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郭军进占锦州，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大势已去，郭松龄可以成功，因此想转换门庭者不在少数。汤玉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又被张作霖重新提升为骑兵师长，与热河都统阚朝玺一道驻兵热河，二人遭到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眼看郭军又逼了过来，便派代表来锦州找郭松龄，表示愿意合作，条件是要求事成之后得到黑龙江。此外，隶属于张作相吉林军、从山海关前线败退下来的骑兵师长于琛澄，也提出只要事后能得到吉林，就与郭军进行合作。
阚朝玺有一师一旅，汤玉麟、于琛澄则各有一个骑兵师，三人均为地道的实力派。且不说郭军缺乏骑兵，汤、于骑兵师可能带给他们莫大的帮助，就是阚朝玺的作用也无可替代。当时只要阚朝玺率部指向黑龙江，吴俊升保家尚恐兵力不足，就算杨宇霆再出语相激，也无法抽调部队增援奉天前线，张作相的吉林军亦只能用于自卫。
对郭军来说，这是一个不战而成功的大好机会，可是令魏益三等部属为之扼腕的是，他们的主帅对此机会却并不重视。
戴着镣铐跳舞
郭松龄认为自己力量强大，有人临时加盟固然是好，没有也无所谓。在未征求众人意见的情况下，他就委阚朝玺为总参议，汤、于为参议，对于阚、汤、于所索要的地盘则置之不理。与此同时，他还下令扫荡奉热边界，其对象为阚、汤的部属，这更无异于在打阚、汤的脸。魏益三等人对此再三劝谏，但郭松龄只是一意孤行，不予采纳。
见郭松龄不能相容，阚、汤、于只得重归张军阵营。郭松龄得报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让他们凑在一起，我费一回事就完了。”实际上，与阚、汤、于合作的失之交臂，是郭松龄的一个很大失策，此后郭军不但失去许多帮助，其左翼还不断受到阚、汤、于的骚扰破坏。
还在未从天津出发时，郭松龄曾想请李景林出兵热河相助。假使李景林能到热河，郭军左翼不但可保无忧，而且必要时，李部还可以迂回长春，切断吉黑与奉天的联系，则郭军又可以至少成功一半。未料冯玉祥因急于得到天津海口的使用权，派国民军在邯郸附近对李景林部进行了围攻，冯李关系因此恶化。李景林见所部被国民军围于邯郸，早已是坐立不安，焦急异常，有时竟至热泪盈眶，几乎要放声痛哭，如何还有兴致出什么热河。当时郭松龄急于出兵奉天，也顾不得协调冯李之间的利益和矛盾，就匆匆离开了天津，最后还是冯玉祥近水楼台，轻易便攻占了热河。
按道理来说，冯玉祥已取热河，完全能代替李景林援郭，可是他对东三省也存有野心，只想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从始至终，在援郭的军事行动上都不积极。
郭松龄事先把反奉想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一纸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然后就能挥戈东进，直入奉天，因此在后勤方面缺乏足够配备。直到张郭战争开始，他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不得不派人向“三角同盟”的盟友求援。冯玉祥借助于郭军对张军主力的吸引，几乎是不劳而获地就拿下了热河，心情很是舒畅，不仅馈送郭军大批罐头食品，还资助了现款二十万元。李景林则不一样，立马将郭的来使拒之门外：“我们都穷透了，哪里有钱借给你们，还想跟你们借钱呢！”
就在这个时候，李景林的母亲恰好从奉天发来一封长电，诉说“张大帅”待她如何之好，劝李景林不要跟着郭松龄造反。李景林因遭到冯玉祥攻击，本就认为所谓的盟友已经毁约，看到这封长电后被触动心思，遂决定背盟。他先把郭松龄扣押在天津的东北军官员全部予以释放，接着又将所部改为直军，与张宗昌的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公开宣战，“三角同盟”就此解体。
李景林背盟，使郭军陡失后方不说，其背后还面临着李军的军事威胁。为防止出现意外，郭松龄只得派魏益三率部据守山海关，以防备李景林“从背后给我们来一刀子”。冯玉祥夺取热河后，态度也不明朗，相当于成了郭军在阚、汤、于之外左翼的另一个隐患。在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还得时时提防着后方、左翼出现异动，郭军就像戴着镣铐跳舞，真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士气低落是郭军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从根子说，这是因为郭松龄的反奉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大多数郭军基层士兵都觉得东北军是一家，反奉是自家人打自家人，最后打了半天，遭祸害的还是东北军本身和自己的家乡父老。虽然他们勉强服从了命令，但表现在行动上却是动作迟缓，进取心严重不足。
在张郭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后勤不继又进一步对郭军的士气造成了打击。还在连山之战的头天晚上，他们就吃足了这方面的苦头。那天晚上突降大雪，气温骤然下降至零下二十多度，郭军士兵均身着单衣单鞋，只能披着羊毡，躲在战壕里以御风寒，很多人都被冻坏了手脚。
郭松龄在天津存了六万套冬装，结果李景林一翻脸，把所有冬装和郭军在天津存放的其他钱物全给扣押了。无奈之下，郭松龄只好把冯玉祥送给他的二十万元都拿出来，让人在天津重新置办了几万套棉衣，但因交通断绝，直到巨流河战役打响，这些棉衣都还尚未能够装船运往前方。
分封地盘、防这防那、士气低落、缺乏棉衣，这一堆事先想都想不到的烂事，让郭军竟然在锦州停留了一周多时间。一周多过后，各部仍迟迟不愿前进，他们的趑趄不前，使得张军不仅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调兵遣将和布防，而且还乘机破坏了铁路沿线的给水设备，运兵车因此无法开动。这样一来，郭军的大部分人马都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徒步行军，行动更加迟缓低效。事后有人认为，如果郭军能够做到兵贵神速，张郭之战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背水一战
张作霖虽倾其所有，能够会集到巨流河进行布防的兵力也不过五六万人，其中还有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有点实战经验的都是从连山和锦州败退下来的部队。为了与郭军进行识别，每个官兵都发有一块黄布围在脖子上，老百姓见了都说：“奉军黄到脖子上了。”意思是张军垮台在即。
张学良在父亲面前信誓旦旦，等到真正置身于这种“黄到脖子上”的氛围时，也远没有先前那样决绝果敢。更何况，他的老部队都归了郭松龄，如今除辖有少数临时投奔过来的部队外，其余尽为刚招来尚未完成训练的新兵。所谓把郭军引到兴隆店，然后一举歼灭，也就只能拿来哄哄老爷子，让他高兴高兴，以便少挨几句骂了。
有趣的是，两军对垒，张学良设在火车包厢上的司令部竟有电话线可通到郭军控制区域。战前的两三天内，司令部内电话不断，而所有通新民县的电话统统都由张学良亲自接，别人一概不准代劳。同在包厢里办公的戢翼翘看到他接电话后，有时很懊丧，有时又比较开朗一点，有时还听到他说：“他不下台，他也不自杀。”
戢翼翘等人也不好问哪个“他”不下台，哪个“他”不自杀，但是可以肯定这个“他”不会是气焰正高的郭松龄，倒很可能是指他那个既不下台也不走的老爷子。
其实，不光是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等“老头儿”这回也豁了出去，身为张家的老臣子，他们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而且他们本身与郭松龄也殊有矛盾，深知一旦对方当政，绝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所以都准备不惜牺牲一切与郭松龄进行决斗。
张作相从吉林出发时，曾请人扶乩，乩语上有“福厚平安”的话，于是一到前线，就把原定的军团部由公主屯改到安福屯，并且对别人说：“我是死在这里也不再退了。”张作霖听到后对将领们说：“辅忱既已抱着至死不退一步的决心，我也决心至死不出奉天。你们好好去干吧！”
张作相向被称为是东北军中最厚道的一个人。前面屡战屡败，他没有因此责罚任何一个军官，反而向能来参战的全体官兵表示深深感谢和慰问，同时又引咎自责，说他不应离开大家先行退走，当谈到因天冷衣薄，已有官兵出现冻伤时，还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张作相的吉林军仍是巨流河一战的主力，他的这些做法在令官兵为之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大大鼓舞和激励了士气。
张作霖深知巨流河战役关系着张家兴衰荣辱，为此不惜让刚生完幼子的五夫人寿夫人出马，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一起，携五万银元，前往东北医院慰问受伤官兵。另外，除出十万银元招募新兵，他还派张景惠以宣抚使的名义到前线慰劳官兵，宣布凡参战官佐各晋一级，士兵每人发“恩饷”两月，仅后者一项就耗用了五万银元。这些都是张作霖自掏腰包，也可以说张家雄厚的财力在关键时候助了他一臂之力，使得张军更加斗志昂扬。
