妄自尊大惯了，可谓毫无臣道；如果年羹尧一向修身慎行、清廉自守，岳周应该不会想到斥巨资向其行贿，说明年羹尧本身有接受贿赂，开奔竞之门的可能；刘廷琛不是一个好官，年羹尧却一力推荐，他有没有结党营私，一味任用私人和党羽的嫌疑？
情报网
1725年1月3日前后，年羹尧离京返回其位于西安的督署。在他滞京的三十余日间，曾有人向雍正建议不让年羹尧离京，不过暗中建议者是谁，雍正一直没有言明，有学者估计是禅师文觉。文觉从雍邸时期起就是雍正的“比丘军师”，雍正登基后，他仍侍奉雍正于宫中，虽未公开参政，但却暗中参与讨论国家最机密要务。
文觉主张拘留年羹尧，是怕放虎归山，留在京城更便于控制。对于这种留年羹尧于京师以防其生变的劝谏，雍正没有采纳，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过早行动反而会打草惊蛇，同时他丝毫不担心年羹尧会跳出自己的手掌心——正如他在“为臣难”的长篇谈话中所说，年羹尧要跟他比试政治博弈的能力，根本就不是对手，他都用不着予以特别提防，“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
在讨论是否要放年羹尧出京的那一刻，雍正或许不会忘记一年多前年羹尧进京觐见时的情景，那时的年羹尧为了表示对新君的效忠，别提有多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了，一年多后，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年羹尧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很显然，年羹尧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蜕变，中间应该发生了很多事情，可是他作为皇帝却全不知晓，始终被蒙在鼓里。
雍正即位后，一方面，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政敌方面的动态，以便在权斗中争取主动，另一方面，由于害怕遭到暗杀，他几乎很少走出京城，也有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内外情形的必要，为此，他在情报收集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雍正想到的办法之一，是派遣特务。说起皇宫中的特务，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明代的东厂和锦衣卫，雍正比明朝皇帝更精明也更有远见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不管是使特务组织制度化，还是让特务分子在形式上取得特殊地位，都会造成尾大不掉的危险。基于这一考虑，雍正没有建立专门的特务机构，他所派的特务都是宫中侍卫，但其主要任务却是潜伏于民间，随时随地对官民行动进行侦察。
稗官野史中有关雍正朝侍卫的逸闻很多，有的虽不免过于猎奇，但并非全属子虚乌有。周人骥是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物，笔记中记载，他在雍正时考中进士，随后被授六品礼部主事，奉命视学四川。视学俗称学台，任务是督考乡试，因它关系到地方上书生的前程，使之无形中成了一个油水颇丰的差使，学台清浊之间，收入相差极大，而周人骥担任学台三年，始终清廉自守，毫无苟且。
三年后任满，周人骥准备回京复命，一个当初由礼部本堂荐用的仆人突然前来向他辞职，说：“我也得回京复命去了。”
“这话怎么说？”周人骥大吃一惊，不明所以。
“周学台，不瞒您说，我是皇上的侍卫，看您主持考试甚好，您就等着听封吧。”
除了派遣侍卫，密折具奏法即密折制度也是雍正的一大法宝。古代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折一般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之前，有关官员已先过目，因而是公开的。密折是非公开的，由臣下直达于皇帝的秘密奏折，这种奏折系用折叠的白纸书写，外加特制皮匣封存，内容除书写者本人和皇帝，其他人不得而知。
