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端方和赵尔丰谈起
俄罗斯诗人勃洛克（1880-1921年）在他那篇《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曾经发出这样的叹息：
谁企图在革命中实现个人的愿望，都将注定以失望痛苦而告终，无论这种愿望是多么高尚。革命的骤雨、雪崩，总是让人感到新奇，总是让人意想不到；革命残酷地欺骗了许多人。在革命的洪流中，一些宝贵的东西被摧毁，还常常带来一些糟粕……
当岁月的脚步蹒跚到清末，昔日金戈铁马的勇悍满洲武士，早已经变成了文质彬彬的长衫儒士和历练成熟的治国干吏。日久天长的熏陶下，满汉大臣们的情感和信仰，骨子里面在许许多多方面已经融合。岁月的风霜，早已经黯淡了昔日那些令人极其不快的民族猜忌，因为，帝国辉煌的过去，会让他们产生共同的回忆，甚至产生对清朝中前期盛世的美好眷恋。
贵族统治阶级的成员在等级森然的社会中，甚至会认同新时代的平等观念，他们不顾这种观念内部蕴含的巨大的、危险的革命力量，飞蛾扑火般幻想成为新时代的一员。
确实，民主力量有时候会连同民族的联盟一起发展，政治自由不一定意味着报复的杀戮。但是，在一个巨大转折的时代，总不乏悲剧人生的上演。历史意志，有时候陡然变脸，有时候模糊不清，有时候无法把握，有时候荒谬绝伦。正如马克斯·韦伯在他《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所言：“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怀着深刻的惋惜和好奇，笔者想追溯一下清末两个至今依旧引起巨大争议的政治人物：旗人端方和汉军旗人赵尔丰。
万古同悲蜀道难
端方
作为正白旗出身的满洲权贵端方，只活了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他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救国救大清太心切。最终，如此的努力，却造成了他本人和弟弟端锦在四川“非正常死亡”。在入川新军乱兵大刀砍剁下，这位金石大家、改革家，辛酸地结束了他波澜壮阔、曲折不凡的一生。
端方（1861-1911年），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托忒克氏，乃纯正的满人。年轻时代，他就以才名广为人所知，与荣庆、那桐并称为北京旗人的“三才子”（岂料，日后因为报销问题等小梁子，端方得罪了旗人另外两个“才子”荣庆、那桐，致使隆裕太后下诏贬去端方官职的时候，这二人无一言相助）。
1882年，端方中举。甲午战争后，他积极介入维新运动，曾主管过“农工商局”（“百日维新”中的一个短命衙门）。戊戌变法失败，由于与维新党人同志同心，他差点受牵连得罪。
好在端方是旗人，加上他与荣禄、李莲英关系都不错，侥幸躲过一劫。稍后，他得任陕西按察使，离开了京城是非之地。
八国联军入寇之时，端方通时变，在陕西宣布加入“东南互保”。一俟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他又以“纯臣”面目出现，小心护驾，万般忠谨，从此深得慈禧信任，踏上了仕宦的坦途。
清末，旗人百官中多纨绔无学之人。而端方思虑愁长，具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1901年起，他分别担任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等要职，其间他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相接应，大办学堂，鼓励留学生出国，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1905年秋，他又与张、袁二人以及各省督抚一道联名上疏，奏停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为此，清朝大臣郑孝胥曾经这样评价当时大员：“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可见，诸位当朝能臣中，时人对他评价高于他人。
1905年，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清廷号称要“预备立宪”，准备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而“预备立宪”之肇始，与端方大有关系。日俄战争后，痛感中国局势之危，端方在北京面见慈禧时，恳求在国内实行进一步的宪政“改革”。当时的慈禧，已详知端方从前与戊戌派关系亲密的经历，就随口漫应：“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
“还有一事，尚未立宪。”端方答言。
慈禧面无表情：“立宪又能如何？”
“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
听端方如此说，慈禧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今儿个才听说，还有人给皇上加个世袭罔替的帽子……”（魏元旷《坚冰志》卷一）
毕竟知道旗人端方为大清局势操心，慈禧下旨，准许五大臣出国考察。考察一开始就不顺利，革命志士吴樾一颗炸弹，差点在出洋前就把五大臣都弄上天。迟了一个月，端方等五人才真正踏上出洋的行程。这次公费考察很有成效，八个月下来，端方等五人在欧美诸国一一观览。西洋人的国富民安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让这几个满大人真正睁眼看到了世界。
眼花缭乱之际，端方心神稍稳，就下定决心和坚定理念：“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端方《复湖北候补道宋育仁》信稿）
回国后，他奋笔疾书，写下数份言辞恳切的奏折，请慈禧准许立宪。其中最重要的三份如下：《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陈述立宪必要性，建议预备立宪；《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提出八项政改方案，包括内阁制、司法独立等；《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指出满汉之间矛盾的潜在危险，建议任官不再分满汉，裁撤各省驻防旗营。
作为立宪派魁首，端方的思想可谓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理论来源，其要旨包括：
首先，端方认为，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数十年中，中国积弱，与洋人数战，莫不丧师偿金，割地求和。洋务派求强求富，结果却恰恰相反——求强反而益弱，求富反而益贫。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清朝的政治体制大不完善（我们现在的不少历史书，在回顾“洋务运动”的时候，常说他们“变器不变道”。其实，在一百年前，端方对此已经有深刻认识）。他痛心疾首道，为什么专制国家行不通呢？因为它任人不任法。无法可依，官吏可为所欲为，人民受欺压，必定怨恨官吏，最终仇恨导向君主。君位不安，国家必定不稳。如果能实行立宪，任法不任人，官吏都要依法办事，内政可致修明。倘若官吏不肖，自可依照众议，更换大臣，而君主的尊位，却无人能动摇。君安，国必安。从实用主义出发，端方以日俄战争日本胜利为例子，说明了立宪强国的根本所在。
当然，端方不可能从民权和权力制衡的深度品评立宪，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贵族出身的局限，使他只能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谈问题。他指出，在古代，各国不相往来，国穷兵弱，还没什么大危机。当今世界，列强林立，即使我们不与人争，别人也要来此殖民、争地、求利、掠夺。中国泱泱，乃广受外洋垂涎之地，所以，朝廷一定要借立宪而求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端方认为，朝廷应该频布《宪法》（与梁启超的国民公议《宪法》不一样，是要求“钦定”《宪法》），而且要能做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当然，端方虽然天天把孟德斯鸠挂在嘴边，他在推出“三权”后，却一直强调“不可侵犯的君主”的重要性。为了让太后安心，他总是强调皇帝应该作为终裁，皇权可以调停一切，裁决一切。也就是说，皇帝高于人民，行政高于议会和司法。这种思想，仍旧带有中国自古以来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
其次，端方力推“责任内阁制”。也就是说，宪法中规定君主实际责任，首相和大臣代替君主为国事负全责。首相和内阁，皆由皇帝任命，负责实际政务，所以，要裁撤掉在清朝政治生活中一直尾大不掉的军机处。
内阁设立后，对朝廷会有两大好处。第一，由于皇帝不负实际责任，国事搞不好，人民不会怨毒皇帝，到时只不过换易内阁成员，皇帝的地位和威望丝毫不变。第二，内阁责任明确，有职有权，行政效率可大大提高。
因为怕惹起慈禧猜疑，内阁制可能引起的另一面问题，端方没有明讲：内阁和议会，其实可以借口说皇帝意旨不正确，拖延甚至抵制上命。由此发展下去，君主可能变成被架空的“虚君”。
在指出上述两大条“立宪”的宗旨后，端方深思熟虑地认为，在中国，马上实行立宪，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中国业已施行数千年的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差甚巨，人民根本无法习惯忽然实行的宪政。所以，端方主张要仿效日本，以十五至二十年为期，先预备立宪，逐次设立内阁，然后一步步推行新政，最后才召集议会。摹仿德国、日本，就是要实施“二元君主制”，从“阶级”划分上讲，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要与“封建阶级”分享权力。这个步子如果迈得好，确实可以达成一定的妥协，使一国政治趋向稳定和平衡。
端方的思路和设计，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和稳妥。二元君主制，虽不是非常稳定的政治结构，毕竟可以成为一种平稳的过渡。如果矛盾在过渡中逐渐消融，国家的富强过程，可能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周折和流血。
在清廷最后挣扎的十年间，外面，帝国列强步步逼近；内里，革命风潮迭连涌现。立宪求变，正是清廷想要消弭内忧外患的大“奇方”。作为朝廷里面的“明白人”，端方一直致力研究各国列强。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让这位满大人大受刺激——小小日本能一举击败老大帝国沙俄，这不就是立宪战胜专制吗？
如果中国立宪成功，自可强国御侮，自可踵随日本之路，走向繁荣和富强。不少偏颇的研究者，过去总爱讲清廷和一些大臣们鼓吹“立宪”是什么“取悦”帝国主义。这完全是出于“阶级分析”的一隅偏见。实行立宪，无论是端方还是康、梁，基本上都是出于爱国的目的。端方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掌管中国税务的英国人赫德年老退休之际，正是他主动上密折，要求清廷趁机收回关税主权和邮政管辖权。
作为大清帝国的臣子，端方当然也是个奉国家利益和安全为至上的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的源流，可以一直追溯到16世纪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国家主义是西方宪政体制、法权体系的一个根本性理论基石。自此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国家制度，就是依靠如下三大支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然秩序（自然法）。
虽然端方对于近代国家主义很有见地，但由于阶级出身的束缚，他的观点还是偏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罗马法中的那种比较原始的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国家中必须有一种最高权力存在，这种权力可在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之手。而罗马法的理论承认国家的终极权力在于全体人民，但又承认人民已将此种权力委托“皇帝”。作为国家主权的执行者，“皇帝”的意志，当然具有与众不同的法律效力。
估计端方还受过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观点的影响：“国家政治制度，如果放任个人的任性和自由，则社会必将成为一个人对人都是豺狼的社会。”（《利维坦：教会和公民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
清末类似端方这样改良者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过于珍惜已经存在的秩序和制度，太相信人性本恶的理论，对国家（皇帝）的功能过于强调，特别着眼于集中权力和强有力的国家的建设，对于“民主”深意却置若罔闻。所以，对于端方和许许多多的满汉利益集团的朝臣来讲，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学说最为妥当，那就是在大清国实行“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在清末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得以顺利实现，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给人以看到“天光”的感觉。法国启蒙大家卢梭所宣扬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听上去天花乱坠，实际上在清朝这样东方封闭性国家的可行性非常差，特别是所谓“天赋人权”，连边沁都认为那是类似宗教福音书的“臆想”，而“社会契约”，则是一种历史的“虚构物”。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个人在实际情况下提出的要求都是随意而无节制的”（边沁），所以，个人的要求、愿望，都不可能构成权利！在帝国背景下，端方等人认为，只有强有力的帝国法律才具有命令的特性，才可以免除受限制的痛苦而增加自由的快乐。可以想见，端方的政治主张一直是偏向于保守主义的国家主义。
