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两江总督遇刺
这是一起名列“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①案子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发生地点是江苏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后院的旁门门口。
当天，南京城里举行总督阅射活动，也就是军队的操练，两江总督率领相关官员到现场检阅，允许老百姓参观。因此，每次总督阅射，都是南京城里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道路两旁挤满了人。
当时的两江总督叫马新贻，他在校场检阅了第一场的操演后，先回总督衙门。上午十时左右，马新贻在少数护卫的陪伴下，从校场走到总督衙门后院的旁门口，许多老百姓挤在道路两旁围观。就在马新贻要迈进大门的时候，路旁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拦驾告状的百姓。古代法律是允许老百姓当面告状、越级告状的，马新贻有义务接待。而且众目睽睽之下，马新贻和随从们也不好不接待，更不能把告状的人赶走。所以，马新贻就走上前去，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跪在地上的男子突然拔出一把白晃晃的长匕首，跳起来，扑向马新贻。寒光一闪，匕首直接进了马新贻的右胸。马新贻大叫一声，重重地倒在地上，双手抱着胸部，痛苦地缩成一团。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以内，随从和卫兵们站在一旁，都惊呆了，谁也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奇怪的是，那刺客没有逃跑，而是站在原地，仰天大笑，一边笑一边用浓重的北方口音高喊：“刺客就是我张汶祥。”也有当事人说，这个张汶祥当时还喊了“养兵千日，用军一朝”等话。总之，他没有逃跑，没有反抗，就等着马新贻的随从和卫兵们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他绑得结结实实的。
大家再看马新贻，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卫兵们赶紧卸下门板，把他抬进了总督衙门的上房。总督衙门里乱成了一团，有人去请医生，有人去通知其他官员。不一会儿，江宁将军魁玉、江宁布政使梅启照以及各道、各局和府县官员闻讯后，飞奔前来探视。官员们看到马新贻的右胸伤口深达数寸，血迹模糊，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了。拖到第二天，8月23日下午，两江总督马新贻因伤抢救无效，死在了总督衙门。他一下子就创造了历史：马新贻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任期间遇刺身亡的总督。一桩惊天大案，就这么发生了。
刺马案的案发过程本身就够离奇的了，案子的审理过程更加离奇。如此重大的案子，流传下来的档案资料少之又少。确凿无疑的信史只有与案子相关的、干巴巴的圣旨、奏折和相关人员的履历资料。我们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各种笔记小说、民间传闻去探寻一个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答案。
马新贻死后，南京的官员们推举江宁将军魁玉上奏，报告皇帝马新贻遇刺身亡，刺客是河南汝南人，名叫张汶祥。奏折连夜加急，发往北京城。同时，魁玉立刻组织了审讯队伍，连夜投入案子的审理中去。审讯队伍由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江宁知府等人组成，还抽调了各道各府各县以及很多的候补官员，规模相当庞大。
在位的同治皇帝和掌权的慈禧太后，8月28日看到了魁玉的奏折。皇上、太后和大臣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第二反应是十分震惊，第三反应是惊呼刺马案是“数百年未有之事”。29日，同治皇帝连发了四道圣旨，指示处理刺马案：
第一道圣旨说：“总督衙署重地，竟有凶犯胆敢持刀行刺，实属情同叛逆，亟须严行讯究。”皇帝命令魁玉负责，率领地方官员抓紧审讯，务必得到真相，严厉惩办凶手。
第二道圣旨说，两江总督出缺了，直隶总督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没有到任之前，由魁玉代理。
第三道圣旨是密旨，秘密发给安徽巡抚英翰，命令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加强地方治安。当时，清朝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长江中下游各省局势没有完全稳定。马新贻一死，朝廷担心局势恶化，造反死灰复燃。
第四道圣旨是指示魁玉审案的重点，重点有两个，第一是张汶祥行刺的缘由，第二是行刺的幕后主使。这也是当时所有人关心的两大问题。其实，早在这第四道圣旨到达南京之前，魁玉就在27日又上了一道加急奏折，说在最初几天的审讯中，张汶祥对刺杀马新贻一事直言不讳，但对行刺的原因含糊其辞。审讯没有进展。
从朝廷和地方最初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人认为马新贻遇刺只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他们都认为张汶祥有幕后指使者。而且，从身手、谋划来看，张汶祥都不像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同时，马新贻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督抚，而是掌握江南地区军政大权的两江总督。两江刚刚从太平天国手中夺回来，地方上小股造反者还没有肃清，局势错综复杂，偏偏在这个时候马新贻被杀死了。这事情，搁在谁心头，谁都会怀疑这背后有什么阴谋诡计。
案情重大，南京方面的审讯却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是隔三岔五地发圣旨，重申此案“情节重大”，认为光天化日之下，总督在衙门口被人刺杀，绝对不是刺客的个人行为，要求务必把幕后缘由查清楚，还不断地斥责魁玉等南京官员不用心不用力，态度有问题，想把刺马案大事化小、敷衍了事。催也催了，骂也骂了，南京方面的审讯还是没有进展。一直到案发一个月以后的9月24日，魁玉上奏说，刺客张汶祥是漏网的太平军军官，曾经在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下领兵打仗，转战安徽、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同时把张汶祥在河南老家的十一岁儿子张长幅和两个已经嫁人的女儿，都抓到了南京来，当着张汶祥的面严刑拷打。
但是，张汶祥眼睁睁看着子女被打得血肉横飞，也不为所动。他反反复复说的就是马新贻是自己杀的，自己知道必死无疑，只求一死。官员们问张汶祥为什么要行刺马新贻，张汶祥含糊其辞，就是不说。
一个多月才有这么一丁点的进展，朝廷对魁玉非常不满。慈禧太后不仅怀疑魁玉等人能力有问题，还怀疑魁玉等南京当地官员是不是和刺马案的幕后指使有关系。所以，早在9月5日，同治皇帝就发布圣旨，命令距离南京最近的总督——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南京，会同魁玉一起审讯张汶祥，务必把情况弄清楚。圣旨要求张之万和魁玉两个人“不得稍有含混”，话说得是很重的，态度是很严厉的。
奇怪的是，张之万接到圣旨后迟迟不动身。魁玉就借口“等待钦差张大人”，放松了审讯。这一下，慈禧太后愤怒了，在18日又下谕旨，把张之万和魁玉两个人都骂了一顿，要求张之万“迅速赴审”，不能稍有迟延，要求魁玉等人“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抓紧审讯。此事案情重大，张之万、魁玉两个人“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刺马案发生一个月后的情况。魁玉等人组织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审讯班子，摆出“高度重视”的样子，但除了搞清楚刺客张汶祥的基本情况外，基本上没有进展。他们为什么没有进展，是压根就不想有什么进展吗？而漕运总督张之万，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后，为什么拖延时间，不及时到南京审案呢？
官方没有权威发布，民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很多人同情张汶祥。
张汶祥完全符合人们心中“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侠客形象，有胆量，有担当。还有人说，对张汶祥的审讯并不是没有进展。相反，张汶祥交代了很多自己和马新贻的恩恩怨怨，还有马新贻的历史。但是，审案的官员们听了以后，大惊失色，谁都不愿意记录，更不敢上奏。
那么，马新贻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和张汶祥有什么交集？官员们为什么不敢记录呢？作为凶杀案来说，只有查清楚凶手和遇害者双方的情况，我们才能对案子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一起来看看马新贻的过去。
马新贻，道光元年（1821年）出生在山东省曹州府菏泽县，他的祖先是从西北迁徙来的回民，马新贻本人也是回民，但走的却是普通汉族人读书——考试——当官的人生道路。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七岁的马新贻进士及第，名次是第三甲第六名。
清朝的进士，出路有四条。最好的是第一甲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担任翰林，起点高，升迁快，出路最好；其次是从新科进士中挑选的优秀分子，作为庶吉士，进一步培养。庶吉士不是官职，而是一种继续深造、预备进入翰林院的资格；第三等的出路是分配到中央各部、各院、各寺、各监衙门当京官；第四等，也是最差的一条出路是分配到外地省份去当州县官。州县官工作压力大、升迁的竞争激烈，又苦又累，而且没有前途。清朝中期后，只有京官外放地方，几乎没有地方中低级官员调动到中央的。所以，大多数新科进士如果被分配到地方州县，一辈子就在地方辗转游荡，当知县、知州，能升迁到知府、道台退休，就算不错的了。从知县起步，想要封侯拜相，基本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没有背景、名次靠后的新科进士，走的就是第四条道路。
马新贻就被分配到安徽担任知县。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官场人满为患，当官的人多，职位少，大批官员处于“候补”状态。马新贻来到安徽后，也被列为“候补”，开始坐冷板凳。在候补了两年后，马新贻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得到了署理太和县知县的机会。道光三十年，马新贻署理宿松县知县，咸丰元年（1851年）破格主持亳州的工作。咸丰二年（1852年），马新贻在考中进士五年后，得到了第一个正式官职，安徽建平县知县，正七品官。这回不是代理，也不是主持工作，而是实授。但是很快，马新贻又被从建平县调走，去代理合肥县知县。当时安徽的省会还不是合肥，而是安庆。
按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马新贻这一辈子也就在州县职位上调来调去，几十年后能当个知府、道台就算不错了。但是，机会来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安徽，太平军占领了包括省城安庆在内的安徽南部地区，向北部进攻。安徽省局势混乱，治安恶化。当时有一些官员觉得性命比前途更重要，就放弃官职，逃跑了，更多的官员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调到其他地方或者暂时离职。马新贻没有这么做，他迎难而上，以文官的身份投身军营，把打仗当作了升迁的阶梯。
