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不提到日俄战争。按照战争结束时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除俄国之前从中国租借的旅顺、大连被转租给日本外，俄国还将中东铁路南段（也即南满铁路）以及沿线的行政、司法、警察及驻军权转让给日本。这些权益被日本统称为“满洲特权”，日本人对此非常在意，认为是他们花了数十万人命才从俄国老毛子手中抢得的战果。
《朴次茅斯和约》达成时间不久，日本军政界就发生了激烈争论。以“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为代表的一批军人主张，应当以战争期间设立的“军政署”为基础，尽量扩大“满洲特权”，而以伊藤博文、西园寺等人为代表的政坛元老们则认为东北毕竟还是中国领土，不顾条件地霸王硬上弓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他们的意见是只要维护好既有的“满洲特权”即可，没必要扩大。
当时元老派对日本军队还拥有很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连儿玉这样在日俄战争中打出名堂的军人也不得不服，以后“军政署”便被全部关闭。日本陆军当局虽在“军政署”问题上败给了元老派，但一些人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仍企图通过“满蒙独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顾问
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有人宣传说中国虽然要发生革命，但与日本利益相关的“满洲”万万不能有革命，“满洲有张作霖、冯麟阁、张景惠等绿林头目，如果领导这些人，令满洲独立，则可防止革命”。
一个叫町野武马的日本政客听了这话后，就赶往奉天去扶植张作霖，其间共在张作霖家住了一个月之久。与此同时，另一群日本人也在奉天上蹿下跳，为首者名叫川岛浪速，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据说他在日本陆军当过翻译官。川岛这些人的胃口更大，他们不仅想让“满洲独立”，内蒙也在其计划之内，此即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
在“满洲独立”上，町野与川岛有着共同点，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町野要抬出的是张作霖，川岛寄予希望的却是宗社党，他与宗社党骨干肃亲王善耆关系密切，善耆甚至还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给川岛做了养女，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大间谍川岛芳子。
大家都要抢生意做，自然就会产生冲突，川岛一群人中甚至有主张要杀掉町野的。有一天，町野偶然在奉天碰到了他们，他们对町野说：“你不要妨害我们的工作。”町野矢口否认：“我并不是来妨害你们的。”
“如果是那样，你能不能帮我们？”
“我不干办不到的事情，对不起，我先走一步。”
就这样，町野被挤出了奉天，但川岛及宗社党也未能成事，“满蒙独立运动”很快便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民国登场，袁世凯所任命的奉督又成了日方关注的对象。从张锡銮督奉起，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在他身边设置日籍顾问，起初张锡銮当然不愿意，但是吃不消对方一再逼迫，在答应只需付薪水，无任何其他附加条件的前提下，才同意雇用町野等日本人为军事顾问。
袁世凯在任末期，中日围绕“二十一条”进行交涉，战事一触即发，因为害怕中日开战，东北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附属地（日本对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称呼）。身为军事顾问的町野接到上级的训令，告诉他一旦发生战争，必须搬进张锡銮家，“俘获张锡銮，不要让他逃跑，使其统治满洲”。于是他就真的跑到张锡銮家，说要搬进去住，张锡銮问为什么，町野也不隐瞒，当下就把训令的内容告诉给了他。
张锡銮原本对町野并不信任，但町野能够实话实说，而且还要力保他，让他一下子对这个日本顾问有了好感。自此以后，日本顾问便都可以住在督军公署，和督军的家人一样出入起居了。
当时附属地内中日双方的军民经常发生冲突，张锡銮为此很头疼，就试探着问町野：“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冲突？”町野一拍胸脯：“这很简单，只要我出去走个十来天，一定可以办到。”
町野从张锡銮领了三万元经费，然后前往各附属地，每到一个附属地，就宴请和招待中日双方的要员，协调彼此间的关系。经过他的一番斡旋，冲突事件果然大为减少。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人就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但清国人对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之不治之症。”民国其实也没比清国好上多少，某些方面可能还更差。倒是日本的政客除了不顾一切要达到其政治目的外，很少沾染行贿受贿的恶习。町野对于经费就非常节省，有时在活动中还自掏腰包，十多天过去，一共只花了四千多块钱，其余都交还了会计，这一点无疑也增加了包括张锡銮在内的中方官员对他的好感。
张锡銮去职后，町野闲了一段时间，直到张作霖就任奉天省督军，他被派去给张作霖当顾问。
当年町野期待张作霖的两件事，一为赶走革命党人，一为发起“满洲独立”，前面一项张作霖做了，后面一项却没做。在町野看来，张作霖其实是“接受了革命军的任务，做它的师长（指担任二十七师师长）”，背离了初衷，因此拒绝去见张作霖，还说：“我不想到绿林出身、没有大志的人那里去。”
张作霖深知对付日本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跟町野相处过一段时间，又看到町野在替张锡銮方面确实肯出力且见成效，便很希望这个日本人能去帮他，即便对方说了不好听的话亦不以为意。
在张作霖的坚持下，町野来到督军府，不过当着张作霖的面，还是冷笑着讥讽他没出息。为了把町野留住，张作霖当场表示他是有大志的人，而且要么不立志，要立志就干到底。按照町野的说法，张作霖和他约定了要“共生死，取天下”，这样他才最终同意给张作霖当顾问。
此时对在促使“满蒙独立”过程中究竟应培植、使用哪一类人，日本内部的意见仍不一致。特别是在民国建立后，宗社党在东京重新成立，善耆、川岛等人继续试图复辟，他们通过游说，将仇恨汉人，向往“蒙古独立”的蒙人巴布扎布也拉进了宗社党。刚刚上台的大隈内阁见有机可乘，便开始支持军方干掉张作霖，以便乘乱造成“满蒙独立国”。于是在袁世凯称帝期间，日本一边派人到华南去出钱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反袁力量，一边派现役联队长土井市之进大佐等人进入东北，计划伺机暗杀张作霖。
1916年5月，在奉天满铁附属地内，土井召集日方有关军职人员开会，具体密商如何干掉张作霖，町野也应邀出席。町野一贯主张扶持张作霖，他认为通过张作霖来实现“满蒙独立”，要比发动没有把握的暗杀和暴动更靠谱。
我头一个不依
尽管遭到町野的极力反对，土井仍选择了将暗杀行动进行到底。5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途中必须经过奉天，张作霖和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同前去迎接。之后，两人分头坐马车离开，就在途经小西边门时，埋伏在那里的杀手突然投出炸弹，当场炸死了五六名警卫——事后矢田察看现场，看到爆炸现场惨不忍睹。他捡到一颗没有爆炸成功的炸弹，拿去给一位日本将军看，那位将军马上辨认出来，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
幸免于难的张作霖见势不好，急忙跳下马车，戴上警卫的帽子，并骑上警卫的马，在马队保护下绕道回署。结果当他们跑到奉天图书馆时，又再次遭到炸弹袭击，由于张作霖策马飞奔，炸弹在其身后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仅仅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
这次未遂的谋刺案在迫使张作霖加强戒备的同时，也增强了他对町野的信任和亲近，因为他很快就得知，町野不仅在土井主持的暗杀会上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且还曾声言：“谁要动张作霖一根毫毛，我头一个不依。”
自此以后，张作霖便把町野视为自己的日籍幕僚兼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主要任务是联络日本朝野各派要人，以争取日本在把他视为“忠实外藩”而不是敌人或障碍的情况下，少找他的麻烦。每次张作霖都依张锡銮例向町野提供三万元交际费，而町野剩余多少，也会把结余下来的钱全部缴还给替张作霖管钱的五太太寿夫人。
可是町野等人在当时只是少数派，大隈内阁的主流意见仍是要建立“满蒙独立国”。在谋刺张作霖的同时，巴布扎布又亲自率部南下，准备攻打奉天城。
