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金铠让张作霖真正懂得了智囊的重要性，掌握奉天政权后，他更加极力延揽人才。凡袁金铠所介绍和推荐的奉天知名人士，尽被他罗致于自己府中担任秘书，其秘书数量之多，超过了自徐世昌至段芝贵以来的历任奉督。
有一天，张作霖与袁金铠闲谈，突然问道：“奉天人才以谁为最出色？”在张作霖想来，袁金铠可为人选，即便自谦，也定会推说是幕府里的其他同僚，不料袁金铠的回答却是：“我们这些人中哪一位也赶不上王岷源。”
袁金铠提到的这个王岷源，原名叫王永江，岷源是他的字。王永江的样子粗粗大大，颇像个军人，但他其实是个文人。袁金铠说王永江有才也绝非虚言，清代制度，每三年要从各省选拔成绩特别优秀的秀才，进入国子监（古代最高学府）进行深造，这叫作优贡。王永江在清末时考中过优贡，其国学功底可见一斑。
袁金铠推重王永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优贡身份，毕竟在那个时代，前清留下的秀才举人不少，但很多人早已完全隔膜于时代，成了死在沙滩上的“前浪”。王永江厉害就厉害在中外兼通，当新的大浪涌来时，照旧能在其中担当弄潮儿角色。
大耳如何慢凤雏
王永江深明医理，最早时曾开过一家中药店。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商侵入东北，东北的工商业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王永江的药店也因此亏损停业。以后日本人在东省创立书院，慕其文名，曾聘王永江为书院的汉文教员。可是这座日本人开的书院虽然也教汉文，却不准学生课余阅读中国书籍，王永江对此很是不满，于是愤而辞职，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饭碗。
与那些喜欢口头发泄或诉诸非理智行为的愤青不同，王永江是个崇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干家。药店关张和书院的遭遇在给他造成强烈刺激的同时，也促使他开始投入精力对日本进行关注与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对于日本的村屯制度、警察制度最感兴趣，且深得其旨。
袁金铠很早就认识王永江，两人有不错的私谊。有一段时间，袁金铠奉命在辽阳试行警政，那时警察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大家都不了解。袁金铠知道王永江对此有研究，就写信给他，委托其调查日本在租界实行警政的具体做法。
王永江经过一番考察，写出报告交给袁金铠。袁金铠看后大加赞许，遂正式邀请王永江到辽阳警务学堂当教员。教学期间，王永江参照日本警政制度，并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况，编出了包括警政法规、章程、制度在内的十几种讲义和教科书，很受校方肯定。
因教学有成，王永江不久就被擢升为辽阳警务所长。转入警政实战后，他同样成绩斐然，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特予嘉奖，称其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
王永江的医术在其仕途中也起到过作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东三省流行鼠疫，王永江凭借胸中所学组织防疫，成效很大。经辽阳知州推荐，他被提升为候补知县。清代有官员籍贯回避制度，一般情况下，本省籍官员不能在本省为官，王永江是奉天人，按理也不能入奉天官场，但在锡良的奏请下，他仍然被按特例调进奉天省城，入总督府民政司、礼学司参预机要。
武昌起义后，铁岭爆发革命党起义，继锡良之后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他率部前往镇压。经三天激战，起义军不支退走。书生亦能带兵，文官也会打仗，这是王永江很为之得意的一段经历，他在自己的诗集中曾专门记述此事。
王永江自此在省城逐渐崭露头角，赵尔巽和锡良一样，对他器重有加。可是王永江与袁金铠不同，他不但不喜欢钻营、谄媚这一套，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文人的倨傲和清高。当初张作霖在省城初掌大权，人人趋之若鹜，以能见其一面为荣，唯独王永江从不主动上门奉迎，他每天处理完公事后，最喜欢做的事只是回家闭门品读《易经》而已。
《易经》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永江不可能对张作霖的上升势头视而不见，他也希望能通过为张作霖出谋划策来施展平生抱负，可是因为不像其他人那样会看眼色和投其所好，张作霖对他不是很重视。王永江很失望，便写了一首诗，诗中道：“士元竟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荆襄宁志满，英雄通病是轻儒。”
“士元”指的是三国谋士庞统庞士元，他与诸葛亮齐名，诸葛亮号卧龙，他号凤雏，“大耳”指的则是刘备。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占据荆襄后张榜招贤纳士，庞统前去投奔，可是刘备因为他颜值低，长得丑，起初只给了一个县令干。
庞统赴任后闷闷不乐，整天以喝酒为乐，不理政事，刘备闻讯派人前去督责。庞统当着来人的面现场办公，不到半天时间，便将所积公务全部处理完毕，至此，刘备方知他是个大才。这段故事还被民间编成歇后语，叫作“刘备轻看庞统——以貌取人”。
王永江以诗言志，借三国故事狠狠地讥讽了一下张作霖。张作霖听闻后，却只认为王永江是未得升迁，所以乱发牢骚。他那时对智囊的作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想想你要升官也不是不可以，来我家跟我赌，给我送够银子，我不就能给你官做了吗？为什么要酸不拉叽地在下面嘀咕我，毁我名誉？
未几，赵尔巽欲任命王永江为署理奉天民政司使。张作霖逮着机会，就故意问赵尔巽：“王永江是什么人？他能胜任民政司使一职吗？”赵尔巽见他脸色不好看，赶紧说：“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追问了。”
张作霖并没有就此放过出语讥讽他的人，回去后便扬言：“如果王某敢就职，我一定让他好看！”
王永江听到知道自己得罪了张作霖，只得干脆向赵尔巽称病告假，暂回家乡避祸。不久，赵尔巽重又授之以别的职务，但都不是很得意。
直到赵尔巽离奉，给张作霖开列的人才名单中，都还把王永江列了进去。张作霖倒也不是不知道王永江才堪大用，他就是受不了王永江的那句“英雄通病是轻儒”——我“轻儒”怎么了，你一玩玩笔杆耍耍嘴皮的，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就是不用你！
公来何迟
《史记》中说，有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求见刘邦，他会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不过那说的是起兵初期，等到他立定取天下的志向，想往“汉高祖”的目标进军的时候，人家可是把有才的儒生当神一样供着的。
同样，张作霖也经历过这样的心理变化，最早他不但曾轻视王永江这样的“大儒”，还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法律是人造的，怎能约束我呢？”一副浑不吝、我行我素的模样。后来他就知道这样不行了，也明白“儒”是个好东西，他用刘邦式的口吻对手下亲信们说：“我这个位置（指督奉）是得自马上，然而马上得之，却不可以马上治之。如果地方上有贤俊之士愿替我效劳的，我们应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
