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赴任途中遭杀害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春的一天夜里，一伙不明身份的匪徒举着火把，大喊大叫地闯进了曲靖知府衙门。随后就传出打斗声、叫喊声，闹腾了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等到天大亮了才壮着胆子，摸进知府衙门里看看情况。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府衙大门口躺着一个官员，已经死去好一段时间了；府衙内的房间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明显是被洗劫过了。
一桩惊天大案就这么发生了。这个案子之所以是大案，之所以震惊朝野，流传至今，不是因为杀人抢劫，而是遇害者身份特殊。大门口的那个遇害者，不是一般的官员，而是朝廷新任命的陕西巡抚邓尔恒。朝廷的封疆大吏，在赴任的途中惨遭杀害，怎么能不震惊朝野呢？
那么，这个邓尔恒是谁呢？他怎么会死在曲靖呢？
邓尔恒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与林则徐齐名的著名大臣，曾经担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的儿子。套用现代的时髦说法，邓尔恒是一个“官二代”。他这个官二代自身也非常努力、非常出色，道光十三年考中进士，从翰林院开始做官，当了几年京官后，外放湖南担任知府，逐步升迁为封疆大吏。邓尔恒仕途的主要时间集中在云南，他在云南做官十年左右，从知府升迁到了布政使。咸丰十年，邓尔恒升为贵州巡抚。他高高兴兴地离开昆明，向东北前往贵阳赴任。走到半途，朝廷又调任他为陕西巡抚。邓尔恒就改变方向，折向北方，准备到西安赴任，中途经过曲靖，借宿在知府衙门。惨案就在他借宿的当天晚上发生了。邓尔恒带的行李、财物被洗劫一空。《三朝纪略》记载，匪徒“搜得金叶千斤，他宝无数”。
一般的杀人抢劫案就是恶性大案，更何况遇害者是陕西巡抚呢，朝廷对此案非常重视。所以，云南当地官府不得不详细汇报案情，汇报案子侦破进展。
当时云南的巡抚叫徐之铭，他在案发几天后上书咸丰皇帝，汇报了邓尔恒遇害的详细案情。徐之铭说：“邓尔恒从云南到陕西赴任，我考虑到云南省治安情况不太好，一直派兵护送。走到曲靖境内的时候，曲靖知府唐简也主动派兵保护。但是，邓尔恒自称自己携带的行李不多，不用官兵保护，只留两个仆人侍候就可以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土匪李宝翻墙跳进知府衙门，想偷点东西，结果被邓尔恒发现了，遭到邓尔恒的殴打。李宝夺路要跑，邓尔恒堵住大门，大喊大叫，不让李宝逃跑。李宝急了，他原来就和邓尔恒有仇，在慌乱之中挥刀杀害了邓尔恒。知府唐简接到警报后，当即带人缉拿凶犯，已经把李宝抓住，就地正法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徐之铭还把曲靖当地官员的情况说明一并附上。
按照他的说法，惨案的发生是由于邓尔恒自己疏于防范，窃贼李宝临时起意造成的。总之，整个案子没有阴谋，没有黑幕，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抢劫案。
但是，徐之铭汇报的案情，漏洞太多，遭到了咸丰皇帝的质疑。咸丰皇帝毫不客气地下旨斥责徐之铭。咸丰皇帝提出了五大疑点：第一是安保方面的疑问。“知府唐简既欲派兵巡查，何以中止？”曲靖知府唐简既然要派兵保护邓尔恒，为什么又中止了？邓尔恒在云南为官多年，不可能不了解当地的治安状况，为什么要主动撤销安保？
第二是奏折所说的邓尔恒的举止和身份不符。“窃盗拒捕伤人，固属常有之事，惟邓尔恒系大员，何以轻身堵门。”邓尔恒是朝廷大员，怎么会不分轻重地以身犯险，轻率地用身体去堵门，阻挡盗贼逃跑呢？
第三个疑点是李宝和邓尔恒的关系。“即谓该犯李宝系因怀恨，所以将该抚伤害，但是昏黑之中，何以知堵门喊捉贼之人就是该抚。”就算是李宝和邓尔恒有仇，但是，在深夜中，李宝怎么就知道堵门喊捉贼的人是邓尔恒呢？
第四，“在场各犯既已就获，该府等自应迅速解省，听候审办，何以遽将各犯正法，以致无可质对。”按照司法程序，抓到犯人后，当地府衙应迅速把犯人押解到昆明，交给上司审讯办理。为什么要把犯人就地正法，导致死无对证呢？当地知府要急着掩盖什么？
第五个疑点是目击仆人。“邓尔恒既留两仆在内，则被害情形均应目击，何以并未取供词。”案情中并未提到邓尔恒两个仆人的情况。如果没有遇难，那么他们就应该是最关键的目击证人，何以没有他们二人的证词呢？
咸丰皇帝的质疑说得都有道理。徐之铭拿出这样的奏折，很难让其他人信服。就在这个时候，民间一些关于邓尔恒遇害案的传闻传到了咸丰皇帝那里。