张郭两军在后勤方面悬殊。张军所有士兵都发给新棉衣、皮大衣、面包、罐头、香烟等，物质供应异常丰富。也因为后勤充足，张军比较重视军纪，力避军民冲突，以此收买人心。反而郭军主力虽曾以军纪肃然著称，但此次因棉衣棉鞋不足，就不得不抢老百姓的棉衣来御寒，有的甚至把小孩的棉衣都抢来裹脚，服装看上去五颜六色，不但遭老百姓怨恨，而且对军心士气也是不小的挫伤。
胜利的天平已悄然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的张军倾斜，但郭松龄及其部下却全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据说就在巨流河战役打响之后，他专车上的兵站人员晚上仍脱光衣服睡大觉，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众人都认为指日可进军省城，所计划的只是如何接收的问题。
战前，郭松龄得到情报，获知张作霖将集结兵力，在新民一带与之背水一战，便召集众将开会商议。会上，多数人都提出应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左右翼兵进奉天。这样既可以避开南满线附近，不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也能够不与集结于新民的张军主力直接交锋。只有郭松龄认为“张的军队已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分路进击费时费力，完全是多此一举。
因连续获胜，郭松龄对张军相当不屑一顾，曾说：“等张作霖把奉、吉、黑三省的杂牌队伍全部集中后，一击成功，可免去东征北讨，战事延长。”在他看来，现在正是这样可予以集中歼灭的好机会，“（张军）越是集中，我们收到的效果越大，趁所有敌军都集中新民附近，正好一网打尽”。
无独有偶，当张军在兴隆店召开军事会议时，也有人建议为防范郭军的两翼包抄，应实行分路堵截，作为张军总指挥的韩麟春则判断，郭松龄性格固执急躁，指挥作战多喜欢硬碰硬，加上一路打的都是胜仗，骄傲轻敌，实战时必定仍只会集中兵力攻坚，且直向白旗堡一带进军。会议最终采纳他的主张，张军所有兵力都被部署到了白旗堡附近的岸上。
我扯谁的后腿，谁就得趴下
1925年12月22日夜，郭军向张军的巨流河防线发起全线总攻击。战斗十分激烈，枪声连成一片就像刮风一样，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郭军的几次强攻都未能得手。外间传说，日本派一个师团的陆军和百门大炮加入张军防线，巨流河、兴隆店一带无处没有日本兵，一些郭军官兵事后便认定是与他们作战的除了张军还有日军，所以仗才这么难打。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刘鸣九亲身参加了巨流河战役，据他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整个巨流河防线并不太长，倘有此事，一万多人的日本师团和那么多大炮该配置于哪个阵地上呢？
又有人说，日本航空队曾狂炸新民等地，以配合张军的正面进攻。那时张学良兼任奉天航空处总办，下设三个飞行大队，如果要轰炸郭军，出动自家的空军就足够了，也实在没必要借助日本航空队。刘鸣九随张学良的军团部先后由兴隆店移驻新民，其间没有看到新民的哪一个地方曾经被炸。
日本人有援助张军，但仅仅只限定于几个日本顾问，比如张作霖的私人顾问町野参与了防御作战计划的制订，吉林督署日本顾问林大八中佐在前线为张军部署过炮兵阵地。在战场上真正顶住郭军的还是他们曾经的手下败将，只是士别三日，他们的状态早已今非昔比。
巨流河距离奉天省城不过几十里，郭军只要越过巨流河，奉天就不能守了。可是果子明明就在眼前，却横竖吃不着，郭松龄急了，立即下令集中火炮摧毁张军阵地，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众人都倍感惊异的事：耳边炮声隆隆，但没有一个射击目标遭到破坏，连炸裂的声音也听不到，就好像炮兵射出的不是一颗颗炮弹，而是一个个铁球。
郭松龄忙问参谋长、炮兵专家邹作华究竟是怎么回事，邹作华煞有介事地解释说，张军阵地都建在巨流河河坝之上，河坝全是沙土地，抗力小，故而射出去的炮弹都不爆炸。
事实是郭军只有很少的工辎部队，运输工具还是临时从民间雇用的十余辆汽车，在铁路运输连运兵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其战斗配备受到很大影响。负责这方面的军官忙中出错，出发前检查不周，居然所有炮弹引信都忘记携带了。及至战斗开始，这一要命的失误才被发现，但再运已来不及了，又不敢据实报告，郭松龄下令开炮后，就只得将没有引信的炮弹打出。当郭松龄发问时，邹作华若据实讲来，不仅会让同僚倒霉，还可能牵连到自己，自然也就只能一本正经地瞎编了。
张军阵地挨了半天炮击，却没有受到损失，也是莫名其妙。后来郭军兵败，邹作华以此邀功，说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事先让火车上管弹药库的人把炮弹引信抽了出来，所以炮弹才会不炸。张学良晚年对此进行了否认，说：“那是假话（指邹作华暗中做手脚），不但是假话，那邹作华当时是真心帮他（指郭松龄）。”
原张学良第三军团的炮兵囊括了东北炮兵的大部分，兵变后皆为郭军所有。郭军能一克连山，再夺锦州，炮兵居功至伟，如今大炮哑了火，郭松龄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继续督促步兵发动硬攻。
虽说邹作华对郭松龄说的都是瞎话，但河坝坚固也是真的，一旦炮兵不能发挥威力，步兵在河坝前再怎么折腾，都唯有流血送命的份儿。张军方面，吉林和黑龙江军固然在装备上不及对手，野炮又已在战斗中全部散失，所存山炮只有一营，然而张作霖已把奉天兵工厂储藏的大批新枪、新炮、弹药，一股脑儿全部送到了前线，相对于无后方作战，弹药无法补充的郭军，他们反而后来居上。据说当时连奉天兵工厂的技工、技士都到前线充做了炮手，他们熟悉火炮技术性能，射得很准，每发必中，给无法逾河坝而过的郭军造成了极大伤亡。这让郭军又产生错觉，以为“奉军方面有日本炮兵参加”。
郭军官兵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混乱，仗打得好还罢了，一旦遇到重大挫折便会产生剧烈动摇，尤其下级官兵，眼看奉天近在咫尺，自己有家不能归，还得在冰天雪地中与以往袍泽拼个你死我活，更是本能地生出了对郭松龄的不满。进攻失败后，士兵们议论纷纷，有人嘀咕：“进城（奉天城）打谁呢？打老将吗？我们不会这样没良心。”更多的说法则是：“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这一天下来，郭军士气不振就已达极点，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松龄在东北军中的威信，确实还是压不倒张作霖。
1925年12月23日，就在郭军攻击受挫、军心沮丧之际，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赶到战场。吴俊升虽然没有多少正规的军事知识，但毕竟也曾是一员久经沙场的悍将，他在军事会议上说：“我是老粗，不懂得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怎么画。我只知道两个人打架，我扯谁的后腿，谁就得趴下。”
吴俊升用来扯郭松龄“后腿”的办法，是亲自带领骑兵绕道袭击郭军后方。郭松龄在滦州起兵时只控制了炮兵、步兵，没能控制住骑兵，这导致在巨流河战场上，张军骑兵极多，而郭军骑兵极少，一旦面临骑兵部队的大规模冲击，几无抵御能力。
骑兵得手之后，张军正面部队乘机放弃阵地，实施全线出击。让他们感到惊异的是，当面的郭军竟然不做抵抗，就纷纷举起白旗，自动缴械投降。此后，整个郭军阵营便呈现出兵败如山倒的趋势，即便郭松龄亲临前线指挥也无济于事。
群龙无首
郭松龄在阵前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什么解困的好办法，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场战争是注定失败的了。与会者最后决定给张作霖发电报，承认失败，请求宽恕。张作霖很快回电，大意是除郭松龄一人外，其他将领均可赦无罪。
张作霖的这份回电颇具策略，所起到的效果也极其微妙。郭松龄走投无路，于是提出反攻意见，计划亲率五个步兵团，于第二天拂晓实施进攻。没想到反攻意见一提出，便遭到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反对，什么部队无法整顿啦，什么后方联络线中断啦，什么人心不稳不愿打奉天啦，什么通过南满铁路恐有问题啦，总之就是找各种理由逃避继续作战。
郭松龄再有勇气，总不能做光杆将军往上冲，只好说：“你们都不愿意打了，现在就是因为我。我走，你们跟沈阳接头就是了。”说着，愤然离开前线指挥所，回到了位于白旗堡车站的郭军总司令部。
不料当天晚上，王永清的黑龙江骑兵旅突然闯入司令部附近，停在司令部后面的弹药车被击着火，车站内外顿时火光和爆炸声一片。司令部人员不明真相，以为司令部已被张军包围，于是纷纷下车各自逃命。