马新贻先是投入钦差大臣袁甲三的麾下，在安徽北部地区行军打仗。
咸丰五年，马新贻率领民团，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庐州。清朝奖励军功，立刻任命马新贻为庐州知府。知府是从四品官，知县一般要经过知州、通判、同知等任职顺序，才能升迁为知府。马新贻从正七品的知县直接升为从四品的知府，算是破格提拔。可是话说回来，庐州是马新贻自己夺回来的，又在两军激烈交战的前线，委任前线领兵的马新贻为知府也是理所应当的。
又过了两年，咸丰七年，太平军与捻军合作，进攻皖北。马新贻与他们交战，在舒城取得了一次胜利，再次破格升迁为道台。道台是正四品官，知府可以直接升迁为道台。但清朝规定，官员“三年准调、五年准升”。马新贻担任知府只有两年，就升为道台，算是再一次破格。但是这一回，安徽省没有空缺的道台职位，所以朝廷给马新贻“记名”，也就是先登记上，等有空缺了就任命他。马新贻有了道台的任职资格，还是担任庐州知府的职务。
又过了一年，咸丰八年，马新贻直接跳过道台，代理了安徽按察使。
按察使是正三品官，如果空缺了，可以暂时由道台代理。但马新贻获得道台资格仅仅一年，就代理了按察使，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安徽省实在是缺乏高级官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各方面对马新贻的认可。这是马新贻的第三次破格提拔，他终于跻身于省级官员的行列。官场升迁，通常是越往上越难，耽搁的时间间隔越长，马新贻恰恰相反，像坐上了火箭一样，越往上升迁得越快，时间间隔越短。
就在马新贻春风得意的咸丰八年，马新贻遇到了仕途上最大的一次挫折，或者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污点。那是什么事儿呢？
当年，太平军进攻庐州。马新贻率领民团出城迎击。太平军的一部分在城外与马新贻的部队纠缠，一部分从另外一条道路偷袭庐州城。结果是，马新贻率领的民团在城外被太平军消灭，庐州城也被太平军占领了。
马新贻全军覆没，输得精光。好几天后，马新贻才狼狈地找到清军其他部队。当时是单枪匹马、孤家寡人，不仅连辖区失守了，就连自己的官印都找不着了。
战败、丢城、失印，这三件事情，随便拿出哪一件来，都是要革职的。三罪并罚，罪上加罪，可以想象处分会是特别重的。如果认真查办起来，马新贻的官运到头了，能不能保住性命也很难说。
马新贻的许多同僚和朝廷的一部分官员，都替马新贻鸣不平，觉得他这个人可惜了。马新贻多年来，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取得了不少战斗的胜利。现在他的确是全军覆没了，但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因为这一次战斗的失败，就否认马新贻之前的胜利，否认马新贻的胆识和才能。更何况，胜败是兵家常事，谁都不是常胜将军。上司和同僚们都同情马新贻，奔走呼吁，决定帮他一把。
那么，马新贻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他能不能摆脱庐州战败的影响，东山再起呢？庐州战败这件事，又对马新贻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他最后的遇刺身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注释：①晚清四大奇案，或者清末四大案，说法不一，但各种版本，都把“刺马案”列入其中。
第二回他是慈禧的人
马新贻仕途中最大的挫折是庐州战败，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严格依法处理，马新贻不仅要革职，还可能性命不保。但是，上司和同僚们为他说话，说马新贻的战败是“公罪”。
那么，什么是“公罪”呢？与公罪相对的是私罪。划分公罪和私罪，是清朝行政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处分官员的首要依据。简单地说，公罪是因公导致的错误，私罪是因为个人问题导致的错误。比如，官方文书的写作和行文有严格的规定。如果某个衙门的官文，遇到应该避讳的字词没有避讳，具体经手的官员把关不严，犯了“僭越”的罪；他的上司，也要承担“失察”的罪名。僭越属于私罪，失察属于公罪。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强抢民女等都属于私罪，而瘟疫、山洪、连坐等属于公罪。我们再以战场为例子，两军对垒，官员甲看到敌强我弱，临阵退缩，导致全军覆没，而官员乙明明知道敌强我弱，依然奋战到底，导致全军覆没。从结果上来说，甲乙两人都是全军覆没，但甲犯的是私罪，乙犯的是公罪，处分会截然不同。区分公罪和私罪的最大标准，就看有没有主观故意。
公罪和私罪，后果相同，处罚起来却大有差别。私罪的处罚要重于公罪，一般是在公罪的处罚基础上“罪加一等”。很多公罪处罚，只是记录在档案中，并不影响官员的调动、升迁；朝廷允许官员用其他条件，抵消公罪处罚。而私罪处罚，是要影响官员的调动和升迁的，同时多数私罪处罚，不允许抵消。比如，同样是革职，因为公罪导致的允许捐钱、军功或者其他人的保举而“开复”，而私罪不允许开复。
清朝这么做，是因为客观上犯的公罪，是具体工作中难以避免的。承担工作越多的人，干的活越多的人，犯公罪的概率就越大。一个整天不干事的人，就不会犯公罪了。就比如马新贻的庐州战败，如果他不勇敢地上前线打仗，就不会有庐州战败，起码还能安安稳稳地当他的知县、知府。
公罪从宽，私罪从严，这样才能赏罚分明。不然，多办事的人，多出事。
谁还愿意积极工作呢？
庐州战败后，官场上普遍认为马新贻犯的是“公罪”，可以从轻发落。但毕竟是全军覆没，连官印都丢了，处罚轻不了。最后吏部讨论的处罚是将马新贻“革职留任”。应该说，这个处罚相当轻。那么，革职留任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
清朝的行政处罚一共有四种，从轻到重分别是记过、罚俸、降级和革职。每一种又分好几个等级，其中革职的处罚可以细分为三等，分别是革职留任、革职、革职永不叙用。革职留任的意思是，革去官员的品级和官员资格，但是继续留在原来的实际岗位上工作，以观后效。马新贻原来是道台衔的庐州知府，代理安徽按察使，根据革职留任的处罚，道台的官衔没有了，安徽按察使不能继续代理了，马新贻留在原来的实际职务上“戴罪立功”。他的原来实职是庐州知府，但是，庐州已经被太平军占领了，马新贻的庐州知府其实什么都不是了。他就留在清军军营中，戴罪立功，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机会没有等来，等来的却是家里的噩耗。咸丰九年，马新贻的母亲去世，马新贻按例应该回山东老家丁忧。丁忧就是官员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后，官员要免去官职，只保留品级，返回老家守孝。其间，官员不能娱乐、交游，更不能工作。守孝的时间理论上是三年，但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只要二十七个月就可以了。守孝结束后，官员再向吏部报告，候补官职。
丁忧对很多官员都是沉重的打击，对于像马新贻这样戴罪立功，还希望东山再起的人来说，打击就更大了。但是，当时的安徽巡抚奏请朝廷，把马新贻留在前线继续工作，不要回山东老家守孝。这是怎么回事呢？
朝廷允许一些特殊岗位或者工作离不开的官员，在原来的职务上继续工作，不用丁忧。为了表示悲伤，这些官员不能穿着官服，而要穿素服；不能参加庆典、祭祀等礼仪活动，而要由辅佐官员代劳，这叫作“夺情”，一般发生在朝廷重臣的身上，或者发生在兵荒马乱的特殊时刻。咸丰九年正是清军在安徽地区与太平军激烈交战的时刻，马新贻在前线，符合官员夺情的条件，因此朝廷同意他留在前线继续戴罪立功。
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钦差大臣袁甲三出面保举，为马新贻奏请恢复官职。马新贻恢复了知府的职务。第二年，咸丰十一年，安徽巡抚再次向朝廷推荐马新贻，朝廷提拔马新贻为候补道台。慢慢地，马新贻又开始走上了仕途的上坡路。不幸的是，当年马新贻的父亲去世了，马新贻又要丁忧。这回是钦差大臣袁甲三出面，奏请将马新贻夺情留任，朝廷又同意了。可见，钦差大臣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真是马新贻的伯乐。
同治元年（1862年），安徽清军收复了庐州，并在寿州大败太平军。
马新贻参加了这一系列战斗，并立下大功，因此被加上了按察使衔，之后又代理了安徽布政使。布政使是从二品官，马新贻达到了新的仕途高峰。
第二年，1863年，马新贻在蒙城大败太平军，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安徽按察使，同年升迁为安徽布政使。到现在为止，咸丰八年的庐州战败给马新贻造成的挫折，已经完全被克服了。他只用了五年时间，不仅抚平了战败造成的影响，还更上一层楼，担任了安徽布政使的实职，离封疆大吏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一年，马新贻只有四十二岁。
马新贻能有今天的职位，靠的是军功。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马新贻绝对不可能当官十五年，就从候补知县升迁到安徽布政使。
如果说，到担任安徽布政使为止，马新贻的发迹全靠战功，这是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之后马新贻的高升，却是人们意想不到的，超出了马新贻昔日的上司、同僚的意料之外，也在马新贻本人的意料之外。
之前，我们说过，官场越往上升迁越困难，越往上升迁一步，间隔的时间就越长。对于很多官员来说，官场是有天花板的，升迁到一定级别后就不可能获得提拔了。一般的人升迁到知府、道台就原地踏步了。少数人能升迁到按察使、布政使，但从布政使到巡抚、总督，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跨越的一道坎。担任总督、巡抚的人，必须在好多方面有过人之处，不是和皇帝的关系特别密切，就是在官场中人脉特别广；不是在才能、学识上有过人之处，就是在履历、政绩、声望上傲视群雄。可是，这些条件，马新贻都不具备。马新贻从来没有见过同治皇帝，更没有见过慈禧太后；他不属于任何派系，不认识朝廷的大佬们，也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或者派系背景；他有进士功名，但名次很低，起点不高，完全没有在中央的任职经历。有人可能说了，马新贻有军功。但是，当时有军功的人很多，很多人的军功比马新贻要大得多。比军功，马新贻比得过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吗？比得过李鸿章、左宗棠吗？比得过沈葆桢、李续宜吗？所以，大家都认为，朝廷任命马新贻为安徽布政使，已经是格外皇恩浩荡了，马新贻已经碰到了自己的天花板。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江南各省平定，朝野都猜测慈禧太后会选派朝廷重臣担任江南各省的总督、巡抚。谁知道平地一声雷，慈禧太后任命马新贻为浙江巡抚。不是曾国荃，不是左宗棠，不是朝廷的哪位尚书、侍郎，而是刚刚担任安徽布政使只有几个月，年龄只有四十三岁的马新贻。马新贻又一次得到破格提拔。
同治七年（1868年），马新贻再次获得提拔。当年二月，朝廷颁布圣旨，提升马新贻为闽浙总督，马新贻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所有人都在心里嘀咕：马新贻何德何能，为什么让他当总督？李鸿章就说：“马新贻威望过浅。”
放着那么多更合适的人选不用，朝廷为什么一再破格提拔马新贻呢？
按照正常的任职程序，地方官员赴任前，都要申请皇帝的接见。皇帝会接见高级官员，一般是省级官员和部分重要地区的州县官。他们要听皇帝面授机宜后才能赴任。中低级官员，皇帝是不见的，他们只能到紫禁城前，朝着金銮殿方向跪拜后再赴任。这个程序叫作“陛见”。陛见是理论上的程序，清朝中期后只有高级官员才履行这个程序。马新贻被提拔为按察使后，按道理就应该申请陛见。但因为前线战事紧张，前线官员不方便往来北京，朝廷也就恩准他们免去了这道手续。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独当一面，更应该申请陛见，但当时清军刚刚收复浙江，地方不稳。
同治皇帝恩准马新贻不必进京陛见，直接赴任。所以说，一直到被提升为闽浙总督，马新贻都没有见过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