邓尔恒遇害后，在民间，特别是云南当地的官民议论纷纷，很多人都传言是清军副将何有保派遣亲信史荣、戴玉堂杀死了邓尔恒，抢劫了财物。大家都说邓尔恒遇害案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有政治背景的谋杀案！事情根本就不是徐之铭说的那样！根本没有李宝这个人！徐之铭版本的故事，完全是他杜撰出来的。还有人说徐之铭这么做，是因为他本人就牵涉邓尔恒遇害案，而且嫌疑很大。
这些民间传言很快就流传到了朝廷。最高层意识到，邓尔恒的案子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很不好办。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们都皱起了眉头。为什么邓尔恒案让皇帝都这么为难呢？这就要从云南的实际情况说起，从徐之铭这个人说起。
云南在清朝是一个闭塞落后的边远省份，划归云贵总督的管辖。清朝另在云南设置巡抚及以下官员具体负责地方管理。因为云南交通不便，少数民族众多，清政府对云南的管辖不同于内地省份，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少数民族土司、宗教领袖等人的权威，默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加上云贵高原天高皇帝远，清朝对云南的控制不像对内地省份那么强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实力受到极大削弱，对地方的控制普遍打了折扣。云南的清朝官府力量也跟着受到削弱。尤其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的实力江河日下，朝廷自顾不暇，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去管云南。不仅如此，朝廷还不断抽调云南的驻军和储备去镇压太平天国。巨大的财政压力，再加上云南地方官府的横征暴敛，使社会问题迅速激化，突破了社会稳定的临界点，各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一股股的武装力量，攻城略地，最后形成了几股大的部队。
他们占山为王，割据一方，又相互攻击。官府只能坚守一部分州县，省会昆明好几次处于叛军的包围之下，云贵总督恒春甚至因为守城无望，上吊自杀，局面非常混乱。
咸丰八年（1858年），朝廷任命徐之铭担任云南巡抚，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徐之铭是贵州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出生，科举出身。他从翰林院开始做官，然后外放地方，历任湖北按察使、湖南按察使，逐步升迁为封疆大吏。朝廷让徐之铭主政云南，也许是考虑到徐之铭是贵州人，多少熟悉云贵一带的情况，所以提拔他当云南巡抚。面对朝廷都感到棘手的难题，徐之铭有办法摆平吗？徐之铭的办法是浑水摸鱼。
云南各地起义军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徐之铭收受其中一些起义军首领的好处，默许他们对占领区域的实际统治，还委以他们官职，美其名曰“招安”。此外，徐之铭还不经过朝廷批准，收编民间武装，大量授予官职。最离谱的是，徐之铭是云南巡抚，竟然越权委任贵州省的官职，遭到贵州省的强烈抵制。他这么做的结果是，咸丰年间，云南省官匪一家，纲纪废弛，社会风气大坏。
徐之铭进一步浑水摸鱼，纵容手下为非作歹。徐之铭有一个亲信，叫何有保。徐之铭特意栽培他，把他一步步提拔为副将。在徐之铭的纵容下，何有保作恶多端，占据云南省的边界地区，公开抢劫财物，甚至连官员的财物也敢抢。每当云南有地方官员升迁或者离职或者退休，离开云南走到云南省的边界地区，何有保就派人洗劫他们。绝大多数官员都急着离开云南这个是非之地，能离开就谢天谢地了，遭到抢劫后都选择了忍气吞声，不和何有保、徐之铭计较。
总之，云南省的真实情况是天怒人怨，暗流涌动。
仔细分析徐之铭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到，徐之铭本身其实代表了清朝的一类官员，我们姑且称之为“徐之铭式的官员”。这类官员的第一个特点是，做事情敷衍了事，只追求糊弄过去，不干实事，不求实效，更不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徐之铭也许觉得，工作做得好坏和自己没有必然关系，反正这又不是自己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是朝廷的事情，做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物质利益。相反，多干多出事，埋头做工作，反而容易做出问题来。所以，徐之铭选择什么也不做。面对云南的问题，徐之铭是什么都不干，既不说剿匪，也不说和起义军谈判。反正，只要云南省会昆明还在，徐之铭就可以继续做他的云南巡抚。所以在他当巡抚期间，云南各地的起义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半个云南省都被起义军占领了。
