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举枪冲来，我举双手，从车子里出来。经日军同意，我爬过残破的城门，穿行在布满中国军人尸体的街上。见到日军的恶作剧——被砍下的头颅平放在路障上，一个嘴里放了块饼干，另一个嘴里插了只长长的中国烟斗。”美联社记者查尔斯是13日后少数被日军允许进入南京城的西方记者，他在发往《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报道中记述了最初两天的见闻：
“14日，目睹日军洗劫全城……沿着横陈着人、马尸体的街道走到北门，见到第一辆日军车子驶入城门，车轮在碾碎的尸体上打滑……
“15日，陪同使馆的一位仆役去看她的妈妈，在沟里发现她的尸体。使馆另一位男工作人员的兄弟也死了。今天下午，看见几位我协助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拉出屋去枪毙，再踢进沟里。夜里，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军人的手被捆绑着，由手持中国大刀的日本兵押着……没有人活着回来。
“16日。去江边的路上，见到街上的尸体又多了许多。路途中遇到一长列中国人，手都被捆着。一个人跑出来，到我跟前双膝跪下，求我救他一命。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查尔斯只在南京待了几天就离开了，他实在无法待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他告诉他在美国的同行，说如果再待上一两天，他“必定窒息而亡”。
查尔斯的同行记者斯蒂尔，比他早一天离开南京。斯蒂尔在15日那天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发了一篇题为《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 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高》的报道：
（南京12月15日电）“地狱中的四天”，是形容攻占南京经过最恰当的字眼。
我刚刚和攻城开始后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一起登上“瓦湖”号军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
这是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写照。
南京城陷落的过程也是在城中的中国城防军人难以言说的惊恐、混乱的过程，以及接踵而至的日本占领军造成数以万计的生灵，其中许多都是无辜老百姓遭屠杀的恐怖统治的过程……
日军口口声声要寻求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他们在南京的残暴行为使他们失去极好的赢得中国民心的机会。
在中国军队的士气完全崩溃和继之而来的盲目惊慌之后，日军进城时南京城里似乎有种模糊的、松了口气的感觉，人们觉得日军不可能比被他们打败的军队更差些。顷刻之间，他们的幻想破灭了。
日军只要宽恕困在城里的大多数已经放下武器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就几乎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南京其余的部分。然而，他们选择了有计划地屠杀守军的做法。
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5000—20000人之间。
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
城里所有街道都布满着平民百姓的尸体和被遗弃的中国军人的装备与军装，许多没有找到船只过江的军人径直跳入长江，十有八九遭溺毙……
美国记者的客观报道与他们的敬业精神，历来叫人尊重。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查尔斯和斯蒂尔，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在南京实地采访获得了第一手新闻材料。然而日军很快发现，他们的罪恶行径太露骨，因此对继续留在被他们占领的南京城的外国记者给予了清除，故而接下去的日子里，日军的屠杀行为大多被掩饰了。但有道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几十年后，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来源也更广泛了，因此关于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几周里的所作所为，并非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消失，相反却越来越清晰地被我们了解。
人变成了兽，就是野兽都不如的魔鬼，因为这种魔鬼最叫人害怕的地方是他们具有高智商和强悍的能力，故而日军后来在南京城所犯下的罪行，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罄竹难书！
10. 见了男人就杀
除了13日进城第一天日军在下关一带集体屠杀渡江不成的中国守军官兵外，14、15日是日军在南京城内屠杀中国俘虏最疯狂的两天，这样的屠杀出于两种目的：一是日军害怕剩下的中国军人抵抗他们，二是游戏式的虐杀。故而出现了见年轻男人就杀的一幕幕惨剧——
14日，日军一个大队从紫金山上下来进城前，他们抓到了一位中国少校军人，逼他带路通过太平门进了城里。这时突然迎面见一队中国军人，于是日军联队迅速将其包围。通过翻译，日军告诉中国军人：你们的司令长官们都逃跑了，缴枪投降吧！中国军人便纷纷把枪缴了。问这些中国军人哪个部的，他们回答是刚从镇江那边撤退过来，以为南京城还有安身之地。日军听后大笑，以为这些中国军人都成为他们的瓮中之鳖。但日军联队很快有些紧张起来：自己才不足一百来人，“敌方”的俘虏却渐渐多达一千多人！怎么办？开始日军把俘虏过来的中国军人用绳子一个个绑住，让他们站在城墙一角，后来人太多，根本绑不过来，且一千多个人，吃什么？请示上峰关于给不给吃饭的问题，回答：不给吃。不给饭吃倒不是大事，反正俘虏，饿几天也不算虐待。但几十个人要看守一千多人，什么“好事”（指抢奸盗乐玩）都干不成了，于是日军联队的官兵再次向上峰反映怎么处理俘虏？上峰回答：“就地处理掉。”
“送你们走喽！”日军嘻嘻哈哈地把中国俘虏统统赶到城墙根下，让他们排成队，然后机枪、冲锋枪、步枪一起上……
一千多人用了十几分钟全部“处理掉了”。这个日军中队便扛着溅满鲜血的刺枪和太阳旗，洋洋得意地走向金陵城的大街小巷。
同一日，日军的一个机枪中队从紫金山往下走，一条铁道沿着山谷向远方延伸，警惕性很高的日军既紧张又害怕，担心有残余的中国军人阻击，于是机枪手们赶紧卧下身子，架上机枪。果不其然，不多时，只见一队约一个旅的中国军人从尧化门沿铁道向日军机枪中队这边逃亡而来。因为队伍是举着白旗，所以日军没有开枪扫射。
10000多人哪！怎么办？日机枪中队请示上峰，回答是：将俘虏带进城来。
“我们才几十人，押送这么多人不行呀！”日机枪中队请求增兵支援。很快联队又派来一个中队，并要求连夜将俘虏押进城里。
200来人押10000多人，依然是个大问题，且已夜幕降临。日军尽管表面上气势汹汹，心头小兔子直跳。
进城后，机枪中队的日军发现，他们押来的俘虏被塞进早已停在一块空地上的一辆辆货车中，说是分批送到一个地方去“处理”——俘虏们当然不知情。
这10000多俘虏就这样被货车运到下关的长江边，然后再由那里的日军实施集体大屠杀。“处理”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直接用机枪扫射的，也有用另一种办法——“那边有个山坡，大家稍稍用力一推，货车就会往下滚。上头说：‘把这些家伙扔到江里去！’于是大家就把货车连人一起推下了扬子江。”这是一个叫朝仓正男的日本老兵说的。
在城内搜索出来的中国俘虏越来越多，他们有的被货车运到下关江边直接“处理”了，有的是整编制的一营一团甚至一旅的俘虏，日军也有些顾忌，所以先把俘虏押送到江边的那些废弃的仓库里，骗俘虏要给他们“安置”，其实也是为了掩耳盗铃地实施更残暴的“处理”——“仓库被塞得满满的。过了几天，工兵往那里点上火。虽然是命令，但还是可怜，全给杀掉或蒸烤死了。南京的仓库是用砖和镀锌铁皮做成的，所以从仓库的窗户里到处冒出滚滚黑烟。仓库里全是中国人，再也没有（装人的仓库）了，于是让中国人排成4列，不是几十米，而是更长。他们密密麻麻地排成队，数量惊人。我们排好几挺重机枪和轻机枪。随着一声‘打’的命令，就‘啪啪啪’地开始扫射了。不仅是我们中队，是所有在那儿的联队都干了。”原日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队老兵大田俊夫如此说。
日山炮兵第19联队8中队伍长近藤荣四郎在他的《出征日志》里也记录了他参与12月16日的一次江边“行动”：
……今晚两万俘虏收容所起了火。去和警戒中队的兵换班。终于决定今天把俘虏之三分之一、约七千人在扬子江畔枪杀。我们去护卫，于是全部处置完毕。残余未死者以刺刀刺杀。
月亮挂在山顶上。在皎洁清幽的月光下，临死者痛苦的呻吟声真是无比凄惨。如若不是在战场上是见不到这种景象的。九时半左右回来。这番场景终生难忘。
日军在16、17、18日三天内，对从幕府山下来投降的17000多名中国俘虏，用同样的方法实施了集体屠杀。