马新贻觉得自己再不去朝拜太后和皇帝，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所以，马新贻申请陛见。这一回，朝廷批准了。当年六月，马新贻到达北京，陛见同治皇帝，跪听圣训。当然了，同治皇帝当时只是个小孩子，说不出什么指示来。马新贻主要是去见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探听慈禧太后的意思。马新贻和慈禧太后是第一次见面，后来两人密谈了好几回。慈禧太后最后一回召见马新贻后，马新贻从宫中出来，走得摇摇晃晃，满脸惊恐，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整个人完全失态了。
两个人到底谈了什么，把马新贻吓成这样？真实情况只有谈话双方知道。现在，我们只能综合各方面的记载和之后的历史发展，推测一个大概的情形：
慈禧太后和马新贻首次见面，肯定谈到了湘军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的八旗军队和绿营一败涂地，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异军突起，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几十万湘军官兵遍布南方半壁江山，湘军将帅精干，军纪严明，勇猛善战，更重要的是他们只听曾国藩曾大帅的。因为湘军是按照同乡、同学甚至血缘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内部的层层关系最后都指向曾国藩，各部都听从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的声望和权势如日中天，他以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的身份，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获封一等毅勇侯，长江中下游的军政实权都操控在他手中。清朝建立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大臣，像曾国藩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实权，可以驱动如此庞大的军队。曾国藩是替朝廷消灭了洪秀全，可在慈禧太后看来，曾国藩何尝不是第二个洪秀全？
湘军的种种表现，也让慈禧太后和朝廷不能安心。湘军一边打仗，一边膨胀，队伍越来越庞杂，纪律也越来越差，镇压太平天国后，部分官兵横行乡镇，抢劫杀人，甚至哗变。湘军将领的个人欲望膨胀，一车一车地往湖南老家运金银财宝，大规模兼并土地，迅速推高了两湖地区的物价水平。而且，出身湘军的官员们自成一个系统，开始包揽南方各省的地方官职，湘军一共出了三个总督，九个巡抚，慢慢成了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据说，在即将消灭太平天国的前夜，湘军将领曾经在安庆密谋，要推举曾国藩称帝，上演一出清朝版的“陈桥兵变”。因为曾国藩本人不配合，有关将领的密谋没有实现，没有能够当上开国元勋。正是因为曾国藩的妥协退让，有意压制、裁撤湘军，湘军系统才没有出现大乱子。
慈禧太后把自己对湘军、对曾国藩的顾虑和想法，极可能告诉了马新贻。她对湘军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不信任，不重用，要打压。而这个艰巨的任务，慈禧交给了马新贻。
马新贻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当上封疆大吏？慈禧太后是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一盘很大的棋。
慈禧之所以挑中马新贻，是看中他身上的诸多特点：第一，马新贻不是湘军的人，不是曾国藩的人；第二，马新贻长期与太平天国作战，熟悉南方军政情况，有一定的资质和经验；第三，马新贻在安徽任职期间，是总管江南军政的曾国藩的下属，和曾国藩以及湘军系统有一定的交往，双方相互有所了解，提拔马新贻，湘军不至于激烈反对；第四，马新贻没有任何的派系背景，没有派系支持，可也没有派系反对，而且马新贻没有嫡系部队，孤零零一人，慈禧容易控制他。所以，慈禧迅速提拔马新贻当巡抚、当总督，就是在曾国藩的身边安排一枚钉子，在遍地湘军的江南地区打入一个楔子。而马新贻的权力和地位，都是慈禧太后给的，他只能仰仗慈禧太后的支持，一心一意跟着慈禧，才能安全，才能在湘军系统中生存下去，才能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从担任浙江巡抚的那一刻开始，马新贻就被慈禧赶上了一个没有退路的竞技场，成了一个过河卒子。
这次提拔马新贻当闽浙总督，慈禧太后很有可能当面指派给他一个“秘密任务”：调查太平天国圣库的下落。太平天国的经济生产和物资分配实行公有制，一级级地建立圣库，物资都储存在圣库里。湘军攻克南京后，南京的圣库，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国库里的物资，就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最先进入南京的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报告说南京圣库中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剩余物资。但是，湘军攻占南京过程中，在包括天王府在内的许多地区纵火、抢劫，事后又大批地往湖南老家运送金银和物资。社会舆论就怀疑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官兵瓜分了圣库。慈禧就想了，太平天国存在十来年，实行公有制度，那么南京的圣库里该储存了多少金银财宝和物资啊！湘军私吞了这批金银和物资，他们想干什么？所以，慈禧密令马新贻查探圣库的下落，看看湘军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此外，慈禧还极有可能暗示马新贻，日后还有更重的任务交给他，要他回南方后，留心湘军各部的动向，遇到行为不轨的湘军官兵，要严厉处置，绝不能姑息。当然了，这些秘密谈话的内容，都是社会流传和后人的推测。但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后来的事情发展，这些推测都是合理的。
马新贻知道，慈禧交办的任务，每一个都是棘手的难题，每一个都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弄不好，自己就会被炸得粉碎。马新贻可以想象，自己要被慈禧投放到湘军的汪洋大海之中，要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监视、打压和瓦解湘军的艰巨任务，他即将孤身置身于虎狼群中。可是，马新贻没有退步。慈禧早就算计好了马新贻的处境，切断了他的退路。即便前面虎狼成群，马新贻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那么，接受任务后的马新贻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原来和湘军的关系如何，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关系恶化，最后招来杀身之祸呢？
第三回上任后得罪湘军
马新贻成了慈禧的一枚过河卒子，被安排回南方打击湘军。马新贻知道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一路上心情非常复杂。他最初被任命的是闽浙总督，还没赴任，走到山东济宁的时候，加急的圣旨就追了上来，说，新任闽浙总督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原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这道圣旨，震惊了所有人。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是天下最重要的两个地方职位。直隶总督管辖现在的河北和北京、天津地区，因为掌管京畿地区，位置重要，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总督。两江总督，掌管现在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和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因为清朝早期，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都属于江南省，两江总督最初管辖的是江南省、江西省两个省，所以得名两江总督。它管辖的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集、城市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两江总督按例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职务，同时兼任南洋通商大臣，兼管提督、河工、操江、盐务等事，虽然名义上排在直隶总督之后，但是实权却在直隶总督之上。所以，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被视为是明升暗降。况且，曾国藩在江南耕耘多年，势力遍布长江中下游，突然被从根据地调走，前往离北京非常近的保定担任直隶总督，内涵太深了。
更值得玩味的是，接替曾国藩的人选竟然是马新贻！马新贻不论是从学问、能力、资历、履历，还是从实力、功劳、名声、威望等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和曾国藩有着巨大的差距。就是从年龄、任职时间上看，马新贻和曾国藩也没法比。马新贻还在候补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是侍郎了；马新贻还是知府、道台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是总督了。马新贻长期在曾国藩部下效力。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任命很吃惊，都觉得这个任命太有“内涵”了。慈禧太后在湘军势力的核心、两江总督的位置上空降了一个马新贻，不是来恶心曾国藩的，就是来打压湘军的。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当年，马新贻四十七岁，是当时天下最年轻的总督，也是最有权势的总督。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马新贻却感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在赴任途中，回菏泽老家祭祖，就叮嘱兄长：“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在别人看来，慈禧是把马新贻放在火箭上，冲向云霄。在马新贻看来，慈禧是把自己绑在导弹上，发射到南京去。
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马新贻到达南京，与前任曾国藩办理交接手续。曾国藩饱读诗书又征战多年，城府极深，所以表现得非常平静。马新贻因为是曾国藩的晚辈，又长期是曾国藩的部下，所以表现得非常恭敬。遇到事情，马新贻总是以请示的语气同曾国藩商量。曾国藩也不客气，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哪个官员怎么样，应该重用还是应该降级，曾国藩都直言不讳，马新贻也都客客气气地接受。前后两任两江总督交接，一团和气。唯一有点蹊跷的是，曾国藩在马新贻到任后，又在南京待了三个月，直到当年十二月，才到保定就任直隶总督。
曾国藩有涵养，平静如水，底下的湘军官兵们可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江南各地是湘军辛辛苦苦，用血汗夺回来的，现在应该是湘军享福的时候了。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就应该留在湘军系统的手中，曾国藩曾大帅是最合适的人选。曾国藩离职了，那也应该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或者其他湘军大将，凭什么落到马新贻的头上？凭什么让马新贻白得好处？官兵们，甚至很多将领都想不通，他们的情绪越来越重。
