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过去，13日到来。

    13日对南京的守军和市民来说，是个末日，是个屈辱的末日，是个悲愤的末日，是个足以让人铭记千年的日子——1937年12月13日，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应当记住它。

    在今天的中国，许多高级公寓的楼层里没有“13”层，人们说是一些“崇洋媚外”的中国人搬来了西方人的洋腔和习性。西方人忌讳“13”这个数字，是因为基督教里有个传说：基督是被自己的第13位门徒犹大出卖而死的，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因此特别忌讳“13”。1495年，著名画家达·芬奇创作的《最后的晚餐》给了这个传说最形象的表达。

    13日这个日子真不是什么好日子： 拿破仑逼西班牙投降的日子是13日；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口的日子也是13日；日军占领上海的日子也是13日——这是一个月前的事情。可蒋介石及同僚不曾想到的是，自己的首都——南京的沦陷日又是在13日！

    对南京人来说，1937年12月13日是个忌日。如今77年后，“12月13日”，成为全中国人的公祭日。

    77年前的12月13日这一天发生在南京城里城外的惨剧，是整个“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6. 守军的记忆

    无论如何，12月13日对那些原本在南京驻防的中国守军来说，这一天的结局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当然， 12日当晚被人提前乘船接走的十几万守军最高长官唐生智及几百名随行人员除外。

    南京大屠杀除了追究日本人，国内曾有人多次谈到蒋介石和唐生智的责任问题。蒋介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有过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用毛泽东说的话是：1936年之后，蒋对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故他的责任似乎也就如此了。至于守军最高司令唐生智，多数人认为，他本来就是个摆设，只是南京处在虎狼威胁前没有谁敢站起来直着腰杆抵挡一阵、承担首都守城之职时，他这位病体拖身者的一番“慷慨激昂”成就了他当上总司令。能让唐生智担什么责任呢？蒋介石后来在武汉听唐生智汇报南京守城的过程时，没有吱一声，其原因也在此。

    作为十几万守城大军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日本人进攻南京、守城部队每分钟都在成百成千死亡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也应该是记入历史的。由此，笔者看到了当时一直在唐生智身边的司令长官部参谋谭道平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面倒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当日下午四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及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唐生智首先宣布说：“……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空气冷寂到使人寒战，至是，他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同时，把撤退命令、突围计划以及集结地点，分别作了指示。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不能言说的静寂刺激着每个人的感情，大家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

    在这样的气氛下，唐生智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终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突围计划下发后，不久就快天黑了。从长官部的窗口往外望去，远远可见紫金山满山都在焚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也全是火光，南京城里异常混乱……

    是夜，城东南隅，已发生激烈巷战。我和李仲辛还在唐公馆迅速搜集文件，等我们赶出来时，卫士们正将汽油向这所屋子浇洒。原来唐生智在上车时，拿了500元和20瓶汽油交给卫士，要他们把这所屋子焚毁。我们离开唐公馆，立刻赶到铁道部办公室，那里除了几个散兵在无聊地来去走动以外，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进地下室，看见一元一张的钞票，零乱地散在地上，一具死尸倒卧在那里。我和李仲辛把遗留的文件烧掉后，急急地离开铁道部。

    我们想从挹江门出城，可是走到挹江门，看见两边却布满着铁丝网，中间仅留有一条小径。第36师的士兵们举着步枪，作着瞄准的姿态，禁止任何人的进出。第87师、第88师和其他部队退下来的官兵正向他们吵闹着，中间还夹杂一片老百姓哭叫的声音，四处断断续续的零乱的枪声。紫金山上火光照天，后面难民们扶老携幼还在络绎地过来，我们也只得在工事前面停住。我忽然想到第36师的这一团是奉命开来城中准备巷战的，因此，我就走向前去，对那守卫的士兵说：

    “团长在什么地方？我有重要命令要交给他！”

    “你是谁？”他问。

    “卫戍长官部科长，我有符号在这里。”

    他检查了我们之后，准许我和李仲辛通过铁丝网。我们到了挹江门口，见到了第36师的一位连长，我便把他们应担当的任务告诉了他。

    我们已安然地出了挹江门，看见沿江码头上，秩序异常纷乱，枪声这边停了，那边又响了起来，人是成千成万，渡船却只有两三只。长江此时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一只船刚靠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失的坠入江里，也没有人来理会，几百只手紧拖住渡船的船缘。船上的人们怒骂着站在岸上不让他们开驶的人群，有的向天空鸣枪。水手经过一番好言劝说，竭力把船撑动。可怜！有好多人，还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的跌在水里随着江水流向东方。在这时，人与人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战争的过失，黩武者的罪恶，让万代子孙永远诅咒吧！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已有无线电通知第一军，可是当时胡宗南部驻在滁州，命令还来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

    当时，日军也有一部分在江浦县境内渡江，所以隔江枪声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在枪声中向煤炭港匍匐前进，终于到达了海军码头，那里有江宁要塞司令部特务连驻守，停留着一只船。我们登船后，见船里已有三四百人，都是长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见唐生智、罗卓英和佘念慈。许多人主张立即开船，我尽力阻止他们，一定要等唐生智他们来后再开。等待了一小时以后，果然唐生智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陪同着来了，一会儿罗卓英和刘兴也来了，佘念慈和廖肯却还没有来。唐生智命令又等待一个小时，后恐误了渡船的计划，所以只得下令开船。

    现在再来谈谈这艘船的来历。原先在卫戍战发动时，唐生智为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见，把所有的船只交第36师看管，不准留有一船，违令即以军法论处。12月7日，江阴江防司令部装运一部分人员和军用品开到江宁要塞外面的乌龙山，停留在封锁线外，后来周斓参谋长坚持把这艘船暂时取来，所以由我通知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由小筏引港进入，停泊煤炭港，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生，全仗这艘船。

    夜里十点钟到达浦口，沿铁道北行，想到滁州，可是行不多远，在花旗营遭到伏击，据报江浦日军正向我们进行包围。因此，就改奔扬州向顾祝同部靠拢。唐生智因身体没有复原，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想了许多办法，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旧由卫士们扶着前进。走不了几里路，唐生智委实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副官报告说，还是那辆板车。唐生智叹道：“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无奈，只好上车向前行进，不时停车问左右：“长官部人员都过江没有？”“佘参谋长和廖处长来了没有？”态度异常沉痛。

    由浦口向扬州，走不多远，途中有一座大木桥正着大火，我们一行共四五百人，在燃烧中的桥上艰难地通过。回望南京，火光烛天，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如同白昼，数架日机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吼叫着……

    唐生智走了，这位守城的最高司令长官走时心头肯定也很沉重，然而仅如此而已，他唯一感觉闷在心里很不舒服的是：他是作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替罪羊”，很没有面子地在自己手中丢了首都南京，从南京城败阵而走。

    从史料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当时蒋介石只对唐生智和他身边少数几位要员作了“撤离”的安排，其余人员和守军都是要求他们“突围”。如何突围，突围到何处？唐生智的参谋人员虽然制定了，但那份草草制定出的“计划”，基本上没有人按此实施，最要命的是许多正在前线与日军激战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这份“计划”的通知，当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其实已经从长江搭船远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听人说“上峰”已经下达撤离的命令。但那时日军的屠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即使想走也无法脱身。更何况，僵持在城门口的守军官兵怎能忍心拍拍战袍上的尘埃，扔下那些成片成山倒在血地里的战友就跑了呢？