据推测，密折可能肇始于顺治朝，只是没有实物佐证。现今最早的密折见之于康熙朝，然而康熙对密奏并不是很重视，更未形成严格的制度。直到康熙晚年，鉴于中央和地方官吏结成朋党的情况严重，江南各地有民众反抗，而地方官很少肯据实奏闻的现状，康熙才扩大了密奏人员，但数量仍然十分有限。
把密折制度推向鼎盛的是雍正，终康熙之世，密奏者仅百余人而已，雍正朝比康熙朝短得多，密奏者却多达一千一百余人，其身份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官到外官，从文吏到武官，不遗漏任何一个阶层。雍正指示密奏者秘密从事侦伺调查，并随时将所见所闻通过密折进行报告，内容上自军国要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
通过密折制度，雍正得以建立起一个庞大严密的情报网，这使他本人即便足不出户，对宫外发生的事件也照样可以做到了如指掌。有个叫王云锦的官员，康熙朝中过状元，大年初一这天，他和亲戚朋友打纸牌游戏，打着打着少了一张，只好停下来喝酒。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他昨天干什么了，王云锦就将“打牌喝酒”的情形讲了一遍，雍正听了很高兴，说：“不欺暗室，真状元也！”说完，从袖口里掏出一张纸牌给王云锦，王云锦定睛一看，竟然就是昨晚丢失的纸牌，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年羹尧身居如此要职，理所当然不能脱离皇帝的视线。雍正曾遣亲信侍卫至年羹尧处，名为效力军前，实则就有监视之意，加上密折与之相辅相成，让雍正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已经万无一失，然而在年羹尧出事前，关于年羹尧的行动，侍卫们却未有只言片语报告，同时也没有人在密折中对年羹尧进行告发。
雍正痛苦而又气愤地意识到，他一手创建的情报网出了大问题，对于年羹尧的部分甚至已经失去作用，整个瘫痪掉了。
打招呼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首先出在被监视者的身份特殊。年羹尧身兼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是没有封王的西北王，侍卫派去后摄服于其权威，只听年羹尧指挥，居然成了他的仪仗队，为之摆对、坠镫，形同厮役，加上年羹尧又施以赏赐等小恩小惠，这些人便都不记得离京前皇帝的嘱托和要求了。至于那些本应进行密奏的官员，在年羹尧的威逼利诱下，则个个明哲保身，做起了闷嘴葫芦。
面对瘫痪了的情报组织，雍正立即重新进行布局，他一边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对年羹尧展开秘密调查，一边利用朱批奏折给部分臣工打招呼。
还在年羹尧离京前，已经陆续有各种小报告上达，其中有人举报直隶总督李维钧“馈送年羹尧礼物过厚，又觅二女子相赠”。李维钧先前曾通过巴结年羹尧，由年羹尧向雍正特别举荐而得以擢升直隶巡抚，不过此人也确实很有能力，而后从巡抚升总督，完全是因为个人能力得到了雍正的认可。
李维钧成为雍正打招呼的第一个对象，他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很怀疑他居心不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在明确自己的意向和看法后，他先安慰李维钧，说你和年羹尧的密切关系是奉旨形成的，是历史原因，不必恐惧，但要和年羹尧逐步疏远。
接下来是四川巡抚王景灏。雍正在朱批上说，年羹尧来京陛见，举止乖张，让他很不满意，他也不知道年羹尧究竟是精神颓废，还是功高志满所致。雍正向王巡抚发出警告，说你虽是年羹尧荐举的，但不要再依附于他，须知“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也”，今后对川省属员的选拔考核也要自理，而不能全部听从年羹尧的指挥。
李维钧、王景灏等人都是年羹尧的亲信，在年羹尧滞京后期，雍正就要求他们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并对年羹尧进行揭发，以争取自身的保全。不过总的来说，那时的雍正对年羹尧还是留有余地的，公开场合仍尽量用政治暗示的方式，告诫年羹尧不可盈满骄恣，要懂得收敛和防微杜渐。