为了求证这样的血腥事件，笔者从史料中找到了当时的日军现场记录。比如与近藤荣四郎同一个联队的黑须信忠在16日的“日记”中这样说：午后一时，从我炮弹兵抽出20名去幕府山方面扫荡残敌。二三日前俘虏的支那兵之一部分五千余人被领到扬子江岸边用机关枪射杀了。其后再以刺刀恣意刺杀。我也在此时刺杀了绝对可憎的支那兵约30人。
登上成山的死人身上去突刺时的心情，就是要拿出压倒魔鬼的勇气，用足了力气去突刺。支那兵在呜咽呻吟，既有年长的，也有小孩，一个不留统统杀死，试着用刀把头砍下来。这样的事真是迄今从来没有的稀罕事……回来已午后八时，手腕相当疲劳。
听听，这样的魔鬼杀中国人时的心境是何等残暴，把他们的暴徒与魔鬼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士兵目黑福治的“日记”记得简单，却把日军犯下的事实和杀害中国俘虏的数量说得再清楚不过：
16日：午后四时山田部队枪杀了俘虏的敌兵约七千人。扬子江岸上一时间成了死人山，其状极惨。
17日：午后五时去执行任务，枪杀了敌兵约一万三千名。这两天内山田部队杀了近二万人。各部队的俘虏似要全部枪杀。
18日：午前三时左右起风下雪。早上起床见各山顶都顶着白雪，这是初雪。南京城内外集结的部队约十个师团。休养。午后五时枪杀残敌一万三千余人。
19日：本来应该休息，却于六时起床。把昨天枪杀的敌尸体一万数千名扔到扬子江里，一直到午后一时。
没有比这样的暴行更残忍的了！杀人在日军眼里已经变得很平淡很平常，中国人甚至连猪狗都不如。
俘虏兵的可怜无法想象。当时从幕府山等其他地方败下阵来的中国军人投降以后，他们以为日军至少会按国际惯例尊重俘虏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日军根本无视国际法和基本的人道主义。在俘虏们被押至江边关进仓库后，仍不知即将到来的死亡，中方俘虏中还有人向看管他们的现场日本军官写纸条恳求给一点点饭吃，从其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俘虏的悲惨情形和日军根本无视他们直至残杀俘虏的暴行。保存这份中国俘虏恳请纸条的是日军少尉天野三郎，当时他将这份东西寄给了国内的亲属：
报 告
我们离了队伍投到大日本军队缴枪，希望给我们一个安置的办法。但是到了这处已有三天，究竟有没有办法处置？数万可怜的人，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饿死了，在这生死的顷刻中，要求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将来服从大日本的驱使，报答你给我们的恩惠，赴汤蹈火，我们也甘愿，恳求大日本维持我们一粥一饭……
大日本长官 釜核
投降军临时代表呈
呵，我可怜的投降了的中国官兵兄弟们，你们太天真和幼稚了！身为“胜利者”的日本皇军不可能发出“大日本”的慈善之心，带着屠刀来到中国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起码的善良！永远不可能！
饿着肚子，被骗到江边，等待死亡是中国军人唯一的命运。
这一点，数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军人是不曾想到的，他们的悲哀也在于此。
当时的日军认为，除了在13日晚和14日上午逃亡到下关一带的中国守城军人外，南京城内应该还有2万左右隐藏着的中国军人，因此日军见到街上50岁以下的男人不管你穿着什么衣服、什么打扮，或者你自己说什么职业，基本上都被作为“中国军人”而抓起来。抓起来的若是人数在几个、几十个和一二百人的，便随意找个地方“处理”了。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松田五郎等人，14日在城内参加“扫荡”，在一个巷子内抓到了25名俘虏。抓到后怎么办成了这些基层日军碰到的难题，问长官，长官说不知道，又说：“反正由你们自己处理吧。”
于是分队长就下令：让俘虏们排成队，然后每人前面站一个持刺刀的日军。“我拿刺刀‘嗬’的一声刺去，哪知那人穿着棉袄，刀刺扎不进去，反而给紧紧地拽住了。我想这怎么行，就扣动了步枪的扳机，‘砰’的一响，那人马上死了。”松田五郎说。
“我进城后只抓败兵，结果就有年轻男人把衣服给换了。那时候是各分队长去听取命令，我们士兵不明白具体内容。分队长当时光说了一句‘现在去抓俘虏’。你说怎么区分那是不是便衣兵？所以我们就把年轻的给抓起来……”松田五郎对自己在南京城内做的事记得十分清楚，几十年后他非常肯定地说：“在城里杀人，都是就地而杀的。”
那一天他们中队抓了250多个中国俘虏，统统“处理”了。
有个日军海军，是个新兵，他是17日才被允许上岸。上岸后的心情，可谓“兴高采烈”：“每艘舰上都有十七八个士兵从中山码头上了岸，由不到100人组成的陆战队沿着中山北路徒步进城，在中山北路路面上可以看到无数散乱的衣服，好像是谁脱了扔掉的。”上岸后走了一段时间，他们终于从被土草包堆得严严实实的挹江门门洞的缝隙中进了南京城。进城后，这位日本新兵也被自己的“战友”所“干”的事情惊呆了：“我们到周围转了转，在看上去像是网球场的广场和看上去像是儿童公园的广场上看到尸体堆得很高，俨然是尸体堆积成的山。尸体有的手被反绑，有的四五人被绑在一起；有被刺杀的，有被枪杀的。另外当时怎么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冬天竟然在尸体堆中发现了很多赤裸的尸体。枪杀、刺杀所留下的痕迹非常明显，从中可以看出杀人方法多种多样。明显是被屠杀的尸体堆得到处都是，有的广场上有2个尸山，有的广场上有3个。另外，在一个家里我看到了两具无首尸体倒在已凝成糊状的血海中。被砍去头颅的脖子基本上收缩进了体内，被砍的伤口小得已几乎看不到。真是惨不忍睹……这对于年仅18岁的新兵的我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打击。”
“使我无法忘记的是位于南京城北这一带的死一般的寂静。这里已没有生命，不用说已看不到活着的中国人，就连自由飞翔的鸟我都没有看到。”这位日军新兵后来看到的事，更令他终生难忘：“应该是12月18日。正在舰桥上站岗时突然听到了机关枪的声音，于是我猛然向中山码头望去，这时听到了射击声夹杂着似惨叫似怒吼的叫声，看到了人应声倒下的情景。这就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发生着的事。凭直觉我觉得被杀的是中国人，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
回到舰艇后，这位日本新兵道：“只要船上站岗，每一天，从早到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分辨不出是俘虏还是一般中国人的一群群人被卡车运来，在中山码头被赶到河中后被机关枪射杀。尽管因为只离开几百米即使用肉眼也能看清楚，但我们放哨时很认真，都带着望远镜，所以用望远镜就看得更加清楚。卡车一车20人、一车30人地把人运到中山码头，日本兵就用机关枪扫射将他们屠杀在岸边的斜坡上。惨叫、怒吼，这样的叫声被轰响的枪声淹没，数十秒后一切恢复平静。遭射击的一部分人跳进河中以求逃生，但一会儿后就憋不住气浮上了水面，于是他们就又成了日本兵射击的目标，被击中的人要么当场沉入水中，要么顺着水流漂流而下，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着。他们有的穿着白衣服，有的穿着黑衣服，单凭衣服不可能辨别以前是否当过兵，但就这样被20人一车、30人一车地用卡车运了过来。为什么会被卡车运到被屠杀的地方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疑问，只能想象成被命令干什么活，或者是做什么差使而要带到某些地方去。不然的话，怎么不会在途中从卡车上逃跑，或者不一定要到这里，可以在其他地方屠杀。不管怎么思考，答案似乎只有一个：他们是在某种情况下被骗到这里的。
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持续着。到了晚上偶尔会从对岸传来吵嚷声。看到的是火焰摇晃着突然横向飞奔，仔细一看是放火杀人的情景。到了第二天，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烧焦的像人形状的东西就像火灾后烧焦的木桩一样倒在地上。当时扬子江已进入枯水期，水位每天都在下降。所以有时前面被屠杀后陷入淤泥的人的尸体在岸边会层层叠叠地显现出来。有时我们看到日本兵强迫七八个中国人收拾层层叠叠的尸体，有的是挖一个坑，用绳绑住头或者尸体的其他部位后拉到坑里，也有扔进河里的。当时我一直在想，被强迫收拾尸体的这些中国人的生命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生命的长久保障不会有吧？”
这个日军新兵特别强调：“我所看到的中山码头的大屠杀是17日以后发生的事……但我觉得日本兵的枪击一直持续到我离开那里的25日。站岗大体一天两小时，第二天的时间就会变化。因为机关兵等其他的士兵并不上甲板，只有水兵等兵种站岗，所以每天都会轮到自己，一天至少一次，有时是两次。站岗期间，每天、每隔一段时间枪杀等的杀人行为、大屠杀一直持续着。站岗时，不时有其他的机关兵等士兵嚷嚷着‘让我们也看看’，过来一起观看……”
屠杀中国人，在占领南京后，日军如同观看和参与游戏一般，时时处处，流露出“自然而兴奋”的心境。显然，这种游戏式的大屠杀，对“鬼子”们而言，刺激又亢奋，完全是兽性的、野蛮的，毫无人性可言的。