郭松龄身边向来没有为他分劳的各种得力幕僚，自滦州起兵以来，大事小事都是自己一把抓，此时早已经到了精力不济、顾此失彼的状态，听参谋副官报告司令部被围，便也信以为真，当下即偕夫人韩淑秀及少数机要人员，在一部分卫队的保护下，乘着民间大车向南逃跑。郭松龄一脱离战场，余下部队群龙无首，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郭军至此彻底失败。
1925年12月24日，当郭松龄一行逃亡至新民县的苏家屯时，与走错道路的王永清骑兵旅不期而遇。郭的卫队全是刚从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学生，缺乏战斗经验，连老百姓见了，都说“不像当兵的，倒很像学生”，而且卫队又没有重武器，步枪也很少，学兵们多持手枪或手提机枪，打得不远。在王部用迫击炮实施轰击后，卫队很快就消耗完子弹并被包围缴械。
王部查问俘虏郭松龄去了哪里，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向南逃了。接着又问老百姓，老百姓回答说不认识什么“郭鬼子”，只知道有一男一女下了菜窖。王部于是判断郭氏夫妇就藏在菜窖里，他们自己不敢下去抓人，就硬逼着两个村民下去。村民进入菜窖后，郭松龄想开枪，被韩淑秀劝阻，说：“别打！他们也是被逼下来的。”当郭氏夫妇走出菜窖就缚时，村民们看到“（郭）挺高的个子，长脸。他老婆个子不高，长得挺漂亮”。
获知郭松龄夫妇被捕，王永清的上司、骑兵师师长穆春当即给张作霖打去电话，报告了事情经过。这时张作霖喉咙已经哑了，最初他还有些半信半疑，直到穆春说此事千真万确，绝无错误，他才兴奋地说：“他妈拉个巴子的，我得叫他来，问问他。你们好好地看着，别叫他寻了无常，等天亮我派人去弄他来城里。”
张作霖接电话时，他的秘书长郑谦和杨宇霆正好就在旁边。后者问他会怎么处理郭松龄，张作霖显然仍没有想好，只是说：“把他解回来，我当面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反我。”
郑谦是个很有头脑和做事稳健的人，他立即说：“日本兵派兵在营口以北一带巡逻，万一知道我们押解的是郭松龄，中途截去怎么办？”
虽然从事后来看，郑谦显得有些多虑，但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他有这种想法却也情有可原。与郑谦意见一致，杨宇霆同样不主张将郭押来奉天，不过他顾虑的是另外一层。
将星落地
杨宇霆对张作霖说：“郭反正是要死的，不如就地枪决，以免株连。”这句话提醒了张作霖，他倒不是光想到张学良，而是考虑到，郭军几乎包含了东北军全部的精锐，事情既已过去，大部分官兵还要予以保全，没必要留活口从而牵连无辜。
张作霖随即让杨宇霆代为拟电，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以后张学良及郭军旧属均归咎于杨宇霆，认为是他“矫老帅之命”，导致郭松龄被处决，这也成为杨宇霆日后遭到诛杀的原因之一。可是以郭氏夫妇死后，张作霖仍要将他们暴尸三日以泄愤这一点来看，即便没有杨宇霆的建议，郭松龄亦必定难逃一死，而杨宇霆一片苦心要调解张氏父子的关系，避免他们感情破裂，结果反被人歪曲，以致惹祸上身，也真是太冤、太不值得了。
在杨宇霆代拟的处决令中，枪毙韩淑秀的理由和罪状是“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韩淑秀确实自始至终参加了郭松龄的反奉行动，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张学良就说“郭松龄起兵倒戈的动因，与她的太太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个很硬气也很有担当的女人，行刑时，围观的村民看到“郭松龄有些颓了，那女人倒比她男人刚强”。死到临头，韩淑秀还对丈夫说：“你怕什么，如果我们胜了，不也是一样吗？”她接着又对行刑士兵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
郭松龄是在一户姓郝人家的庄稼地里被枪杀的，郝家认定郭被杀是“将星落地”。将星自非人间凡品，落在哪里，哪里的风水一定错不了，因此郝家人特地在郭被杀的地方植上松树，作为自家坟地，此后该处便得名松树坟，或称郝家坟。
在郭军兵临城下的那段时间里，张作霖被迫把家属都暂时藏到他的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家里避难。当张作霖接到前方电话，得知郭松龄已被处决时，正值他的第八个孩子张学铨出生，张作霖十分高兴，一拍大腿，就给张学铨起了个小名，叫作太平。
张作霖并不知道，他的大儿子此时尚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之中。穆春在擒获郭松龄后，除直接向张作霖报告外，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张学良获悉，当时就打算让穆春先将郭松龄送到新民县，然后予以释放。他和机要秘书刘鸣九进行商量，刘鸣九说：“这个事情你可要好好考虑，老将这样震怒，能行吗？”张学良听了有些害怕，暂时便再未提及这个话题。
对郭氏夫妇行刑的并不是穆春，而是张作霖的卫队团团长高金山。和穆春一样，高金山也知道张学良与郭松龄不同寻常的关系，所以在从奉天总部出发时亦给张学良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没有说行刑，只是说奉派押解。张学良正在兴隆店自己的司令部内，收到电报，他马上让刘鸣九复电高金山，叫对方押送郭氏夫妇路过兴隆店。刘鸣九问：“到这里干什么？去沈阳又不顺路。”张学良回答：“到这里我把他放了。”刘鸣九没想到他对放郭仍念念不忘，急忙提醒道：“这不行啊！老将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老将能答应吗？”张学良这回很坚持，说：“不要紧，你就写吧！”
刘鸣九只得遵命拟写电报，然而还没等他把电报稿写完，高金山的第二封电报来了：“走到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学良看完这封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就当作一次演习吧
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亲密，形同一人，但那是郭松龄反奉以前的事，之后他不仅被夺去军队，还差点遭受灭门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仍要不顾一切地放郭，连刘鸣九都弄不清其动机何在，只能单纯归结为“张待人宽厚，对郭始终怀有眷顾之情”。
几年后，张学良正式继承父位，没多久便诛杀了杨宇霆。外界认为，这与杨宇霆不识时务，在张学良未“登基”之前就与之结怨有关。可是张杨之间的所谓怨其实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无非是杨当初没有能够事事都顺着“太子”罢了。这至少说明，张学良并不如他身边的人所形容的那样宽厚和有肚量，回到郭松龄这件事上，他对郭也不会真的“眷顾如初”，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政坛上走那么远。
到了晚年，张学良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打算：“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可以看出，张学良放郭的目的之一是要将其重新收拢过来，为己所用。
抛去张学良是否真的参与郭松龄反奉不提，毕竟他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少帅”，郭松龄的作用无可替代，张依赖郭来练兵打仗，以及统摄陆大派这样一支派系力量，也都已成为一种惯性，可以说，骤然离开郭的辅佐，张会本能地感到困难重重。
张作霖出身绿林，也因此常被讥为不学无术，但他为人豪爽，且能知人善任。相比之下，张学良就缺乏这样对人才兼容并蓄的能力，终其一生，选用到的大将之才只有一个郭松龄，他也离不开郭松龄。在他看来，郭反奉，说明这员虎将的毛还不够顺，如果捋顺了，不一样可以继续用吗？从这个角度理解，郭松龄被杀，令张学良未来的用人计划落空，所以他才会跺脚叹气。
接下来，张学良只能考虑如何接收郭军残部，也就是原来归属他的第三军团了。还在郭松龄占领锦州，奉天省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时，张作霖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善后处理的问题，吴俊升当时态度激烈：“郭松龄非杀不可，追随郭松龄的将领也非杀不可。”
散会后，张作相有意留在后面，等吴俊升走了，又重新转了回来。见他去而复返，张作霖便问：“你有事吗？”张作相说：“郭松龄反奉，都是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的军队，也是你老的军队，都是家乡子弟，不该处理一大片，结下子孙仇！”张作霖听了欣然道：“好！”随即派人分头给尚在奉天城内居住的郭军军官家属送米送面，进行抚慰。后来郭军将领们给他发电报，请求宽恕，他在复电中又重申了“罪在一人，不及其余”的原则，这些在当时都起到了瓦解郭军的作用。
