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顾维钧分析，主要是北洋一直都不团结，彼此混战不休，导致民心逐渐倾向南方，另外一个原因是北伐军似乎有“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因素”，那就是建立起了支持军事的政治组织。在此之前，北洋各派军事首领往往都只注意加强自己的军力，而不太看重政治。相对而言，国民党就知道把政治观点加以综合运用，以迎合民众的期望，尤其是国共合作之后更是如此。北伐军在出征前会把许多政治干部派出去，为民众接纳他们做好准备，等北伐军占领城镇，这些政治干部又能够立即把民众组织起来，使其不需留驻太多军队，就可以在新的占领区立住脚。
顾维钧看出，由于“新的政治因素加强了军事力量”，所以北伐军能够“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换句话说，如果北洋不改变陈旧的观点和方法，失败将不可避免。
原属北洋的一些人也不同程度有了这种认识，只不过他们选择的不是继续与北伐军对峙，而是干脆改换门庭。在安国军成立之前，冯玉祥已由苏联考察回国。他派人到广州，向国民党报告，说已在莫斯科率全体西北军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中央遂视他为自己人，任命其为军事委员。
得到多方面支援的冯玉祥重整旗鼓，在五原誓师，拟出兵潼关，进军河南，以便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张作霖由此将冯玉祥视为北洋叛徒以及“北赤”（国民党为“南赤”），按照杨宇霆为他制订的军事计划，他准备假道河南，先打垮国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就是西北军），再援助吴佩孚收复湖北。
上帝的眷顾
河南为直系地盘，吴佩孚一向坚持联奉讨冯，又要倚仗东北军对抗北伐军，因此对张作霖借道河南的要求满口答应，但这时的吴佩孚实际已失去了对直系的掌控力，他的部下靳云鹗坚决反对东北军从河南过境，且主张联冯讨奉。吴佩孚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由田维勤继任，结果这一措施引起靳部将领的强烈反弹。靳云鹗在公开通电反吴的同时，还干脆效仿冯玉祥投入了北伐军的阵营。
1927年2月，张作霖命令联合军团向河南推进，这就是所谓的“东北军下河南”。对于兵下河南，联合军团内部有过分歧。张学良认为应把主力摆在黄河北岸进行防守，特别是炮兵不应渡过黄河。韩麟春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东北军要说强，也就是强在炮兵上，他很生气地说：“没有重武器怎么打？打仗可不是儿戏。”见韩麟春发了火，张学良这才勉强同意他的意见。于是联合军团便渡过黄河，向南岸的靳军发起进攻。
这场战役东北军打得极不顺利，先是武器最精良的一个军兵溃开封，接着军团主力在攻击郑州时又屡屡受阻。不惟如此，靳军大将高汝桐还率部赶到郑州市郊进行增援，从三面对联合军团的主力部队实施了反包围。
自张郭战争结束后，张氏父子虽然采用轻罚重赏的办法，使得团长以下军官没有出现大的调整，甚至张作霖还曾论功行赏，军校出身但在张郭战争中有突出表现的高级军官，获得“勇”字奖章的大有人在。可是从张作霖在善后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看出，在他们这一派老人心中，已经认为“学生出身的”也就是新派靠不住了。实际上，后来东北军中师长一级军官的位置基本都被老派所占据，有人分析认为，郭松龄反奉造成了东北军老派的复辟。
一旦“业务出色”被“政治可靠”所完全替代，高级指挥官们的素质如何可想而知。面对不利的战局，张学良垂头丧气，认定是韩麟春决策错误，可是要让他下决心将部队重新撤退到黄河北岸又不可能，一则两军黏着，不是说脱身就能马上脱身；二则联合军团有许多重炮，渡河也很困难。
在进退不得的情况下，张学良把气都撒在了韩麟春身上，而且“气得简直没法说”。当时东北军将领普遍都抽鸦片烟，韩麟春也不例外，但他和张作霖一样，没有多大的瘾头，也不因此耽误公务，倒是张学良自己早已吸食成瘾。一怒之下，他便跑到韩麟春处，拿着韩麟春的鸦片猛抽起来。
就在张学良“拼命地抽，都抽糊涂了”的时候，战局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事情缘于东北军的铁甲车，这种铁甲车是张宗昌的杰作，张宗昌早年在中东铁路当过筑路工，懂得如何利用铁路上的材料，他的铁甲车外面是夹水泥的铁板和道木，里面安上大炮机关枪，总之是好坏不管，能用就行。
铁甲车本来是沿着平汉铁路，随步兵往前推进的，结果步兵退了，把铁甲车扔在了野外。铁甲车上的带队连长见状只好安慰士兵们说：“你们不用怕，过一会儿，他们准会回来拉走我们。”
天亮了，铁甲车真的开始移动，但连长却发现移动的方向不对。仔细一看，原来竟是靳军的铁甲车把他们的铁甲车给钩上了。眼看即将连车带人成为对方的俘虏，一个管炮的班长嚷起来：“妈的，给它（指靳军铁甲车）一炮算了，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打不好，炮筒哗啦炸了，要死大家一块儿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说干就干，“咣”地一炮打过去，炮弹直接洞穿靳军铁甲车。车里的人全都被打死了，这些人并不都是被炸死的，多数其实是被震死和闷死的，有的人死时甚至连眼珠子都出来了。巧合的是，这辆铁甲车就是高汝桐的临时司令部，高汝桐当场毙命。
高汝桐一死，城内城外的靳军均方寸大乱。在联合军团的猛打猛冲下，靳军全线溃败，东北军很快就得以连克郑州、开封。这仗打赢，张学良事后归结为运气使然，“战争的胜败，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东北军在河南的取胜，让张作霖暂时松了口气。在此前后，他开始对国共在北京的活动予以重视，并下令通缉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1927年4月，李大钊被迫避居东交民巷原俄国兵营，此处距苏联使馆仅三百多米，当时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
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中共创始人，当时有“南陈北李”之称。知名学者梁漱溟是李大钊的好友，有一天到兵营来看他，结果看到访客满屋，而且大多是青年求见者。李大钊忙于接待，梁漱溟见状不便打扰，随即便退了出去。
自然也有人为李大钊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李大钊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即与章士钊夫妇相识，两家关系密切，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请李大钊为她的三个孩子讲授社会学，李大钊则叫自己的女儿认吴为干妈。李大钊住进俄国兵营后，章士钊夫妇曾假借为儿子办护照，到东交民巷来找他。吴弱男力劝李大钊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在出国之前，先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到她家里暂住。章士钊得知外面风声很紧，也主张李大钊应尽快行动。李大钊感谢朋友的好意，但他表现得非常镇定，迟迟未离开东交民巷。
搞出来什么没有
李大钊白天接待访客，晚上写文章和做报告，这曾一度瞒过日本使馆——日本使馆距苏联使馆、兵营都不太远，他们发现俄国兵营常有人进进出出，形迹可疑，但因为不了解夜间的情况，所以并不敢轻举妄动。
首先窥探出秘密的是法国人。俄国兵营的西隔壁有一座法国医院，医院的值班人员经常在晚上听到兵营里传来大声争论的声音，于是便报告给了法国使馆。法国使馆一面向亲法的外交次长吴晋通报，一面与日本使馆进行联系，双方达成一致，支持北京政府对俄国兵营进行搜查。
搜查俄国兵营是件牵涉外交的大事，据说英美使馆就不同意，他们认为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有治外法权保护，中方搜查人员无论是穿制服还是穿便服，都违反了国际法，破坏了多年的传统、常规、惯例。
尽管英美提出了抗议，但在法日两国的支持下，吴晋仍与警察总监陈兴亚等人共同做出了突击搜查的决定。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和遭到英美的干涉，参与搜查的人员一律不穿制服，不带武器，每人身着一件中式斜大襟的蓝褂子，褂子长至膝盖以下，乍一看，就好像是一群仆人一般。他们还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用以识别彼此的身份。
4月8日，上午8点多，二十名搜查人员开始行动，其中的十人装作在马路边晒太阳，实际是望风，同时阻止中国人进入（但对外国人则不加阻拦），另外十人跳墙闯了进去。听到外面有动静，李大钊等人立即焚烧文件，但因为文件系上等纸张印制，不容易烧着，所以当对方闯入时，仍未烧透。搜查人员将火扑灭后，从中查出了很多带有烧痕的文件，里面有中文也有俄文，有一些内容非常机密。接着，所有原在屋内的人都受到了搜查，被认为是不相干的人经询问后就放走了，李大钊等人则未能脱险。最后，李大钊承认他是国民党（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对外也以国民党员为公开身份），从事着革命工作。
直到搜查结束，吴晋才就这一行动向张作霖进行报告。他告诉张作霖，北伐军是“由苏联派的鲍罗廷组织共产党人参加的军队”，其任务是要“消灭北京政府，搞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吴晋提供的说法，李大钊等人潜伏在俄国兵营内，任务就是要组织暴动。
张作霖听后，便令吴晋调集相关人员，对抄到的俄文文件进行翻译。翻译人员以张作霖的御用俄文翻译、外交官张国忱为首，分成两个组，每组各五人，日夜加班翻译文件。大家忙了一个多礼拜，却并没有发现有组织的暴动计划和苏联准备出兵的材料。诚然，文件中有军情报告，比如记录东北军将领王树常在哈尔滨驻军，共有兵力多少，还有其他军队的一些驻扎情况，但这些并不足以说明人家要进行暴动。
众人为此大失所望，可张作霖偏偏还天天催问进展：“搞出来什么没有？”张国忱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利用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间，让张作霖宽限时日，说这么重要的事，哪能很快搞完。
大约一个月后，翻译组印出了四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送给张作霖的是一套特制线装本，封面和书套都是用黄缎子做的。虽然里面仍然没有暴动的材料，但在张作霖看来，也算是“人证物证俱全”，所以他看了很高兴。
英美从一开始就反对到东交民巷进行搜查，曾要求北京外交部认真清查搜出的文件，看里面是否有外交文件，如果有，外交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擅动。涉及对李大钊的处理，两国都提出李大钊不够判处死刑的条件，因为文件里没有发现有搞军事暴动的材料，可以从轻处理或释放。日法则与之意见相左，他们坚决主张杀掉李大钊。
在内政问题上，张作霖对外国的态度向来并不特别买账，杀与不杀还是取决于他自己，而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早已展开了积极的营救行动。梁漱溟闻知李大钊被捕后，即自西郊入城拜访章士钊，提出愿与章士钊一同出面，先将李大钊的家眷保释出来，以免李大钊挂念（实际其家眷并未被捕）。
章士钊是交好军政各界的社会知名人士，段祺瑞当政时曾以之为核心幕僚，他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为的也是对李大钊进行营救。当着梁漱溟的面，章士钊把胸脯一拍，表示自己与张氏父子、杨宇霆都很熟，只要他去打招呼，不但李大钊的家眷不会受到连累，就是李大钊本人也可免于被害。
章士钊言出必行，当下就先找了张学良、杨宇霆。他对张、杨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国内，尚处于空洞谈论理论的阶段，“不宜穷治”，因此可以判处李大钊等人有期徒刑，并准许其带上《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这些人当中情节较轻的，甚至可径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
张学良点头答应，杨宇霆当场也同意了，章士钊大喜，于是便与张、杨一同求见张作霖。张作霖听后踌躇良久，说这件事不能独断，必须与前方的十一名将领商量后才能定夺。
章士钊是个聪明人，马上就知道张作霖是在推托，解救李大钊已经无望。尽管如此，他仍抱着一线希望，请张作霖分别致函各将领，而不要以联衔通电的方式。
张作霖分别去函不久，多数将领就发来复电，称李大钊等国共党人并非仅空谈理论，实际都是北方罢工罢学的组织者，还说前线部队在“讨赤”战役中不知伤亡了多少人，李大钊既是共产党的首领，“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
接获复电，张作霖遂下令对李大钊等二十名国共被捕人员处以死刑。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当天，他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走向绞刑架，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风骨和浩然之气。
张作霖的一双手从此沾染了革命志士的鲜血。
满蒙五路
