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覆亡

    国弱势乱，洋人的态度，深为当事各方关注。

    在列强的心目中，袁世凯应该是当时中国最强势的人物。

    首先，袁世凯是一个有多年成熟从政经验的“大官”，外交娴熟；其次，他最早在山东平定义和团之乱，快刀斩乱麻，给洋人印象深刻；最后，袁世凯威权赫赫，敢作敢为，与拖泥带水的摄政王载沣相比，更具有个人魅力和决断能力。

    所以，主要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对袁世凯最为垂青。

    洋人们深知，在中国，枪杆子最为重要。清末新军战斗力虽然强，但内部极其不稳定。朝中大臣，与军队关系最深入的，属这位袁大人无疑。他手中的几十万北洋系军马，是稳定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

    世运因人常转旋

    袁世凯的利用与反利用

    武昌起义刚一爆发，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就第一个表态要清廷任用袁世凯，认为他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俄国《新生活报》）。

    10月14日，听到清廷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消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马上向伦敦发专电，认定“此项任命或能使北方军队的忠诚得到保证，并将大大增强政府应付此一危机的力量”（《蓝皮书》中国第1号）。

    洋人兴高采烈，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仍旧不为所动，“高蹈”不出。

    洋人比他更急，暗中施加压力，要清廷派他组织“责任内阁”。内外压力下，清廷已是四面楚歌。虽千万个不愿意，最后也只得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把一切军政大权拱手让予袁世凯。

    为此，朱尔典很兴奋，忙电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袁世凯可望于明日清晨抵京，这件事情已在此间产生一种安定人心的效果……清朝是否有望，现在全要看袁世凯的能力而定……”

    格雷非常关切中国的事态，马上复电：“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殷殷期望与重重信任，皆对袁世凯而发。

    而后，凭借洋人们集体发力施加影响，袁世凯成功地迫使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拔去了他最后的眼中钉。

    除了政治上大表支持，列强在财政上也动真格的。在“严表中立”的口头许诺叫嚷不停的时候，四国银行团私下心急火燎，“继续保持中立，就无异于坐视袁世凯失败，让事情发展到非用武力干涉不可的地步”（《美国对外关系》，1912年）。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英国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但它竭力避免给予袁世凯物质、财政上的支持。特别是在贷款问题上，英国政府一直指示要“严守中立”，他们害怕革命党日后万一得势，会因此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伤害。这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阴沉心机，为其他列强所不具备。

    由于看出中国的内战不可预见性增大，朱尔典希望袁世凯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也要采用谈判讲和的手段。他这种想法，与袁世凯一拍即合。汉阳攻克后，袁世凯立即打出“和谈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职务，自揽一切谈判大权。当时，他让伍廷芳来北京，伍廷芳让他来上海，双方看上去闹得很僵。

    中国政治，大抵如此，谈判桌下的磋商，才有新进展和真内容。

    孙中山在南京当上“临时大总统”，最使袁世凯感到不满意。他开始对南方要他当“华盛顿”的许诺感到怀疑，所以才撤掉唐绍仪，并发电责问伍廷芳：“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的革命党人，内心其实很脆弱，特别是看见袁世凯以强硬手法招回唐绍仪后，心中十分着慌，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作出反应，表示出他南京“大总统”的临时性，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

    其间，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

    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朝退位后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以免自己失信于人。

    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使南北避免兵争。但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特别是后来孙中山又想出第二批条件诸如要袁世凯到南京就位等事）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我）廷芳茫无所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伍廷芳《复孙文电》）。

    胡汉民着急，是怕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

    对于大总统一职，孙中山当然不肯轻易放权。

    最后，还是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苦口婆心，让他看清形势：“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否则，北洋军挥军南下，乘武汉新胜之余，凭锐恃强，可一鼓而下南京。如此强弱悬殊，天下大势可判。现在，不如忍痛退让，让出大总统之位，如此可促成借袁世凯之手，推翻清廷。”

    汪精卫声泪俱下，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

    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

    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所有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支持者，以及立宪派和多数党人，均一片妥协之声。

    即使不审时度势，单看“同志们”的反应，孙中山也不得不让出“大总统”之位。于是，他发电给伍廷芳，表示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我孙）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立宪派、革命派方面，与袁世凯有联系的人无不飞电敦请，希望袁世凯抓住这一历史机会。