战争结束，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韩麟春会合一处，讨论怎样处理郭军将领。与张作相老实宽厚的个性不同，吴俊升是表面一团和气，内心狠辣无情，同时在后期激战时，黑龙江军队也伤亡惨重，为此，他提出要对郭军将领一律追究，并将郭部军长一级和抵抗最有力的几名旅长予以处死。
张作相战前就有不扩大惩办范围的主张，他表示反对：“这是奉军内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郭松龄已经死了，别追究了，保留元气吧！”韩麟春也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力主从宽。
就张学良而言，郭松龄的部下就是他的部下，全部处理完了，他在东北军内部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不想株连过多，但最终杀不杀，还得张作霖说了算，而相比于张郭战争之前，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的发言权已大受限制，张作霖一看到他就骂：“我这点家当都叫你给折腾光了。”张学良不敢再多言，只好恳求张作相回奉说情，请求张作霖不要再多杀一人。
张作相向来都维护着张学良，听后立即赶回奉天见张作霖，并当面提出了郭松龄既死，其他人员一律免究的建议。
正好吴俊升、张景惠、王永江、杨宇霆等人也都在帅府，张作霖尚未定夺，张作相的建议就遭到他们的全体反对。张作相与众人竭力辩论达两小时之久，但室内空气仍无法缓和，“总得杀几个”的声浪还是不断响起。最后张作相急得哭了，他抽抽噎噎、若断若续地说：“那就先杀了我，免得再看发生惨剧。”
张作相在文武群臣中有着不错的口碑和人缘，见他这副模样，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张作霖实际对张作相持支持态度，不同意张作相的意见等于拂了张作霖的面子，于是也就一个个改弦更张，开始帮着张作相向张作霖求情。张作霖见状顺水推舟，给了一句“那就让小六子去看着办吧”的答复。
张作相生怕张作霖事后变卦，赶紧又叫通新民的电话，请张作霖把这一意旨亲口向张学良说一遍，至此，他才如释重负，放下心来。
演一场戏
张学良能够在民初一群政要的后人中脱颖而出，固然要归功于张作相、郭松龄等人曾给予的帮助，但也确有属于他的一套。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高层，耳濡目染之下，张学良对于如何掌权和拥有自己的实力，要比练兵用兵熟稔得多，这在战后处理郭案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张学良先对郭军将领进行了一次肃清，凡与郭松龄关系较深的老同学、老同事，均撤职不予录用。当时部队不在新民，而在后方的军官，以后也均撤职。然后是职务上的考量，中下级干部大多奉命行事，因此一律不予追究，照常任职。旅长以上的将领，除郭反奉时，被郭怀疑削去军职，或在郭军到新民后，就和张学良暗通声气的少数人得以官复原职外，其余都必须经其逐一考察。这样做既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原第三军团的骨干力量不致流失，仍可为其所用，又避免了军队日后再次生变。
在对旅长以上将领进行甄别时，张学良问他们：“你们说怎么办？”每个人的回答都不相同，有的说：“这是郭鬼子的所作所为，我是没有办法的。”还有的说：“这账，你找郭鬼子算就是了。”只有被郭松龄任命为军长的刘伟颇为倔强，没有把责任往郭松龄身上一推了之，当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伟字佩高）你怎么干这不是人的事（指附郭反奉）”时，刘伟坦然回答：“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
韩麟春当时在场，觉得刘伟勇气可嘉，是个汉子，在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后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刘伟原任第二旅旅长）。”最后这些高级将领只有刘伟一个人得以重掌军权，其余全部被安排了闲职。
看到大局已定，张作霖遂在帅府办公厅召开善后会议。他进入会场后，首先把头上的貂皮帽子摘掉放在大案子上，接着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才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说完，他把目光转向与会的袁金铠：“四哥（张作霖对袁的称呼），你把通电先宣读一下，明天就发表。”
袁金铠清了清嗓子，高声朗读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王永江字岷源）、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字兴权），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张作霖之所以要让人起草这封通电，直接起因是郭松龄到新民后，便抛开“清君侧”的一套说辞，直接朝他开了炮。在郭松龄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张作霖被口诛笔伐，大加指责。迫于形势的需要，张作霖当时也被迫发出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了人民生活，同时表示在张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
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既然前面做了这样的保证，后面就不能不有所交代，哪怕是演一场戏。
通常情况下，一场戏除了主演外还得有一众积极配合的助演。未等袁金铠把全篇电文念完，吴俊升就站起来连摆手带摇头地说：“嗯……嗯……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嗯……咱们一块儿撂下！”王永江也连忙站起来：“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惟有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有负国家人民倚托之重。”
战祸是谁引起的，张作霖说是他，但郭松龄最早的“清君侧”却指明是杨宇霆，此乃众所周知的事。杨宇霆不敢回避，继吴俊升、王永江之后，他站起发言：“苏皖挫败，乃至牵动全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
当时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正遭受国民军的猛烈进攻，形势岌岌可危，杨宇霆主张应加紧收编郭军残部，集中力量，先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到关内对直鲁联军进行策应，以求共同击败国民军。为此他呼吁：“这种危急存亡之际，绝不是大帅引退休养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言实际也就是表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直接说这次战祸仅一个月就得以平定，“全仗大帅洪福”，言下张作霖不仅无过，还有功。
眼见火候已到，再讲下去恐怕自己也要感到难为情了，张作霖站起身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
小六子上了贼船
随着“让贤”的戏份儿暂告一段落，张作霖突然脸色骤变，一边眼光四顾，一边询问军政执法处处长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闻声从后面角落里站起应道：“我在这里。”
张作霖大声对常荫槐喊道：“常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荫槐弄不清张作霖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刚想转身，就被吴俊升制止：“嗯……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
吴俊升虽然出身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但处事却极其圆滑，可谓是八面玲珑。他一眼就看穿了张作霖还在继续演戏，只是剧目由“让贤”换为“斩子”罢了，同时张作霖在剧中的虚情假意也都是一样的——嘴上喊着枪毙儿子，不过是要欲擒故纵，换一种方式为儿子擦屁股。
吴俊升两次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给张作霖圆场，足见其人聪明之处。张作霖暗暗高兴，他假装怒气冲冲地问吴俊升：“你有什么说的？”吴俊升答道：“嗯……过去没有张军长（指张学良）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
为了能够把戏演得更为逼真，张作霖当然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就过去，他把脚使劲一跺：“你胡说！”全场为之震动。