    不能。一般部队的官兵都不太可能这样做。但不这样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象征南京失陷的那一刻，当中华门被日军占领的13日零时30分钟左右，之前随着紫金山、雨花台、工兵学校等险要相继失守后，日军的大炮立即向城区内展开猛烈轰击，中华门血战数小时后，被日军扬扬得意地插上了太阳旗——南京城至此宣告正式失守。瞬时间，侵略日军如汹涌的洪流，迅速冲进城区，部分守军与日军即刻进行白刃相加、拼死肉搏的巷战和就地战。但同时，一队队听说唐生智司令已经下达“撤离”命令的中国守军乱了阵脚，甚至多数还没有弄明白在激战时刻突然要“撤离”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潮水般的人流夹着、卷着、推着向城外的下关方向大逃亡……一时间，整个南京城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如果除去连日阵亡的一两万人，那么此时撤离的守军总人数仍应有十二三万！这十几万大军，此刻或有三三两两是有人带头在有序撤离的，但后来这些有序撤离的官兵仿佛溪水遇上了海啸，转眼被冲散了。此时的将军找不到自己的警卫，成营成团的士兵更找不见自己的长官，是炮兵的扔下了炮台化装成了伙夫，是机枪手的捡起了拐棍，是步兵的干脆把军装一脱穿上了百姓的便衣，军官已经沦落成“落汤鸡”无人理会，只凭自己的本事能走在前面的就可能捡条命，但走在前面的人发现比后面的人死得更惨——通向下关长江渡口的挹江门却不知何故死死地紧闭着，城门口，一位中校指挥官站在城墙上，握着手枪，向洪流般涌来的友军官兵，高喊着：“不准撤！统统回去——！”

    “妈的，我们是奉唐司令的命令撤的！赶紧让我们过去！”

    “再不让过去我们开枪了！”

    乱成一片的逃亡队伍中有长官、有士兵，有拿枪的、有扛箱带包的，一看被自己的人堵住去路，便骂开了，甚至有当官的举枪就朝天开枪。

    “我是上校团长，你个小小中校，给我让路！”

    这下惹火了守城门的中校，只见他一挥手，命令自己的机枪手：“谁要敢过来，统统枪毙！”

    “妈的！竟敢朝自己人开枪！给我冲啊——！”

    “冲啊——”

    城门内的逃亡大军，举枪的开枪，持棍的挥舞着向挹江门口冲去……

    “打——”城门口的机枪、步枪齐鸣，一条条火龙袭向毫无准备的人挤人的洪流之中，于是赤手空拳的撤军队伍一片片倒下了，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不仅没有后撤，反而更多、更猛地向城门口拥去……

    “兄弟们，师长命令过我们，我们就是要守住这城门口，不让一个守城部队的官兵从这儿退逃！这是命令！决不能手软！给我打啊！狠狠地打啊，把他们都赶回城里去打小鬼子去——！”中校疯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士兵疯了。

    冲向挹江门的撤军们弄不明白为什么逃亡路上竟惨遭自己人的残杀？

    “营长！好惨，好惨啊！”教导总队“六勇士”之一的张勇隆，身强力壮，撤离时他跟营长郭岐一行分散了，不想以为走得快的他，竟然最先遇上了最惨烈的一幕：

    宋希濂的36师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于是守在挹江门的官兵死活不开城门，源源不断拥到那里的几万官兵只有拼命冲向城门，企图撞开围挡，获得生路。而把守城门的官兵死死不放，最后只得双方出手开火……开始是朝天鸣枪，后来变成相互对射。城墙上的守军凭着居高临下的位置，机枪扫射下来，一片一片地倒在地上……但是后面蜂拥而来的人，身不由己，只好在惨死弟兄的尸体上践踏往前。君不知，刚刚死去的尸体是软绵绵的，一踏上去立脚不稳就会摔倒，这前面的人一摔倒，后面的人又把摔倒的人踩死了……如此一批又一批的新尸体倒在地上，又有一个又一个踩在尸体上摔倒的人成了新尸体……惨啊！谁也无法挡住这失控的局面。

    朝挹江门方向来的逃亡人潮势头越来越猛。那些急于冲出城门口的官兵人群中，有人自作聪明，搬来木门和木墙板壁，铺在成堆成堆的尸体上，然后成千上万的逃生者跳上这些木板与木门，继续往前冲。殊不知，木板下的尸体顿时腹破肠裂，加上你一蹬、我一脚，那热乎乎的鲜血溅起好几尺高，溅得逃生者个个如头面分不清的血鬼一般……

    然而，更可怕的是由于前面堵塞，耽误了大量守军的撤离与突围时间，使得后面的日军追兵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收拾这些已经丢掉枪炮、毫无组织、实际上沦为逃亡难民的中国军队官兵。

    于是，更多中国守军官兵们成片成片地倒下，成片成片的鲜血向长江边流去……

    毕竟，当夜日军还没有全部进城，赶在逃亡大军后面的鬼子们还不算多，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官兵最后还是撤到了下关的长江边上，然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比在挹江门时前有堵军、后有追兵的处境更悲惨——这就是南京大屠杀中最严重的血腥一幕：多达十来万的中国俘虏被日军集体杀害！

    关于日军在长江边屠杀中国俘虏的现场情形和怎样造成如此残酷的血腥事件，后来有些幸存者——国民党军队老兵，在大陆和台湾都留下过不少珍贵的回忆。当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相关地方获取并看完这些回忆文章时，内心的那份震撼与恐惧数天不能平静——

    田兴翔，当时的国民党陆军103师613团排长，1937年8月底随部队从湖北罗田调到江阴，先在常熟参加阻击日军，后一直撤到镇江，最后随师部到了光华门参加与日军的决战。103师进南京城时共七千余人。副师长对田兴翔等官兵们说：“唐总司令说，南京是国家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我们这里有十几个师和特种部队，十几万人。我已下决心和大家一起，战到一兵一卒都要和首都共存亡……这是我们杀敌报国的好机会。”这番话，对官兵们振奋很大，大家都作了为国牺牲、与小日本鬼子拼死到底的准备。

    田兴翔这样回忆道：

    “我们接防按常规作战法，以主力布防第一线城垣内外，但这里是日军主攻方向，他们的炮火、坦克、空军、步兵配合轮番向我方轰击，造成我军极大伤亡。后来我军改变战法，把大部队后撤，一连一营地轮换坚守。可是敌人的攻势更加迅猛，城墙城门都被摧毁出数段缺口，部队既要堵击敌人，又得不断用沙袋等障碍物堆堵住击破口，这样伤亡更严重，一连一营换上去，不到20分钟即伤亡殆尽，尸横遍野。阵地前，敌人也留下许多尸体。

    “12月12日入暮后，日军的坦克、骑兵数路冲入，师部电话紧急通知：‘总司令部电讯中断，不知去向。’此时电厂停电，全城电灯熄灭，而紫金山等地方燃着熊熊大火，城内炮火交织，房屋燃烧如同白昼。可失去指挥的部队却呈溃散之势，纷纷向挹江门逃往下关，企图渡江。我们退到新街口，中山路上已被军队车辆、逃难民众挤得水泄不通，行李什物抛塞满地，敌人的坦克骑兵又从后面追杀过来，故人群死伤遍地，原来成建制的连营甚至是团的部队彻底被冲散了，各自挤在乱成一片的人群中向下关奔逃。我挤到挹江门附近时，数万人不能出城，因为守城的36师宋希濂部没有接到守城部队撤离的命令而不让我们出城，且三道大城门洞口都用沙袋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两米多高，人群出不去，于是急红了眼的城上城下官兵对射，造成遍地死尸，血流成河……”

    田兴翔说：“正在这当口，我偶然碰上了师部副官主任王景渊、少校参谋岑元彪等十多个贵州老乡。见前有堵后有追、无法出城的情况，有人提议从城墙上吊逃出去。于是我们几个手忙脚乱地从街上绸缎铺里拿来几匹绸布拴在城墙垛口上，然后拉着绸布吊出城外，总算到达了下关，这已是午夜时分。不想到，江边已有数万军民混杂在一起，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大家到这儿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找船渡江，可根本没有船。所以为了活命，大家各使奇招，有用木杆的、有用桌椅的、有用床架的，也有用门板的，等等，人就骑在上面，企图渡向浦口。但已到12月中旬了，江水特别冷，那天夜里风浪又特别大，溺江而死者不计其数。王景渊主任见状，便对我们说：趁早离开下关，向燕子矶方向去找船。于是我们几个贵州老乡搭肩共行，费了很大劲才算到了燕子矶。在那里，我们在江边的小渔村里找到一只小渔船和一船夫。”