马新贻之前和湘军有交流，有交集，但在职务升迁上，总是压了曾国荃一头，积累了与湘军的矛盾。曾国荃攻克南京时，挂的是浙江巡抚的虚职，大功告成后，本应去杭州上任了。没想到，朝廷因为曾国荃没有实际到任却用浙江巡抚的名义上奏，狠狠地训斥了曾国荃一顿。哥哥曾国藩一看情况不好，说服曾国荃借口身体问题请辞，朝廷顺水推舟，免去了曾国荃的浙江巡抚职务。而新任巡抚，就是时任安徽布政使的马新贻。马新贻把已经在曾国荃碗里的浙江巡抚硬生生给抢走了，抢走了湘军系统的一个重要官职。从这个时候开始，湘军官兵和马新贻就有矛盾了。
两年后，曾国荃复出，担任湖北巡抚，因为与湖广总督官文不和，相互弹劾对方，结果两败俱伤，双双被免职。李鸿章接替官文，出任湖广总督。当时的湖南巡抚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根据回避制度，兄弟不能有上下级关系。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官职低者要免职。因此，李瀚章就免去了湖南巡抚的职位。马新贻升任闽浙总督后，浙江巡抚空缺。湘军系统虎视眈眈，尤其是曾国荃，表现出志在必得的样子。谁知道，继任的浙江巡抚是李瀚章。曾国荃失望了。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后，闽浙总督空缺，湘军系统又觉得曾国荃有戏，结果公布的人选又不是曾国荃。曾国荃再次失望，晃荡来晃荡去，就是没有自己的职位。其实，地方督抚的人事大权都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这些人选调动都是慈禧太后操作的结果。
但在湘军和曾国荃看来，就是马新贻在背后使坏，阻拦曾国荃获得实职，打压湘军势力。
而马新贻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干的两件事情，迅速激化了双方的矛盾。马新贻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建新军，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马新贻长期打仗，但一直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光杆司令一个。到了南京，置身于湘军的虎狼之中，又要完成压制湘军的重任，马新贻感觉，没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部队，是万万不行的。所以，马新贻借口南京城驻防的绿营兵力薄弱，难以稳定地方，所以奏请朝廷，从各地绿营军队中挑选精兵强将，到南京来编练新军。慈禧太后大笔一挥，痛快地批准了马新贻的奏折。于是，马新贻从各营挑选了两千五百名精兵，编为五个营，亲自训练成自己的嫡系部队。遇刺的当天，马新贻就是去检阅这些亲兵的操练。
马新贻编练新军，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是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就刺激了湘军那帮人，因为当时朝廷正在大规模裁撤湘军。
湘军是清朝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异类”。清朝的政府军是八旗和绿营。八旗是清朝夺取天下的基本军队，绿营是清朝在统一过程中收编的汉族军队。八旗军队有二十多万人，绿营有六十多万人。每支部队有多少人，驻扎在什么地方，怎么提供供给，都是有明确、严格的规定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时候，八旗军队和绿营军队一败涂地，尤其是南方的清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官员自己招募军队，防止形成军阀，威胁到朝廷的统治。但是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清朝不得不允许南方各地的士大夫自行招募军队，抵抗太平军。湖南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就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和资源，拉起了一支队伍，组成了湘军。
湘军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的军事制度。湘军是一支“三无军队”，无编制、无防区、无拨款，不受现有的军事制度的限制，到处游荡，四处作战。而且，湘军上上下下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士兵只听从军官，军官只听从将领，将领看曾国藩的眼色行事。整支军队就是一个私家军队，是“曾家军”。更可怕的是，这支三无军队发展到了三十万人，占领了从湖南、湖北到南京、杭州、上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从湘军系统出来的或者与湘军系统有关的官员，遍布东南半壁江山。
如果你是慈禧太后，你也会对湘军、对曾国藩放心不下。也要找出一个马新贻来，秘密地调查湘军有没有私吞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监视湘军官兵有没有不轨的行为。
湘军的领袖曾国藩，这个人很厉害，智商和情商都很高，不然，他也不会拉起湘军这支队伍来。他也知道慈禧太后和朝廷怀疑自己，怀疑湘军。曾国藩顾全大局，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只有自己主动裁撤湘军，才能避免和朝廷直接冲突，才能避免两败俱伤。他还是两江总督的时候，就开始裁撤湘军。他仿照绿营制度，把湘军改造成正规军。比如，把湘军水师改建为长江水师，把步兵改造成固定驻防的勇营，也就是在衣服胸口贴一个“勇”字。既然是正规军了，就有编制限制，于是，大批官兵被无情裁撤。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段子，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裁军的。清朝奖励军功，很多湘军官兵立了功，应该升官，但是湘军没有那么多军官的位置可以安排，八旗和绿营也不接收他们。于是，很多湘军军官“大材小用”，拥有很高的军衔，却干着中低级军官的活。记名提督、候补副将一大堆，一心想着获得实职，飞黄腾达，结果仗打赢了，胜利成果没分享到，还被打发回家了。这太难接受了！一天，曾国藩坐着轿子外出，大街上吵吵闹闹的，围着一大群人，堵住了去路。曾国藩下轿查看。原来是一个湖南人，加入湘军打了很多年仗，积累战功升到了参将，也就是正三品的高级将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实职，如今雪上加霜，所在部队遭到了裁撤。
他说自己没有银子回老家，所以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上挂着正三品的大红顶戴，沿街叫卖。“父老乡亲们，大家行行好，帮我回家吧！三品顶戴，只要十两银子啦！”他这边在表演，周围围着很多在职的和遭到裁撤的湘军官兵。这哪里是卖顶戴，分明是在向曾国藩示威！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拿出一百两银子的银票，给那个候补参将，说，你的顶戴我买啦。
一百两银子，你不用找了。顶戴，我不拿走，暂时存在你那里。顶戴是我的了，不许你再沿街叫卖了，回家去吧！说完，曾国藩对围观的官兵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该干吗干吗去！从这个段子，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裁军遇到了阻力，但是他态度是坚决的。
同样是裁军，曾国藩来做和马新贻来做，完全不一样。湘军官兵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曾国藩威望巨大，他亲自裁军，被裁的官兵只是在暗地里发牢骚；马新贻在湘军系统没有威望可言，而且和湘军一直有矛盾，他动手裁军，被裁的官兵们就不是在暗地里发牢骚那么简单了。
一边是大规模裁军，很多人的生活都出现了问题；一边是大规模地招募新军，给他们很好的装备和待遇，你说，被裁掉的湘军官兵们能高兴吗？他们还不恨死了马新贻？
马新贻干的第二件事情，火上浇油。被裁撤的湘军官兵吵吵闹闹，很多人没有回湖南老家，而在江南各地游游荡荡，是巨大的治安隐患。少数害群之马烧杀抢掠。马新贻对这些散兵游勇，毫不留情。他组织嫡系部队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对付裁撤的湘军部队。他任命亲信、候补道台袁保庆担任营务处总管，抓到不法之徒就迅速砍头。
这个袁保庆，和马新贻的关系很不一般。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马新贻最开始是跟着钦差大臣袁甲三投军打仗的，袁甲三对马新贻有提拔和保举的恩情。当年，袁甲三把袁家的子弟带在身边，留在部队里教育培养，其中的一个侄子就是袁保庆。马新贻和袁保庆年纪相仿，长期在一起，感情很好。他当上两江总督后，就提拔袁保庆训练军队，维持治安。这个袁保庆没有子嗣，哥哥袁保中就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袁保庆，袁保庆的这个继子，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当年十一岁，跟着袁保庆在南京，极有可能见过马新贻。袁世凯年少顽劣，不好好读书，整天骑马打架。一次骑马的时候，跌下马来，把脚腕给摔伤了，回家怕袁保庆骂，就瞒着老爸，不敢找医生治病，结果落下了终身残疾。将近四十年后，摄政王就借口“足疾”，迫使袁世凯“开缺回籍”。
袁世凯的老爸袁保庆，在马新贻的支持下，对待湘军散兵游勇态度坚决、下手凶狠。湘军系统恨死了马新贻和袁保庆，欲除之而后快。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马新贻遇刺，最大的嫌疑就是湘军，就是那些遭到裁撤的官兵。
最初负责审理马新贻遇刺案的江宁将军魁玉，不敢往深里查，怕查到湘军的头上去。湘军的势力占据东南半壁江山，上上下下、明里暗里都有湘军的人，谁都不敢得罪他们。可又不能不查，魁玉进退两难，苦不堪言；后来，慈禧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会同魁玉专门审理此案。张之万是什么人呢？他会怎么处理马新贻遇刺的难题呢？
张之万，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河北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状元，也就是马新贻的同年进士。张之万的起点比马新贻高多了，从翰林院修撰开始，历任河南学政、内阁学士、侍郎等职，风平浪静，慢慢地就被马新贻赶上并超过了。张之万在捻军起义期间，署理河南巡抚，后来升任河道总督、漕运总督。虽然同是总督，但漕运总督和两江总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慈禧选择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可能一方面是看中他是马新贻的同年进士，另一方面是在客观上，漕运总督驻扎在江苏的清江浦，是离南京最近的总督。
这个张之万有个堂弟，名气比他大得多，叫作张之洞。张之洞是个喜欢干事的人，而张之万却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追求的是稳定、安全，把事情糊弄过去就行了。他根本就不想去蹚马新贻的浑水，接到圣旨后拖着不动身。无奈，朝廷发来措辞严厉的圣旨催他启程，那一边，魁玉三天两头地发公文到清江浦，催钦差大臣快来审案，好把自己给摘干净了。张之万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出发去南京。