    张謇所言最恳：“……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您任大总统）……俄蒙英藏，图我日彰。即公所处，亦日加危。久延不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

    杨士琦、唐绍仪电告：“清朝必倒，民国必成。宁使人诽谤为王莽、曹操，而西方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孰得孰失，当能决之！”

    汪精卫电告袁克定转袁世凯：“项城（指袁）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当然，孙中山不忘自我解嘲：“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我愿意让出总统，只要他能拥护民国……这是给孙悟空戴上金刚箍，使他不能随便作怪。我们虽有革命勇气，但经费支绌，各省督军，大都各自为政，所以现在只好利用袁世凯……我愿意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也许有人认为是被迫的，这是根本不明大势的人说的。须知：我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地利用袁。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张竞生谈孙文对南北议和的指示》）

    袁世凯何许人也，见了兔子才撒鹰，他能被人利用吗？

    孙中山想利用袁世凯，实际上结果反为他所利用。

    孤儿寡母履冰薄

    清廷那些惊悚的日子

    大凡描写袁世凯用政治手段解决清朝问题的，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小说家，必用“逼宫”一词。

    此词，大失公允。

    威吓、催促、争取，凡皆有之，唯不能用“逼宫”二字。如果把袁世凯促成清帝不流血退位称为大奸大恶的“逼宫”，那么，将置“中华民国”于何地！

    思当时袁世凯本人的想法，顾虑多多，无外乎以下数种：

    第一，清朝旧臣尚多，如李经羲、赵尔巽、张人骏等，盘根错节，势力不小；第二，北洋旧部，如冯国璋等人，仍旧感念清廷旧恩；第三，袁氏本人也深受清廷恩宠（特别是慈禧），如果天下夺自孤儿寡母之手，以儒家道德方面讲，必受人诟病；第四，北洋军力仅限于北方，大战之后，波谲云诡，保不准发生什么“偶然”。

    所以，迫使清廷退位，非一朝一夕之事，弄不好杀身灭族，“成全”了别人。

    袁世凯初入北京之时，表面上痛恨党人和共和入骨，常于大庭广众之下表白他“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发誓“决不负国深恩”。

    看他那一副要“肝脑涂地”保大清万世一系的样子，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个大大的忠臣。

    但是，自1911年12月下旬开始，他就开始抓紧对清廷施加压力。

    按照他的指使首先跳出来的，是清朝驻俄公使陆徵祥。此人联合几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廷避位。然后，袁世凯本人代为转奏，假装很生气，表示“臣窃痛之”，奏请清廷留中不发。大使级的大员如此表态，隆裕太后等人心中不能不慌。

    不久，袁世凯以缺饷为名奏请清廷，要求变卖盛京、热河等宫殿内的瓷器以充军饷。然后，清朝老将姜桂题在袁世凯指使下，以带兵大将的身份上奏朝廷，要北京清朝亲贵大臣各个“贡献”出钱，接济军饷。

    历朝历代皆如此。别看清朝权贵“爱大清”“保大清”喊得震天响，真轮到让他们出钱，马上应者寥寥，只有庆亲王奕劻拿出十万两银子（相比他千万上亿的家财，这点真是少之又少）。

    袁世凯的这一着，并非真想勒索这些满人权贵，并非要他们出钱劳军，而主要是以此来威胁这些人以后不要瞎干预他的事情，免得掺和国事，阻挡他与南京的谈判进程。

    结果，京城大帮财迷的满人不出钱，袁世凯终于抓着话柄，大呼：“既催我出战，又不给我军饷，是要置我于死地啊！”隆裕太后无法，搜罗内宫，找出八万两黄金内帑，交给袁世凯去“打仗”。

    等和南军谈得差不多了，为免夜长梦多，袁世凯加快了对清廷施压的步伐。

    1912年1月16日，他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上奏隆裕太后，奏折内容很长，先讲大形势——在内，议和不顺，清朝军队军饷无着，海军皆叛；在外，四周强邻虎视，辽东告急，库伦危急，人心惶惶——最后，切入正题，讲到最关键的部分：“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而减皇室之尊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这份奏折，所讲法国路易国王子孙被杀得一个不剩之语，最能震慑隆裕太后。当然，出于对故君的留恋与情感，袁世凯还亲自入宫面见隆裕太后与幼帝溥仪，陈说利害。