吴俊升忙说：“嗯……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
顺着这个现编的理由，“吴大舌头”越说越顺溜：“嗯……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嗯……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摆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经吴俊升如此演绎，张学良转眼之间价值倍增，张作霖再要“斩子”，等于就是不顾大局了。这时张作相也站起来要发言，张作霖大喊一声：“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
张作相显然是要继续为张学良说话，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张作霖所有部将中最偏袒张学良的一个，因而此时此刻，他说出的任何话，都可能是在帮倒忙。对于张作霖来说，有吴俊升的那些理由就足够了，用不着再画蛇添足，让别人产生自己护短的印象。
张作霖召开善后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贬新派，扬旧派。他对奉系内部的各个派别并无事先设定的成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新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示了价值，因而受到重用，可是这次反奉战争恰恰又是由新派一手挑起，而且竟然用他老张的军队来打他老张。倒是一群老兄弟们两肋插刀，带着貌似早已过气的旧派人马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让张作霖心存感激的这帮老兄弟中，既有一贯死忠于他的张作相、吴俊升，也包括一度离开的张景惠、汤玉麟。张景惠在张作霖最感绝望的时候甘愿同生共死，汤玉麟虽然曾犹豫彷徨，但在关键的巨流河一战中，还是义无反顾地率部出击，对郭军进行了截击，由此重获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认为他“作战英勇，为人可靠”。
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理智上，张作霖都感到有必要给新派泼一泼冷水，再为旧派点个赞。他说：“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
黑龙江骑兵旅旅长王永清出身土匪，绰号“天下好”，他不但袭击郭军后方司令部，造成郭军大乱和郭松龄脱离战场，而且还直接擒获了郭松龄。张作霖便把他拿出来作为旧派并不比新派差的证据：“‘天下好’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指郭军）打得蒙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
“我姓张的向来一秉大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张作霖确实可以做到无愧于心，甚至很多将领原来都不是出自奉系，与他素无瓜葛，比如李景林就是直隶人，只是单纯因为作战有功而受到了重用。回到郭松龄，又何尝不是如此，张作霖对郭松龄刚来投奔他时的落魄情景仍记忆犹新：“郭鬼子这个鳖羔子（鳖羔子指鳖的幼崽，东北方言中骂人的话），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到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
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张作霖对郭松龄反奉的真实起因看得很清楚：“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指汤玉麟，冯麟阁、汤玉麟、张作霖三人结拜时，汤居于老二）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
历史上李世民“清君侧”只是个幌子，为的是实施宫廷政变，争夺父兄手里的权力。当张作霖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一下子占了上风，突然又当场发作起来：“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眼看事情要糟，杨宇霆霍地站起身：“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率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他一个人。”
王永江老谋深算，立即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张作相、吴俊升心领神会，两人上前一左一右地架着张作霖退席，张作霖也意识到自己入戏过深，差点就要把戏给演砸了，于是便顺势装着不情不愿的样子，被张、吴架着出了会场，走之前还不停地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宴非好宴
之后张作霖又召开了一次军政首长大会，当然这次仍是做戏，只是对象变成了各法团领导人。会上，张作霖首先斥责了作战不利的军官，尤以汲金纯为最。汲金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就丢盔卸甲，所统领的第二十七师本为张作霖起家的基本部队，结果竟然让民团给缴了械，这次张郭战争又是他首先掉链子，直接导致张军大败于连山，因此被张作霖结结实实地痛骂了一顿。
骂完不得力的部下，张作霖对与会众人说：“我不善用人，出了这样的败家子，对不起地方父老百姓。天下英雄多得很，你们另选高明来接替我吧！”
虽然实际还是为了演戏给人看，但当触碰到“另选高明”这个话题的时候，张作霖却又一次动了真情，他越说越气，越气越收不住：“你们中间不是有人想要欢迎郭鬼子吗？好啦，我不干啦！”说着便站起来，手指奉天省议会议长范朗清：“范议长你不要走。”范朗清被吓得面如土色，他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王永江见状，急忙接过话茬：“不干当然是不干了，不但大帅不干，我们也不想再干下去啦，但是军事刚过，善后没办，地方疮痍满目，急需整理。我们把一些问题处理处理，然后让地方另举贤能接替吧。”吴俊升附和道：“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
这几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了起来，会场内的空气立刻得到缓和。张作霖按照上次会议的招数，站起身说：“你们大家商量好了！”然后便退出了会场。他一走，会议在王永江的主持下重开，各法团负责人不出意外地都一致慰留张作霖继续出任东三省首长。
“让贤斩子”的戏终于可以圆满收场了。隔了两天，张作霖在帅府召开的所谓民众大会上发言，向社会各界做最后一次交代。他训话的重点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显示威严，“谁想造反，郭鬼子就是先例”；第二层的大意是说他本不想干了，既然大家仍然推举，不得不接着做下去，但此后大家要安分守己，“一切听我的”。
内部的事情交代完并不是结束，真正难办的是张作霖单独和日本签订的那份密约。事实上，张作霖签完密约后，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一回去就拿给王永江看。因为当时郭军正兵临城下，情势十分危急，王永江怕影响张作霖排兵布阵的情绪，就没有说什么。直到郭军兵败，他才慢慢地跟张作霖解释：“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就等于承认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杨宇霆知道后说得更具体：“这是袁世凯‘二十一条’中的第十六条，我们不能那么做。”张作霖一听如梦初醒，顿时把肠子都悔青了，赶紧让王永江和杨宇霆想办法挽回。
王永江、杨宇霆的办法是召集议员开会，对密约进行反对和抵制。于是张作霖便用电话通知日方：“省议会通不过，所以我暂不能答应商租和杂居问题。”
随后张作霖又亲赴旅顺，就关东军在张郭战争期间提供的帮助进行答谢。为了还掉日本人的人情，张作霖此次自掏腰包，特地拿出一笔钱赠送给关东军。可是光这点钱，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哪里能够看得上眼，他们在意的仍是密约，而且他们很清楚，所谓“省议会通不过”只是个幌子，东北的事情只要张作霖点头，就没有通不过的。
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为张作霖举行欢迎宴会，准备在宴会上重提这件事。张作霖知道宴非好宴，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赴宴前，秘书问要不要为他起草一份答谢词，他回答说：“不用，他有来言，我有去语。”
宴会开始后，白川先致辞，提到郭松龄事件能够得以平息，对中日双方都有好处，“解决这件事我们（指关东军）也尽了力”。意思是当时许给他们什么还是要履行，不应找借口反悔。
