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德之心做生意
胡雪岩做生意既善于出奇招，又坚决地稳住根本。他所认为的根本就是服务于世人，以仁德之心做生意。只要这个根本稳住了，任他风吹浪打，大局也就始终控揽在自己手心里。
胡雪岩在他的“胡庆余堂”创业之始，投入运作的第一步，想到的就是做名气。为了做名气，他又以“仁”为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多卖乱世当口急需的救命药，对买不起药的人，免费奉送。第二，为军中提供只收成本的捐助型药品，比如“诸葛行军散”之类。他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自己创出一块牌子。胡雪岩这一举措来自一个发生在雍正年间的故事受到的启发。
雍正年间，京城里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药店。这家药店制药选料特别地道，连雍正皇帝也很相信他们的药，让他们承揽了为宫中“御药房”供应药品的全部生意。有一年恰逢辰戌丑未大比之年，会试在三月里，称为“春闱”。由于前一年是个暖冬，没下多少雪，一开春又气候反常，导致春疫流行。赶考举子病倒很多，有能够坚持的，也多是胃口不开，萎靡不振。古时科场号舍极其狭小，人在里面站起来立不直身子，坐下去伸不直双腿，而且一连三场考试不能出闱，体格稍差就支持不住，何况精神不爽的人？
根据这一年的情况，这家药店抓紧配制了一种专治时气的药散，并托内务大臣奏报雍正皇帝，说是愿意将此药散奉送每一个入闱举子，让他们带入闱中，以备不时之需。雍正皇帝本来就有些为当年会试能否顺利进行担心，有此好事，自然大为嘉许。于是这家药店派专人守在贡院门口，赶考举子入闱之时，不等他们开口，就在他们的考篮里放上一包药散。这些药散的包封纸印得十分考究，上有“奉旨”字样，而且随药包另附一张“方单”，把自己药店有名的丸散膏丹都刻印在上面。
结果，一半是这家药店的药好，一半也是这些赶考举子的运气好，这一年入闱举子中报病号中途出场的，人数大大减少。这一来，出闱的举子，不管中与不中，都上这家药店买药。更重要的，由此一举，也让这些来自各省的举子把这家药店的名声带到各地，使天下十八省，远至云南、贵州，都知道了京城里的这家药店，这家药店的生意一下子就兴隆起来。
这家药店只用了少数的一点本钱，就大大地扩大了店铺的名声，不可谓不高明。
胡雪岩同样是开药店，但是他的做法更加复杂而且技高一筹。首先，他是从人道主义、从“仁”字出发的。
在腐败的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社会动荡，百姓常常背井离乡，流离颠沛，因而瘟疫、病患常常是防不胜防。而此类之百姓又常常是贫寒之民，无钱治病。基于此，胡雪岩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那个时候，南京已经被太平军打下，清廷派重兵驻扎南京外围，称为“江南大营”。各路百姓则是颠沛流离，四处奔逃。打仗自有死伤，逃难自有瘟疫，军民两方面都是需药应急，药材生意自然看好。
胡雪岩点子多，马上就心生一计，他的计策是：准备大量应急药材，赠予江南大营，施予逃难黎民。这些药材并不昂贵，也无非是“诸葛行军散”之类的普及性小东西。以今天标准来看，大概也就是风油精、消炎粉、云南白药之类的成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派人去购买原材料，招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左宗棠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胡雪岩的仁举换来了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一句盛赞，而这一句盛赞，对于借助官场势力的商人来说，就更加博得了众人对之的信任与支持。
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应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然而，胡雪岩广施小惠，得到的利益却是不可估量的。
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就施舍对象而言，不论是清廷官兵，或是逃难百姓，无论如何，总是得到免费药品，对健康总是有所助益；就胡雪岩而言，经由赠送药品，“胡庆余堂”的名声得以远播，声名传开之后，就可以和清军粮台打交道，建立正式的官方销售渠道，把药材卖到军队里去。这样的生意，说实在的，真是一辈子吃不完。胡雪岩这一招，真称得上是“一石二鸟”，既做好事，又做生意。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但其实，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无论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
这个道理在现代应该是被许多商人看清了，所以许多大商人往往又是大慈善家，他们捐款，救济孤老，兴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他们的商业机构或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的认可。所以说，“仁”也是胡氏商法的重要精髓，是胡雪岩从商的大智慧之一。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有慈善心，肯施惠于广大群众”，才能树立起生意人的形象，才能给自己带来较好的利润。因此，可以说，胡雪岩的“仁”是他取财的正道之一。
善举与财路相呼应
善，没有纯粹与不纯粹之分，只要事实上达到了善的效果，能让善为自己的生意服务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产品能否在市场上畅销，要看消费者对它的认知程度。知名度提高了，对产品的销售就会起到带动作用。而能让消费者认可一家企业，莫过于行善举来打动消费者了。
“面带一分善，生意跑勿了。”对于商人来说，要行善举树立形象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还要花的是时候，是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胡雪岩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
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对于行善做好事，是能做就做，而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决不吝啬。并且都是些有利于平民百姓的很实在的好事。
