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然决定参战的美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军种所属的军工企业，其产能远不敷战事所需。美国这才大举动员私营产业部门生产军需产品，由此军工生产和私营产业部门的结构性联结得以确立。私营产业部门中有许多人介入了军需生产和后勤动员，成为第一批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之间进出行走的人。这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雏形。
但一战结束后，美国迅速断定，它没有必要保持大规模常备武力。战争期间一度暴涨的军工生产也相应回落。而且，对一战结果的不满、失望与对战争和军事的根深蒂固的疑惧、抵触结合起来，使新的、更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主宰了整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气氛。
与此相关，“一战”中参与军工的私营企业成为公众舆论普遍指责的对象，针对军火商的阴谋论盛行一时。他们被斥为“贩卖死亡的商人”，为了利润施用阴谋手段将美国推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公众担心，这个巨大而隐秘的力量仍在操弄美国的内外政策。
1934年秋至1936年初，美国国会成立以杰拉尔德·奈参议员为主席的调查军火工业的专门委员会（简称“奈委员会”），其结论应和了对军火工业的阴谋论看法。“奈委员会”认为，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的固有界限被侵蚀，对国家是不祥之兆；而把美国推入“一战”的，是军火商和银行家牟取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目标。委员会还观察到，军队和参与军工生产的企业之间已然形成一个人员网络，退役军官经常加入和军队有订货合同关系的企业，他们又常常对军队的装备采购计划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奈委员会”没有使用“军工复合体”一词，但究其所指，大体上就是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说谈论的那种情况。
美国军火商的力量有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被构筑起来，成为美国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而这个战争机器与其经济体系之间的结构性联结和共生关系一经牢固确立，即再无全面消退可能。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在10年间推行的各项刺激计划并没有使美国真正脱离困境。正是凭借“二战”中的巨大的军工需求，美国经济才真正摆脱大萧条，重新繁荣起来。这种情况自然会助长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即军事支出导致经济扩张（而不是榨取经济资源）的思路和逻辑。而美国舆论氛围也因战争而大变，战前对军火商的指责、恐惧似乎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因为战争使得美国的私营军工产业在美国内外赢得“民主的兵工厂”的美誉，其巨量产能对击败法西斯所发挥的作用也无法否认。
上述诸般趋势，更因冷战的接踵而至而进一步强化。冷战初年，对“国家安全”的深切焦虑，对“国家使命”的扩张性界定，运行顺畅、空前繁荣的经济，都使得类似“一战”后那种“回归常态”的主张几无容身之地。在整个50年如火如荼的军备竞赛中，美国的私营军工产业迈入历史上最长的黄金期，而立国以来直至“二战”当中一直存在的小规模国营军火工业则在5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中消失了。这个过程反映了现代军事机器的经济技术规律：现代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必须综合多个行业和产业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军种所属企业固有的自足、封闭特征使之无法适应其中的效率要求。这个过程也反映了私营产业界话语力量的壮大：它以公营军工企业效率不良、不符合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原则为由，敦促国会和政府对其实施“私有化”，从而消除了它那实力本就不强的竞争对手。
这样，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占美国政府预算四成到一半左右的军费开支就全部流向私营产业部门，军工复合体的完备形态就此形成并持久存在。以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军工生产的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通用电气、麦道、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罗克韦尔、通用汽车、国际商用机器（IBM）等大公司为一方，以掌握巨额军费开销的国防部及所辖美国军队为另一方，双方在“买主—卖家”合同关系基础上构成军工复合体的基干关系。战后美国新兴的重要产业领域，如航空、航天、能源、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都与国防合同有密切关系。以IBM为例，20世纪50年代其收入的一半来自国防部门。
在政府和军队与产业界强化了的关系中，除了明面上的合同，还有复杂的公关活动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企业处心积虑开展针对五角大楼的所谓“市场情报”活动，通过结交国防部官员取得军购计划方面的信息和人脉。1959年众议院的一个专门调查发现，军工企业的确有意识地采用“宴饮说服策略”。由于国会在武器拨款方面的特殊分量，企业界还经常采用一个策略，即在向五角大楼提交某项新武器计划之前，先向一位关键职位上的国会议员实施游说，以期其武器方案获得先期有利地位。1950年代末以来，有个一度受到特别关注的情况是军队和企业之间存在的“旋转门”。1969年，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经调查发现，涉及军事订货合同的最大的100家企业雇佣了2000多名退役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这些退役军人很容易接近军队和五角大楼，对军事采购计划所能够施加的影响可想而知。从企业界向政府机构的人员流动也不鲜见，通用汽车总经理威尔逊和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麦克纳马拉分别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和肯尼迪时期成为国防部长，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实际上，军工复合体很难被视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毋宁说它是一个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综合关系网络。在企业与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之外，它还包含或涉及其他一些要素和现象。在华盛顿，除五角大楼之外，国会山的活动也有不少牵涉其中：至少包括与军工利益有瓜葛的国会议员和代表军工产业的游说集团。经济高度倚重国防工业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和社区，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产业和企业的工会组织，其表现往往与军工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在华盛顿内外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面向五角大楼的智库和顾问公司，它们就军事技术、政策和战略问题等项目从军方或政府那里承接研究项目合同，兰德公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全国各地，与能源部有稳定合同关系的10多个国家实验室和技术中心也经常参与军事技术项目。而承接来自五角大楼的研究合同的大学里的各个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往往被认为是组成“军工学复合体”的组成要素。实际上，军事机构与知识和学术领域之间也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用“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一语才能说明问题。
军工复合体重塑美国
军工复合体的存在，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注入新的因素，也部分地重塑了它的权力精英体系。它使美国人所习惯的安排和做法、所秉持的原则和信念受到挤压，从而产生不安、不适，乃至于焦虑和危机感。艾森豪威尔关于军工复合体的论说就反映了美国社会面对这种变化的纠结情绪和复杂心态。自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说以来，军工复合体的存在并未受到大的冲击，但美国社会对它的警惧关注也不曾消失。国会和其他机构曾进行过多次与之有关的调查。越南战争后期对军工复合体的指责批判一度非常激烈广泛。后冷战时期美国多次发动局部战争，有关争议也往往涉及军工复合体的影响。
不过今天从总体上看，军工复合体并没有滋生严重的法律意义上的腐败问题，对它的阴谋论观点也很难成立。它已经深刻地嵌入美国开放的、多元的社会经济体系当中，亦受制于美国社会的监督和制衡力量，并没有造成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很多人担心的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经济的过度军事化。
但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仍然有理由对它的存在和影响抱有不安甚至不祥之感，因为它是维持和扩张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最基本、也最难从根本上克服的实体力量。在军工复合体身上，依附着美国经过“二战”、冷战而培育出的一种军事传统和战略文化，一种美国独有的杂糅了军人、公司管理者和技术专家风格的精神气质。一个典型的军工复合体中人具有如下特性：崇尚技术理性和管理效率，追求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高技术化，对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怀有根深蒂固的偏好和信心。它代表和维持着美国国际行为中的军事本能和战争偏好，使得美国在冷战后不可能走上大规模裁军的道路，也使得单一而强硬的军事观点经常在对外政策中发挥不恰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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