徐之铭式的官员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利益。和工作相比，徐之铭更在意级别、待遇和银子。他也许觉得，只有这些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才是实实在在的。清朝的官员任期一般是三五年，官员三年准调，五年准升，越到后期调动得越频繁，能稳稳当当干满一个任期的官员越来越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官员的工作越来越繁杂，越来越难做，朝廷和上司不断通过官员调整来提高工作效率；更主要的方面是，官场上人满为患，僧多粥少，官员的任职和升迁渠道不畅。朝廷和上司为了安置更多的官员，不得不频繁调动官员，安插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徐之铭等官员更不会埋头工作、谋划长远了，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给自己谋福利、抓银子上去了。徐之铭不是想办法解决云南省的各种问题，而是想办法利用问题谋取私利。
当时和徐之铭一起“搭班子”的云南布政使，正是被害人邓尔恒。他和徐之铭的仕途经历非常相似，可是政见却很不相同，在一些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邓尔恒力主镇压起义，他亲自指挥了多次平叛行动，积累了政绩，赢得了声望。由此，我们不难推测，邓尔恒是知道徐之铭的所作所为的，两人的关系也比较紧张。
咸丰十年，邓尔恒升为贵州巡抚，离开昆明去贵阳赴任，但是走到云南和贵州交接的地方时，行李、马匹都遭到了何有保的抢劫。和其他人不同的是，邓尔恒非常生气，扬言一定要追究抢劫的事，要向咸丰皇帝上奏弹劾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听到邓尔恒这么说了，所以在邓尔恒遇害后，大家很自然地相信，何有保得知邓尔恒的态度后，极有可能决定先下手为强，杀了邓尔恒自保。
那么，徐之铭知不知道何有保的计划呢？我们找不到两个人密谋的直接证据。但是从逻辑上说，邓尔恒在云南做官多年，对云南的实际情况非常清楚。现在，邓尔恒要远走高飞，去其他省当巡抚了，极有可能向皇帝汇报云南的情况，揭发徐之铭的所作所为。徐之铭害怕了，他可能比何有保更害怕邓尔恒上奏折弹劾。所以，徐之铭非常可能鼓励甚至是命令何有保杀害邓尔恒灭口。民间的传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就在危险向邓尔恒袭来的时候，朝廷又调邓尔恒为陕西巡抚。他就改变方向，折向北方，准备到西安赴任。中途经过曲靖，借宿在知府衙门。
惨案就在他借宿的当天晚上发生了，邓尔恒的行李、财物被洗劫一空。
可以说云南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朝廷或许也相信邓尔恒遇刺并不简单，背后极有可能牵涉政治斗争，所以当民间传闻传到咸丰皇帝那里的时候，咸丰皇帝才会感到如此为难。
那么，民间流传的这个版本到底是不是邓尔恒遇害案的真相呢？徐之铭真的和邓尔恒的死有关吗？朝廷又会怎么处理此事呢？
第二回无人接手烂摊子
新任陕西巡抚邓尔恒在赴任途中被人杀害，案发地云南巡抚徐之铭向咸丰皇帝报告了案情，遭到了咸丰皇帝的驳斥。事实上，徐之铭在云南多年来胡作非为，把云南搞得一团糟。他有很大的嫌疑，可能串通副将何有保杀害了邓尔恒。那么，咸丰皇帝知道徐之铭的真实面目吗？朝廷又会怎么处理邓尔恒案呢？
其实，朝廷早就对徐之铭不满了。
从咸丰皇帝和当时人们的笔记书籍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徐之铭的评价都很低，客气的说他是“养寇自重”，不客气的就直接说他“行事荒唐”。朝廷根本就不信徐之铭的报告，认为“真假难辨”。清朝的《文宗实录》，也就是记录咸丰皇帝活动的官方档案，保留了好几封提到徐之铭的圣旨，这些圣旨都是公开发往全国的。咸丰皇帝在圣旨中，明确指责徐之铭的奏折常常“前后自相矛盾”，骂徐之铭“办事乖谬、奏报欺饰”。
早在案发的三四年前，咸丰皇帝就下旨把徐之铭免职了，先后任命了贾洪诏、林鸿年等人为云南巡抚。但是，新任的巡抚根本不敢到任。这几个人都没有踏足云南境内一步，只是待在成都，对云南的情况道听途说，然后以云南巡抚的名义向朝廷发出一些例行公文而已。事实上，他们几位连“遥控”云南都谈不上。
贾洪诏、林鸿年等人不敢到云南到任的理由很多，比如说云南的治安非常差，赴任途中安全得不到保障；又比如，云南各地游荡着起义军，叛乱蔓延全省，割断了对外的交通要道，等等。总之，如果你不想做一件事情，借口多的是，一抓一大把。