如此见识如此才，依旧不能免于政治漩涡，慈禧死后，袁世凯被贬，端方也失势，被夺职罢官。直到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后不久，朝廷才重新启用端方，委任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清廷之所以让已被免职的端方去督办铁路，在于他先前有过“路事”经验——1905年他任湘抚时，曾与张之洞一起处理过废约赎路之事。所以，当时端方这一级别的清廷“大吏”，只有他懂得这个行当。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后，为了配合赵尔丰在四川的镇压活动，清廷授予端方调遣四川新旧各军的权力，并给他加一顶“钦差查办大臣”的帽子。
被迫上任的端方本人，绝非可简单描述成是为清廷保驾护航的“反动派”。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不仅反对“铁路国有”，而且更反对“主权洋有”。
仔细回忆端方先前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所为，他一直支持商办铁路（或绅办铁路），并着力维护国家主权。随他而行的亲弟端锦，一直在各国留学。端锦在国外所攻专业，就是铁路专业，并著有《日本铁道纪要》一书。端锦也是清廷“铁路国有”的反对者。
端方、端锦兄弟俩人，相携而出，很有劝谕四方之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替朝廷平息骚动。可惜的是，哥俩命苦，从此踏上不归路。而“铁路国有”最大的推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本人高卧京中，却把端方推出来顶缸，冒天下悠悠之口，踏鄂川魑魅之途。
临行前，端方上奏折，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但是，被盛宣怀所迷惑、把持的枢臣会议否决了他的建议，严催端方上路。见事已至此，他只得附合上旨，电告涉路有关省份的督抚，让他们协商会办。
经行路上，端方一直在湖北拖延。他反复上折，坚决反对盛宣怀那种更进一步刺激川地士绅的“洋商包工”做法，以图迁就民意。京城邮传部由盛宣怀做主，内阁也不干，还拒绝了端方提出的国家另辟新线开筑新路的要求，不给川地士绅一点回转余地。
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后，端方意识到川地已是待炸的大锅，更不想前去。朝廷发出一道又一道“催命符”，逼他“即刻”入川查办。被逼无奈，端方只得携湖北新军第八镇部分士兵离开武汉，乘“楚同”舰，经水路往四川走。
到了宜昌后，他电报上奏，与朝廷、盛宣怀反复理论，甚至一度想辞职不干。就这样，他在宜昌拖了十来天。清廷不许，电谕他火速入川。
11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端方在夔州（今奉节）滞留了两日。朝命严催，不得已，他在11月13日那一天到达资州。七天前，清廷已下令任命他为署理四川总督。
此次携兵入川，端方一路上对民对兵竭尽赤诚，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房屋无非是“养猪堆粪”之屋，着实难为了这个素有洁癖的大学问家。
艰辛如此，他不辞劳苦，每到一处即鸣锣聚众，宣示朝廷“德意”，劝说川民，以语言化解地方的动乱。鉴于四川各地“同志军”蜂起的现实，端方不敢再走，只能愁守资州孤城，观察形势。
乱世之时，熟悉历史的端方深知平素这些驯顺听调的军爷们很可能一夕变脸。为此，端方不惜屈尊俯就，与那些连排级的军官们拈香结拜。途中有士兵抱怨脚痛不能行军，他竟能雇人抬轿扛着这些士兵上路。每有兵士患病，端方的弟弟端锦本人亲入营中，端汤伺药。
本来端方已经是署理四川总督，应该返回成都。但先前他得罪过赵尔丰，心中忐忑。而赵尔丰手下的阴险小人周善培又写信给人，明白表示说赵尔丰一心要报复，这使得端方对于自己的成都之行更加犹豫。而赵尔丰方面，对端方的想法与先前态度正好相反。川地大乱如此，赵尔丰如今只想去做他的原官——“川滇边务大臣”，不断派人殷勤寄语端方，盼望他速回成都。见赵尔丰前后态度如此转变，多疑的端方更觉有诈，怕自己回成都遭到手下握有重兵的赵尔丰宰制。
形势不饶人。武昌起义后，鄂军军人归心似箭，有革命党人田智亮受蜀军政府命令，要他发动新军党人，杀端方起义。
11月26日夜间，鄂军中的党人士兵们在城郊开会，推举三十一标第一营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行动步骤拟定分为三步：第一，杀端方；第二，剪辫；第三，回军援武汉。
由于端方当时有意把属下鄂军带往陕西，士兵们激愤不已。先被清廷调来四川，已经失去首义先机，如今再去陕西，鄂籍士兵自然怒火满胸。
经过与中下级军官的反复商量，本来端方兄弟已经得到了初步允诺：只要能拿出四万两白银做犒赏，军队负责把端方兄弟两人安全送到西安。
不料，由于其中三十一标军人索要现银未果，军士愤怒，扬言说要是标统偏向端方，那么连标统也要杀掉。
军内的革命党人曾广大、陈镇藩趁热打铁，与各级军官经过密议后，决定杀端方起义。本来曾广大觉得端方为人并不贪渎，与湖北各界的关系融洽，主张留他性命，但其余兵将皆反对，认为一定要杀掉端方才能立威。
得知城内军变，端方、端锦兄弟知道大祸临头，相拥痛哭。笔者认为，当时端方的眼泪，更多是为他无辜的弟弟而洒。
端方被杀情形，由于写“回忆录”的人太多，掺杂的水分和误传因素太多，大致整理过后，可勾勒出如下史实轮廓：
端方、端锦兄弟二人，正愁坐屋中，新军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兄弟二人出门。二人无奈，只得依从。
端方、端锦兄弟被士兵挟至资州城内的天上宫。坐在条凳之上，端方为救自己兄弟性命，心存侥幸，对士兵说：“我原本陶姓汉人，现在想改从原先的汉姓，可以吗？”（这是端方说谎，他乃正宗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不过，在十多年前就有传闻，说端方的母亲原本是清朝湖广总督陶澍的婢女，由于和主人私通怀孕，被陶澍的正妻赶出家门，流落在端方家。后来，她被端方之父纳为侧室，生下了端方。本来是“丑闻”的传闻，病急乱投医，被端方拿来当作救命符。）
士兵们摇头：“晚了！”
“我在湖北治军，一路入川，待弟兄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有一下级军官应声：“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原本为报国仇！”
未等端方再言，有士兵叫喊：“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一个名叫卢保清的士兵，率先持菜刀冲上，兜头猛砍端方。端锦趋前护兄，被士兵任永生抡起指挥刀，一挥头落。端方在血泊中挣扎，欲揽弟弟的头颅于怀，随之被乱兵砍落了脑袋。
这些入川的湖北新军，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杀死端方，无非是想自明心迹，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
他们砍落端方、端锦兄弟二人的头颅后，为了“防腐”，把首级浸于两个煤油桶内，在送回湖北的途中一路“展示”，最后交呈黎元洪邀功。
清末大吏达官，手染革命党人血债的人多矣。似乎天道无知，绝大多数人安危无恙，富贵始终。反而开明如端方者，却惨遭野蛮残杀。
作为浸淫汉文化多年的旗人端方，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许多的“第一”：曾创办湖北第一座图书馆，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幼儿园，创建江苏第一座无线电通讯台，首先引用西方电影放映机，最早派女子公费出洋留学，主持了江苏第一次民意选举代表，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他还是第一个从伯希和手中搜购敦煌文书的清廷学者官吏……
端方，拿了这么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的开明官员，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让后人叹息不已。在他死后，其洋人“把兄弟”福开森（传教士）盗卖了他平生蓄藏的许多古玩，很是发了一大笔横财。而他本人在资州被杀时，身无余财，士兵只从他枕匣中搜出一本旧抄本《红楼梦》。
端方死后，中外友人，甚至是革命党人，同情他的人甚多。其间，以其门人左全孝的祭文和好友张謇的挽联最为哀痛、中肯。左全孝祭文中称：“……瑞澂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指端方）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澂，受祸且烈于（赵）尔丰……依古今之常理，终有信于碧空。公暂屈于一隅，终必伸于大同……”
作为一直深受端方提携的光绪状元张謇，所写挽联更极陈惋惜之情：“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
可惜白首悬朱门
赵尔丰
赵尔丰这位清朝名盛一时的国家主义者，在川地“革命”后被杀，不是什么因果报应，乃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牺牲品”。
赵尔丰（1845-1911年），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祖籍襄平（今辽宁辽阳）。他踏踏实实从基层干起，做过几任县太爷（山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受川督锡良赏识而入川，任官永宁道台。
“赵屠户”之名，并非是赵尔丰在“成都血案”时所得。1904年封溪（今古蔺县）哥老会暴乱，他捕杀当地匪人三千多，时人称之为“赵屠户”。那时的“赵屠户”称谓，不一定全是贬义。乱世用重典，不能杀人，不会杀人，肯定当不得好官。但杀人过多，乱杀人，最终自己也要被杀。
被后人骂了一百年的“赵屠户”，其实拥有一段无比光荣的个人英雄历史，世易时移，所有那些光荣，几乎被全然泯除了。
抹掉历史厚厚的尘埃，我们发现，这位赵尔丰，是一位有大功于国的、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自1905年至1910年数年间，赵尔丰在川滇边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1908年，他率兵入藏，屡屡击败由英帝国主义者操纵的西藏叛匪，大行改土归流，极大促进了川藏边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使得我国西南边防大为巩固，维护了国家统一。
1905年，赵尔丰率兵平定西康土司叛乱后，清廷设立了一个建制相当于省级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被任命为边务大臣，专门经营西藏以及川滇地区。这个特别区，东起打箭炉，西到丹达山，北抵青海玉树，南至云南中甸，地盘不可谓不大。
经过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清廷对藏区政治极为敏感。在清廷屡出不鲜的臭棋当中，在藏地的一大臭棋，就是召回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文硕，派去了怯懦无能的“老好人”升泰。升泰这个人，根本不懂边区政治，他入藏后一直压制当地抗英的僧侣。幸好有大臣张荫棠及时入藏，把升泰等一帮庸官查撤。
1904年，英国派出一支武装，从哲孟雄（今锡金）出发，在江孜大败藏军，入侵拉萨，迫使班禅签约。在条约中，西藏的外贸等特权尽归英国。由于当时的驻藏大臣满人凤全处理喇嘛势力不当，达赖集团转向英国人的怀抱，凤全本人也被藏军围攻，在巴塘被杀。
正是如此危难之际，赵尔丰被委任为边务大臣。到任之后，赵尔丰令行禁止，汲取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验，在当地加快推行改土归流。他取消一切土司“自治区”，兴办各种文教事业，改革赋役，极大削弱当地土司的特权，维护了中央政府的威权。
1908年，赵尔丰因政绩突出，被清廷任命为“驻藏大臣”。听说在川藏川滇边区大行“改土归流”的赵尔丰要入藏，西藏地方势力大恐。他们一面上奏说赵尔丰“仇视黄教”，一面加紧调兵遣将，想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西藏喇嘛政权在上奏说赵尔丰坏话的同时，狂妄提出新要求，要求清廷按照先前吐蕃在唐朝的疆址，给他们划出个“大西藏”来。
这种俨然自居敌国的猖獗，让赵尔丰抓住了把柄。于是，1909年，赵尔丰亲率战斗力很强的巡防军开向查木多（今昌都）。清军一路克捷，活捉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后藏搞独立的波密王白马寿翁。历数罪恶后，白马寿翁被清军砍下人头。其实，这位古吐蕃后裔的王爷，大可以留着，因为他一直不服当时西藏喇嘛政权，先前常常率兵进袭，打得藏兵败遁。清军杀了此人，倒替西藏政权剔除了一个“隐患”。
最远向南，赵尔丰的巡防军一直打到了查隅，并在那里设县。
如今，提起赵尔丰，在海外的藏独分子无不咬牙切齿，“控诉”他当年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人多么残忍。而所有这些“控诉”，完全是造谣诬蔑。
赵尔丰一代雄才，在川藏边地恩威并施，当时广受康巴人（又称嘉戎藏族或白马藏族）欢迎。康巴人长期受西藏地方政权的沉重盘剥，期盼清政府军的到来，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
1910年，巡防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廷对这个卖国不争气的家伙也不客气，下谕剥夺他的十三世达赖名号。赵尔丰进军藏区，不仅使得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的边地改土归流三十余区，且使得英国人对西藏的渗透严重受阻。
由于赵尔丰粗立西康建省规模，以至于学者尚秉和如此评价他：“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
赵尔丰为人，诚为一代治才。他勇于任事，为官清廉，知人善任。其兄赵尔巽从川督位子上离任后，为弟弟谋求此职。据说，赵尔巽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银子，方换来兄弟赵尔丰署理川督一职。
时兮命兮，赵尔丰正趟上四川保路运动的“浑水”。他掉了脑袋不说，还因妄杀平民而毁了自己一世英名。
那么，既然在辛亥革命后的各省独立运动中，他以退为进，已经交出了权力，赵尔丰又是如何被杀的呢？
遍览1949年以后的辛亥历史评述，对于赵尔丰之死，99%大致如下描述——1911年11月27日，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但他仍贼心不死，拥兵督署，煽动兵变，妄图恢复清朝反动统治。12月22日，新任的革命派都督尹昌衡派人把他当众斩首，以平民愤……
这是历史事实吗？