见年轻男人便杀，这是日军进城后最丧心病狂的屠杀——这过程中，失去组织和无处可去的中国守军官兵是最可怜的人，只要遇到鬼子，他们便成了枪下鬼魂。
江东门，原国民党“模范监狱”门口，一群50多人的中国守城官兵举着白旗，赤手空拳地在街上走着，迎面走来一队日军。“我们是俘虏了，我们来听从你们的安排。”中国军人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过一劫。
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将这50多中国军人赶到监狱附近的一个菜地，并命令他们排好队。突然其中十几个日军举起大刀就往这些中国军人砍去……
“我只记得有一个日本兵高举着军刀向我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刘世海是唯一幸免于难的人，他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被两具尸体压着。“同行的50多个人仅有我活着，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条10厘米长的刀疤。”
投降的中国军人再不敢成群结队在大街上出现了，所有三五人结队而行的男人们都在日军就地枪杀的范畴内。
守城军某部的十来个士兵跟着他们的连长装成一队拉粪的民工，欲躲过强盗耳目，逃入附近的一个垃圾场。几个日本兵将其拦住，令其放下粪具，拿着扁担，搁在脖子上，列队成行。然而几把亮闪闪的军刀像剥蒜头似的砍下这些中国军人的头颅……当无首的身躯血柱喷涌时，站在一旁的鬼子们哈哈大笑，称之“臭熏红泉”。
这时一位中国男性市民路过，又被日军拦住，查他手相，见手掌有茧，便解下其棉袄上的带子，在其脖子上绕了一圈，然而由两个日军各执一头，开始“拔河”……
待这位中国市民气绝命断后，这两个日本兵又举起军刀，砍下其首级。当血淋淋的头颅在街头滚动时，日本兵又玩起了“踢足球”。
大街上，顿时血浆四溅，而日本兵竟然“笑逐颜开”。
日军猜测和试探败阵与散落的中国军人非常有一套。验手相——看是否有茧，有茧者不由分说，统统视为曾经的握枪军人，不管你如何辩解。被刀砍、吃子弹，全由鬼子想玩什么花招而定。
但有时也不尽然。有人在大街小巷里行走时，一见日军，吓得拔腿而跑时，日军便会举枪射击，直到看着你中弹而亡。这并非完结——加砍一刀、两刀，甚至十刀八刀，皆随兴致而言。
落魄的中国军人在城中东躲西藏，仍有很多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只好在街头佯装无辜市民。
日军见之，突然一声：“立正！”
习惯在军队里听长官命令的中国军人，被这样的“命令”一下收住脚步，直挺挺地立正在原地。
“哈哈哈……”日军见状，兴奋地狂笑。接着，便是“嘭”的一颗子弹完事，或者上前“剥蒜”、“开瓜”。
于是，红红的血和白白的脑浆，流淌一地。
中国军人便在强盗口中一个个“立正”口令中命丧黄泉。
有一个中国军官，反应颇快。当日军突然发出并不太正规的汉语“立正”时，他知是诈，刚刚收住的腿，立即松下，佯装跛疾。
“你的，军人的干活！”日军将军刀劈下。
中国军人的左腿断了。
“你的立正的不？”日军令少了一条腿的中国军人站直。
肯定不能站直。于是，“咔嚓”，军刀下又一条腿断下，血水一片……
“你的立正！”日军再度令中国军人用断了下肢的残腿做立正状。
肯定又是无法“立正”。于是，军刀当顶劈下……
许多“立正”的中国军人就是这样倒在强盗的“口令”之下。
有些中国男人并非是死在日军吆喝“立正”下的，他们是被扒光了衣服，在寒风凛冽的光天化日之下被残忍屠杀的。
一日，两个中国男人从小巷里走出，神情有些慌乱，因为他们确实是中国守城兵，两人是部队上的机枪手。
他们遇上了日军。
“把手伸出来！”日军比划着。
两人把手伸出。日军左看右看，似乎并不像整天握枪的人。这两个中国男人也算机灵，同样比划着手势，不断地指指肩头的担子，示意证明自己是小贩。
日军才不信，令他们把衣服脱光。
12月下旬的南京，第一场雪飘落而下。两中国男人光着身子冻得浑身发抖。小日本兵看着哈哈大笑，令中国男人转圈，不停地转圈。然后突然令其“停住”！
两把军刀搁在中国男人的右肩膀上。“你们的，军人的干活！”
“我们不是，我们军人的不是。我们是商人……”中国男人恐惧地分辩。
“你们的肩上有茧！扛枪的干活！”日本兵用军刀，开始在中国男人的肩膀上挑剥，血顿时流淌到中国军人的胸前，又流到下身……
军刀搁到中国男人的下身并慢慢移到生殖器上。
血又顺着生殖器淌下，如雨滴，但不是雨，是鲜红的“雨”……中国男人浑身开始抽缩抖动。
日本兵又是一阵大笑。瞬间，更残酷的一幕出现：只见两把军刀一个飞旋……那两个男人的生殖器不见了，落在了地上。
“哎呀呀——！”中国男人还未来得及叫疼，他们的头颅已经落在了地上。一旁的日本兵在比试着各自军刀的锋利。
一个身子，分成三截坠落在泥地上。
日军们轮流地用脚踢着三样东西：头、身子与生殖器。
许多中国男人就是这样被日本兵残害的。这是另一种“见了年轻男人就杀”的情形——
上等兵井家又一与队友一起在一户民房里做饭吃，因为天冷，几个日本兵想吃面粉拌葱汁，葱在何处？于是他们见街上有行走的中国男人，抓到了中队，说是让他们去附近的菜地拔葱。下午5时许，天快黑时，井家又一等被通知到大队部集合，“把拔葱的中国人一起带过去”。上司让他们把15个中国男人一起押到大队部。
“过去一看，只见161名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待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他们望着我们，全然不知死神的降临。”井家又一回忆说。
后来这些中国人被连打带骂地赶到了古林寺附近的一个地堡处。那里有几所民宅。161名中国男人就被关在池塘边的一间单独的民房内。
“然后5人一组被带出来用刺刀刺死。有的哇哇叫着，有的边走边嘟囔着，有哭的，有的知道死到临头而失去理智。吃败仗的士兵最后的归属就是被日本军队杀死。”井家又一参与了整个屠杀的全过程，他这样记述这一惨剧：“用铁丝捆住他们手腕，扣住脖子，用木棒敲打着拉走。其中也有勇敢地唱着歌迈着大步的士兵，有的跳入水中挣扎的，也有的为了逃命，紧紧抱住屋梁藏起来，任凭怎么喊也不下来的士兵。于是我们就浇上汽油烧房子，两三个被烧成火人的人刚跑出来，就猛地被刺刀捅死……”
片刻间，这里又成一处人间地狱。为了掩饰，井家又一等日本兵往遍地的尸体上浇上汽油，再点着，连民房一起烧个精光。
井家又一他们的干法并非最出奇的。住在雨花台的幸存者傅礼勤亲眼看到当时住在他家附近的十几个穷苦百姓，因为他们是男人，所以日本兵硬将他们当作“中国兵”抓了起来。然后令这十几个排成一队，这回日本兵不是端起枪扫射，而是用一颗子弹，顶着第一个人的脑壳射击，再对准第二个、第三个……当日本兵发现有时一颗子弹一下能打死两三个“中国兵”时，便手舞足蹈地嚷嚷起来，一脸“欢欣鼓舞”。
“有一个人没有被击中要害，解放后还活着，外号叫‘四卵子’。”傅礼勤说，“能在日本兵枪口下活下来的男人，实在算是奇迹。”
11. 堵住防空洞就杀
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守军和国民政府为了防止日军轰炸而利用各种设施挖掘了大约5000余个防空掩体。这些掩体有军事用途的，也有的纯粹为躲炸弹所设，更多的是民间百姓自己在院子和房屋下自挖的地洞，大的可藏几百人，小至一家几口人所用。
一日，日军进城后发现，一些国民党政府和军事部门皆有坚固的地下工事，开始他们以为是蒋介石等珍藏宝藏的地方，因为这些洞穴一般不易被发现，皆有地表掩蔽物，有的深不可测，有的是水泥钢筋大门紧锁，有的曲径通幽，更有地堡式的军事设置。日军对此十分惧怕，干脆见到这样的建筑，就用炸药爆破或直接掩埋。
“有人！我们这儿有几十个活人哪！”日军某联队把重磅炸药放在一处地下工事的出口处实施爆炸。“轰隆”一声巨响后，只听倒塌的洞穴内传来几声乞求的哀嚎声，稍后见几个浑身血肉模糊的“泥人”从残洞口滚出来，举着双手。
“死啦死啦的！”日本兵见状，迅速后退几步，端起冲锋枪和步枪，一阵扫射。
洞口平静了。后来几个胆大的日本兵进去一看，里面躺着几十具尸体。有军人，也有百姓，他们都是中国人。
在原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防弹掩体里，日军搜出100多名放下枪的中国军人，然后让他们站在一起，用坦克上的机枪扫射，不足3分钟时间，100多具肉体全部倒在血泊之中。有位日军坦克手觉得射杀的时间太快，一点儿不过瘾，于是他把同伴拉到一边，自己拿机枪，再度对准已经躺倒的尸体，猛烈地射击了2分钟，直到把几串机枪子弹打光。他一边打，一边看着机枪子弹扫射下的中国军人的尸体血肉横飞的情形，哈哈大笑，这就是他们玩的“砸西瓜”。
后来日本兵对这样的防空掩体不再采取进洞搜索，一律用炸药将掩体轰塌封死，不管里面有多少人，也不管是死是活，统统掩埋。
百姓的小掩体太多太杂，这是日本兵非常讨厌和无奈的。但他们也有办法——夫子庙附近有个澡堂，澡堂的大门口有个地洞，日军进城时，十几个来不及逃跑的守军伤员和几个老百姓与5名孩子躲在里面。日本军进入澡堂，发现了地洞，对准洞内就是一阵扫射。怕还有人活着，于是在澡堂浇上汽油，一通大火，烧个精光。房子和地洞一起被掩埋在火海之中——不可能有活着的人存在。
李秀华，住在城郊西干长巷的幸存者。11岁那年，除她父亲外，所有的家人都藏在家里旁边空地下的防空洞内。日本兵来搜索，不见大人，便给小孩发糖，让小孩告诉他们大人藏在何处。小孩不敢吃糖，于是日本兵又继续搜索，结果发现了李秀华家的一个防空洞。日本兵威胁里面的人再不出来，就堵住洞口，用火烧，用烟闷死里面的人。李秀华的哥哥当时19岁，刚刚结婚没几天，衣服穿着整齐，头发也理得有模有样，他第一个从洞里出来，日本兵一见，便认定李秀华的哥哥是“中国兵”，于是便用军刀砍死了。第二个出洞的是李秀华的堂哥，也是19岁，这回日本兵用刺刀将其捅死。第三个出来的是李秀华的堂叔，命运同样。日本兵将3个男人杀害后，似乎仍不解气，“他们把尸体扔进洞内，又放进黄颜色、四方块的像肥皂一样的东西，然后点着火……”几十年后，李秀华回忆说。