就好像当年的陶克陶胡一样，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说，巴布扎布分裂国家，罪在不赦，但因为打着“蒙古独立”的旗号，又使他在部分蒙人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就在巴布扎布部南下途中，不断有蒙古人参军，使其兵力迅速扩充到了三千多人。
蒙军一路上跟奉军打了很多仗，屡屡攻破城池。1916年7月中旬，蒙军进逼洮南，形势十分危急。张作霖闻讯急派吴俊升统兵前往突泉进行阻击，突泉一战，吴俊升肩部受伤，但击毙了蒙军达五百余人，并成功阻击其南下。因在突泉受阻，巴布扎布转而谋攻郑家屯，张作霖立派奉军前往郑家屯进行防守，蒙军只得继续东窜。在此过程中，双方交战多次，蒙军受到重创。
见几条南下路径均被阻住，8月初，巴布扎布指挥蒙军向南满铁路上的要站郭家店开进，欲通过郭家店一举攻下奉天省城。鉴于军情紧急，张作霖要求日本允许奉军经过南满铁路，乘车前往郭家店，但被日本以严守中立为借口予以拒绝。
至此，对于“此次蒙匪南犯确有日本从中计划主持”的背景，张作霖已经十分清楚，也知道对付巴布扎布必须面临可能开罪日本人的风险，但他仍令部队由长春徒步行军至郭家店。
奉军开到郭家店附近后，立即对蒙军进行围追堵截。在十多万奉军的猛烈进攻下，蒙军终于力不能支，最后被迫逃入郭家店据守。正当奉军要对被围的蒙军发动歼灭性攻击时，张作霖突然接到报告，郑家屯爆发了由日军挑起的武装冲突。
事情发生在8月13日当天，直接起因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纠纷：郑家屯的一个儿童误将瓜水泼在了路经此处的日本商人吉本的衣服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吉本想从那名儿童手里买鱼，因儿童嫌他出价太低，不肯出卖），吉本出手打了儿童。当地奉军第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个士兵上前劝解，吉本蛮不讲理，跟士兵扭打起来。
要打架，吉本自然很难从士兵身上占到什么便宜，于是他就恶人先告状，向当地日本警署提出控告。听说中国士兵打了他们的人，日本警察河濑即向其守备队求援。日军守备队队长井上大尉派二十余名士兵随河濑去奉军骑兵团寻仇，当他们走到团部门口时，遭到守门卫兵阻拦。日军用刀砍伤了卫兵，又开枪打死了两名奉军士兵。奉军被迫实施自卫还击，与日军展开枪击，双方互有伤亡，日军共被打死十二人。
段子
张学良晚年回忆父亲的事迹，说张作霖驻军新民府时，当地也驻有日军，两边军营都有人逛妓院，因为一言不合，发生群殴。张作霖的士兵被打死了两个人，张作霖为此火冒三丈，非要对方偿命不可。日军方面自知理亏，便提出给每个被打死的中国兵各赔五百两银子。张作霖不听犹可，一听更火了，过了三天，他也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对方闹上门来，他双手一摊，说那我还是按照前例，一人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
张作霖驻兵新民时没有与日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记载，有据可查的便是郑家屯事件，很可能张学良自己在回忆中把二者混淆了。郑家屯事件爆发时，正值奉军与蒙军激战于郭家店，于是日方就趁机对这一事件进行扩大化，以便转移张作霖的注意力，对已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的蒙军进行掩护。秉承日本参谋本部的旨意，井上先是提出“凡中国军队均须退出城外三十里”，继而照会张作霖，要求驻郑家屯至四平街沿线三十里内的奉军全数撤离。
中国驻军撤离后，日军占据了奉军的所有营房，并非法架设军用电线电话。至1916年8月底，从各方增兵开进郑家屯的日军已达一千五百余人，日本还计划调集八千人开赴郑家屯，其意图显然已不仅限于为蒙军打掩护。有证据表明，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要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东北“门户开放”之际，以军事实力压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并进一步吞并“满蒙”。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十五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对郑家屯事件的背景和日方的真实意图，北京政府最初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以为系偶然发生之冲突，且系地方上事件”，于是命奉天当局直接与日本交涉了结此案。张作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进行交涉，但日本政府拒绝在奉天谈判，他们强硬要求由日本公使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方面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当时袁世凯刚刚去世不久，中日关系尚未完全缓和，如果张作霖处置不当，轻者可能滚鞍落马，乖乖地把位子让给冯麟阁等政敌，重者将导致东三省沦丧，“九一八”事变提前上演。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恐怕不太可能意气用事，更无法轻率地说出“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一类的段子。后者倒与当时流传于东北民间的一些传说相辅相成，这些传说夸大了张作霖与日军对抗的行为，虽然听上去鼓舞人心，其实反倒显得当事人颟顸无知，毕竟国事不是儿戏。
事实上，张作霖既没有任着性子胡来，也没有消极等待，他急令奉天外交人员及郑家屯当地驻军调查事件原委，而后写成报告书送交北京外交部。在外交部对案情还茫然无所知的情况，张作霖提交的报告书不仅避免了自己成为事件的替罪羊，也为中央对日交涉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
在中央出面展开交涉的同时，张作霖也没敢闲着，他一面电致北京政府，请求增兵以备万一，一面派身边的另一名日籍军事顾问菊池武夫到郑家屯进行调查（菊池的军衔为中佐，町野只是少佐，所以由菊池出面）。说是调查，实际是让菊池做调停人，希望能够大事化小，把紧张局面缓和下去。当着菊池的面，日方不惜撕下“中立”伪装，公开出面保护蒙军，他们让菊池给张作霖带话，以奉军“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由，要求奉军立即与蒙军停战，对巴布扎布也勿予追究，否则的话就将施以武力。
听菊池传达日方要求后，张作霖进行了审慎研究。他考虑到，郭家店确属南满铁路附属地，一旦奉军在此处与蒙军大打出手，即便没有郑家屯事件的影响，也很容易给日本人授以口实。为了不使东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他只得下令停战，同时派菊池再次与日方联络，表示同意日方提议，对蒙军不加讨伐，令其安全退回蒙境。
事情到了这一步，似乎张作霖跟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该服软的时候还得服软。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因为他还给心腹部下们另外下了一道绝密命令：“令该匪逃出，俟离站较远即行痛剿，免为外人藉口。”
什么意思？你总不能在车站里待一世吧，等你离开郭家店，到远一些的地方我再灭你，那样更干脆，还让日本人说不得闲话！
把柄
从1916年8月19日起，围绕郑家屯事件，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权助展开谈判。谈判期间，张作霖并未袖手旁观，他采取了积极介入的态度。
郑家屯事件缘起的最关键问题，是谁寻衅在先。日方在谈判中恶人先告状，声称武装冲突是因“中国兵发炮挑斗”所致，且奉军对日军实施了“猛烈攻击”，为此他们曾将两名中国商人抓起来，逼其画押，以制造伪证。张作霖得悉后，于8月28日急电北京政府进行揭露，外交部据此发出声明，认为逼供不能作为证据，从而使日方制造伪证的行径未能得逞，己方也得以从最初的极度被动中慢慢摆脱出来。
不管谈判进行到哪一步，总之奉军在郭家店方面是没有再发动进攻。有日本人在背后撑腰，本已濒临绝境的巴布扎布和蒙军又来了精神，他们在郭家店竖起一面一丈多长的黄旗，有人把它看成是象征复辟的清朝国旗“黄龙旗”。一时间，这些人张牙舞爪，不知怎样显摆才好了。
配合着官方行动，日本国内的许多报章杂志也极力对巴布扎布进行吹捧，先把他描绘成一个“躯干高大，容貌非凡，具有将才霸气”的“常胜将军”，继而又称其“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雄才大略，有图谋蒙古民族复兴之壮志”。经过内外这么一包装，巴布扎布俨然成了“成吉思汗再世”、蒙古独立的英雄，善耆等宗社党要员脑子一热，干脆把自己组建的约八百“勤王军”也运抵郭家店，由巴布扎布统一指挥。
“勤王军”一出，立刻被张作霖抓住把柄。因为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对宗社党人历来是严惩不贷，宗社党把“勤王军”拨给巴布扎布，就表明二者已经合流，当然也应与之同罪。张作霖遂正式通告日方：“蒙匪既与勤王军联合，中国军队不得不大举讨伐。”随着他一声令下，奉军打破与日本刚刚订好的“协约”，对撤出郭家店的蒙军发起猛攻，并在1916年9月2日予蒙军以重创。