张作霖早有准备，他在致答谢词时连称感谢，但在涉及有关密约的具体问题时却说：“我有两个图章，一个交给下边，处理一般问题时使用。一个由我自己保管，遇有重大问题，非盖这个图章不生效。”
说着，他真的从怀里掏出一枚图章给众人看，并表示怀里这个图章才是生效图章，而密约并没有盖这枚图章，所以不生效。“在郭松龄反奉时期，下边人谈些什么，他不代表我。”
签订密约时，由于双方都很仓促，所以协定确实不很规范，张作霖身边有一大帮外交方面的专家，当然能够看出来，张作霖也就以此钻空子。白川等人气得目瞪口呆，但又不好当场发作，宴会最终不欢而散。
张作霖如此做法，连奉系内部的人都看出他是“有点赖账”，日本人更不傻，都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日本政府尤其是关东军的很多人因此对张作霖十分厌恶，他们认为从直奉战争到郭松龄事件，若不是日本从弹药补给到作战指导都给予不少援助的话，“奉军就不会有今天的威武”，至于密约也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因为是“作为报答洪恩，奉军才进而提供了商租权之类的权益。”如今，张作霖居然“赖”得一干二净，实在是“忘恩负义”。
有仇必报
郭松龄在率部开赴新民之前，将魏益三部留在了山海关。郭部主力兵败巨流河后，魏益三拒绝张学良的招抚，正式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1月，张作霖一方面派兵讨伐魏益三，另一方面对山东境内的直鲁联军进行支援。
因为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一段时间内对关内完全无暇顾及。等到张郭战争结束，冯玉祥的国民军已进占京津，截断京奉、津浦两路，李景林被迫率直军退往山东境内。与此同时，直系方面的靳云鹗部又由河南进入山东，将津浦路兖济段切断，与张宗昌的鲁军在曲阜、兖州之间对峙。
北有冯玉祥，南有直系，令张作霖倍感压力，尤其靳军在山东的作战也颇为得手，倘若这两派真正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东北军，那就太危险了，于是他决定派张景惠专程前往武汉，与吴佩孚联系，希望双方能合力讨冯。
吴佩孚是有着书生般一根筋脾气的人，最恨朝三暮四、随风转舵之徒，他曾经对部下说：“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甲，我姓吴的生平不干这种事。”喜欢“干这种事”的是他曾经的部属冯玉祥，吴佩孚也因此对冯玉祥十分痛恨，即便佯装与孙传芳联合讨奉，其实还是想借机给冯玉祥一下子。
郭松龄讨奉，让吴佩孚见识到了另一个奉系的“冯玉祥”。早在张郭战争期间，他就打电报给张作霖，大意是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倒戈，想必你也很痛心，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帮助你。
有了这段插曲，张吴联手便得以水到渠成。张景惠到武汉后，迅速与吴佩孚签订了合作讨冯的协议。因为张吴合作，靳云鹗遂与张宗昌战前议和，并反过来协助直鲁联军，沿京汉线向河南的国民军发起进攻。
据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说，他也曾奉命先后拉拢孙传芳、吴佩孚，而且第一个找的就是孙传芳。只不过孙传芳神情高傲，对与奉系结盟表示不屑，当着町野的面，他声称：“我绝不跟张作霖这种坏蛋合作，也不必借用潦倒者吴佩孚的军队。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将统一天下，请你放心。”町野碰了一鼻子灰，扔下一句“竖子不足谈”，便放弃了对孙传芳的说服。
尽管孙传芳不肯和奉系合作，但对于张作霖而言，有一个吴佩孚愿意和他站一块也就够了。在东北军、直军、直鲁联军的三路攻击下，国民军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战局发生重大转折。冯玉祥以让出热河为条件，希望与张作霖达成妥协，但张作霖根本不想接这个茬。不仅如此，在侦知郭松龄之变实际亦为冯玉祥所鼓动后，他还打破原先对王永江等人许下的承诺，准备大举进兵关内以泄愤。
民初政坛很多风云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吴佩孚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对一切背叛行为都无比憎恶，张作霖则是有仇必报，打败了一定要报复，等到打胜了再让人。这跟他打牌的风格非常相像，同样是喜欢赢不喜欢输，输了很不高兴，但赢了再还给你没关系。
据说第二次直奉战后，张宗昌原本并没有分到地盘，他无事可做，就天天陪张作霖打牌，结果每天都大输。当时张宗昌也没什么钱，输了便叫部下替他还钱。他的参谋四处张罗，到处借贷，最后已经输到了数百万，张宗昌只好如实告诉张作霖：“我没钱了，部下的饷也发不出去。”张作霖一听，就设法让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办，山东相对来说是个富裕的省份，也等于张作霖是把更多的钱还给了张宗昌。
在张郭战争中，张作霖被看似不沾边的冯玉祥狠狠阴了一道，可以说是输惨了，那他就必须报复，为此可以不计代价，不论得失。袁金铠曾说：“张雨帅向来遇事一直向前钻，顾头不顾屁股，加上杨宇霆从后面向前紧拨，将来不撞在墙上不休。”张作霖确实就是这样的人，上了马绝不肯再下来，除非对手已经自动倒地。
钱从哪里来
张作霖欲再次举兵入关的想法，引起了以王永江为首的“文治派”的极大不安。奉天本为天府之国，在王永江的悉心治理下，吏治财政也都拥有了一定的基础，若能循序渐进，保境安民，实足为乱世中的桃源之地。王永江也常劝张作霖“修文偃武，保境安民，刷新政治，自强不息”，张作霖嘴上答应，实际却总忘不了中原逐鹿，硬是要以关内一隅之地与天下争衡，结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自食其言。
最早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张作霖纳杨宇霆之言，实行“整军经武”。无论是扩建兵工厂、购买飞机，还是扩充军队，都需要巨额投入，钱从哪里来？只能从奉票中来，实际就是靠官银号不断地加印钞票。
当时国外发行的纸币是可兑换的，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或相当于三分之一现金的实物作为储备，否则纸币就不能稳定。因为奉票不可在省内兑换，所以东北官银号发行纸币时虽然也要有一定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额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储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纸币。问题是即便这样，纸币发行也不是不受限制，一旦达到滥发的程度，必然导致币值跌落，物价飞涨，金融混乱，民生日蹙。
张作霖自督奉以来，军费向来不受预算限制，而且他和杨宇霆均志在事功，对花钱毫无概念。各方政客和势力来东北要钱，张作霖总是以“个人机密杂费”的名目大笔一挥，予以批准。王永江对此颇有微词，说：“总字（指张作霖）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故易上当，而不承认。”杨宇霆作为兵工厂督办和“整军经武”的主要发起人，自然更是花钱的祖宗。每当王永江稍加整顿，使金融稍有起色时，就会发现杨宇霆又在买机械购军火，扩充兵工厂了，于是奉票也跟着旋起旋落，始终无法稳定。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王永江这样诉说自己的苦衷：好像在防洪水，筑起了一丈的堤，杨宇霆马上就会将之去掉一尺，于是“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
王永江固然是财经高手，可是碰上这么多败家的，也徒呼奈何。他曾反复向张作霖谏言：“奉省应速改方针，发展民治，缩小军备，导中国裁兵统一先声，固中国长治久安之策。”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打响前，又力劝张作霖，说战事一旦结束，“我们什么也不要”，更不可留恋北京，因为“北京是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开发东北，大有可为”。
张作霖当时对此建议表示欣然接受，然而仗一打赢，便忘乎所以，仍像以往一样“棋胜不顾家”“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的授意下，东北军不但没有退回关外，反而乘胜南下，大肆扩充地盘。王永江对此痛心疾首，愤而批评张作霖“无信义，终不能成大事”。
因为没有听王永江的话，见好就收，张作霖偷鸡不着蚀把米，把关内地盘几乎丢尽不算，还直接导致郭松龄发起了反奉战争。张郭战争对东北经济和财政可谓雪上加霜，奉票原来十八元尚可换现银一元，这时发展到六十元才能换到现银一元，很多普通人家因此被逼得倾家荡产。王永江算一算，一年来，奉天的军费、兵工厂经费、经常性军事开支、张作霖的“个人机密杂费”总计已达五千一百万，而奉天全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两千三百万，尚不及总支出的半数。他断定，“奉天省将无法实施民政，财政破产乃为必然之势”，以及“郭叛以后，非数年休养生息，难复元气”。