另外，云南割地称雄的豪强、胡作非为的官员，都靠徐之铭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保住了徐之铭，就是保住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支持徐之铭霸占云南巡抚的大权，有些胆子大的还公开吹捧徐之铭，说只认徐之铭，不认其他人当巡抚。有了地方豪强的拥护，徐之铭有恃无恐。他借口新任云南巡抚没有到，没有完成职务交接，自己继续执行巡抚大权。所以，徐之铭一直待在昆明没有走，在事实上掌握着云南巡抚的大权。
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这种特殊情况的产生。古代官员上任，需要跋山涉水，时间很长。在没有到任之前，职务可以由原来的官员继续担任。
双方正式的角色转变，要从移交印信、档案资料完成那一刻算起。这个手续没有完成，在理论上，原来的官员还有权力发号施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具体了解一下其中的内涵：清代有一个知县，接到老家来信，说老父亲去世，按照制度他要立刻丁忧，主动离职。于是，知县立刻就申请了丁忧，把印信和档案都封存在衙门里，踏上奔丧的路途。走了几十里地，知县发现有一个地主在强抢民女，于是就带着用人，抓住地主要法办。地主就抓住程序问题，狡辩说，你已经丁忧离职了，不是知县了，没有执法权了，不能办我！知县却说，我的确是离职了，也交出知县大印了，但是新知县一日没有到任，我就拥有一天的执法权。最后，上级官府支持离职知县在新知县到任前还拥有执法权，老百姓也都默认这样的做法。
徐之铭就抓住了这个特殊的制度，为自己霸占巡抚大权寻找合法性。
而贾洪诏、林鸿年等人又不敢到昆明来，徐之铭就不可能完成职务交接手续。所以，他就此霸占了云南巡抚职位三四年，还是用巡抚大印发号施令，给朝廷和皇帝报告云南的事务。
邓尔恒遇害案爆发后，咸丰皇帝认识到，云南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再不痛加整顿，局势有失控的危险，得派个得力的人，到云南去解决难题。咸丰皇帝看中了新任云贵总督刘源灏。
刘源灏年轻的时候办过实事、好事，还领兵打过仗，但是担任云贵总督的时候已经年近古稀了，已经变成了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刘源灏式的官员”，只想安全退休，稳稳当当地把自己最后几年过好。
刘源灏接到任命后，借口自己身体有病，不能马上赴任。他这一病，就病了大半年，云南还是徐之铭等人的天下。朝廷肯定不满意，催刘源灏赶紧到任，措辞越来越强硬。刘源灏顶不住了，干脆申请病退了。大家这才明白，咸丰皇帝找错人了。你不可能希望一个等着退休的老官僚，去解决一般人碰都不敢碰的疑难问题。
刘源灏、贾洪诏、林鸿年这些人，代表了另外一类清朝官员。他们和徐之铭式的官员不同，我姑且称呼他们是“刘源灏式的官员”。如果说徐之铭式的官员的最大特点是“干坏事”，那么刘源灏式的官员的最大特点是“不干事”。
刘源灏式的官员的代表，首推同一时期的著名大臣曹振镛。曹振镛的父亲，就是我在之前浙江府库亏空案中提到过的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曹振镛的官位，远远高于他父亲，做到了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盘踞高位几十年。有人向他请教当官的秘诀，曹振镛公开说：“当官没有什么秘诀，就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遇到什么事情，都揣摩领导的意思来办，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更不会主动去做什么事情；做人，谁都不得罪，既不说别人的好话，也不说别人的坏话，遇到谁都挂着标准化的微笑，人称“水晶狐狸”。曹振镛就是这样的人，他活了八十多岁，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个皇帝，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死后，还得到了一个大臣能够得到的最高谥号：文正。
按照现代行政管理的标准，曹振镛无疑是一个昏官，是不能学习的反面典型。但是在清朝，很多人羡慕曹振镛，以曹振镛为榜样，学习他，希望能够复制他的成功轨迹。曹振镛的成功，在清朝是可以复制的，可悲可叹。
表面看起来不干事比干坏事要好，但是，正是大多数人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少数人敢于胡作非为，能够胡作非为。“刘源灏式的官员”的危害，一点都不比“徐之铭式的官员”的危害小。正是他们助纣为虐，培养出了徐之铭这样的坏蛋，导致云南的局面日渐糜烂，渐渐不可收拾了。
就在朝廷为云南问题伤透了脑筋，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时候，咸丰皇帝驾崩了，同治皇帝继位。