年羹尧对此不可能毫无觉察，但或许是平时骄横惯了，面子上下不来，又或者故意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结果离京回任时仍和来京时一样，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雍正见年羹尧不为所动，也就不客气了，年羹尧返抵督署后，他直接用朱批写了一段关于功臣要保存名节的话，警告年羹尧慎重自为，不可恃功招祸：“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
自雍正登基后，年羹尧所接到的皇帝朱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嘉奖、恩赏、亲昵、戏谑的言辞，这是第一次把话说到如此之重，标志着君臣关系已悄然发生质变。
无奈年羹尧早已是积重难返，即便如此，也没能引起他的足够重视和自警，于是雍正只能继续展开围剿行动。有些官员平时不为年羹尧所喜，双方素有矛盾，他们成为雍正打招呼的第二类臣工。比如，年羹尧曾在前年数次上奏，认为河道总督齐苏勒不学无术，必不能料理河务，雍正便在齐苏勒的奏折上把年羹尧的这些话照写了上去，然后在密谕中言明年羹尧已暴露出作威作福，把揽权势的嘴脸，让齐苏勒疏远年羹尧。
从狭义上说，雍正这是在以挑动私仇的办法，用一部分人去整治另一部分人，而从广义上来说，则是他针对以往情报网漏洞所做出的修正。在之后的密折朱批中，雍正都会明白地告诉某甲，说某乙如何说你，同时又对某乙说，你说某甲的话我也告诉他了，如此一来，大臣之间就不敢有私，更不敢像年羹尧案那样知情不报了。
雍正过去曾让云贵总督高其倬服从于年羹尧，高其倬与年羹尧同级，嘴上不说，内心不服。雍正也向高其倬承认自己看错了年羹尧，先前给高其倬的指示是不对的：“朕命尔事事问年羹尧之前谕，大错矣！”
除了向齐苏勒、高其倬等年羹尧的反对派传递消息，让他们更坚定地拥护自己，雍正第三类打招呼的对象是与年羹尧有一般关系的官员，主要是提醒他们及早引起警觉，在皇帝已与年羹尧对立的情况下不要站错队。
雍正的权术和驾驭术之精湛，当世少有人能够匹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不仅最大限度地瓦解和孤立了年羹尧，而且通过情报网的重构，也将年羹尧真正置于自己的全方位监控之下。
皇帝说了算
周围风雨欲来，年羹尧却依然在摆他的西北王架子，回到西安后，即命甘肃巡抚胡期恒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
这个胡期恒不是别人，他原任西安布政使，乃年羹尧的心腹，岳周案中的岳周贿赂年羹尧，就是想获得他留下的空缺。要放在以前，雍正肯定会支持年羹尧、胡期恒，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将这一弹劾案归结为是搞朋党的做法。
胡期恒任布政使、巡抚均出自年羹尧的推荐，在已对年羹尧产生怀疑的前提下，雍正对于他所推荐的胡期恒也不放心了，为此他特地召见胡期恒，当面考查，结果一见就大发雷霆，并对年羹尧予以严厉抨击：“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年羹尧在朕前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
年羹尧、胡期恒不受待见，直接受益人是岳周。经过进一步调查，岳周原来还是允禩的亲信，他自己根本没钱，工部郎中任内曾亏空了数千两公款，系由允禩帮补找完，他准备向年羹尧行贿的两万两赃银也全由允禩解囊相助。在岳周案的初审中，岳周已被判斩监候，按照雍正对允禩党一贯严处的态度，有了这些新罪行，砍头就应该被立即执行了，孰料雍正颁下圣谕：“岳周之罪，本应即行正法，因系年羹尧所参，故改为监候。”
他这样做的逻辑是，“朝廷威福之柄”，非“臣下得而操之”，也就是说砍不砍谁的头，得皇帝说了算，而不能由任何一个臣子决定，你年羹尧参岳周之罪，要置他于死地，我偏偏不让他死！
同月，蔡珽案又出现了戏剧性转折，而其转折原因也与岳周案异曲同工。早在争储时期，雍正就为本集团招揽官员，但人数很少，时任四川巡抚的蔡珽是其中之一，引荐人就是他的上司年羹尧。可是在雍正登基后，年羹尧与蔡珽的关系却并不好，蔡珽有时不买上司的账，年羹尧进京前，雍正本准备让督抚进京，就是因为他的劝谏而流产了。此外，两人还多有纷争，年羹尧奏请在四川铸钱，但蔡珽以四川不产白铅，开采不便为由，将年羹尧的提议否决掉了。