    后人把溥仪回忆录中所言及的他当时见到“胖老头”（袁世凯）哭鼻子的一幕，总当成是袁世凯的“表演课”，实欠公允。

    为“大清”卖命多年，诚心诚意为它流几滴眼泪，想必袁世凯还是出于真心。

    确实是天佑袁世凯。清朝贵族指指点点说他袁世凯“白脸曹操”逼宫的言谴，被三颗炸弹炸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见隆裕太后和小皇帝后出宫，途经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之时，突然三颗炸弹从天而降。结果，袁世凯啥事没有，两匹大马倒被炸得腿断肠流，当场死去。

    京津同盟会策划的这一刺杀事件，反而为袁世凯起到了“洗冤”的作用。如此，皇室权贵再不能说他私通党人“逼宫”。

    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日后回忆，经这一炸，袁世凯回家后哈哈大笑。笔者觉得，他不仅是笑党人炸弹没有炸死他，也笑自己可以利用这一行刺事件，以后更加进退从容：

    一来堵住了那些说他“卖大清”的人的嘴，二来自己可以托病不出。清朝寡妇孤儿被欺的恶名，正好由别人顶缸。

    袁世凯马上上折，请了病假。隆裕太后是一无主见妇人，与先前的慈禧太后相比，智商、情商都相距太远。

    她连忙召集宗室大臣，包括几个亲王、贝勒以及被免职的载沣，三天开了三次御前会议，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意见。

    其间，载沣、溥伟、良弼等“宗社党”（1月19日匆匆成立）坚决反对退位，宣称要与革命党血战到底。但当隆裕太后问及他们军队如何打仗，对内如何筹饷，战胜有多大把握的时候，这几个人都无言以对。

    隆裕太后身边红人太监小德张已经被袁世凯买通，他整日在太后身边吓唬说，革命党人多势大，王公们全是草包，如果不听袁世凯的，与革命军硬打，一旦失败，优待条件全没，逃跑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隆裕太后主见全失。不仅太监小德张吓唬她，庆亲王奕劻也吓唬她，把革命军的数字几分钟往上一加码，吓唬太后说清军再难与其进行战斗。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自南京电告袁世凯，保证说，只要清帝退位，他就立刻辞去大总统一职，让位给袁世凯。见清廷迟迟不正式表态，在家“养病”的袁世凯很着急。他赶忙指使手下军人动真格的，实行“兵谏”。

    1月23日，段祺瑞电告内阁等部门，声称共和思想普及军中，兵将勃勃欲动。

    1月24日，靳云鹏在北京电告段祺瑞，说朝廷有意实行共和，但遭到王公贵族拒绝，“请”段祺瑞马上联合各军将领一起上奏。

    1月25日，段祺瑞接演靳云鹏的戏份儿，表示说临阵各将领对溥伟和载沣为私利阻挠共和之举深为愤恨，致使一标人马差点造反。

    在这封徐树铮代为起草的电文中，段祺瑞竭尽“痛陈”之状，列有五十位清军高级将领联衔署名。

    这就表明，军队方面，支持共和国体。

    眼看隆裕太后仍旧迟疑，想召开国会“公决”国体，袁世凯自己上奏，表示说，如果这样做，南军一方是否按照先前协议优待皇室，他就不敢担保了。

    同时，为了避免让隆裕太后觉得段祺瑞等人与自己演双簧，袁世凯还与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等人联名表态，发电“劝说”段祺瑞不要“轻举妄动”。

    1月26日，又一件大事发生，对清廷是哀音，对袁世凯和党人是喜讯——良弼被刺。

    “大清”未救身先死

    良弼被刺

    刺杀良弼的人，是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

    彭家珍（1888-1912年），四川金堂人，1906年被官派去日本，同年秘密加入同盟会。他回到四川后，积极筹划武力反清，在新军三十三协六十六标以队官（连长）的身份进行工作。1909年，他受舅父张蓬山之邀，去昆明的第十九镇任学堂营管带（营长）。只过了半年，因学堂撤销，差事丢掉，他就前往东北活动，在沈阳的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做队官。在这里，他发展了不少士兵加入同盟会。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勃兴，彭家珍注意到国内革命高潮将至，立刻积极进取，通过各种官场关系，得任天津兵站代理标统，并在武昌起义后的关键时刻到职。