同一天，中日进行第四轮谈判。出面谈判的外交总长陈锦涛根据张作霖的八条意见，对日方进行逐条批驳。此前一直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反复纠缠的林权助立即陷入被动，只得以“此案实无深究之必要”进行搪塞，以后又承认事件中的日本警察河濑处理不慎，日军也“稍有过分者”。
虽然理屈词穷，但林权助倚仗着自己国家有实力，仍以郑家屯事件为借口，非常蛮横霸道地提出了八条要求。在这八条要求中，除对有责任的中方官兵予以免黜或惩处外，还包括向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向东北各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等。中国外交部自然不能同意，双方争执激烈，尤其在派驻日本警察一项上更是互不相让，后来该项也成为每一轮谈判的焦点所在。
日本政府一边在谈判中实施逼迫式打法，一边仍没有忘记继续维护自己的工具。9月3日，眼看蒙军即将被歼，日军开始直接对其实施援助。蒙军原先的武器主要由日本政府和宗社党偷运提供，南下这么多仗打下来，军械子弹已经十分匮乏。日军便从四平街方面运来武器进行补充，其中不仅有大量子弹和炮弹，还包括了四门青铜炮。这四门青铜炮均为日俄战争时日军使用的旧式山炮，一发射炮弹就要后退三米远，必须再上推到原地才能继续发射，怕蒙军不会用，一个退伍的日军炮兵少尉被专门派来充当炮手。
蒙军的武器弹药重新变得充裕起来，而由于无法使用铁路，奉军的给养则越来越接济不上。当天下午，因为缺乏子弹，奉军被迫转攻为守，黄昏时组织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只得再度与日方立约，准许蒙军安全退回蒙古大沙漠，而条件是日本必须解除“勤王军”的武装。
协约虽然订了，但各方其实都无守约的自觉性，日本嘴上答应着，实际对“勤王军”一个手指头都没动，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在蒙军出发后不久，就通知奉军对蒙军及“勤王军”继续发动进攻。巴布扎布本身更不老实，他非但不肯就此偃旗息鼓，率部返回沙漠，而且还在与奉军交火的同时，不断对沿途的城镇村寨进行烧杀和劫掠。
从9月中旬起，中日双方在北京的交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林权助为了逼迫中方让步，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尽管日军在事件中先闹上门，可是当他们在撤离时，却遭到了奉军的“包围追击”。参加谈判的外交次长夏诒霆因为对具体情节掌握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未能予以当面驳斥。
过后外交部紧急电询张作霖，张作霖再度进行详细调查，查明被打死的十二名日本兵中，十一人的致命处均在前面，剩下一人的伤口也在左腰眼。依据张作霖所提供的尸体检查报告，中方代表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林权助无隙可乘，也自觉理亏，在以后的谈判中未再提及此事。
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1916年9月底，巴布扎布想出新招，准备向中国军队已撤出的郑家屯一线以东开进，乘虚攻入长春城。可就在他跃跃欲试的时候，派去与日军进行联络的信使却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日军发出通告称，严禁蒙军及“勤王军”进入郑家屯一线以东，如果他们要强行进入，就解除其武装。
发现老大突然变了脸，巴布扎布整个人都傻了，他急忙与宗社党的川岛浪速进行联络，川岛答称：“本国政府有改变方针征兆，目前正反复交涉，要求其继续执行前此之政策。”
原来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受到元老派的批评，早就维持不下去了，被元老派选定为首相继任者的寺内正毅主张“中日亲善”，以缓和中国国内的仇日情绪。虽然寺内尚未正式组阁，但大隈内阁成员已提前处于涣散之中，曾经积极支持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一帮军政要员，如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田雅太郎、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海军省军务局长秋山真之等纷纷离职。
巴布扎布见形势不妙，这才急急忙忙地率部逃往外蒙。当逃到内蒙林西境内时，一看林西是一座孤城，又没有多少守军，就想攻下林西抢劫一把。可是他们不知道林西的守军并不是一般部队，乃是张作霖早年加入的毅军，厉害得很，不管怎么死打硬撞，城池就是攻不下来。
也是巴布扎布这厮活该晦气，他攻城心切，亲自在山上进行指挥，正拿着一个望远镜往城里看呢。守军见了立即举枪瞄准，结果一发即中。巴布扎布一死，蒙军失去斗志，残部狼狈逃往索伦山区。
索伦山区就是当年张作霖剿灭陶克陶胡部的所在，蒙军残部退到那里后已是人困马乏，纷纷倒头呼呼大睡。不料天降大雪，雪有四五尺深，当地气温达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一大半蒙军官兵就这样被活活冻死了。
还在蒙军进兵奉天的时候，一直组织对张作霖进行刺杀的土井大佐化装成中国人，准备带上他的“苦力队伍”（系从中国各地找到的游民所拼凑而成）乘乱占领奉天。只是奉天并没有出现他意料中的混乱，不久蒙军也败逃乃至溃灭，使得他的计划尚未能够实施就已胎死腹中。
土井很不甘心，便带上自拟的契约条件去与代理总领事矢田商谈，目的是让矢田支持他推翻张作霖。矢田本身和町野等人一样，属于保张派，又得知日本政府已改变对华方针，于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至此，“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完全失败，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日方政策的变化也影响到了郑家屯事件的谈判，双方都不再针尖对麦芒，而是彼此寻找台阶，希望赶快收场，即便对于前面争执最激烈的派驻警察一项也是如此。1916年10月27日，林权助突然在谈判桌上提出，奉吉两省“事实上已有日警派出所，并非新问题”。
林权助倒不是信口雌黄，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即在东北设警所多处，郑家屯事件后，又在奉天各处设立警察官吏派出所。问题是它跟“军政署”一样，并没有得到中方的承认，日本政府自己也曾在相应条约上明文规定，非附属地的日人必须服从中国警察的法令。
北京政府向张作霖了解了具体情况，但到1916年末，却又有了在设警问题上对日让步的初步打算。征询张作霖的意见，张作霖表示坚决反对，他明确表示，设警问题属于内务行政范畴，国权所系，不容觊觎，如果在谈判中因顶不住日方压力答应其要求，必定会贻害无穷。
1917年1月22日，经过多达十余次的谈判和反复交涉，中日双方终于就郑家屯事件达成协议，主要内容为中方应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惩处有责任的中国军官，以及对日人进行抚恤、道歉等。虽然仍很无理，不过与当初日方的原提案相比，已有本质不同，在至关重要的设警权等权益方面都未有丝毫让步。
无论是郑家屯事件，还是郭家店对付蒙军，张作霖都是其中重要的当事者。在这些事件处理的过程中，他虽有迫不得已的妥协，但更多的还是进行极力抗争，也因此从中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和经验。比如对付蒙军，就是以软磨代替硬顶，表面可与日军立约，答应怎样怎样，但只要找到空隙和机会，照样我行我素。
又比如，郑家屯事件发生后，欧美国家曾对日本表示不满。日本政府极为不安，为此要求中国新闻界不得报道郑家屯事件及中日各轮谈判的详情。北京政府出于避免开罪日方的考虑，还真的以“于国交致有妨碍”为由，对国内舆论进行压制。张作霖则持有异议，他致电外交部，主张不仅应开放国内舆论，还要将实情通告各国公使，并通过欧美报纸的报道来给日方造成压力。后者实际成为张作霖的对日策略之一，即远交近攻——远交欧美，抵制日本。
说我抽手，我就抽手
自清末以来，奉吉黑三省都共戴一个最高行政长官，这是因为三省介于日俄两大强邻之间，设一个最高长官便于统一军事外交政策。又由于奉天在三省中实力最强，所以一般情况下，奉天长官就是三省最高长官，远者如清末的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近者如民国的奉天将军、都督。
可是惯例在张作霖这里被打破了，尽管在他任内，奉天无论兵力还是财富都居于三省之首，可是吉黑却都各自为政，不受他的节制，张作霖也不能过问吉黑两省的军务和政务，这让他如鲠在喉，深感美中不足。
张作霖要打吉黑的主意，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袁世凯当总统，他当二十七师师长的时候。那时吉林督军是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是朱庆澜，两人论资格都比张作霖老。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的武夫，但自被招安之后，也是一步步循资格和战功晋升上去，资格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一旦对方资格在他之上，就觉得很难直接下手，于是只能考虑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