正是了解张作霖态度的变化，所以袁金铠才会再一次在幕主面前引荐自己的老友：“岷源（王永江）乃天下奇才，将军幕下诸君无出其右者。将军应直释小嫌，以就大业。”
张作霖本来也有要起用王永江的念头，只是因为原先轻慢和威胁过对方，怕王永江记恨在心，不肯投于麾下，当下就笑着说：“我哪是不愿意用岷源，主要是岷源不屑来屈就罢了。”他知道袁金铠与王永江的关系，因此又试探着追问道：“人家肯到咱们这里来吗？”
袁金铠等的就是这句话，赶忙回答：“只要咱们对他优礼相待，言听计从，他也能来。”
张作霖一听大喜。这时王永江正充任辽康税捐局局长，张作霖先让袁金铠写封信给他解释原委，继而又将王永江调到奉天任税捐局局长。
为了充分做到“优礼相待”，王永江一到奉天，张作霖就派人上门邀请他到府中做客。虽然有袁金铠预先做了铺垫，但王永江对张作霖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仍有措手不及之感，也不免疑心张作霖会在门口做点文章，为难为难他什么的，于是就对来人说：“张公门前戈戟森列，我这样的小官到了门口，万一门卫不让我进去，那该怎么办？”
使者回禀张作霖。张作霖就像是那个已发现庞统是大才的刘备，早就迫不及待地要见到对方了，他立刻让使者转告王永江：“不要担心，我已经预先跟门卫讲过，你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既然张作霖诚心诚意，王永江便放下顾虑，收拾整齐后前来将军署拜会。当他走到门口时，果然有人主动上前迎接，刚刚进入中门，等候多时的张作霖急步走下台阶，对王永江说：“公来何迟？”
张作霖一边说，一边亲切地握着王永江的手，就像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一样。随后，他又把王永江拉进内室，密谈了一天。虽然外人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所有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两人已尽释前嫌，王永江正式加入了张作霖的核心智囊团。
当时由于张作霖所属军队很大一部分出自绿林，所以经常有不法军人胡作非为，欺行霸市。城内虽有警察，但根本不敢管或管不了，比如段芝贵督奉时期，汤玉麟的士兵公然抢劫，警察出动抓住劫犯，而汤玉麟竟然会亲自带人把劫犯又给抢回去。长此以往，导致奉天的治安状况十分混乱。
取得奉天省的军政大权后，张作霖即宣布军人不能干政，军队应严守军纪，不准扰民害民，如果有谁敢故意违反，就以军法惩治。问题是再严的制度，最终都得靠人来执行。原省警察厅厅长宋文郁虽与张作霖是亲戚，又支持张作霖多年，但他与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多认识，在维持省城秩序和纠察军队风纪方面，难免碍于情面，不能严格执行命令，汤玉麟士兵抢劫案即典型例子。
王永江初到奉天，张作霖就明确说明，请他到奉天不是专办税务，而是办理一切政治。鉴于王永江在警政方面既有理论又有实绩，张作霖很快做出决定，用王永江替换宋文郁，主抓全省警务。
王永江甫一上任，就将他在辽阳试行警政的经验推广于全省，开始在省城各处设立警务分驻所。警务分驻所相当于现代的派出所，原先军人横行街市已成习惯，自从有了“派出所”，他们的行动便处处受到限制和干涉。这些出身绿林的军人对此十分反感，他们骂警察为“巡警狗”，将“派出所”称之为“西瓜棚”，军警冲突事件因此一再发生。与此同时，以冯麟阁为首，一些军官也纷纷要求张作霖取消“派出所”，有人因此劝张作霖说：“你犯不上为王某得罪很多的人，请把王某调开吧。”
张作霖在跟冯麟阁争“奉天王”时可以百般忍让，但在这件事上却不肯让步，尤其是看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省城治安情况已得到极大改善后，他反而对王永江更加信任。反对者们见状，也就只好把反感情绪都咽到肚子里，暂时敢怒不敢言了。
在张作霖的支持下，王永江一面对不法军人采取严厉惩处措施，一面对奉天省各县警务长的职权重新做了规定，并且要求认真执行，不得敷衍了事。
王永江不徇私情的强硬态度最终让张作霖的那些老部下们坐不住了。在他们看来，军警是一家，警务处长、警务厅长都应该由军人担任，况且天下原本也是军人用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功劳可以高高在上地来管辖军人？
你们懂得什么
所有老部下里面，要说最不服气的还得数汤玉麟。作为张作霖患难时期的结义兄弟，汤玉麟为张家立下了汗马功劳：金寿山进攻中安堡，他先是替张作霖解围，接着在金寿山的人马突入堡内时，又背着张作霖的大女儿逃出；辽西剿匪，无役不从，特别是剿灭陶克陶胡，张作霖两次被困，都是由他率敢死队舍生忘死给救了出来；奉天告急，又是他率马队跟着张作霖星夜赶到省城，从而为张作霖夺得大权奠定基础……
正因为倚仗着是张作霖的老兄弟和大功臣，汤玉麟一向有恃无恐。他曾屡次向省内各行政机关强行荐人，大有效法张锡銮督奉时代张作霖“大吃县局”的作风，行政机关的主官们又不敢向张作霖报告，致使其越发无法无天。只有王永江完全不理会他那一套——你想往我的警厅塞人，弄个某某县警察所长的职务？对不起，门都没有！
汤玉麟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自然十二万分的不爽。同时他当时身兼奉天省城密探队长一职，与王永江的职权有些重叠，因此他除了认为王永江态度傲慢、目空一切、不买自己的账外，还视之为是与自己争权，两人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
汤玉麟这人从好了说，叫作心地宽厚，他对部下很少谩骂，带兵三十年更是从未杀过一官一兵。部下犯了错误，他最大的责罚不过是驱逐，过了些日子，被驱逐的部下重返军营，仍然会照旧录用（宋文郁任省警察厅长时，他抢去并声称枪毙的那名士兵，自然也不可能是真被枪毙了）。汤玉麟如此放纵，致使部下扰民事件层出不穷，各处发生的劫案，要么不查，一查几乎全都是他手下官兵干的，有知情者批评他是“有奖无罚，最误事”。
汤玉麟有一个部下公开在省城设赌抽头，原先谁都不敢管，王永江断然下令将其逮捕送警务处关押。汤玉麟闻讯气势汹汹地来到警务处要人，王永江不予理睬，汤玉麟竟派兵包围了警务处。王永江大怒说：张作霖叫我整顿警政，我就要秉公办理，汤玉麟要包围我的警务处，我就和他拼！
王永江随即命令警察荷枪实弹，准备进行反击。汤玉麟这时候还只想吓王永江就范，没想到对方敢来真的。他之前已经多次向张作霖进言，想搞掉王永江，但每次都遭到拒绝，而且总要挨上一顿臭骂。这次因为骑虎难下，他只好又硬着头皮去找张作霖告状，坚决要求撤王永江的职。
王永江知道后，自忖汤玉麟与张作霖关系至深，为了不让张作霖为难，便以到温泉地休养为由，向张作霖递交了辞呈。见王永江要走，张作霖着急了，他一边对王永江极力挽留，一边大骂汤玉麟：“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
张作霖这句过了头的气话让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一众高级将领都不淡定了——居然骂我们给人牵马扶镫都不配，那你当年被仇敌追杀，需要我们舍命辅佐时，为什么不说？
汤玉麟更是气炸了肺。有一天，他去军署请张作霖赴宴。张作霖正和王永江等几个人打牌，于是头也没抬地对汤玉麟说：“你们先走，回头我和岷源（王永江）晚点去。”
汤玉麟横了王永江一眼，说：“谁他妈请他。”