此时，距离邓尔恒遇害已经过去半年多了，眼看着这个案子要成为悬案了。朝野议论纷纷，尤其是言官们，隔三岔五地上折子要求调查真相。
其实，大家都知道，邓尔恒案子的难点就是云南问题的难点，这个案子是和整个云南的混乱局势搅在一起的。碰邓尔恒案子，就是在碰云南问题这个大炸弹。一般人不敢办，只有找一个敢办事、能办事的人出来！那么，谁是合适的人选呢？
新的最高权力层，还真找到了一个候选的人叫潘铎。那么，潘铎是否有能力解决云南乱局呢？
潘铎是江苏南京人，年纪比徐之铭要大十岁左右。他也是进士出身，从京官开始做起，幸运地在年轻的时候被挑选入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协助军机大臣们处理具体事务的中级官员，维持军机处的日常运转。军机章京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可以帮助一个年轻人迅速熟悉权力中枢的运转情况，熟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扩展自己在朝野的人脉资源。中国古代官场的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的“政治经验”是不能继承、不能教导的，只能在这一点点的熟悉、一点点的扩展中体会和领悟。所以，军机章京的历练，对一个人的发展很有帮助。
潘铎在军机章京的职位上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坐上了升迁的快车道。
迅速升为郎中、御史，外放地方知府后，因为办事能力出众，被破格提拔为道台、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式出任河南巡抚。此时距离他考中进士不过十五六年时间。看来道光皇帝非常欣赏和重用潘铎。
潘铎又是另外一类官员，我们可以称之为“潘铎式的官员”。这类官员的主要特点是，责任心强，敢做事，也会办事。他们是真的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的追求个人价值和工作价值的统一，真的相信“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潘铎式的官员也知道工作中会有许多问题，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可能“多干多出错，不干不出错”。他们也关心自己的职位和待遇问题。但是，他们相信，职位和待遇是和成绩相联系的。有问题，就找方法解决，方法总比问题多。所以，潘铎式的官员会认真工作，真心地解决问题。
我们翻阅中国古代历史，发现古代的官员大都可以归到“徐之铭式的官员”“刘源灏式的官员”和“潘铎式的官员”这三类群体中。他们类似一个纺锤形的结构，中间最多，两头最少。也就是，像曹振镛这样“多磕头少说话”、明哲保身的人最多，徐之铭那样胡作非为的官员很少，潘铎那样认真踏实的官员也很少。当然了，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很多官员的身上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类别中间游离，可能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干事情，责任心强，年纪越大就越无所作为，或者大多数时候不作为，混日子，偶尔干一两件好事、实事点缀一下。
但是，潘铎在河南巡抚的职位上没有更进一步，而是走上了下坡路。
正所谓“多干多出错”。从咸丰元年开始，潘铎不断受到牵连，被降级处理。首先是潘铎在担任河南巡抚的时候，推荐了一个陈州知府的人选。
清朝的时候，所有官员任免的权力都在中央，但是中央并不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候选官员的情况，所以往往需要封疆大吏提意见。在很多职位上，中央的吏部通常根据封疆大吏的意见，就任免了官员。这样，省里的总督、巡抚就变相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他们可以举荐人选，但是必须对推荐人选负连带责任。如果你举荐的人选出现了问题，事后要追究你的推荐责任。潘铎推荐的这个陈州知府上任后贪污受贿被查处，潘铎被牵连，受到了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调任山西按察使。
不过，咸丰皇帝和朝廷还是相信潘铎的，所以在第二年就升他为湖南布政使。本来这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想不到，潘铎刚上任，就遇到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席卷到湖南。太平军沿着湘江北上，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攻克了武汉。咸丰皇帝震怒，对沿途官员都依法严办。湖南布政使潘铎因为对湖南岳州等地失守要负领导责任，再一次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潘铎颇有些心灰意冷，就申请病退了。朝野都为潘铎这个人感到可惜。