在国际范围内，1927年处于经济危机的前夜，当年世界性金融大恐慌首先袭击了美国，接着日本也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昭和金融危机”。4月17日，当政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也称第一次若槻内阁）因此垮台，三天后，田中义一内阁诞生。
若槻内阁的外相是币原喜重郎，币原在任时主张同英美协调，“尊重”中国的合理要求，为此遭到了包括田中在内的许多人的责难，称其为“软弱外交”。田中组阁后，除担任内阁首相外，还自兼外相，他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前任区别，定位为“积极外交”。
张作霖的私人日籍顾问町野这时正在日本国内，田中便把他请到自己的住处进行密谈。一开始，田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处于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非一下子把满蒙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将陷于混乱，更不可能有前途。他田中这次出来组阁，主要就是想通过“积极外交”来解决满蒙问题，为此将不惜诉之于武力。
町野一怔，他是所谓的稳健派同时又是张作霖的铁杆支持者，从没想到过自己的政府会对东北直接用兵。他赶紧说，要用战争来解决满洲问题是轻而易举的，“恐怕有一个旅团的精锐就够了”，但是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
银座是日本东京的一个主要商业区，十分繁华。町野给田中打了一个比方，说你要在银座街头强奸一个芳龄美女，应该是办得到的，可是事后万一那些大哥来找你麻烦，那你怎么办？
在町野这个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的比方中，美女就相当于日本一直垂涎三尺的东三省，强奸美女就是直接入侵东北，至于“那些大哥”，指的是英美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主张东北“门户开放”，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生意，如果日本独占东北，不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英美还可能以武力出来干涉。
田中点点头“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继而他又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不靠战争就能立即解决问题的“妙案”。町野再听下去，田中提到了“满蒙五路”。
所谓“满蒙五路”乃指修筑从南满路伸出的五条支线，它们的具体路线虽迭有变更，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南满路的“培养线”——这不仅仅是五条铁路，各铁路还像南满路一样附带有租借地。
田中让町野说服张作霖，与日方签订关于“满蒙五路”的正式条约。町野一听倒抽一口凉气，他知道“满蒙五路”是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实际上，自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不间断地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取得“满蒙五路”的建筑权和借款优先权，但从未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当然是遭到了中国朝野舆论的强烈反对。
“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没有多少时日，而其志在平定整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其承认舆论所反对的问题，简直是杀鸡取卵的行为，因此请您能给我两三年时间。”
日本政府向以换届频繁著称，田中都不知道他的内阁能不能撑到两三年，如何能够等得起，他马上说：“日本国内很郁闷，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足下如果不肯答应，那就只有武力解决之一途。我已成竹在胸。”
田中的恫吓十分有效，町野把他的所有事业前途都系于张作霖，一旦发生战争，等于他的前途也没了，于是只好让步：“首相既然这样坚决，那就没办法。张作霖的霸业虽然将受挫折，但我唯有让其承认五路的问题。”
町野负责劝说，还得有人直接与张作霖交涉。日俄战争时，田中任满洲军司令部参谋，那时张作霖曾遭日军逮捕并将作为俄国间谍被处决，是他和福岛安正等人为张作霖求情，才救了张一命，因此说起来，田中甚至算得上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町野也知道这段故事，因此他建议田中本人亲自出马和张作霖进行接触，但田中说他是个首相，不能离开东京，“我想请山本条太郎来办这件事，我没有请他入阁就是为了这种原因。”
山本条太郎的正式身份为日本政党政友会的干事长，更重要的是他早年还是个企业家，专门经营中国东北的大豆业务，并对中国东北乃至朝鲜的经济有过一定研究。町野也觉得山本是个适当人选，两人经过商量，决定由町野出面，推荐山本出任满铁总裁——从表面上看，“满蒙五路”是铁路的交涉，由满铁出面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可以让外界误认为是一种单纯技术性的交涉，相比正式外交途径，更能避免使问题政治化，从而收到实效。
当晚，田中就把山本喊过去，请他出任满铁总裁，并代自己与张作霖就“满蒙五路”进行交涉。山本听后显得很惊讶：“我连个满铁的职员都不是，又怎能去担任总裁呢？”
满铁首脑当然不是非要从职员中选拔不可，山本真正的顾虑其实还是觉得田中给的这个任务不太靠谱。此前经町野介绍，他已与张作霖见过面，在他的印象中，张作霖是个“意气轩昂”且民族意识很强的人，可以想见，与之交涉“满蒙五路”必然困难重重。山本甚至还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即田中要他与张作霖交涉，等于是要置他于死地。
山本没有急于答应田中。第二天早上，他找到町野，问他对“满蒙五路”交涉有无信心，“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通？”町野老实作答：“办不通！”山本很吃惊地问：“办不通，为什么要我去办？”町野答道：“否则将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去试试。”
町野向山本和盘托出了昨天密谋的经过。在町野的劝说下，山本终于同意出任满铁总裁。加上田中，三人重新密谈，这才最终把事情定了下来。1927年4月下旬，町野由东京前往北京，以便给秘密行动打好前哨。
高度机密
却说东北军自在郑州、开封初战告捷后，又继续南下，以阻止北伐。1927年5月中旬，当部队推进至豫南地区时，与北伐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北伐军正处于上升期，冲劲十足，与状态严重下滑的东北军恰为一正一反。东北军将领或者像“胡子军”时代那样，进时冲动鲁莽，退时仓皇失措，或者技术打法毫无长进，有人甚至还摆出了一字长蛇阵，让部队逐次投入作战，结果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几乎溃不成军。
这个时候张学良正从郑州回北京，接到韩麟春来电，得知豫南作战失利，急忙赶回郑州。途中他对随从副官说：“今天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若还活着，我们吃不了这个亏。”言下颇有不满韩麟春之意。
韩麟春在发报的同时，已将何柱国旅紧急派往前线进行增援。何柱国属新派将领，士官和保定双料生，且非东北籍，那时候打仗很肯卖力气求表现，他率部上去后即与北伐军张发奎部厮杀成一团。当时战况的激烈空前未有，从望远镜里看过去，只见东北军阵地前的大片麦地上，全是纵横交错的北伐军官兵尸体，多到简直无法计数。
张发奎是个和郭松龄相似的勇战派将领，以猛打猛冲为主，一旦开头的三板斧被敌方破解，气势也就不足了。就在北伐军攻势顿挫、豫南战局缓和之际，对东北军极为不利的消息开始接二连三地传到联合军团司令部：冯玉祥指挥西北军东进洛阳，洛阳守将万福麟系吴俊升的部下，乃是个“胡子”出身，打不了高水平战役的老派将领，所部与西北军稍有接触，就溃败下来，西北军攻占洛阳后，兵锋直逼郑州。与此同时，山西的阎锡山也露出了反奉迹象，在东北军后方蠢蠢欲动。
面对这一恶劣形势，韩麟春只能缩短战线。下达撤退令时，联合军团的于珍、荣臻、赵恩臻三个军正与国民二军岳维峻部作战，一时无法脱离战线。此时东北军的整个军纪也恢复到了“胡子军”时代，偏偏河南民风彪悍，到处都有称为“红枪会”的组织，结果这三个军到处遭到“红枪会”的袭击，再加上岳维峻部的反攻，最后三个军几乎全部覆灭。张学良和韩麟春同时在火车上听到了这一噩耗，张学良失声痛哭，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假使郭茂宸在，不会遭到这样的惨败。”尔后又不止一次，翻来覆去地这样说，使得韩麟春十分难堪和憋气。
胜败得失本为兵家之常事，像这种一遇挫折就嘀嘀咕咕，抱怨这埋怨那的，恐怕也没谁了，何况还要含沙射影般地进行讽刺挖苦，纵使韩麟春修养再好，亦难以忍受，这也为他后来突然中风患病埋下了伏笔。
东北军撤到黄河北岸的新乡后，张学良即令联合军团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刘鸣九草拟了三封电报，以他的名义发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希望双方罢战言和。没料到这三封电报都被张宗昌给截获了，张宗昌正和孙传芳在东路与北伐军作战，看后气得不行，向张作霖告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你儿子却和蒋介石打电报言和。”
获悉这一消息，张学良对刘鸣九说：“‘张长腿’（张宗昌的绰号）把咱们告了，你拿上电报稿，准备一下，和我上北京打官司去。”
张学良不单单是想上京论理，竟然还制订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准备“响应北伐军，与山西阎锡山同时起义”，其中的部分内容是推举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同时联合孙传芳，消灭张宗昌所部。
在与孙传芳进行协商后，孙传芳大吃一惊，认为张学良在新乡制订的这一计划十分荒谬，立即告诉了张作霖。张作霖听闻勃然大怒，把张学良叫去严厉训斥了一通。见联孙不成功，计划内容又被泄露，张学良才不得不予以放弃。
实际上，新乡计划的另一部分内容更加令人震惊，那就是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计划安排，该怎么办。张学良的答应是“兵谏”！他命令亲信到时率兵包围顺承王府（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司令部），破坏电信、电话，断绝一切交通。
从以下犯上的角度来说，这几乎就是郭松龄反奉的翻版，那郭松龄毕竟是张作霖的部将，张学良却是他如假包换的亲生儿子。身为被父亲授予兵权和托付重任的儿子、未来的“太子”，竟然企图以兵谏的方式逼老爷子归附北伐军，这也太违背常理了，所以当时在张学良手下做事的人，多数不敢相信。只有深知张学良思想和了解他性格的人，才能判断出这件事完全可信，刘鸣九就曾说：“张先生做事情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
韩麟春对此看得更为清楚。蒋介石的特使何成浚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归附国民党，经过津京时，与韩麟春晤谈。得知何要去山西游说，韩麟春很明白地告诉他：“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可运动，张学良未必不可运动。”
何成浚正愁游说不能成功，闻言不禁“惊喜交集”。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后方知其言不虚，且深服其知人之明。”
登基
何成浚北上后，果然不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阎锡山。1927年6月上旬，阎锡山声明服从“三民主义”，在山西全境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随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所部也全部改称国民革命军。何成浚接着又造访张学良，并通过张学良等人向张作霖提出“南北议和”的条件：张作霖要和阎锡山一样，宣布信奉“三民主义”，同时将安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由此便可委任他为“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维持东北。
阎锡山受蒋介石之托，也派代表到北京，以奉方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旗为条件，斡旋成立“奉、宁、晋三角同盟”。
在当时东北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张作霖认为“南北议和”可以，但双方地位应该对等，而蒋、阎这些条件却是要迫使自己屈从于南方，是他绝不甘心也无法接受的。