临行前，张之万把漕运总督管辖的精锐部队都调来，保护自己。一行人，几十条大船，在运河中慢慢南下。一路上张之万怕得要死，躲在船舱中不敢露面。你可能会说，他犯得上这样吗？张之万不这么想：马新贻遇刺绝不是简单的事，幕后黑手大着呢，万一刺客来暗杀我怎么办？走到瓜洲，张之万在船上憋坏了，走到岸上呼吸新鲜空气，走到一处田野的时候，张之万突然内急，找了一个茅坑方便。可是，他又担心有人行刺，就足足调动了五百名官兵，把茅坑团团围住，保护自己。当地农民看到后，都惊呆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一打听，才知道是漕运总督张大人在上厕所。张之万人还没到南京，胆小怕事的名声就传开了。等他到了南京，魁玉一见面就开玩笑说：“张大人好阔气啊，上个厕所都要五百个人伺候着！”
张之万怕什么呢？难道他害怕关在大牢里的张汶祥吗？当然不是。张汶祥再厉害，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张之万也好，魁玉也好，害怕的是隐藏在张汶祥身后的势力。
现在，朝廷派来审判马新贻遇刺案的钦差大臣张之万，终于来到了南京。他能理清楚刺马案错综复杂的背景吗？他能理出一个头绪来吗？
第四回二审难以服众
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后的所作所为，激化了和湘军系统的矛盾。
马新贻被刺杀后，朝廷任命了胆小怕事的漕运总督张之万来审理这个案子。张之万拖了很长时间，才来到南京。那么，他要怎么审理呢？
张之万的做法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慢慢审，认真拖。他本来就是局外人，现在也不想搅进南京的政治旋涡。好在朝廷在马新贻死后，就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是正式的两江总督，又是湘军的首领，他才是处理刺马案的最佳人选。张之万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审着，耐心等待曾国藩的到来。他今天把张汶祥提出来，问几句话，过两天再提出来，问两句话，表明自己工作很认真。至于张汶祥说了什么，张之万也不追究，只是命令书吏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
这哪里是审问，更像是聊天。
更奇怪的是，张汶祥被捕后，一直没有受到刑讯。地方官把他好吃好喝地供着，住着单人房，一日三餐都按时提供，偶尔还有荤菜提供。结果，张汶祥养了几个月身子，长得白白胖胖的。曾经受过马新贻提拔的官员孙衣言，坚持要求刑讯。但是，负责具体审理的布政使梅启照和江宁府县官员都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张汶祥是钦犯，是唯一的线索，万一用刑过重，打死了，怎么办？其实，他们心里担心的并不止于此。如果张汶祥受人指使，幕后主使者肯定想杀人灭口，正想方设法地要把张汶祥弄死。审案官员好吃好喝把张汶祥养着，起码不会给凶手杀害他提供机会。一旦对张汶祥动刑，就会留下伤口，有了伤口，就给了凶手动手脚的机会。大家知道，清朝的监狱是一个白天都要打着灯笼的地方，黑得一塌糊涂，弄死一个人太简单了。审案官员们不想让自己和张汶祥的死扯上关系，首先关心的就是别在自己负责的环节上出现什么差错，留下什么把柄。所以，他们只是当着张汶祥的面，对他的子女严刑拷打，就是不对张汶祥动手。
从张之万到具体的办事官吏，大家都蹑手蹑脚地审理案子。他们在怕什么，难道怕张汶祥？当然不是。张汶祥关在大牢里，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大家怕的不是张汶祥，而是张汶祥背后的势力。
拖到10月12日，也就是张之万接到钦差任命将近四十天后，张之万发出了第一道奏折，主要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说张汶祥“凶狡异常，连讯连日，坚不吐实”；第二层说自己加派官员，并挑选擅长司法刑讯的官员，夜以继日地审讯，争取早日查出真相。这道奏折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说了等于没说。之后，从10月初到12月初，从秋天到冬天，张之万都不紧不慢地审理着。他拖延得太久了，连朝廷都等不及了。从12月9日开始，朝廷连发了三道上谕，公开训斥张之万和魁玉办事不力，工作不认真。官场上和民间的各种传闻更是五花八门，对张之万、魁玉施加了种种压力，两人成了众矢之的。
12月12日，张之万、魁玉在压力之下，终于抛出了一个审讯结果：“凶犯张汶祥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张之万继承了魁玉有关张汶祥是太平军余党的说法，进一步发挥，说他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到了浙江宁波，勾结海盗，结识了很多海盗朋友，常接受海盗的接济。巧合的是，马新贻当时到浙江当巡抚，大力清剿海盗，在宁波杀了不少海盗，其中就有张汶祥的朋友，同时也断了张汶祥的财路。从此，张汶祥恨上了马新贻。
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情，让张汶祥对马新贻恨之入骨。第一件事情是张汶祥的家庭变故。张汶祥的妻子罗氏，被一个叫作吴炳燮的诱拐跑了。罗氏席卷了家产，和姓吴的私奔了。张汶祥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罗氏给追了回来，但是家产被吴炳燮给私吞了。当时马新贻阅兵经过宁波，张汶祥就拦轿喊冤，要求官府抓捕吴炳燮，帮自己把家产追回来。马新贻是浙江的巡抚，千头万绪，事情忙得很，哪里管得上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他把张汶祥赶走了事。张汶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老婆罗氏又逃跑了，张汶祥第二次把她追了回来，逼她自尽，至此人财两空。张汶祥觉得自己家庭生活不幸，马新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件事情是张汶祥老婆没了，银子没了以后，为了糊口，跑到另一个地方开小押。小押类似现代的小额高利贷，是官府严厉禁止的。张汶祥的小押生意刚起步没多久，马新贻就张贴告示，禁止私开小押。各地马上行动起来，把这项工作当作重点工作来做。结果导致张汶祥血本无归，生活陷入了绝境。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个叫作龙启的在逃海盗，找到张汶祥，怂恿他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报仇，去刺杀马新贻。张汶祥在别人的激将下，认定是马新贻让自己现在这么糟糕，这么悲惨，杀了马新贻才能解恨，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下定了刺马的决心。同治七年、八年，张汶祥游荡在杭州、南京等地，找机会刺杀马新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张汶祥利用马新贻阅兵、防备相对松懈的机会，混在人群中接近马新贻，做出了刺马的惊天大案。
按照张之万、魁玉这道奏折的说法，张汶祥是因为个人原因，走了极端，刺杀了马新贻。马新贻是因公办事，想不到遭到了小人忌恨，遭遇了不测。总之，整个案件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阴谋，是一起简单的刺杀。最后，张之万在奏折中说张汶祥“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将张汶祥定了凌迟处死。
这道奏折的内容很快就传播开了，舆论大哗。一桩全国瞩目的大案子，审理了四五个月，竟然只有一个“尚属可信”的结论。南京方面的工作效率太低了，态度也太不严肃了！给事中刘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等大臣纷纷上奏，认为张之万审案有问题，结果太可疑了，建议更换审案人员，挖出事情的真相。慈禧显然也不满意张之万的工作。朝廷发出上谕，尖锐指出，专案组的结论尚有不实不尽的地方，离把刺马案办成铁案的要求还很远。之前已经调曾国藩为新两江总督，命令曾国藩到任后务必把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同时，朝廷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第二个钦差大臣，赶往南京，会同曾国藩详细调查全案的人证，查出实情，从严处理。张之万不再是钦差大臣了。朝廷这么做，等于是否认了张之万和魁玉的工作，把案子推倒重审了。
朝廷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社会上早就把刺马案传得神乎其神，沸沸扬扬了。所有的传闻，都认为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有黑幕，有阴谋，是一件政治大事。安徽巡抚英翰，情况和马新贻有点相似，加上和马新贻私交不错，上奏明确要求查处刺马案的幕后主使，要求弄清楚刺马案的幕后阴谋。当时，上海的丹桂茶园赶时髦，迅速上演了一出名为“张汶祥刺马”的新戏，把马新贻塑造成荒唐的小人，把张汶祥塑造成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轰动一时。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听到了这出戏，很生气。
他也顾不上上海并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特意发公文，咨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这出戏。这个小插曲，只是社会上有关刺马案传闻的一个小片段而已。可以说，刺马案经过四五个月的时间，因为案情不清、官府有意拖延，演变成了一个重大舆情事件。
分析当时有关刺马案的所有传闻，大致可以分成五个大类。每一类传闻，都可以归纳出一个有关马新贻的故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简单说就是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行侠仗义。
在张之万的结案奏折中，就说张汶祥“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污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那么，张汶祥到底招供了什么内容呢？张之万等人又不明说。没有权威的说法，民间就发挥编故事的能力。大家把矛头，对准了马新贻离奇的发迹过程，说马新贻之所以升迁得这么快，不是因为真打实干，而是靠假冒军功。大家还记得马新贻失守庐州的事情吗？
那是马新贻政治履历中的一个污点。民间就传说，张汶祥招供，马新贻在咸丰七年庐州失守的时候，成了太平军的俘虏。张汶祥当时恰好在攻占庐州的太平军中，他不知道马新贻是庐州知府。当时和马新贻一起被俘的还有一个亲兵，叫作时金彪。张汶祥和时金彪是河南同乡，很照顾时金彪。
马新贻和时金彪就说服张汶祥，把他们俩都放了。
这一抓一放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交易。据说，马新贻、张汶祥和这支太平军部队的首领曹二虎，也有说是窦二虎的，三个人成了拜把兄弟。马新贻是大哥，曹二虎是二哥，张汶祥是三弟。他们三个人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曹二虎、张汶祥早就有接受招安，改编成政府军的打算。三个人商量好，马新贻率领清军进攻，曹二虎和张汶祥带着太平军撤退，边打边退，把地盘都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就是这么收复庐州的。最后，曹二虎退无可退，干脆带着整支部队投降了马新贻，接受清军的改编。兄弟三人在战场上团结合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功劳都让马新贻占了。马新贻的官就这么越当越大。
俗话说，患难容易享福难。马新贻功成名就了，独霸一方，曹二虎、张汶祥两个把兄弟就在他身边当军官。曹二虎觉得战争结束了，好日子开始了，把妻子接过来一起生活。结果，马新贻看上了弟妹，和她勾搭成奸，只是把曹二虎蒙在鼓里。为了做长久夫妻，马新贻设计了一个阴谋，派遣曹二虎传递公文。对方拿到公文，打开一看，是马新贻处决曹二虎的命令，曹二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杀害了。张汶祥警惕性比较高，在二哥遇害后，果断地逃离了马新贻。他认为马新贻背弃了兄弟三人的誓言，血债血偿，从此一直找机会刺杀马新贻。