邓尔恒遇害案发生后，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很多人都想到了赋闲在家的潘铎，觉得他能干事，也想干事，渴望东山再起，是派到云南去解决疑难问题的不错人选。朝廷最终决定，派遣潘铎前往云南，彻查邓尔恒遇害案。
那么，潘铎能处理好邓尔恒遇害案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呢？
第三回老将出马
邓尔恒遇害案暴露出了云南的混乱局势，问题很严重。朝廷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撤换云南巡抚徐之铭。但是派遣了几拨官员，可惜这些官员连云南都不敢去，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最后，朝廷决定起用赋闲在家的潘铎，希望他能去云南彻查邓尔恒遇害的案子，解决云南的乱局。那么，潘铎能够成功吗？
朝廷肯定是希望潘铎能够马到成功，所以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希望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一是对潘铎“高配使用”。官员重新起用，在清朝行政制度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起复”，意思是起来重新当官。官员起复，一般是降一两个级别使用，或者是同级别使用，很少有提拔使用的。
潘铎在病退前，已经从巡抚连降四级了。巡抚是从二品，降四级后是从四品，也就是知府的级别。所以，潘铎起复，任命他为知府级别的官员，是正常的。但是，朝廷为了表示对云南问题的重视，更为了增加潘铎的权威，破格授予潘铎二品顶戴，比巡抚还高一个级别，同时，任命潘铎的职位是署理云贵总督。云贵总督是统管云南、贵州两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对于潘铎来说，朝廷这样的安排，的确是“高配”了。
第二是朝廷调动各方面资源，配合潘铎。当时，清朝朝廷的处境很不妙，用四个字来形容非常恰当，就是“内忧外患”。内忧是太平天国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钳制了清朝军队和财政的主要资源；外患是清朝刚刚和英法联军打了一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损失惨重，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
内忧外患，清朝元气大伤。在咸丰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云南的局势迅速恶化。咸丰皇帝很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实在是调动不了什么资源，没有办法向云南投入实质性的军队和财力。同治皇帝继位后，朝廷的处境稍微有所好转，能够调拨一些人力、物力投向云南，但是也非常有限。我们来看看朝廷到底是怎么配合潘铎的。
首先，朝廷派大臣张亮基和潘铎合作，去云南督办军务。张亮基是江苏徐州人，也是科举出身，仕途是在云南起步的，曾经担任过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现在，朝廷让熟悉云南情况的张亮基和潘铎合作，希望能解决难题。
其次，朝廷清楚解决云南问题必须要有军事后盾，平定云南各地的叛乱，最终还得要靠刀枪来说话。但是，朝廷把军队都投入和太平天国及英法联军的战斗了，没有多余的部队可以调拨到云南了。于是，朝廷就让四川省想办法支援云南。
有了朝廷的大力支持，云南的问题似乎可以得到解决了，邓尔恒被杀的真相也应该很快得到解决。那么潘铎此次赴云南，能顺利完成朝廷交办的任务吗？
潘铎、张亮基先后取道四川，与四川总督商量，希望四川总督能够派部队一同到云南去。大家想到四川，是因为之前四川省为了镇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镇压各地的起义，招募了很多兵勇。潘铎觉得四川可能有多余的兵力。但是，四川总督不愿意帮忙，他说，四川省内的治安还没有平定，小股武装力量此起彼伏，自己的军队还不够用呢！虽然我们很想帮助你，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潘铎、张亮基和四川总督谈了好几次，总督就是不答应派兵帮忙。