当然不是！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蒲殿俊书生，朱庆澜武夫，二人都是浅视之人，互相争权夺利，根本不能控制当地时局。当时，散布在城内的巡防军、陆军、同志军，在“革命”胜利后，皆以功臣自居。这些兵哥、地痞，不少人花天酒地，在城内为争妓女大打出手，整日持枪拥械，招摇过市。哥老会的“袍哥”们，头戴珠花，拎刀持枪，嚣然往来，赌博嫖妓，争风吃醋，抢占地盘，无所不为。他们相互打杀，互有死伤。
对此，蒲、朱两个正副都督皆束手而无能为力。特别可笑的是，面对如此乱局，蒲、朱二人想搞一次公开的大规模阅兵。他们的意愿很“善良”——阅兵，可以整顿部队缺额，增加军队凝聚力。为此，罗伦力谏，认为局势很乱，新军、巡防军人怀异心，不能匆忙阅兵。此外，宣布独立时，蒲殿俊曾许诺发给官兵三个月“恩饷”，一直未发，士兵心怀怨恨。
蒲、朱二人不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他们率一行人在成都东校场演武厅阅兵。开始还好，训话之后，蒲殿俊提及要发给士兵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士兵大哗——不是答应发三个月“恩饷”吗！大吵大喧间，后列的巡防军士兵有人趁机发枪。一时间，校场内子弹横飞，士兵开始哗变，高呼呐喊，大闹校场。见势不妙，蒲、朱二人及随员四下奔逃躲避。
哗变军士呼啸而出，成群结队在成都城内的藩库、银行、商店以及居民家中进行抢掠，称之为“打启发”。当晚，新军的口令本来是“启发”。巡防军哗变后，蒲、朱二人调城外新军来弹压，但这些人入城后也加入抢掠队伍。结队劫掠之际，士兵们互相见面互问口令，于是街道上充满了“启发”一词。
这些“打启发”的兵痞，迎面相遇，心照不宣，皆呼“不照，不照”，即各抢各的，互不干涉，各自去打各自的“启发”。从那以后，“打启发”成为成都的“新方言”。市内无赖之徒乘机浑水摸鱼，四处抢劫放火。锦官城顿时成为一个大劫场，浓烟四起，喧噪满城。仅藩库银一项，乱兵们就抢走八百多万两。
枪声，炮声，哭声，喊嚎声，不绝于耳。
这个时候，罗伦、尹昌衡出场了。罗伦在川地，身后是强大的哥老会势力。本来他以为军政府都督是自己手中物，岂料被书生蒲殿俊取走，忿忿不平。而尹昌衡呢，身为原清军十七镇的川籍军官，自然与罗伦一拍即合。他在赵尔丰交权的时候就以军力要挟，在军政府谋得一个“军政部长”的职位。
赵尔丰本人，在四川独立后，听闻北京的清政府并没有立即倒台，大有后悔之心。他确实一直在暗中鼓动从前的部下伺机而动，但没想到却让罗伦、尹昌衡二人抢了个先手。他的主要心腹朱庆澜，反而在兵变中仓皇逃走。
哗变的巡防军中，不少人是鄂籍、湘籍士兵，而川籍的尹昌衡等人立刻去凤凰山军营，召集川籍军官准备趁乱收权。罗伦也不闲着，忙遣从人去城外招呼，哥老会、同志军纷纷入场，最终“安定”了成都的局势。先前在兵士们身后捡拾余财抢劫的哥老会“自卫团”，摇身一变，开始四处劫杀那些抢掠已饱的变兵，加入维持秩序的行列。
时在成都的郭沫若本人，曾亲眼目睹一幕：有位行人身穿灰鼠皮马褂，下身穿狐皮袍子，在街上匆匆行走，准备赶往城外。路中，那行人忽遇本地哥老会的“自卫团”，喝令他停住。几个人扭在一起，其中有个哥老会成员手快，一梭镖就把行人捅个透心凉——这位行人原是兵爷，抢劫后“化妆”不严谨，上身军装虽脱，却忘了换那条有红竖纹线的军裤，故而被认出。几个人翻剥尸体，从这位兵士尸体上又剥下好几层狐皮好衣服，贴身的，竟然是一件女式皮袄……
在军人的拥戴下，尹昌衡终于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为了与同盟会结盟，一直瞧不上“党人”的尹昌衡火线入党，连夜加入同盟会，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
在兵变的当晚，赵尔丰以为机会再来，认定要“变天”，就手谕旧属归队。在辕门外，他重新以川督名义发示文告抚军。落款处，还恢复了宣统年月日。让他没想到的是，尹昌衡、罗伦等人已经掌握了大局。至此，赵尔丰立时成为尹、罗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拨之而后快。成都城内，谣言四起，传说赵尔丰府内暗藏数百兵士，机枪数挺……
由于赵尔丰手中还有兵，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后者倾诉“衷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服赵尔丰交出手下三千人马。赵尔丰被感动，果然写手令，让手下官兵听从尹昌衡统辖。当时，赵尔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身患大病，熬药卧床。
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使得尹昌衡喜出望外。于是，在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之后，尹昌衡在12月22日凌晨，派手下管带陶泽锟去督府衙门捉拿赵尔丰。陶泽锟率一标人马，从督府后墙闯入。岂料，刚闯到卧室门口，迎面就从里面射出一梭子子弹。打枪的不是别人，乃赵尔丰手下一位“女侠”婢女。陶泽锟火起，闪身上前，一刀剁死了这位“蛮女子”（这个姑娘是个美貌实心眼的少数民族女子），把躺在床上正养病的、头发因身心交瘁而早白的赵尔丰拖出屋子。
尹昌衡出现，仍微笑对赵尔丰示意，要这位无兵的前总督随他到皇城内的军政府。但是，赵尔丰此去，再没有受款待。迎接他的，是大清早就布置好的“公审大会”。面对两面三刀的尹昌衡，被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破口大骂。当着明远楼下黑压压的军民大众，尹昌衡高声问：“大家说说，该怎样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回响四周：“杀！杀！杀！”
赵尔丰日前在成都杀了几十个人，如今凭白交出手中枪，此刻无奈，只得任宰任杀。
陶泽锟亲自持刀，上前一挥，将赵尔丰人头砍下。然后，陶泽锟手持人头，飞身上马，在成都闹市显摆一大圈。中途，陶管带本人差点被人冷枪射杀……
笔者手中，有两张赵尔丰照片。一张，是他当巡边大臣时所摄，面孔周正，容貌宽厚，目光弘毅；另一张，上面标有“逆贼赵尔丰即赵屠户之尸首”，显然是四川军政府印发的宣传品。这张照片上面的赵尔丰，已经身首分离，脑袋被置放在他自己的右肘处，眼睛微微张开，显然是死不瞑目……
雪原“狮”旗嚣然起，仍思平边赵将军！（有关赵尔丰被杀细节，可参看郭沫若1936年至1937年在《宇宙风》上连载的回忆录。）
附二 国殇为鬼无新旧
从张振武看辛亥首义元勋们的下场
在教科书以及正史中，对张振武往往一笔带过。最多是讲袁世凯“凶相毕露”时，说一句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后翻脸，磨刀霍霍，杀掉首义功臣之一的张振武。
真实的历史中，袁世凯甫当“大总统”，不仅没大开杀戒，还对党人极尽网罗之能事，待孙中山如上宾，为各位辛亥元勋皆设荣位，极尽“杯酒释兵权”之厚道能事。
而且，张振武之死，实由黎元洪而起，怪不得袁世凯。
无论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还是定都北京，黎元洪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数日以来，经他授意，其手下文人幕僚饶汉祥为他起草了不少长篇电文，洋洋洒洒，行文华丽，骈体雕琢，广为传诵。通电之中，黎元洪貌似公允，作忧国忧民状，痛斥南京方面的拖延刁难，让袁世凯深感其人可倚。
在武昌，党人内部发生的“宁汉龃龉”，以及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别的内斗，终使黎元洪抓住机会，步步坐大。
武昌起义后，军政府成立，握有军权的军务部三个部长中，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占了两席。为了排斥文学社成员，孙武本人主动向黎元洪靠拢，甘心为其所用。
阳夏战争中，黄兴抵鄂，文学社的蒋翊武自称力挺这位老乡。而且，到援武汉的客军，主力是湖南派来的两个协。这样，湘鄂地域之争更趋激烈，形成了黄兴、蒋翊武的湖南帮与黎元洪、孙武的湖北帮的对立，也含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暗中较劲。
黄兴大败后回上海，文学社的蒋翊武出任战时总司令。孙武感觉不踏实，劝黎元洪改以谭人凤替代蒋翊武。岂料，同为湖南人的谭人凤，一任职就提出限制孙武等人权限的建议。为此，孙武大为光火，纠结一帮军官，使黎元洪换下谭人凤。谭人凤仅仅当三天官，指挥权又落回孙武等鄂籍军人手中。
不过，由于孙武本人军事才能未被公认，大家公推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所以，当时的湖北军政出现了双头领导，孙武为军务部长，又有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
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后，孙武跑官不成，深恨黄兴，进而又恨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南京政府。他气势汹汹到上海组织“民社”，力挺黎元洪、袁世凯。
对于武昌党人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别的矛盾，黎元洪乐观其成。
这两拨人闹得越凶，他本人作为“仲裁者”的身份就越凸显，权力就更加集中。
不仅坐观文学社、共进会之间的恶斗，黎元洪还挑拨孙武与张振武这两个同为共进会首领的湖北老乡的关系。
武昌首义中，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齐名，号称“首义三武”。在起义初始阶段，孙武在医院疗伤，蒋翊武出逃，唯张振武一人担当，勇于任事。他和蔡济民等人一起，在武昌最困难的时刻，担负起军事指挥的任务。
汉阳失守后，黄兴心灰意冷，主张放弃武昌。危急时刻，张振武拔枪大喝：“敢言弃武昌者，斩！”一言而定乾坤，终使武昌临危不失，革命军保住了首义之地。
武昌停战后，张振武前往上海购置枪械，携款数十万而去。
为此，孙武打小算盘，唯恐张振武的势力膨胀，就暗中与黎元洪商量，派人监视张振武在上海的活动。
张振武对此丝毫不知情，站在老乡立场上，他也公开在报上指责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碌碌诸公，因人成事，攘夺利权。”访友论时局，他为孙武鸣不平，并积极参与“民社”的创立活动。
由于张振武在上海所购置的枪械有不少是废枪（中了那些中间当掮客吃回扣的日本浪人的当），黎元洪在孙武撺掇下电催张振武回武昌。
当时，张振武见南北议和濒于破裂，就拨出第二批购置的部分枪械，准备支持烟台的蓝天蔚，并想自领一支军队，参与北伐清廷。
同盟会驻沪人员得知此讯后，马上向黎元洪告状，说张振武有“借北伐名义携械潜逃”的意思。黎元洪闻之恼火，严令电催张振武回鄂。不得已，张振武只得回到武昌。刚回来，他就到黎元洪处质问。黎元洪装得一脸茫然，推说召他归鄂是孙武之意，与自己无关。
由此，孙、张之间交恶。
张振武回来后，黎元洪查账仔细，细追每笔款项的去处，惹得张振武大怒。他冲入都督府，指着黎元洪鼻子大骂：“当初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你现在富贵尊荣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心中有愧，黎元洪不敢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上海之行的款项。
深究其由，张振武在武昌首义后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蚀侵公款的行为。但数目甚小，于大节无亏。
黎元洪、孙武就此小题大做，难免深藏机心。
孙武攀上黎元洪后，愈加跋扈，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最终导致了武昌“群英会”推动的“二次革命”（这与孙中山日后反袁的“二次革命”不是一回事）。
“群英会”原本由清朝新军三十二标革命党人向海潜所创，宗旨是反清革命，后并入共进会系统。武昌首义中，群英会成员舍生忘死，牺牲甚多。
首义胜利后，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得任近卫军协统，对孙武的倨傲与蛮横甚为不满，就与同为湖北大冶老乡的向海潜暗中联合，以“改良政治”为由，暗中联络将校团、教导团、毕血团等组织中那些胜利后因投闲置散而心怀怨恨的军官们，发起一场旨在倒孙武的军事行动。
1912年2月27日夜，大批士兵佩戴“群英会”白布徽记，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的口号，一路鸣枪，冲向军务部和孙武的住处。
孙武只身逃往汉口洋租界躲避。他的家小，全部落入乱兵之手，被扣押住当“人质”（后经张振武说情放出）。
闯入孙宅的士兵们仔细搜查，发现孙武家箱笼甚盛，金银不少。在这次事件中，黄申芗事先表明只杀孙武一人，目的单纯。但参与人数太多，人各怀心，中途生变。有人抢，有人烧，有人杀，变成了一场兵变。
大乱中，文学社成员张廷辅被杀（时任第二镇统制），邓玉麟（时任第四镇统制）和蔡济民两人被乱兵扣压。由于张廷辅的被杀，事变显然掺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争斗的色彩。
逃入汉口的孙武，本想借邓玉麟之力进行军事镇压，但得知邓也已经被乱兵抓住，他只能放弃武力。在张振武奔走解说下，黎元洪出来做好人，终于以不流血方式平息了这次兵变。
事后，孙武被迫辞职，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世事”，寓居于汉口不出。其实，他仍旧与黎元洪密切往来，随时准备“入世”。
虽然黎元洪一直倚重孙武，但对这个一直恃势凌人的武人，黎元洪心中也很不满。“群英会”军官闹事，正好帮他忙，把孙武从要职位置上搞下来。
为此，事后黎元洪对黄申芗也很宽容，口头“申斥”一下，送数千大洋让他“出洋考察”。
坐山观虎斗之余，“群英会”二次革命也给黎元洪抓住了借口。孙武离职后，军务部两个副部长张振武、蒋翊武均被免职，只给两人以“顾问”的虚衔。军务部缩编为无数的军务司（蔡济民为司长），成为黎元洪手下的听命办事机构。
然后，黎元洪对武昌军政府一顿大换血，把不顺眼的人全部赶走，清一色换上自己人，完全把持了湖北一切军政大权。
武昌首义同志间，各立山头，既有湖南、湖北、上海的地域之争，又有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争。在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缠绕，僵持不休。蒋翊武表面上是武昌集团的人，但他领导的文学社在感情上倾向同盟会，与上海集团不乏亲近；上海的章太炎乃老光复会会员，却因为一直与孙中山等人有过节，常常与黎元洪等武昌集团首脑明送秋波。
双方闹别扭、使劲掐，最后就使得北京的袁世凯和武昌的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在湖北，黎元洪可谓是真正的一方之主了。
首义功臣中，孙武去，蒋翊武免，蔡济民不就官，只有张振武一个人切齿恨恨，不甘心被边缘化，继续掌握将校团这样一支有实力的武装，坐恋不去。