年羹尧岂肯吃亏，未几，重庆知府蒋兴仁贪赃，遭到蔡珽的侮辱而自杀，蔡珽为了掩饰，谎称他是病死的，年羹尧即对蔡珽予以揭发和弹劾。那时雍正与年羹尧尚未公开翻脸，刑部便将蔡珽革职拿问并议处斩刑。
蔡珽被押解至京城后，雍正将对他的定罪与年羹尧的参劾联系起来，说蔡珽的罪应当依法惩办，但他是年羹尧参奏的，如果论死，人们就会说我是因为年羹尧的缘故才将他处分，是年羹尧在操纵着官员们的祸福，那怎么能行呢？
雍正不但将蔡珽免罪，还特加召见。蔡珽抓住时机，将年羹尧贪暴不仁以及对自己打击报复的行径诉说了一遍，说得雍正连连点头，当场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胡期恒案、岳周案、蔡珽案的处理结果，都是在公开责难年羹尧，给他脸色看，年羹尧就算是块木头也不可能始终无动于衷，他赶紧认，在奏折中频频向雍正作检讨。雍正的态度也开始表现得温和起来，在年羹尧的一份“检讨书”上，他批道：“看了你的这份奏折，朕的心情好了很多。过而能改，则无过矣，但朕怕就怕你不能真正心悦诚服，所以你还要多努力！”
确实，要是年羹尧真的能够洗心革面，雍正未必不想给他留一条后路，毕竟年羹尧有功劳在身，君臣关系还曾那么融洽，这些都被世人看在眼里，现在如果将年羹尧处罚得过重，说得难听点，就等于在打他皇帝的脸。雍正的这种心理状态，在他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上显露无遗：“朕爱其（指年羹尧）才，尚用其力，自有保全他之道，他近日亦深知愧悔矣。”在雍正写下这道朱批的当天，理藩院侍郎鄂赖便奉命向年羹尧口传谕旨，用雍正所谓的“改过自全之道”来训诫年羹尧。
雍正虽有心保下年羹尧，但随着秘密调查的不断深入，有关年羹尧的劣迹报告越来越多，多到了出乎意料的程度，而且其中的不少内容都触目惊心，远远超出了雍正最初以为的只是擅权作威。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有一年下大雪，年羹尧坐轿出门，随行两旁护卫的军校按照平时的规矩，都用手扶着轿辕，时间长了，手背上都积了寸许厚的雪。年羹尧可怜他们，就在轿中下令道：“去手。”
他的意思是告诉军校们不用再扶着轿辕，谁知众军校误会了，还以为是要让他们自断其腕，于是便集体抽出腰刀，不假思索地砍掉了自己的手！年羹尧发现不对时已经来不及制止，眼见得雪地都被鲜血浸染，场面惨不忍睹。
倘若是其他人的部下，就算真的听到荒诞的命令，恐怕也一定会质疑、抗命，或至少是犹豫，但这些军校竟然已形成了一种无条件服从的本能，可想而知年羹尧平时对待部下有多么严酷，其积威之势又有多么可怕。那些被雍正派去年羹尧身边进行监视的侍卫，之所以发展到最后只唯年羹尧一人是从，甚至充当他的下人厮役，也就不难理解了。
就年羹尧应有的地位和权势而言，无法与清初统兵的诸王相比，更不能望允禵之项背，只能和康熙前期同样任大将军的图海对照。图海与督抚的往来文书在格式上都用咨文，以示平等相待，可是年羹尧用的却是令谕。
年羹尧把同僚当下属，又把皇帝当成了他的同僚。圣旨到来，一般情况下，大臣必须设香案跪听宣读，但年羹尧有时并不遵守。有人在内阁库房中看到年羹尧给内阁的公文，封筒上书“右仰内阁”，字有三寸大小，且加朱，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帝给内阁发来的指示。根据这些相关线索，雍正自己也回忆起，年羹尧曾选编一本唐人文稿，进呈后，雍正原想写一篇序言，尚未拟就，年羹尧竟然抢在他前面把序言草拟出来，不但硬要皇帝认可，还径自进呈了一百部。那时君臣尚处于蜜月期，雍正没有介意，如今想来，年羹尧的这种做法也完全越出了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
实际上，在年羹尧自己的西北辖区内，他真的是时时在寻找做皇帝的感觉，而根本不顾什么忌讳。他给人东西唤作“赐”，吃饭称为“用膳”，请客名曰“排宴”，平日里要么不出行，出行必要黄土填道，官员见之须一律跪拜，可以说，他进京时的那些跋扈的举止完全都是平时做派的自然表露。
比之于不守臣道，年羹尧对密折制度及用人制度的破坏，显然更令雍正感到愤怒和不安。密折制度是雍正登基后颇为得意的一个大手笔，他借之建立了情报网，不料却被年羹尧弄得几近瘫痪，不得不进行重建。朝廷用人，雍正的确很注意倾听年羹尧的意见，但这并不等于他允许对方从其手中抢夺用人权。