孟恩远在吉林经营多年，一时很难从中设法，与之相比，朱庆澜上任的时间不长，而且他过去在奉天当统领时，很看不起张作霖，两人有旧怨，这也就为张作霖提供了一个他可以接受的驱逐对方的理由。正好驻黑龙江的第一师师长许兰洲与张作霖过从甚密，人称“黑龙江的张作霖”，张作霖就怂恿他取朱庆澜而代之，并且对他说：“如江省你要用款，我可以把还日本的三百万外债晚一点还（其时奉省外债尚未完清），挪给你用。”
在张作霖的鼓动下，许兰洲与骑兵旅长英顺、步兵旅长巴英额合谋，制订了一个驱逐朱庆澜的秘密计划。有一天晚上，黑龙江省城内的旗人忽然到处散发传单，通知所有旗人于第二天集会闹事。次日，一些为首的旗人或乘马或乘车来到集会场所，却发现警察已有所戒备，只得与其他代表一起躲进了许兰洲的师部。
这就是许兰洲暗中策动的行动，他企图借此达到动摇朱庆澜的目的。见集会未能成功，他又假装出来调解，暗中则指示旗人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对朱庆澜的左右进行攻击。
江省由此人心惶惶。朱庆澜弄清都是许兰洲暗中捣鬼，很气愤地向袁世凯告了一状。袁世凯下令许兰洲不准胡来，说如果朱庆澜发生意外，即拿许兰洲是问。
许兰洲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卫士，因会武术而被袁世凯赏识提拔，袁世凯一发话，他也就不敢再做出什么出格举动了。袁世凯最后做出决定，电调朱庆澜入京，另派毕桂芳代理军民两长。
既然是代理，就是属于过渡性质，其他人皆可上位。此时张作霖在奉天已大权独揽，在北京政府面前说话很有分量，所以许兰洲就托张作霖保举他。张作霖表面答应设法，实际想保的却是他的同乡兼后来的儿女亲家鲍贵卿——都是间接控制，但鲍贵卿显然比纯靠利益结合的所谓“密友”要牢靠得多。
许兰洲被蒙在鼓里，他急于求成，便派参谋长尚某为代表，长住奉天与张作霖联络。尚某侦察到了张作霖的两面派手法，就将这一内情用密电发送许兰洲。可是这封电报被奉天检查机关扣留了，他们将密电译出送到了张作霖那里。
张作霖看完电报后，对许兰洲派尚某到自己眼皮子下充当间谍一事很是生气。尚某的密电上有一句话“雨帅（张作霖）有袖手之意”，他把“袖手”误读成了“抽手”，就愤愤地说：“我姓张的明人不做暗事，说我抽手，我就抽手。”
于是张作霖干脆正式保举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系北洋嫡系，连段祺瑞都很欣赏，自然是一保就准。为了避免许兰洲因不满而捣乱，在鲍贵卿委任状下达的同时，许兰洲及其第一师也被调到奉天，受张作霖节制。
当许兰洲到奉天拜见张作霖时，张作霖亲自穿马褂出迎，并且首先开口对他说：“我对不起大哥，未能帮大哥的忙，因为我的队伍看着二十八师，腾不下手来，请你原谅。”
许兰洲离开江省后，既失根据地，又成了张作霖的下属，要想再发个脾气啥的，不过是自讨苦吃。明知这一点，他只好打碎牙齿和血吞，也跟着张作霖你好我好地客气了一番。
许兰洲虽走，江省还剩下英顺、巴英额两个刺儿头。这两个家伙没捞到什么好处，心里很不甘心，他们见鲍贵卿虽是督军兼省长，但并无实力，就合计着复制驱逐朱庆澜的一幕，将鲍贵卿赶走。
鲍贵卿毕竟是北洋出来的，可不像他的前任们那么好对付。就职江省不久，他就通过张作霖从奉天调去张鸣九四个营作为自己的卫队，此外在原江省部队中，张奎武六个营也拥护鲍贵卿。鲍贵卿决心跟刺儿头们干到底，但他担心仅靠十个营的兵力，解决不了英顺、巴英额，因此密电奉天，请求张作霖派兵援助。
在已确定鲍贵卿是自己人的情况下，张作霖当然不能容许江省出现任何闪失，他立刻以剿灭蒙匪的名义派吴俊升率二十九师援黑，即日开拔，同时致电张鸣九、张奎武，说在二十九师到达之前，“省城与鲍督军倘有差错，惟你二人是问，叫你二人提头来见”。
吴俊升率部一到江省，英顺、巴英额的部队就被震慑住了，没人敢当其锋。1917年12月2日，根据鲍贵卿的请求，北京政府以挟制长官、吞没公款等罪名，下令免去英顺、巴英额的职务。
江省军界的骚乱至此得到彻底平息，军政归鲍贵卿掌握，张作霖也就此达到了间接控制黑龙江的目的。
张作霖本打算一鼓作气，通过如法炮制的手段，将吉林也顺势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吉林督军孟恩远身为老北洋将领，又在吉林任军事将领近十年之久，可谓树大根深，张作霖即便铆足了劲都撬他不动。
我识将军未遇时
暂时的碰壁并没有对张作霖的雄心壮志造成任何影响。在参谋长杨宇霆的辅佐和推动下，他开始不安于东北，一心向关内发展势力。
张作霖帐下幕僚人员，多为赵尔巽、袁金铠所推荐，杨宇霆并不在其列，可以说是张作霖所一手识拔。就在张作霖担任二十七师师长时，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支队伍，见其军容整齐，风纪严肃，颇为诧异。因为当时由巡防营改编的部队主体是“胡子”，纪律很散漫，原来的新军又都调走了。
张作霖疑心是日本军队，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军械厂的卫队连，而对他们进行训练的正是时任军械厂厂长的杨宇霆。说起来，杨宇霆之前其实与张作霖也有过一面之缘——还在张作霖担任师长的前几个月，曾宴请路过奉天的黑龙江省军方代表团。杨宇霆是代表团成员刘德权的士官同学，他和另外几个同学曾相约去看刘德权。因为当时风闻张作霖最恨留学生，所以他们曾有意避开张作霖，没想到张作霖很看重士官生，特地通过刘德权转告杨宇霆等人，说要起用他们到重新开办的奉天讲武堂当教员。
几个月过后，当张作霖看到部队也可以被一个士官生训练得如此之好时，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于是便把杨宇霆找到师部详谈。杨宇霆从刘德权那里知道了张作霖对士官生的真实态度，亦有心投效，交谈过程中，他口齿伶俐，对答如流，且态度谦恭有礼。张作霖很欣赏他，遂将其调到二十七师担任参谋长。
杨宇霆少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十岁时入私塾读书，很快就能背诵和理解《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的启蒙书，其表现出的早慧能力令塾师都感到教他吃力。
杨宇霆人既聪颖，还刻苦好学，第一次参加科考就考中了秀才。可惜的是，那是末科秀才，也即清廷废除科举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科举一废除，杨宇霆就无法再像赵尔巽那样学而优则仕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年奉天中学堂招生，杨宇霆便考入中学堂当了插班生。
时值中央政府准备选送一批学生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行学习，担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决定由奉天中学堂选送几名。当时挑选学生主要是测验外语，轮到杨宇霆时，他当场就把外语课本《华英初阶》从头至尾背了一遍，考员很是惊诧，杨宇霆得以成功录取。
到东京后，杨宇霆入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对于一个常年读古书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所有的学习环境和内容都被改变，初学入门阶段是很困难的。杨宇霆性格争取好胜，越困难越不肯服输，为了练习马术，他曾在半夜里偷偷地潜入马厩，想把马拉出来进行练习，但他不知道受过训练的军马是轻易不出马厩的，结果他不但没能把马拉出来，右腿还被马给咬伤了。半夜拉马是违纪之举，杨宇霆即便受伤也不敢言语。士官生每月要检查一次身体，结果检查时才发现咬伤处已经溃烂，杨宇霆因此还挨了处分。
就读士官学校期间，杨宇霆每期考试都名列前茅。几年后毕业回国，正赶上赵尔巽第二次来奉天任东三省总督。当初他们这批留学生出国前，赵尔巽曾予以接见，当时杨宇霆代表全体留学生致答谢词，赵尔巽对杨宇霆的仪表及其发言时所表现出的激情很满意，所以在他们回国时，又再次接见了他们。
赵尔巽的重视，为杨宇霆等人回国就业打下了基础。杨宇霆先是被分配至吉林孟恩远部当见习排长，民国建立后升任营长，不久又调东三省都督府任军械科长兼军械厂厂长。他治军严格，经常在深夜搞紧急集合，士兵站好队后，他总要从中挑出不穿袜子的人，当场进行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到是他的声音，未问口令就迅速开门放人，想不到他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进门要问口令是一再宣传的军令，你竟敢不遵守，倘若敌人模仿我的声音，你把他们放进门来，军械厂就被断送了！”
在邀杨宇霆入幕之前，张作霖对自己的部队并不满意，经常说：“目前的军队，我虽然可以统一指挥，但官兵良莠不齐，很多军官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甚至还有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的情形。”如其所言，奉军中军纪败坏的现象确实很普遍，即便是张作霖嫡系的二十七师也是这样，该师的老底子是张作霖在八角台建立的“保险队”，从没经过正规训练，纪律相当散漫。
在被张作霖任命为二十七师参谋长后，杨宇霆沿用训练军械厂卫队连的做法，首先对二十七师进行了改造。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整顿，二十七师等部队开始变得规范整齐，军容焕然一新。