黎元洪一再企图改编这个团，均为张振武所拒。黎元洪想派去一个副团长，也被赶回来。他想把该团编入自己亲信所辖的第六镇，还遭将校团的激烈反对。
从那时起，黎元洪对张振武已动杀心。
张振武本人不知韬晦，常出头为武昌首义功臣争利权。听说顾庆云被黎元洪从武昌警视厅长的位子上排挤下去，他就致信黎元洪，怒斥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其颠倒错乱如是乎？”
黎元洪见此信，杀心益炽。联想到首义后自己被拉到咨议局当晚，一批旗兵叛乱进攻，张振武曾提议用自己脑袋来镇抚的事情，黎元洪心中更恨。直接办了张振武不太容易，于是，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让他率一支兵马前往任职，实际上想先排挤他出湖北。
张振武一心想立功名，厉兵秣马，准备就任。
袁世凯当时答应，但心中明白。他绝不想弄个非北洋系的军人在北方自己地盘屯兵。于是，袁世凯很快就以烟台有变为由，电令张振武暂缓出行。
不久，袁世凯电令张振武、蒋翊武、孙武三人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虚衔，以事笼络牵羁。孙、蒋二人没说什么，唯独张振武不快，扬言：“我们湖北人只能做顾问官吗？”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派自己外出屯垦备边。
袁世凯敷衍他，授他为“蒙古屯垦使”。
如果张振武懂事，拿了这个“蒙古屯垦使”的俸禄就算了。他不，三番五次上书申请拨款拨经费，要当真的“蒙古屯垦使”。
袁世凯推诿，说政府没钱。张振武大怒，把委任状往京中住处的桌子上一放，负气回到了武汉。这是1912年6月间的事。
在北京期间，由于孙武四处招摇张扬，把自己说成是武昌首义第一人，终日与外国使节和京内大员宴饮，使得张振武更加对这个首义战友心怀不满。
黎元洪呢，坐镇武昌，拥有一个“副总统”荣衔，在南京政府北迁、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针对当时各地军阀势力交争的局面，常以老好人面目出现，不停发通电，申明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常常对时局纷扰作痛心疾首状，赢得了国内民众的不少好印象。
特别是1912年初夏，黎元洪电文中有关“军民分治”的内容，虽是虚饰之文，却也道出了武人害政将要造成的“十害”：
荧惑政策，督乱方略，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赎武，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易受蛊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讧不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以及其他各省军阀的乱哄，几乎全为黎元洪提前一一言中。
张振武回湖北后，仍旧四处奔走。他自己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索要每月一千银元，准备筹兵为一镇，前往蒙古做他的“屯垦使”。
见张振武如此不知进退，黎元洪痛下杀心。
此时，恰好湖北的同盟会会员祝制六等人不满首义党人遭受排挤，暗中组织“改良政治团”，想进行排黎夺权的武昌“三次革命”。
黎元洪抓住这次机会，抹下“菩萨”假面，派人逮捕祝制六等人，指斥他们为“民国寇仇”，不久就下令杀害了祝制六及数十名党人，亮起了明晃晃的屠刀。
对于祝制六等人的密谋起事、被杀，张振武确实毫不知情。
而且，同盟会的人得知消息后，纷纷指责孙武在背后挑唆。孙武闻言发怒，他上书黎元洪，坚称同盟会的湖南人想诬蔑湖北人，泼污黎副总统。
在黎元洪本人和其幕僚的暗中挑拨下，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人不辨是非，互相指责，关系僵如寇仇。
烦躁郁闷之际，张振武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高言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黎元洪闻之，击掌扼腕。
听闻湖北乱哄哄，人在北京的袁世凯十分高兴。他笑呵呵出来做老好人，电请张振武到北京议事。
黎元洪借坡下驴，立刻拿出四千银元做盘缠，“欢送”张振武。
大总统请，副总统送，张振武一时飘飘然，得意忘形，带着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名亲信军官，踏上了入京的不归路。
到北京后，张振武雄心勃勃，四处宴客会友，大讲筹边安边之策，准备策马边陲立大功。
1912年8月15日晚间，为了联络感情，张振武代表湖北军界在六国饭店宴请北京将校。
席间，众人笑语寒暄，酒皆尽兴。而入席的北洋驻军总司令段芝贵身上，已掖有一张对张振武等人的逮捕令。
原来，两天前，黎元洪已自湖北向袁世凯发来一封密电，言辞恳恳，罗织了张振武一大堆罪名：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成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
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中煽惑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与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
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返鄂。（观此数语，见得京、鄂两处已密布侦探，将张、方二人行踪，探得明明白白，张、方自己尚如睡在梦中。本书前文亦未尽说明，至此方才揭出。飞扬跋扈，可见一斑。）
（张振武）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顽之迹。
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泯祸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使。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害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
（我黎）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归籍者，请就近酌给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惟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
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我黎）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手，阘茸尸位，抚驭无才，致令起义健儿，夷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
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真杀心与假惺惺，电文写得极其“感人”。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很感踌躇。他召集北洋军人以及在京湖北籍将领们商议此事，并回电征询黎元洪那封电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马上确认，并派“文胆”饶汉祥等人入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布置严密，不会因杀张振武而出事，竭力要求袁世凯对张振武和方维立即“行刑”。
由此，8月15日，袁世凯签发，段祺瑞副署，决定捕杀张振武、方维二人：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
至于张振武、方维二人被逮情形，当时的《中华民国公报》记载甚详：张、方二人宴会结束乘马车回公寓，经过棋盘街时，忽然枪声隆隆，兵勇如蚁，将他们的马车围住。士兵用枪托捣碎玻璃，拉出二人捆上。
张振武大呼：“国都之地，你们怎敢劫人！我是张振武，你们不得如此无法纪！”士兵也不理论，先后一千多人来围，如临大敌，拥着二人往西单牌楼方向而去。被执送到了当时的营务处，执法处长陆建章先朗读黎元洪电文，再宣读袁世凯的命令。
张振武静静听着，然后大声喊道：“我张振武早就该死，但没想到是死在北京。”他提出要写信。陆建章递过纸笔。
张振武给邓玉麟、刘成禹（民社成员）各写一封信，大概是斥责二人帮黎元洪出卖自己（其实这二人也受黎元洪愚弄），然后问陆建章：“可否容我见袁大总统一面，然后再把我枪毙？”
陆建章拒绝：“军法所在，予不敢当！”
被捕后仅三小时，张振武、方维二人即被行刑。由于系脑后开枪，张振武死状甚惨，一睛脱出，头部鲜血淋漓。
本来，黎元洪是想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嫁祸于人。袁世凯何等人物，当然看得出黎元洪的心思。转天早晨，面对来总统府汹汹质问的孙武等人（孙武此时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袁世凯一脸无奈：“这件事我很抱歉，具体经过你们也知道，我本不欲办理，但黎副总统一直来电急催，我只能照办。我知道杀了张振武对不起湖北人，事已至此，无能为力。”
8月17日，袁世凯命人在报纸上全文刊出黎元洪密电内容，很委屈地表明自己是“不得已”的“遵照办理”。
黎元洪想玩袁世凯，最终袁世凯玩了黎元洪。
张振武之死，举国震骇。同盟会、民社派（此时已并入“共和党”）纷纷而起，齐声谴责黎元洪（不好说袁世凯），并发起弹劾。
弹劾谁呢，不能弹劾袁世凯，就只能弹劾时任国务总理的陆徵祥。但此人在张振武被杀前一直住院，案后他又辞职。而代任的总理赵秉均，显然当时与此案无关。
于是，大家的怒气全部宣泄到武昌的黎元洪头上。
本想借刀杀人的黎元洪又气又急，但他也从心中十足佩服袁世凯的老辣。为了挽救自身形象，黎元洪对全国发出一封长达数千言的通电，先讲张振武“罪恶”，后诉自己苦衷，三讲自己的负疚、自责，最后在示退的前提下，又当老好人，表示要赡养张振武老母幼子，一副孔明大义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这篇骈文作得太好，不得不全文刊之：
连日函电纷驰，诘难群起，前电仓猝（促），尚未详尽报告。政府书复未赍到，诚恐远道不察，真象（相）愈湮，敢重述梗概，为诸公告。
张振武初充军务司副长。汉阳失败，托词购枪，留函径去。当命参议丁复生追至上海，配定式样，只限购银二十万两，乃擅拨买铜元银四十万，仅购废枪四千枝（支），子弹四百万，机关枪三十六枝（支），子弹二百万，枪械腐窳，机件残缺，有物可查，设有战事，贻害何堪设想？且除买械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账二万，尚借谭君人凤五万，陈督复来电索款，均系不明用途，有账可稽，罪一；南北统一，战事告终，振武由沪返鄂，私立将校团，遣方维往各营勾串，募集六百余人，每名二十元，鄂军屡次改编，该团始终不受编制，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已预备退伍，伊复私收为护卫队，拥兵自卫，罪二；二月二十七日，串谋煽乱，军务部全行推倒，伊复独任方维，要挟留任，复谋杀新举正长曾广大，经元洪访查得实，始将三司长悉改顾问，罪三；冒充军统，夤夜横行，护卫队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枪，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枪皆实弹。罪四；护卫队屡遣解散，抗不遵命，复擅抢兵站枪枝（支）粮饷，藐无法纪，罪五；强占铁路并中小火轮，勾串军队，夤夜来往，罪六；暗煽义勇团长梅占骜，增加营数，诱命石龙川往联领事团，许事成任为外交司长，该员等不为所动，谋遂无成，罪七；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内嬖、如夫人者，将及十人，叶某及鲁某，皆女学生，复伙串某报鼓吹，颠倒黑白，破坏共和，罪八；民国公校开学，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罪九；亲率佩枪军队，逼迫教育司，勒索学款，挟之以兵，罪十；令逆党方维，勾串已革管带李忠义，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谢玉山、刘启沛、朱振鹏、江有贵、黄耀生，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分设机关，密谋起事，并另举标统八人，伊为原动，大众皆知，虽名册已焚，祝、滕正法，刘、朱尚寄监可质，罪十一；机关破露，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途暗杀，罪十二；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之蓝都督报告，接济之账，尚匿交机关枪多枝，子弹三万粒，私藏利械，图谋不轨，罪十三；运动某国领乃保护，如被查拿，当作国事犯干涉，损国权，辱国体，罪十四；此次电促赴京，实望革心向善，乃叠据侦探报告，伊以委命未下，复图归鄂，密遣党羽，预归布置，复查悉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罪十五；此外索款巨万，密济党援，朘削公家，扰害商庶，种种不法，不胜枚举。
元洪荐充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并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无非追承前功，冀挽将来，犹复要索巨款，议设专局，又在汉上私立屯垦事务所，月索千余圆，凡此诸端，或档案具在，或实地可查，揭其始末罪状，实属无可再原。诸公老成谋国，保卫治安，素为元洪所钦佩，倘使元洪留此大憝，贻害地方，致翻全局，诸公纵不见责，如苍生何？
顾或有谓杀非其地，杀非其时，杀非其道者，责以法理，夫复何辞？然此中委曲，尚有万不获已之衷，为诸公未悉者——武昌当革命之余，丁裁兵之会，地势冲繁，军心浮动，振武暗握重兵，潜伏租界，一经逮捕，立召干戈，既祸生灵，更酿交涉，操切偾事，谁尸其咎？况北京为民国首都，万流仰镜，初非邻省，更异敌邦，明正典刑，昭示天下，揆诸名义，似尚无妨，此不获已者一；振武席军务长之余焰，凭将校团之淫威，取精用宏，根深柢固，投鼠忌器，人莫敢撄，卷土重来，拥兵如故，狼子野心，更无纪极，前此以往，杀既不敢，后此以往，杀更不能，千里毫厘，稍纵即逝，先此不谋，噬脐何及？况谋叛民国之犯，果有确据，随时皆可掩捕，此不获已者二；振武分遣党羽，密布机关，奸谋败露，应命赴京，更怀疑惧，居则佩刀盈室，出则荷枪载途，京鄂之使，不绝于道，心机叵测，消息灵通，一电遥飞，全国窥变，联电请求，举兵要挟，虽有国典，亦无所施，况振武现参军政，遥领兵权，绳以军法，洵为允当，且北京军事裁判，尚未完全，南中军法会议，已非一次，询谋佥同，始敢出此，此不获已者三。（极叙黎元洪自己杀张振武的无奈，向世人说明杀他完全是怕他遗祸国家。）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刲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越践、吴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侯）君集被擒，书不原其战绩，矧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举古代被杀的跋扈将领为例，彰显黎元洪自己杀之有名。）
