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1894年8月22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返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长期从事教育事业。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的一所新式学校，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文、音乐等课，学生多是富家子弟。由于毛泽东穿一身农家旧裤褂，加上外县口音，颇受一般纨袴子弟嘲笑和冷遇。但毛泽东对此却并不在乎，埋头只顾攻读中外历史、地理，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也很感兴趣。尤其是他写得一手好古文，在全校出了名，深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因此，有许多同学乐意同毛泽东接近、交往，其中萧子升和萧三兄弟就是毛泽东回忆中说的“我的朋友”。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半年时间，于1911年春被老师贺岚岗带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萧子升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毛泽东也于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萧子升同学了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他们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长沙五县。他们每到一处，遇上机关、学校、商店或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他们就这样没有花一文钱，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游学”生活。在安化县，他拜会了劝学所所长夏默安，毛泽东还与夏对了诗。夏原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对：“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在宁乡同学王熙家毛泽东曾留赠对联：“爱君东阁能延客，别后西湖赋予谁。”
这次“游学”生活，他们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走访了学士名流、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尚、地方官吏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查阅了各县县志和一些佛经，了解到许多民情、乡俗和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有趣的是，萧子升放不下架子，问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则态度谦和，谈话亲切，尤其热心访贫问苦，了解下层人民生活。毛泽东后来回忆了这段生活，他说：“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走过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1918年4月14日，湖南新民学会在长沙蔡和森家里开成立大会，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等为干事。此后，毛泽东和萧子升便置身于新民学会会务和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率新民学会会员20余人前往北京准备赴法，两人同住在北京后门内三眼井胡同7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919年1月萧子升先期赴法，与毛泽东暂时分离。
毛泽东与萧子升关系最重要的是1921年前。这是他们两个关系最好的阶段，他们是最要好的挚友。
1915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同徐特立、杨昌济等一起开展了反袁（世凯）活动，并主编了反袁小册子。因萧子升的书法好，毛泽东就给他写了封信，特意邀请萧为这本书题写书名，信中写道：“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萧子升慨然应约，写好送去。
1917年夏，萧子升邀毛泽东为自己的“一切入一”自学笔记本上题词，毛泽东在上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学习方法。他写道：
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织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无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来可以蕲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
从毛泽东的这篇题词，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在当时是怎样的勤奋学习、苦苦追求远大前程的。
毛泽东不仅在治学、理想方面经常与萧子升交谈、商榷，在个人生活上有些问题也乐意告诉这位好朋友。如1916年6月24日，他曾给萧子升一封信写道：“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写罢信即决定回家探母。在回家途中又写信给萧子升。返校后，毛泽东还给萧介绍长沙、湖南军阀混战局势，并畅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最后他说：“是非自有公论，弟于他事多恕，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仅据1915年7月至1916年7月一年时间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即给萧子升写信达11封之多，这在当时毛泽东的朋友中是仅有的。
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后，毛泽东成为国内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者，他主持学会全部工作。后来，毛泽东把国内外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汇辑成册，刊印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3集。通信集里收录了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来往信件3封。
1920年3月25日，萧子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对湖南驱张（敬尧）运动和杨昌济老师的关心，介绍了新民学会会员在法情况。并说：“弟近想牺牲勤工俭学主义，设法俭学。又想跳出法国，长驱入俄，因同学好友多要勤工，只好留在法。我若可以俭学，何不远走一步呢？”但是，过了不久，萧子升在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流露出他这个时期的真实思想。在旅法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学会的方针时，有人主张应该按马克思主义，进行俄式革命。而萧子升却“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时毛泽东的思想虽与萧子升有所不同，但他认为“我们决不能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而“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可见毛泽东还没有提出激烈革命。只是稍后一些，在蔡和森和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底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而萧子升却停滞在无政府主义上不能前进，而且越到后来越落后，进而转向反动势力方面。在1921年夏新民学会解散前，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毛泽东曾对萧子升说：“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结果他们分道扬镳了。
萧子升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就与毛泽东断绝了来往。但毛泽东对早年和萧子升的友谊却未能全忘。大陆解放后，毛泽东曾嘱新民学会老同学写信给萧子升，要他回国工作。萧子升断然回绝。1955年，我国派出一个文艺代表团到乌拉圭访问演出，团长系湖南人，曾托华侨组织请见萧子升，亦被拒绝。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萧子升坐卧不安，致函乌拉圭总统和联合国，要求支持台湾当局。1973年，年已80岁的萧子升又在乌拉圭组织青年反共团，表示死心塌地忠于蒋介石。
萧子升著有英文《毛泽东和我当过乞丐》，记述了当年他和毛泽东的“游学”生活，但也不乏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诬蔑。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可能，运回湖南祖坟处与其原配康宁夫人遗骨同葬一处”。可见，萧子升尽管忠于蒋介石政权，但对祖国大陆和故乡还是十分怀念的。
（路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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