第一批日本兵走了不到2个小时，第二批鬼子也来到李秀华家，这回日本兵逮到了李秀华的嫂子，将其强奸。李秀华的另一位亲戚大娘，以为五六十岁了，日本兵不会拿她怎样，结果还是被野兽们奸杀了，并且还将扒光衣服的尸体“展览”……
长白街头条巷18号，住着魏廷坤一家。日本兵进城后，魏廷坤的父亲带着老婆躲藏在成贤街的一座尚未竣工的楼房底下的地下防空洞内。当时的洞里已经藏了三四十人。一位炸豆腐干的老乡听到外面有动静，便在洞口张望，结果只听“嘭”的一枪，炸豆腐干的人就死了。日本兵这下发现了地洞，用枪逼着里面的人一个跟一个地走了出来。就在大人往外走时，人群中有个小机灵鬼趁人不备，钻进了墙边的一个烟囱里，这个小机灵鬼就是魏廷坤。躲进烟囱内的魏廷坤不一会儿，便听到外面一阵阵枪声……深夜时分，魏廷坤从烟囱里悄悄探出身来，暗淡的月光下，他看到自己的父母和30多个人全都躺在地上，已经被日本兵统统枪毙了。
日本兵对待这样的零星掩体，他们总结为“掘洞、打洞、埋洞”的“三洞”战术。首先在市面的商店和市民家里，发掘有掩体的地洞，倘若见是男人便就地枪毙或刺死，倘见是“花姑娘”就进行强奸——这叫“打洞”，然后把强奸、轮奸后的妇女扔进洞内，用手榴弹或炸弹，将洞穴掩埋。这就是所谓的“三洞”。
多少市民和俘虏被日军处死在防空掩体里，无人统计过，这仅仅是日军实施大屠杀的一个形式而已。
12. 闯进宅门大院就杀
这是日军进城第一个星期里在全城范围内犯罪最多的行径——
中华门内新路口一个院子里住着一户4口之家的回民，另一户是9口之家的夏家。夏家的三女儿叫夏淑琴，7岁，妹妹3岁，因为她和妹妹还小，所以幸存。
12月13日日本兵突然闯进夏家的院子，先将回民家的男人和夏家的男人枪杀，然后将夏淑琴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强暴后又枪杀掉。
夏淑琴和3岁的妹妹躲在被子里，妹妹被吓昏过去。夏淑琴由于恐惧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上刺了3刀，当时就昏过去了。黄昏时候，小淑琴醒来，才知自己还活着。除了她和3岁的妹妹，其余7个大人全被日本兵杀害。
家住城南的秦老板，因为家里有三进房子，是祖上传下的家产。日本兵进城前，许多邻居都逃命远走了，秦老板舍不得家业，便带老婆和孩子一家6口躲在家里。15号那天一早，几个日本兵端着枪一脚踢开秦家大门。秦老板虽惊恐，却依然装笑脸迎候。日本兵见秦老板戴眼镜、理平头、穿长衫，文质彬彬，不像是“中国兵”，又见秦的后面站着一位白发长者，“你们的什么的干活？”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问。
秦赶紧回答：“我是生意人，开豆腐店。他是我们的房客，我们这儿的邮政局长。”
“你们家有中国兵的没有？”日本兵问。
“没有。我们都是良民。”秦回答。
“有花姑娘的没有？”日本兵继续问。
“没、没有。”秦回答得心虚，因为他老婆和孩子都在家里躲着。还有长者的老婆也在里面。
日本兵似乎生气了，将秦和姓徐的邮政局长一起拖到巷子口，然后用枪托猛击两人，秦老板和徐局长当即倒在街上。日本兵不甘心这样空手而归，便再次踏进秦家，很快将秦夫人和徐老太搜出。“哈哈哈，花姑娘的有！”
几个日本兵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拥而上，将半老徐娘的秦夫人和徐老太扒光衣服，当着秦家4个孩子的面实施了轮奸……
被打昏在街头的秦老板和徐局长这时醒来，两人一听家里小孩哭、女人叫，知道出事了，赶紧往回走。年轻的秦老板走得快，一踏进门见自己的女人被日本兵糟蹋，欲上前与日本兵拼命，哪知还未动手，便被两个日本兵用刺刀一下捅死在家门口。
得逞的日本兵扬长而去。徐老太觉得自己一把年岁还被日本兵污辱，没有脸面活着，便要跳塘自尽。“你干啥？我没有走，你不要寻死嘛！”年近60岁的徐局长一声叹息，叫住了自己的老伴。
赤身裸体的秦夫人觉得自己在孩子面前给日本兵奸污了，无颜活在世上，于是边哭边拉着最大11岁的4个小孩子先后跳进了附近的水塘里……幸巧被路过人见着并救起，可怜最小的1岁孩子因溺水而亡。
玉带巷22号住着李福义父子俩，其他人家早已逃往乡下，李福义不舍两间旧居，所以日军进城后没有离家。
李福义平时胆小，一日，日本兵敲门，李福义不敢前去开门，敌怒，即向屋内连开数枪。李福义不得不踱着步子前去开门……“八嘎！”日本兵不等李福义将门全部打开，便飞腿一脚朝他胸前踢去，然后又把倒地的李福义拖到玉带巷口，拖一步刺一刀，一连刺了数十刀，直至他断气。
待在屋里的儿子李学才早已吓得浑身发抖。日本兵并没有放过他，在弄死李福义后，折身回到李宅，端枪直冲里屋，几把亮闪闪的刺刀戳向李学才的胸口。
“啊！啊啊——”李学才痛得死去活来，拖着血体，打算往后院逃跑。日本兵大步追来，直逼李学才至墙根，然后对准他的喉咙与脑袋，连开数枪，直至脑浆四溅……
新街口有一深宅大院，里面住着一位姓杨的老先生，他是个旧式老知识分子，也是富有家庭的后裔。据说杨老先生的祖上明清时曾有人在朝廷里当差，故而其老宅是有模有样的大院子。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想征用作为一个军事机构所在地，但由于杨老先生“根子硬”，所以连政府都没能征下杨家的这块风水宝地。
日本人来了，杨家的上上下下纷纷逃到了外地，唯杨老先生坚持不走。“不就是小日本嘛！有啥可怕的，我又没欠他们啥。”杨老先生满不在乎。
无奈，杨家只留下两佣人陪杨老先生守院。
日本人进城，大搜索、大抢劫到处可见。自然，像杨家这样的大院也难免。
“咚咚咚！”日本兵用枪托猛砸大门。
岿然不动。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日本兵的砸门声响如雷震。
“老先生，好像外面有人在敲门。开不开？”佣人请示。
“开吧！不开非礼也。”杨先生抽着水烟，半闭着眼睛说。
佣人赶紧去开门。五六个日本兵瞪着眼珠，冲向开门的佣人就是几刺刀。“先——”佣人“生”字还没喊出，就一命呜呼倒在血泊之中。
日本兵闯前庭，进二院，再入杨老先生安坐的后庭。
“你的什么的干活？为什么不开门？”日本兵的刺刀逼到杨老先生的鼻子尖上，并且用枪刺挑掉了他手中的水烟。
杨老先生眼皮一抬，不冷不热地：“我，中国人。南京市民。在自己的家里，什么的不干！抽烟的不行？”
日本兵大为惊骇，因为杨老先生是用日语回答的。
“你的，我们大日本的朋友？”日本兵张着惊恐的眼睛等待回答。
杨老先生轻蔑一笑，说：“我的不是你们的朋友。我的爷爷是与你们日本国当年谈判甲午战争后续条约的翻译秘书……”
“哟西！你的了不得！”日本兵相互对视后，发出一片嘘声。
“你家的，私藏中国兵没有？”日本兵追问。
杨老先生摇头，说：“我们家从不问政治和国事。”
“那你为何迟迟不开门？”日本兵又问。
“你说什么？”杨老先生耳朵一侧，似乎没有听清。
“问你为什么不快快开门？”日本兵粗暴起来。
杨老先生听明白了，淡淡一笑，说：“我耳聋，听力不便。”
日本兵感觉眼前的这位会说日语的中国老人在耍弄他们，于是战胜者的强盗占有欲上来了，不由分说，几把枪刺直向杨先生胸膛刺去……
“你们这些狗——！”杨老先生怒发冲冠地瞪大眼睛，大骂日军。
“死啦死啦的——！”日本兵抽出血淋淋的刺刀，又重新向这位不屈的老者刺去。
“鬼子！”倒下瞬间的杨老先生这回又用了日本兵听得懂的语言骂道。
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杨老先生被剥夺了生命，他祖传数百年的杨家老宅也被日本兵一把火烧成灰烬……家门难挡日本强盗。佛门又能如何呢？
中华门外的长生寺，位于方家巷内。日本兵攻克雨花台后，也就是十四五日便逼近寺院。小僧宏量问师父梵根，“要不要闭门躲躲？”师父告诉他：“日本人也信佛教，都是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梵根令宏量等所有寺院的大小和尚上大殿念经，香烛梵音。于是宏量等和尚们一个个跪在蒲团上，向慈善的佛祖顶礼膜拜。
这时，一阵皮靴声传来，一队持枪端刀的日本兵将和尚们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走进大殿，拍拍一个和尚的肩膀，意思让他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
这和尚在院中跪下后，口中仍然念着“阿弥陀佛”。
“砰！”跪着的和尚被日本兵一枪击毙。
第二个和尚又被叫出，同样跪在地上念经。又是“砰”的一枪……
如此一个个和尚被叫出，又一个个被杀害。
17个僧人先后倒在血泊之中，他们的黄色袈裟，被鲜血染尽。
“你——念经的有！”日本兵发现有个人并非像和尚，也令他念经。
那是俗家人，是当地卖油条的吴老汉。由于日本兵来得快，吴老汉没处躲藏，便来求梵根师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梵根师傅好心，便收留了吴老汉，也临时给了他一件僧衣伪装成和尚。哪知露馅，不会念经的吴老汉当场被日本兵用军刀砍在后颈上，结果颈骨砍断了，气管还连着，头耷拉了下来，血流如注。吴老汉疼得在地上翻滚……这时，一旁看热闹的另外两个日本兵上前，“咔嚓”连刺两刀，吴老汉顿时头断气绝。