在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百多年以前，杭州湾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飞奔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10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一百年。”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仲德药店就设在望江门大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寺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地利”上的劣势呢？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上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的，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也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仲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是“一石三鸟”之举。
当然，胡雪岩开设义渡也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仲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
但是，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渡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江时替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即使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不仅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又便利于“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胡雪岩为了博得名声，如此地散财施善，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生意人将本求利，一分钱的用度总是有一分利的回报才是正理，连胡雪岩自己都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连刀口上的血都敢舔。”而且“千来百来，赔来买卖不来”。散财施善，分文不取，用自己从刀口上“舔”来的血仅仅换来一个“善人”的名声，何苦来哉！如胡雪岩把赚来的钱拿去做好事、善事，实际上为许多生意人所不为。
其实，胡雪岩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正显示了他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和眼光。他做好事，无疑有他的行善求名，以名得利的功利目的，比如他自己就说过：“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胡雪岩做好事，也的确并不是与自己的生意一点联系都没有。胡雪岩扬了名，等于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胡庆余堂的市场，此为“以逸待劳”。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生意人有了钱想着去做点助穷济困的好事，其实也是为自己更好地做生意创造条件，比如因为自己的帮穷济困，使一部分陷入饥寒，落入困顿的人得到某种必要的救助，起码起到了一定的安定社会、平静市面的作用，为自己的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对于行善做好事，是能做就做，而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决不吝啬。行善做好事，能赚得人心，这样，做生意就更方便了。
富而有德
富与德完全可以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像胡雪岩这样富有的人不多，像胡雪岩这样不计成本地回馈社会，乐善好施的人更少。这是因为胡雪岩把行善作为自己的追求，作为自己做人的根本。
胡雪岩发迹于杭州，对杭州城的一土一木，都极具感情。他花大把银子买了10万石白米，筹措10万两白银赈济攻城湘军，换取杭州满城百姓的平安，这正是他“富不忘本”的表现，两百年来，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第二个类似的例子。
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带来的满足感。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好施，为民造福，追求的正是这种满足感。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借重的人物，他经理了赈抚局务，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收殓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中止的“牛车”。牛车是因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从前，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达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却又阻淤泥。贫穷妇女没钱雇轿，只好艰难地迈着小步在泥沙中踉跄而行，时常还有陷踝没顶之患。此时，胡雪岩捐资设牛车，迎送旅客于潮沼之中，此举大大便利了百姓。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推三阻四，结果只捐一万两。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陷绍兴时死去的署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递禀，告发廖子成之死是因为张广川集乱民戕害所致。结果，京城来了谕旨，着浙江巡抚查问。行文传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处，吓得他挽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获免。