云南的徐之铭，早就知道朝廷派潘铎、张亮基来彻查云南问题。他担心两人带兵到云南对自己不利，就唆使云南豪强和地方武装力量扬言，谁带外面的部队到云南来，我们就打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同时，云南的武装力量还隔断了从四川到云南的道路。
张亮基内心深处对解决云南问题没有信心，看到云南地方武装的挑衅后更加动摇了。他消极起来，观望起来，不怎么愿意去云南。朝廷几次下诏书，催促他和潘铎早日去云南，张亮基还是保持观望。潘铎则无所畏惧，没有军队没关系，没有同伴也没关系，我一个人去！从四川到云南的交通不是断了嘛，也没有关系，潘铎就从四川取道贵州，中转到云南去。
他在西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身边没有一兵一卒，只带着屈指可数的几个仆人。
清朝官员上任，是非常风光的。小小知县，都能组织起好几百人的随从队伍。总督通常能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像潘铎这样，主仆几个人，风餐露宿的情况，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百年难得一见。
潘铎带着几个仆人，不畏艰险，进入了云南境内，走到曲靖的时候，有一个清军将领，叫马联升的，主动来拜见。马联升是回族人，在混乱中拉起了一支队伍行走一方，他和云南巡抚徐之铭的关系不错，徐之铭曾经委任他为总兵。可以这么说，马联升是一个半官半匪的武装首领。
马联升见到潘铎，客客气气的，他神秘兮兮地对潘铎说：“总督大人，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在半路杀害总督大人，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不会做的。但是，总督大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马联升的这番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帮潘铎，是站在潘铎这一边的，实际上，他是在赤裸裸地威胁潘铎。徐之铭和地方豪强，肯定不希望潘铎到达昆明开展工作，所以就恐吓潘铎，希望能把他给吓回去。但是他们看错了人，潘铎是一个勇于任事、不畏艰险的人，他敢于独自来云南，就已经做好了直面危险的准备。
潘铎很严肃地对马联升说：“谢谢马将军的提醒！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地当好这个总督的。”一路上，潘铎收到好几次类似的恐吓，他都置之不理，一心一意往昆明赶。
很多事情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只要动手去做就成功了一半。其中缺少的就是勇气和毅力。潘铎查案的情况就是这样。
潘铎的坚决态度在云南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之前，朝廷委任潘铎为云贵总督去调查邓尔恒一案的消息传到云南，云南各方面的人心里虽然咯噔了一下，但还是在观望，很多人不相信潘铎能干什么实事。现在，潘铎排除种种障碍，越来越逼近昆明，看来，潘铎是多年来，第一个真心实意要解决云南问题的总督。于是，各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潘铎是什么人？他是朝廷任命的云贵总督，代表着大清王朝，背后有整个帝国的力量在给他撑腰。有人虽然嘴上说，要杀了潘铎，但是不敢下手。因为杀害潘铎就是和整个大清王朝作对，就是公开和朝廷为敌。云南的地方豪强再蛮横，也得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敢不敢和朝廷公开对抗！所以，云南的坏蛋们都很发愁，很担心。
现在，潘铎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了昆明，可是他刚一到昆明，就听说何有保被自己的亲信给杀害了，凶手分别叫史荣、戴玉堂。根据民间传闻，何有保是杀害邓尔恒的最大嫌疑人，他这一死，难道邓尔恒案真的要变成一桩悬案了吗？据传当初就是史荣、戴玉堂这两个人受副将何有保的指使，率兵杀害了邓尔恒，抢劫财物。可是如今他们为什么又反戈一击，把主子何有保给杀害了呢？于是潘铎马上下令缉拿史荣、戴玉堂。
史荣、戴玉堂很快就被逮捕归案，经过审讯，潘铎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
首先，史荣、戴玉堂承认受何有保的指使，杀死了邓尔恒。对于他们为什么要杀何有保，两个人交代说，当听说朝廷派出的总督潘铎动了真格，要把案子追查到底，他们非常担心。他们担心自己会被当作替罪羊，最先推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凶手集团内部原先就存在的矛盾被激化了。