    借助这一身份，彭家珍从兵站领出大量军用火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他还捣腾出许多枪支、弹药以及兵站的资金，准备实施起义。由于每次都是大手笔，量太多，清政府侦知此事，陆军部下令通缉他。

    彭家珍见事露，立刻逃走。他化名潜踪，继续往来于东北、华北、上海以及南京等地，抓紧从事大起义的准备工作。其间，他曾在上海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推为拟成立的蜀军北伐军副总司令。有了这个头衔，他完全可以回四川老家。

    以天下为己任的彭家珍并未接受蜀军副司令之职，而是秘携民军任命的“北方招讨使”委任状，返回极其危险的华北“敌后”。

    他回到天津，就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部长。他整日忙不停，筹集款项，制造炸弹，准备迎接南方革命军北伐。

    从1912年1月中旬开始，京津同盟会抓紧策划暗杀行动，准备刺杀袁世凯、良弼和载泽（显然京津党人不辨大局，把袁世凯也当成“顽固派”。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见袁世凯所演“大清忠臣”的戏多么逼真）。但是，刺杀袁世凯未成，三名同志被逮后均被处决。

    面对如此恐怖时局，彭家珍抱必死之念，主动承担起刺杀良弼的任务。当时他所不知道的是，杀了良弼，其实是帮了袁世凯最大的忙。

    爱新觉罗·良弼，字赉臣（1877-1912年），满洲镶黄旗人，乃清初大名鼎鼎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后裔。良弼的祖父，是大学士伊里布。

    良弼生于成都，自小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忠孝观念深厚。1899年，他被官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903年回国后，由于他正统宗室的身份，入清廷练兵处任职。

    1905年，在袁世凯延揽下，良弼进入陆军充任标统。1906年，他主持保定陆军学堂校务，还担当彰德秋操的北军审判长。1907年，入陆军部任学司司长。转年，参与编撰新律的工作。

    摄政王载沣掌权后，建立皇家禁卫军，良弼得任第一协统领，实际上负责禁卫军的全权指挥。

    良弼这个人，在教科书影响下，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个死硬的清朝顽固派。其实大不然。

    在日本期间，他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往来，深慕谭嗣同为人，是清朝宗室中最早剪掉辫子的人，并与党人出身的吴禄贞相交甚深。

    虽然思想上很“前卫”，良弼血液中的清朝觉罗宗室因子一分不减，存有非常深的种族偏见。所以，他一向激烈反对汉人统管兵权。在他心目中，最大的理想是通过满人的自我振兴和努力，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使“大清”老树发新芽。

    宗室血统加上真才实学，在铁良、善耆等人的帮助下，良弼仕途坦荡。特别是在练兵处的几年间，他招徕了大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进入军界，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特别是吴禄贞、蒋百里、陈其采、冯耿光等一干才俊，尽延纳于军中。

    通过这些举措，良弼准备在北洋军中逐步安插日本士官生背景的这些人来替换北洋旧将。最终，阻力重重，未能成功。而给予他最大阻碍的，是同为清朝宗室的庆亲王奕劻（奕劻在宗室中属于“近支”，但不属于“最近支”）。

    武昌起义后，良弼忧心如焚，主动请缨去“平叛”，首先遭到庆亲王奕劻的反对：“黄口孺子，纸上谈兵，哪里比得上袁世凯！”

    带兵不成，良弼就拼命反对重用北洋系将领，认为派去武汉“平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老部下，日后很可能尾大不掉，出大乱子。

    他所有的预见，都很正确。但大势所趋下，清廷没一件能依他的意愿得行。最危急关头，良弼呼吁成立“战时皇族内阁”，主张由铁良率军去南方平灭革命军。

    得悉北洋系军人段祺瑞等人联衔电奏，逼清帝逊位，良弼悲愤不已，发起组织“宗社党”。入“党”成员在胸前刺两条青龙，誓死捍卫“大清”。

    为了大张声势，他们派人给袁世凯送去一封信：“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于尽！”（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袁世凯阅此信，切齿痛恨，对良弼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时，为了扩大扶清的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集满族军人，不停地召集会议、发表议论。他常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恫吓手段，威胁清廷主张共和的一派以及袁世凯一帮人。

