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那一边，也不爬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之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这段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与我后来参加农民运动，有大影响。1924—1927年的秋天，我同一位老同学徐鸣鸿到广州，目的是参观访问广东的新形势，住在广州越秀路越绣酒家。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负责宣传工作，兼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听说我来了，曾到旅馆里两次同我谈话，最后对我说：“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他的意思是想留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我当即答曰：“湖南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去。”毛主席说：“你留在这里，湖南第一师范的问题好解决。”可是我终于婉言谢却了，留在广州只两星期，仍由陆路回湖南。不久，北伐军到了湖南，毛主席也回到了长沙。在长沙时，我因受了他的影响，参加了省农民协会为顾问，参加了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讲师，并参加了船山学社为教师。为帮助革命，我曾发起组织省教育工作者协会，并在报上发表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文章中曾运用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
1927年春，我到了武汉，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并把在长沙为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好的一篇讲稿，题目叫《农村社会之新观察》，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在报上发表。”我随即按照他的意思在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发表，比长沙发表的两篇租谷论反响好多了：赞成的人颇不少，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志亲自对我说是一篇好文章，并说我很懂得农村经济。后来，邓演达同志要同志们到河南前线去组织战区农民运动会，很想要我去任秘书工作。我以为军队还没有到达的地方，要去做地下的农运工作，有些怛怯；而且自己体弱，痔疾又折磨我，便再三托词推却了。
毛主席知道这情况后，便亲自来找我。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来到我的住处。我当时住在黄鹤楼下一间破旧的小旅馆，名叫“一枝栖”，每日房租只要一角钱。毛主席一进门即问我：“你为什么住一个这样的旅馆？”我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主席随即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全国农民协会是他自己领导的，我回答说：“很好。”他接着说：“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您可到那里去一趟。”我于次日上午9时按他指示的地方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坐在旁边，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主席对我说：“周先生明天可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
我到全国农民协会当一名宣传干部，遇见了夏明翰同志。他知道我是毛主席的朋友，又是湖南人，年纪也比他大几岁，他一直把我当作前辈。他当时是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在毛主席领导之下，负一切实际责任。他人很好，同我谈得来，尤其谈起农民运动时，津津有味。有时他鼓励我去同鲍罗廷谈谈，说这很有意思。我因没有适当的机会，没有去谈过。正当我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很合得来时，宁（南京）汉（武汉）忽告分裂，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主席到湖南进行秋收起义去了，我则逃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但是从事农民运动的精神未衰，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也未衰，只是暂时同毛主席等阔别而已。
以上是我随毛主席从事农民运动的回忆的片段。从这片段进一步回忆，却有一些很珍贵令人不忍忘怀之处。
一是毛主席念念不忘我随他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念旧的情感也很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毛主席为着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当时我也在重庆，于《大公报》上见到一条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有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主席，我于开会之前几分钟，站在会场门前等候着，看到他穿一身蓝布衣服，戴一顶白色邮帽，拿着一根手杖走来了，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他随即用带有陕西音的湖南话大声问我：“你是周谷城先生吗？”我回答说：“是的。”这时他以手势说：“18年了！”（从1927至1945年）眼里涌出了泪珠，我自己也流出了眼泪。他念旧情深，令我感激。
二是毛主席鼓励我的研究工作，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农民运动时，革命斗争的形势是：一方面有革命群众工、农、商、学、兵，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洋奴买办、大小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势力。但是，早在五四运动时代，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当学生时，曾与清华学校学生举行过一次按辩论规则组成的两小时的大辩论，题目叫《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这次我失败了。后来我把这事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却大加鼓励。有一次（大约在1958年秋天），毛主席由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林伯渠、徐特立几位老人陪同到了上海，在上海展览馆把我召去，谈了一会有关逻辑的问题。快要吃饭时，毛主席笑着说：“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我于是坐在他的右边。席间，我顺便汇报一件事说：“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学校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按辩论规则组成的大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毛主席沉默了一会，说：“嗳，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啊！”意思是说我既同他从事农民运动，又曾钻研过社会的阶级问题，是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我听了，受到很大的鼓舞。
三是毛主席的远见卓识，令人敬仰。记得我20年代初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正钻研《资本论》。有一天晚上，毛主席到我的住室闲谈，看到我的书架上有英文本和德文本的《资本论》，半庄半谐地对我说：“你看这些，不怕惹麻烦吗？”我说：“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其实我错了。1926年，我在长沙发表两篇租谷论，其中运用了剩余价值论，便引起了教育界老人的讥讽。这还不要紧。1927年初，我在武汉发表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虽博得好评，问题却随着来了。宁汉分裂后，湖南反动派抬头，便拿我的几篇文章作依据，要给我麻烦，幸喜我早已到了上海。从这种情况看，毛主席的警惕性和远见卓识，是我所永远赶不上的。后来，我在中山大学教书，在“英文史学名著选读”一课中，曾把英文本《共产党宣言》改一个题目编在《选读》中，最后因此被迫离校。可见我之幼稚可笑。毛主席当初问我怕不怕麻烦，实即关心我的安全，教我要警惕，我却视若无事，错了，错了。
四是毛主席对我的深情、鼓励、厚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主张的“百家争鸣”，我坚决执行。我在一首词中，曾表示过这个意思。1961年“五一”节，毛主席到了上海，我同上海各界晋见了他。晚上《解放日报》记者嘱我写一首词，以表欢迎之意，我写了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周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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