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4年1月18日，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两天，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为了明确在此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中的工作方针，举行了党团会议。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报告了代表的分组情况，说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共产党代表分成若干小组而不是一个团体的形式参与各种讨论。鲍罗廷虽然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需要回避国民党内存在各种派别的事实，“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工作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另一方面同意了瞿秋白的建议，由3名中央委员和5个小组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随时通报情况，指导代表们的活动。

    鲍罗廷在长篇讲话中明确阐述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一大的总任务。他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过程，将他与国民党上层领导的分歧诉之会议，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在4点分歧中有两个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其一，关于赋予国内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是立即与各少数民族建立合作和组织联系，还是随着国民运动的宣传和发展后再着手建立；其二，关于向无地农民和佃农提供土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对少数民族问题需要作出更具体的表述，进一步明确赋予他们哪些权利，而不要单纯地停留在重复“同属中国”这样一个老的概念；关于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现在我们的影响还没有达到广大农村，我们的纲领还不能被农村那些真正干活的人了解。如果提出的口号不合时宜，既会立即遭到官僚和商人的反对，实际上又不能吸引农民群众。他以党在衡山、惠州等地开展的农民运动为例说明“只要还不确信我们在农村拥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只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就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会议经过讨论商定共分5个独立代表团和1个由谭平山、毛泽东、李大钊3人组成的委员会。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4人，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共产党员主要有：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李永声、沈定一、谢晋、林伯渠、毛泽东、罗迈、夏曦、袁达时、张国焘、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韩麟符、于方舟、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等。陈独秀因担任中共中央委员长，忙于共产党方面工作，留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不能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列为第39号。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主持召开这次会议，并致大会开幕词。

    会议期间，毛泽东进行过多次发言。20日下午，孙中山对组织国民政府作了说明，毛泽东第一次发言，他认为孙中山的发言重点是论述组织国民政府的必要性，而未涉及怎样组织及何时组织，因此，应就标题进行表决，最后得到了孙中山及与会者的同意。

    1月22日，经孙中山同意，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交大会审查，并授权大会执行主席林森指定谢持、何世桢、谭平山、廖仲恺、李大钊、毛泽东等19人为审查委员。毛泽东认为自己当时仅是一个青年人，已受到国民党临时中央和孙中山的重视，已被指定为国民党党章审查委员，心中感到高兴。代表们一致表示同意后，接着又通过了《纪律问题》及《收回海关权益》等两项决议案。

    1月28日上午，在讨论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发生了争论。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先后发言，提出在党章中写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在发言中郑重表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而来。毛泽东静观会场动态，适时提议付诸表决。最后，大多数代表同意“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

    1月29日，大会在是否通过国民党人黄季陆提出的“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提出比例选举制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也颇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的。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由于共产党人的反对，国民党方面只好退让，主持会议的是戴季陶，此人也算是国民党元老，曾参与孙中山的策划，也许是为赶一时的潮流，曾参加草创时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借口“共产主义不合三民主义”退出，为迎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又一时变换出国民党左派的风采。此时他内心暗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非本党之福，以后必起纠纷”之心，便提出：“本席曾有见本案，不能仓促表决，故主保留作为明年大会时必须提出之议案。”这样，大会没有接受黄季陆“比例选举”的议案。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1月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

    1月30日大会闭幕，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孙中山继续被推举为党的总理，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李大钊等。候补委员共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共7人。

    （二）

    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成立执行部，以加强这几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和共产党人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范围除上海外，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4省。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胡汉民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汪精卫任宣传部长，恽代英任秘书；于右任任工人农民部长，邵力子任秘书；叶楚伧任青年妇女部长，何世桢任秘书；茅祖权任调查部长，孙镜任秘书。此后，毛泽东还陆续被上海执行部任命为平民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合作运动委员会委员两项职务。