对杨宇霆整顿奉军之功，东北各界向有公论。张作霖的幕僚之一、“日本通”于冲汉写道：“棘门霸上如儿戏，我识将军未遇时。”此句典故出自《史记》中所记载的周亚夫故事：匈奴进犯北部边境，汉文帝急调三名大将率三路兵到长安附近进行防御，其中刘礼屯兵霸上，徐厉屯兵棘门，周亚夫屯兵细柳。为鼓舞士气，文帝亲自到三路军队犒劳慰问，他到霸上、棘门时，两处军营都不用通报便主动放行，只有细柳营非得使者拿出天子符节才肯打开寨门，而且周亚夫在迎接文帝时，仍穿一身戎装，以军礼相见。文帝感慨万千地称赞周亚夫：“此真将军矣！”他说霸上和棘门的军队简直都是小孩子玩家家，倘若遭到匈奴偷袭，恐怕刘礼、徐厉这两位将军都会束手就擒。
于冲汉的意思是说，张作霖在未遇到杨宇霆之前，奉军和霸上、棘门的军队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儿童嬉戏，哪里能放到正规战场上去打仗？然而自从遇到杨宇霆，奉军就好像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样，别的不说，起码可以拿到战场上去练练了。张作霖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曾很感慨地对左右说：“我们武人不懂政治，要想国富民强，必须选用人才，特别是行政部门。就是军队，我们也需要请人才。”
对杨宇霆，张作霖由赏识发展到信任，并渐渐倚之为军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左右手，在执掌奉天大权后，即升任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
借花献佛
除了帮助张作霖改造和训练军队外，杨宇霆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往返京津，与中央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与段祺瑞一方进行联络。
士官生是民初不容小觑的一股军政势力，在杨宇霆崭露头角的时候，他的同期或不同期同学也多已居于显要位置，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树铮就是一个。徐树铮是第七期士官生，比杨宇霆要大一期，但两人在性格、能力、经历上极其相似，也特别气味相投。同时，徐树铮受段祺瑞信任和依赖的程度，甚至还要超过杨宇霆之与张作霖，所以有段祺瑞的灵魂之称。有了这层关系，杨宇霆联络段祺瑞，便只要与徐树铮打好招呼就行了。
此时北京政府正爆发新一轮“府院之争”，以总统冯国璋为首的府方与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院方针锋相对，政争激烈。段祺瑞的国策主张是，在国际问题上积极参加欧战，在国内南北统一问题上用兵以武力解决。对于前者，冯段无异议，后者则存在严重分歧，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也是在假和平与段祺瑞争权。
因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他们这一派当时被称为皖系，相对而言，冯国璋那一派多为直隶人，故称直系。在直系的紧逼下，段祺瑞被迫再次辞职，时任陆军次长的徐树铮亦随之辞职下野。
之后段祺瑞、徐树铮反守为攻，通过召集督军团会议，利用皖系和接近皖系的督军之力，对冯国璋施压。张作霖与段祺瑞关系密切，因此杨宇霆代表张作霖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本人也致电冯国璋，认为“南方已无媾和之诚意，政府应下堂堂正正的讨伐令，以挽救千钧一发之危局”。
冯国璋吃不消主战派督军的压力，只得不情不愿地发布了湖南讨伐令，但实际仍在暗中与南方进行和谈。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想到了引奉军入关助战的策略，他对段祺瑞说：“仅靠我们皖系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制止直系和南方和谈的，我看不如来个借刀杀人，借奉打直。”
徐树铮随后秘密前往奉天，他先与杨宇霆接洽，商量如何促成张作霖答应派兵入关，助皖打直。杨宇霆与徐树铮一样年轻气盛，一心要帮助幕主扩张势力，张作霖虽然也有此意，但他相对来说则要谨慎得多，毕竟出兵入关和站队呐喊还是两码事，弄得不好极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把部队乃至自己的前途都扔进去——想当初张勋复辟，要是他张作霖也像冯麟阁那样傻乎乎地跑进关内，下场如何真不可想象。
显然，要想打动一个政坛老狐狸的心，光靠三寸不烂之舌是不够的。徐树铮想起一件事，从前“府院之争”相持不下的时候，冯国璋的谋士曾向冯国璋献计，说只有拥有足够的军队，才能在与段祺瑞的争斗中占据优势，也才能保住总统之位。冯国璋只听了他的话后，便向日本购买了大批军械。这桩买卖是徐树铮在任时敲定的，合同约定日本人先将军械运至秦皇岛交付中国接收，然后再运至北京，不过直至徐树铮卸任，军械尚未起运。
为了打动张作霖，徐树铮遂决定借花献佛，他将军械购买计划告诉了杨宇霆，并让杨宇霆鼓动张作霖截械。
当时张作霖所辖奉军只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军三个师，且所有装备均很陈旧，张作霖久欲扩军，只是苦无军械。听杨宇霆一说，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同时也不免犹豫：且不说徐树铮必定会有所索求，就是单单劫械一桩，就注定要和冯国璋及直系撕破脸了，以后再无退路。
玩政治有时候跟赌博也没什么两样，这一注下去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张作霖实无把握，一时间，他颇感左右为难。
见面礼
据传唐代李虚中精通五行之术，仅凭人的生辰八字，就能推算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韩愈称他为人算命，“百不失一”，可见准确性之高，李虚中也由此被后世奉为星命家之祖。
至清末民初，李虚中的徒子徒孙已遍及天下，奉天的星命业者更是为数众多，仅从生理现象上来看，他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目术士，也就是视力正常的算命先生；另一类是瞽目术士，都是盲人，此即俗称的“算命瞎子”。
在瞽目术士的高手中，流传着一门独特技能，名为“一掌金”。算命时，在问卜人报出出生的年月日及时辰后，一般算命先生必须查阅《万年历》，才能说出问卜人的生辰八字，掌握“一掌金”的术士不用查，只需屈指一算，就能立即报出八字，然后再判断吉凶，批算宿命。“一掌金”只在瞽目术士中进行师徒传授，绝不传给明目术士，而在奉天，也只有四五家能凭着“一掌金”的本事坐家算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包秀峰、张震洲。
张作霖每每遇到难以判断的疑难问题，总要找包秀峰、张震洲前去算上一卦。当然这两位专司觑破天机的术士也不会受到亏待，比如被称为“包瞎子”的包秀峰每月都能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两百元酬劳，张作霖还让手下称其为“包顾问”。
这次张作霖又决定召包秀峰算卦。包秀峰受召进府，经过一番推算后，对张作霖说：“恭喜大帅，这次卦象得吉。”
既是天意，张作霖也就不再客气，马上让杨宇霆进行筹划。杨宇霆奉命带上军械厂厂长丁超、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前去劫械，在此过程中，他施展交际手段，与运械者花天酒地，结为友好，于不动声色中侦悉了所有运械情况。
等军械卸岸，装上火车，准备由秦皇岛运往北京时，杨宇霆手持徐树铮所送的领取军械的证件，率奉军将火车拦了下来。一边是黑洞洞的枪口的威逼，另一边人家还有证件，车站站长只好听从其指挥，将火车头掉头开往奉天。
奉军截械一案轰动一时，冯国璋盛怒之下，亲自署名给张作霖拍出一封电报，大意是把军械立即还给中央，如确实需要军械，当另行筹拨。张作霖自然不会听信“另行筹拨”之类的话，他以冯国璋自己发布的讨伐令为挡箭牌，说自己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正要实施南征，但是因缺少军火，没法开拔，正好有这批军械，便拿着先用。
袁世凯当总统时，中央曾从奉天借过一批武器，一直没有偿还，张作霖这时也旧事重提，称抢来的军械可作为补偿，大家今后算两清了。总之一句话，就是根本不想返还。事已至此，冯国璋也无可奈何，只得以军械暂由奉省代为保管为由，把这件事敷衍掉了。
利用截得的两万七千余件军械，张作霖当即编成了三个混成旅。这些新旅装备精良、枪炮齐全，它们对奉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此之前，奉军最多也只能在关外闹腾闹腾，在此之后，才有能力向关内扩张，并进一步问鼎中原。因一手策划这次关键的劫械案，杨宇霆从此在奉军中声名鹊起，获得了“智囊”及“小诸葛”的称号，他本人也很得意，特将自己的字“麟阁”改为“邻葛”，意为与诸葛亮比肩。
一笔价值不菲的见面礼，令徐树铮在奉天身价倍增。徐树铮才华横溢，喜饮酒赋诗，且有着出众的口才，“辩才无碍”，一时奉人多为之倾倒，只有作为奉天文臣首领的袁金铠不屑一顾。
袁金铠其实也不喜欢杨宇霆，认为他和徐树铮只知一味劝张作霖扩军拓地，对奉天地方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另一位文臣孙百斛亦持相同观点，甚至当徐树铮被张作霖任命为驻京代表时，他就跌足长叹，说：“吾奉自此多事矣。”