兄弟三人命运各不相同，两位哥哥先后踏上了黄泉路，张汶祥则向毫无关系的旁人，讲述他们三个人的恩怨情仇。对张汶祥来说，这是一种解脱。但是，审案的官员们却面面相觑，谁都不说话。负责记录的官吏们则自觉地停下了笔，不敢记录。这是一幅怎么样的场景呢？犯人在平静地讲着自己的故事，审案的官吏们却如坐针毡，不敢记录，甚至不敢听下去。
官吏们怕什么呢？
如果张汶祥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朝廷一再破格提拔的两江总督就是一个“通匪”的败军之将，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卑鄙小人！如果要认真追究马新贻的历史问题，不仅说明对他的历次提拔都有问题，说明慈禧太后的眼光有问题，而且保举过他的上司、共事过的同僚，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牵连。马新贻是现有人事体制的佼佼者，否定了他，也就否定了整个体制。
审案官吏们不得不投鼠忌器。
那么，这第一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早在魁玉负责审理的时候，就提审过一个马新贻之前的亲兵，叫作时金彪。时金彪已经升迁为参将，驻扎在山西。专案组特地发函给山西巡抚，把时金彪叫到南京来协助调查。时金彪到南京后，张之万、魁玉都审问过，连审两次，每次都只有魁玉、张之万两位大人物和布政使、按察使两个高官在场，没有其他人在场，也就谈不上笔录。他们谈了什么，时金彪的经历和结局是什么，除了在场的五个人外，其他人都不得而知。至于马新贻是不是忘恩负义，没有证据，也不可能询问当事人，是不是事实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说法流传最广。老百姓们都宁可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几年前的电影《投名状》就是根据这个版本拍摄的。这是因为清朝的政治体制不公开，不透明，人们对它的运作充满怀疑和批评。政治现实是那么黑暗，老百姓深受官府和官吏们的压迫，社会上弥漫着仇官情绪。一个官员即便履历清白，人们还怀疑他的升迁有问题，怀疑他是行贿，走关系，攀附权贵，通过幕后操作上台的。更何况马新贻的履历上有那么大一个污点了。所以，老百姓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发泄对黑暗体制和现实的不满，添加上了偷情、复仇等元素，演绎出一个很不错的故事。
每个时代，人们都是喜欢听好故事的。当时，社会不公，民间充满戾气，马新贻忘恩负义、张汶祥伸张正义的说法很有市场，老百姓都喜欢这个故事，湘军系统尤其津津乐道。案子还在审理，他们就明里暗里地说张汶祥是“义士”，公开聚会庆祝，甚至出钱出力，根据这第一种说法排演刺马案的戏曲。据说，上海的丹桂茶园上演的“张汶祥刺马”，幕后就有湘军人士的支持。
社会上流传的刺马案幕后故事的第二种说法是，马新贻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
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驻扎南京，在江苏是一把手。
但江苏省名义上的一把手是江苏巡抚。一个省同时存在总督和巡抚，总督就会侵夺巡抚的职权，巡抚被总督挤对得不行。江苏巡抚为了避免督抚同城的尴尬，不驻扎在南京，而是驻扎在苏州。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矛盾，一直是存在的。
当时的江苏巡抚，是出身湘军系统的丁日昌。丁日昌，广东梅州人，1823年出生，比马新贻小两岁，也算得上仕途得意，平步青云。但是，丁日昌的起点非常低，只有秀才功名。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起义军进攻梅州，丁日昌帮助官府守城，出谋划策，因为军功事后被“议叙”当官。议叙，是清朝的一种官员录取制度，就是特别提拔立功的老百姓。和科举入仕相比，议叙是旁门左道，被视为“杂途”。通过这种方式当官的人，都是一些小官，很少得到提拔的。丁日昌最初被授予的就是训导，也就是协助教谕管理一个县官学的副手，相当于官办学校的副校长。工作好多年后，丁日昌被提拔为知县，分配到江西当官，不幸的是县城被太平军占领，丁日昌被革职。
就在这个时候，丁日昌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机遇。这个贵人就是曾国藩，这个机遇就是曾国藩聘请丁日昌当自己的幕僚。丁日昌负责与洋人打交道，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引进了大量洋枪洋炮，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驱人物，他迅速成长为湘军的骨干人物。在曾国藩的大力推荐和支持下，丁日昌这个革职知县，在被革职三年之后，就被破格任命为江苏苏淞太兵道台。这个道台管辖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是全天下最重要、最肥的职位之一。第二年，丁日昌即升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升任江苏布政使，1868年升任江苏巡抚。
两江总督阅兵，丁日昌这个江苏巡抚要到场，而且要负责检阅其中的部分场次。但是，在马新贻遇刺的当天，在那一次阅兵中，本应该到场的丁日昌却没有到场。丁日昌提前一天离开了江苏，前往天津拜见老上司曾国藩去了。也就是说，在马新贻遇刺的关键时刻，丁日昌不在，在马新贻死后江苏官场最慌乱的那一段时间里，他这个江苏巡抚也不在，他在和曾国藩密谈。这就不能不让人起疑了。
人们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之前，马新贻和丁日昌就因为一起案子产生了矛盾。两人不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两个人不和呢？丁日昌在刺马案中的嫌疑又有多大呢？
第五回流言四起
钦差大臣张之万抛出了一个刺马案的审理结论，说张汶祥纯粹是因为个人原因刺杀了马新贻，刺马案没有幕后阴谋。这个结论遭到了朝野内外一致怀疑和批评。民间早已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刺马案的故事，主要有五种。第一种是流传最广的马新贻忘恩负义，谋杀结拜兄弟，张汶祥行侠仗义的故事。第二种故事是说督抚不和，把嫌疑指向了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
那么，丁日昌到底因为什么和马新贻产生了矛盾呢？事情要从1869年10月的一个夜里说起。
当天夜里，丁日昌的儿子、候补知府丁惠衡，侄子、监生丁继祖带着家丁在苏州城里逛妓院。这两个纨绔子弟年轻气盛，又仗着有丁日昌撑腰，和同样在逛妓院的太湖水师的两个士兵发生了口角，动起手来。刚好，苏州亲兵营，其实就是丁日昌自己的卫队的一个军官，补用游击薛荫榜，带着士兵巡夜，看到有人滋事，过来查看究竟。他一看，丁少爷和几个士兵在打架，这还了得，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太湖水师的两个士兵抓了起来，把其中吵得最凶的哨勇徐有得当场打了四十军棍。徐有得不服，为什么只打我，不打对方？他顶撞了几句，又遭到重责，挨了不少军棍。最后，徐有得被打得血肉模糊，丁少爷在亲兵营的簇拥下扬长而去。徐有得被抬走，四天后因为伤势过重，死了。
这下子太湖水师不干了，说，我的士兵逛妓院是不对，但也罪不至死，现在被人给活活打死了。太湖水师公事公办，把这事一级一级捅了上去，酿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丑闻。最后朝廷知道了，专门下圣旨，要求马新贻审理此案，严肃处理。
丁日昌知道自己的儿子和侄子逛妓馆闹事，导致一个官兵被打死了，这事情处理不好会引火上身。他为了争取主动，积极上奏，请求处分。侄子丁继祖投案自首，但是儿子丁惠衡却不见了。丁日昌信誓旦旦地说，丁惠衡当天晚上并不在场。可是，湖州水师发誓说，丁惠衡当天晚上不仅在场，而且是挑头的人。于是，马新贻就传唤丁惠衡，让他来协助调查。丁惠衡就是不出现。丁日昌专门上了一道奏折，说丁惠衡在夜里越墙逃走了，不知去向。如此蹩脚的谎言，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其他当事人不会相信，马新贻自然也不会相信，估计连丁日昌自己也不信。但丁日昌这么说了，马新贻也不好意思派人去丁家搜查。这个案子因为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着。
其实，丁惠衡接受传唤，马新贻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更不会打他板子，即使被证明当天在场，最大的处分也是因为行为不端被革职而已。丁惠衡的知府本来就是候补的，革职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丁日昌为什么撒谎，死保儿子，为什么因为这件小事和马新贻杠下去呢？《清史稿》说丁日昌这个人非常孝顺，担任江苏巡抚后把九十岁高龄的老母亲黄氏接到苏州，亲自照顾。每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空就陪伴在母亲身边。而这个黄氏十分溺爱孙子丁惠衡。一听说宝贝孙子要被带到公堂上去，可能会受到处分，老人家寝食难安，甚至向丁日昌寻死觅活。丁日昌能怎么办？一边是老母亲寻死觅活，一边是得罪马新贻，他只能选择后者。这个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马新贻在遇害四十多天前，缺席审判，将包括丁惠衡在内的一干人等革职了事。
因此，江苏“督抚不和”的声音就流传开了，就连朝廷的高级官员们都交头接耳，对两个人的关系指指点点。就在这个时候，马新贻遇害了，人们自然就怀疑丁日昌。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就上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革职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他直接说丁日昌和马新贻遇刺关系重大。
丁日昌感觉压力山大。刺马案发生后，丁日昌迅速从天津赶回苏州，时时刻刻关注着案子的审理进展。朝廷不是已经任命曾国藩为新两江总督了吗，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丁日昌就向曾国藩传递消息，他意识到，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抵抗不住刺马案的冲击的，最后还是要靠曾大帅的大力支持。没有曾国藩支持，丁日昌过不了这一关。但是，曾国藩迟迟不上任，也不给个明话，丁日昌眼看大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他也豁出去了，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朝廷催曾国藩“迅速赴任”。
说完第二种“督抚不和”的故事版本，再来看看第三种说法：湘军刺杀了马新贻。湘军势力刺杀马新贻的嫌疑最大，但考虑到湘军的势力实在太大了，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往这方面想。可还是有不少人偷偷摸摸地怀疑张汶祥是湘军雇用的杀手，专门刺杀马新贻的。
有人说，张汶祥曾参加过湘军，本来就是湘军的一员。马新贻和湘军的矛盾，以及他上台后的种种行为，早就让很多湘军官兵想除掉他了。他们收买了张汶祥，谋划了这桩大案。
还有人把马新贻的死和他秘密调查的太平天国圣库一案有关。太平天国十几年间掌握的财富肯定很多，当时曾国藩攻陷南京后上缴朝廷的数额少之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很多人就怀疑湘军贪污了这笔财富，图谋不轨。慈禧太后让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秘密授权他对湘军系统展开财政调查。从上任到遇刺，马新贻秘密调查了两年，虽然不一定把圣库问题调查得一清二楚，但对湘军的财政实力和财务流动可能有不少的发现。关于很多湘军官兵在战争过程中烧杀抢掠，中饱私囊的行为，马新贻可能掌握了证据。就在马新贻准备就湘军的财政问题向朝廷报告的时候，突然被杀死了。太平天国圣库的去向、湘军官兵的财务问题，再次被掩盖起来，无人问津。