从各方面的举报来看，年羹尧一贯以军功保举为幌子，滥用私人，并向吏部、兵部施压，迫使两部给予其特殊待遇，凡年羹尧的报功请封名单一律准行，他的亲信李维钧、王景灏、胡期恒等人都因此得以飞黄腾达。清制限定奴仆不能做官，可是年羹尧置若罔闻，照旧以军功保举家奴和仆人，结果一个先后升任西安知府、直隶道员，一个出任了署理副将。
雍正当初对岳周案的预感证明是对的。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年羹尧手中既握有了部分用人权，便拿这个做起了无本生意，“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岳周只是闻着味道跑来钻营的小丑之一，而年羹尧揭发岳周，只不过是欲盖弥彰，用来掩盖其受贿实质的伎俩而已。
年羹尧受贿还有个小窍门，就是先找理由参奏某官员，逼得人家向他打点，甚而成为他的人马。江苏按察使葛继孔被年羹尧参奏，眼看官位难保，便两次向年羹尧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笑纳后答应“留心照看”。直隶巡抚赵之垣在康熙朝时与年羹尧有隙，雍正即位后，年羹尧多次密奏雍正：“赵之垣断不可令为巡抚。”雍正就罢了赵之垣的官。无奈之下，赵之垣只好向年羹尧赠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年羹尧于是在他第二次进京时，又将赵之垣带到北京予以力保，只是此时雍正已经对年羹尧起了疑心，才以“年羹尧前后语言颠倒，殊不可解”，未答应他的要求。
年羹尧受贿金额不小，有人估计其“赃私巨万”，仅此一项就让雍正无法对之姑息。另一边，年羹尧虽然不断递交“检讨书”，但实际并无悔过之念，在受贿等案情逐渐暴露后，他先用言辞搪塞，继而则尽量隐藏财物，除驻扎地西安，为了寄匿于各省，数月间他调用了骡驮两千余载，骡轿两百余乘，大车数百辆。殊不知，这些举动全都在雍正的监控范围之内，没有一丝一毫能逃脱其视线和掌握。
借题发挥
在年羹尧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那几年里，除了皇帝，任何一个权臣都不在他的话下，即便是怡亲王允祥亦不例外。
允祥何许人也？他是雍正的至厚弟兄，与雍正关系最为密切，同时还是总理事务王大臣中的核心骨干。他拥有几个其他任何诸王大臣都无法得到的特权：王公大臣之中，唯他能够经常“口含天宪”，代皇帝传旨和发令；可以代表皇帝联络封疆大吏，一些没有资格直接上奏折的地方官，可经雍正允许，通过允祥转奏；雍正不许官僚结党和投靠诸王，却特许众臣靠拢允祥，大臣们与别人联络，或许有结党之嫌，唯与允祥交往，完全不用以此担心，因为这是雍正特许的。
允祥为人谦恭谨慎，他曾主动向年羹尧示好，未料年羹尧却不屑一顾。雍正知道后，特意在上谕中提醒他：“怡亲王甚怪你自春不寄一音……有便当时常问候，亦当看闲寄手札才是。”
实际上，年羹尧是忌妒允祥，他对亲信李维钧说：“怡亲王宅第外观宏广，内里却草率不堪，矫情伪意，其志可见！”
允祥可不像他说的那样“矫情伪意”，人家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任何时候都是雍正一方的中流砥柱，在这次对年羹尧的围剿战中，他也同样成了皇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
为进一步拆散李维钧与年羹尧的关系，雍正让李维钧与允祥联系，并交代说，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直接和他本人讲的话，可以跟允祥讲，“怡亲王必能照顾你，而且方方面面都会为你考虑周全”。
河道总督齐苏勒也得到了近乎相同的指令。雍正在朱批中对他说：“知道你同怡亲王没有往来，现在朕命令你同他结交，因这是朕的主意，不用害怕，朕保证对你有益无损。”
在向官员一个个打招呼、要求他们同允祥接近的过程中，雍正做好了向年羹尧公开进攻的思想舆论准备，现在他只等一个契机，或者说一个最合适的理由和借口了。
1725年3月15日，农历是二月初二，民谚有云“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预示着春季到来，万物复苏。此前钦天监已经测算出，当天将发生日月合璧和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