张作霖不听则已，一听怒不可遏，他一把将牌桌掀翻，咣咣咣地就和汤玉麟大吵起来。王永江见情形不对，赶紧悄悄溜走了。
一直到1917年春节，按照惯例，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都要请省城文武长官们吃年茶。初五这天，二十八师做东，张作霖前去赴宴，他在席上没看到王永江，心里很不高兴，但二十八师是冯麟阁的部队，又正值年关，也就没有说什么。
初六是二十七师请客，还是没请王永江。张作霖忍不住了，说：“我为地方考虑，才用了王处长，诸位对王处长不敬，就是对我不敬。”
话说完无人吭声，张作霖情知众人不服，更加来气，当下便厉声质问道：“为什么没有请王处长？”仍然没人搭腔，张作霖接着又说：“二十八师不请王，我不说什么，怎么你们也不请呢？”
见场面尴尬，孙烈臣赶紧出面对张作霖说：“我们把王漏掉了，改日再请他吧，您甭生气。”
有孙烈臣这句话，张作霖本来可以找台阶下了，未料张作霖反倒来了劲，他愤愤地训斥道：“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我用定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谁辞职！”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汤玉麟腾地跳了起来，对张作霖说：“你甭骂街，辞职那算不了什么。要是姓王的这狗东西不去掉，我们不敢奉命。”
从来是只有张作霖训别人，没有别人朝着他吼的，汤玉麟此举惹得张作霖勃然大怒，顿时就拍着桌子骂了起来：“这么说，你们是反对我呀！”
众人一看不妙，赶紧上前劝解，宴会不欢而散。
分道扬镳
知道因自己秉公执法，已经惹了众怒，为了缓和与武将们的紧张关系，王永江特地预备丰盛宴席，邀请省城高级官吏联欢，可是汤玉麟、孙烈臣等人谁都不去，让他大丢脸面。张作霖知道后又头疼又恼火，他把汤玉麟等人找来，除了痛骂不止外，还要求这些人向王永江道歉。
汤玉麟等人退下来一起商议，没人肯向王永江道歉。他们拟了一张呈文，内容是要求将王永江撤职，否则的话，就全体一致，都辞职不干回老家去。
诸将公推孙烈臣为代表发言，一起去找张作霖请愿。可是见到张作霖后，还没等他们开口，张作霖先妈长爹短地骂了他们一通。众人面面相觑，自己不敢说，都指着孙烈臣说。关键时刻，孙烈臣也了，他把头扭过去，别说发言了，连正眼都不敢看张作霖。
汤玉麟憋不住了，催促孙烈臣：“赞尧（孙烈臣的字），你倒讲话呀！你手里拿的呈文呢？”
孙烈臣仍然说不出话来，但好歹还有勇气把呈文掏出来，交到张作霖手里。张作霖那暴脾气，呈文接到手里，略扫了一眼，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呈文撕了个粉碎。他刚刚见汤玉麟鼓动孙烈臣，便猜到肯定又是汤玉麟带的头，于是把火都发到了汤玉麟身上。只见他一边用手指着汤玉麟的脸，一边破口大骂，差不多把汤玉麟的祖宗三代都掘了出来。
汤玉麟哪里能够忍受，当即与张作霖对骂，张作霖骂他什么，他就回骂什么，之后张作霖跳起来，他也一蹦三尺高。
看到汤玉麟一点没有肯让步的样子，张作霖愈加暴跳如雷，举起拳头就要揍他。一同前来请愿的人顿时全都变成了拉架的，你推我搡，好不容易把汤玉麟给拉出了门外。汤玉麟都已经出了门，还听见张作霖在背后不依不饶地骂他，让他滚蛋，说：“没你有这个鸡子，我也能做出槽子糕。”（槽子糕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一种传统糕点，以鲜鸡蛋为主原料烘烤而成，也称鸡蛋糕。）
听到这句话，汤玉麟回过头放开喉咙叫道：“你叫干，老子也不干了，哪里都能吃饭。”
在此之前，得知张作霖、汤玉麟公开在宴席上大吵大闹，一直与张作霖面和心不和的冯麟阁就已派人联系过汤玉麟。来人劝汤玉麟不要辞职，并且对他说：“一切有冯帮办给你做主，将来奉天的天下不定是谁的呢！”回到自己的军营，汤玉麟越想越气，加上倚仗冯麟阁的支持，就真的有了和张作霖从此分道扬镳乃至发生兵谏的打算。
汤部全部驻扎于省城，同时又是张作霖所有部队中军纪最坏的一部分，与警察发生直接冲突的概率自然也最多。汤部官兵都害怕汤玉麟真被张作霖给骂得不敢动弹，从而导致自己以后也栽在“巡警狗”手里，或者被关进“西瓜棚”，因此他们纷纷撺掇汤玉麟脱离张作霖单干。
汤玉麟本来就是个没多少头脑的莽汉，给众人一激，果然就冲动起来。一次王永江下令整肃风纪，逮捕了汤部的一名不法士兵。汤玉麟乘机挑衅，枪杀了两名执法法警，酿成了“军警冲突案”，以此向张作霖施压。
又有一次，汤玉麟亲率数十人，利用晚间突袭警务处，打算生擒王永江。王永江在无准备的情况下急忙从后墙逃出，跑到张作霖处进行报告。张作霖听后当即给汤玉麟打电话，劈头盖脸一顿大骂，并让他速来军署相见。可是汤玉麟这回一反常态，表现得就像个犟驴一样，不但不服，而且死活不肯出来见面，两人的关系立刻出现僵持状态。
张作霖脾气暴躁专断，过去同他的几个拜把子弟兄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也是轻则动嘴，重则动手。不过那个时候，他的原配赵氏尚可以起到调解作用，每当张作霖发火动怒时，赵氏总会第一个出来劝解他的那些兄弟们：“他（指张作霖）那个熊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好兄弟，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三天别理他就好啦。”
像汤玉麟这样绿林好汉出身的人，大多吃软不吃硬，被赵氏这么一说，肚子里再有气往往也就平息下去了。汤玉麟因此对赵氏赞不绝口：“老嫂子贤惠，雨亭兄（张作霖）多少大事，都多亏了老嫂子啊！”
如果赵氏还在，可以想见大家绝不会闹到这一步，可惜的是，赵氏早已不在了。
此风万不可长
赵氏与张作霖是患难夫妻，嫁给张作霖后一度过着颠沛流离、惊险动荡的生活，后来日子渐渐安定下来，可是随着张作霖陆续娶进其他妻妾，对她也逐渐疏远起来。
赵氏一直带着子女住在新民府，有一年带着二儿子张学铭来奉天探亲。其他家人对她都很尊重，唯有五太太寿夫人言语怠慢，不亲自来问候，而以自己的母亲王老太太代替。王老太太以前在妓院做老鸨，她倚仗着女儿受到张作霖宠爱，言语上没规没矩，令赵氏很是生气，感觉自己唯一能够聊以慰藉的正室身份也受到了挑战。
在几个儿女中，张作霖又特别不喜欢张学铭。那还是张作霖做统领的时候，有一年，张府的看门人午睡做梦，突然梦见一个小喇嘛跑进院里。看门人醒来后将梦境当成真的，就跑到院里面去追，正好遇见了张作霖。张作霖问他：“你跑进来做什么？”看门人就说如此如此，张作霖骂道：“胡说，你做梦吧！”
就在此时，赵氏生下了张学铭。这使张作霖吃了一惊，原来他早年办“保险队”时，曾枪杀过一个充作喽啰的小喇嘛。张作霖是个比较迷信的人，他认为是死去的小喇嘛要进行报复，所以投胎转世变成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便恨恨地骂道：“这小子，找我算账来了。”
那一年赵氏携子来奉天，母子住外间，张作霖住里间。张学铭晚上哭闹，把张作霖吵醒了。张作霖就从里间跑出来，把张学铭给打了一顿。赵氏触景生情，气恨交加，她对张作霖说了一句：“我的孩子我会管！”第二天便赌气带着儿子返回新民府，回去后没过多久就病死了，死时年仅三十八岁。
赵氏性格异常刚烈。病危时，张作霖前去探望，赵氏只是在看到儿子张学良时掉了几滴眼泪，但至死都不肯原谅丈夫，也不开口和他说一句话。
没了赵氏这个贤内助，张作霖和他的结义兄弟一旦闹僵，便再无人可以从中转圜了。张作霖这时也已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几次派自己的夫人和张学良到汤处请汤，但汤都避而不来。