何有保的部队，杀人越货，抢劫财物，事情做得越大，问题也越大。其中一大问题，就是分赃不均。他们拿的是不义之财，不可能有明确的分配方案。他们不可能像现代的股份公司一样，谁占多少股份谁就拿多少收益。
强盗的利益分配，完全是靠内部决定，没有公平公开和正义可言。史荣、戴玉堂觉得自己杀人越货，冲锋在前，应该拿得多，所以很多时候都把抢劫来的财物隐藏起来，只上交给何有保很少一部分。何有保觉得自己是首领，是自己挑的头，自己应该拿得多，应该掌握赃物的分配权。所以，何有保多次向史荣、戴玉堂索要财宝，两个人不上交，何有保生气了，甚至还把两个人抓起来拷打。史荣、戴玉堂早就对何有保怀恨在心了。
现在，潘铎要来了。史荣和戴玉堂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何有保把自己当作替罪羊交出去之前，先把何有保干掉。于是，在一天夜里，史荣、戴玉堂带领部下，袭击了何有保。双方爆发了内讧，内部厮杀了起来。内讧的结果是，何有保被杀死了。
遗憾的是，何有保一死，死无对证，无法知道徐之铭有没有参与密谋，徐之铭幸运地逃脱了干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徐之铭？如果一五一十地查办起来，徐之铭的问题很多，即使他逃脱了与邓尔恒案子的关系，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不法行为。但是，把徐之铭革职，投入监狱，很简单；要想把云南的问题解决好，很困难。所以，对徐之铭的处理，要放眼长远，从全局出发。
所以，潘铎上书同治皇帝，对邓尔恒遇害案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案子是何有保指使史荣、戴玉堂犯下的。史荣、戴玉堂供认不讳，徐之铭并没有参与密谋，也没有包庇何有保，不用承担直接责任。但是，徐之铭在邓尔恒案子上疏于防范，应该承担间接责任。
暗地里，潘铎给朝廷上了好几道密折，解释自己不查办徐之铭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徐之铭尚能抚回”，也就是说保留着徐之铭，对维持云南各派力量的平衡有帮助，对整个局势的缓和有好处，所以暂时还不能把徐之铭干掉。
朝廷同意了潘铎的建议，对邓尔恒案做了最终处理：遇害者邓尔恒依阵亡例赐恤，谥号“文悫”，授予子孙骑都尉的世袭职位；凶手史荣、戴玉堂斩首，何有保虽然已死，也被戮尸斩首；徐之铭连降三级，留在云南戴罪效力。
潘铎这么处理，既赏罚分明，又没有株连扩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清史稿》说“抚局初定，省城稍安”。面对难题，痛下杀手容易，慢慢扭转困难。这就好像是一个得了疑难杂症的重病患者，给他一剂猛药容易，慢慢用药调理他的身体，争取彻底康复困难。潘铎选择的就是慢慢扭转云南局面，立足实际情况，一步步地来。《清史稿》说潘铎“意欲因势利导，徐图补救”。云南的混乱局面持续了多年，潘铎到来后，开始有所好转。
那么，潘铎有没有彻底解决云南的问题呢？遗憾的是，没有。
潘铎在云南，可以说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一兵一卒。他慢慢积蓄力量，建立总督直属的部队。对于昆明以外，数量众多的民间武装力量、豪强叛乱势力，潘铎以夷制夷，拉拢温和派别，孤立强盗派别，打击明确反清的武装力量。两年后，也就是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潘铎被一支混入昆明的回民叛军杀死。潘铎在临死前，还对着叛军骂不绝口。朝廷得知消息后，对潘铎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嘉奖潘铎“万里赴滇，不避艰险，临危受命，大节凛然”，依总督阵亡例赐恤，追封太子太保，谥号“忠毅”，授予子孙骑都尉兼云骑尉的世袭职位，可谓是倍极哀荣。
潘铎阵亡前后，徐之铭躲了起来，事后被革职，听候治罪，不久死在了云南。云南的局势一直等到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调集资源拥进云南后，才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从当时的资料和文人笔记来看，朝野对潘铎的评价都非常好，对徐之铭一致反感。可见，善有善报，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官场中也一样。潘铎式的官员，最终还是战胜徐之铭式的官员、刘源灏式的官员，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那些实干兴邦，造福百姓，推动社会进步的官员，人们会牢牢记住他们，他们也会长期活在历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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