“哟西，你的花姑娘的好！”日本兵突然被一位皮肤白嫩的和尚吸引住了。此和尚叫隆慧，是旗人，40多岁没长胡子，几个日本兵以为他是女人，于是好一阵高兴，七手八脚地扒掉隆慧和尚的衣服，结果一看是个男的，小鬼子气坏了，把隆慧和尚赤条条地拉到陀罗尼门的大石坎上，然后几个人一起将其抬起，又猛朝石头上摔下——隆慧和尚顿时脑浆四溅，一命呜呼。
平安数百年的长生寺，瞬间人亡寺毁，只剩下十三四岁的宏量和比他更小的妙兴徒弟二人。
年少的宏量吓得无处可避，于是逃到普照寺。位于莫愁湖的普照寺为千年古刹，当时有不少百姓也躲进了寺庙里面，包括不少老人和妇女。也就是十五六日，日本兵便踏进了这座佛门圣地。他们逮住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欲奸，结果引出了一群躲在佛像后面的年轻妇女，其中最小的才十一二岁，女人们没有一个逃出魔掌。可憎的日本兵仍不罢休，非要玩花招——让和尚与那些妇女“快活快活”。一个和尚双手合掌，口念“阿弥陀佛”。日本兵讥笑他“没有用”，于是便用刺刀将其生殖器割下，可怜那和尚疼得在地上乱滚，最后还是气绝丧命。
日本兵的铁蹄无论何门，皆一脚而进，暴行施绝。南京小心桥百岁宫有位70岁的隆华老师太，她见日本兵无视教规，作恶多端，虐杀生灵，便让尼姑们在大殿上架好柴火，自己盘腿独坐其上，当日本兵冲进宫后，隆华老师太点火自焚，与百岁宫一起化为灰烬……令日本兵目瞪口呆，即鸣枪致敬。
家门佛门皆挡不住日本兵的屠杀刀枪。徐长福的家是在江边的拖船上，他的家会被日本兵闯上来吗？
日本兵进城第二天，徐长福带着一家7口人搭上一条破“小划子”，顺着惠民河往上准备到水西门一带躲一躲，结果半途小划子漏水，徐长福赶紧又带着全家人上了堤岸，在江滩上临时搭了两个芦柴窝，相距几十米远。徐长福与二女儿、三女儿一个窝，其妻带着四个小儿子住在一个窝。入夜，徐长福的小儿子才几个月，因母亲没奶水，便哇哇直哭，这声音给日本兵发现了。电筒照到了徐家的芦柴窝。
日本兵一见徐妻，顿起淫心。徐妻死抱着几个月的小儿子就是不放，日本兵连打两枪，将徐妻和小儿子当场击毙。
就在几十米外的另一个芦柴窝里的徐长福及两个女儿不敢吭声，只能低泣流泪。待日本兵走后的下半夜，徐长福才带着女儿来到妻子的窝棚，含泪将妻子和小儿子装在用门板钉成的木盒内，露放在堤上，等待天亮后再作处理。哪知天亮后，又一群日本兵路过，见了徐长福，抓着他便走了，从此徐家儿女再也不知父亲的死活。
没了父母的徐家5个孩子，只得由最大的13岁的二闺女带着，在堤岸寻吃的找活路。第三天天黑前，二闺女想给弟妹们寻些吃的，便上了堤岸，结果刚露出身子，就被日本兵发现。
“花姑娘！”日本兵一见徐家二闺女，立即令她站住。小姑娘吓得拼命往河运学校方向跑，小女孩哪是日本兵的对手，几下便被贼兵抓住。日本兵欲扒她衣服强奸，哪知小姑娘死活不从，还抽了一个日本兵一耳光。这下惹怒了小鬼子，拔刀就将徐家二闺女的头劈成两半……
徐家只剩下可怜兮兮的4个娃儿，从此11岁的三闺女成了“家长”，她身后是3个五六岁的小弟弟。不日，三闺女被人领走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而上吊身亡。徐家3个幸存的小儿子也分别被人领走，皆改姓易名。
徐家的悲剧代表了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市千百个家庭的命运。13. 为迎“入城式”的大绝杀
对作为侵略者的日军来说，占领南京是他们“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占领他国之首都”的“千载盛事”。为了迎接这一“千载盛事”，占领军遵照上司的指令，从进城的13日开始的数日内，便开始了所谓的“整治市容”和消灭“残敌”的扫荡军事行动。
原定的入城式是在15日。据说因为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那几天身体欠佳，常卧床难起，加之“城内秩序尚未稳定”的缘故，就决定拖到17日。
13日到17日，这也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人数最多的几天时间。在军事用语中，“扫荡”是非常清楚的字眼，那就是见敌人便消灭之意。“整治”这样的词是对外面说的新闻辞令，其实对拿枪的人和杀红了眼的人来说，连日军的将士后来也都认为，这就是“屠杀”的同义词。
掌握和了解这方面的史实，有个意外的发现是：笔者基本上看到的是日军方面的史料。
因为中国人——处在生死边缘的守城军人和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但求能够保住一条命，不太可能还有谁能心平气和地记录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只有爱记日记的日军将士倒是非常认真和清楚地记录了当时他们自己每天干些什么事——这也从加害者的角度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比如在进城前的12月7日最高指挥官松井，就在向部队发布的命令中专门提到了在进城后要“各师团以一个联队为基干部队扫荡城内”这样的明确指令。13日进入南京城后，各部队下达的关于“扫荡”的命令就更多更具体了。如佐佐木的第30旅团在14日就下达了“扫荡”命令的十条内容，其中有“旅团于本日（14日）要彻底扫荡南京北部城区及城外”、“各部队至师团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虏”和出动“独立轻型装甲车”等内容。显然这样的“扫荡”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军人来说，就意味着被屠杀——“不得接受俘虏”的话很清楚：你即使是投降者，我也不接受你的投降，其结果当然是“死啦死啦”的。
进城的日军下属联队在13日后，也都相应作出了更具体的自己的“扫荡”命令。比如笔者看到一份《日步兵第38联队战斗详报第12号》报告，这份标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笼的军情报告，详细记录了该联队14日下午下达“扫荡”命令的具体任务分配和全天战况及其“扫荡”结果，签名的是联队长助川大佐。在这份14日的“扫荡”报告后面还附了3个表，其中第二个表中列出了该联队当天出动的兵力和消耗子弹的情况，共消耗步枪机枪手枪子弹3097发。在第三个附表的“备注”一栏里有一句话非常特别和醒目：“第10中队奉命守卫尧化门附近而驻守该处。但1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几千名敌人举着白旗来到该地。下午时解除武装后护送7200名俘虏到南京。”
关于这第10中队在14日所“接受”的7200名俘虏，另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俘虏后来迅速被押至下关的江边，全部被枪杀了。
在日军“步兵第7联队战斗详报”中，笔者还看到了出动山炮和坦克的内容，如“步七作命甲第105号（绝密）步兵第7联队命令”中有“应使用三分之二左右兵力”、“坦克中队（配合工兵小队长指挥的两个小队）应负责扫荡有特殊标记的道路”。这联队在之后的15、16、17号等日子里，都有相关的“扫荡”命令。也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进城的日军，基本上有三分之二的兵力主要用于在城内外“扫荡”——参与屠杀。
期间日军借“扫荡”之名到底屠杀了多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还是日军“军情”报告和他们的将士“日记”透露了部分内容：
国崎支队，是日第10军的王牌部队，用我们的话，它是一支刽子手特多的“魔鬼部队”。在这个支队的12月14日“军情报告”中有这句话：“了解到江心洲上有不少残兵败卒，就让该守备部队在独立山炮第10联队的协助下负责扫荡该岛。扫荡队这夜到达该岛开始扫荡。岛上解除武装的人大约有2350名……”也就是说，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俘虏2350名——“解除武装”紧接着的结果就是枪杀，没有掩饰，日军将士自己多次这样记述。
15日的国崎支队“军情报告”中又这样“报告”道：“……江心洲还有不少残敌，又派出第3大队再去该岛扫荡。”这份“报告”没有具体说当天他们“扫荡”了多少中国军人和百姓，只是提到了存留的“敌军番号及兵力”：（一）江浦附近：以第58、78师为主，以及第18、80、85、88、138、178师各一部，总兵力约3000人；（二）浦口附近，以第78、88师为主，以及第10、18、73、80、85、117、178、181各一部，总兵力5000人。上面这两个地方新发现的“残敌”共8000余人，后来被俘后都到哪儿去了？自然只有就地被杀，血染长江……
拉开大血幕之后的悲惨情景，本章前面已有所叙述——但多数讲到的有关“扫荡”是在下关长江一带和城内，其实在南京广大的市郊的“扫荡”行为，也是不胜枚举。
这里有一名参加南京城郊村庄扫荡的日军回忆：
有一次，我们因为怀疑某村庄有游击队潜入，于是就放火将它烧毁，一户也不留。另一次，单凭直觉认为村庄上有敌情，就将村庄烧毁，村民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活口。
对居民而言，这实在是无妄之灾，但是，日军却单凭自由心证，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形下，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首次犯下烧毁民房的大罪，是在入侵南京的途中，一处名为“句容”的邻近村庄。当时我所属的大部队，以预备队的姿态跟随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