    所以，良弼这个人，不仅北方革命党对他恨之入骨，袁世凯对他也怨毒满胸。被这么多人“惦记”，良弼显然躲不过大劫。

    彭家珍在北京想刺杀身为宗贵的良弼，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是，他在北京寻摸数日，到处“踩点”勘验路线。一日，他去西河沿金台旅馆找人，在接待大厅发现了一张名片，上写“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仔细问门房，才知道这个从东北回来的满人军官到京后，又前去保定办事，在旅馆一直留有一间房子。

    灵机一动，彭家珍揣起这张名片，离开了旅馆。

    回到住处后，彭家珍准备好一颗药量足的炸弹，打理周全。晚间，他会集在京同志，告知自己准备与良弼同归于尽。这样的爱国者，深知肉身脆弱，但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敢于舍身殉义，视死如归。

    几个人喝着“断头酒”，心中难免沉重，皆默然无声。只彭家珍谈笑自若，把身上的金表与金相盒分送给一起吃饭的同志作纪念，俨然即将去行大乐事一样。席间，有同志悲歌慷慨，高吟赵伯光送烈士吴樾的赠别诗：

    临岐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穿上借来的军装，挎上军刀，踏上军靴，冒充东北来的清军军官崇恭，先去清廷军咨府的良弼办公室。

    恰好当时良弼公事繁忙，就对门卫表示说，自己和崇恭本人虽同为留日士官生，关系不是很熟，白天衙门事多，他让“崇恭”晚上去自己家里见面。

    得了准信儿后，彭家珍怀揣炸弹，一直在西门大红罗厂的良弼宅前“恭候”。等到很晚，良弼方才乘马车返家。

    大门一开，院子里面射出的光亮，把一身笔挺戎装的良弼映得一清二楚。彭家珍迅速闪出，口中亲热称呼良弼的字：“赉臣，我来了……”

    良弼见来人完全陌生，悚然警惕。他倒退两步，想返回马车中。

    彭家珍扔出炸弹。轰然一声，良弼一条腿顿时被炸断。

    一块弹片从门口的下马石上反弹回来，正击中彭家珍后脑，大英雄当场牺牲。良弼左腿被炸断，在医院中呻吟两日，最终不治。临死前，他叹言：“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

    事后有传言，讲良弼本来腿被治好，袁世凯手下赵秉钧派人送毒酒一杯为他“止痛”，把良弼毒死。这应该不是事实，当属传闻“演义”。

    历史，有时候充满耐人寻味的、看似荒诞的巧合——清朝成于多尔衮，亡于多尔衮之后裔！

    倘使良弼不死，虽独木支大厦，天下事尚未可知。

    彭家珍刺良弼，当时还有两种说法，一是他为吴禄贞报仇（有传言吴禄贞石家庄被刺是良弼指使），一是袁世凯主使。

    第一种传言，几近荒唐。良弼与吴禄贞虽一满一汉，但二人为生死知己。吴禄贞遇刺，最大的幕后指挥可能是袁世凯。

    至于第二种，乍听上去也不合理：京津同盟会三位同志不久前刚因刺杀袁世凯未遂而惨遭杀害，作为同志的彭家珍，为什么又会帮袁世凯刺杀良弼呢？

    但笔者偶然读袁世凯侍从官唐在礼等人的回忆录，发现有记载说，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有个中年四川人，每个月都会去参谋部领取一千银洋。据当时总统府的参谋部次长陈宦说，那个领钱的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如此说来，袁世凯似乎与彭家珍倒真有关涉。

    即使这条记录是真，笔者认为，也是因为袁世凯太感谢彭家珍了，故而大笔一挥，拨出款项奉养其家。

    良弼被刺后，满洲宗室亲贵再无一人敢出面阻挠南北共和之议。而且，不少人竟然在清朝正式灭亡前，纷纷逃出京城躲避。

    胸前雕龙的“宗社党”，一时灰飞烟灭。

    疾风识劲草。清廷再无忠臣！

    彭家珍烈士死后，享尽哀荣。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认为彭家珍“小弹丸而收巨功”，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崇祀忠烈祠。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不忘为结束帝制踢入临门一脚球的这位英雄，亲自让人送“永垂不朽”烈士证予其宗族家人。