在徐树铮、杨宇霆的劝说下，张作霖终于起了派兵入关助皖的念头，这对奉天来说是件以前从未有过的大事，因此他特地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徐树铮虽还不是奉将，但也受邀出席。在会上，徐树铮滔滔不绝地列举入关助皖的种种好处，“逞其辞锋，锐不可当”，把包括张作霖在内的许多人都说得心动不已。
等徐树铮讲完，袁金铠站起身表示反对：“东三省地介两强（指日俄），危机四伏，所以奉人都愿意保境息民，蓄余力以御外侮，其他事情，是我们所不愿听到的。”
虽然大多数时候，张作霖对袁金铠都言听计从，但这次是例外，劫械案的得手和奉军的一夜壮大，让他和手下将领们尝足了甜头，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作为少数派，袁金铠的意见没有得到认可，张作霖最终还是答应徐树铮派兵入关。袁金铠对此深感失望，散会后对别人说：“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说的就是今天这件事吧。”
袁金铠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春秋战国时候，晋国人士会被秦国所用，抵御晋军，晋国对此很担心，就使了个计，引诱士会返晋。此计被秦国大夫绕朝识破，但可惜秦国国君听不进他的话，仍然要放士会走。
士会临行前，绕朝送给他一根马鞭，对他说：“你别以为秦国没有聪明人，我早就知道晋国人的目的，只是我的谋略没有被国君采纳罢了，所以才让晋国人得逞了。”这就是“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后人也用“绕朝策”来指代“有先见的谋略”。
袁金铠确有先见之明，奉军入关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十几年间，先是张作霖自己，接着是接班的张学良，父子数番受诱入关，每次看着前面好像繁花似锦，到最后却都只能落得一个雨打风吹去的凄凉下场，当然这是后话。
自乱阵脚
1918年3月12日，张作霖、徐树铮宣布组织援湘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奉军入关。张作霖由“胡子”起家，之后得以飞黄腾达，身任封疆大吏，全靠枪杆子的力量。他当然深知枪杆子有多么可贵，更知兵权不可以假人，现在居然肯将奉军统帅大权交给徐树铮，并付以全权而不加遥制，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很少见的。
奉军南下，声势很大。在他们进驻北京南苑后，已构成对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胁，迫于形势，冯国璋只得邀请段祺瑞再度出来组阁。为了使段内阁能够尽快组成，张作霖又向北京政府提出：“如果成立段内阁，十日以内则将北京附近军队全部撤走南下。”
3月23日，段祺瑞搬回国务院，他一上任即重祭“武力统一”政策，继续对南方用兵，张作霖亦践行承诺，令北京附近的五万奉军南下征战。
问题就出在南征上，吴佩孚等人的直系军队不愿打，致令北方南征军在湖南吃了败仗，形势骤变。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仍不顾一切地要挽回战局，为此不惜把奉军全部摆在湖南战场，欲用奉军来独当一面。
奉命南征的奉军将领对此极为愤慨，认为徐树铮是在拿奉军当枪使。张作相进言张作霖，说奉军在前线卖命，胜利果实却有可能被徐树铮一人夺走，“也太吃亏上当了”。袁金铠也对张作霖说：“徐树铮不过借公之力，伸个人之权以固私而已。”
听了众人的话，张作霖急忙改变南征方针。他一面让孙烈臣等人分别统率各部，用来架空徐树铮，一面以俄国爆发革命，中俄边境紧急，奉军不能长期远征南方为由，将奉军撤离前线。
眼看着奉军被调离前线，徐树铮就想拉队伍自己干。他利用奉军之名，从陆军部冒领军款三百七十余万元，利用这笔钱，他与杨宇霆私自招募了四个旅，由同为士官生的丁超等人率队指挥，在洛阳、信阳两处进行训练。
徐树铮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孰料事情首先被张景惠发觉。后者赶紧密告张作霖，并且说徐树铮和杨宇霆私自招兵有取代奉军的企图。张作霖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免去徐树铮、丁超等人的职务，同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涉案的杨宇霆予以关押，后经段祺瑞说情，才只以撤去参谋长一职了事。被罢了官的杨宇霆失去幕主宠信，只得滞留于京津，终日无所事事，生活上还得依靠别人接济。
气呼呼的张作霖倒也不是一无所获。鉴于中俄边境不断发生骚乱，需要统一兵权加以抵抗等原因，北京政府特任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由于北京政府未对这一职务的官制和权限发表任何限制性规定，所以它不单单相当于前清东三省总督的翻版，其实际权力甚至还要超过东三省总督。
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后，名义上可统揽三省兵马，吉林亦包括在内，但吉林督军孟恩远的资格比张作霖还高，哪肯真的听从张作霖的指挥，可是不听看来又不行——张作霖仅在奉天一省就拥兵四个师、七个混成旅，外加十几个营的巡防队，另外黑龙江省也在奉天势力范围之内，完全服从张作霖的调度。
孟恩远不想听张作霖的，于是就想通过扩充实力来增加自己的发言权。张作霖靠劫械扩充军备，他则让自己控制的永衡官银号猛发纸币，用滥印的纸币成立了一个暂编师，结果弄得吉林财政紊乱，人心惶惶。
孟恩远这一自乱阵脚之举，正中张作霖下怀。孟恩远在吉林的地位较为稳固，除了资格老，督吉时间较长外，还因为他出自老北洋，北洋元老、新任总统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时，孟恩远是督署的先锋官，本属徐的亲信。于是张作霖就直截了当地以东三省巡阅使名义，给徐世昌发去电报，指责孟恩远在吉林财政方面处理失当，一边滥支军费，一边却眼看着胡匪滋扰而不管。
除了请求中央对孟恩远进行处理外，张作霖还给孟恩远本人寄去一封公函，暗示其自行辞职。孟恩远自恃树老根深且上面有人，对张作霖的这一暗示置之不理，在吉林省议会上公开声称：“我虽年老，对前途无大希望，但只因受到某方面的压力而辞职，是断然办不到的。我有一个师和五个旅的亲兵，自信还有些抵抗力。”
见孟恩远不肯就范，张作霖又唆使奉天籍国会议员邴克庄等人联系吉林省议员于贵良，以违法乱纪、擅自编师为由，在参议院对孟恩远提出弹劾案。本来查办督军的提案很少能够通过，但这次在张作霖所控制的尚友会的作用下，居然得以一举通过。提案通过后，邴克庄等人趁热打铁，约于贵良面见段祺瑞，促请政府迅速派员查办孟恩远。
段祺瑞虽已不担任总理，但仍握有实权，遂委任汪湘琦为查办使，赴吉林进行调查。迫于段祺瑞、张作霖的压力，刚上台不久的徐世昌只得下令将孟恩远免职，另调鲍贵卿任吉林督军。
孟恩远万没想到徐世昌会给自己下达免职令，不由大为惊骇。看到张作霖如此苦苦相逼，他本想交任离吉了事，但幕僚和部下们不乐意了。
他不退是不行的
督军参谋长高士傧是孟恩远的女婿，向来以未来的吉林督军自命。他和他的哥哥、吉林陆军混成第四旅旅长高俊峰，以及其他一些孟恩远的亲信，长期以来都以孟恩远为靠山，撤掉孟恩远的职，也就意味着挖掉了他们的靠山。这些人以高氏兄弟为首，极力建议孟恩远举兵抗命。在这种情况下，孟恩远产生了侥幸心理，也就倚仗着高氏兄弟的武力，选择了恋栈不去。
高氏兄弟随后将军队部署于吉奉交界处，以防奉军发动进攻，为抵制北京政府对孟恩远的免职，又同时宣布吉林独立。张作霖对此早有准备，他马上请求北京政府下达讨伐吉林的命令，并以孙烈臣为讨伐军总司令，分四路进兵吉林。一时间，奉吉两军相互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也就在这一紧急关头，张作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获悉吉林发生了一桩大事件。
事发地是长春北郊的宽城子车站。当时高俊峰旅的一个团露营驻扎于车站空地上，露营地周围画着警戒线，禁止行人车马通过。1919年7月19日下午，南满铁路的日本籍职员木村不顾哨兵阻拦，想要从警戒线强行通过，结果被暴揍了一顿。木村随后跑到宽城子车站的日军兵营求援，这座日军兵营其实主要是对付俄国人的，驻有一个大队部，留守士兵不过三十余人。看到自己人吃了亏，大队长林繁树便派副官隅田中尉带上二十名士兵前去交涉。这些日本兵到达现场后，在露营地前面列成横队，声言必须把打人者交出，由他们带回审讯。
受到刀口舔血、悍不畏死的“胡子作风”影响，官兵胆子都很大，根本不怕日本兵。正当隅田等人扯着喉咙咆哮时，不知谁从露营帐篷里首先开了一枪，随之枪声四起，隅田及其十八名日本兵被当场击毙！
日军在南满铁路长春段共有一百多人，另有铁路守备队一百多人，加上宪兵警察，总计两百多人前往宽城子助阵。当中日双方要员闻讯赶到事发现场时，两边军人都还在相互射击。
双方停火后，应日方要求，高氏兄弟同意在长春附近二十余里以内不再驻兵，并不与日军发生接触，等问题解决后再进行复原。此即宽城子事件。
宽城子事件和三年前的郑家屯事件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此时大隈内阁早已下台，当政的寺内内阁在对华问题上实施“中日亲善”政策，向中方提供积极的财政援助，中日也因此一改袁世凯时期的紧张对峙局面，相对来说关系比较缓和。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未像郑家屯事件那样率先在地方上展开单方面军事行动，而是直接与北京政府进行交涉。经过交涉谈判，7月23日，负责处理宽城子事件的龚心湛内阁做出决定，宣布将高氏兄弟先行免职，已死的日军官兵从优抚恤，费用由中方承担，同时派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身份赴奉天日本总领馆道歉。