6月11日，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开奉系将领会议，讨论与南方的和战问题。所有高级将领里面，唯张学良早有向南方完全妥协的想法，但他和韩麟春尚远在新乡，而且在新乡计划的部分内容泄露后，张作霖非常警觉，对他的相关意见也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其他人都视蒋介石的条件为投降，谁都不愿意就此向南方称臣，只是他们又分成两派。一派以张作相、吴俊升为代表，对打下去无信心，主张退守关外。另一派以孙传芳、张宗昌为代表，这两人都是比较能打的战将，声言就算打到最后一人也不轻退。
两派各执己见，吵到不可开交。杨宇霆见状，怕引起奉系内部新的分裂，赶紧说“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他建议将各省军队的名称统一起来，全部改用安国军旗帜，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也就是张作霖的命令。孙传芳一听立刻补充道：“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
经杨宇霆、孙传芳的提议，会议话题被引到了如何在政治上对北方进行统一。原先一直被搁置的张作霖“称帝”被顺理成章地放到了桌面之上，杨宇霆也不再对此表示反对。讨论时，有人主张拥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人主张沿用段祺瑞临时执政的名义，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
意识到终于可以“登基”了，本来已经被战事弄得有些沮丧的张作霖雄心顿起，他望了孙传芳一眼，问道：“馨帅（孙传芳字馨远）还有多少兵？”孙传芳回答：“还有十三万人。只要雨帅接济军饷子弹，继续作战毫无问题。”
张作霖当即答应拨给孙传芳军饷五十万，子弹可就近向山东领取。接着他又回头问张宗昌、褚玉璞：“你们两位守得住山东、直隶否？”张、褚齐声答道：“进取不足，退守有余。”
听到这里，张作霖十分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便是。”
当天，按照杨宇霆的建议，北方镇威军（即东北军主力的名号）、直鲁军、东南五省联军一律统称“安国军”，安国军共分七个军团，囊括了以上全部军队。
1927年6月18日，在众将的拥戴下，张作霖正式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就职典礼在怀仁堂举行，张作相、吴俊升、杨宇霆、孙传芳等人一直都在张作霖身边随侍，然而张作霖坚持要等到张学良、韩麟春从前线赶到方肯就职——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何况是非常看重父子伦理关系的东方社会。张作霖时年已经五十二岁，即便他对儿子再不满意，也只能把未来希望寄托于这位“太子”的身上。
由于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登基”，各国对张作霖政权都表现得很冷淡，没有一国肯以国家的名义表示祝贺，这是历届北京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时隔一周，张作霖来到天坛，祭告中华列祖列宗。正当他捧爵而祭，喃喃祈祷时，一不小心竟将金爵摔落在地，在场众人看到后都认为此乃凶兆。
尽管场面冷清还被说成有凶兆，但仍盖不住张作霖亲政的热情。在怀仁堂，他召集大家训话，态度非常率真老实：“一个人活在世上，总不过是为名为利。我现在钱同产业很多了，可以说我的子孙也用不完。这一次来北京就大元帅职，是为求名而来。能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就是有名了，我总尽我的力量去干。”
我不能便宜外国人
张作霖就职后，北京增设了一个军警督察处，处长叫单玉龙。单玉龙过去是张作霖的结拜弟兄，又是张作霖最宠的五太太寿夫人的干哥哥，他仗着这个来头，平时欺诈财物，奸污妇女，可谓是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两个案子：一是从某太监手里敲诈了价值逾万的蓝宝石，受害者愤而服毒自杀；一是强占某女做妾，对方不从，竟被他用手枪打死。
陆军署署长杨毓珣绰号“杨二虎”，素来为人正派，爱打抱不平，便提出要加以惩办。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单是老将的把兄弟，又是王老太太（指寿夫人的妈）的干儿子，他有这样大的靠山，你这头虎虽凶，恐怕敌不过那条恶龙。”杨毓珣不信邪，仍旧下达逮捕令，将单玉龙收押刑讯。
就在杨毓珣发逮捕令的次日深夜，单家送来特制大蛋糕一盒，杨毓珣猜其中必有花样，打开一看，蛋糕里居然藏有大钻石两粒。在取得确凿证据后，杨毓珣写成手折，顺便带上这两粒大钻石，进府向张作霖报告，要求对单处以极刑。
张作霖起先没有说话，而是深思了数分钟。显然单家也早已通过各种关系向张作霖说了情，杨毓珣遂不顾一切地说：“大元帅为人民而来，若不为人民除此公害，大元帅的名誉就完了。”
张作霖听了起身大骂：“他妈的，有这样混账，毙了他。”立即在手折上批“枪决”二字。第二天早上，杨毓珣便依令枪毙了单玉龙，处决布告贴出，人心为之大快。
当时京津流通的货币，以热河兴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最多。不久盛传该行有不稳的消息，由此出现了严重的挤兑现象，那天下午银行虽特意延长兑换时间，持票前来兑换者仍络绎不绝。大家估计第二天上午挤兑情况将更为严重，不准备百万现金别想开门，而兴业银行如果因此关门倒闭，将对京津市面及百姓生活造成极大冲击。
财政当局竭尽全力，也仅筹得三十万，只得向张作霖紧急报告，请示办法。张作霖听完报告，略加思索，即将管理自己私产的负责人叫来，让他从自己名下调动资金，如果不足数，可以将其他财产为抵押，但无论如何，必须在明晨七点前，凑足七十万现金送兴业银行救急，缺一元便以军法从事。负责人不敢怠慢，立即四处奔走，终于得以在规定时间内凑足全部所需现金，从而使得兴业银行平安地渡过了挤兑风潮。
张作霖主政北京，意味着他平时接触到的洋人更多了。跟在东北时一样，他不太买洋人的账，曾经在一次训话中说：“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
英国驻京汇丰银行的华人账房邓君翔用银行钱款买空卖空，做公债投资，不料中途失手，亏空达到三百万元。谁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因为“人家有事向东交民巷跑（指寻求外国使馆庇护），他（邓君翔）的事恰恰相反，而且外国鬼子的款子让你亏空了这么一大笔，他就肯罢休吗？”
亏空太大，邓君翔自己补不上，也没人敢帮他，最后只好托友人找张作霖求情。张作霖正在打牌，听后哈哈大笑，对来人说：“历来外国人骗中国人钱，你的朋友今天能骗外国人钱而且数目还不少。”说着伸出了大拇指：“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我一定保护他，叫他不必害怕。现在这样办，你叫他暂时就在你家住着，我马上派两个弟兄在你家站岗保护，看看外国鬼子敢怎样！”
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将邓君翔藏到这位友人的一所空房子里。张作霖说到做到，当时就吩咐副官，派了两名卫兵前去站岗，一直到邓君翔脱险，这两名卫兵才离开。
当初邓君翔及其友人求助张作霖时，并没有想到张作霖敢冒着得罪英国人的风险，予以这样的照顾和支持，事后他们都深感意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张作霖不但个性豪爽，而且确实有胆量有魄力，常挂在他嘴边上的“便宜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也绝不是在吹牛说大话。
主义有什么用
既然张作霖在北京做起了“大元帅”，自然就不可能再退守关外，但和战问题并没有因此变得迎刃而解——即便北方军队来了个大联合，即便孙传芳、张宗昌等人都还有干劲，军事力量上北不如南，却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国民革命军再次兴师北伐，奉系还能不能继续在关内站住脚就很成问题了。
为此，张作霖在“登基”的头几天，就开始派杨宇霆和南方代表方本仁、阎锡山代表南桂馨在帅府进行停战谈判，在一些问题上也打算进行退让。
张氏父子及属下对于国共的思想向来都非常隔膜。还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搞“三角反直联盟”，南方特使伍朝枢来东北进行联络和考察，有一天他突然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语气对接待他的何柱国说：“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柱国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奉军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谈不到的。”事后何柱国就此向张学良进行了报告，张学良满不在乎地说：“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人家有人家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张学良虽不信仰三民主义，但至少知道一些，张作霖原来是根本不知道，后来听别人讲，才多少了解了一点，至于当时刚刚兴起的共产党学说，则接触得更晚。从骨子里，他对这些都很排斥，一律视之为“赤”，说：“现在有人闹什么革命（指李大钊等），想把俄大鼻子那一套拿中国来，叫什么共产共妻啦。你们大家想一想，什么都可以共，个人的老婆孩子也可以共吗？”
他的部下张宗昌挺能凑趣，以后对所谓“共产共妻”进行了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解读：“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为了跟国民党讲和，张作霖一度同意“信仰三民主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真信假信，彼此都不管），但决不易帜。不过到就任大元帅时，他又突然改变初衷，允许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悬挂了青天白日旗。在通电中，张作霖还表示，他与已故的孙中山是多年老友，宗旨相同，“凡中山同志，不违背三民主义者，一律为友”。
可是南方的最后一个条件还是把张作霖给难住了，那就是将安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这表示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他老张从此得给国民党打工了。
张作霖不同意改军制，新华门的青天白日旗便只好降了下来。此时宁汉分裂，南方革命政府实际分化为了南京、武汉两个政府，代表南京政府的是蒋介石，为了与武汉政府相抗衡，蒋介石急于和张作霖达成协议。见谈判陷入僵局，他忙派何成浚为代表再赴北方，准备与张作霖、阎锡山协商成立一个纯军事上的三角同盟。
对于蒋介石的新提议，张作霖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因为这对他很有利：冯玉祥远在西北边陲，三角同盟一成立，东北军便只需对付远道而来的武汉北伐军，从力量上看应该绰绰有余。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三方都产生相关意向的时候，蒋介石却自身难保，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逼宫”下被迫辞职下野。蒋介石是三角同盟的主导，随着他被从南京政府中踢出，结成同盟的线索也就被切断了。
不能和，就要战。继张学良、韩麟春败于河南，孙传芳、张宗昌在津浦线上也相继溃败，不得不退守山东。日本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军事形势的发展，意识到东北军已难以阻止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占领北京也只是时间问题，田中在外相官邸连续召开会议进行商讨，史称“东方会议”。
在出席东方会议的官员中，外务次官森恪是中心人物。由于田中的外相是兼任，所以森恪是事实上的外相，也是田中“积极外交”的主要幕后策划者。除了“积极外交”外，森恪还为田中构思了一个新的对华政策，名为“满蒙内离政策”，其主旨是把中国的政治力量一分为二，以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关内，用于“遏制共产主义”，以张作霖的奉系统治关外，用于“保境安民”。
东方会议没有离开“满蒙内离政策”的基调。与会者认为，蒋介石既已宣布分共，就可以利用他来“遏制共产主义”，但国民党以反帝为口号，如果让他统一中国，对日本又是不利的，因此哪怕出动武力，也至少要把北伐军阻止在华北。至于张作霖和奉系，众人预计，就算日方不做安排，只要北伐再次启动，东北军也一定会“使用逃回关外这最后一招”——张作霖争霸中原多次，每次不利时，就会用这一招，而他的政敌也很难奈何得了他，因为张作霖“像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
先礼后兵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会怎样？可以想见的是，他“又安稳了，在这里坐看时机，等待阳气上升，就会慢慢爬出来”。
此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已经离职，继任者为武藤信义，武藤和他的随员、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都参加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在他们看来，张作霖一直“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明目张胆地对日本人进行压迫”，同时利用日本人加强自己的力量或摆脱困境，最后利用完了，又“没有义气”地过河拆桥。前者包括拒绝履行“二十一条”，对满铁进行包围和排挤等，后者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张郭事件中“赖账”。