在对待王永江一事上，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人原本都和汤玉麟穿一条裤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反对张作霖。现在一看，汤玉麟真的要拉起架子和张作霖干了，又都齐刷刷地站到了张作霖一边。就在张作霖和汤玉麟吵翻的第二天，孙烈臣主动对张作霖说：“我打算找阁忱（汤玉麟字阁忱）打打圆场。”张作霖求之不得，连忙说：“可以。”
孙烈臣见到汤玉麟后，竭力劝说他打消辞职的念头，与张作霖重归于好。汤玉麟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辞不辞职都不能找他，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谈话间，孙烈臣从怀中掏烟盒。汤玉麟一看，还以为他是要取枪对自己不利，当即喝问道：“你打算怎的？”而后发现孙烈臣只是掏烟盒，汤玉麟这才放松下来，但仍不肯听从规劝。
孙烈臣不得要领，继他之后，吴俊升、马龙潭也来调停，不过依旧归于无效。
听说张作霖为了他和汤玉麟闹得天翻地覆，“家务”不和，王永江深感内疚和无奈，便直接回了家乡，同时派他的秘书将一封辞呈送交张作霖。
张作霖的态度是立场不变，维护王永江到底，他让秘书许泮香转告王永江：“王处长要辞职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绝对不准。此端万不可开，此风万不可长。如果我部下的武将看谁不顺眼就闹，一闹我就把人家去掉，那太不像话。”
见许泮香还要替王永江请辞，张作霖不由分说：“说什么我也不准王处长辞职，快请他回来。事过之后，随他尊便。”
事实上，此时张作霖所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为防患于未然，他不得不调集部队，远远地对汤玉麟的第五十三旅旅部进行包围监视，汤玉麟不甘示弱，也在门前筑起了防御工事，随时准备与张作霖硬拼。奉天城里由此谣言四起，人人为之惶恐不安。地方团体急忙派代表求见张作霖，请求不要在省城内打仗，以免殃及池鱼。
身为一省之长，张作霖没有理由拒绝代表的要求，于是他点头应允，随后便下令包围部队撤去一面，让五十三旅部移防新民。
在与张作霖相持不下之际，汤玉麟的外甥、营长刘景双曾给他出主意，说如果张作霖不让步，就先出兵打日本的车站，惹起中日外交纠纷，从而使张作霖在现在的位置上干不成。
汤玉麟尽管没多少头脑，但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便没有同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汤玉麟与张作霖的争执主要还是出于意气用事，而没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现在张作霖让他到新民去，汤玉麟考虑一者可以免受包围，二者还能依托北镇的冯麟阁作为后盾，所以也就依言带着随从离开奉天，到新民去了。
四面楚歌
汤玉麟一走，省城人心安定下来。当然只要汤玉麟一天不改变态度，张作霖的心还是不安，他决定用多少的兄弟情谊来打动汤玉麟，给对方写一封信。
张作霖的嘴皮子利索，给军士们讲话常常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滔滔不绝，言之成章。可是要让他把这些口水大白话整理成有腔调的白话文，那就作了难，所以一般情况下，张作霖都是口述大意，然后由文案执笔。在他的授意下，秘书给汤玉麟写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信中说他和汤玉麟作为十余年患难与共的老弟兄，千万不要因为几句不投机的话便割袍断交。
信写得可谓是真情意切、感人至深，但汤玉麟最想了解的信息，即如何处置王永江，却一个字都未提及。汤玉麟也不傻，知道张作霖还是要死保王永江，一想到这个，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对张作霖的信来了个置之不理。
事态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往更棘手的方向发展。见汤玉麟率部出走新民，人在北镇的冯麟阁认为有机可乘，遂由暗助转向明帮，他全力支持汤玉麟的对抗行动，并向张作霖提出，由他本人兼任奉天省长（袁世凯死后，巡按使已改称省长），由汤玉麟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冯麟阁还威胁张作霖，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他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冯麟阁撑腰，汤玉麟气势大增。他也假借第二十七师全体官兵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对张作霖提出了控告。
处于如此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下，张作霖被迫使出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宣称会将省长和二十七师师长让出，只担任督军（袁世凯死后，各省将军也都改称督军）。可是这种表面的让步并没能如其所愿地换来妥协。汤玉麟在新民的驻兵为刘景双营，营长刘景双的火气比汤玉麟还大，他对汤玉麟说：“我帮助您干，将来万不得已咱们再进山。”汤玉麟听从其言，除派刘景双到彰武、阜新一带招募“胡子”外，又派人潜入省城四处捣乱。
冯麟阁所部集中于北镇，留在省城的人不多，但他们也暗中策动二十七师的人反张，而且策反了好几个人。当时张作霖已经掌握了被策反者的名单，有人建议将这几个人监视起来，张作霖反而镇静下来，他说：“用不着，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张作霖在督军署召集全师营以上将领会议。身为团长的张景惠首先发言说：“我们今天开会，对于这种局面要表明个人的态度。”炮兵第二营营长阚朝玺随后站起身问道：“我们营长级的小官能否说话？”
大家说：“凡出席的人皆可随意发言，你说吧。”于是阚朝玺说：“卫国保民是我们军人职责，若是因为闹意见彼此对立，打起来不但殃民，而且误国，是我们军人莫大的耻辱。”由此出发，他认为：“张将军没有做误国殃民的事，我们应该拥护他，况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在汤玉麟这件事的态度上，阚朝玺主张：“至于汤旅长辞职不辞职，是个人的事，没有多大问题。如他有轨外行动，或者有人借此活动牵及大局，就应绳之以法，我就请命讨伐他！”
阚朝玺一番慷慨之词，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随声附和：“阚子珍（阚朝玺字子珍）说得好说得对。”
按照阚朝玺的提议，会上形成了决议案，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决议案上签名盖章。签名盖章的人里面中有许多是汤玉麟五十三旅的团营长，这表明汤玉麟因为行动过激，已失去多数军官的支持。而后，张景惠、张作相又联系全师官兵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揭露以前给中央发去的所谓控告张作霖的电报，均系汤玉麟所捏造，现全师官兵一致拥护张作霖。张作霖以一个近似于冒险的举动（召开全师会议），重新团结了内部，使汤玉麟在二十七师中陷入孤立。
这时吴俊升也赶到奉天，他向张作霖表示：“若大帅想打，俊升带队打前敌，我去揍这些兔羔子去。”张作霖闻言大喜过望：“大哥，您把队伍集中候命吧。”
形势转瞬之间便发生了变化，汤玉麟一看处境不利，马上决定离开新民去北镇投奔冯麟阁。张作霖接到情报后，忙派张景惠等人去做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劝冯麟阁不要离开新民，但当张景惠等人赶到新民时，冯麟阁已经到达了北镇。