元洪念彼前劳，未忍悉行诛罚，安此反侧，复未稍事牵连，遂致日前两电，词多含蓄，迹似虚诬，又何怪诸公义愤之填胸，而责言之交耳也？伏思元洪素乏丰功，忝窃高位，爱民心切，驭将才疏，武汉蠢动，全楚骚然，商民流离，市廛雕（凋）敝，损失财产，几逾巨万，养痈成患，责在藐躬，亡羊补牢，泣将何及？洪罪一也；洪与振武，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弛，背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无陨涕，洪罪二也；国基初定，法权未张，凡属国民，应同维护，乃险象环生，祸机迫切，因养指失肩之惧，为枉寻直尺之谋，安一方黎庶之心，解天下动庸之体，反经行政，贻人口实，洪罪三也。（看似黎元洪怪罪自己，实际铺叙己功，博取同情。）
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此苦衷，曲事优容，不加谴责，犹当跼天蹐地，愧悔难容；况区区此心，不为诸公所谅乎？
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废寝，忽忽半年，南北争议，亲历危机，蒙藏凶顽，频惊噩耗；重以骄兵四起，伏莽潜滋，内谨防闲，外图排解；戒严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黎元洪把自己说成是劳苦功高、累得吐血的元勋义士。）
秋荼尚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蹈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有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波，方城如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黎元洪指天划地，宛如百口莫辩的被冤枉者，彰显他自己的良苦用心。）
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勩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善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躬自奠祭，开会哀悼，以慰幽魂。并拟将该员事略，荟蕞成书，请大总统宣示天下，俾晓然于功罪之不掩，赏罚之有公，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下，或当瞑目。（优恤罪人家属，大办丧事，以显示黎元洪自己的“厚道”。）
临风悲结，不暇择言，瞻望公门，尚垂明教！
经此系列电文、公文表演后，黎元洪在湖北密布军警，解散一切不利于他自己的军事、政治团体，然后通电全国，表示自己要“辞职”。
紧接着，由他安排的、署名“湖北全体士民”的一份通电直发北京参议院，内容“痛责参议院”，无非是表示“竭力挽留黎公”。紧接着，湖北军界、地方议会纷纷去电北京，杀气腾腾，大有黎元洪一走湖北即大乱的威胁。
袁世凯乐见其成。他知道黎元洪在湖北搞不成什么大事，听任张振武案发展。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腾出自己在北京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改为孙中山下榻处，举行无比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时，人们渴望民国的光明前景，浸沉于南北和解的幻景中，从某种程度上转移了对张振武一案的注意力。
而孙中山本人呢，正与袁世凯处于蜜月期。到达北京后，他明白指示同盟会员身份的议员，再不要对张振武案“小题大做”，怕影响“大局”的和谐。
8月25日，由宋教仁实际主持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团体合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亲临成立大会。
会后，孙中山与党员、同志密议，觉得南北调和是当时大事，不要再以张振武之死兴起波澜，而与袁世凯、黎元洪过不去。
最为主要的，张振武本人乃湖北地方军人，他与同盟会大头目之间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所以，他的死，孙中山等人没有“切肤之痛”，自然不会为这么一个死人出头去得罪袁大总统、黎副总统。
8月28日，张振武灵柩运回武昌。
已经躲过一次危机的黎元洪如释重负，马上扮演“厚道好人”。
在抱冰堂，黎元洪为他亲自下令杀死的张振武开祭悼大会，并亲自主祭，送悼联一副：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如此戏份，真是做到了家。
9月24日，张振武追悼会过了仅仅不到一个月，得知南湖马队的党人准备起义，黎元洪借“改进团事件”为名，在湖北杀掉了大批党人军官，由此，这位厚道人终于从“黎菩萨”变成了人人称狠的“黎屠户”……
“首义三武”之一的蒋翊武，在武汉“改进团”倒黎运动失败后，前往湖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在岳阳驻防。
湖南取消独立后，其他党人纷纷逃离湖南，大多经汉口乘船东下走避。蒋翊武认为汉口太危险，因为在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就准备改道广西入香港。经全州时，蒋翊武为统领秦步衢的桂兵捕得。
得知消息后，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电奏袁世凯。袁世凯马上发电，征询黎元洪意见。深恨蒋诩武不附自己，黎元洪不顾诸人在首义时拥推他的恩情，马上复电袁世凯，声称蒋翊武“逆迹昭彰”，在“湘鄂一带党羽众多”，要求袁世凯立刻杀掉他：“从速执行，以昭显戮。”
袁世凯接到电报，命令陆荣廷把蒋翊武就地枪决。
1913年9月9日，蒋翊武在桂林丽泽门从容就义，时年二十八岁。
“首义三武”，有“两武”死于黎元洪的催迫，下执行令的人竟然都姓陆（陆荣廷与陆建章）。
刑前，蒋翊武口占四首绝命诗，其一曰：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
附三 辛亥革命大事记
（1894年11月-1912年4月）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
11月 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入会誓词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
是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2月12日（正月十八日） 日军入踞威海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杨衢云等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修订《兴中会程》。
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丧权卖国的《马关条约》。
5月2日（四月初八日） 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会议，联合上书光绪皇帝，倡言“拒和、练兵、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10月26-28日（九月初九至十一日） 广州起义事泄，党人陆皓东、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等被捕，孙中山等经香港逃亡日本。起义未及发动而失败。此为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
12月8日（十月二十二日） 清政府议组新式武装，命温处道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1月初（乙未十一月） 康有为、黄遵宪、张謇、章炳麟、陈三立、汪康年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发行机关刊物《强学报》。
6、7月间（五至六月） 孙中山先后到达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建立旧金山兴中会分会。
10月11日（九月初五日） 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人员诱捕，拟偷运回国处以极刑。经国际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23日获释，史称孙中山“伦敦蒙难”。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8月16日（七月十九日） 孙中山由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旋结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9月，他移居东京，广泛结交犬养毅、大隈重信、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等日本朝野人士。
11月14日（十月二十日）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12月，沙俄舰队进占旅顺、大连。帝国主义从此掀起瓜分中国狂潮。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月22日（正月初一日） 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付梓，宣传“托古改制”，为变法提供历史根据。
3月6日（二月十四日） 清政府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27日又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31日英国强租威海卫。4月10日法国强租广州湾，并以两广、云南为其势力范围。22日，日本要求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24日英国强租深圳湾、大鹏湾。
3月7日（二月十五日） 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湘报》，宣传“君民共主”和维新变法。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 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开始。在一百天内，颁布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的新政诏令一百多件，史称“百日维新”。
9月16日（八月初一日） 光绪召见袁世凯，即擢为兵部侍郎，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戊戌变法失败。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 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再出“训政”。旋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9月28日（八月十三日） 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死难，史称“戊戌六君子”。
是年 严复译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译自英国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附按语并序。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3月 义和团朱红灯部在山东平原起义，直、鲁各地群起响应，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
夏、秋 孙中山、杨衢云等在日本横滨，再度与梁启超会谈两派合作事宜，经多次磋商，因康有为强烈反对而未果。
9月6日（八月初二日） 美国照会列强各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为条件，要求“利益均沾”。次年3月获各国圆满答复。
11月（十月） 兴中会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在香港与湘、鄂、粤、闽等地哥老会、三合会首领举行会议，联合组织“兴汉会”，以领导发动长江流域和广东等地的反清斗争，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月25日 （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言论机关《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
2月25日（正月二十六日） 唐才常、林圭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勤王。
春 义和团势力大举向直隶发展，旋进入京、津。
6月中旬（五月） 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国组织“八国联军”，出兵中国，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
6月26日（五月三十日）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不久，山东、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省相继加入，史称“东南互保”。
6月 唐才常等在上海改“正气会”为“自立会”，筹组自立军以起兵勤王，开富有山堂以联络会党。