武藤、河本断言，随着东北军在关外力量的增强，张作霖依旧会像过去一样，在经济上对满铁采取包围态势，致使“日本的大陆经营（指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经济掠夺）陷入被架空的状态”。他们说让张作霖出关可以，但应在山海关将败退的东北军全部解除武装。到时张作霖赤手空拳，真正成了只能任由日方摆布的傀儡，要解决任何涉及“满蒙权益”的问题都不过是一气呵成的事了。
对武藤、河本的建议，森恪表示非常赞同。这一方案也被称为“外科方法”，即用武力解决问题，直接出兵占领东北。与“外科方法”相对应的是“内科方法”，支持该方案的人主张继续对张作霖实施“行贿”，同时兼以恫吓，使其接受日方要求。田中事先同町野、山本进行秘密谋划，实际也就是要在“内科方法”上做文章。
田中是东方会议的主持者，他认为如果先采用“内科方法”，在国际上对日本比较有利。在他的力主下，会议最后决定先礼后兵，将“内科方法”作为第一选择，待“内科方法”不能奏效时，再换用“外科方法”。
尽管如此，在动武这一点上，日本人也绝非虚张声势。很明显的一点是，在币原时期，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或张作霖即便有所不满，最多也不过是进行外交抗议，东方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却公然将“出兵他国领土”作为了外交原则。
对日本外交而言，“出兵他国领土”这六个字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武藤因此特地向田中询问：“这个声明是百分之百地实行？”田中答道：“一点也不错。”
武藤又问道：“如此重大的方针（指出兵东北），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在这一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没有一点犹豫：“我有这样的决心！”
“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武藤对首相的回答感到满意：“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转过头去，田中又一次向町野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如果（‘内科方法’）不成功，将赌国运，用武力干！”这一期间，由他牵头，町野、山本共同参与的秘密行动正式开始实施。1927年7月19日，山本就任满铁总裁。满铁首脑原为社长制，将社长制改为总裁制，实际就是为与张作霖交涉提供身份上的方便。
町野认为“满蒙五路”交涉应是他和田中、山本三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不料事实却不是这样。在陆军省的支持下，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迫不及待地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满蒙五路”的要求，结果不出所料地为中方所拒，更糟的是，日本报纸还报道了相关消息。町野为此发飙，并当即打电报给山本：“这样不守秘密，我不干了。”山本老谋深算，他估计大约再过两个半月的时间，舆论就会自动平息，到时一样可以行动，于是给町野发去回电，让他少安毋躁，说：“风声也不过七十五天，请等一等。”
1927年8月，孙传芳率部渡江进行反攻，结果龙潭一役，又被国民革命军杀得大败。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就此消耗殆尽，他自己也一蹶不振，再无法在军政界呼风唤雨。
前线的接连失利，令张作霖一筹莫展。他愁容满面，无论开会、抽鸦片、与人谈话，还是读电报看公文，都很少有笑脸，有时还发出叹息之声。一些政客来见张作霖，也发现他意态十分消沉，看上去就好像一个病人。
一位算命先生曾经预言，张作霖的好运还有两年，张作霖便对五太太寿夫人说：“我们好运总还有两年吧，真不得了时，唯有叫姓段的（指段祺瑞）出来挡挡，再不得了时，只有一走了之，回关外，关起大门过日子。”
霍然变色
张作霖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困境，偏偏这个时候，又有人兜头砍来了一刀。阎锡山既加入南方阵营，且成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自然就与张作霖成了死敌，眼见得三角同盟又无建立的可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不是他打张作霖，就是张作霖打他。
山西与北京近在咫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1927年9月，阎锡山乘京汉路北段空虚之际，亲率晋军主力直扑北京。晋军事先经过精心策划，谋定而后动，来势极其凶猛。东北军措手不及，迭失要地，眼看对方即将兵临城下，张作霖连离京出关的准备都做好了。
相对于晋军而言，东北军的实力毕竟要强大许多，略加整顿之后，韩麟春派遣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从左翼迂回晋军侧背，攻下定州。定州位于京汉路石家庄与保定之间，此处失守，不仅令晋军前线各部均失去后援，而且戢部还可由定州直插作为晋军大本营的石家庄。阎锡山被迫下令总撤退，晋军各部纷纷撤离铁道线，向娘子关以西遁逃。当阎锡山逃进娘子关时，其司令部的印信等重要物品都被东北军所截获，狼狈情形，可以想见。
正当晋军各路人马争相败退之际，晋军大将傅作义却不退反进，率一个师乘虚攻占了涿州。涿州距北京仅一百里，是东北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同时北京西郊沿门头沟一带，又发现晋军便衣队进行扰乱。来自南方的情报则显示，国民革命军枕戈待旦，预计也将于第二年春天起举行北伐。种种危情使得京师震动，群情惶惑，张作霖更是寝食难安，头痛不已。
两个多月前，驻华公使芳泽冒冒失失地向中方提出“满蒙五路”的要求，被中方拒绝后还引起了媒体关注。两个多月过去，舆论又有了新的聚焦点，关心旧闻的人已经不多，而且张作霖四面受到强敌的猛攻，正是其意志力最为薄弱的时候，町野和山本都意识到这是进一步推动秘密行动的好机会。
首先出马的不是町野和山本，而是一个叫江藤丰二的人。江藤过去曾是山本的部下，他和山本、町野等人一样，都是地道的中国通，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和张作霖有不错的私交，关系密切到甚至能出入张作霖的卧室。在张作霖的日籍朋友和幕僚中，要论与张作霖的接近程度，恐怕也就仅次于町野了。
江藤面见张作霖时，带去了一份“满蒙铁路计划”。“满蒙铁路计划”是日本外务省在东方会议上的一份提案，该提案主张向中国东北索求七条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这七条铁路干线中的四条都与“满蒙五路”重复，如果全部连接起来，足以形成日本到中国东北的环球线。东方会议在围绕提案进行讨论时，一度有过争议，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洮索线，陆军认为将来对苏作战有用，主张应及早修筑，而外务省担心苏联对此敏感，要求慎重对待，不过最后会议还是决定“铁路计划即作战计划”，必须“迅速实现”。
看到“满蒙铁路计划”，张作霖脸上霍然变色。一直以来，他都处心积虑地在用东北自建铁路对满铁进行包围，作为回应和反击，日本自然要进行“反包围”，这一点是他能够想得到的，他真正感到不安的，恰恰就是像洮索线这样明显针对苏联的线路。他对江藤说：“这不是日本准备与俄国开战的铁路吗？”
日本人不好对付，俄国人更难相处，这是张作霖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早在两年前，新任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赴任前到大帅府晋见，他就特地托之以重任：“这次到苏联去，要把他们在边境上的事了解一下。”
王之相也是东北人，张作霖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咱们东北的处境很困难啊！南面有日本人，关东军就在眼皮底下，北面有苏联，它的军队驻在边境上。你是搞外交的应该知道，咱们东北的事情不好办啊！”
两年后，王之相由海参崴回国，经过奉天时又去晋见张作霖。他不负所托，把一份中苏边境情况的书面报告交给张作霖，并且大略告之：赤塔有个较大的兵营，驻有苏联边防军一个师，约一万人，另外黑河驻苏军一个旅，伯力驻一个师，海参崴驻一个旅，总共有两万多人的样子。
张作霖听了很高兴：“他妈拉个巴子，他们尽瞎说有十万人。不可能，还是王总领事（指王之相）说得对。东北这个地方，两方面受攻击，我受不了啊！”
他又特地问王之相：“听说广州共产党革命闹得很凶，里面还有俄国人，你看俄国是不是要出兵中国或东三省，闹共产主义革命？”王之相回答说，根据他调查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广州的革命组织里主要都是中国人，虽然确实也有苏联人，但只是充当顾问的角色，比如苏联派驻国民政府的代表鲍罗廷，这表明“苏联不会出兵，只是宣传和声援”。
判定苏联出兵是假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东北才可以避免被两面夹击，张作霖在入关时也才能放下一半的心。可若是现在同意修筑洮索线等线路，让满铁找到“反包围”的机会不说，还极可能触怒苏联，使苏联出兵由假变真。张作霖对江藤直言，这些铁路一旦建成，他就好像“怀里抱着炸弹”，晚上连觉都不敢睡了。
办不到
毋庸置疑，町野、江藤和张作霖之间都有私人交情，而且交情还不错，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为了他们日本本国的利益，还是从张作霖个人利害出发，他们都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将张作霖往就范这条路上逼。江藤很清楚张作霖最怕什么，为此不惜危言恫吓：“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
张作霖此时的处境，也不比张郭战争时好上多少，至于蒋介石这个敌人和对手，那更非郭松龄可比，江藤的话让他陷入极度踌躇之中。思虑再三，为了江藤回去劝说日本政府放弃帮助蒋介石以及不出兵东北，张作霖只好用笔在文件上圈了四条铁路。
江藤暗暗高兴，但表面仍装出为难的样子，说：“七条中至少该答应五条吧。”张作霖一听便又圈了一条，然后不忘告诉江藤：“这只是预备性商谈，你们暂且不要发表。”
江藤回去后急忙向町野报告，町野闻之大喜过望。秘密行动的核心目标其实仍是“满蒙五路”，“满蒙铁路计划”不过是投石问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态度。就町野对张作霖的了解，他能够在七条铁路中圈五条，虽然还只是意向，但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町野决定趁热打铁，将“满蒙五路”一举拿下。他给山本发去电报，让山本即刻启程前来北京，山本接电后，便以满铁总裁的名义起草公文，向张作霖要求会面。
获悉山本要来北京，张作霖问町野：“山本来北京干吗？”町野故意装傻：“不知道，大概是上任后的礼节性拜访。”张作霖说：“是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
就在山本抵达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町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三更半夜地就带着江藤前来面见张作霖。在当时，别说是外国人，就是张作霖的亲信和近臣也不能如此随便，只有町野、江藤可以凭借与张作霖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在“紧急时刻”独闯大元帅的寝室。
张作霖忙问町野这么晚了有什么事。町野道出了他刻意隐瞒的真相：“明天山本要来，是为了五条铁路。”
“什么五条铁路？”
“就是借款修路。”町野一边说，一边将有关“满蒙五路”的文件递给了张作霖。
“不行！”张作霖铁青着脸，捧着文件气呼呼地说：“日本想要跟苏俄打仗的铁路对不对？办不到！”说完连招呼都不打便起身就走。
从江藤前面的试探来看，町野本以为张作霖对“满蒙五路”会欣然笑纳，不是已经在“满蒙铁路计划”中圈了五条吗？而且其中大部分线路还都是重复的。他没有料到张作霖会发这么大的火，只得气急败坏地冲着张作霖的背影喊道：“不行？如果不行，咱们明天就再见。”
其实张作霖反应那么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江藤仅仅是一个日籍朋友，可以代他去说服日本政府，他随便在纸上圈上几条线路，也不过是给江藤提供一个用于说服的工具而已。山本的身份就不同了，他是满铁总裁，又专为借款修路而来，双方正儿八经地谈判，便很难玩忽悠的一套了。
事到如今，町野也已经没了退路。第二天上午9点，他到停车站迎接山本，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许多也来到了现场。山本一看到町野，就拉着他的手急迫地问道：“结果如何？”町野硬着头皮回答：“大吉，放心。”山本听了很是高兴：“那太好了。”
按照约定，张作霖将于10点在帅府接见山本，町野和山本都早早地来到帅府等待，但是10点已经过了，张作霖却并没有露面。10点半，10点40分，10点50分……依旧不见他的踪影。