汤玉麟直接与冯麟阁合流，对张作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急派邹芬团和阚朝玺炮兵营进驻新民，以加强对北镇方面的防卫，也就在这个时候，总统黎元洪派出的一名特使也来到新民，要求面见冯麟阁。
密电
自从和张作霖有了隔阂后，冯麟阁即派白运昌充任二十八师驻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联络北京政府高层。白运昌常给冯麟阁发电报，报告各方面的接洽情形，冯麟阁也常有复电给白运昌。
北京没有直达北镇的通信线路，这些往来电报都须由奉天电报局转拍给北镇电报局，而奉天电报局局长吕永恩乃张作霖所派，也就是说是张作霖的人，他总是先将这些电报译出，拿给张作霖看过之后再拍转。正是通过这些电报，张作霖了解到冯麟阁与黎元洪的关系比较密切，对此早就留了心眼。
黎元洪支持冯麟阁，当然也想拉拢汤玉麟。只是他对于汤玉麟退出新民一事并不知晓，所以才会派特使带着自己的亲笔信来新民找汤玉麟。
邹芬、阚朝玺知道特使来新民的目的，又得知他先前并没有见过汤玉麟，于是临时决定设个圈套，将黎元洪的亲笔信骗到手。编排好之后，阚朝玺就对特使说：“我带您去见我们的汤旅长。”
假称的“汤旅长”由邹芬冒充，他装模作样地接见特使，并收下了信件。特使当面转达了黎元洪的意思：“大总统将来要借重您，二十七师的事情请您多负点责任。”“汤旅长”顺着他的话回答：“一切事我会随时与冯帮办（冯麟阁）联系，请您回去转禀大总统放心。因恐沿路检查与您不方便，我不写回信啦。”
特使走后，阚朝玺连夜把黎元洪的信件送到奉天交给张作霖。张作霖写了一封信，连同黎元洪的信件一齐送给自己的驻京代表曾有翼，并让曾有翼赶紧在中央进行周旋。
曾有翼另有一个身份是国会议员。在当时的国会中，东北籍国会议员占有六十六席，若集体发力，在政治上能够起到相当大的影响。张作霖很早就授意曾有翼以同乡名义，将他们组织起来。曾有翼于是奉命成立了一个叫尚友会的党派，主要用于吸纳东北籍议员。
张作霖每月给尚友会发一千元经费，负责会内事务的曾有翼很快就感到经费不足。正好国务总理段祺瑞对国会各党各派很重视，多有经费补助，而发放经费的负责人是段祺瑞的幕僚靳云鹏。曾有翼便通过中间人介绍与靳云鹏结识，从而又从段祺瑞那里得到了每月五百元的补助款。从此，尚友会或者说是张作霖就与段祺瑞发生了关系。
接到张作霖的指示后，曾有翼立即拜访靳云鹏，向靳云鹏详细说明了汤旅“叛变”以及冯麟阁联合汤玉麟意图倒张的经过情形。当着靳云鹏的面，曾有翼表示张作霖绝对服从中央，但现正处于危难之中，还得请中央设法消弭战端。
靳云鹏听完后说事关重大，需要请示段祺瑞裁决，结果如何，只能明天再来听信。
原来那时北京政府内部也分成对立的两派，即所谓的“府院之争”，其中“府”是指黎元洪的总统府，“院”是指段祺瑞的国务院。两派在各方面都不对付，下面一有事就对着干。段祺瑞听了靳云鹏的转述，尤其是读完张作霖送往北京的那两封信后，果断决定支持张作霖。
第二天，靳云鹏即向曾有翼报喜：政府已经电令张作霖、冯麟阁各守原防，不准擅自行动。如有争执事件，应呈报中央，听候解决。
靳云鹏信心满满地向曾有翼保证，有了这个政府电令，冯麟阁的二十八师绝不敢轻动，而冯麟阁不动，汤玉麟也就不成问题了。
事实上，段祺瑞在下发电令的同时，还动员了归其控制的第九师、第十三师，要求协助张作霖戡乱。此事很快传到白运昌耳中，他急忙向北镇冯麟阁发去十万火急的密电，谓：“段助张两师已动员，我方对汤事千万勿加入，千万勿加入为要。”
这封密电和以前的电报一样，首先被奉天电报局送交张作霖，张作霖看后又让电报局照常转发给冯麟阁。冯麟阁看到电报傻了眼，如果说对于政府电令他尚可以阳奉阴违，那两个协助戡乱的师他可不敢小觑。在明知已失去胜算的情况下，他赶紧中途取消与汤玉麟合谋驱张的计划。
诚如靳云鹏所言，冯麟阁不动，汤玉麟也就不成问题。张作霖传令撤销汤玉麟五十三旅旅长一职，由邹芬代理，被其带走的部队听候改编。
汤玉麟在北镇也待不下去了，只能去徐州投奔张勋。他的外甥、部下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刘景双带着数十人准备到南方投奔革命党，结果还未登船，就在营口被张作霖的部队逮捕，之后全部被解至省城处死。
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可能让张作霖阴沟里翻船的特大风波终告平息，企图与张作霖作对的两个人，一个在成为光杆司令后远走他乡，另一个虽然实力未受损伤，但也已偃旗息鼓，暂时不再能够与张作霖继续角力。
遭遇此次挫败后，冯麟阁一度心情沮丧，意志消沉，长期蜗居于北镇无所作为。其间，北京政府曾拟定他为黑龙江省督办，但又因时局不稳而作罢。
1917年6月，张勋密谋复辟。张勋与张作霖本是老朋友，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张作霖认为张勋的复辟计划风险太大，一直持观望态度。这时袁金铠给他出主意，说为什么不让冯麟阁替咱们去蹚这趟浑水呢？
“冯麟阁因大帅升任奉天将军，时有不平之色，久恐生变，须早为计，”袁金铠认为现在就到了设计的时候，“莫若令其（指冯麟阁）入京，暗中参加复辟，事成大帅不失戴翌（即襄助复辟）之功，不成则以冯当之。”
在袁金铠看来，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彻底的话，可使卧榻之侧从此免去他人酣睡，即便就眼前来讲，亦可起到调虎离山的作用。
张作霖认为袁金铠所言极是，于是就同冯麟阁商量，拟委任他为奉天驻京全权代表，与张勋接洽办理奉军问题，也就是允许他打着驻京代表的旗号，暗中从事复辟活动。
同一时期，张勋实际已派人运动冯麟阁参加复辟，并答应事成之后升其为东三省总督。这边张作霖不反对还支持，那边张勋又提出了丰厚的条件，冯麟阁想都没仔细想一想，就高兴地答应下来。
6月20日，在三十名卫士的护送下，冯麟阁以奉天全权代表的身份进京。进京后，他立即拜见张勋，支持复辟并表示愿为其效忠，接着又下令调二十八师部分官兵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
在入宫进谒复辟的小皇帝溥仪时，冯麟阁对溥仪行三拜九叩大礼，溥仪赏赐他“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御卫大臣头衔”。虽然都是虚衔，但也已经让冯麟阁乐得合不拢嘴了。
在此期间，张作霖一直是见机行事，随风转舵。张勋复辟后封他为奉天巡抚，他不仅来者不拒，表示谢恩，还通令奉天省城各机关一律悬挂龙旗，以庆祝溥仪登基。与此同时，他仍在往来公文中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字号，以便万一复辟失败可以留有余地。
就在张勋、冯麟阁等人踌躇满志、飘飘然的时候，风云突变，已经下野的段祺瑞通电全国，打起了反对复辟、兴师讨逆的大旗。自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后，云集在京津一带的约五万讨逆军，迅速对张勋形成了两路夹击的态势。
一看这个情况，张作霖料定张勋必败无疑，于是一边立刻通电支持讨逆，一边竭力为自己之前拥护复辟的一些言论举止洗白。他后来曾一再对外界声称：“说我要复辟，那全是报纸放屁！我张作霖在前清是个小小的武官，并没有受过什么样浩荡皇恩，我又何必复辟？而且就算前清于我有恩，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报纸上的浑诌胡扯，不可听信。”
被张作霖骂为“放屁”的报纸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盛京时报》就讽刺说，张作霖“以高骑墙头为其本领，嗣见何方强盛，转而去彼就此”。