    天道好还终归汉

    清帝逊位后的时局

    良弼被炸身亡，隆裕太后胆肝俱裂。

    据梁士诒回忆，这位没本事的太后把代替“因病”不能视事的袁世凯办理内阁事务的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三人唤入宫中，号啕大哭，叫着三人的名字，哀言道：“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

    为了崇礼袁世凯，隆裕太后派载沣（时为醇亲王）手捧懿旨，封袁世凯为“一等侯爵”。

    对此，袁世凯四次上折力辞。此等封爵，太让他难堪——一直拆清廷墙脚，受之有愧；马上有“大总统”新职，嫌弃清廷的封侯太小。

    袁世凯这厢忙不迭地办事，南京孙中山找碴儿发火。他电告伍廷芳，认定袁世凯、清廷没有诚意，故意拖延，表示“民国将士决意开战”。

    袁世凯得知消息后，心中十分着急，急忙电复伍廷芳，说明自己“抓紧布置”。

    隆裕太后呢，还存最后一丝幻想，想能争取虚君共和政体。没得说，此议立刻遭到南京政府与袁世凯内阁的断然否决。

    思来想去，只得退位。隆裕一妇人，就把心思全用在退位后皇室能得多少优待方面。

    听说隆裕太后已经决定采纳“共和”建议，袁世凯不再装病，立刻出来办事，全权处理与南方议和事宜。

    这时候，在争取优待清室条件方面，袁世凯是真卖力，想给老东家拉更多的银子和“宅子”。

    马上要亡国的隆裕太后，此时忽然变成高智商，捧着那份共三大部分二十款的《清廷优待条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细抠，逐条修改，把一絮叨妇人的内心泄露得淋漓尽致。

    袁世凯有些恼火。清帝逊位这种事，一定要早做决断，早成事实。否则，夜长梦多。倘若中途生变，不知平地又会生出多少风波。于是，他派亲信靳云鹏又一趟奔波，带去一份已经拟好的电报稿，交给段祺瑞。

    1912年2月5日，段祺瑞只字未易，按着那封稿发拍电报，代表全体“前线将士”，正告朝廷：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

    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我段祺）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这份电报内容不长，表面上指斥“二三王公”阻挠共和，实际就是指斥隆裕太后拖延共和。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率全军将士入京”这几个字，拥兵逼临之意，飒然纸上。

    一张电奏，满是剑影刀光。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除了恭亲王溥伟不咸不淡说了几句风凉话以外，满朝的王公大臣，再没一个敢吭声。

    最后，还是袁世凯做主，电请南方迁就三项隆裕太后最后的“条件”——第一，争取不用“逊位”二字；第二，宫禁与颐和园皇室可以居住；第三，保持“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个字。南方表示同意。

    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如释重负，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去一份措辞恳切、情深意长的电报（即袁世凯“真电”，“真”是十一日的代字），至今读之，仍旧让人感叹：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

    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

    袁世凯 真

    与此同时，纵横捭阖的袁世凯给北方清廷原督抚也发有长文密电。在电文中，他言及自己多日奔走的辛劳，大肆渲染南军实力，并把与南方议和的动力全部推向洋人、军队、商团以及各省咨议局。袁世凯反复陈说自己是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在于避免“激成种族之惨祸”。

    里里外外，袁世凯竭力维持自己清室忠臣的形象。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让大臣刘厚生拟稿（有说是洪述祖拟稿），张謇定稿，最后徐世昌、汪荣宝在袁世凯授意下稍加润饰，加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关键语，向全国下颁以宣统语气所发的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乾清宫内，时年五岁的溥仪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宣诏过程中，满满一殿跪伏在地的大臣们千奇百怪的胡须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个孩子竟然不时发出一声清脆的笑声。

    隆裕太后悲伤至极，脸上挂满了泪水。

    刚刚收了袁世凯几万银票的太监小德张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低首劝说道：“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担心。袁大人乃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有他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荣华富贵一样不缺，跟从前一样……”