町野在山本面前已经夸下海口，这一情景让他的面子搁不住了，于是便现编了个理由：“山本先生，大元帅从昨天晚上开始有点不舒服，所以要晚一些……”山本信以为真地连连点头：“是，是。”
町野一行坚持到11点，张作霖竟然还是没有出来，町野实在忍不住了。他已经准备不顾礼仪，到内室去把张作霖拉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走廊那边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一看，正是张作霖！
讨价还价
眼前的张作霖走路蹒跚踉跄，仿佛一夜之间就变得憔悴万分。显然昨晚从町野嘴里得知山本来京的真相后，已经让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但看在山本等人的眼里，倒以为町野说得不错，张作霖确实身体不太舒服。
见张作霖出来，町野稍微松了口气，赶紧把山本介绍给他：“这是山本，满铁总裁。”山本嘴里说着“啊”，抢先向张作霖伸出手来。张作霖见状，无可奈何地伸出手与山本握了握，但握手时却连对方的正脸都没瞧，然后也只说了声：“请坐。”
宾主落座后，町野对山本说：“把你所要求的文件拿出来。”山本一怔，这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因为如果町野已经把事情完全搞定，第一个程序应该不会再是拿文件和提要求。
尽管心里感到疑惑，但山本还是一面嘴里应承着“啊”，一面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呈递给张作霖：“张先生，我们对于‘打架’来个结束。”
山本所说的“打架”是指北京政府拒绝芳泽“满蒙五路”的要求后，双方外交部门之间出现的争执。町野此时很紧张，他生怕张作霖听了再度大光其火，给山本也来个拂袖而去。他叮嘱站在一旁负责翻译的江藤，必须好好地把山本的意思翻译给张作霖听。江藤小心翼翼地翻译道：“中日‘打架’告一段落，现在要互相携手，言归于好。”
张作霖并没有动怒，不过也没有言语，只是低头看着地面。町野常在张作霖身边，从对方的表情动作中看出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似乎已经想通了什么，于是他忙凑上前去问张作霖：“怎么样？”张作霖答了一个字：“行。”说这话时，依旧没有看町野的脸。
町野转忧为喜，接着再问：“这要叫谁来做？”张作霖小声说：“杨参谋长。”
“好，请杨参谋长……您身体不舒服，请休息。”
“啊，啊。”张作霖嘴里哼哼着，站起来无精打采地走进了里屋。
杨宇霆很快就来了。町野拿着山本取出的文件对他说：“刚才山本总裁提出这个要求，大元帅已经同意，并指定你杨宇霆来办，所以请你照办。”
杨宇霆不像张作霖那样对文件漫不经心，他看得很仔细，看完以后才问町野：“五条都要办吗？”
“是的。”
“你同意了？”
杨宇霆果然是个外交场上的厉害角色，此言一出，就足以把町野窘得面红耳赤。因为他分明是在用话对町野进行敲打——别忘了你可是大帅雇的私人顾问，别忘了大帅对你有多么信任和器重，在这件事上，你起码得有个中立立场吧！
町野急忙张口结舌地进行分辩：“不是同意不同意，而是日本要做。”此后他就不好再插嘴了，谈判变成了单打独斗，也就是杨宇霆和山本之间的较量。
杨宇霆对山本说：“我不干。山本先生，日本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百分之十八的利息！且不说我国有赤字，就是这五条铁路对我国也并无建设的必要。日本实在太不讲道理了。”
张作霖用来回绝日本人的办法，一般只有赖和拖，杨宇霆是有学问的人，他除了会配合着张作霖来互相踢皮球外，还知道如何讨价还价，或者让对方知难而退，或者增加己方所能得到的筹码和利益。
山本是常年出入于政坛的老妖精，马上就明白了谈判对手也是个人精，若不认真一点，在谈判桌上是讨不到分毫便宜的。他突然大声对杨宇霆的话表示赞同，说：“同感。”
杨宇霆被他吓了一跳：“什么？同感？为你们的需要敷设铁路，还要拿利息，这是什么道理？”
山本解释说他认为杨宇霆言之有理，“精神上是同感”，不过“满铁没钱，如果向日本银行贷款，也得付五分二厘的利息，而且这些铁路是不会赔钱的，所以这种利息是妥当的”。
杨宇霆当然没有这么好打发，最后商定下来，借款利息不变，但日方需要额外付给中方五百万元“筹备费”，另外，作为交换条件，日方同意东北方面自行修筑吉海铁路（最早的“满蒙五路”中所设计的一条线路）。
这就是“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协约的最后一条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须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式签字。”除了需要两国代表正式签字外，满铁与中国铁路部门签订具体的“承建合同”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它只是一份草案。
具体条款已经商量好了，只待张作霖本人同意。1927年10月14日，协约达成的第四天，町野、江藤直接要求张作霖在协约上签字，但没有被接受。次日，两人又去找张作霖，张作霖被缠不过，便在上面写了个“阅”字。这个“阅”被日方当成了张作霖已经“同意”的证据，但实际上，它和以前张郭战争中的“两个图章”、在“满蒙铁路计划”上圈线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张作霖用于打马虎眼的招数。
从张杨交涉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张作霖在经历一晚上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一定已与杨宇霆进行了事先的沟通和谋划。如同日方设计“内科方法”和“外科方法”一样，他们也准备了两套方案：一套是最好的打算，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另一套是最坏的打算，实在拖或者赖不过去，就尽可能讨价还价，以确保己方不会吃太多的亏。
没教我学投降啊
在应付日本人的同时，张作霖严令必须将涿州拿下。东北军第一次用来进攻涿州的部队，乃是张学良选派的卫队旅。卫队旅成立于联合军团之后，辖三个团，官兵大部分为讲武堂毕业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属上乘，因此它名为卫队，其实是一支较为精锐的野战部队。
涿州当时已是孤城，在很多人看来，只要卫队旅上去，攻陷不成问题，张学良自然也很希望能乘这个机会取得战功，可是事与愿违，卫队旅不但攻势受挫，死伤惨重，而且还被出城的晋军袭击了后方，结果被迫后撤至涿州清凉寺。
张学良闻讯，急速增调三万余人进行围攻，并且亲临涿州上空视察和督战，摆出了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自1927年10月16日至27日，东北军连续进行四次总攻击，火药、大炮、坦克乃至于坑道战、毒气弹，能用的都用上了，光大炮就动用了一百余门，日夜进行轰击，声闻百里，可就是奈何不了城池和守军。
涿州虽在平原地区，近郊无险可守，但城垣既高且厚，不仅利于守城，而且便于观察：城外攻城部队看不见城内情况，城里向外看则了如指掌。
同时傅作义又是一个善于利用城垣险要进行防御的将领。事后东北军进城参观守城设施，发现四面城墙上都凿有散兵及机枪掩体，掩体内有机枪壕，局部城墙则被挖空，用以设置射击孔，平时这些射击孔用城砖堵上，临战射击再取下来，足以打攻城部队一个措手不及。甚至于，城内还设有临时性工厂，专门生产一种重量相当于普通手榴弹四倍的特大手榴弹，加上每个连都配有“花机关”（晋造手提机关枪），近战火力以及防御能力都很强。
经过多次总攻击，东北军仍然是一筹莫展，而晋军却愈战愈勇。张学良只好派人劝降，劝降者中有一位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的战术教官。傅作义拒绝投降，他在回信中说：“老师你只教过我学战术，并没教我学投降啊！”
在第九次总攻击失败后，被张作霖派去做前敌总指挥的万福麟向他报告：“涿州已是非力攻所能拿下的了。”张作霖闻言，气急败坏地下达了命令：“不用打啦，把涿州四周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他们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里。”
因围城日久，城上城下的双方士兵可以经常对话，张氏父子又想利用第一线士兵对晋军进行瓦解。当时已是隆冬，晋军入城时穿的都是单衣，且吃光了军粮，只能将酒糟用石磨磨了吃下充饥，可谓是饥寒交迫，然而当东北军士兵用粮食、棉衣来拉拢他们时，却收效不大，只有极少数晋军士兵因为同乡关系，从城根的工事里走出来投降东北军。
傅作义和他的部属坚持了两个多月，他们用行动向攻城者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作军人的意志和品格。此时对晋军而言，死守涿州已失去战略作用，阎锡山授意傅作义与晋军进行停战谈判。傅作义同意向东北军投降，条件是无论官兵，一律不能杀害。
1928年1月6日，傅作义下令打开涿州城门，自率高级军官、幕僚走出南门，万福麟等人在南门外大奏军乐，“摆队相迎”。当天傅作义身着便衣，负伤的一只手还挂在绑带里，他对欢迎的人群拱手致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战后，张学良用专车将傅作义接去保定，待之以上宾，隐约间似乎还有笼络和重用的意思。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傅作义不久便乘人不备，换商人装逃回了山西。
从表面上看，涿州一战，应该是晋败奉胜，可结果却好像倒了过来，傅作义靠这一战成就了晋军善守之名，东北军则被弄得灰头土脸，尤其张学良“心里很难过”，他对张作霖抱怨说：“我们今天打的这个仗，到底为了什么？今天跟这个打，打过之后又好了，明天又跟那个打，没有任何目的嘛。”
乱世皇帝
韩麟春没有参与涿州之战的指挥，那段时间他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不再能够到前线视事。因为当年被郭松龄架空，导致短期内失去兵权，张学良心有余悸，对兵权十分看重，不肯稍假于人。韩麟春病倒，他正好把第四军团也抓过来，自此联合军团便完全由其一人掌握。
倒是他的父亲不放心儿子，见韩麟春因病不能任职，在与杨宇霆商量后，决定让杨宇霆接替韩麟春担任第四军团长。张学良的陆大派亲信多半为原郭军旧部，而且普遍过于年轻，做事急功近利，他们认为杨宇霆来联合军团，是要同张学良争锋，张学良本人也持相似看法。
然而这并非事实，杨宇霆固然有很多缺点，好揽权、爱做事也是真的，但他对张氏父子始终还是忠心耿耿，无可怀疑，而且张学良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的“太子”，杨宇霆作为一个辅臣，和张学良之间有什么可争的？再说开去，杨宇霆和韩麟春一样，事情都是他们去做，可是从来都不掌握实际兵权，本身都没有一兵一将，又拿什么去争？
当然张学良完全可以将杨宇霆拒之门外，不过他在这方面素来心眼很多。在召集部属们商量时，张学良说：“你们要知道，我和老将是父子关系，同时又是长官部属关系，我不能事事都直接找老将，有些事必须履行公事手续。按公事手续办，就越不过邻葛（杨宇霆字邻葛）这一关。”
张学良举的例子还是领取军械弹药之类。联合军团进关后，即享有特殊待遇，所属各部的薪饷和军需物品均由军团直接拨给，武器装备也比其他部队精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指杨宇霆）和我们为难，我们自己就不好解决”。为此，张学良决定，“他既然要来，我就请他来”。
让杨宇霆来联合军团，并非张学良的本意，他对众人们说：“他来的目的是抓军队，看我的部下到底能不能叫他抓去！”张学良在说这番话时，似乎已陷于极度苦闷之中，又好像有与杨宇霆进行较量的意思。
既然已经讲清楚想法，而且杨宇霆来联合军团成了既定事实，大家便觉得没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可是张学良还要求众人就此事继续谈。大家实在找不到什么话，只好反复谈一些杨宇霆不应该到军团来的话。
这次谈话结束后，张学良本来还要求众人继续谈，不过从第二天开始，他就再未涉及这一话题。其实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张学良还是用得着别人辅佐的，涿州战役结束后没几天，蒋介石便通电复职，并开始动员北伐，这意味着新一轮大战又即将开始。
乱世皇帝最不好做，自“登基”以来，张作霖还真没能过上几天好日子。“登基”后，他的帅府已由顺承王府移到中南海，大年三十晚上，家人都睡觉了，他还睡不着，一个人拿着整股香跪在居仁堂的院子里祷告：“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
这老张一边向老天祷告，一边还咬牙切齿：“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如蒋阎冯李），我就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就凭我块臭色（东北土话，意思是凭我这个样子），在中南海里待着，算干什么的。”
因为成天处于焦虑之中，张作霖常会突如其来地乱发脾气。当时内阁总理是潘复，有一天潘复主持召开国务会议，会议开得很顺利，可是等到潘复作总结发言时，张作霖觉得有一条意见不合心意，就当众发作起来，对潘复喊道：“潘馨航（潘复字馨航），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他妈拉个巴子的，闹什么鬼，你以为我不知道？”
站在主席台上的潘复措手不及，被弄得面红耳赤，非常尴尬，只得连连解释：“大元帅，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众人赶紧上前相劝，也幸亏潘复原本就是张作霖的幕僚，彼此都不见怪，这才没有把事情搞僵。