随着接近南京，中国方面的抵抗也愈来愈顽强，在句容前方不远之处呈现胶着状况，于是部队就暂时停留在当地。在那一段短暂的停留期间，分队中的野吕一等兵伙同其他分队的士兵一行五人，不知前往何处去征收食物。
当时在附近仍有许多战败的敌兵潜伏着，他们少数人到离开街道的地方去行动，实在很危险。而且在战况不明，不知何时就要前进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忽视这个道理，私自外出行动。
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他们平安无事地回来还好，万一发生问题，事情就闹大了。不巧的是，总攻击的行动正要开始，大岳队也接到了前进的命令。
此刻我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怀着恐惧心向中队长报告。虽然中队长非常愤怒，但事情既已发生又不能不处理。
如果是不懂人情的队长，也许会以“大事为重”的理由，不理会他们而率队出发，但是很体谅部下的大岳中尉，却立刻召集干部商量后，派出搜索队。
这个临时的搜索队，是由发生问题的本分队和丹羽分队的队员组成，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担任指挥。
仅两个分队的兵力，就敢进入敌方和游击队潜伏的地区，实在很危险。途中经过两三个小村落，未发现任何迹象，再继续前进约八公里后，看到一座周围用土墙围成的村庄，约有五六十户人家。
“这个地方很可疑。”说着班长就在村庄前方下令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着三名士兵不知要前往何方，约三十分钟后就抓回三名状似当地居民的男子。
班长似乎打算从他们口中探出消息。结果不出所料，他们一回来就叫翻译人员沟口一等兵进行问话。
“你们有没有在附近看到几名日本士兵？坦白说，他们到哪里去？现在又怎样？如果有任何隐瞒，你们就没命。”
那三个居民看到班长拔刀在恐吓，可能是惊吓过度，一时竟答不出话来。班长却以为这是无言的反抗，而大声呵斥道：“臭家伙，你竟敢不合作，我要你的命。”同时高举军刀，做好砍首的准备姿势。
也许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真的砍下去，所以当我看到他那把锋利的军刀掠过居民的头部时，我的确吃了一惊。
锋利的刀锋不偏不倚地砍断其中一位居民的首级，滚落在草丛中，从切口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草木。其他两位居民此刻非常害怕，于是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道出。根据他们的说词，住在前方那座村庄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最近有几十名中国游击队员潜入。今天白天里，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不久就响起一片枪声，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村庄内，他们不知详情，也不知道那几个日本士兵的下场如何。
听到这里，大家都判断野吕一等兵可能是因为征收而遭到杀害。下一步只需前往确认，然后准备收尸。但是不超过30名的兵力，想要从正面挑战实在太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全部被歼灭。
于是班长就决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后，放火烧毁村庄，趁居民们狼狈逃亡之际，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掉。班长是一位沙场老将，作战经验丰富，他的作战策略从未失败过。
等到深夜，认定村民都熟睡时，我们就越过土墙，到处放火。不久，火势迅速蔓延起来，火光到处乱窜，将整个村庄烧毁。酣睡中被大火惊醒的民众，争先恐后地仓皇出逃。
这个时候，我们乘虚而入，展开突击行动，见一个杀一个，只在十几分钟内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着死尸。其中也有类似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但我们并未遭到抵抗。也许是因为在睡眠中遭遇突袭，慌张过度而误将两个分队的兵力视为一个中队，以致丧失战斗意识。
战斗结束，在火光照耀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以及老婆婆、老公公……
其实日军在向南京市郊“扫荡”时，是杀害无辜百姓最多的一段时间。通常情况下，日军到市郊的“扫荡”都是突然袭击，而乡村的百姓又缺少防范能力，他们不像城里人东躲西藏——因为几间草棚在这些农民看来，是他们唯一可留、可躲的地方，因此日军一到村里，他们大多数还留在家中，几乎是任杀任害。
笔者翻阅了几篇由朱成山等2005年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内部材料，这是一批大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的社会调查完成的成果，其中多数是那些居住在市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此处挑几份供读者一阅：
陶昌漫（85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日本人把我们这里的8个人绑在凳上，旁边放上脚盆，把他们刺死以后血就流在盆里面，盆都装满了血，和杀猪一样！鬼子还把村里抓来的4个人用绳子绑起来，背面还加上大柱子，把他们从山上推下来，人都断气了。村里一个叫陶陇和的，当时50多岁，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村里还有一个叫叶维荣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也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另外一个叫余休金，当时50多岁，日本人烧房子，他待在里面，日本人不让他出来，结果烧死在里面了。
方有均（84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我们家有草房上十间，一大家族住在一起，有上十口人，包括叔叔婶婶，兄弟十几个都住在一起。鬼子一来，我们都跑到河那边，房子和家里的东西全被鬼子烧掉了。我当时17岁，是家里四兄弟中老大，我有个11岁的兄弟，小名叫龙孩的就被日本兵打死了。我母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村里有个叫刘知军的，鬼子看见他，他就吓得跑，鬼子就打枪，我亲眼见他摔倒死了。
邹万波（80岁，永宁镇侯冲村人）：
鬼子来的时候到处打鸡打狗，打死了就拿走，鬼子叫小孩帮他们逮鸡，逮不着就揍人。我亲眼看见王家楼子整个村子被烧掉了。有个叫萧家和的，当时40多岁，日本兵用装刺刀的长枪把他捅到水里刺死了。村里还有一个人是陈德教的父亲，他名字我记不住了，当时他是个读书人，鬼子见他像个知识分子，就绑起来，浇上汽油，在张家堡把他活活烧死了。
丁成英（76岁，永宁镇高丽村人）：
我原籍在上周八队。入冬，鬼子突然进村放火烧村。那天有一家正在办喜酒，鬼子来后堵住门，说里面的人是“坏蛋”，架起机枪就扫射，打死了13个人，其中有李邦国的父亲李常安、他二哥李邦友等。
张家林（永宁镇河北村人）：
鬼子进村那年，我大约六七岁。只知道鬼子见人就杀，一村子人被杀死一百个人还不止。当时鬼子占据了整个铁路，大人要是穿过铁路线，鬼子就以为你是坏人，就让狼狗咬，活活把人咬死。我看见一个跑反到此地的南京城里人，就让日本人一刀刺死了……
……
永宁镇是个小镇，而且也不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即使如此，这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初始时间里，也多次惨遭“扫荡”，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
而日军在“扫荡”中所实施的残暴花样，更令人发指。这在许多日军的“日记”和“回忆”中都有足够的描述与记载。下面这位叫田所耕三的日本老兵，是日军第10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的一等兵，他曾对人说：
我在城里扫荡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我们怎样枪杀和刺杀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脑袋砍下来。我嘛，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这样的屠杀在城里外一连干了10天左右。