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张广川被罚捐是否冤枉，因旁无佐证而无从考释，然而，当时为富不仁的富商豪绅确也不少。还在1862年，左宗棠在一次上疏中就指责浙江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人“身拥厚赀，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胡雪岩罚捐，锋芒毕露，少不得要得罪这样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难处，1864年，胡雪岩具禀杭嘉湖捐务情形后，左宗棠对捐务有起色殊感欣慰，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对不法富商无疑是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自个儿心中也会掂量，与其当罪犯，不如多捐钱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上述事务，收复杭城后胡雪岩仍代理藩库，各地解省银两非胡经手，省局不收。
胡雪岩为什么要代理藩库？为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固然不错；可是只有老杭州才晓得。那时他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信托得过他，还有啥靠不住的？
牌子做出来了，生意自然源源而来。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军官将掠得的财物，纷纷存入胡雪岩的钱庄，胡借此从事贸易，设商号于各市镇，每年获利数倍，不过几年，家资已逾千万。
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是历代良贾应有的道德风范，古代就有：“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这类包含着辩证法的商谚，胡雪岩在饶有资财之后，热衷于慈善事业，实在难得。
1871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1.5万件，并捐牛具、籽种、银1万两，由于天津一带积水成涝，籽种不全，胡又续捐足制钱1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
1877年，陕西干旱，饥民急需粮食充饥，胡雪岩初拟捐银2万两、白米1.5万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考虑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3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5万两解陕备赈。
此外，胡雪岩还曾捐输江苏沭阳县赈务制钱3万串；捐输山东赈银2万两、白米5000石、制钱3100串，劝捐棉衣3万件；捐输山西、河南赈银各1.5万两。
以上仅是胡雪岩捐输赈灾的荦荦大端，据1878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济片》根据胡雪岩呈报捐赠各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他捐运西征军的地道药材。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棠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砝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的财富，足令今人感佩，引以为鉴。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给社会带来的益处。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好施，不仅为民造福，更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
以仁义之心待人
一个人如果给人以讲信义的面目，那么，即便这个人不会说话，做事拙笨，别人对他的信任却依然不会有丝毫的折扣，而他的信用也会建立起来，他的信义也会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因而，赢得别人的信任，不在于惊天之举，而在于一颗仁义之心。
有一次，英商哈克利与江苏学政何桂清，在贩运一批价值10万两银子的货物时，途经江苏水道被抢。消息传来，何桂清派兵将劫匪围住，随后便把胡雪岩从浙江请去解危。
胡雪岩来到江苏，打听到此事是华山会所为，遂与何桂清商议一番，定下先撤围兵，后化干戈的决策。
江苏抚台的一位弟弟，即将参加乡试，何桂清许诺让他得第三名，这才说动了抚台撤去华山会周围的官兵，改派去增援在南京攻城的湘军，此事做得干净利落，不留任何把柄。
然后，胡雪岩与哈克利商谈，要他设法提供一艘船，将被围的华山会弟兄们运往海外，彻底摆脱清廷的势力。江苏濒临大海，路途不远，这不难办到。哈克利起初不愿合作，胡雪岩对他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休想在中国拿走一枚铜钱！”
哈克利这才同意。安排妥当后，胡雪岩考虑到赎金问题，又暗暗准备了10万两银票，见机行事。然后和廖化生一起来到华山会所在的一个湖心小岛，会见华山会首领刘作斌。刘作斌住在一个窝棚里。刚进门，胡雪岩看见一张香案，上列牌位：亡弟刘西川之灵位。
胡雪岩立刻抢上前去，行磕头礼，极其虔诚。
刘作斌疑惑地问：“胡先生与家弟非亲非故，何须行此大礼？”
胡雪岩说：“刘会首系洪门中人，胡某为会外弟兄，当以兄弟礼节相待。”
刘作斌遂对胡雪岩大生好感。窝棚里陈设简陋，桌凳全是木墩做成，可见华山会生活困窘。一阵寒暄后，刘作斌问：“手下有几百号弟兄，如何能安然出海？”
胡雪岩说：“会首不必顾虑，我已安排铁甲机器船，能装千余人。”
“从这里到海边有二百多里，倘若官兵来攻，我们无险可凭，岂不自投罗网、束手就擒？”刘作斌又怀疑。
“胡某愿以脑袋担保，陪弟兄们转移，如遭不测，会首可先拿我开刀，替兄弟们报仇。”胡雪岩斩钉截铁地说。
刘作斌始料未及，怔了一下。廖化生随即补充说：“胡先生诚心相待，廖某可以担保，刘兄如果出意外，我们青帮也不好做人。”
刘作斌这才放了心，答应照胡雪岩的安排行事。胡雪岩摸出10万两银票说：“有这笔银子，弟兄们支撑一年半载当无问题。”
刘作斌接过银票看了看，眼睛竟有些湿润。于是，窝棚里摆上酒席，菜肴都是河湖中物：红烧甲鱼、清炖野鸭、干煸蛙腿、蘑菇汤，别有一番风味。