日月合璧是说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会与正在落下的明月重叠会合，五星联珠则是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同时出现于夜空中的某一方，这两种现象数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历来被古人视为祥瑞。雍正素重祥瑞，尤其爱把自然现象与朝中政治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他的政治清明，闻报自然惊喜不已，当即命令史官加以记录，并宣告臣民知晓，届时举朝庆贺。
3月15日当天，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果然齐齐出现。有关官员急报呈报，并把它归之于雍正敬天法祖的结果。雍正毫不推让地接受下来，他发表谈话说日月五星运行于天，原本就有规则，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但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却是幸运的，这个时候必定是“海宇升平，民安称阜”。
前有奇罕祥瑞，后有皇帝表态，内外臣工谁也不敢怠慢，都争着上表致贺，年羹尧也上了贺表，颂扬雍正“朝乾夕惕”。“朝乾夕惕”一词典出于《易经》，字面意思是白天勤奋努力，晚上埋头苦干，雍正从政后日日勤慎，励精图治，平时也常以此词自勉或者说自诩，年羹尧拍这个马屁没错，但他错就错在把“朝乾夕惕”颠倒语序，错写成了“夕惕朝乾”。
按说颠倒语序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有人为了平仄押韵的需要，还会有意将词序做些调整，问题是这时候雍正对年羹尧的看法已经完全变了，年羹尧的任何异常言行都可能引起他的疑惑，他一看到年羹尧的贺表就光了火。
“‘朝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只有君主才配得上“朝乾夕惕”，而我更是当之无愧，你年羹尧居然在这里写错，是典型的不诚敬表现！
正好雍正也要找年羹尧的碴儿，于是便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发上谕说年羹尧平时“非粗心办事之人”，现在显见得是把“朝乾夕惕”四字藏起来，不想许给我，既然如此，那么“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
知道年羹尧一定会竭力解释此乃无心之过，雍正提前定论，说由这种误写可知“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责令其回奏。回奏，怎么回奏？到了这个时候，年羹尧怎么为自己申辩都没用了，连认错也已无济于事。
讨伐年羹尧的战幕由此被正式拉开。川陕官员遭到大幅调整，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遗缺由岳钟琪兼任，其他由年羹尧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些亲信，除打招呼者，也都调职的调职，撤换的撤换。雍正这样做，为的就是剪掉年羹尧的羽翼，免其在任内作乱，他对此态度坚决，说：“稂莠不除，嘉禾不长，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
接下来是让各地被怀疑与年羹尧有瓜葛的官员表态，说说年羹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奏称年羹尧“背国负恩”，雍正尚不满意，朱批责备他对年羹尧留有余地。纪成斌慌了，赶紧又把过去受年羹尧压制的情形汇报了一遍，这才获得雍正的谅解，但转而又命令他报告另一名总兵与年羹尧的关系。
见围堵之势已成，雍正遂做出组织处理，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信，调任杭州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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