    “我们以为有活路了，于是把船拉到江里，哪知突然小船上一下跳上几十个人来，小船即往下沉……”田兴翔说。当时算王景渊官职高，他说：“我先到对面的八卦洲叫副官开大船来接你们，你们先不要抢。”田兴翔等几位下官只好下船。

    该船到江心时，这边岸上的散兵越聚越多，有人冲着王景渊开走的那船高喊：“把船开过来呀！”但岸上的人喊了一阵见无人回应，便端起机关枪就向小船射击。

    田兴翔等一看渡江无望，便夹杂在其他逃亡散兵中向下游的芦苇滩乱窜。

    “到13日中午，几十里长的大芦苇滩遍地都是散兵、乱马和逃难的老百姓。这时日军海军出现在江上，天上的日军战机也飞来了，他们从天上、从舰上，向我们芦苇荡狂轰乱射，芦苇顿时着火燃烧起来，我们这些逃兵，还有百姓，顿时被烧死的烧死，跳到江里的不是被淹死也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死了……”田兴翔他们一起逃出城的贵州老乡此刻一下走散十来人，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人。他们躲在一个小山脚，既冷又饿，走投无路，只能等到天亮后再想办法。谁知黎明前，一队队日军扛着太阳旗到处搜寻中国逃亡守军，就在离田兴翔他们躲藏的几十米处，近百名刚刚逃来的中国军人恰巧被日军搜索队碰上，全部被枪杀。田兴翔等立即装死躺在芦苇里，这才幸免于难。

    “不能再待下去了。”田兴翔说，无论如何要渡江过去，就是死在江里，也比被日军枪杀好。船找不到，他们便找来一只农民用的采菱盆——当地妇女们用来到池塘里采菱角的大木盆，又拣了两个散兵丢下的搪瓷饭碗作划水。

    “下江时天已入暮，浑身又寒冷，不到半小时，一阵风浪吹来，我们被掀倒在长江里，一下失去了知觉……”田兴翔说，“等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见太阳正射在我头上，再定神一看，发现原来自己连人带木盆被一片芦苇拦住了！命大啊！我想哭都哭不出声……”

    田兴翔确实命大。他后来被路过的一位老大爷搭救了。

    “一年多后，我才知道了当时我们103师官兵逃出南京后的一些情况：师长何知重也是死里逃生从下关到了武汉，副师长戴之奇是化装成渔民脱险的，但全师活下来的只有一千来人，其余六千人全都被日军杀害在下关一带。师部的‘军士训练队’四百多学员兵被俘后遭日军集体屠杀，只有一个中校队长蔡国祥和一个身中七弹的学员兵劫后余生。”

    这支在南京保卫战中立奇功的“贵州军”，幸存的人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们，抗战胜利后在贵阳市三桥那儿修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刻上了在南京阵亡的连以上人员的名字，但建国后由于阵亡者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这个纪念碑被拆毁了。13日发生在下关的大屠杀事件，需要靠当时少量的幸存者回忆，而有些幸存者后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解放战争结束时，多数到了台湾。这些幸存者虽然人在台湾，却对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犯下的罪行，始终记忆犹新，并且写下了不少回忆录。下面是其中的一位署名“老兵”的回忆片段——

    12日上午，敌军已经进入南京城内。此时，我守城部队，仍然各自为政，沿途与日军作激烈的巷战，唯因日军的坦克车队已经进城，我军与之抵抗，当然都是有死无生。

    当日军沿中山北路，向我朝挹江门下关方面撤退之军民追击时，其中甚至发生我军自相残杀的现象。死伤累累，沿途尸首遍地皆是。

    这时由新街口向下关方面撤退的人潮达数里之长。挹江门原来是关闭着的，待这一汹涌的人潮到达后，城门只被挤开了一半，其余一半，仍未推开。而一些急于求生的军民，便如潮涌似的，争先恐后一齐向下关江边奔驰。由于你争我夺，大家反而都不易出去；这时后面的逃难者，也想争到前面，于是你推我拉，大家打成一团。在后面的乱军当中，更有的用枪向前面射击的，再还有用汽车向前面冲击的。如此一来，前面的人潮，有的死伤了，有的倒下了；凡是倒下去的，即使你是活人，也永无机会使你再爬起来。因为后面的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一齐向你身上踏了过去。据说被人踩死的男女，就有好几百人。我那时也在撤退的行列后面，到了城门一看，挹江门前死伤的尸体，几乎砌有一个人那样的高，后来清查其数不下五千余人。我看大家很难由此出城，才转回水西门方向，另找出城的路径。

    大家到了江边，这里混乱和悲惨的景象，更不是以言语可以形容的。因为大家都想利用船只向浦口方面逃生；但是这时江边的大小船只，少而又少了，这些麇集在江边的数万军民，如何可以敷用？负责运输的几只比较大的轮渡，开走以后，再也没有方法靠岸。刚才几只小轮才一靠岸，大家都如狂蜂似的一齐向上爬去；轮船一离码头，因为载重过量，连船带人即刻沉入江中。还有的人，看见自己还未上船，而船已经开走，他便用枪甚至机枪向船上射击，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直把那船打漏得下沉为止。有人自雇木船，欲向对岸划去，或因超过重量下沉，或因被人打翻死亡，也没有一人可以渡过江去。更有的自用木板桌面做成临时木筏，以期脱离虎口，终因江中浪高数尺，空中风雪纷飞，结果仍然翻倒江中。于是满江都是人头，水面全是尸身；呼爹叫娘之声震动天地，救命叫子之音充满宇宙。世界上悲惨的事，还有比这一景象更甚的吗？

    我由水西门从城壁上用绳子吊出城外，一到江边，正看见一只小木船离开岸边不远。因为装得太多，即刻沉了下去，其中有一位十分漂亮和打扮入时的小姐，掉下江后，左手提着一口小皮箱，右手抱着一块木板，大声在江中呼救。她说，如果有人能够救她性命，她愿意将她带的珠宝首饰以及现金二十万元奉送，而且也愿意嫁他。但是这时人人自顾尚且不暇，谁还能去作急公好义、人财两得的事？

    下关江边数万军民，正在作生死的挣扎，意图渡过长江的时候，日军的炸弹和机枪又在向这群毫无抵抗能力的军民头上，大肆扫射和轰炸。顷刻之间，卧身血泊横遭惨死者，其数当以千计。大家惊魂甫定，蓦然，一队队骑兵和坦克车队，又分由长江上下两游以及挹江门方面，直向下关江边扑来。一阵枪炮声后，大量的人群，顿时减去了一半；而长江水中，则又陡增了成千成万的惨死之鬼。

    我看时机迫切，即选择江边的贫民区去躲避。幸而离开江边不远，我用五元大洋买了一套破烂的贫民衣服，急忙将军服换去，并用灰土把脸上弄脏。恰好附近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乞婆，坐在那里哭泣；我便一把将她背在我的背上，代她提着篮子，慢步向下游走去。口中塞着一块红薯，边走边嚼。突闻身后铁蹄声起，二十余个敌人，已经迫近我的身后，但我头也不回，仍然往前直走。一个十分凶恶的日本兵，一把将我抓住，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的什么；这时我的心里，反而异常镇静。我“呀呀”的装成哑巴，而且又把我的左臂伪装成残废。那日本兵见我只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乞丐，他就使力把我一推，将我“母子”二人摔倒在地，这群强盗这才呼啸而去，过了许久我再给了这老乞婆二元大洋，把她放在地上，我又另作打算。

    水陆交通既已完全断绝，一时当然没法逃走。我虽然暂时逃脱了敌人的残杀，但久了又将如何呢？多方考虑的结果，于是在这天的下午，我便又到鼓楼医院外国教会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去登记，意欲躲过几天再说。谁知收容所里，已经收容了五六千个男女，真是人满为患，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又有什么办法呢，仍然只有挤下去。听说像这样的收容所，全南京城不知有好多个，而且全都人满为患哩！