    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这一次，不仅仅是清朝，连同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终于完结了。回到家宅，极目大好春光，袁世凯终于放声大笑起来。

    风云满地起龙蛇

    大总统职位变数交接

    1912年2月13日，得知清帝逊位，南京的孙中山只能按照先前许诺，在向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请辞的同时，送交举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咨文。

    2月14日，参议院开会，十七省代表全票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在南方参议院确认他为“大总统”的前一天，即孙中山上交辞呈的当天，袁世凯已经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的名义，代替清政府向国内文武官衙、军队、警察发布文告。此举，意在向国人表示，他才是代表继清朝而后的新政府。

    孙中山当然不甘心这么容易交出“大总统”权位，在送交辞呈的同时，他在咨文里附有三项条件：

    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共同议定，不能更改；第二，本人辞职后，待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就职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才自行解职；第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乃参议院议定，新总统必须遵守。

    这三条“附议”，留有意味深长的政治尾巴。前两条，目的在于把袁世凯从北京老窝调走，摆到南京“供”起来，看日后是否能有机会架空他。第三条，以《临时约法》为紧箍咒，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因为，《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仿效美国的总统制，又预设伏笔，规定“大总统”发布律令时需要“国务员”副署，否则无效——如此推论，《临时约法》隐含着“内阁责任制”——举个例子，如果大总统要免除总理职务，其发表的命令，需要总理等阁员副署才能生效——这种有意的“荒谬”设计，就是孙文用来限制袁世凯权力的一个招术。

    看着已经到手的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头衔，袁世凯并未欣喜过分。多年政治场上的角逐，使得他能够冷静审视任何兴高采烈面孔背后的另一张面孔。特别是对于要他南下即总统位的要求，他于2月15日复电婉拒，表示：“北方危机隐伏”，关系“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所以，舍北而南，不仅列强不答应，外蒙各盟也不同意——“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我袁世）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

    最后，他在电文中称，衷心希望在“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后”，自己要“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但在接收之前，他要“竭尽愚智，暂维秩序”。同时，他念念不忘“共和”“爱国”——“共和既定以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

    乍看电文，不明其中奥秘的人，肯定为袁世凯剖心陈言所感动。他这种低姿态，反而彰显出南京孙中山等人的“小气”，点出对方拿“大总统”一职来搞事的企图。

    特别是袁世凯提出让南京政府“接收”北方各省政权和军队的话语，估计南方党人见之就胆寒——袁世凯的地盘袁世凯的兵，他们怎肯让南方接收！

    把大总统之位拱手让与袁世凯，同盟会内部激进人士及海外华侨好多人不理解，发电责难孙中山。

    孙中山有口难言，只得反复回电解释说，推翻清朝政权是同盟会最高目的，而国家“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

    其实，孙中山也受夹板气，一方面南京的党人让他让位，另一方面海外华侨以及广东陈炯明等人催他“北伐”。如果真有“北伐”的本钱，孙中山能主动让位吗？

    事已至此，孙中山再无他招，只得反复电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为“欢迎员”，去北京“请”袁世凯。

    袁世凯心中有数，他口头上不再坚持在北京当大总统，命令手下隆重接待南方的“欢迎员”专使，大摆筵宴，一副马上就赴任的样子。

    经过舆论广泛、“积极”的报道后，北方各省原清朝统治区很有不稳的迹象。立宪派的张謇等人更是四下活动洋人，希望外交使团能劝止袁世凯南下，以免袁到南京就职后中国北方再发生大的动乱。

    首都的选择，对革命党、袁世凯一方以及洋人列强都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

    继续以北京为都城，似乎意味着“中华民国”征服传统的延续。而在南京定都，一方面是汉人政权的标志展现（明朝初以此为都城），另一方面意味着某种革命性的含意。

    在2月14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那一天，南京的临时国会本来以二十票对八票通过了以北京为首都的决议。孙中山对此极其恼火，他威胁议会中的同盟会员，如果不按自己意愿去投票，他就让军警逮捕他们。于是，2月15日，原来的决定被撤销，议员们重新以十九票对八票决议以南京为首都。（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台北，1964年）