这一夜，胡雪岩和廖化生便陪着刘作斌及其几百弟兄乘船向海边驶去。途中一遇到官兵，胡雪岩便递上盖有抚台大印的名帖，安然过关。天破晓时，船队来到海边。海中泊着一艘轮船，挂英国旗。船队划到轮船旁，哈克利迎上前来，便问：“我已信守诺言，那船货在什么地方？”
刘作斌说：“两天后到上海码头接船，不少分毫。”
胡雪岩对哈克利说：“这帮弟兄都是亡命之徒，若有半点差错，船毁人亡。”
哈克利连连点头：“不会的，英国政府从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
临别时，胡雪岩拱手向刘作斌道别，刘作斌却摸出那张银票，神色凝重地说：“胡先生救了弟兄们，天大恩情终生难报，请收回银票。”
胡雪岩诧异地说：“没有这笔钱，你们拿什么谋生？”
“放心，天无绝人之路，金钱事小，义重如山，胡先生再要推辞，我只好扔到大海去，天公作证，刘某对得起朋友。”
“惭愧！惭愧！”胡雪岩只得收下银票，下到小船。轮船一声长鸣，劈波斩浪，渐渐地消失在海天尽头。
“回去吧，胡先生，海上风大，小心着凉。”廖化生关切地说。
胡雪岩这才回过神来，两眼湿漉漉的。三天后，那船货原物归还。
自始至终，胡雪岩对刘作斌抱有一个“义”字，甚至为其亡弟磕头行礼，后以性命作保并护送刘作斌出逃。
胡雪岩用仁义之心，不仅把事漂亮地办好了，还省下了10万两银子。
所以，胡雪岩做生意，总会把“义”放在第一位。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纵观那些事业上有成就的大商人，对他们来说，“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
为富且仁，乐善好施
作为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在他的这些义举中，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尤为后人们所称道。
实际上，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其必然性，胡庆余堂的开创与胡雪岩深受杭州悠久的中医文化熏陶，以及身处乱世而兴济世救人之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人口负增长之时，胡雪岩便已打定救死扶伤的主意。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民众。胡雪岩在全盛时期开创的胡庆余堂将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在《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1878年春，以上的耗费换来的是成倍的利润。
胡庆余堂在1880年时，资本已经达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淅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胡雪岩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6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达1870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交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诿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棠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商”字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
胡雪岩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
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有一回，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坟左庑，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寺庙本是人口流动之地，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使驻足观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
孙中山在《战国方略》中写道：“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为富且仁，乐善好施，是一项“民心工程”，是以自己的善心善举，塑造企业和自身的形象。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是一个乐善好施者。迄今为止，他已拿出超百亿美元捐赠慈善事业，他已赢得了民心，因而他在评富中年年夺冠，位居世界榜首。香港知名的富人不论是李嘉诚、霍英东，还是邵逸夫，个个都是乐善好施的慈善家，深受人们崇敬。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为富且仁，乐善好施才能保富，因为行善是保富的法宝。胡雪岩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
生意中人也要行侠仗义
胡雪岩作为一代商人，在商场中纵横捭阖，风云叱咤，但他绝不为富不仁。而是尽力多作善举，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这也是他深为人们称道的重要所在。胡雪岩乐善好施，行侠仗义，义助杨乃武和小白菜洗刷冤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一百多年来，被竞相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小说、曲艺，孰不知，胡雪岩与昭雪解开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关系。
杨乃武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妻詹彩凤以种桑养蚕、饲养家畜为业，姐姐杨菊贞年轻守寡，常住娘家。杨乃武20岁考取秀才，1873年考中举人。他为人正直，不愿对官吏劣绅阿谀奉承，倒常为小民百姓打抱不平。