    这天晚上，我们正挤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大队的敌兵，忽然来到我们收容所里搜查。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寻找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方面也是为看收容所里有没有我们的官兵。我们大家排成数列，一齐站在鼓楼医院走廊的前面，由敌兵的队长，逐一加以检查，稍有姿色的妇女们，都被拉入敌人的军车中，凡是光头的青年男子，或者头上有戴过军帽的痕迹的男人，都一律被他们押入军车。我因为是干炮兵的，平日已经留上了西装头，这时已是一头乱七八糟的散发，再加上我穿的是破烂衣服，所以当时才侥幸逃出了他们的魔掌。凡是未被抓出的，以为自己的灾祸可以避免了，谁知敌兵正要撤去时，竟有一人大叫“立正”口令，敌兵看见男子当中，有谁听到“立正”而站好的，又被他们拖上车去。我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突呼“立正”口令时，我也曾立了正，但我站的是中列，比较隐蔽，同时我立刻就已明白敌人这声立正口令的用意，所以我又马上装成毫无所闻的样子。于是，我又逃出了敌人严格搜查的大关，但我有一同学，就是因此罹难……

    这位老兵后来在一个星期之后，趁着水上交通刚恢复，于当月21日再度偷偷从下关渡过了长江，沿铁路转入长沙，重新回到了抗战部队。

    解放后一直生活在南京的唐广谱，也是南京大屠杀中从下关渡口死里逃生的少数“老兵”之一，1937年他是守城部队中的教导总队三营营部勤务员。这位“机关兵”也亲历了13日的劫难与之后死里逃生的那一幕。他给我们讲——

    1937年，我才十几岁。当时在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部当勤务兵，驻守在上海江湾。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全部撤出，我也随教导总队从江湾节节败退，一路逃到南京。我们逃到南京不到一个月，日寇又进逼南京。教导总队被布置在城内担任城防任务，指挥部就设在新街口原国民党交通银行地下室，我做警卫。

    我们进驻交通银行地下室不久，日军攻入了中华门。当得知日军冲到太平路时，教导总队的头脑们就拔脚先逃了。我和六个弟兄，也连忙向下关方向奔逃。这六个弟兄中有一个叫唐鹤程的，是盐城人，与我至好，故相约结伴逃命，至死不离。

    我们六个人跟着逃亡的人群，向挹江门跑。一路上，逃命的国民党败兵像潮水。当我们来到挹江门时，挹江门口被人流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在拥挤时被摔倒，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去，再也起不来了。看到这情况，我们六个人相互用绑腿把彼此的手臂绑在一起，相约如果谁倒了，两边的人就把他拉起来。就这样，我们六个人一道硬挤出了挹江门。

    溃逃的士兵把整个下关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望着眼前的大江，人们不知往何处逃是好，我们也随着人流盲目乱跑。这时，有一个当大官的，骑着大马，冲进人群中，用话筒高喊：“……弟兄们，要活命，跟本人冲！”乱兵们看到有当官的指挥，也就镇定些了。那个当官的叫轻、重机枪在前开路，步兵随后，往上新河方向奔逃。当大量溃兵奔到上新河桥时，桥窄人多，很多人都挤不过去。我和唐鹤程没有挤过桥，其他四个人也和我们挤散了，不知去向。我俩没法，只得跟着没有来得及过桥的溃兵，沿着长江向龙潭、镇江方面跑。

    我们利用高高的芦苇作隐蔽，在江边芦苇滩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逃，当我们逃到一座桥前，鬼子已在离桥不远的城墙上，架上几挺机枪，把桥封锁住了，许多想冲过桥的人，都被打死在桥头、桥尾，血流满地。我们趁鬼子扫射停歇的片刻，冲过桥，往燕子矶跑。到了燕子矶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找到一块厚厚的肉案板，两人使尽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它抬到江边，放在水里，想扶着它渡到江北去。可是我们忙得筋疲力尽，它还是在南岸边转溜，没办法，只得又回到燕子矶。

    天黑了，日本鬼子杀人的枪声越来越近。我俩没命地跑上山，蹲在坑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天还没亮，日本兵搜山时发现我们。鬼子把我们押至街心的一个空场地里，背靠背，手臂对手臂地绑起来。此时，场地上已站满了像我们一样被绑着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陆续被鬼子赶到场上，捆绑起来。后来，我俩随着这一大群人，被赶到幕府山原国民党教导总队野营训练的临时营房里。这所临时营房共有七八排，全是竹泥结构的棚子，里面塞满了被鬼子抓来的人。我们被关在里面，连饭也不给吃，到了第三天，才给喝水。鬼子稍不如意就开枪杀人。到了第五天，我们被饿得肚皮贴着脊背，都只剩一口气了。很明白，鬼子要把我们活活地饿死，有不少大胆的人，认为饿死不如拼命，就暗中商定以放火为号，各房的人一起冲出去。那天晚上，有人烧着了竹屋。火光一起，各房的人都一起向后冲去。当大家推倒营房竹围时，见竹围外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人们急忙地跳下沟，泅水或涉水逃命。可是，沟外却是一堵绝壁，大家都傻了眼。这时，鬼子的机枪向人群扫来，血把沟里的水染得通红。逃命的人又被押回房里。因为房子被烧掉了不少，只得人靠人、人挨人地挤着，像塞人罐头一样，透气都十分困难。

    第六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鬼子就把我们都赶到院子里，把所有的人臂弯对臂弯地用布条捆绑起来。等到全部人都绑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然后，鬼子用刺刀逼着这一大群人排成队，向老虎山方向走去。当时，人们已饿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日本鬼子在队伍两侧，看谁走慢了，就给谁一刺刀。走了十多里，天已经黑了，敌人改道把我们赶到上燕门离江滩不远的空场地。六天六夜没有进食，又走了许多路，一停脚步，大家就瘫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一时间，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不知多少人。

    虽然如此，求生的欲望使人们觉察到鬼子要集体屠杀。我们相互用牙咬开伙伴的结头，准备逃命。人们还没有全部把结咬开，四面探照灯亮了，漆黑的夜一下亮得使人头发昏。接着，江面上两艘轮船上的几挺机关枪和三面高地上的机关枪，一齐疯狂地向人群扫射过来。大屠杀开始了。

    枪声一响，我和唐鹤程赶忙趴在地上。只听见许多人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随着枪声、口号声，许多人纷纷中弹倒下，许多尸体一下把我压倒在地上，他们的鲜血染透了我衣裳。我憋着气，动也不敢动。二十多分钟过去，枪声停息，我战战兢兢地摸着唐鹤程，拉拉他，低声问：“你怎么样，受伤没有？”他说：“没有，你呢？”话声未落，机枪声又响了起来，我吓得伏在死人堆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到第二次扫射停止，我发现唐鹤程一点动静也没有，就紧张起来。我用力摇他，他还是不动。当我摸到他头部时，才发觉他头上中了一弹，鲜血直往外涌，吓得我连忙缩进死人堆里……

    过了许久，不听枪响，我想：要赶紧离开这里，才得活命。我慢慢地、轻轻地从死尸中探出头来。前头尸体七横八竖，挡住了我。我想：向前爬，敌人一定会发觉，就用脚勾住后面的尸体，慢慢地一点一点向后缩，缩到了死尸堆边，我再也不敢动了。

    探照灯早已熄灭，黑沉沉的夜，淹没了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现场，江水哗哗，真像凄惨的哭声。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听到鬼子收拾东西的声音，接着便是他们走的声音，汽船也突突地开走了，我才大着胆，慢慢地连走带爬，向下游走了十几里。我爬到一个窑洞边，只见窑洞口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被鬼子杀害的同胞。我也顾不得许多，爬进能避风的窑里。

    迷迷糊糊地等到天亮，又迷迷糊糊地待到中午。当我看到一艘小船直向窑洞方向摇来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当小船靠岸时，才看见船上有一老一少，都是中国人。原来，他们是南岸的人，为躲鬼子到对岸八卦洲去，现在趁鬼子巡逻船不在，过江来装牛草。我立即跑出窑洞，奔向船头，请求老人家救我一命。老人见我满身是血，一副狼狈样，让我藏在船舱里，用稻草盖好，把我带到八卦洲……