    其实，细观当时的政治情状，孙中山并不具备充足、不可辩驳的理由以及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力能迫使袁世凯到南京就职。

    同盟会资深人士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富有政治远见。他们认为，即使从最普通的军事政治地理以及防备俄国、日本的国防角度考虑，新中国的首都就不应该设在南京。同时，各省的都督，包括山东、湖南、广西、浙江、江苏、江西等，都打电报到南京，认为应坚持以北京为首都。（易国干《黎副总统政书》）

    当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南方“欢迎员”沉浸在能回去向孙中山交差的喜悦中时，1912年2月29日晚，北洋驻军第三镇在北京东城发生了变兵。

    晚上8点多，一群士兵携枪持械，从朝阳门冲入城中，嘴里大喊“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朝天开枪，冲入东四一带大肆抢掠。

    这些大兵抢完了东四，再去北新桥、东单牌楼一带烧抢，并有一部分人冲向煤渣胡同，找寻南京方面派来接袁世凯去南京的“欢迎员”们。

    听见枪声四起，人声喧哗，蔡元培等人慌忙从住处逃离。其中有的人连鞋也顾不上穿，乱哄哄，急促促，前往六国饭店“避难”。他们知道，洋人的地盘，乱兵一般不敢轻易来闯。

    这次兵变，历来都被认为是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的一大阴谋和罪状。其实，只要回顾清末民初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那一时期的兵变是一种常态。自1908年开始，新军内部的哗变，大大小小，经常发生。

    所以，这一次军变，如同京津同盟会行刺一样，于袁世凯而言，都是上天赐给他的运气，坏事最终都变成了好事。

    兵变的原因，也不是国内外研究者们捕风捉影所认为的那样，并不是唐绍仪在袁世凯授意下有意策划的。只要细看当时国事新闻社编写的《北京兵变始末记》和英国武官1912年3月4日的一份详细报告，再冷静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次士兵哗变的原因，简之不能再简——军部宣布停发战时特别军饷（每月一两银子）。士兵不满，就以拒绝袁世凯去南京为名，出营抢掠——抢劫本身，其实已经彰显出哗变士兵的基本目的——银钱。

    如果真是袁世凯等人处心积虑地安排，兵变不会那样简单地抢烧。这种做法，给国人和洋人造成恶劣印象。袁世凯一直谋求给列强留下好印象，使其认为他才是中国秩序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而北京的乱兵抢烧，显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即使袁世凯从心底不愿去南京就职，他也大不必枉费心机，多此一举弄出这么件糗事。

    兵变发生后，列强发出了更为强力的声音，坚决反对迁都南京，并联合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中国政府迁都南京的意向与1901年9月7日义和团之乱后清朝与列强签订的协议内容完全相悖，“不符合国际义务的精神”。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来说，他们不怕袁世凯，但很怕列强的干涉。

    得知列强已经派数千武装士兵在北京大街上“巡逻”，又见北洋系将领皆通电拒绝接受南京为首都，加上内部同志蔡元培等人的“迁就”劝说，孙中山等人不得不让步。

    当然，孙中山口头上还硬了一下，对袁世凯表示自己要提一支“劲旅”来北京帮助维持秩序。

    袁世凯告诉他，北京秩序大定，兵变又无政治目的，不烦大驾远来。为了把戏做真，袁世凯通过电文，向南京方面遍陈“苦衷”以外，建议让黎元洪（已被选为副总统）代他行使职权。黎元洪也不傻，他不能离开武昌老窝，立刻复电推辞，表示“力不能任”。

    知道玩不过袁世凯，孙中山只得接受现实。

    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法》六条，允许袁世凯在北京任职。

    1912年3月10日，春风得意的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领口敞开，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

    民国建设肇瑞，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意，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

    而后，他即行组织内阁，并任命唐绍仪为总理，以示信于南方党人。

    由于唐绍仪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成员（包括唐本人也加入同盟会），这一内阁有“同盟会内阁”之称。当然，外交、内务、军队等实权均不在同盟会阁员手中。但这样的作态，已经显现出袁世凯当时当地的政治智慧。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4月2日，南京的参议院和临时政府全体北迁。

    从此，中华民国终于统一南北，从形式上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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