不过结果也正如张作霖所料，张勋的“辫子军”根本就顶不住讨逆军的进攻，这场复辟闹剧才演了十二天便狼狈收场。冯麟阁傻了眼，他原先的算计是，自己若能在这个时候参加复辟，是立了勤王救驾之功，值得干一下，但唯独忘了这背后的风险会有多大——若论当年闯荡江湖的资历，冯麟阁足称张作霖的前辈，但要比观察时局的能力，张作霖这个晚辈可就要甩他好几条街了。
预感到一场厄运即将到来，冯麟阁只好厚着脸皮向张作霖求救。张作霖复电：“永居北京甚为危险，速从陆路沿长城单骑来归，当于适当地点出迎，乘火车归来危险。”
张作霖脾气暴躁、杀伐果敢，但他对昔日兄弟同人乃至部下，又有着很温情感性的一面，所以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这些人才会至死不渝地跟随着他，这就是所谓的“人畏其威而怀其惠”。对于冯麟阁，他也没有因为对方曾是苦苦相逼的政敌而落井下石，复电中所设计的逃跑路线，都是真心实意地在替冯麟阁考虑。
可是冯麟阁的左右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张作霖的话应该反着看，比如张作霖说陆路安全，可能陆路反而不安全，张作霖说乘火车危险，可能乘火车反而不危险。
听左右的，还是听张作霖的？冯麟阁选了前者。他和旅长张海鹏及下属官兵两百多人穿上便服，乘火车出京东行。当火车行驶至天津车站时，被讨逆军的侦缉人员发现，冯麟阁随即落网。
张作霖接到北京电报，得知冯麟阁被捕，赶紧联名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军官，致电段祺瑞，集体为冯麟阁求情。冯麟阁因此获得赦免，但原先所有的官职和勋位都已被剥夺，可谓从天上一下子跌到了地上。
奉天王
沦落为平民的冯麟阁暂时住在北京棉花胡同，生活非常贫困。后来经过老部下的斡旋，他才与张作霖重归于好，并得以重返奉天。张作霖保他做了三陵的副都统，专司奉天三家皇陵的守护以及有关地亩管理等事宜，虽无实权，但颜面上算过得去，而且每年收入也非常可观，晚年生活可以无忧。
冯麟阁仍然很少去奉天见张作霖，不过只要去了，一定会事先在长袍马褂的袖子中藏一支枪。有一次，枪从袖子里掉了下来，被张作霖看到了，他愣了愣神，然后对冯麟阁说：“大哥，你到我这还带这个？”经过那次之后，冯麟阁就不好意思再带枪了。
除冯麟阁外，汤玉麟也已与张作霖言归于好。在暂无实缺的情况下，汤玉麟被任命为军署高等顾问，每月可以得到五百大洋的津贴。以后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身边急需人才，又特别提拔他为奉军侦察队长，并派往北京活动，为其重新在军界担当实职做铺垫。
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置身于利益场中，张作霖和他这些江湖老兄弟免不了要为此争夺，但他们终究都不会置对方于死地。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当年绿林生涯留给他们的印迹——就算做不到“江湖中人，义气为重”，也得遵守“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的规矩。
冯麟阁是张作霖在奉天境内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强敌，在其落马后，张作霖先是任命孙烈臣为第二十七师师长，自兼第二十八师师长。后来因为风闻有些人要运动冯麟阁复职，他又将冯麟阁的老部下、旅长汲金纯升为二十八师师长。
汲金纯尽管原来在冯麟阁帐下效力，但对冯麟阁并不服气，还在冯麟阁栽跟头之初，他就已向张作霖靠拢。张作霖做此职务安排，也就意味着冯麟阁完全没有复职的可能了。
在与冯麟阁角力的过程中，吴俊升表面标榜中立，实际始终在为张作霖鞍前马后地效力。为了对他进行酬谢，张作霖特将吴俊升的后路巡防营与骑兵第二旅进行合并，创立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吴俊升非常感激张作霖的提拔，当着面对张作霖表示“虽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心甘情愿为张作霖继续舍命打拼。
至此，奉天军政大权为张作霖所一手包揽。有史家评论道：“作霖以一匹夫，起于草泽，啸聚十数不逞之徒，振臂一呼，竟得据辽东……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往前追溯，和张作霖情况相似的，仅有东汉末年的公孙度和明末的李成梁。后者也均为辽东土著，不过公孙度属于完全的封建割据，且占据的地域也较小，只有李成梁以臣子身份完全据有辽东，“隐然如一强藩”，和张作霖最为接近。有人甚至做出假设，认为如果当初袁世凯破格封张作霖为公侯，使之代段芝贵节制东三省，则可大得其助，洪宪帝制也许就不会失败得那么快了。还有人说，要是张勋复辟时也以东三省总督一职授予张作霖，充分满足其愿望，那么他的复辟之举也不至于昙花一现。这些假设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了张作霖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身为“奉天王”，在奉天省这块地方，可以说已无人能与张作霖争锋，能让他伤神的只剩下了财政问题。说起奉天财政，其实也就是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时好过两年，至赵尔巽二次督奉，出任东三省总督时，连他都得从日本银行借钱度日了。接下来的两任奉督，无论张锡銮还是段芝贵，面对这个问题同样都是一筹莫展，拿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整个奉天省负债累累，每况愈下，除负外债一千万元外，每年还要再亏损二三百万元，开支方面完全靠继续借外债补充。
1916年当张作霖就任盛武将军兼巡按使时，奉天财政已困难至极，当年全省收入一千万元，财政赤字却高达一千三百万元，净亏三百万元，这还没有算欠的那一千万元外债。为此，张作霖在自己就职一个多星期后，即任命幕僚王树翰为奉天财政厅长，对财政进行整顿。
约法一章
危乱之邦偏多人才，从清末到民国，东北动荡不安，但同时期人才也大批涌现，他们与活跃于中原政坛的那些厉害角色相比，可谓毫不逊色。王树翰即为其中之一，他是书吏也即普通文书人员出身，记忆力超强，文章看过一遍之后就能背诵下来，因此很早便以“长于案牍”著称。张作霖督奉之初选贤举能，王树翰自然而然就进入了他的首批幕僚行列。
前东三省总督锡良曾设立奉天清理财政局，王树翰历任科员、科长，从中积累了一定的理财知识和经验。他出任财政厅长后，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针对财政危机提出了“筑堤叠坝”的应急办法。
当时奉天省通行的货币是“现小洋”（一种小面额银币，与被称为“现大洋”的银元相对），与此同时，东三省官银号和奉天省官商合办的兴业银行还发行一种小洋纸币，称为奉票，二者可以随时兑现。由于市场上银价高涨，一些小钱庄看准有便宜可占，便以低价收买奉票，然后再到银号兑换“现小洋”，以便从中渔利。
发现这一情况后，官府赶紧严令取缔，不准商民持票挤兑。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不法商人自己不敢明目张胆出头搞，就买通或与日本人合伙，让日本人代替他们去进行兑换，从而掀起了新的挤兑风潮。
当挤兑风潮爆发时，官银号和兴业银行紧急设法，委托驻天津官银分号在当地收购“现小洋”，运到奉天来应付这种兑换，但仍然供不应求，紧张得很。几次一来，官银号穷于应付，纸币与银币之间的差价也越拉越大，奉票价格已跌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