8月初（七月） 唐才常等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分设七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预定阴历七月十五日同时举事。
8月14日（七月二十日）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出逃晋、陕。“义和团运动”失败。
8月21日（七月二十七日） 张之洞破获汉口自立会总机关，逮捕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次日，唐才常等人全部遇难。
8-9月（七至八月） 沙俄乘机于8月4日大举出兵进犯东北，相继攻陷齐齐哈尔、吉林等地，9月26日占领沈阳，东北三省遂为俄国所控制。
10月6日（闰八月十三日） 郑士良率会党六百余众在广东惠州之三洲田起义，转战半月，攻克沙湾、崩岗墟、三多祝等地，声势大振，拥众二万。此为孙中山二次起义。
10月28日（九月初六日） 党人史坚如为策应惠州起义，在广州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事败被捕。11月9日死难。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9月7日（七月二十五日） 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0月6日（八月二十四日） 慈禧太后一行从西安启程回京。
11月7日（九月二十七日） 李鸿章病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遗缺，由镇压义和团有功的袁世凯署理。次年6月实授此官。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2月8日（正月初一日）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成为保皇会与革命派进行思想大论战的主要阵地。
12月（十一月） 孙中山自日本抵安南（今越南）河内，向华侨宣传革命，组织河内兴中会分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月29日（正月初一日） 留日学生会馆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演说，到会千余人，党人刘成禺、马君武等慷慨陈词，宣传反清革命。湖北留日同乡会在东京创办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传播新学，鼓吹反清。不久，改名《汉声》。
5月8日（四月十二日） 日本政府应清廷之请求，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11日，义勇队变名“军国民教育会”继续活动，分派“运动员”回国策动起义。
5月（四月） 邹容所著革命宣传读物《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不胫而走，辗转翻印逾百万册。
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 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制造“苏报案”。次日捕章炳麟入狱。7月1日邹容自动投案。
8月（七月）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秘密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在誓词中第一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
秋、冬之际 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在东京相继出版，广泛流传于国内外。
11月4日（九月十六日） 黄兴、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麟等在长沙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1月11日（癸卯十一月二十四日） 孙中山为与保皇会争夺群众，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致公堂”，受封“洪棍”（军师）之职。
2月6日（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俄为争夺中国相互火并，在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12日，清政府竟不顾国家主权，宣布严守“局外中立”。
2月15日（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华兴会在长沙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公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10月24日（九月十六日） 长沙起义事泄，湖南当局出动军警搜捕黄兴等人，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1月（甲辰十二月） 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在河南彰德谋刺清户部侍郎铁良，未果。清吏严行搜捕，王汉被迫在旅馆投井死难。
2月（正月） 陈独秀、常恒芳、柏文蔚等在安徽芜湖成立革命团体“岳王会”，举陈独秀为总会长。秋冬间在南京、安庆设立分会。
4月3日（二月二十九日） 邹容病死于上海租界西牢。
6月3日（五月初一日） 宋教仁、程家柽、田桐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革命独立，建设民主共和“新国家”。
7月19日（六月十七日） 孙中山于6月11日离欧东返，是日抵日本，为筹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积极活动。
7月下旬 孙中山首次与黄兴会晤于东京中国餐馆凤乐园，共商筹组“革命大同盟”事。孙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黄极表赞同。
8月20日（七月二十日）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章程》，正式确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暂定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大会根据黄兴的倡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并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机关报。是日到会一百人，全体加盟。
9月24日（八月二十六日） 爱国志士吴樾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清政府派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伤载泽（镇国公）、绍英（商部右丞），吴樾当场死难。
11月26日（十月三十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正式出版，以宣传同盟会纲领为宗旨，每月一期。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号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12月4日（十一月初八日） 中国留日学生八千多人，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实行总罢课。8日，陈天华愤于日本报纸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诋毁，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示抗议。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2月16日（正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抵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分会。
9月1日（七月十三日） 清政府诏颁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开始“官制改革”。
12月4日（十月十九日） 由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策动的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军转战两旬失败，蔡绍南、刘道一、魏宗铨、廖叔保等义军首领数十人死难，万余群众惨遭杀害。
秋、冬 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在东京共同制订对内对外纲领性文件《革命方略》，以备各地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应用。
是年 广西、陕西、福建等省分别建立同盟会分会。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5月22日（四月十一日） 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潮州黄冈起义，拥同盟会员（原三合会首领）陈涌波、余既成为革命军正、副司令，檄告除暴安良，免除苛税。因起事仓促，伤亡过重，于27日失败。此即孙中山第三次起义。
6月2日（四月二十二日） 为响应黄冈起义，同盟会员邓子瑜领导会党二百多人，在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七女湖起事。战斗十余日，失败。此为孙中山领导的第四次起义。
6月 章炳麟、张继、陶成章借潮、惠起义失败和《民报》经费分配等事，大肆攻击孙中山，催逼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期以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继任，遭拒绝，黄兴亦在安南复函表示反对。
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 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在安庆举义，击杀安徽巡抚恩铭，占领军械局。旋失败。徐被捕英勇就义。
7月13日（六月初四日） 秋瑾谋响应安庆起义，被清廷侦悉，是日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被捕。15日凌晨壮烈牺牲于轩亭口。
9月1日（七月二十四日） 同盟会会员王和顺率二百余人在广西发动钦廉防城起义，5日攻占防城，杀县令，后又攻袭钦州、灵山等地。中旬，起义军退入十万大山。此为孙中山第五次起义。
12月2日（十月二十七日） 同盟会员黄明堂率乡勇八十多人在广西镇南关起义。4日，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由河内赶赴战地参战。起义军与数千清军血战七昼夜，最后失败。此即孙中山第六次起义。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2月（正月） 清政府议定再加二十万金的赏额，通令全国缉拿孙中山。
3月27日（二月二十五日） 黄兴亲率以安南华侨同盟会员二百多人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在广西发动钦州马笃山起义，坚持四十余日。5月3日，退回河内。此为孙中山第七次起义。
4月1日（三月初一日） 汪兆铭在缅甸仰光建立同盟会分会。
4月30日（四月初一日） 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在云南河口起义。5月26日，河口失陷，起义军退回安南。至此，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武装斗争完全失败。此即孙中山第八次起义。
6-7月 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电请以两年为限，决开国会。8月派代表进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
8月27日（八月初一日） 清政府宣布自本年起于第九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上大权十四条，臣民权利义务九条。宣布皇统万世一系，君权不可侵犯。
11月14日（十月二十一日） 清光绪帝载湉死。次日，慈禧太后那拉氏死。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
11月19日（十月二十六日） 熊成基率马、炮两营士兵千余人发动安庆新军起义，旋失败。熊成基出走日本。
12月2日（十一月初九日） 溥仪即位，改元宣统。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1月2日（戊申十二月十一日） 清载沣亲贵集团鉴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权势日盛，难于驾驭，以袁患有足疾为由，命其“回籍养疴”。
4月 孙武、焦达峰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鄂部总会。8月，焦达峰在湖南长沙建立共进会机关。
6月6日（四月十九日） 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订立《湘鄂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镑。
9-10月 同盟会、光复会之间的派别纠纷加剧。章炳麟、陶成章在南洋、日本等地大肆攻击孙中山，公开散发《伪〈民报〉检举状》《孙文罪状》（即《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等文件。
10月4日（八月二十一日） 清军机大臣、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张之洞死。7日，清政府命将该铁路事宜归邮传部接办。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1月16日（己酉十二月初六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齐集北京，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又未划一”为借口，拒绝所请。第一次请愿失败。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 广州新军起义，举倪映典为司令。起义军三千人分路进攻广州城，遭清水师提督李准镇压，倪被诱杀，起义失败。此为孙中山第九次起义。