本来张作霖对吉林的讨伐并未得到中央许可，很容易被指责为扩充地盘的私斗，现在不同了，奉军进兵吉林顿时变得名正言顺。孟恩远失去了可与之对赌的所有筹码，意气极为沮丧，高氏兄弟也慌了手脚，高士傧甚至口不择言，说实在不行就上山归绿林，“变土匪以扰乱东三省”。
7月25日晚上10点，孟恩远与张作霖直接用电话进行商谈。因为连日着急上火，他喉咙都哑了，说不出话来，不得不临时请长春镇守使裴其勋替他讲话，以向张作霖表明求和之意。张作霖在电话里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一切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没有办法。请你对孟说，他不退是不行的。”裴其勋连忙解释：“孟督军没有再恋栈的意思。”
几天后，孟恩远本人通过长途电话向张作霖表示愿意交出政权：“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现在已经说服高士傧了。”
在得到人身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孟恩远自愿交出吉林督军的大印。高氏兄弟也只好双双放弃部队，身着便装由海参崴乘船回天津原籍。8月11日，总统徐世昌正式任命鲍贵卿为吉林督军，从此吉林省也并入了张作霖的势力范围。
鲍贵卿调任吉林后，他腾出的黑龙江省督军一职，由孙烈臣继任。孙烈臣出身卒伍，张作霖调驻洮南时，他只是洮南的一名营长，与张作霖那些绿林时代就生死与共的老部下兼盟兄弟相比，资历要差一些，但此人一向深沉有智，稳健沉着，在奉军将领中有温厚长者之称，也因此深得张作霖的信任。
孙烈臣督黑，跟张作霖亲自督黑几乎没什么差别。孙烈臣赴任前，也就新班子人选一一咨询了张作霖的意见。张作霖则把黑省作为奉天的二线人才仓库，尽可能把自己认为有才，但又需进一步考验和打磨的文武官员拨给孙烈臣使用。前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在截械案中立功，但后因牵涉徐树铮、杨宇霆私自招兵案被撤职，此次张作霖不计前嫌，重新起用他为黑省督军署参谋长。
参谋长是首席军事幕僚，孙烈臣还需要一个首席政治幕僚，也即黑省督军署秘书长，张作霖为他挑选的是袁金铠。在王永江、杨宇霆显山露水之前，袁金铠曾经稳坐奉天文臣的头把交椅，张作霖对他言听计从，“事无巨细皆咨而后行”。即便王永江后来风头强劲，得到张作霖越来越多的宠信，在政治经济这一块，也仍然是由袁、王分头掌舵。
袁金铠最突出之处是其长于计谋，可以说，在用谋使诈方面，东三省的文臣谋士中没有能超过他的，连王永江、杨宇霆也多有不如，这使得袁金铠以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军界亦能找到其用武之地——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驱许兰洲出黑省，击高士傧于吉林，表面上看来都与袁金铠无关，但预先计划多出其谋。
将袁金铠调往黑省，自然是表明了张作霖对黑省的重视，不过也同时意味着袁金铠已脱离张氏幕府的核心位置，实际上是失势了。到了这个地步，既与王永江等人不断上升的势头有关（张作霖已不用再像原来那样必须倚重于袁金铠一人），也来自袁金铠的“自作孽，不可活”。
乾隆之失
袁金铠固然才气纵横，亦尝以诸葛亮、王猛（十六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自命，其常受诟病之处恰在个人小节和操守。他因与前奉天文人首领吴景濂结下仇怨，为了报复，便在举行文官考试时对吴景濂家乡那一带地方的人概不录取，而独重自己的老乡。时人讥之曰：“西河不如南河好，兴城哪有辽城高。”（吴景濂是兴城人，袁金铠是辽城人，西河南河为同样意思。）
当然对于袁金铠是否出于心胸狭窄而妨碍荐才这一点上，也是众说纷纭。比如有人就说他不计小嫌，能够涵盖一切，“前日为仇者，今日可视为友，果能俯就其范围，则亦乐为汲引”，证据是袁金铠不仅荐拔了王永江、于冲汉等人，也推荐任用了不少已经依从于他的吴景濂旧日弟子。
袁金铠要说倒霉，主要还是倒霉在他的老婆手上。在袁金铠得势的那三四年里，袁家俨然成了奉天政治中心，一般趋炎附势之徒均集中于袁门。袁金铠本人倒不敢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但是他的老婆苏氏却以丈夫的名义大肆收受礼物。
袁金铠在奉天的住宅位于军署门前胡同，每逢年节，送礼者往来如梭，几乎要挤破门槛。苏氏是个钻在钱眼里爬不出来的女人，她竟然会将礼物以低价卖给商店，甚至还将干鲜贵重食品送到军署厨房代售，完全不顾及丈夫在外的名声。
赵家沟隶属黑山县，早年与张作霖一道打江山出来的人都被称为黑山派，他们对靠嘴皮子和笔杆子发达的文官向来就满腹牢骚，见状哪里肯放过，遂将袁金铠的劣迹添油加醋，编成了一首民谣。民谣中说，“要当官袁洁珊，成不成哲继明，妥不妥高钧阁，若找门路吴大胡”，袁金铠字洁珊，至于哲继明、高钧阁、吴大胡，均为袁金铠的亲戚或与之有关系的人。
黑山派故意将民谣传给张作霖听，并且挑唆说：“洁珊之门如市，人皆知有秘书长，而不知有大帅。”张作霖听后非常不高兴，不过是忍着没有发作而已。一天，他想吃松花江产的白鱼，让厨师做了送上来。他一吃，味道不错，便回头对侍从说：“这鱼很鲜美，跟往日不同，你们是从哪里买的？”侍从暗中受了黑山派的嘱咐，就答道：“袁秘书长公馆！不然，市场上可没有这么好的。就是上次进的燕菜汤，大帅夸奖色白品正，那也是从袁公馆买的。”张作霖笑道：“这么说，秘书长公馆是开了食品店了！”侍从微笑作答：“不是，都是送的礼品，实在吃不掉才对外出售的。”
此言一出，张作霖大为震动。其实如果袁金铠真的开店，他倒不会不介意，因为张作霖自己也做生意。张作霖早在做“保险队”时，便购置田产、开办油坊和当铺，及至在新民府发迹，已赚得盆满钵满，“钱库里的钱，用句文雅的话来说，像辽河的水滚滚而来”。正是因为家里有钱，当初看到徐世昌、张锡銮面临财政危机，他才会慷慨解囊，拿出一万两白银送给上司应急。
到张作霖担任二十七师师长时，据其自述，已经“积累了二十万两银子”，同时他又陆续开办了许多当铺、粮栈、油坊，有大批人常年替张家经营这些产业，其中规模最大、买卖最兴旺的还要数在奉天设立的三畲粮栈，这个粮栈位于皇姑屯车站附近，以经营军粮为主，绝对属于日进斗金的垄断企业。
聚财方面，可与张作霖比肩的只有吴俊升。“吴大舌头”到四十岁才开读《三字经》，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但除了善打仗之外，也很会做生意，据说他的个人财产之多，甚至连账户先生都弄不清楚。吴俊升有一次还曾与张作霖“比富”，他满口唾沫，结结巴巴地对张作霖说：“哦，哦，别看你是大帅，可我的财产比你多。”
张作霖不干涉部下们做生意，也不介意他们的财产比自己多，他介意的是送礼，认为这会因私废公。吴俊升有一年来给张作霖拜年，送给张学良等人每人五千元，张作霖见了连忙说：“哎，吴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吴俊升解释道：“过年了，给几个钱，没什么的。”
“你给他们点儿钱，没什么，可你不能给他们那么多钱。”
“大帅，我的钱，我的一切，还不都是大帅给的吗？都是你给我的！”
听到这里，张作霖蓦地把脸拉了下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说真话？”
见张作霖生了气，吴俊升忙道：“我哪能说假话？”张作霖更火了：“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不要这样子，你回去，好好做事，别让老百姓骂我的祖宗！”
吴俊升吓坏了，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给张作霖磕头。当时张学良等小孩子就站在旁边，一个个感到毛骨悚然。
现在听侍从说起，袁金铠收受别人这么多贵重礼品，还向外出售，张作霖的气愤之情可想而知。见张作霖如此，有身边的人便给他说了一段典故，说的是前清乾隆年间和珅当国，外省督抚每逢年节照例进贡，贡品中的上等货色总是先送到和府，差一点的才送宫内。乾隆皇帝在的时候，有乾隆罩着，和珅自然没事，但等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和珅就遭到了抄家灭门之祸。
此人认为，袁金铠之贪婪已经快赶上和珅了，如果张作霖依然像乾隆那样对之迁就维护，实际是害了他，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在袁金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加以警醒，以免“演乾隆之失”。
张作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从此就对袁金铠的举动格外注意起来。
你还有没有一点丈夫气
那一年，张作霖在军署召集军政要人联席会议。开会人员都按时到齐，唯独袁金铠不曾露面，张作霖令差人前去袁宅请了三次，仍不见踪影。他有些着急，问袁金铠为何不来，差人开始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后来经不住张作霖再三追问，不得已道出真相：“秘书长与太太口角，不敢动身。我以大帅命令传之，其太太对大帅亦有不逊之词。”
听说苏氏竟然阻挠丈夫出席重要会议，且对自己出言不逊，张作霖顿时勃然大怒，立刻对差人说：“你拿着枪去他家，毙掉这个悍妇，然后回报！”
与会的张景惠一看不好，连忙起身劝说：“请大帅息怒，我先去看看情况再说。”袁宅本来离军署也不远，张景惠徒步跑去，对苏氏婉言相劝并晓以利害，袁金铠这才得以逃出难关，和张景惠同来军署。
见到袁金铠，张作霖犹余怒未息，他厉声对袁金铠说：“你还有没有一点丈夫气？竟然弄到这种样子。天下漂亮的女人多的是，何必如此，你快让这个悍妇滚吧！”