    13日这一天，对中国守军来说，是个绝命之日，也是日军残暴实施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杀戮人数最多和最集中的一天，主要针对逃出城却没能渡江而不得不滞留在下关江边的那些已经放下枪的中国军人。

    当数以十万计的守城中国官兵冒死向长江边逃难时，所有人都在急切间忽略了一件要命的事：天堑长江胜于百万雄兵。撤退官兵如潮水般涌至下关之后，突然发现江边根本没有渡江所用的船只，于是只得在下关以西的三汊河和再往东的煤炭港这么几里路之间的长江岸边来回奔跑逃命……沿江的大船和小船几乎全被日军击沉，于是中国官兵们只好千方百计自行渡江，他们从老乡家里抬出一口口棺材，当作渡江木舟，哪知由于想逃命的人太多，一口棺材下水后，总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跳上去，抢啊、闹啊，又相互争夺着往江中划去，结果不出十几米或几百米后就被汹涌江涛翻沉于江心之中，棺材成了无数官兵们葬身于大江的陪葬品——那些溺水的官兵们多数喂了鱼，即使有些侥幸存活者，偏偏又迎来逆江而来的日军舰艇不分青红皂白、毫不留情地，甚至是在哈哈大笑中用机枪横扫，于是我可怜的中国官兵死得体无完肤……

    言心易，上士，曾是教导总队公认的一位勇敢、忠诚的士兵，打仗时每每冲锋在前，杀敌无数，营长郭岐特别喜欢这位无敌骁勇的士兵。13日那天，言心易与撤退的部队在挹江门失散，便仗着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怀着求生的意念，夹在去下关的人潮中东奔西跑。到江边后，一心想随便找一件漂浮物，再凭自己过硬的泳技和体力，希望能够游到长江对岸。可当他站在江岸上一瞅后，简直吓坏了：这么多人啊！哪儿去找漂浮物呀？哪怕是一块木板在那种情形下都是稀罕物。怎么办？正当言心易不知所措时，突然听到有人在高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顿时，江岸边更是一片混乱，跳江的跳江，往芦苇荡里钻的钻，更多的人则在岸头上无方向地奔跑……

    言心易踮脚想看清日军到底从哪个方向来，可他的双脚还未站稳，就见头顶上火光闪闪——日军的炮火和机枪子弹已经“哒哒哒”“轰隆隆”地在他身边和周围开花了！

    毫无战斗力和反抗能力的中国官兵立刻成了日军枪炮的活靶子，弹雨之中，成千上万的肉躯一排排倒下，而更多的人仍在奔跑和绝望地哀号。言心易见势不妙，便跟着抱头就跑，但他感觉自己的双脚不听指挥，怎么也踩不实，低头一看，原来都是那些被敌军机枪和炮弹击中的伤亡战友。“救救我，别踩我……”言心易觉得有人在他脚下哭喊着，也曾有人拉住他的腿，他想俯身看一眼，可很快又收回自己的目光——因为躺在他脚下的人太惨，惨得甚至连看一眼都不忍……还是逃吧，逃出去就是活路！

    那一刻，言心易觉得自己就是罪人，因为在踩踏过程中他见过几张熟悉的面容，但此时此刻，他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否则另一个倒下去的一定是他言心易。

    逃！没命地逃！言心易在千千万万混乱的逃亡官兵中寻找着自己的生路。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立正——！”

    奇怪，谁在这儿喊这样的口令？言心易一惊，回头一望，见一名挥动着战刀的日军军官威风凛凛地站在一个高地上，用中国话在喊口令。

    为什么要“立正”？言心易没有反应过来，却看到许多奔跑中的中国官兵突然停止了脚步，条件反射似的站住了。一个站住了，便有十个跟着站住了，随后有更多人站住了……言心易也不得不跟着站住了，因为他看到那些没有站住的人，被飞来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击中倒下——子弹是从那个日军军官身后的至少有一个排的日军机枪手那里射出的。

    “立——正！”日军官再一次喊口令。

    言心易趁机扫了一眼停下来的中国官兵人数，约有两三千人，这都是些劫后余生的命大者。小鬼子让我们立正后想干什么？正在言心易想着的时候，第二个口令又从那军官嘴里喊了出来：“向后——转！”

    向后转是——是长江呀！言心易本能地跟着所有人往后转身，而转身的第一眼，他和所有人都看到了滔滔不绝的长江。

    “开步——走！”日军官发出第三个口令。

    言心易迟疑了一下，却又把腿缩了回来，他见多数人顺着口令往前走，走向寒冷刺骨的大江之中……那些“扑通”“扑通”跳进大江的人很快有的挣扎，有的想往回游，有的则继续往前游，但无论往前还是往后游的人，都在雨滴般的枪弹袭击下慢慢地躺在江面上一动不动，只有身边的水渐变成一团团红色，直至一片红色、一江红色……

    那是鲜血，那是水和血搅在一起的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下关段的长江。

    我的天哪！言心易看着自己几千名战友仅在十来分钟时间里便纷纷丧失了生命。他想喊、想哭，可是没有力气，也没有机会。就在他迟疑和止步的瞬间，日军的子弹已经飞向他和那些停止脚步没有往大江里走的人……言心易的脑子里一闪：快卧倒装死也许还能活一次！但他的反应并没有子弹飞得快，骤然间他感觉后脑被什么东西重重的一击，身不由己地栽了下去……完了，一定是中弹了！迷迷糊糊间，他有一丝意识——他扑倒在一个尸体堆里。

    是死了？言心易觉得自己也快到地狱了，但感觉好像没有，因为他意识到头顶有一股很腥很腥的东西在往嘴边流淌……呵，是血！是自己的血？脑袋开花了？言心易紧张地想着。

    他轻轻地用左手到后脑一摸：黏糊糊的，是脑袋受伤了，但没开花。那流到嘴边的血是其他人的……其他人都已经不能动弹了！他们一定是死了，或者跟自己一样——半死不活。

    “统统的枪毙！”

    “死啦死啦的！”

    言心易听到耳边又有声音了，一定是日军，他们说的中国话不利索。不能张开眼睛了，装死可能是唯一逃命的机会了！言心易慌忙闭眼，佯作死状……日军的皮靴声已在几米之外，那骂骂咧咧的听不清楚的日本话就在耳边。言心易知道日军正在检查尸体，给那些没死和装死的中国官兵补枪补刀。

    日本兵的靴子声已经在他身边停住，似乎有半秒钟的时间没有声音。言心易的心吊在嗓门口：日军一定在审视着这具“尸体”……突然，言心易的腰部被重重地一击：日本兵猛踢了他一脚！言心易只有脑子是有意识的，所以他的身子顺着那重重的一脚翻了个身，顿时他觉得自己的头是朝下了，只有两只脚在上面，又过了半秒钟时间，突然身上被重重地压了两下：是什么？呵，一定是另两具尸体——真正的尸体。

    言心易觉得自己被压得有些窒息。但他宁可这样被深深埋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逃过日军的眼睛。

    他成功了。

    日本兵骂骂咧咧地用刺刀在言心易的上面刺了几刀后，跨过了他的这堆尸体……

    后面的时间是怎么过来的，言心易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后来一直是迷迷糊糊的，似乎是睡了又似乎是昏过去了，总之等言心易再度清醒过来时，听到一个声音：“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会是谁？言心易的心一惊，闷住呼吸听……

    不像是日军。于是他轻轻地睁开眼睛：是一个老人。

    “你还没有死呀？”那个老人与言心易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言心易这回把眼睛睁大了：“老伯，鬼子走了吗？”

    “走了，全走了！”老者点头，又俯下身子问，“你伤了哪儿？”

    “好像是后脑壳。”言心易有气无力地说。

    “没死就好！赶紧起来吧！”老者扶起言心易。

    言心易这回可以左右看了。这一看，他彻底傻了：怎么全死了？死了这么多人啊！

    “喔呕——！”言心易心头一阵恶心，肠根子立即像被钩子拉扯了一下，喉咙里顿时翻江倒海般倒着混浊的水儿……

    那一眼谁都会吐断肠根。在言心易的身边，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多数还在冒着血泡，有的头裂开了，脑浆白花花一片；有的脑袋与身子只连着一层皮，还在水里摇晃着；有的赤身裸体，身上的衣服不知到哪儿去了；更多的尸体被血与泥搅混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了。