春 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相继爆发“抢米”风潮和抗捐斗争。
4月2日（二月二十三日） 喻培伦、黄复生、汪兆铭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4月16日，黄复生、汪兆铭被捕入狱。
4月13日（三月初四日） 长沙发生“抢米”风潮，14日数万饥民焚毁巡抚衙门、外国洋行和教堂。旋被镇压。
8月9日（七月初五日）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汤化龙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通过请开国会案，议决发动新的请愿。
11月4日（十月初三日） 清政府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国会未开以前，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同时下令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各安职业”，不得再行请愿。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
1月30日（正月初一日） 湖北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举蒋翊武为社长。以《大江报》为宣传机关。
2月4日（正月初六日） 黄兴电邀谭人凤至香港，共商联络中部各省策应广州起义。次日，谭即赴湘、鄂活动。23日抵汉，与居正聚商，希望湖北急起响应。
2-3月 同盟会革命军统筹部指派郑赞臣、方君瑛等分赴苏、浙、皖、桂等省进行联络。又命各地同盟会负责人做好起义准备，以策应广州起义。
春、夏 孙中山在美国域多利、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先后成立“革命公司”“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亦称“洪门筹饷局”），号召华侨认购股票，解囊捐资，以助革命。
4月8日（三月初十日） 同盟会革命军统筹部在香港召开重要会议，制订广州起义作战计划，预定13日发难，分十路进攻。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
同盟会员、华侨工人温生才在广州刺死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15日遇害。
4月13日（三月十五日） 广州起义因孚琦被刺，清军严加戒备，未能如期发动。
4月26日（三月二十八日） 黄兴电召在港敢死队悉数潜入广州，准备发难，同时改十路进攻为四路发动。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 广州起义（亦称“黄花岗之役”或“孙中山第十次革命”）爆发。黄兴、朱执信亲率“选锋”（敢死队）进攻两广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奋战一昼夜，后因孤军无援，失败。方声洞、林时爽、林觉民、喻培伦等八十余人死难。事后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5月3日（四月初五日） 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湖北，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于是日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今后以两湖地区为“中国革命之主要中心”，积极筹划起义。
5月8日（四月初十日） 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任协理大臣。
5月9日（四月十一日） 清政府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5月10日（四月十二日） 湖北文学社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起义领导机关。次日，与共进会代表筹商合作，共同起义。
5月18日（四月二十日） 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5月20日（四月二十二日）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六百万英镑，以路权相交换。
5-7月 湘、鄂、川、粤四省绅商学界和工农群众，相继集会、游行，罢课、罢市，呼吁保路，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保路运动迅速兴起。
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 四川咨议局铁路公司股东会在成都发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主持会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自此，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各府州县普遍建立，拥众数十万人。
7月31日（闰六月初六日） 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的领导机关。举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五人为总务干事，设本部于上海，设分会于苏、皖、湘、鄂、川各省。
8月初 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在四川联络哥老会，成立保路同志军，发动反清起义。
8月24日（七月初一日） 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为反对铁路国有，在成都发动罢市、罢课，全川响应。
8月25日（七月初二日） 清政府命川督赵尔丰严行弹压保路运动。9月2日，又命端方率鄂军入川查办。
9月7日（七月十五日） 赵尔丰诱捕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人。成都立时聚众万人，齐集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数十人惨遭杀害，制造了“成都血案”。
9月8日（七月十六日） 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
9月14日（七月二十二日） 文学社、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公推居正、杨玉如赴沪，邀请黄兴、宋教仁来汉主持一切。
9月16日（七月二十四日） 湖北文学社、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成立起义统一机构，举蒋翊武为总指挥、王宪章为副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9月24日（八月初三日） 文学社、共进会再次密商起义计划，决定于中秋节（10月6日）举事，后展期至10月9日。
9月25日（八月初四日） 吴永珊（玉章）、王天杰等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
10月3日（八月十二日） 黄兴致书同盟会中部总会，赞成在武汉起义。5日复表示不日将由香港赴汉指挥。
湖广总督瑞澂、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召开防务会议，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 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药失慎爆炸，革命秘密机关暴露。湖北当局根据沙俄驻汉领事馆所抄获之革命党名册，在武汉三镇大肆进行搜捕，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翌晨遇害。原定起义计划因此受阻。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 是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熊秉坤等鸣枪起义，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新军各标、营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齐集楚望台，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旋攻占湖广总督衙门。瑞澂、张彪弃城逃命。辛亥革命爆发，史称“武昌起义”。
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 起义军占领武昌，攻克汉阳。
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宋教仁在沪获悉武昌起义，即电黄兴回沪，共商革命大计。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 汉口光复。湖北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武汉三镇光复。电促黄兴、宋教仁速来湖北，并请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
孙中山在美国欣悉武昌起义，决定放弃筹款计划，转赴欧洲从事外交活动，然后返国。
10月17-18日（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 帝国主义各国驻汉领事和驻京公使，相继宣布“严守中立”。与此同时，英、德、美、日、俄、奥等国兵舰二十艘在武汉江面集结，阴谋进行武装干涉。
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 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率新军分两路合攻湖南抚署。湖南首先响应革命，宣布独立，组织湖南军政府，举焦、陈为正、副都督。
同盟会会员钱鼎在西安率新军、会党起义，陕西光复。25日组织军政府，推新军管带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鼎和哥老会首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旋改称都督、副都督。
10月23日（九月初二日） 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府，举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旋湖口、马当炮台守军反正。
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 清政府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派赴湖北进剿革命军的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袁氏节制调遣。
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 黄兴自香港经上海到达武汉，指挥汉口保卫战。
袁世凯命道员刘承恩致书黎元洪，以实行立宪、赦开党禁、下诏罪己、皇族不问国政为条件，期与革命军议和。11月1日复致书提议言和。
10月29日（九月初八日） 姚维藩率新军在太原起义，击毙巡抚陆钟琦，山西光复，举标统阎锡山为都督。
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 蔡锷、李根源、罗佩金等在昆明发动新军“重九起义”，激战一夜，次日攻占督署，云南光复。11月1日成立云南军政府，举协统蔡锷为都督。
清政府以摄政王载沣名义，下罪己诏，誓言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袁世凯正式接受清廷委任，是日离彰德南下视师。次日抵信阳，11月1日至孝感。
蒋介石由日本返抵上海，旋奉陈其美命赴杭州运动新军。
10月31日（九月初十日） 南昌新军起义。
湖南发生长沙兵变，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旋举立宪党人、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都督。
11月1日（九月十一日） 奕劻皇族内阁解散。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同时诏令所有开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氏节制调遣。召其即速来京就任，袁电辞。
11月2日（九月十二日） 北洋军陷汉口，大肆焚劫市区。
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举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次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举行“登坛拜将”仪式，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授予黄兴。
湖南军政府派兵援鄂，是日第一、二协援军抵达武昌。
陈其美、李燮和率商团、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6日成立沪军政府，举陈其美为都督。
11月4日（九月十四日） 贵阳张百麟策动陆军小学和新军宣布起义，迫贵州巡抚交出政权。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举杨荩诚为都督。
新军第六镇统制、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革命党人）与山西都督阎锡山计议组织燕晋联军，直取北京，推翻清廷。事泄，袁世凯派人于6日在石家庄将吴刺死，华北新军起义受挫。