马新贻被刺后，东南各省的湘军官兵喜形于色，弹冠相庆。有人大摆宴席，呼朋唤友，有人请戏班子唱大戏，大肆庆祝，胆子大的公开说张汶祥是“壮士”“义士”，甚至有人提议为张汶祥修建祠堂、牌楼。种种行为，更加让人怀疑湘军就是刺马案的幕后黑手。
刺马案的第四个版本是，张汶祥为自己的海盗朋友报仇，刺杀了马新贻。这个说法主要流传在浙江，起因是马新贻在当浙江巡抚的时候，大力清剿海盗，杀了不少人，其中有不少张汶祥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后人感觉是从张之万的审案结论中演绎出来的。
刺马案的第五个版本是，马新贻私通回匪，张汶祥为了大局稳定，刺杀了马新贻。这个说法来自《清稗类钞》，说张汶祥在当太平军的时候，有个叫徐弁的战友。太平军失败后，张汶祥流落到社会上，徐弁投奔马新贻，当上了亲兵。一天，张汶祥遇到了徐弁，两个人聊得很高兴，徐弁偷偷告诉张汶祥，说马新贻正私通西北的回民，准备反清起义，江浙一带由马新贻负责占领。东南各省刚刚从太平天国的战乱中平静下来，马上又要来一场血雨腥风了。张汶祥当时就跳了起来，大骂马新贻：“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加上马新贻取缔小押店，张汶祥生活困难，国恨私仇交织在一起，张汶祥就刺杀了马新贻。这种说法是把马新贻的回民身份和西北的局势结合在了一起，又采纳了张之万审案结论中的部分内容演绎而成。
总之，有关刺马案的幕后故事，社会上流传得沸沸扬扬，五花八门。
其中前三种版本有比较靠谱的依据，流传也比较广。后两种版本，主要是从案情的某一个片段演绎出来的，可信度不太高，流传也不广。不管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刺马案绝对不像钦差大臣张之万说得那么简单，绝对有幕后故事。
现在，张之万的审理结果，饱受非议，基本上，大家都觉得这是欲盖弥彰的一个结论。慈禧也不信任他，决定换人。她一边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新的钦差大臣，一边催促新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赶紧到任。她把审理刺马案的希望寄托到了郑敦谨和曾国藩两人的身上。
马新贻被杀后，曾国藩可能是最紧张的人。在表面上，曾国藩是直隶总督，和南京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但是全天下人都知道，曾国藩是最有关系的“局外人”。马新贻遇刺后，曾国藩在天津和丁日昌以及其他幕僚天天密谈，时刻关注案件的进展。8月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上谕，要调他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紧急召集所有幕僚，并把身边的亲信都叫过来，协商下一步怎么办。
协商的结果是，曾国藩在9月2日上了一道奏折，坚决不同意担任两江总督，同时还请求辞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曾国藩说，自己年迈多病，从本年3月以来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视力越来越模糊，不能完成正常的工作，所以请求辞去现在的所有职务。曾国藩一直兼着武英殿大学士的虚职，以内阁大学士之尊外放地方总督。现在，曾国藩也请求辞去武英殿大学士职务，彻彻底底地全身而退。
曾国藩辞职是真心还是假意呢？我觉得是真真假假都有，但是真心大于假意。马新贻遇害，湘军嫌疑很大，曾国藩是湘军的大帅，他想避嫌，不参与刺马案。在这一点上，辞职是真心的。同时，当时曾国藩已经五十九岁了，健康状况极为糟糕，他右眼失明，有严重的肝病，经常出现眩晕乃至昏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坦言：“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他的日记则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曾国藩的身体情况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所以，他以身体原因请求辞职，也是真的。
但是，曾国藩知道，他和刺马案是脱不了干系的，朝廷和慈禧也不会同意他辞职。曾国藩这么做，更多的是在表达一个避嫌的态度。果然，曾国藩辞职的奏折很快就被慈禧否决了，并要求他赶紧赴任。
表达避嫌的意思后，曾国藩的第二个对策是拖。拖过了9月，拖过了10月，一直到11月初，曾国藩还没有南下赴任的意思。他都有充分的理由，先是说直隶总督任上还有工作需要处理，主要是天津教案的扫尾工作需要处理。接着，曾国藩又跑到北京来，请求觐见皇帝和太后，接受指示。
曾国藩拖延的目的，第一还是避嫌。表现出自己不是急着去南京，自己不着急处理刺马案，淡化刺马案在自己工作中的分量。第二个目的则是等尘埃落定。刺马案刚发生，人们的关注度最大，意见五花八门，加上先后有两拨官员负责审讯了，乱哄哄的。自己这个时候再过去，无异于忙上加忙，乱上添乱。等隔开了几个月的空当后，人们对案子的思考会更周密、更冷静一些，有关的线索或者各方面的反应多多少少也会表现出一些来。这个时候曾国藩再参与案子，无论是对案子的审理还是对他个人，都更加有利。所以，曾国藩和幕僚们商定，先拖它几个月，不急着参与刺马案。
慈禧太后在北京多次接见了曾国藩，10月底就催曾国藩去南京上任。
11月1日，慈禧太后又一次召见曾国藩，一见面就不耐烦地问：“尔几时起程赴江南？”曾国藩知道，现在自己去南京的时机成熟了。他认真而肯定地回答，我这就走。
慈禧这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指示了曾国藩如何处理刺马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慈禧这句话肯定了马新贻，清清楚楚地告诉曾国藩，朝廷对马新贻这个人是肯定的，对马新贻的所作所为是肯定的。这样，所有对马新贻履历的怀疑，所有对马新贻所作所为的攻击，慈禧和朝廷都不认可，都充耳不闻。也就是说，曾国藩办案子，不能在马新贻身上下功夫，不能采信对马新贻不利的供词。慈禧只允许曾国藩在马新贻之外寻找线索。这一句话，束缚了办案官员的手脚，也给他们指明了方向。
11月初曾国藩南下，12月初才抵达南京，接任两江总督。从清廷调他任两江总督，到他正式上任，曾国藩一共拖了三个多月。
第二天上午，钦差大臣张之万就匆匆忙忙交接了案件，下午就跑回漕运总督的驻地清江浦去了。他是急着和刺马案撇清关系。但是，曾国藩还在南下的路上的时候，朝廷就下旨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张之万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没有等到老大曾国藩的到来，没能在刺马案的旋涡中独善其身。同样，张之万也没能幸免，他虽然没有受到公开的降级处分，但江苏巡抚的名位低于漕运总督，张之万在事实上被降级了。
曾国藩和张之万办理交接后，就再也没有管刺马案。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就是处理日常公文，没有提审过任何一个人，没有和官员讨论过案情，甚至连案卷也没有翻阅过。曾国藩是在等待新的钦差大臣郑敦谨的到来。等郑敦谨到了以后和他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挑起刺马案的烂摊子。他还在避嫌。
那么，郑敦谨是什么样的人？他来了以后，会追查出刺马案的真相吗？
第六回结局看不到真相
刺马案爆发后，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拖延了三个多月才赶到南京赴任。到了南京后，曾国藩又拖了两个多月，一直等待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到来。他对刺马案的审理，表现得非常消极。那么，郑敦谨是何许人也？他能打破刺马案的僵局吗？
郑敦谨，嘉庆八年（1803年）出生，道光十五年进士，因为成绩优异入选庶吉士，但之后的仕途却不太顺利。散馆后，郑敦谨没能成功留在翰林院，而是担任了刑部主事，一步步升迁到郎中，再外放地方。此后，郑敦谨一直在地方上调来调去，多次担任布政使，取得了不少政绩，但就是升迁不了，再也提拔不上去了。一直到同治改元、慈禧太后掌权后，郑敦谨才迎来了春天，从地方上调到北京，升为侍郎、尚书。慈禧让他当钦差大臣，主观上是对郑敦谨印象很好，客观上是郑敦谨具备刺马案钦差大臣的两大有利条件：第一是，郑敦谨担任刑部尚书，办过不少大案、难案，有“铁面无私”的美誉；第二是，郑敦谨是湖南长沙人，和曾国藩，和湘军的很多人是同乡，让郑敦谨去湘军势力范围办案，相对而言，阻力要小得多。
1871年1月，郑敦谨赶赴江宁。当时是寒冬，郑敦谨又刚办完其他案子，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接受刺马案。可见，刺马案对郑敦谨的吸引力有多大，也可见郑敦谨是多么不了解刺马案。他还从刑部抽调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办案官员，一个是满族人伊勒通阿，一个是汉族人颜士璋。这两个人都是刑部现任郎中，也就是司局负责人，跟着郑敦谨啃过硬骨头。
郑敦谨一行人日夜兼程。1871年冬天是一个寒冬，华东地区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雪封路，郑敦谨坐的轿子，走不动了。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他，竟然舍弃轿子，带着随员，冒雪徒步行进。随行的颜士璋留下一部《南行日记》，专门记载郑敦谨此行。他写道，途中多人冻伤了，他自己的蓝布棉衫多处被树枝挂破，到南京时棉絮都露了出来。一行人蓬头垢面，像是难民，根本不像是钦差。
郑敦谨抵达南京是2月18日，这一天是大年除夕。他根本没有休息，更没有接受南京方面的应酬，而是迅速建立钦差行辕，阅读案卷，召集地方官员定日子审案。从正月初二开始，郑敦谨就叫上曾国藩，开始重审刺马案。当天，马新贻的胞弟、候补知县马新佑，带着他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披麻戴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大人申冤，场面非常悲壮。
审案的队伍非常庞大。主审官是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和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加会审人员有钦差大臣的随员、刑部郎中伊勒通阿和颜士璋，曾国藩委派的两位江苏道台。可能是为了平息舆论，会审人员中还有马新贻的两位亲信，孙衣言和袁保庆。
张汶祥被带上来，还是白白胖胖的样子。孙衣言、袁保庆两人要求用刑，严刑拷打。江苏方面的官员反对，说刑讯得来的供词并不可靠，而且万一把犯人给打死了，这个责任谁来负？于是，张汶祥依然没有遭到拷打，而是审案官员问一句，张汶祥答一句，整个过程是和平的。
我们看不到第一手的笔录，所以不知道当时问了什么问题，张汶祥又是怎么回答的。根据官方的说法，张汶祥“一味狡展，毫无确供”。也就是说他老是变化说法，胡说八道。那么，张汶祥胡说了些什么呢？社会上传闻，张汶祥交代，自己曾在湘军鲍超部队当兵。鲍超是湘军的精锐，被称为“霆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开始裁撤湘军。当时霆军正在江西追歼太平军残余，听说要裁军，又领不到兵饷，就在金溪哗变。曾国藩得知霆军哗变后，派人迅速送去军饷，稳住了哗变的官兵。接着，曾国藩秘密清洗了哗变官兵，血腥屠杀，用最短的时间平息了这场风波。此事知道的人不多，也没给政敌留下攻击的口舌。在哗变事件后，张汶祥逃至浙江天目山，加入天地会继续抗清。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残酷镇压天地会，张汶祥杀马新贻为天地会会友报仇。
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供述，其中的重点是霆军的哗变。这件事是湘军内部的一块伤疤，一个隐情。估计对郑敦谨等好几个审案的官员来说，这是相当劲爆的内幕。曾国藩和湘军中人，肯定是不希望这样的供词记录下来，更不希望上奏给朝廷的。