    “老人家，这里都是死人，你来这儿干啥？就不怕？”言心易一边四处观望，看看有没有日军，一边问。

    老者长叹一声后，说：“我老了，没啥可怕的。我想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总有个把活的吧。不想找了半天，就找到你一个……”

    “谢谢老伯了！”言心易觉得自己有千言万语，但就是说不出来。

    “走吧，小鬼子正在到处杀人呢！死人堆里不安全的。”老者拉起言心易。

    “可南京还有啥地方是安全的呢？”摇摇晃晃站起来的言心易看看尸体如山、江水如染的下关江岸，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别别！千万别出声呀！我们走，走！”老者一把捂住言心易的嘴巴，拉着他快步离开了江边……

    此刻，时间应当是1937年12月13日过后的第二天早晨。

    1937年12月13日中国守军到底被日军杀死了多少人，一直是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几十年来想赖账的，他们甚至说“根本就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当年参与此地大屠杀的日本军人是怎么回忆的——

    7. 日军的记忆

    其实，日本军人的记忆是非常清晰甚至非常详尽的，大到指挥整个进攻南京战役的大将松井石根、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小到普通士兵，他们对13日攻进南京城有太多、太深的记忆了。

    这一天对日本人来说，简直就是“过大节”一样“欢天喜地”。在东京，这一天早早准备了8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这是天皇的旨意：好好庆祝一番，大和民族自建国以来，第一次胜利占领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且是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邻国——中国的首都。

    在给读者阅读日军自己所记录的进入南京第一天的大屠杀之前，笔者在浩如烟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1卷里首先看到了一位东京日日新闻社陆军随军记者铃木二郎撰写的一篇题为《我所目击的“南京悲剧”》的文章。他在“虐待毫无抵抗的俘虏”一段中这样说——

    无论是日本军部还是我们，都认为如果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就会投降，这场战争就能结束了。所以南京占领军的士气十分高涨，另外再加上“胜者”的骄傲和精神上的松弛，以及日本军的“三光作战”（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仅仅在南京就对多达30万的市民进行了屠杀。

    第二天即13日，包括画家中川纪元、已故的大宅壮一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社的后续记者以及摄影师等一行数十人，将市区内的一家不见人影的砖结构的旅馆作为前线本部，并搬了进去，而我则又一次返回中山门。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惨绝人寰的悲惨的大屠杀。

    在25米宽的城墙上，俘虏们排成一列，被刺刀一个接一个地刺倒在城墙外侧。

    其中许多日本兵挥舞着刺刀，大喊着向城墙上的俘虏胸部、腰部刺去。鲜血在空中飞溅，那场面如同地狱一般……看着这一惨景，我长时间呆呆地站在那里。

    但在这残酷的场景中，有一个我不理解的现象，让我一直无法忘记。那就是被刺的俘虏们的态度和表情：即将面临死亡的人们，露出冷冷的微笑，有的人有时还哈哈地大笑着，等待着“依次死亡”。

    在这个战场上，手持红缨枪的一群人，不畏死亡，一次接一次地袭击，持续着让日本兵感到困惑的肉搏战。

    ……思维已经凝固，我离开了那个现场。回来的路上，我再次潜入“励志社”的院门。院内有一棵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大树，在那里有10余名俘虏被铁丝捆绑着。每个人的脸像纸一样苍白，光着膀子。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用无神的眼神看着我。

    这时，吵嚷嚷地进来几个日本兵，其中有两三个人拿着镐，由此我知道了是他们的工兵。他们没有向站在旁边的我看一眼，其中一个人往大树前一站，叫道：“这些家伙竟然也想攻击我们的同伴。”说完就举起铁镐，对准这些毫无抵抗的俘虏中的一个挥下去。闪闪发亮的镐尖“咔嚓”一声砍下后，血就“咕噜咕噜”地喷了出来。其他人看了之后挣扎着身体，但是什么也做不了，任由其他士兵进行暴力行为。这简直是惨不忍睹的瞬间惨剧。在这些俘虏中，既有穿着军装、扎腰带的人，也有看上去像是市民的人。

    看到这些，我没有办法阻止，只好逃了出去。

    被日军逮捕的守城军和普通百姓，在这种情形下是无法逃跑的，他们的命运只有一个：死亡。

    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些占领南京后的日军官兵们是如何施行暴力以及他们的心境是怎样的——

    这是1937年8月才应征入伍的高岛市良写的13日当天和第二天所看到的南京城的景象：

    黎明前，枪声戛然而止。看来在山上死守了三天的敌军撤退了。第6中队为尖兵向天文台高地进发。

    天亮了，炮声停了，昨天还笼罩在炮火硝烟里的南京城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啊，南京！”长长的城墙轮廓分明。这时的喜悦，令大家眼里不由得泛起泪光……

    尖兵激动地在天文台竖起日本国旗。

    半开的太平门上写着“13日上午9时，野田队占领”几个字。

    解除了武装的几百名俘虏跪在战壕里，都是些瘦家伙，眨巴着眼睛看着我军。

    ……立刻又要出发。第1小队抓到了两百多名残兵。他们是不知道南京已经陷落而逃来的吧。我去问大岛副官如何处置这些俘虏。大岛副官说：“不管是200还是500，随便拖到什么地方都杀了！”于是把他们装入了车站的空置车厢，决定由小队协助重机枪队在扬子江边处理俘虏。

    货车中的俘虏“哇哇”地叫唤起来。货车里冒出蒙蒙热气。把俘虏一个一个地拉了出来，都光着身子，呼吸困难，“哇哇”地叫着，指着水壶说：“大人，大人，水，水。”“混蛋！”我怒骂道。他们捧着积在凹地中的泥水喝。俘虏排成4队，两手举起。我们拉着50人来到江边。

    因为是在他们的脚下放上手榴弹，所以危险性极小。只是小分队人数少，下级军官也只有我和近藤两人，如果他们拼死骚动起来的话我们就控制不了了。把人从货车和仓库里拉出来，共1200人，让他们面朝江水坐在没膝盖的泥土中。命令一下，躲在后面战壕里的重机枪就一齐开火。他们便像骨牌一样倒下去，血肉横飞。跳进水里的数十人被等在栈桥上的轻机枪全部打死，鲜血染红了泥水。啊，多么残酷的情景啊！这种情景在人世间哪儿还有呢？还会蠕动的人，就用缴获来的枪再打。军舰漂浮在扬子江上，水兵们在甲板上眺望着这一情景。

    扛着一面大国旗进入挹江门，门上写着：“12月13日下午5时，助川部队占领。”在焦黑的尸体上铺上沙袋走上城楼。不知城楼为何被烧的。烧了一半的尸体散乱在街头，衣服、刺刀、弹药满地都是，还有被遗弃的高射炮。电线杆倒了，电线像蜘蛛网似的绊脚。整修好的宽敞的道路也是没有可踏脚的地方。我们的战车拉着缴获的高射炮，威武雄壮地开过来。草地上有“忠孝、信义、和平、仁爱”八个大字，画着大大的抗日标语、漫画。海军部、铁道部等官府林立，海军部成了陆战队本部，飘扬着军舰旗帜，伫立着水兵的岗哨。

    宽敞的官邸内，雄伟的建筑上飘扬着英国国旗，挂着“大英国驻中华大使公馆”的牌子。这就是每次对我们的作战做出不利的奇怪举动的英国大使居住的公馆么？扫荡市内。说是市内，除了政府所在街道外，都像是农村街道。第88师司令部仓库、学兵队兵营，几乎什么也没有。因为有电话机，就塞进放地图的包里带了回来。手榴弹丢得到处都是。