王树翰认为，只有首先稳定奉票价格，财政危机才有缓解的可能。从1916年6月12日起，他按照“筑堤叠坝”之法，对奉天金融市场实施行政干预，下令奉票每日公兑以四万元为限。这样一来，就算是日本人来挤兑，忙上一天，也只能零零散散地兑到几万元。
哪怕是一日兑几万元，那也还是挤兑，何况日本人几乎个个都是劳碌命，人家积少成多，不嫌麻烦。张作霖于是亲自上阵，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派人暗中对兑换“现小洋”的日本人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查明有好些日本人都是由银钱庄事先买通的。让张作霖感到震惊的是，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也是参与者之一，这哥们儿三天两头向本银行挂借两三万元纸币，随后就拿去让日本人替他兑换“现小洋”，得利后再把借款还上。据说他本人从中得到的好处不下十几万元。
张作霖怒不可遏，马上把刘鸣岐叫来，对他说：“现在财政秩序混乱，外面流言四起，所以我想借先生一样东西用用。”
刘鸣岐不知东窗事发，还稀里糊涂地问要借什么，张作霖的一句话顿时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今天要借你的脑袋用用！”
听到张作霖要杀他，刘鸣岐连喊冤枉。张作霖说：“如果你觉得冤枉，可以跟阎王爷那里告状去，反正要我饶了你是不可能的。”说完之后，即让人将刘鸣岐拉出枪毙。
其他几家涉案的银钱庄人员也全部被抓了起来，张作霖下令严加审讯，不得宽纵。作为前清的过来人，张作霖蹲过冤狱，深知官府办案方面的黑幕。当着文武官员的面，他告诫几个办案人员说：“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有约法一章，那就是你们几个必须好好办事，否则的话，我一定送你们一个字。”张作霖虽没有明言是哪一个字，但大家都能听出是“毙”，一时人人为之悚然。
查证清楚后，文案把所有审讯记录抱到堂上，并请示张作霖处理意见。张作霖略加沉吟，就随手拿起笔，在上面批了“死”字。文案大惊，连忙争辩说这些人虽然犯了罪，但罪不至死。张作霖笑了笑：“我在军中杀人如麻，杀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你们这些书生要是看到了，还不得吓死？此本常事，不要再啰唆了。”文案还想再说什么，秘书长连忙在旁边示意，让他不要说了。
最后涉案银钱庄的负责人被一律判处死刑，张作霖还特地让银钱庄的伙计以及在钱庄学习生意的人陪绑，在刑场亲眼看着他们的老板或掌柜被枪毙。
经过这次血腥味极重的压制，短时间内，各银钱庄皆噤若寒蝉，无人敢于以身试法，但在其中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却选择了独自兑换“现小洋”，然后熔化成银块进行贩卖。涉及外交纠纷，对待他们又不可能像对待国人那样逮捕法办，为了进行遏制，经省公署批准，官银号和兴业银行遂按银块价格比例，采取多掺铜铸造“现小洋”的方法，以便减少日本人可得之利。
问题是利少不等于完全无利可图，就像肯积少成多地进行挤兑一样，日本人连这一点点薄利也不肯舍弃，致使挤兑活动照旧。张作霖对此很头痛，继王树翰之后，他请出了自己的另一个幕僚、高级顾问于冲汉。
你只管干
于冲汉系前清秀才，其特长是曾留学日本，不仅精通日、俄、朝三国语言，而且对日本的情况很了解，称得上是个“日本通”。张作霖和于冲汉商议对策，决定由侧面入手，通过与日方协商来解决此事。
于冲汉先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约了个见面谈话的时间。见到落合后，于冲汉开口就说：“在奉天，有些贵国人太给你们强大的日本帝国丢脸了！”
接着，他便把一些日本人如何代中国商人挤兑，以及将“现小洋”化成银块贩卖的事叙述了一遍，最后表示：“此事不但伤及贵国体面，而且贻笑国际列强。张作霖阁下本想直接向贵总领事提出交涉，以取缔这些不法日本人，但怕损及贵国的体面，所以派我来同您协商。”
落合自然要站在其国民利益的立场上。他针锋相对地说，最近有一个“奉天居留民”（即东北的日本移民）某某向领事馆递了一封请愿书，上面写道，中国最近制造的“现小洋”在成色上与先前不同，铜质增多，实有损于日本人的利益。落合还提到，那人还列出了前后的成色化验表，以证明他没有说谎。
落合以此反过来向中方提出交涉。于冲汉听后忍俊不禁，他笑着对落合说：“给贵总领事馆上请求书的这位居留民，恐怕就是违犯中国法律的人。他若不是常常把‘现小洋’化成银块贩卖，怎么能知道这前后成分的不同呢？这无异于是自己在招供。”
落合顿时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于冲汉缓和语气，趁势又说道：“请您帮帮中国的忙，答应我的请求，这对中日亲善是有益的。”
落合也觉得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把中日关系搞僵，从而影响日本在东北的长远利益。经过协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向日本朝鲜银行存放三十万日元，作为兑换“现小洋”的准备金，而手中凡持有奉票的日本商民只要有证明书，可直接到朝鲜银行兑换金票（奉天流行的一种日本纸币，又称老头票，为朝鲜银行发行）。
经过此次协议后，便几乎再没有日本人去兑换“现小洋”了。念及于冲汉在办理此次交涉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张作霖特委任他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以酬其功。
挤兑没有了，原先混乱的金融秩序也得到整顿，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措施手段有如扬汤止沸，都无法使财政危机得到根本解决。在王树翰任职期间，由于无法维持开支，只得仍向朝鲜银行奉天支店借了两次总共两百万元的款。
据说古代鲧治水时使用了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最后历时九年而以失败告终。“筑堤叠坝”似乎也与此类似，弄了个治标不治本，到头一场空的结果。王树翰深感自己理财无方，加上与张作霖出现了不同意见，遂向张作霖提请辞职。
收下王树翰的辞呈，张作霖也挺无奈，毕竟理财跟做“胡子”不是一码事，就算你再舍命再发狠，钱还是不会自动跳到你口袋里。一抬头，正好看到王永江站在面前，他嘀咕了一句：“东北这么大，为什么会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儿？”
说这句话，张作霖完全心中无底。王永江先前只是在警政方面富有经验并做出成绩，试想一下，如果连王树翰那样的理政专家都束手无策，你让一个新手把脉会诊，怎么可能马上就查出病因？
未料王永江脸上未露出丝毫难色，他对张作霖说：“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指张作霖，虽然巡阅使已改为省长，但王永江仍沿用了旧称）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只是怕有人说闲话。”
对王永江把话说到如此之满，张作霖颇感惊疑，然而在整理财政俨然成为烫手山芋的情况下，王永江敢于接过重任，已令他很是满意，于是很爽快地向王永江做出保证：“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