作为唯一的弥补之策，王永江要求张作霖从速放弃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染指关内，同时“裁节军用”，将兵工厂缩小十分之四，军队减少到三个乃至四个师，张作霖的“个人私密杂费”也必须废止。后者因遭到军队武将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对于前者，张作霖开始有所应承，在通电中声明要“修明内政，不勤远略，与民休息”，但是话犹在耳，东北军就又敲响了大举入关的鼓点。
眼看自己费尽多年心血才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最终都将一股脑儿毁损于战火，王永江心力交瘁，导致左眼失明。1926年2月，他请假回金州原籍探亲，便在故里给张作霖写了一封辞职信。张作霖自然要再三挽留，王永江就说我复职可以，但必须同意“裁节军用”的改革建议，这让已经骑虎难下的张作霖犯了难，只得准其辞职，另选他人为奉天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
王永江辞职，在东三省政界尤其是“文治派”中引起了地震般的连锁效应，吉林省长王树翰、黑龙江省长于驷兴均自动引退。这对张作霖打击不小，曾对人说：“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
炮兵群
纵使张作霖曾经那么信任王永江，王永江又以辞职相规劝，却仍不能动摇其纵兵入关的决定。自1926年2月下旬起，随着张作霖一声令下，东北军大举入关，随后便会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向国民军发起猛攻。国民军抵挡不住，包括京津热河等地盘一一丧失，甚至一直被夹在奉冯中间的段祺瑞亦受池鱼之殃，被迫通电引退。
冯玉祥焦头烂额，为了减轻压力，只好通电下野，前往苏联考察，所有国民军均被改为西北军，由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统一指挥。张之江坐镇张家口，将其主力部队向察绥撤退，借以保存实力，同时以一部分军队留守南口，以阻追兵。
张作霖调兵遣将，对南口形成了三面大包围之势，但却迟迟未下达攻击令。原因是他在入关后，即与吴佩孚商定，由吴主持南口战事，进攻南口也以直军为主。另外，直鲁联军收复天津后，张作霖任命张宗昌的大将褚玉璞当了直隶督办。李景林对此心怀不满，想脱离东北军，另谋出路，被张作霖及时发现并加以追缉，这就又耽搁了不少工夫。
1926年6月，吴佩孚亲自指挥和发起南口之战，他将攻占南口的任务交给直军大将田维勤，并告诉田维勤，如果攻下南口，即以察哈尔都统相酬。无奈田部多由投降过来的西北军所改编，与西北军稍一接触便马上溃散，很快就由六个旅变成了两个旅。
就在南口久攻不下之际，吴佩孚的后方又起了火——北伐军攻入湖南，相关告急电文雪片似的一日数至。万不得已，吴佩孚只得南返救急，北方军事转交张作霖负责。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乃是东北陆军的全盛期，拥有总数达六个军团的雄兵，然而张郭战争改变了这一切。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除对东北经济和民生造成极大打击外，也严重削弱了东北陆军的实力，其损失甚至超过两次入关作战损失的总和。东北陆军由盛转衰，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便将所余的大部分步兵精锐和全部炮兵都编入第三、第四军团，以便集中使用，也可以说，这两个军团是当时东北军中力量最强、装备也最为精良的部队。
第三军团长为张学良，第四军团长为韩麟春，按照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模式，两军团实行合署办公，称之为联合军团。东北军曾有“五虎将”的说法，“五虎”分别为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如今姜登选、郭松龄已亡，李景林离奉而去，能被称为东北军名将的便只剩下了韩麟春、张宗昌。韩麟春不仅在指挥作战方面有突长，而且军事素养也要远高于张宗昌，张作霖让他辅佐少主，很明显地有替代过去“张郭配”（张学良与郭松龄）之意。张、韩在军团内也分工明确，张学良本身缺乏独立指挥大战役的能力，因此掌握的是财政和人事方面的权，军事指挥主要由韩麟春负责。
这次为了在“常胜将军”吴佩孚面前争一回脸，张作霖将联合军团和直鲁军全部投入战役，韩麟春、张宗昌这两员虎将也都被用到了刀刃之上。
1926年8月1日，东北军对南口发起进攻。南口系山丘地带，且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可就近从京绥路上征发铁板、枕木、水泥及铁丝网等物资。利用张作霖迟迟未下达攻击令的那段时间，西北军在山上构筑了坚固工事，这也是吴佩孚的直军难以攻克的原因之一，不过等到东北炮兵开上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东北兵工厂可以自己生产大炮，但好马配好鞍，没有高素质的炮兵，再多的大炮也只是摆设。说起东北炮兵，就不能不提一下张郭战争时的那个炮兵专家邹作华。邹作华人称邹大虎，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读的都是炮科。他最早服役于皖系的西北边防军，任野炮营营长，在直皖战争中，他和他所属的野炮营被奉军收编，由此奉军才开始有了建立炮兵部队的基础。
因张学良也是学炮兵出身，对炮兵很重视，所以邹作华加入奉军后，即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和提拔，他的野炮营扩编为炮兵第四团，隶属于张学良、郭松龄的“二六旅”。作为东北炮兵创始和扩展的关键人物，邹作华对炮兵的技术、射击两门教育抓得非常实在，专门主办了东北炮兵军官教育班和炮兵研究班。在这两个班的倡导下，东北炮兵的素质得到极大提高。他们可以单纯依靠图上作业，在无观测无试射的情况下开始效力射，还掌握了占领遮蔽阵地的技术，观测器材则从炮队镜发展到精微仪测远机，这在民初的国内炮兵中都是很先进的。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东北军最厉害的就是炮兵”。
早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东北炮兵便表现不俗。那个时代国内炮兵包括直军在内，经过正式训练的不多，而且多数都是买国外的炮，一门炮顶多带五百发炮弹，只有东北军的炮兵不单训练有素，而且由于后方能大量提供火炮以及炮弹，在战场上没有束手束脚的感觉。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山海关战役，一阵炮击过去，直军很多带掩盖的野战工事就都被摧毁掉了，直军的炮兵阵地亦受到压制，只是郭松龄在指挥上存在一些问题，以及步兵未能很好地利用炮击成果进行突破，才使炮兵的价值打了折扣。
邹作华虽然在张郭战争中当了郭松龄的参谋长，但因为他是张学良提拔上来的，而且在巨流河战役中又发生了神秘的炮弹不安引信事件，所以事后不仅没有受到处分，还被继续委以重用，担任了炮兵军（隶属于联合军团）的军长。在此之前，国内各军事集团都没有炮兵成军的先例，东北军创造了一个纪录。
作战时，邹作华将参战炮兵部队编组成左右中央各炮兵群。每一个炮兵群所使用的火炮都不是单纯的山野炮，而是依情况分别配属榴弹炮，同时部队也不是一个连一个营地使用，而是集结各类炮兵营，组成一个密集的火力集团。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炮兵群战术，国内其他部队纵有炮兵，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火炮的大规模有效运用，使得南口战役的激烈程度为有史以来所鲜见。张学良当时担任的是后方总司令，但仍清晰地记得：“我们有两个炮团，七十二门野炮，最少也打了五六万发炮弹。这个炮弹虽与外国的炮弹不一样，没有那么好，可毕竟也是炮弹啊！”西北军在南口构筑的最坚固阵地称为“红工事”，最终也在凶猛的炮击下遭到毁灭性摧毁。
8月12日拂晓，东北军又投入新组建的坦克车大队，以坦克大炮作为掩护，向南口发起总攻。经两个昼夜激战，西北军全线溃退，南口至张家口一带尽为东北军所夺。
做一帝
北方的南口战役刚刚结束，南方战场上直军又再度败北。尽管吴佩孚使尽了浑身解数，但所部根本就挡不住国民革命军的猛烈攻势，他自己也在卫队的保护下，从汉口逃往河南。
直军在南北战场中的表现，证明继皖系之后，直系也已沦为明日黄花，而奉系则成为当时北洋最大的实力派系。作为奉系首领，张作霖水涨船高，无论是他自己还是部将们，自我感觉都好到要爆。1926年9月，奉系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韩麟春首先发言，说各省军民都已派代表赴津，要拥护张作霖做海陆军大元帅，“以便统一军政大权，迅速平息内乱”。
韩麟春话音刚落，张宗昌立刻高声附和：“既然各省代表们都愿意，我也很赞成。那么，老将，你就做一帝吧。”接着他又吹胡子瞪眼地说：“俺们的士兵只要多练习编草鞋，准备着用，然后一声令下，三推两搡就可以打过长江去。”