    二三十人一组，反绑着手的俘虏有好几组。到处可听见轰响声，还烧起火来。想必是在用手榴弹处置俘虏吧。

    进入南京城后，各个部队都面带喜悦，精神焕发……

    上等兵井家又一记忆中的13日：

    看到南京了！没想到真的见到了迄今一直进攻的地方，将日本国旗绑在机关枪上，抑制不住地喊出了响彻云霄的“万岁”声。

    南京城墙沿着右手方向延伸到远处的山脚。远远看到了南京街道。霞光遮住了视野。“万岁”的呼声一遍遍地响起。城墙上一面接一面地飘起几十面日本国旗……

    应征入伍90多天，在上海战场上多少次徘徊在生死之间。结束上海战役后前来南京并登上城墙……当想起天皇，想起父母、兄弟姐妹，祈祷平安无事、欢呼万岁之时，禁不住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

    日第9师团一等兵水谷庄的记忆停留在13日7时20分登上南京城门的一刻：

    站在城墙上，双手举着枪，向着东方声嘶力竭地不停高呼“万岁”！取出哥哥给我的日本国旗系在枪上，反复高呼着“万岁”，大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呜呼！盼望已久的南京城头，能够沉浸于这种激动之中的只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极少数人。全身洋溢着军人的幸福感，我们百感交集。生为日本男儿真是好啊！

    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第2小队第3分队士兵增田六助这样回忆13日：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是攻陷南京的日子，在我国历史上永远是辉煌灿烂的一天。不用说，南京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中国抗日排日的中心。南京的一面临着扬子江，另外三面为山和丘陵包围，地势天然险要，易守难攻。凭借防御工事，蒋政权欲与皇军一决雌雄，试验一下其政权是存还是亡。可惜蒋介石没有坚固的盾牌来阻止我皇军，在我正义之剑面前，蒋介石的军队不堪一击，仅三日即告城破。城门上飘扬着我日本太阳旗，皇军的勇士们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脸上的热泪泛着光。

    最先占领中山门并扬名军中的是大野部队的明星部队——坂清中队。下午1时，这位血达魔队长（日军第20联队第4中队队长坂清中尉，其在南京市东郊的战斗中右腕负贯通伤，故有此别名）带头走在前面，队伍里的士兵捧着阵亡者的遗骨，雄赳赳地开进了城内。中队官兵无暇休息，随即在田中少尉的指挥下，开始了对城内残兵败将的扫荡。我们进入了距中山门五六百米远的南京大众医院。这是一家有着好几栋四层楼房的医院，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非常宏伟壮观。医院是用来收容来自上海、常熟、无锡方面的伤病员的。

    各分队都不许自己的士兵单独行动，而是集体去的。医院里只剩下沾了血污的军服、破帽和毯子等东西。尽管这只是可恶的支那军的一处收容所，但也让我们很生气。不管是柜子还是桌子，全被我们砸掉。药柜、器具和箱式时钟等也被砸掉了。各种照片、标本之类都无一例外地被刺刀捅破。

    退出来后，在去中山北路的途中，我们看见满地都是逃亡士兵扔下的武器、弹药、被服，以及马、车之类。鳞次栉比的商家已经被支那军劫掠一空，街上别说人影，连只狗都看不到。

    当晚决定住在室内，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久违了。掠夺本来不是出于本意，但连日来几乎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持续战斗，不都是为了能有今日吗？为了能有今日，不是有许多战友光荣牺牲了吗？庆祝攻陷南京！庆祝占领南京城！

    日第13师团伍长目黑福治对13日的回忆：

    凌晨3时起床，4时出发，前往南京幕府山炮台实施攻击。途中，到处都聚集着敌军俘虏，据说其人数大约13000人。年龄从十二三岁的孩子到五十岁左右的人都有，其中还有两个妇女。敌军还在不断地投降，各队抓获的俘虏总数约100000人。下午5时，看到了南京城墙，部队在城外宿营。

    中村弥关在1991年7月10日《沼津朝日》报上对令他终身感到“罪孽”的那一天是这样记述的：

    12月13日，天气晴朗无风，明镜般的长江水缓缓地流着，我们船队和陆军相互协作，以南京为目标快速溯江而上。3时许，冲到下关栈桥并靠了岸。在这之前捕获了7名中国俘虏，半夜里就在甲板上将他们杀死并踹进长江。我所见过的残酷景象就从那时开始了。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上岸了，经允许我们上岸观看战场。整个南京城除了一面朝着长江下关城门外，其他部分全被城墙（高10米、宽4.5米）所围绕。许多地方有坚固的城门。陆军从外面控制着所有的城门，城里的人一个也出不去。进城一看非常吃惊，南京这个大城市成了一座死城。国破山河在。没有人、车和马，就连猫狗都看不到。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道路上、广场上、河堤上，都是一堆堆的尸体。有军人、有商人、有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死了。因天冷的原因，干涸的血液呈黑色，而尸体下方还有鲜血。

    海军很少上岸，也很难见到女性。也许是这个原因，其中竟有狠心的人，用木棍挑开女尸胸部的衣服，还有人撩起衣服下摆看。

    次日清晨，看了栈桥边上的河滩。这里也是尸体累累的尸山，还没有腐烂。沙土上还有鲜血流淌过的痕迹。尸体没有一点刀伤，看上去都是被枪杀的。

    以上是我见过的真实情况。但是，这些是谁造成的呢？其数量是30万？10万？还是1万？我不知道。我认为，在那种混乱情况下，看来没有人能确确实实了解这些事，但肯定不止数千人。

    日第6师团士兵赤星义雄这样回忆他参战的13日这一天：

    12月13日，从早上开始对中华门城墙发起了总攻。野战炮对着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中华门，不断从城墙下方向上方集中开炮，不久，垂直的城墙开始变形，人可以爬得上去了。

    在轰炸机对中华门及城墙上的迫击炮和机关枪进行了波浪式攻击之后，手拿轻机枪和步枪的三人组成的敢死队冲上前去，在变形的城墙上挂上绳梯，在我们的掩护射击和敌人的攻击下爬了上去。其后，在猛烈的枪声中，约有40名步兵跟着上去了；敌人的反击好像仍在持续。

    过了一段时间，日章旗在中华门上高高飘扬起来。这是1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举手高呼：“万岁！万岁！”都大叫：“太好了！太好了！”感动的同时我在想，能够平安无事地到这一步真是太好了。我们把“首先攻陷南京”作为口号。

    敢死队爬上城墙后足足过了两三个小时，中华门的城门终于被打开了。随着小队长一声“入城”的命令，我们走向城门，然后进入了城内。城内堆满了长10米、宽4米左右的沙袋。民房被无情地破坏或者正在燃烧。到处都留有明显的轰炸和炮击的痕迹，空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另外，到处都被血染得鲜红，地上散落着被炸掉头或者内脏外露的尸体，以及粉身碎骨的肉块，令人目不忍睹。

    城内除了红十字难民区，已经看不到一个游击队或者残兵败将模样的人了。

    现在南京城已经真正落入了日军之手。

    我们在市内反复进行扫荡，但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那天晚上，即13日晚，在城内的一角进行警备。

    到了第二天，我们通过城内，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我们从那个炮台远望下方的扬子江，可以看到无数的木棒状的东西在流动。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着扬子江岸边走去。途中看到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在地上，有些没有头，还有些只有上半身，向人们诉说着攻击的恐怖。

    扬子江岸边和普通的码头一样，是船出发和到达的地方。但站在那里看扬子江水的时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令人难以相信的情景。

    在2 000米，不，可能更宽阔的江面上，漂满了无数的尸体。放眼望去，除了尸体，看不到别的东西。岸上有，江里也有，那不是士兵的尸体，而是普通百姓的尸体。大人、孩子、男男女女，就像漂浮在江上的木筏一样慢慢地流淌着。把目光移到上游，后面还跟着尸体堆成的山。我觉得好像后面跟着的尸体是无穷无尽的。

    少算点也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普通百姓的尸体，扬子江真正化成了“尸体之河”。

    关于这件事我听说了如下情况。

    前一天，从南京城撤退的多达几万人的中国军队和难民在前方8公里处的扬子江流域的下关港挤上可容纳50人左右的渡船，想逃往对岸。

    在进攻南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海军带着大炮、机关枪沿扬子江逆流而上，准备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的船只，在他们的渡船到达对岸之前，所有的枪炮一齐开始射击。随着轰鸣声，炮弹和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出。船被直接命中，炸得粉碎，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