    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长胡汉民的任务“总揽本部事务”、“本部会议任主席”，而担任秘书一职的毛泽东，主要承担了“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的任务。但因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元老，各种工作事务繁忙，因此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主要工作事务就都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

    当时，国民党在各地的首要工作是办理党员登记。因此，3月中旬，上海执行部发表《通告》第一号宣布：凡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入党者，“无论何人，均须重新登记”。第二号宣布：“凡明了本党宣言、章程、愿意入党者，即由党员二人负责介绍于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即将入党表一纸交本人，照表内各项详细填明。”同时公布的还有《上海执行部公函》，要求党员填表时说明“现在愿为党作何事”，“将来愿为党作何事”，“对于现社会的见解及态度”，“对于本党意见”等项。办理党员登记是一项很烦琐的工作，需要细心和耐心。按要求，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方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国民党元老谢持在辛亥革命时就当过四川省省长，到执行部后说：我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大家都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谢持一怒而去。毛泽东赶快派人送一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

    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工作除办理党员登记外，还包括建立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等多个方面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一面建立、发展国民党组织，一面决定从“平民教育运动”入手，开展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和宣传教育工作。3月6日，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组织上海执行部平民教育委员会，指定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孙镜、何世桢、邵力子（邓中夏代）、恽代英、毛泽东等9人组成，推选孙镜、邓中夏、毛泽东3人为常务委员。

    7月底，毛泽东因与胡汉民意见不合，辞去组织部秘书之职，专门负责文书科工作，具体负责旧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指导和帮助各区基层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和党员发展工作。

    11月13日，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联络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14人，致函孙中山，反映执行部情况：由于上海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矛盾不断加剧，经费也不能及时到位，加上负责无人，工作几乎停滞。并要求孙派人解决。

    12月，毛泽东因劳累过度患病，回湖南疗养，结束了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三）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国民党右派极力进行破坏活动，毛泽东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活动。

    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他声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他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但同国民党老右派不同的是，他主张在行动上采取缓和态度，不公开同共产党分裂，而是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对戴季陶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都领教过同毛泽东打交道的滋味，毛泽东既讲原则，又有策略，使右派分子连连败下阵来，连戴季陶都说：“今后少和湖南辣子辩。”

    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谭平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6个月并停止他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

    为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动员组织革命力量，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毛泽东任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更是旗帜鲜明、连篇刊载讨伐“西山会议派”的文章。《政治周报》第2期和第4期，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和《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为题，摘要刊载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声讨西山会议的文电49件。毛泽东用“润”、“子任”等笔名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像。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西山会议派”反苏、反共和分裂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反动本质。

    （四）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

    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毛泽东上任后，正值中共在北方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奉倒段（段祺瑞）运动。段祺瑞政府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因此，全国主要城市纷纷举行反奉倒段示威运动。与此同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图谋东山再起。孙传芳响应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倒戈，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各地各级党部有指导宣传之必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向大会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最后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当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宣传大纲》及《通告》发出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毛泽东便着手整顿，健全宣传工作体制，改变原先散乱状态；通过报刊和信件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任务，并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汇报宣传工作。此前中央宣传部只管辖广东一省，如今同其他省市宣传部门也有了联系。宣传的权力集中了，宣传的网络形成了。到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258人。会前，毛泽东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国民党右派的言论和行为。会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宣传的报告，回顾了宣传部两年工作情况，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问题。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参加会议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称赞毛泽东的报告较其他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参加起草宣传问题的决议。经过他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

    1月18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国民党右派中有人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反动提案，说国民党内之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们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是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是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识破国民党右派的阴谋，针锋相对地一一进行反驳，强调：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中，必须保持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提案，而且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

    会议通过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派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大会选举产生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名共产党员；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名共产党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自1926年2月5日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自3月下旬卸任期间，共出席了18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比如，在第12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的名义提出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案，被会议决议通过。在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为会议议决照准。

    但此时，国共合作形势发生突变。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此后，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的毛泽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民运动上，出任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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