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危机只是一次牛刀小试，尝到甜头之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将讹诈政策推向了顶点。作为政坛老手，赫氏非常清楚博弈场上的规则：若想使对方接受条件，就必须使威胁可以置信。作为一连串举动的前奏，1962年7月，赫鲁晓夫接待了古巴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随后成队的卡车拖着导弹在这个岛国现身，一些取掉了伪装帆布，目的是向U-2侦察机示威。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它们包含了苏联弹道导弹发射能力的50%，而且每一枚都对准了特定的城市，一旦发射，800万居民将当场丧生。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带着揶揄的口吻对肯尼迪说：“总统先生，您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啊。”但肯尼迪没有让步，因为他深知古巴是美国的门户，而苏联的举动则等于在家门口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情报人员也觉察到，赫鲁晓夫的动作完全是策略性的，他不过是在利用这些导弹基地为谈判换取筹码，以便更好地在柏林问题上讨价还价，或是迫使美国从某些海外基地撤军。总之，一切只是服务于局部的利益——苏联人既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进行世界大战的打算。
在意识到讹诈的本质和意图之后，肯尼迪立刻在电视演讲中表明了他的决心：
“苏联第一次将战略武器设置在领土以外。这是一种挑衅，如果它是要考验我们的勇气的话，我们的回答是绝不容许……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绝不畏缩。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袭击，必将引起美国对苏联的全面回击。企图穿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
赫鲁晓夫开始懊恼，因为对手没有屈服，痛苦的抉择摆在他面前：要么打一场胜负未知的核战争，要么从整个博弈中退出。更不幸的是，他手头的核弹数量远不及美国。权衡利弊之后，他痛苦地表示愿意“拆除您（肯尼迪）所称的进攻性武器，并加以包装运回苏联”。此事在苏联领导层中被视为奇耻大辱，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立刻将讹诈失败的原因归为弹道导弹数量偏少，为改变不利地位，苏联的战略武器数量在接下来的8年间直线上升，弹道导弹增加到1972年的1530枚，潜射导弹达到560枚。由此产生了一个怪圈：在有核国家之间，核讹诈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力量差距悬殊，随着劣势一方迎头赶上，局面便十分尴尬：一方面，由于实力接近，对方很难轻易就范；而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双方摊牌并引发核战争，抢先动手的国家也很难在第一轮打击中将敌国歼灭。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为了从核讹诈中获利，双方争相发展核武器，其结果是核平衡，而核平衡又使讹诈失去了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全球战略格局趋于稳定。
不过，这种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带来的平衡也弥漫着恐怖的气息。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世界依旧几次濒临毁灭；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地中海派遣了运载核弹头的货船；6年后，美国军队效而仿之，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将B-52轰炸机派往中东；新研发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更是让鹰派们信心倍增，他们坚信，只要未雨绸缪，“最终的胜利”就有可能降临；更不用说两国的雷达站经常出现误警：1980年6月，美国的B-52机组奉命对苏联战略目标实施空袭，直到起飞后3分钟，技术人员才发现一块故障的芯片是这次事态的元凶。
无论如何，事实终究不容否认，核讹诈的频率开始下降。如果“赎罪日战争”和1979年是仅有的两次，那么它们的手段也可谓相当克制，远不及十几年前的咄咄逼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同样在取得进展。1979年6月18日，美国总统卡特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1990年，美、苏确立了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基本原则。随着苏联解体，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使国际社会将争端诉诸和平途径，核战争的阴云似乎烟消云散。当人们沉溺于和平的幻象之际，朝鲜半岛危机重新爆发，“核讹诈”再次见诸报导，历史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只是讹诈的一方和被讹诈的一方已彻底改变。
（注：此篇省略部分请查看《看历史》杂志2013年7月刊）
军工复合体：美国历史上的战争经济学
文/牛可
为什么美国从一个不爱战争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战争机器？是军火商与银行家把美国推向一战吗？美国摆脱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竟然靠的是“二战”巨大的军工需求？
美国总统在离任之际发表告别演说是个例行程式。比起同样也是行礼如仪的总统就职演说，离任演说中很少有在历史上留下特别印记的。但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其之所以被视为重要历史文本，是因为这位国父在演说中告诫国民，在国内不要陷入派别纷争，对外不可卷入欧洲大陆的结盟和战争（即所谓“孤立主义”对外政策原则）。而这两点都事关这个新生国家的长期国策和生存哲学，所以国父的政治遗言为人所熟知理所当然。此后至今，在众多总统离任演说中，受关注的程度和历史重要性可与华盛顿相比的，无疑只有150多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那一次了。而使一向被认为不算擅长演说的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次公众讲话被牢牢记住的，只是其中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那部分内容。
1961年1月17日晚间，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他谈到，在冷战的持久威胁之下，为了维护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美国人必须而且已经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建立和保持规模和力量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以及“一个巨大的、永久性的军事装备工业”。他接着讲出了其漫长军事政治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席话：
如今，庞大的军事组织与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联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总体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乃至心灵上的影响，可以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州议会和联邦政府的每一间办公室被感受到。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漠视这种变化的严峻意义。我们的辛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计，乃至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都被卷入这种变化之中。
在政府的各个场合，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寻求不正当的影响力，无论它是蓄意还是不自觉地。权力越界现象灾难性上升的趋势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状况对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构成威胁……
从1911年进入西点军校开始到1941年，艾森豪威尔用30年时间才升到上校。如果不是美国加入“二战”，他大概只能以上校或准将军衔结束其职业军人生涯。而“二战”的短短5年却使他脱颖而出，跻身五星上将和美国英雄之列，他也因此才有了后来成为全国性政治领袖的履历资望。这样一个为战争所成就的职业军人，一个参与和领导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巨大扩张的总统，其政治遗言却直指军人和军事工业的潜在危害，这在令人感叹其深心谋国之余，也可用以勾连美国历史延续和断裂的某些重要面向。
美国人的反军国主义
虽然美国诞生于一场战争，而且此后的成长历程中也伴随着各种规模的战争和扩张冲动，但它的政治文化中却始终牢固地存在着某种贬抑战争、军队、军人和军工产业的因素。作为一个以商业立国的民族，美国人历来相信，和平的对外政策和国内的民主政治共生，而对外战争则是暴政的温床。他们认为：战争会导致军备扩张，军备扩张会导致政府和军事机器对国民经济资源的过度榨取，又会使那些和军备相关的利益集团势力坐大。而且，那些操持军事事务的人偏爱保密，惯于排拒公共民主监督。与此相关，一种对军队、军人和军工利益集团的意图和行为的阴谋论观点在美国十分常见。美国缔造者之一麦迪逊在1795年写道：“在公众自由的所有敌人中，战争也许是最可怕的，因为战争是孕育着一切毒菌的胚芽……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持续的战争中保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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