这一期间，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薪水已经打了八折，仍不能按时发给，导致人心更加不安。为了安抚大家，张作霖特地在居仁堂召集各部门科长以上的人员讲话，而且不用秘书预备的稿子，完全脱稿讲。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叫张作霖，跟我来的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指他的讲话对象）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
张作霖说他其实很想和下面的人经常见见面，聊聊天，可是却难以得偿所愿，因为“这些捧臭屁的，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不过，“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局势发展，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现在你们大家都要好好干！”
他还表示，对暂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他是完全了解的，但问题是大家的日子都很紧张，他老张也不例外，“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因为善于经营，才积累了几个钱，现在已经拿出来垫补军费啦”。
怎样缓解困境，张作霖提出来的办法是：“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
你小子是要拆我的台
1928年4月初，蒋介石协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向张作霖所部发起全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北伐。
张作霖采取的对策是兵分两路，以联合军团在西路，对冯、阎两军取攻势，以张宗昌、褚玉璞在东路，对蒋军取守势。战事开始后，联合军团打得不错，战局对他们相当有利，军团部曾数次在发报机上截获并破译出冯玉祥向蒋介石告急求援的密电。
关键时候，东路却支持不住了。先前就曾有人提出，蒋军实力很强，应从联合军团中抽出两到三个军增援东路，可是张宗昌以为自己的兵力已经很多，足以保住山东，所以拒绝了援助。等到蒋军发动总攻，鲁军防线几乎是一击即破，张作霖原先对张宗昌的指示是布置纵深配备，步步防守，同时联络孙传芳残部协防，但张宗昌被打蒙了，下达总撤退令后，既未部署下一个防线，又未通知同在一城的孙传芳，就慌慌张张地逃出了济南。孙传芳独木难支，未几亦在蒋冯两军的夹击下被打得溃不成军。
张作霖震惊之余，深为恼怒。许多人背后议论，都说张宗昌是此次东路兵败的罪魁祸首，他不来见张作霖便罢，如敢来见，非掉脑袋不可。
谁知张宗昌不招自来，来了见到张作霖就跪下磕头：“大元帅怎么处罚，我都领！”张作霖说：“算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不能总胜。败了嘛，只要把军队整顿整顿。”
张作霖一向如此，你犯了错，哪怕他已经放话说要枪毙了，只要你跪下来头一磕，承认自己错了，然后再说一句：“我是赤心为老将的。”他的心也就软了，说声“去吧，以后好好干”，挥挥手便会将你放了。曾几何时，汤玉麟背叛过他，张景惠辜负过他，事过境迁，张作霖不但予以原谅，还当好朋友如故。人们后来都说，正是因为老张“待人极好”，所以他才能够统治东北十多年，历经风雨而不倒，甚至于在他死后，部下们也才会爱屋及乌，拥戴小张继承父业，并让小张成为东北人公认的领袖。
除了待部下宽厚外，张作霖宽恕张宗昌还有另一层考虑。当时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如果因为一时感情用事把张宗昌杀了，损失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不说，张宗昌尚存的几万军队也就溃散掉了，这些军队打仗固然已经不行，但扰乱地方还有余，而张作霖已无多余精力加以兼顾了。
西路战事顺利之时，张学良的心情还是不错的。由于主要负责财政和人事，所以即便战事紧张，他仍能跑出去游玩，在逛赵国故城邯郸宫（或称赵王城）时，还兴之所至地写了一首咏古诗，诗中道“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似乎又找到了打仗的意义所在。
东路落败，令西路大受震动。张学良急忙赶回北京与张作霖见面，除了简单汇报前线战况外，就是要求撤兵。张作霖一听大发雷霆：“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是要拆我的台！”
接着父子便辩论开了。原先张学良认为“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但北伐军的迅速强大，让他感受到了“主义”的威力。他对张作霖说：“北伐军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统一中国，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统一不了中国。”
张作霖可没有这么与时俱进，他大吼道：“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叫三民主义、孙大炮把你小子的胆吓破了。什么三民主义，我是四民主义，我还有大炮呢，他有吗？”
不知不觉中，张作霖仿佛又回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那段美好时光，“东北军人强马壮，兵多、飞机多、大炮多、大豆多，年出超三亿多美元（主要指大豆、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占了八九个省的地盘，有十几个骑兵师”，那个时候他老张怕过谁？就算是张郭战争以后，还不是曾把冯玉祥赶到陕西，并且大败过阎锡山吗？
我什么也不当了
张学良的副官站在门厅里，隔着窗户静听父子俩争吵，激辩中，张作霖的嗓门特别大，而且越来越大：“我们兵工厂库房有二三十万条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还有山炮、重炮、加农炮，北伐军天上没有飞机下蛋，地下没有四条腿的骑兵，我怎么就不能统一中国？你小六子带领几十万大军不打仗，跑到我面前要撤兵。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我不撤！”
张学良也早就准备了一盆浇头的冰水：“儿子哪有欺骗爸爸的，咱们东北军统一不了中国是真话！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打就过了长江了。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后边没有预备队和援军。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退路，再想撤也撤不回来了。”
他还不忘提醒张作霖：“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日本对各方都支持，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意思是在冯阎抄东北军退路的同时，日本也可能会乘东北军主力入关，关外空虚之机，趁机抢占东三省，从而令东北军有家难归。
张作霖没有被吓住，在他看来，冯、阎是手下败将，日本人也没什么可怕的：“我就是不怕日本鬼子！”他估计南满路的关东军顶多也只有一万三千多人，一旦想打这群“日本鬼子”，只要先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南满路的铁轨都扒了，“拉走埋在地下”。然后再出动三十万东北军，重兵占领旅、大，“一万多日本鬼子不就交待了？咱怕日本鬼子干吗呢！”
张学良费尽半天唇舌，张作霖仍不为所动。见谈话没有结果，天色已经不早，张学良只得先退出居仁堂回去休息。
第二天傍晚，张学良再次前来劝说父亲撤兵。张作霖有一股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你越说他怎么不行，他可能越要坚持，知父莫如子，所以这次张学良没有跟他辩论能不能统一中国的问题，而是改换策略，用了另一种说法：“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不都是中国人嘛，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的多点儿，谁占的少点儿，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占，不还是中国人占中国地嘛！”
对于张学良的这些话，张作霖倒是挺能听得进去，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等北洋政要一样，对于内争外斗之间的区别，他分得非常清楚。
张学良告诉张作霖，如果他执意不肯撤兵，极可能与他的愿望和初衷相反：“咱东北要是丢了，就不是中国人占了，而是日本人占了，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咱就要当亡国奴了！东北要是丢了，咱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
张作霖听了大为动容。事到如今，他又岂能真的看不清局势，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现实罢了，更何况，他虽然不怕与日本人干仗，但那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乃最后才能采取的下策。
“好，咱们撤！东北的高粱米子儿我还没吃够呢，北京的大米饭我可吃够了。现在就是请我在北京当大总统我也不当了，我什么也不当了，我回东北去！”
就在张作霖下决心息兵罢战，退出关外的时候，1928年4月19日，田中内阁突然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下令出兵山东，日军随即侵入济南。蒋介石急于北伐，既对日军的武装行动缺乏警觉，又随时准备与日军讲和，致使北伐军在冲突中极为被动，从而酿成了“济南惨案”。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往深里说，其实就是为了落实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即阻止蒋军北上，并尽可能将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限制在南方。这对张作霖维持其北京政权当然是有帮助的，看到北伐军因受日军阻挠而暂时停止不前，张作霖也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派人到南京游说，希望双方停战言和，同时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
当时的南京政府主要由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三位大员当家，蔡元培不常来政府办公，谭延闿、李烈钧都主张接纳张作霖讲和，这样就形成了一份名为“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谭延闿、李烈钧以及军方在宁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
本来这份提案是有可能通过的，但是在即将开会讨论前，有新闻记者把消息提前泄露给了蔡元培。蔡元培得知谭、李在他缺席的情况，就想趁机通过提案，不由大为光火，当即跑去问谭、李：“是谁主张准许张作霖参政的？我们革命政府，难道从此不革命了吗？”蔡元培为人耿直，有威信，谭、李都有几分怕他，于是提案只能宣告寿终正寝。
其实谭、李、蔡都不过是毫无实权的政客，真正能够做主的还是前线的几位军方大佬。在蒋介石、冯玉祥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蒋介石同意放弃北进，与张作霖划江而治，但遭到冯玉祥的坚决反对，最后会议决定绕开济南城，继续向北推进。
魔鬼总是缠身
国民党一贯标榜反帝，但遇到了日军也就只能绕着走，而且他们显然把“革命”摆到了“一致对外”的前面。倒是张作霖和他的奉系还知道孰轻孰重，当日本人对张作霖、张宗昌说“让我们替你打”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摇头加以拒绝，不愿利用外力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维持自己的地位。1928年5月9日，张作霖发出息兵“佳电”，宣布主动退出京津，向南京政府和平移交政权。
为了防止冯、阎或日军抄其后路，部分东北军开始提前向关外撤退，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说法，这些东北军正“像雪崩一样向山海关蜂拥而来”。
东北军一旦撤往关外，必须在他们通过山海关时予以缴械，这是东方会议“外科方法”所规定的内容。此时关东军司令官已由武藤信义换为村冈长太郎，村冈与武藤在东北的立场和看法上完全相似，他一面向军部要求增调部队，一面立即下达命令，由朝鲜编成一个准备维持治安的混成旅团，准备先行开往锦州和山海关，以解除东北军的武装。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计划采取战时体制，在数日内移至奉天，到时村冈本人将亲自到奉天进行指挥。
锦州和山海关是属于南满线附属地以外的地区，混成旅团即便已经编成，若无政府命令也不能出动。这时在日本政府和军方内部，外务次官森恪、时任陆相的白川义则都极力劝说首相尽快下定出兵的决心，不过田中“总是有点踌躇不定”。
眼看政府命令迟迟不予下达，东北军却有“陆续进来的迹象”，直把强硬派们急得两眼冒火。打听到田中正在寺中静养，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信行便联袂赶到寺中，一起建议田中“规劝张作霖下野”，但都遭到了田中的拒绝，田中的原话是：“张作霖的事由我来处理！”