当时，我们的部队驻在下关，我们用从铁丝网上拆下来的铁丝，把抓来的人每10个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用煤油点起火来烧，这叫“捆草袋子”，这简直和杀猪一样。干了这样的事，再杀人就不算什么了，司空见惯！为了使俘虏们有所畏惧，也曾用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捅进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要是把刀横着刺进眼睛下面，立即就有鱼眼珠一样黏糊糊的东西耷拉下来。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么点消遣，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不干了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乐趣呢？（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用“惨无人道”来描述日军的残暴似乎远远不够。
15日那天下午，盘城乡丁解村史家有的父亲刚从家里走出，就被日军拦住，也不问什么事，日本兵举起刺枪就往史家有父亲的喉咙、两肋、胸口连刺4刀，受害人当场死亡。刘庆英说，她儿子韩小斌和邻居张家的两个儿子，因为身体长得壮实，“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当场被日本兵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的独生子被日本兵用刀捅死，共捅了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上1刀”。另一位幸存者许金凤说，日本兵把她家房子烧后，又把其丈夫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心窝，这还不算，又向头部打了一枪，直到脑浆出来后，鬼子才哈哈大笑地放手”。
郊区如此，市区更是日军施暴“展显身手”的地方。
碑亭巷的侯占清是个幸存者。那天，4个日本兵抬着他“在火上燎，用以取乐。把他燎得浑身是泡，然后扔在一边……”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兵当时看到街上另有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路过去追杀，侯占清说他“肯定也会被当作‘烤猪崽’烤焦了”。王府巷的王二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日军捉住后，剥去衣服，先打断一条腿，再放出一群军犬撕咬他。王二顺拖着残腿边逃边与军犬搏斗，可那猛兽似乎饿极了，疯狂地扑咬王二顺，很快王二顺就不是它的对手了。血肉模糊的他乞求一旁的日军指挥官放了他，哪知这日本军官不仅不制止军犬的撕咬，反而抽出军刀，又砍下王二顺的另一条腿。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的王二顺就这样活活地被军犬撕咬至死，直到肠子五脏拖落一地。如此恶心反胃的一幕，则让日本兵在一旁乐不可支。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把臭名昭著的当年日本战地记者自己报道的，近几十年来又一直被日本国内以为不大可能的“斩人比赛”的两位刽子手的事在此叙述一遍。
其实这件“斩人比赛”案最早是日本自己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在日军进攻南京途中的1937年12月5日，日军打至南京郊区的句容时，两位日本随军记者浅海与光本给《东京日日新闻》发了一篇题为《“百人斩”大比赛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89：78》的报道。
1937年12月14日，也是日本占领南京第二天，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又在重要位置上刊出：
斩百人竞赛“超纪录”向井：野田 106∶105
两少尉进入加赛
［浅海、光本、铃木特派员发自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于入南京前开创了“百人斩竞赛”这种比赛的先例。二人在10日紫金山攻略战的忙乱中创出了106∶105的纪录。10日正午，两少尉单手提卷刃的日本刀会面。
野田说：“喂，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说：“我杀了106人。”
两少尉哈哈大笑起来。结果，不管谁何时先杀超过百人的，二人马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算我们平手吧。但是我们再杀到150人，怎么样？”11日果真开始了斩150人的竞赛。11日中午，在俯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正在搜捕残败军的向井少尉说起了“斩百人平局竞赛”的始末，“不知不觉中两方都超过了百人，真是愉快啊。我的关孙六刀崩刃是因为我把一个人连同他的钢盔一起砍了。说好了战争结束后，就把这把日本刀赠给贵社了。11日凌晨3点，在友军的珍奇战术下搜查紫金山残敌时，我也被敌人发现了，我站在弹雨中，心想：唉，听天命吧。可是却一次都没被击中，这都多亏了这把关孙六刀。”向井少尉给记者看了这把在飞来敌弹中吸了106人血的“关孙六”。
在这篇报道旁，《东京日日新闻》还刊登了向井手持军刀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样一篇报道不可能有假。后来为什么没有了“150人斩”的报道了呢？因为当时这两篇“百人斩”报道出来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反感，日本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军队形象和国家声誉，这样的“杀人比赛”报道便被禁止了。
禁止并不说明没有“150人斩”的继续，从后一篇报道中向井的“豪言壮语”，及日本军人的争胜好斗个性，乃至日军占领南京后集体对中国人民实施大屠杀的客观情况看，笔者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这两位日本刽子手必定又疯狂地屠杀过无数中国人，至于是否杀到了150人，还是200人，我们无法证明，但又有谁能证明这两个日本少尉进城后就什么事都没有干呢？谁能证明他们在看着“友军”大开杀戒时自己则突然不动手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日军在南京屠杀30余万中国人是指他们占领南京后的时间里所残害的人数，向井和野田比赛“百人斩”纪录时，只到12月10日，距大屠杀开始还有2天时间，之后的几周恰恰是日军几乎人人参与屠杀、奸淫和抢劫的“大好时候”，在比赛中誓言要杀“150人”的两个凶神会突然停止不杀了？即使是向井和野田不杀了，“山本”、“松井”就不杀了？“山本”、“松井”杀的人就没有100、150人？那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谁杀的？简直是自欺欺人！
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人近几十年来为了掩盖他们的滔天之罪，竟然连这两个遗臭万年的刽子手在10日之前已经杀了106和105人的事实都想抵赖！一说“报道虚假”，一说“再好的关孙六刀也不可能一下子能杀100多个人”，又说“即使一天杀10个人，也难以创造百人纪录”云云。
日本有些人的无耻也是在人类史上少有的！我们虽不知向井杀百人是否就是用的一把“关孙六刀”，也不知“关孙六刀”到底能不能在几天、十几天里因砍百人的脑袋而“卷”了刃——据说“关孙六刀”是日本的名刀，因曾受过天皇的赐名而负盛名，但有一点总是基本事实：浅海等随军记者的战时报道并非写一两篇，如果他们的报道有虚假存在，相信日方和日本军方绝对不会随意让其刊登；再说，一把刀杀一百个中国人，与用十把刀杀一百人有什么区别？
向井与野田杀中国人的“百人斩”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即使日本有人以各种方式企图掩饰或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抹杀真相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些词语回答他们：无耻！无赖！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犯罪，其本身就应该彻底地受到惩罚与谴责，而当这个犯罪的国家还想在事实面前抵赖与否定时，它只能被全世界所唾弃！
日本真的永远想做这样的国家吗？
正义终究战胜邪恶。历史也总是公正和客观的。1947年12月初，由中国开设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法庭对刽子手向井与野田提出起诉：