是日晚，杭州新军会同上海敢死队进攻抚署，俘巡抚增韫。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举立宪派首领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九月十五日） 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和平独立，改巡抚衙门为江苏都督府，自任都督。
11月6日（九月十六日） 清政府将谋刺摄政王载沣之汪兆铭、黄复生等释放出狱。
11月7日（九月十七日） 广西立宪派力劝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咨议局为议院、桂军为国民军，举沈秉堃为都督。24日，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自任都督。
11月8日（九月十八日） 党人许崇智（清新军协统）在福州率新军起义，次日占领省城，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建光复。11日组织军政府，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
安徽咨议局在安庆宣布独立，举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清资政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9日（九月十九日） 广东咨议局于8日召开绅商会议，议决即时宣布独立。9日组织军政府，举两广总督张鸣岐、提督龙济光为正、副都督，张、龙坚拒。10日，改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
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鄂组织全国统一政府。
蔡锷通电各省，力主各省派代表集合武昌，筹设统一机关，规划国体政体。
黄兴以战时总司令名义函复袁世凯，敦劝归诚起义，倒戈反清，期“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江浙联军在镇江组成，举徐绍桢为总司令，筹划进攻南京。
袁世凯遣刘承恩、蔡廷干赴武昌，谋与黎元洪“议和”。20日，双方代表在汉口俄领事署会谈，未达成协议。
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 山东宣布“独立”，巡抚孙宝琦自封临时政府大总统。旋于24日自行宣布取消独立。
是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开始组阁。
11月14日（九月二十四日） 清政府令各省派代表三五人来京会议，以定国是。
11月15日（九月二十五日） 各省军政府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筹组临时政府。旋于21日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
清海军“海琛”“海容”“海筹”等舰在九江反正，归附革命。
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 袁世凯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分设十部，以梁敦彦（外务）、赵秉钧（民政）、王士珍（陆军）、萨镇冰（海军）、张謇（农工）、梁士诒（邮传）、严修（度支）、唐景崇（学务）、沈家本（司法）、达寿（理藩）为各部大臣。
孙中山自西欧电中华民国军政府，赞成推选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
黄兴统湘、鄂革命军八千余人，分三路渡汉水反攻汉口，失利，次日退回汉阳。
11月22日（十月初二日） 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党人张培爵、夏之时任正、副都督。
11月23日（十月初三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沪议决：来沪代表改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次日决定各省代表指派一人留驻上海，组成通讯机关，以便联络。
11月24日（十月初四日） 谭延闿电黎元洪，主张公推孙中山为全权大使赴各国交涉，敦促列强承认中华民国。
11月26日（十月初六日） 湖北入川新军在资州反正，杀署理川督、川汉铁路大臣端方。
11月27日（十月初七日） 成都宣告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至此，全国有十四省宣告起义“独立”，脱离清廷统治。在清廷新练陆军十四镇、十八协中，参加起义或已溃散的计达七镇、十四协。
汉阳失守。黄兴主张放弃武昌，进取南京，遭否决。次日，黄兴离汉赴沪。
11月29日（十月初九日） 汉口英领事插手南北议和，向南北双方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 十四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集会，举谭人凤为临时议长。
12月1日（十月十一日） 黄兴抵上海，表示“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之统一”。
12月2日（十月十二日） 江浙联军经过十天奋战，于是日攻克南京城。
12月4日（十月十四日） 汉口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同时确定会议移至南京举行。
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留沪代表开会，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次日议决由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黄兴坚辞。
12月5日（十月十五日） 北伐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举程德全为会长，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统一军机，共谋光复为宗旨。
汉口各省代表会议通过“推翻清朝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的《议和纲要》四条，同时议决以汉口为议和地点，准备与清政府开议。
12月8日（十月十八日） 成都兵变，是晚建立新的四川军政府，举尹昌衡、罗纶为正、副都督。
12月12日（十月二十二日） 十四省代表自武汉齐集南京。15日议决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17日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同时议决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12月18日（十月二十八日） 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首次开议。
12月25日（十一月初六日） 孙中山自美国经欧洲回国，是日抵达上海，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12月26日（十一月初七日） 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与黄兴、宋教仁、胡汉民、陈其美等共商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众举孙为总统，黄为内阁总理。由于孙中山坚主总统制，就决定暂不设总理一职。
12月27日（十一月初八日） 黄兴、宋教仁赴南京。黄兴向各省代表会提议，政府组织取总统制，并请速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以一事权。
各省代表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决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日） 袁世凯奏请召集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同日裕隆太后发表懿旨，命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
12月29日（十一月初十日） 十七省代表和华侨列席代表共四十五人，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正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
1月1日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是日晚十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竭诚表示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叫嚣“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
1月2日 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通电全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之始。
滦州新军起义，次日宣布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袁世凯急调重兵镇压，起义失败。
1月3日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各部总长：陆军黄兴、海军黄钟英、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内务程德全、司法伍廷芳、交通汤寿潜。
各省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
1月5日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告友邦书》，宣告承认清政府在革命前与各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所借外债、所认赔款及让与权利继续有效。
1月6日 甘肃新军起义，举黄钺为都督。
1月7日 伊犁宣布反正，举协统杨缵绪为都督。
1月11日 孙中山组织鄂湘、宁皖、淮扬、烟台、关外、山陕六路北伐军，拟同时发动，取道河南、山东、直隶，会师北京。下旬，开始北伐，但均进展不大。
满洲皇族良弼、溥伟、铁良在北京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顽固维护清朝统治。
1月15日 孙中山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宣告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将正式辞临时大总统职，将政权让与袁世凯。
1月16日 革命党人杨禹昌等在京谋炸袁世凯不中，被捕牺牲。
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
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同意保存清帝尊号、优待岁俸等。2月10日，在参议院正式通过。
1月26日 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炸伤宗社党头目良弼，越二日死。彭则当场身殉。
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四十六人秉袁世凯之意旨，联衔电奏，吁请清帝即日退位，立定共和政体。
2月12日 清宣统帝溥仪下诏宣布退位。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最后终结。
2月13日 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言赞成共和。
2月15日 孙中山率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谒明孝陵，以昭告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的完成。
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2月18日 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蔡元培偕欢迎员魏宸组、宋教仁、汪兆铭等八人离上海北上，敦请袁世凯南下就职。27日抵京。
2月28日 湖北“群英会事件”爆发。是日，由原文学社成员组织的改良政治群英会联合湖北军界数千人，在武昌暴动，反对黎元洪和孙武所把持的湖北军政府，起事于当日平息。亦称“湖北二次革命”。
3月3日 中国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召开会员大会，制订新纲领，宣布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自此，同盟会由秘密转入公开活动。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3日，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3月11日 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和政治权利。申明在正式宪法未制订以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
3月30日 袁世凯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
3月31日 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以统辖、裁遣南方革命军。
4月1日 孙中山正式宣告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4月2日 临时参议院议定临时政府迁北京。4日，议决该院迁北京。
4月3日 孙中山离宁赴沪，随后历游武汉、福州、广州等地，致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民族工商业和铁路交通事业，阐述平均地权学说。6月22日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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