张宗昌所说的“做一帝”当然不是像当年袁世凯那样称帝。袁世凯以他的悲惨结局告诉人们，龙袍不是不可以穿，但只能以其他能让世人接受的名目来穿，比如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或内阁总理，后者同样可以君临天下，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张宗昌的话可算是说到张作霖的心坎上了。屡次称雄关内，使得他逐渐不满足于做“关外王”。毕竟，哪怕是一个可以遥控中央政局的“关外王”，与坐金銮殿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啊。早在张郭战争时，瞽目术士张震洲在预卜吉凶时，就说张作霖不但可以“逢凶化吉”，而且作为“大命之人”，他还将有“九五之尊”。张作霖认为现在正应了此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过下称帝瘾了。
就在大部分人都热情高涨的时候，杨宇霆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南方战事未平，在军事上尚没有直接把握之前，不宜过早“登基”。自王永江辞职后，张作霖原有的左膀右臂只剩下杨宇霆一人，他对之言听计从，于是便决定接受杨宇霆的意见，暂时把“称帝”一事放一放，看能不能先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群雄。
张作霖要做盟主，北洋内部自然都无话说，就连以前反奉最力、架子摆得最足的孙传芳也开始拥戴其为北洋领袖。孙传芳属于直系的后起之秀，也是直系在吴佩孚之外的另一个能战之将，不过在江西战场上他同样被国民革命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不得已，他只好掉过头来，乞援于张作霖。
得知张作霖正驻于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特派代表杨文恺前往奔走接洽。杨文恺到天津后首先找到了张宗昌，张宗昌答应帮忙疏通，他还诙谐地对杨文恺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孙传芳、杨文恺均为士官生），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啦，咱们一起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孙传芳字馨远），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经张宗昌疏通后，张作霖亦认为孙传芳尚有一部分实力，可以利用他在长江一带抵御国民革命军的北进，因此答应与其合作，且既往不咎。
孙传芳得信，即微服潜赴天津，预备晋谒张作霖。孙传芳是导致当初奉系南下失败的始作俑者，甚至可以说他还间接引发了郭松龄的反奉战争，奉系将领对之怀恨在心的不少。据说杨宇霆就极力劝张作霖乘机杀之，以泄旧恨，同时根绝后患。张作霖对杨宇霆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不打不成交，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
他还语重心长地进行剖析：“现在馨远（指孙传芳）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堵塞贤路吗？”
张作霖一边说服杨宇霆等人，一边派张宗昌、张学良前往迎接孙传芳。对这件事，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起初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看到张作霖正坐在椅子上看电报，然后副官送来一张名片，张作霖摆摆手说：“不见，不见。”町野觉得张作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于是便从副官手里要过名片，一看是“孙传芳”。
新盟主
此前町野为了促成孙传芳与张作霖合作，曾在上海跟孙传芳吵过一架，还遭到了冷遇，现在看到孙传芳居然主动上门拜访，张作霖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他马上对副官说：“请他来。”
一会儿，孙传芳由副官领着进来了。这时张作霖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町野则特意坐在一张大安乐椅子上，摆出一副“有如张作霖的头子的态度”。进来之后，孙传芳很自然地向张作霖跪下，但张作霖却面朝里面不加理睬。町野见状，心里自然大为受用，原先的那股郁闷情绪也烟消云散。他装出既往不咎，大人有大量的样子，拍着孙传芳的肩膀，请其站起来。
孙传芳站起来后可怜巴巴地说：“我受到陈诚（北伐军指挥官，蒋介石的大将）的攻击，只身幸免于难。我愿意拿出我的地位、财产，一切的一切，请你们救救我。”
张作霖仍不作答，町野就让副官“把杨参谋长请来”。杨宇霆即时赶到，町野对他说孙传芳因为这个那个理由而来，“请你好好帮助他”。说罢，就志得意满地进房间去了。按照町野的说法，孙传芳第二天还和他碰了面，但一句话也没说，此后张孙联盟也告吹了。
如果町野的这段记述没有任何虚构的话，他所见到的一切，不过是张作霖、孙传芳、杨宇霆为了考虑他这个日本人的感受，所额外加演的一个小品而已。当他不在场的时候，真实的场景其实是这样——孙传芳一进蔡家花园，看到张作霖早在台阶下迎候，忙执晚辈礼，往前紧走几步，向张作霖深鞠一躬，嘴里连说对不起大帅。张作霖笑着安慰他：“你辛苦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会晤时，张作霖问孙传芳还有多少部队，孙传芳恭敬地回答：“直属部队有五万余人，五省联军共有二十多万。”张作霖听到这里，对在座的人说：“我们东三省的部队还有八十多万，连同直鲁联军不下百万。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干，就是退到哈尔滨，剩下一团人，也要干到底。”
张作霖的这番表态让孙传芳很是激动，他紧跟着说：“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来。”孙传芳的这个比喻尽管听上去有些不伦不类，但却很符合当时众人的心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说话“又漂亮，又爽快，真够朋友”。
孙传芳拜见张作霖的消息很快见诸报端，标题为“孙传芳拜山”。“孙传芳拜山”的最初结果，是孙传芳归附奉系，成为新晋的东北军将领。张作霖则承诺大量支援他粮饷械弹，以便他能够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继续指挥东南各省的军队与“党军”（指北伐军）进行对抗。
1926年12月1日，在北洋各派的拥戴下，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这样他就在事实上成了北洋的新盟主。
张学良点评张作霖，认为父亲有诸多缺点，唯“外交”（此处专指国内政坛上的交际）上的功力自叹弗如，说：“我父亲他比我行，他这人很会办外交，他很会利用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大智。我以前只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将。”
顶着北洋新盟主的光环，张作霖启程入京。看到政府首脑的位置空着，他禁不住心痒难耐，又想到了“称帝”，于是打算事不宜迟，在元旦时就“登基”，做一回临时总统或者临时大元帅。
杨宇霆对此依旧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在现有情况下，张作霖如果急于直接出面组织政府，一定会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并将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杨宇霆的力谏下，张作霖只得同意暂且忍耐，尽管如此，他仍心有不甘地对杨宇霆说：“我终究非干它一下（指当总统）不可。”
杨宇霆在政治外交方面有着突出的才能，就像当初徐树铮辅佐段祺瑞，他也样样都为张作霖考虑到了。张作霖在天津时曾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过一个靳云鹏内阁，这一内阁除总理靳云鹏外，内阁成员不是出自奉系，就是出自鲁系（指以张宗昌为首的小派别，隶属于奉系）。杨宇霆向张作霖指出：“我反对组织一个以奉鲁系为核心的内阁，用‘家天下’代替‘公天下’是政治愚蠢的表现。”张作霖觉得言之有理，到京后即对内阁进行改组，重新成立了顾维钧内阁。顾维钧是有名的职业外交家，内阁成员也多数与奉鲁系无关，这样就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内阁的超然地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敌的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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