王永江虽没有在财政方面当差的履历，但他做过税捐局长，对税务利弊知之甚详，通过调查，他更认定财政紊乱的根子还是在税务环节出了问题，所以理财亦以整理税务为中心。由此入手，他对税务系统的吏治进行了大力整顿，将那些惯于浑水摸鱼、到处营私的税捐局长尽行撤换。
王永江同时下令清丈土地，针对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生产状况定出实征税额。对于占有土地的富户和一般农民而言，清丈土地是他们普遍不太愿意接受的，自然立刻引起了一片抱怨之声。曾有翼此时已从北京返回奉天任清丈局局长，他字子敬，便被依谐音骂为“整之净”，王永江本人字岷源，则依谐音被骂为“万民怨”。
尽管周围怨声四起，但既然事先得到了张作霖会鼎力支持的承诺，王永江便毫不动摇，顶着压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改革。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少报的耕地面积均被一一查出，既增加了政府的税捐，也进一步杜绝了过去县知事（即县长）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之弊。
报恩不报仇
在东北政界，人们将王永江、王树翰并称为“二王”，实际上王树翰尚视王永江为后起之辈，因为他任厅长时，王永江还是地方上的税捐局长，可以算作他的部属。然而终其一生，王树翰的成就却远不如王永江，这不能不说是性格使然。王树翰的长处是谨慎小心，且善于观察细枝末节，缺点是气魄不大，气象窘迫，不像王永江那样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换句话说，即便王树翰找对症结，他也不可能如此大刀阔斧，所以有人评价王树翰只是一个“吏才”，意谓他以吏起家，非宰辅之器。
王永江并不是只会用蛮力，他也善使巧劲，尤其知道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他规定每个税捐局只要超额完成征收税额，就可以从超出部分中提出若干作为奖金，多收多提，从局长到科员人人有份，财政厅的人员亦有提成。在此政策的激励下，人人工作卖力，税捐局长也不用再偷偷摸摸虚报贪污了，因为只要干得出色，当年光奖金就可以拿好几万，而一个普通财政厅人员每年拿到的奖金也往往能超过他的一半薪水。
王永江除弊虽严，但只要哪一项规定有碍于政府收入，即便有人认为是陋规弊政，他仍然会网开一面。比如商人持税单将货品由甲地运至乙地，中间经过各税捐局的关卡时，要进行查验，查验完成后关卡人员要在税单上盖一个“验讫”的戳，并征收若干费用，这笔费用叫作验讫费。
验讫费不是税种，财政厅也有一些人主张按陋规废除，但王永江坚决反对，理由也十分简单明了：若是裁去此费，哪个关卡人员还肯在黑夜冬日跑出来，眼巴巴地等着商人的车辆通过并进行查验呢？
王永江认为税务系统环环相扣，相关人员稍有懈怠，偷漏必多，因此就算验讫费被指责为“弊政”，只要有存在的必要，“虽弊不除”。
捐税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实业。王永江规定官有财产中凡有民营必要的，应速交民营，以免造成损失，在其任内，他废止了省内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同时将收益情况良好的矿山开采权完全收归官营。除此之外，他还广开财源，一面奖励移民开垦荒地，一面扩张商业。至1917年，奉天省所拥有的商会、会董、会员数量都超过了吉黑两省，为东三省之冠。
张作霖以王永江接替王树翰，本来是抱着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不料王永江居然还是一位理财能手。过去奉天省历任执政者几经努力，尚不能根本解决财政问题，他仅用数年就已大功告成。截至1920年冬，除将所有外债完全还清外，奉天省库尚存一千一百万结余。
奉天省大权在握和财务上的渐渐充裕，令张作霖离“称霸满洲”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常言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发达之后的张作霖不止一次荣归故里，其中就包括回到曾随母亲一起生活过的赵家沟。
当年在赵家沟时，张作霖曾被官府冤枉为打劫官饷的大盗，差点人头落地。如今才知道这背后其实是还被人摆了一道，原来张氏兄弟那时在外经常打架斗殴，因此得罪了二道沟子村的李老恒，正是李老恒向官府控告，说张氏兄弟“通匪”，从而让张作霖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
听说张作霖又回到了赵家沟，李老恒深恐他翻起前账，记恨前嫌，于是赶紧带着老伴到张的行辕负荆请罪。见到李老恒，张作霖一笑置之，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恨，你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而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他又拿出两百元钱送给李老恒夫妇，并且安慰他们：“你们老两口不要害怕，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
在张作霖的青少年时代，高坎对他影响甚大，也是他必回的“第二故乡”。听说张作霖要回来，由街上的头面人物牵头，高坎人便在凤凰甸村到高坎镇之间修了一条又宽又平的路。当天，张作霖率领一个卫队，一行三四十人踏上归乡之旅，当来到凤凰甸时，他特地命令随从下马，除他自己外一律步行进入高坎。他还不忘嘱咐：“到高坎不准碰一草一木，不准有任何不轨行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张作霖来到高坎街上，众人迎上前来，毕恭毕敬。张作霖很客气地与大家一一相见，但绝口不提过去的事，概因当年有很多高坎人得罪过他，他怕在公众场面突然提起别人会尴尬和为难。之后，他才单独把几个和他有过恩怨的高坎人请到自己的会客室，被邀的几个人中，有曾把他绑在大榆树上，准备晚上活活冻死的于六，有拎着口杀猪刀，追得他满大街乱跑的于二爷，还有因讨债不成扇过他两耳光的黄木匠。这些人被请去时个个心情忐忑，未料张作霖不咎既往，以诚相待，并且很恳切地对他们说：“咱们哥们儿，年轻时闹过摩擦，算个什么？早忘了，我早忘了。老实说，没你们打我，我还没有今天。”
仇早已忘，恩则始终牢记在心。张作霖这次回高坎，一一看望了那些曾帮助过他的干爹干妈及其乡亲。回忆在高坎开大车店的常掌柜几次救过自己的性命，直至最后离开高坎，也还是常掌柜送的行，张作霖专门让人赶到常家，把常掌柜请了过来。见面之后，他给老爷子敬了个军礼，表现得分外亲热。常掌柜看了半天，才把张作霖给认出来，于是急忙上前拉住张作霖的手：“老三（张作霖在家中排行老三），你还真出息了，我以为你早死了呢！”
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自己出钱，将街上的大客店和一家当铺一并买下来，让常掌柜做经理，常家因此拥有了长工三四十人，土地二百五十多亩，成了高坎一带的富户。考虑到常掌柜已经年迈，儿子又少不更事，张作霖就让自己岳父那边的人过来管事。常掌柜不用烦心，只需坐享股金即可，晚年生活十分安逸富足。
对待“漂母”孙老太太也是这样，张作霖为了让老太太安心，把老太太的儿子也带回奉天安排事做。后来老太太过世，他还派人专程赶回，为其送钱立碑。
张作霖回乡之行很受赞誉，人们都说：“张作霖有度量，报恩不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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