有人说，田中这么保张作霖，是因为两人过去有交集，田中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曾经救过张作霖的命，“从田中首相来看，张作霖仍是个不能随便予以责备的小孩子，与此同时，张作霖对田中也具有与众不同的信赖感”。
其实这都是没影的事。日俄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隔了这么多年，田中和张作霖也没打过多少交道，何来“亲密感”“信赖感”？退一步说，就算张作霖念及旧情，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能“亲密”得过町野、江藤？
田中为什么会踟蹰不前，河本的分析是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日军出兵东北，将会在美国舆论中引起反弹。另外田中身边的谋士佐藤安之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等人都主张继续维持张作霖政权，田中受到了影响。
应该说，河本的分析靠谱了一点，但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他们都不了解田中还有一个策应“内科方法”的秘密行动——“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的商定，让田中把满蒙政策的实行都寄托于张作霖，这个时候让他下野，岂不是干了件蠢事？
当然，协约没有正式签订，就还只是草案。田中也害怕夜长梦多，他指示山本赶快把“满蒙五路”的正式合同给签下来。江藤奉命访问张作霖，提出此议。当着江藤的面，张作霖表示同意正式签署合同，并说这件事可找交通部门具体谈。江藤一走，他就找来交通次长、代理交通部务的常荫槐，告以此事，叮嘱常荫槐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但不能听日本人的。常荫槐当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誓就算牺牲次长的职位，也绝不答应日方的任何条件。
此后，当南满铁路的代表们找常荫槐签合同时，他就采取“回避政策”，与对方打起了游击战：当日本人得知常在天津而去天津时，他突然到了北京；当日本人到北京找他时，他又悄悄地溜到了天津，总之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哪也找不到人。
据说有一次日本人获悉常荫槐在一家妓院请客，赶紧堵住门，将常“抓了个现行”。可是常荫槐却说那里不是谈公事的地方，约他们去部里见面商谈，日本人想想有理，只好答应下来。结果第二天上午等他们再去部里，却发现常荫槐又不在了。
日本人通过各种途径向常荫槐透风，说张作霖已有应允“签字”之意，所以双方并不需要再细谈，仅仅履行一下手续就行，常荫槐毫不含糊地放话过去：“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
南满铁路的代表们拿常荫槐没有办法，便又来找江藤。江藤能做的，自然还是把“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的一套搬出来，不停地对张作霖进行催逼。张作霖厌烦不已，叫骂道：“我今年，他妈拉个巴子的，魔鬼总是缠身！这些该死的小日本鬼儿，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如果把我惹翻了，我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让他们明白明白，我张作霖可不是好惹的，急眼了，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到啥时候，我也不能吃里扒外，和他们小日本儿一条心。”
此时北伐军已以“怒涛澎湃的声势”，向京津地区迫近。内外交困之下，张作霖的情绪更加烦躁，一边抽烟一边发牢骚：“南方蒋介石这个东西也来挤兑我。唉，闹不好，回东三省去，在那儿我有独立的江山，在奉天老家我过得不也是挺舒服的吗？”
后援
遇到外交上难以过去的坎，张作霖必商之于杨宇霆，这次也不例外。杨宇霆来了以后，见张作霖如坐针毡，且动辄暴跳如雷，连忙宽慰道：“大元帅，您还是放宽心为好，从远处打算，回东北也对。不过，要想独立，就得找后援。”
张作霖知道杨宇霆说的“后援”是指日本人，他更生气了：“找后援？他小日本儿尽找便宜，我就是不上他的当。我们张家父子下决心，绝不找日本人当靠山。我他妈的要是急眼了，就豁出一头来。”
杨宇霆非常注重搜集日方情报，日本政府、军方内部的激烈争论以及关东军方面的异动，不可能完全逃过他的耳目，他来其实就是告诉张作霖：咱们还得利用日本人，这个“后援”少不了，所以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管杨宇霆怎么分析，张作霖的脾气上来就控制不住，他继续怒吼道：“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人打场仗，他们都要干涉，他管得也太宽了！”
说着说着，忍不住又有了一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再大的火也总有发完的时候，一俟清醒和冷静下来，张作霖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前面北伐军，后面关东军，两面夹攻，进退维谷，东北军面临的情况，远比表面能够了解到的更为凶险可怕。
在杨宇霆的劝说下，张作霖终于认识到，以往的拖延或“赖账”对策已经行不通了，要想从绝境中挣脱出来，只能像张郭战争中那样，采取适当策略，让日本拉上一把。1928年5月13日，他一反常态，向江藤表示：“铁路问题必须在现在解决。”
当天，在满铁事先制作好的延海、洮索两路承建合同上，张作霖都签了“阅”和“准行”的字样。同时在常荫槐缺席的情况下，令交通部司长赵镇以“交通部代理次长”的名义在吉会、长大两路承建合同上签字。“五路”中最后一个是吉五铁路，这条铁路预计线路并不算长，但贯穿了素有谷仓之称的吉林大平原，过去拟议时就遭到吉林民众的强烈反对，张作霖便以此为由，与江藤商定留待日后处理。
赵镇是被张作霖赶鸭子上架，临时拿来充数的，所以直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14日，张作霖才颁布命令，正式委任他为“交通部代理次长”。从合同的严密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江藤为人非常精明细心，他发现后马上让赵镇将签署合同的日期改成了“5月15日”。
让步归让步，但张作霖中途耍的小心眼一个都没少。除了要求日方对于此事“在三个月内绝对保守秘密”外，他还另设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一年之内，只有在满铁和地方政府商定后，协约和合同才能完全生效。事后，他给奉天省长刘尚清写去一封密信，特别叮嘱：“倘因关系重大不能轻易让步者，仍应本外交方式慎重办理。”
“四路”合同的签定，令山本欣喜若狂，他认为，悬案许久的“满蒙五路”问题已被打开缺口，“田中首相的大陆国策，由之踏上其第一步”。
张作霖能够做出如此重大妥协，足以表明其境遇之险恶。山本是个很能看准时局机微和做出快速反应的老练政客，5月15日，他“犹如猛虎乘疾风”一般地来到北京，对张作霖说：“苏联从北方威胁你，蒋介石从南面袭来，你的处境危险，日本愿协助你保住满洲，为此，我们双方应建立攻守同盟和经济联盟。”
所谓两项同盟，其实就是与日本缔结具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两项协定，它们也是田中、山本事先所密议，准备一举解决满蒙政策的根本方略：通过政治协定，日本将攫取东三省的治安权；通过经济协定，满蒙腹地将对日方开放，同时日本人还将在满蒙享有居住、营业、土地的商业租借权。
山本在从大连出发时，把两项协定的要项都写在了一张纸片上。张作霖向来没有细看条文的习惯和耐心，他朝纸片上扫了一眼，直觉“事关重大”，根本不能接受。好在这并不是什么正规协定或合同，山本甚至都没要他写个“阅”什么的，只需答好或者不好就行。既然这样，张作霖也就乐得再给日本人吃个定心丸，他一边装出高兴的样子，一边如其所愿地回答了山本一个字：“好！”山本却认为这是张作霖真实意愿的表达，事后日方如此记述当时的场景：“被置于绝地的张作霖，遂抛去对日本的疑神疑鬼，而欣然接受了田中这个提案。”
处于兴奋中的山本连忙向张作霖保证了两件事：一是在日本的庇护之下，他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洲王；二是万一他与苏俄发生冲突，日本将对其给予援助。
正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张作霖逢场作戏的表演功力也立刻来了个大爆发，日方此时的记述颇为精彩和有趣：“犹如获得救世主的张作霖，欢喜若狂，对于欲辞去大元帅府的山本抓住不放，因而更命令特快车延迟开车的时间。”
坐在回东北的火车上，山本志得意满，满面春风，他边喝啤酒边傲然地对随员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解决了。”
必须有点骨头
至此，田中完全打消了让张作霖下野以及对东北军进行缴械的念头，“外科方法”宣告出局。1928年5月16日，田中内阁举行阁议，决定向中国的南北两军分别发出“备忘录”：劝张作霖迅速退至关外，否则不能保证不解除东北军的武装，同时要求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地区，否则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和张郭战争时关东军的声明颇有神似之处，表面貌似不偏不倚，其实是在帮张作霖的忙，因为北伐军占领京津早已是铁板钉钉，蒋介石要统一中国，下一步无疑就是紧追不舍，用兵关外，但备忘录画了红线，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5月17日深夜，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造访帅府。芳泽虽然也是个有些资历的外交官，但有时说话做事不分场合。张作霖“登基”以后，有一次设国宴招待外国使节，芳泽也在被邀之列。宴席上有两道菜很别致，一道叫“向阳葵花丝”，一道叫“胜利红桃片”。前者摆放整齐后像一面民国国旗，后面像一面大元帅的帅旗。芳泽吃得高兴，有些忘乎所以，他用手指着这两道菜，笑着对张作霖说：“我们日本人就爱吃这样的菜，真好吃，味道太美了。”
言者或许无心，听者却感到别有深意，张作霖马上以讽刺的口吻对他说：“你们愿意吃，但恐怕吃不消吧。”一句话，引得全桌大笑。国务总理潘复见张作霖面带怒容，情知不妙，忙拿话岔开：“喝酒，喝酒，吃菜吧！”接着又悄声对张作霖说：“大元帅，他们是喝醉了。”其他官员也插话说起别的话题，张作霖的脸色才稍有缓和。
宴会结束，张作霖回到住所后仍余怒未消，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两道菜都有象征意义，那道像国旗的菜，代表了我们五族共和。他小日本就爱吃，净想好事！他妈拉个巴子的，他能吃得了吗？”
现在这个惹人讨厌的芳泽又来了。张作霖正和几个客人打麻将，听说日本公使来访，客人们急忙起身告辞，张作霖明显对接见芳泽提不起兴趣，他摆了摆手，挽留众人说：“我和芳泽没啥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你们等等！”
见到张作霖后，芳泽先传达了备忘录的内容，接着又向张作霖提出了借款修筑吉会铁路的要求，并且诱惑他说：“如果阁下答应这一要求，大日本帝国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一向对日军直接介入中国内战持反感和抵制态度，听后立即正色答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
吉会路是“满蒙五路”中的第一条线路，在秘密交涉中，张作霖已经让人在相关承建合同上签了字，但因为芳泽不是秘密行动的成员，所以对此事并不知晓。见张作霖不为所动，泄气之余，便忍不住嘲笑道：“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
“这不劳邻居费心，打打看吧！”如果是中国人这么说，张作霖或许还能忍受，芳泽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是无法容忍的：“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芳泽冷笑一声：“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听到这里，张作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拍着桌子大声喊道：“这是什么话！关外是我的老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谁还敢拦路不放吗？”
“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芳泽属于软塌塌的性格脾气，张作霖发这么大的火，他也没太当回事，接着又从公文包里取出张郭战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签订的那份密约，放在桌上往张作霖面前一推：“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张作霖接过密约，却并没有要办理的意思：“不要急，先放在这里吧。”
见张作霖又要拖延和推脱，芳泽只得掏出他所认为的撒手锏：“现在本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