张汶祥到底是不是霆军的士兵？他是怎么知道霆军哗变的秘密的？我们不得而知。即使他不是霆军的士兵，他能知道这事，而且在钦差大臣面前说出来，就说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说明背后有人在给他提供情报，给他出谋划策。张汶祥和他背后的人很清楚，说什么样的话能吸引人，同时又能让人如坐针毡。他的供述是根本不可能被记载下来的，审案官员只能说他狡猾多变。
郑敦谨审案的时候，张汶祥的狡猾就体现在他不断地抛出一些炸弹来，抛出一些内幕来。这些说法不一定一致，甚至是相互冲突、截然相反的，你说他胡说也可以。反正审案官员又不敢动刑，就只能任由张汶祥一天一个说法了。就这样连审了十四天，郑敦谨终于意识到自己接了一个什么样的案子，这个案子的水到底有多深！
在这十四天里，曾国藩都和郑敦谨一起，作为主审官坐在堂上。他几乎没有说话，一直默默地听着。郑敦谨的表情是从跃跃欲试到眉头紧锁，从兴奋到疑惑再到焦虑，曾国藩的表情一直没有变过，那就是淡定。看着郑敦谨审了十四天后，曾国藩淡淡地对郑敦谨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当时正为如何交差发愁。刺马案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受到的束缚和约束也太多，郑敦谨毕竟是官场中人，任凭他再怎么铁面无私、断案如神，也不能追究真相。这不是正常的案件，而是政治事件。一件事情一旦涉及政治，最高层要求的是保持稳定，不能因这件事破坏了当前均衡、安定的大局，更不能因为这件事动摇现行体制的运行；参与其中的官员在意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能因为这件事破坏自己的利益、影响未来的发展。郑敦谨明白政治事件的处理，太难了。就在他为难的时候，曾国藩给郑敦谨指出了一条解题思路：照搬张之万、魁玉的结论。郑敦谨这才明白，坐在自己旁边的这个同乡，老奸巨猾，在审案之前就已经打定了主意，就已经草拟好了结论。可是，他郑敦谨除了这个方法，又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方法吗？没有！郑敦谨只能点点头，表示同意。
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二十九日，郑敦谨、曾国藩联合上奏，说经过认真审理，刺马案的情形与之前审讯的情况相同，并没有重大出入。犯人的供述和之前相同，而且经过二十多天的审讯，犯人屡次绝食，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让犯人就这么死了，就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所以应该“迅速拟结”此案。郑敦谨、曾国藩的处理意见是“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他们的奏折有两个亮点：第一，特别强调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第二，对张汶祥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张汶祥的儿子张长幅，去年归案的时候十一岁，如今十二岁，年幼无知，并不知道父亲的事情。按照大逆罪，罪犯“子孙实系不知谋情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内府阉割，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张汶祥的两个女儿张宝珍、张秀珍，都已经嫁人，事先也不知情，照律免罪，让各自的夫家领回去。
郑敦谨、曾国藩的结论与张之万、魁玉的结论相比，两者主要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前者内容更加详细而已。审案结果需要所有参加审案的官员签字画押。但是，孙衣言、袁保庆两人在签字画押的时候，拒绝签字。曾国藩在奏折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这就直接把这两个人给忽略掉了。
曾国藩在自己和郑敦谨的奏折送上去的同时，把供状抄录，分别送军机处、刑部存案。这一手很厉害，先把案子存档，造成既定事实。同时，郑敦谨、曾国藩在奏折中还给军机处加了一个夹片。清朝的时候，官吏在上行公文的时候，遇有不方便写入公文的内容，或者另有其他事情需要陈述，写在纸片上，夹在奏折或手本的第一页里，叫作“夹片”。曾国藩和郑敦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奏折会遭到质疑。所以，他们提前以夹片的形式给军机处打招呼，主要是以两人的身份和地位担保奏折中的结论。此外，曾国藩自己单独附了一个夹片，说明此案“实无主使别情”。意思是，此案到此为止，不要再牵连，不要再生事了。
当时军机处的领班军机大臣是恭亲王奕。奕是曾国藩在朝廷中的政治同盟，他一向支持曾国藩。同时，奕认为马新贻的案子反复纠缠了大半年，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再纠缠下去必将影响到政治大局。如今，曾国藩等人提供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结论，奕也就顺水推舟，认可了这个结论。
那么，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的态度如何呢？马新贻是慈禧太后派到南京去打击湘军势力的，如果说她派遣马新贻出去的时候还担心湘军会造反的话，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慈禧已经相信湘军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曾国藩想造反，早就造反了。在湘军攻破南京，士气最旺盛的时候，曾国藩可以造反；在湘军势力遍布东南，如日中天的时候，曾国藩可以造反；在部下给他黄袍加身的时候，曾国藩可以顺水推舟地造反。但是，曾国藩都没有。现在曾国藩已经油尽灯枯，势力、能力和声望都不如往日了，说他现在想造反，在逻辑上说不通。镇压太平天国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最高层，和曾国藩的交往多了起来，大家见面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曾国藩的为人也渐渐被大家所了解。曾国藩本质上是一个被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忠臣干将，而不是野心勃勃的枭雄。朝廷猜忌他，他就主动裁军；朝廷调他去直隶，他就离开江南；慈禧让他到处救火，他就四处去给慈禧当消防队员，而不管这些活对他的声望会有不好的影响。因为曾国藩的妥协退让和克制表现，湘军系统和慈禧等人的关系大大改善。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后，慈禧也赞同恭亲王奕的意见：刺马案再拖下去，会影响到政治大局，需要早早地做个了结。况且，连曾国藩和郑敦谨出马，都只能查到这个地步，再派其他人过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于是在3月26日，朝廷认可了郑敦谨、曾国藩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祥凌迟处死，摘心致祭马新贻。刺马案就此完结了。
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大家依然议论纷纷。郑敦谨铁面无私的名声，也因为这个案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在奏折送上去后就准备离开南京。曾国藩、魁玉等人邀请他游览、赴宴，郑敦谨一概辞谢，只是催促地方官员办差雇船回京复命。他都没有等朝廷认可自己的结论，更没等张汶祥伏法就离开了南京。曾国藩送他程仪，郑敦谨分文不收，两个随行的郎中每人收了五百两银子。
钦差大臣离开的当天，曾国藩照例，带领江苏各级地方官到长江边给他送行。一般情况下，主客双方都要说些客气话，寒暄几句，但是郑敦谨铁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搭理都不搭理曾国藩，跳上船扬帆而去。曾国藩表现得很淡定，默默地目送郑敦谨离开。
郑敦谨非常生气，刺马案，曾国藩拉自己下水，毁坏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好名声。他更恨自己，恨自己没有胆量、没有魄力把刺马案一查到底，最后糊涂了结。一路上，郑敦谨越想越生气，走到清江浦就停了下来，不愿意再走了。他声称有病不能回京，打发随行的两个刑部郎中替自己回京复命。
钦差大臣不回京复命，是重罪，曾国藩觉得郑敦谨这么闹下去，对郑敦谨不好，对自己和湘军也不好。本来大家就质疑刺马案的结论，郑敦谨这么一闹，大家更有话说了，得尽快安抚郑敦谨。曾国藩就借口巡视地方，跑到清江浦做郑敦谨的思想工作。郑敦谨干脆以健康原因，请求辞职，从此终生不再为官。同时，曾国藩说动恭亲王暗中出力，把郑敦谨的事情在北京掩盖了过去。
郑敦谨悄悄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带到南京去的两个助手可就惨了。刑部郎中颜士璋、伊勒通阿参与了刺马案的审理，清楚事情的细枝末节。郑敦谨走后，他们两人就成了个别人需要处理的对象。当年6月，颜士璋外放直隶河间知府，不久丁忧回乡赋闲；伊勒通阿在当年8月被勒令退休。
他们二位的遭遇，也让很多人对刺马案的结论深表怀疑。
马新贻的身后事特别隆重。同治皇帝亲赐祭文、碑文，追封太子太保、谥“端敏”、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议恤，给予他的子嗣马毓桢骑都尉兼云骑尉的世袭职位。朝廷下令在南京、安庆、杭州、菏泽等地给马新贻建立专祠。更加戏剧性的是，张汶祥死后也有湘军官兵给他立碑，给他祭祀。
第二年（1872年）春天，曾国藩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他的身后事，比马新贻更加隆重。朝廷闻讯后，辍朝三日，追赐太傅、谥“文正”、入贤良祠，曾国藩的一等毅勇侯的世袭爵位由儿子曾纪泽继承。从各方面来说，曾国藩的身后事都比马新贻高了一个档次。曾国藩在当时政坛上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比马新贻要大得多。马新贻死后，人们迅速遗忘了他，曾国藩则逐步被尊崇为“天下第一完人”。
“刺马案”相关人等的结局，都说完了。这个案子，因为拖而不决，案情扑朔迷离，传闻四起，社会舆论热烈关注，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与其说它是一起刺杀案，不如说它是一起政治事件。既然是政治事件，就不能像一般案件那样去对待。政治事件要按照政治规律去解决。而清朝的政治，习惯于暗箱操作，不公开不透明。这就难怪黑箱外面的官吏百姓演绎出种种故事，把刺马案作为一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全民大游戏了。也许刺马案真的就是张汶祥纯粹因为个人原因做出来的极端行为，也许马新贻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官员，并没有种种不道德的行为，也许真相很简单。但是这一切都因为遇到了“政治”两个字，遇到了暗箱操作，而无法考证了。
黑幕会被阳光驱散，谣言会被透明杀死，但是清朝政治不敢暴露在阳光之下，相关官员也不敢公开透明地审案办事。作为当事人的马新贻、张汶祥、曾国藩、郑敦谨，他们的真实经历、内心想法都被黑暗所吞噬，他们都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也留给了后人无尽的猜测和感慨。
刺马案折射出了晚清权力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地方开始掌握实权，力量上升，中央集权削弱，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制衡和斗争开始出现。刺马案反映了朝廷和地方相互猜疑，相互斗争，最后又相互妥协。这种上下关系之后还引发了诸多事件，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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