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3年4月下旬，毛泽东与李维汉交接完工作后离开湖南到达上海。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陈独秀、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等提前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各项筹备工作。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等住在广州新河浦“春园”里，协助陈独秀进行大会筹备工作，起草中共三大的有关文件。

    在广州，毛泽东有机会与老朋友蔡和森畅谈，二人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自从与蔡和森留法分别已达4年了。蔡和森因1921年10月参加占领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遭到法国警察拘捕，并给他们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无理地把蔡和森等104名留法学生武装押上轮船，强行遣送回国。

    11月，蔡和森归国后，由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1922年上半年，蔡和森在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兼抓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工作。当时，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已经建立，办公地点设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蔡和森常驻这里，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

    1922年7月，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是大会文件起草人之一，对党的革命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大选举蔡和森为中央委员。二大以后，蔡和森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大力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向导》自创刊至1927年停刊，始终是蔡和森同志主编，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为《向导》组稿撰稿。仅署名“和森”的文章就有130余篇。

    1923年6月12日到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的一座两间砖木结构普通楼房内召开。

    出席大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向警予、张国焘等30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开幕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向警予及马林等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问题。会上，代表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在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方面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陈独秀虽然在会上同意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但他在中共三大召开前，曾公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把“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的“正轨”（即正常的道路）。并在会上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支持这种错误意见。陈独秀还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了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

    经过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关于农民运动问题，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所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农民运动。在讨论中，围绕建立各民主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农民运动问题，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在辩论中夸大了中国农民的缺点与弱点。他认为“中国农民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像’”，又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于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讨论发言中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他还列举历史上主要农民起义，诸如秦代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汉代的张角；隋朝的李密；唐朝的黄巢；元代的朱元璋；明代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等。每次造反与革命，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历史上的农民斗争规模宏大，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很大。

    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工、农、青、妇等7项决议案。会议还通过了并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转变。根据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及秘书召集。”这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这年他正是而立之年。

    （二）

    中共三大闭幕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暂留广州，同廖仲恺继续商谈国共合作事宜，以便早日促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其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14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15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排共的措施）、第17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21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

    1923年7月1日，毛泽东在广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文章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势力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始终关注湖南的工人运动。

    中共三大后，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第二，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第三，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毛泽东与陈独秀均反对孙中山依靠南方军阀搞北伐的做法，主张应依靠民众、开展群众运动来推动革命。1923年6月25日，毛泽东、陈独秀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

    7月2日，毛泽东以秘书身份与委员长陈独秀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的召开及会后的活动情况。当时，共产国际是希望中共中央在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因此，指示反对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主张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7月下旬，毛泽东先行到达上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讨论江浙军事问题等。会上提议中共上海地委密令浙江省警备团营长金佛庄（中共党员）作反战宣传。

    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先由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在闸北的公兴路与香山路（今临山路）路口的三曾里租了一幢两层楼房，作为中央局机关的办公地。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三曾里的中央局机关里。1923年7月至1924年6月期间，三曾里3号一直是中央局机关的秘密办公地。

    9月16日，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实上，在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前，中共湘区委已经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由于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所以，湖南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没有能够完全展开。

    早在1923年初的时候，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的必经之地。这样谭与赵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8月25日，谭、赵两军在衡山交战，赵的军队取得胜利。31日，赵恒惕进占衡阳，谭延闿部只好后撤。此时，原表示中立的湘军第二师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突然倒向谭延闿军，并引导谭军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仓促之间出城奔向醴陵，前线赵军也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

    9月13日，赵军分兵进攻长沙，谭延闿军退往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次日，鲁涤平通电，提议谭、赵双方停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鲁再次通电，邀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姜畲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谭、赵双方因为需要时间重新备战，便同意鲁之提议，互派代表谈判。湖南的局势暂时趋于稳定。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与夏曦商定了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

    9月28日，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关于本党（国民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即夏曦）同志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这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0月中旬，因谭延闿与赵恒惕的谈判没有达成妥协，战事再起。11月7日，赵恒惕凭借直系军阀的支持，全力进攻谭军，再度占领衡阳，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受到陈炯明残部的扰乱，孙中山急调谭部回援，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湖南大部地区。在战火中，毛泽东回到长沙和杨开慧一起，仍住在长沙清水塘。

    1923年11月20日，湘江学校正式成立。湘江学校的前身是湖南自修大学，该校被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下令封闭。由湘江学会演变而来的校董会是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先后参加校董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夏明翰、夏曦等。建校初期，为防备赵恒惕再加摧残，以私立学校面目出现，推举“不着色彩”、“长于交际”但与共产党关系极为融洽的罗宗翰任校长。

    （三）

    1923年12月，中共中央急召毛泽东到上海，主要是为准备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中共中央的意图是，等各省代表到达上海，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与行动。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参加完国民党一大和一中全会后从广州回到上海。他受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毛泽东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以来的成绩，指出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了右倾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这次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党的重要性。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并批评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

    会后中央新成立组织、宣传、工农和妇女各部，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长。5月19日，他以中央局秘书名义与陈独秀联名发出了中央通告第14号，指示各地党组织对于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逮捕汉口国民党执行部许白昊、刘芬等事件迅速表示抗议。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23年9月中旬，自毛泽东回长沙后，中央局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这次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又重新担任中央局秘书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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