“又是什么事件？”“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了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一听是这件事，便回答说尚未接到相关报告。
芳泽以为击中了张作霖的软肋，便得势不饶人地对张作霖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应对此负一切责任。”
芳泽自以为得计，却不料将张作霖给彻底惹毛了，他霍地由座位上站起，将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地往地上一摔，旱烟袋当即断为两截：“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的负个屁责！”
张作霖与芳泽的会谈一共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张作霖开始称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大相径庭，里间的几位客人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便公推其中一位懂得日语的前去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此君侧耳倾听，可是也没听出什么来，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的事情！”——张作霖常说：“人是一个臭皮囊，裹着一包脓血，必须有点骨头。”
紧跟着，不待芳泽辞去，张作霖就丢下这个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日本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当时留在里间的几个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什么问题，才会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必死之阵
由于田中的压制和阻止，关东军虽然已陈兵奉天，却什么也不能做。不久，吴俊升统兵五万，从黑龙江赶到奉天，对奉天进行守卫。与此同时，原在关内的东北军每天一万、五千地通过山海关，在关外进行集结，到5月下旬，以这种方式集结于关外的部队已达三四万人。
眼看对东北军进行攻击和缴械的大好机会悄然逸去，关东军方面十分郁闷和焦虑，河本等人大叫：“时至今日，还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一些人也忍不住大发牢骚：“张作霖不可恃，政府的狐疑逡巡将误国策。”
怎么办？讨论下来，在无法动用在满兵力的前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实施“谋略”，也就是对张作霖采取谋杀行动。按照河本等人的认识，张作霖出身绿林，他手下的将领也只不过是靠拜把子结合起来的一群私党，“这样的结合，常常是头目一死，他们立即四散”，也就是说，除掉一个张作霖，其他奉系将领必将树倒猢狲散。
村冈接受了这一意见。鉴于这是瞒着政府的行为，他没敢大事声张，只是暗地里授命司令部参谋竹下义晴为密使，前往北京与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建川美次联系，欲借华北日军之手除掉张作霖。
河本原先并不知晓此事，后来听竹下透露要去北京，且言语间神情紧张，便察觉出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当即邀请对方吃饭。席间在他的追问下，竹下一五一十地把所负使命交代了出来。
河本一听，认为原来的办法是“轻举妄动”——且不说在北京很难找到敢于从事这样冒险勾当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在各国众目睽睽的环境下，也不容易得手，而一旦行动失败，对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
河本让竹下把任务交给他来完成，竹下很为难，表示他不能不执行司令官的命令。河本就对他说：既然你自己执行任务很困难，总不能让村冈这个司令官亲自来干吧，有我河本就够了。
一席话把竹下说得心服口服，这样就由河本主持谋杀行动，竹下的任务改为到北京侦察张作霖的具体行期。河本的想法是在铁路线上动手，他权衡了袭击火车和炸毁火车的利弊，认为如果袭击火车的话，很快就会被发觉是日军所为，只有炸车才可以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
至于炸车地点，原定巨流河大桥，但因那一带东北军戒备森严，难以得逞，最后改为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一座铁桥，那里是南满路和京奉路的交叉点，名为“老道口”。之所以老道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满铁线走在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负责埋置炸药的是一名调来支援的驻朝日兵中尉，此人技术高超，埋置工作结束后，河本称赞他“不愧为专家”。
甚至河本还考虑到了爆炸失败的情况，他为此拟订的方案是，用脱轨机使火车翻车，然后派埋伏在附近的冲锋队冲上去进行刺杀。
就在河本布下必死之阵的时候，张作霖正在为离京做最后的准备。1928年5月30日，他对所属各部队下达了总退却令。右翼张学良、杨宇霆的联合军团全部后撤，但是左翼张宗昌没有马上撤退，不仅如此，他本人还跑到北京，当着面问张作霖：“大元帅，为什么要撤出北京？我一个人也要干。”
如果能够不撤，张作霖又哪里真的想撤，准备行装时，他甚至派人将大元帅的印与旗、国务院印信以及外交部重要档案一个不落地全部运往奉天，并下令说：“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
怎奈事势比人强，听了张宗昌的话，张作霖迟疑道：“不行吧？”一旁的町野也表示怀疑：“能吗？”张宗昌却很认真：“我干给你们看看。”觉得张宗昌勇气可嘉，张作霖于是就说：“好，你干着看看。町野顾问，跟我走。”“走吧。”
6月2日，张作霖再次发表出关通电。当天晚上，芳泽又跑了过来。他说日本愿以武力迫使北伐军后退，张作霖尚可得到半壁江山，条件仍是需要答应承建吉会路以及停筑葫芦港等。
张作霖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感到十分气愤，他干脆对芳泽不予接见，将其一个人晾在客厅里。芳泽独自坐在客厅里，就听见张作霖在隔壁的办公厅高声大骂：“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事情！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听得懂中国话，顿时被窘得面红耳赤、坐立不安。约半个小时后，张作霖让翻译将一沓公文交给芳泽，同时转告今天无法接见。芳泽以为张作霖至少已经答应了他一两个条件，也就赶紧拿上公文溜走了。
回到公使馆，芳泽将公文打开一看，发现张作霖只在上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写同意二字，这才知道自己的希望又化为了一场空。
挽歌
因为张作霖和芳泽有过这样的冲突和不愉快，随行人员在回奉前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不祥预感，唯恐在山海关出事，有人私下里已准备了裹伤包和饼干，以防万一。那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也发现老道口四周情况异常，日军守备队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构筑什么工事（实际在埋置炸药），为此他向北京发来密电，请张作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
可是张作霖却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安，对齐恩铭的提醒亦未能引起重视，他还不以为然地说：“齐恩铭这个人警惕性倒是挺高，可有时候就是喜欢大惊小怪的，别真以为有那么严重。”
如同村冈、河本等人对田中的秘密行动一无所知一样，张作霖也绝不会想到关东军竟然要另开一席，瞒着日本政府对他个人展开谋杀行动。日本人后来判断，张作霖之所以敢于“优哉游哉回奉天”，就是因为他确信关东军不会使用武力，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又与他已在山本的秘密交涉中给过对方甜头有关。
当然，长期在压力和危险下生存的经验，也没让张作霖完全疏于大意，他对返奉的路线、时间都有过考虑。路线上，他原打算乘汽车由古北口进关，但一者公路坎坷不平，难免会受颠簸之苦；二者既已被人赶下了台，他也不想抄小路灰溜溜地逃回奉天，他老张要堂堂正正地在奉天站接受关东父老们的盛大欢迎。
至于返奉日期，除了故弄玄虚地一再更改日子，由6月1日改为2日，又改为3日外，张作霖还找来了他很信任的瞽目术士张震洲卜算。张震洲摇卦之后，说当日下午7时动身为吉，张作霖便深信不疑，当即决定于这个时间启程离京。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张作霖当晚离京的场面：“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灯光，荒凉的军乐挽歌般的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记者还注意到，张作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当他依依不舍地回望京都的时候，眼睛甚至“闪着光亮”。
像他的前任段祺瑞、吴佩孚那样，张作霖有志于统一中国，可结局却并无任何差别，只能以败军之将的身份黯然离场，“谁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
这个时候包括张作霖在内，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的告别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不久将响起真正的挽歌。唯有离京之前，顾维钧曾经拿着张作霖的八字，请术士为张算命，算命的术士叹息道：“这个命贵是贵，可是正如黎明前的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
张作霖一行所乘专车由北京开出后，作为顾问的町野在天津站提前下车，以便等待张宗昌的军队。这时车上的日本人里面，还有一个日本驻锦州领事。这名领事是在北京上车的，当时他手持奉天的日本军政各界委托书，表示在奉天的日本人一致欢迎张作霖回归奉天。张作霖在略表寒暄之后，便邀他同往奉天，就在专车抵达锦州时，此人称有急事要回领事馆，下车提前走了。有人见他行动鬼祟，怕出意外，建议张作霖改换车厢，但张作霖不以为然，依旧乘坐原车厢继续前进。事后大家回忆起这一细节，怀疑日本领事就是来侦察张作霖车厢号数的，他在锦州下车，既可以脱离爆炸现场，也便于把情况通报给关东军的伏击人员，以免炸错。
1928年6月4日，5时23分，专车驶抵老道口桥沿，埋置的炸药突然起爆，全桥崩塌，据说与预定起爆时间只差了一秒。爆炸声中，铁轨呈现出麦芽糖的弯曲状，张作霖所在车厢的车身当即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两个车轮完好。河本自始至终观察着起爆过程，他看到“轰隆爆炸的同时，黑烟飞扬到了两百公尺的上空”，这令他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空了”。
事故现场十分凄惨可怖，共有十七人被炸死。由奉天专程到山海关迎张的吴俊升头贯铁钉，当场身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远，满身是血，当时还看不见内里伤，只有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校尉处长温守善急忙用一个大绸子手绢将窟窿堵上，然后和其他人一起将张作霖抬上前来迎接他们的汽车。
张作霖的神情看上去非常难过，他虽然神志糊涂，但还能说话，问的头一句话是：“逮住了吗？”温守善骗他说：“逮住了。”
“哪的？”
“正过问呢。”
张作霖这时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夫人）。”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当时大家都以为他由于严重脑震荡，说的是呓语，不料这其实就是他最后的遗言。
皇姑屯事件令町野感到眼前“天昏地暗”，另外有两个日本人也惊愕得几乎晕倒。一个是身在东京的首相田中，他脸色苍白，流着眼泪讲了一句话：“一切都完了！”另一个是身在大连的山本，他瘫坐在沙发椅上，说：“田中内阁完了，我要回东京。”
河本以为他为日本排除障碍，立了大功，其实从长远来看，这次谋杀行动对中日两国而言几乎接近于同归于尽——东北失去了一个既能镇住内部，又可以在艰难情况下巧妙应付苏日的枭雄，这为若干年后的东北沦丧及民族危机埋下了伏笔。另外，因为张作霖在世时打下的基础，奉系并未如关东军所愿的那样顷刻瓦解，反而田中内阁所寄望的“满蒙五路”和“积极外交”归于彻底失败。
在杨宇霆被诛杀后，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满蒙问题上更难找到可以对等交涉的对手，最终只能冒险一逞。町野认为，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开端，更是太平洋战争的远因，“如果由我来谈这些，我一定会臭骂日本的外交和军人，这是日本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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