余杭县城一家豆腐作坊有个叫葛品连的店伙，长得丑陋愚钝，1872年春天，娶容貌秀丽的毕秀姑为妻。秀姑绿衣白裙，人称“小白菜”，婚后租了杨乃武家的空房一间。秀姑常帮杨家干些家务，杨乃武也教秀姑识字。日子一长，那些本来就嫉恨杨乃武的市井无赖放出杨乃武奸占小白菜的谣言，甚至还贴出“羊（杨）吃白菜”的招贴，葛品连起了疑心。为了避嫌，杨乃武要葛品连夫妇搬出去，葛、毕两人迁到秀姑继父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居住。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大儿子刘子翰趁机通过县衙女佣以做针线活为名，把秀姑骗去，并以暴力奸污。
1873年11月26日，葛品连流火宿症复发，可他误以为自己体虚，吃了东洋参和桂圆等上火的药品，暴病身亡。十月是小阳春，入殓时，尸体口鼻有淡黑色血水流出，葛母向余杭县控告其媳葛毕氏谋杀亲夫。
县令刘锡彤本来就对杨乃武抱有成见，在仵作草率验尸以后，把“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当作是“七孔流血”，把用银针不按规定用皂角水擦洗就以为银针变色、服毒所致等，遂将秀姑收审。消息传出，县太爷家的那个浪荡公子刘子翰惟恐调戏秀姑之事暴露，遂买通一个刁妇混入女监恐吓、欺骗秀姑，加上审讯过程中动了大刑，秀姑熬不住只好屈供与杨乃武早有奸情，合谋杀夫。杨被传讯后，双膝被烧红的火砖烫得焦烂，三上夹棍、三次昏死，但始终没有招供。可恨知县刘锡彤仍以犯妇已供认不讳为由，呈报杭州府。军功出身、一向藐视读书人的杭州知府陈鲁据此滥施刑讯，杨乃武多次跪火砖、跪钉板、上夹棍，昏死过去，终因熬刑不过，而屈认自己从药店买得砒霜交给秀姑药死葛品连。杭州府拟定毕秀姑凌迟（零刀碎割）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并上报浙江省。巡抚杨昌溶曾亲自审讯，杨乃武、毕秀姑自感木已成舟、难以翻案，仍屈供如前，杨昌溶派候补知县刘锡溶赴余杭密查，但刘既不传亲友近邻细细核实，又收受刘锡彤人参、貂皮等贿赂，回报杨昌溶此案“无枉无滥”，结果，杨昌溶按府拟罪名上报清廷刑部。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根本不相信弟弟会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探监叫杨乃武亲拟诉状，然后身背“黄榜”，走了两个多月，于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六月）抵达北京，向都察院（中央最高监察、弹劾机关）投诉。都察院非但没受理此案，还派员将杨菊贞押解回浙，杭州府和浙江省重审时都维持原判。
杨菊贞下定决心，拼死也要为弟弟伸冤，她准备第二次上京告御状。
然而，打官司，且不说需要跋山涉水、艰辛备尝，单是那费用也叫人忧心忡忡。由于前几次官司已花去了许多诉讼、盘缠等费，杨乃武家十多亩桑田已经变卖完了，家中只有杨妻和杨姐两个妇道人家，加上杨乃武10岁的儿子荣绪。有理无钱寸步难行，正当杨菊贞一筹莫展的时候，对杨乃武小白菜案持同情态度的胡雪岩慷慨解囊，赠送杨菊贞200两银子，这笔银两成了杨菊贞二告御状的救急钱。
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还专门拜访了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发生之时，胡雪岩已有道员兼布政使衔，并担任上海转运局委员，有财有势。这样一位人物的介入使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了转机。1874年（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北京。她们首先拜见了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及控诉状，经夏同善介绍，又遍访了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又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多次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龢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理此案。但由于办案人员一拖再拖，案子悬而未决，慈禧太后指派正在浙江考选遗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杭复审。科班出身、不懂刑狱的胡瑞澜滥施酷刑，杨乃武双腿被夹断，仍不肯招供，毕秀姑手指尽折、上衣被剥、开水浇身，烧红的铜丝穿入双乳，再次诬服。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此案不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一致要求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将葛品连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实系病亡，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大案才真相大白。杨昌溶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出狱。杨回杭后叩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后以种桑养蚕为业，因妻子詹彩凤双目失明、姐姐杨翠贞积劳成疾病故，他一人承担了家庭重负，直到1914年病故。那毕秀姑后来到县城南门外“准提庵”削发为尼，1930年去世。
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朝野，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声望赞助钱财、运动京官，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此案的广泛流传，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
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曾如此说道：“我们可以不要广告部，但却不能不要慈善事业。广告让人们觉得想赚他们的钱，但慈善事业却使他们丢失了防备心理而不自觉地接受我们。”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确实，人们在情感上更需要新的支柱，不是利益，而是对他人的关心，对社会的责任感，作为商人，应从这些道理中去寻觅投资方向，寻求公众支持，获取利益，才是有所发展，大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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