向井敏明、野田岩（即野田毅）在作战期间，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分充少尉小队长及副官。田中军吉隶属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充任大尉中队长。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会攻南京之役，因遭遇我军坚强抵抗，衔恨之余，乃作有计划之屠杀，藉以泄愤。田中军吉在京城西南郊一带，以“助广”宝剑，连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达三百余名。向井敏明、野田岩则在紫金山麓，以杀人多寡为竞赛娱乐，各挥利刃，不择老幼，逢人砍杀，结果野田岩戮毙百零五人，向井敏明则以杀百零六人获胜。日本投降后，野田岩等先后在东京被盟军总司令部缉获，经我驻日代表团解送来京，由本庭检察官侦查起诉。
历经一个多月的审议，法庭于1948年1月27日对这两个战犯作出了死刑判决。
1948年1月28日，这两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被中国法警押向雨花台刑场枪决。南京市民一片欢呼。这是罪有应得的结果。
历史无须再为这样的鬼魂招安了。为鬼魂招安者一定是心怀鬼胎的人。
笔者在写完前面这些篇章时，有一天翻阅“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1939年5月1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其实又刊发了一篇题为《宝刀“关孙六”向战死的竞争对手敬献的锋刃 向井中尉在汉水战线》的报道。这篇发自日军占领我汉水东部地区的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随军记者某日在一个叫寺庄的小村庄偶然见了在此奋勇作战的向井中尉。
向井中尉在前年的南京之役中与战友野田中尉订下斩杀百人之约，并用爱刀关孙六斩杀敌兵107人，是一个勇敢的年轻军官。南京战役之后，他剃去留了很长的胡子，与战友野田中尉再次约定要斩杀500人，并转战徐州、大别山、汉口、钟祥各地，砍杀敌兵305人。可是野田中尉在海南岛战死（其实野田没有死，战后也被作为战犯在南京被审判处死）。现在他（向井）为了实现斩杀500人的约定，一个人在奋力作战。
实际上向井中尉的愿望是斩杀1000人。记者询问他“关孙六锋利吗？”朴实寡言的中尉回答道：“很锋利。刀尖有一点不顺手，但我有自信，所以没关系。出征以来，我没生过病，总是在最前线，却从未负过伤，很不可思议。大概身体生来就是能够坚持长期战争吧……”
呵，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想包庇的刽子手！当年南京审判时肯定没有获得上面这篇我所看到的报道，否则必定还会在对向井和野田的起诉书上加进去更多的罪行。而另一种情况的猜测可能是：由于当时对这两位“百人斩”的起诉是限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段，因此可能没有包括他们在后面几年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写到此处，我内心的悲愤不由再度提升，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包括现在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对自己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其实一直采取的是能隐瞒就隐瞒、能抵赖就抵赖、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的态度，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对南京大屠杀这样十分清楚、历史早已定论的事实却总有日方发出完全不同的否定与歪曲的声音的原因所在！
其实，在中国进行“斩人”比赛在当时的日军中十分普遍，绝非只有向井和野田两个人所为。因为在战场上用军刀杀人，这也算是日本军人的一个传统和特点。可悲的是，日本人用的所谓的“日本刀”起源则是我们中国的刀。1939年2月28日，当日本军队横行中国时，《东京日日新闻》上还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解析日本刀》，文章这样写道：
日本刀之名，原本是800多年前由支那（即中国——笔者注）人所起，而日本人自身开始使用，则是在幕府时代末期国难之时。在国家危急之秋，日本人脑海中必将油然浮现出日本刀之名，这也是对日本刀之信念使然吧。不管现代武器有多先进，在决定最后胜负的短兵相接中，日本刀绝对不可或缺。此外，其对激发人的斗志也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一开始，军刀成为日军的重要武器，尤其是与武器落后的中国军队交手之后，日军官兵更觉得使用军刀“斩杀”对方，“实在过瘾”。
“泽渡勇敢踏上征途，因为在南京附近的追击战中，杀入敌阵，一气砍了15人而扬名全队。”（《福岛民报》1938年4月17日）
“登陆以来他第一次拔刀马上就杀入敌阵，出色地砍杀了7人……”（《福岛民报》1938年3月2日）
“要塞攻击战斗中，我与队长角田荣一中尉杀入敌阵，连砍了26人……”（《东京日日新闻》1938年1月27日）
这样的报道，在南京大屠杀后期，日方的国内报纸上不断有这类宣传“战果”的新闻，刊出过不胜枚举的军刀“斩人”“事迹”。
显耀呵！魔鬼的本领！
日本人在炫耀从中国老祖宗那儿传来的宝刀的威风时，并没有思考一下应该不应该杀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相反他们把这样的锋器用来屠杀一个个中国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耀，真是恶魔！
日本军刀下的一个个幽灵将永远不会饶恕这等罪人！最最可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屠杀者竟然还要抵赖！
我们再来回头说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所实施的大屠杀情况——
其实这样的大屠杀并非只在日军进城后的前几周，而是在整个南京陷落后的全部日子。这与日本国内大本营和前方最高指挥官们的默认与纵容有直接关系。20世纪30年代曾最早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的记者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结尾处便有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见解：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暴行，难道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作者于1938年4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事实确如田伯烈所言，日军的暴行基本上一直处在无人管束的状态下，或者说日军当局明知其所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军和日本大本营对南京发生的事一直是严密封锁的，即使对日本自己的国民也是“尽说好话”，不说坏话，“杀人”也被冠以“英雄杀敌”之类的鼓舞“斗志”和国民士气的美丽光环。而外界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实了解很少。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只有十来位，在日军施暴最疯狂的十五六日后统统被日军赶出了南京。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让全世界为之震撼，而这些也都是那些撤离南京的外国记者们通过极其困难的途径发出去的——
“在外国人的统治下，今天的南京，受到惊吓的人们生活在面临死亡、折磨和抢劫的恐惧之中。数万中国军人的坟墓，也可能是中国人反抗日本征服的全部希望的坟墓。”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日军像用一把细齿梳子仔细地在城内搜索中国军人和‘便衣人员’。数以百计的人从难民营中被搜出并遭屠杀。临刑就戮的人们被两三百人一群地押往就近的屠场，被用步枪、机枪扫射枪杀。有一次，坦克被调来处决了数百名俘虏。
“我目睹了一场集体屠杀。一群几百个行将处死的人举着一面大幅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押着，赶入一块空地，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枪杀。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积越多的尸体堆上，用步枪补射仍在动弹的躯体。
“对日军来说，这可能是战争，然而对我来说却像是谋杀。”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4日）
这就是谋杀，而且是日军上下在十分清醒和理智的状态下的屠杀。这样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屠杀才是最最要命和恐怖的。
杀人恐怖，边淫边杀、先淫后杀更恐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