袁金铠脸面扫尽，还不忘为自己的惧内毛病进行解释，说与苏氏结为夫妻三十余年，苏氏给他生了一男三女，平时还主持家政，“不谓无功”。除此之外，他还提到，日俄战争时他曾被日本人关押在警察署，是小舅子也就是苏氏的弟弟苏会臣联合地方士绅予以营救，始免于难。
袁金铠战战兢兢地请张作霖原谅苏氏：“虽有小过，不忍以一时之愤而忘前情，致贻物议也，望大帅见谅幸甚。”发现袁金铠真的特别怕老婆，张作霖也不由忍俊不禁，说了句：“君真步杨万石之后尘矣。”
杨万石是《聊斋志异》里的人物，老婆妒悍异常，对其极尽虐待之能事，而杨万石却不敢有任何反抗，仿佛一个施虐狂，一个受虐狂。虽然张作霖终以一笑置之，过后也未再追究此事，但袁金铠的形象在其心中已经一落千丈——那个可以“祸福共之”的最佳智囊渐行渐远，眼前是面目可憎的“翻版和珅”兼“翻版杨万石”！
在此之前，张作霖都对袁金铠非常尊重，无论当面还是背后，均长其为袁六爷（袁在家里排行第六）或洁珊，自此以后，当面称以官衔，背后则称之为袁瞎子（袁视力不好），礼貌远不如从前。在察觉到张作霖态度的变化后，袁金铠本着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的心理，言语行动都变得收敛起来，以往张作霖的很多计谋都为其所献，现在则不再那么积极主动。
袁金铠此举实际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张作霖的疑虑，即袁金铠是不是已经和他不是一条心了，要知道，这可是比“翻版和珅”兼“翻版杨万石”更严重的问题。某日，张作霖突然拿兴京县知事苏景阳做起文章，称苏景阳身为一个小小县长，做事胆子大，并且还笑着对袁金铠说：“苏知事想是你的近亲（因袁金铠老婆的娘家姓苏），故有此种豪胆，可见君之权势，较我为重也，无怪门庭若市，礼物充斥，有‘要当官袁洁珊’之谣也。”
袁金铠不听则可，一听大惊失色，知道张作霖这番看似没来由的话，实则是在敲打自己。他急忙对之进行辩白，说兴京知事虽姓苏，却并非他的亲戚，也不是辽阳人——当时谣传袁金铠结党而成“辽阳派”，袁金铠强调苏景阳不是辽阳人，即对之进行反驳，可见他对外界针对自己的各种非议也是很清楚的。
袁金铠希望张作霖能够继续给予信任：“其他谣言，无非挑拨离间，望大帅详查以验始末。”这一下把张作霖的心事全都勾引出来，他顿时大光其火，对袁金铠予以了狠狠训斥。
文官与武官不同，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是传统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而张作霖重不重视某个文官，其实也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给足这个文官面子。张作霖对袁金铠的两次当众训斥，尤其是第二次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莫须有”的训斥，无疑给张袁之间的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缝隙。以后虽然又经张景惠从中疏通调和，张作霖对袁金铠的“辽阳派”等事并未再深究下去，但袁金铠在张氏幕府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他也不想再在张作霖身边做下去了。此次调往黑省，实际也是他本人主动请缨的结果。
作为继吴景濂之后奉天文人圈中的核心人物，加上之前张作霖的信任倚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袁金铠都称得上是炙手可热，不过在调往黑省后，由于黑省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很大，且排外思想比较严重，他已很难如在奉天那样如鱼得水，最终帮助孙烈臣起到稳定黑省作用的，其实另有其人。
黑面包公
张作霖自出任奉天督军起，常常感慨，地方上虽军警林立，但土匪仍然到处为害，自己想要肃清匪患，却又找不到得力的人。左思右想之后，他终于还是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顺存。
王顺存清末时在海城县任知事，是个勤政爱民、治匪有方的地方官，他曾顶着各方压力，将为非作歹的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二连子”是张海鹏的亲兄弟，那时的张海鹏尚跟着冯麟阁在江湖上混，此人山头报号“大海”，又因满脸长满麻子，绰号“张大麻子”。他做事心狠手辣，素以“狞猛汉”闻名，为了给弟弟报仇，就带了数十个“胡子”，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一十八口都打死了。
这次来自黑道的血腥报复并未改变王顺存的行事风格，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严霜过后必见晴天”。民国肇始，王顺存在黑龙江出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省会警察厅长，他用三年时间，肃清了全省匪患，使得黑省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与此同时，他还开垦荒地，安置人丁，总之是为当地做了很多好事。为此，时任总统的袁世凯对王顺存的上司、时任黑龙江巡按使的朱庆澜予以嘉奖，并称黑省政治为全国之冠。
张作霖听说过王顺存的这些事迹，尤其海城发生灭门巨案时，他已在新民府出任管带，曾随知府到海城会验，对此事知之甚详，也能深深地体会到，在那样一种严峻的环境之下，一个敢于除暴安良的地方官需要多么大的能力、胆气和魄力。
当记起这名好汉的时候，王顺存已经辞职返回原籍。张作霖就让秘书长谈国恒去电邀王来奉，拟委其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
此时冯麟阁已被撤销职务，张海鹏转投张作霖，依然在二十八师当旅长。在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的情况下，张作霖怕张海鹏反对，便在王未到奉之前，召集高级将领们开会，说明需选用人才的道理，并说为了肃清匪患，他已电邀王顺存来省。
张海鹏虽报复过王顺存，但依然旧恨未消。听了张作霖的话，他马上站起来说：“叫他来吧，请大帅替我报仇！”张作霖当即驳斥道：“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理堂（王顺存字理堂）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难逃法网。”
他让张海鹏搞明白公仇私仇的区别：“比方说，我们现在都当官了，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
几句话说得张海鹏自知理屈，但他不肯罢休，仍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对张作霖说：“大帅既不与我做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私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
张海鹏这一撒泼，使得双方当场闹成僵局，虽然孙烈臣等人很快就把张海鹏给拉走了，但会议还是落了个不欢而散的结果。
会议召开的第二天，王顺存来奉，当晚谈国恒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即将开会时张海鹏无论如何要报仇的事告诉谈国恒，让他通知王顺存赶快离开奉天：“张海鹏手狠心黑，说得出就做得出，他在省城的手下人很多，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
身为奉督，却不能自由选择贤才，用一个王永江，汤玉麟叛离，用一个王顺存，张海鹏大闹。这事挺让张作霖费神闹心，当着谈国恒的面，他忍不住发起了牢骚：“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
第二天一早，谈国恒将张作霖的意思转达给王顺存，王顺存即乘车赴大连转回原籍。事后得知，张海鹏果然一心要杀他，甚至于他离奉后，还以若行刺成功，即晋升营长作为条件，派了一个刺客前往大连刺王。所幸王顺存到大连后，住在友人所开的商号里，商号又在日租界内，刺客才未敢动手。
一晃几年过去，轮到孙烈臣督黑，履任后他就深感黑省土匪猖獗，剿不胜剿。正在苦无办法之际，左右就向他建议起用王顺存，说王顺存在黑省威望很大，一个人能顶一个师的兵力，“现在如能将王请来，予以重任，则江省的匪患，不难平定”。
孙烈臣依言邀王。当王顺存接受邀请，途经奉天时，正好孙烈臣也在奉天，于是便偕王一道去见张作霖。张作霖很客气地对王顺存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
确如所言，统一东三省的张作霖已完全站稳脚跟，张海鹏等人纵有不满，也不敢公开出来叫板。随后，张作霖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
王顺存犹如是剿匪界的王永江，从能力、经验到态度上的不畏强权和不怕牺牲，都如出一辙。有这样一个黑面包公再次出世，加上张作霖、孙烈臣的支持，那些从前跟黑道勾勾搭搭的地方势力都不敢再对土匪进行掩护和包庇了。
三年之内，王顺存不但肃清了黑省匪患，为孙烈臣稳定黑省立下汗马功劳，即如东北其他地方的土匪也逐渐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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