    我在听说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想：“为什么连无关的人都……”后来我想，可能这就是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吧。

    日海军新兵三谷翔当年在舰艇上见证并参与了13日的大屠杀——

    当时我18岁，参加了日本海军，是舰上年龄最小的一名新兵。我所在的舰艇是当时被称为日本海军最新锐的驱逐舰“海风”，它属于第24驱逐舰队。

    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舰上。那天早上，开始大家都有点紧张感。我们停泊在南京对岸的浦口一带，一边等待命令，一边与南京岸边的炮台进行了炮战。那时，因为日本海军的舰炮射击非常精确并具有极大的威力，所以没花多少时间岸上的炮台就被摧毁了。

    后来炮战及其他进攻结束了，我们看到江上从上游漂来几个竹筏，上面整整齐齐地堆着看上去像是中国人的尸体，尸体有一米半至二米高左右，堆得非常整齐，就像画出来的几何长方体。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生怕是伪装物，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所以甲板上的约20人都举起枪朝着竹筏拼命胡乱射击。也就是说根本不特别瞄准，而是大概朝着目标用手支撑夹在腰中射击。

    我们拼命地射击，但竹筏上没有一点反应。4个竹筏就这样漂了过去……后来才知道，那上面尽是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笔者相信每一个读者看到此处，都会对日本侵略者当年在南京犯下的如此暴行而感到悲愤。从上面的这些日军官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日军在进攻南京成功后“三呼万岁”的“激动心情”，还是在江边或者其他地方任意残杀中国俘虏及百姓时所流露出的“欣赏感”或是“罪孽感”，都铁证如山地证明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我们再来看看最有说服力的“大日本帝国将军”们的记述吧。这是日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

    12月13日    天气晴朗

    清晨，步兵第30联队的将校侦察队［日军以将校（少尉以上）为领队，并带上必要的士卒以侦察敌情和地形等的部队］进入中山门，没有发现敌军的踪影，得知至此南京已全部被占领。

    ……

    二十一、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但由于是以1 000人、5 000人、10 000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监视和引导。

    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二十二、 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二十三、 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二十四、 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16师团负责，因此，师团无暇顾及入城或宿营等，只是一味地东奔西走。

    二十五、 在扫荡敌残兵的同时，还要寻找和处理危险的地雷，还必须收集被丢弃的武器弹药，其数量似乎也相当大。

    处理上述问题，今后可能还需要数天时间。

    看一看日军中岛今朝吾中将的这份“阵中日记”，里面所述的关于“处理”（枪杀）我中国守城俘虏的事实再清楚不过了。这是无法抹去的历史，当时的情景也只有这些当事人最最清楚。中岛提到的负责“处理”中国俘虏的佐佐木部队，其实就是大刽子手、日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此人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说来有些让中国人不敢相信的是：佐佐木到一与南京大屠杀日军最大罪魁祸首松井石根一样，都是“中国通”，并且都与中国民国革命有着“深厚友谊”及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前面说过，松井石根不仅是蒋介石的“恩师”，而且还是孙中山革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

    这个佐佐木也是年轻时就对中国革命充满同情与向往的“热血青年”，1911年军校毕业后就踏上了中国大地，后来成了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大革命的军事顾问，唯一一位可以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一挥“出入证”随便进出的外国军事专家。也就在给孙中山当军事顾问时，佐佐木认识了当时在参谋处任处长的蒋介石。据佐佐木自己讲，孙中山的“中山装”是他佐佐木应孙中山之邀而在一家日式西服店里特为国民党员们设计的。

    松井石根是个很瘦小的干老头——他指挥淞沪战役和进攻南京时已经59岁，所以日本军队里的少壮派们暗地里都称他是“干老头”。别看“干老头”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却还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假秀才，在他侵华的日子里，每每取得一个“决定性”胜利时，都要赋诗作词。比如在进攻南京途中取得太湖一线“胜利”之后，他便作了两首七律诗：

    一首叫《湖东战局后》：

    枭敌运生日渐穷，旌旗高耀湖东空。休论世俗糊涂策，不拔南京皇道倥。

    另一首叫《语拜受即吟》：

    湖东战局日渐收，圣虑昭昭人未酬。遥望妖气西又北，何时皇道洽亚洲。

    佐佐木虽不像老松井那样瘦巴巴的，而是个看上去满脸横肉、杀气腾腾的标准型军人，可他平时也十分喜欢舞文弄墨，不仅写日记，还同样喜欢赋词吟诗，笔调颇有些细腻之处。可惜现在的日本人对这位进攻南京的“大功臣”有些微言，因为佐佐木当时用了太多细腻的文笔，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记得一清二楚，且格外详尽和“富有感情”。我们来读一读佐佐木记录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第一天的情形与心境：12月13 日：

    ……

    上午8时，近处枪声大作，把我从梦中惊醒。通信员、运输队员和勤务兵都拿着枪噼里啪啦地射击。

    “怎么啦？”我奔出屋子问道。

    “刚刚才将他们击退。从紫金山上黑压压地下来一大群敌军。”

    “是败兵吗？”

    “正在搜寻时，突然就从上面攻下来了。一群一群地冲下来，每次都足有五六百人。”

    “缴他们的枪了吗？”

    “哪有工夫让他们投降啊，全杀了。”

    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向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师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间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

    由于敌军想与其困在屋里无休止地抵抗，不如尽快换上便衣逃走。因此，那些三三两两来投降的敌军都将武器扔进水塘里，或扔进房子里放火烧掉了。他们这点做得很彻底。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

    ……另外，驻守在后方卫生所附近的骑兵团，黑暗中遭到敌军袭击。敌军冲进院内，使他们损失人员二百余名，马六十余匹，他们当时是慌作一团。该骑兵团其后又不断要求重炮增援，根本无暇考虑自己是否有自卫能力。而我们的部队拉开的战线长达数里，还要不断与两侧蜂拥而至的敌军进行激战……

    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全都干掉吧”。

    目前，白米早就一粒不剩了。尽管城里能找到，可我军不可能还携带着给俘虏吃的粮食。

    我们登上和平门，高呼三声“大元帅万岁”。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金陵城墙头到处飘扬着日章旗。看着这一切，禁不住眼角发热。（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一天佐佐木太激动了，他后来实在兴奋得睡不着，因为南京曾经是他十年前“战斗过”的地方，与孙中山、蒋介石等中国国民党人士“生死朝夕干革命”的往事历历在目，让佐佐木不由得再度拿起笔，写了一首题为《进攻南京之歌》的邪诗：

    绵延无尽的护城河啊，

    七日十日这些日子，

    渡啊，渡啊，不断地渡过护城河。

    于心不忍啊，

    草丛下铺满尸体，

    河水中浸泡着尸体。

    悠悠四千年，

    千古流淌的长江啊，

    江畔是不断行进的马队。

    耸立在天边的紫金山啊，

    明孝陵就在它脚下，

    谁不感慨国家兴亡。夜将过，黎明将至，

    旭日沐浴着金陵，

    城头高高地飘扬着旭日旗。

    那遥远的东方之海，

    是旭日升起的地方，

    万岁声响彻云霄。

    诗写完，佐佐木觉得仍然不解心头的“万千感慨”，便继续写道：

    我敢肯定，站在南京城头最有感慨的人，莫过于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曾在这儿长住过两年半，南京是我曾经熟悉的地方。也不是因为八年前我离开时，南京城郭内还有三分之二的农田，并可以猎到山鸡和野兔，而如今已面貌一新，建设成了令人吃惊的、蔚为壮观的现代化城市。实际上，当我还在弱冠之年，即明治四十四年时，就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并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产生好感了。但由于他们实行了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的投靠英美政策，令我非常不快。我深深地为皇国的前途感到忧虑而愤然离开了此地。昭和四年之夏的经历，至今还历历在目。

    “看如今吧！”

    我绝不是泄私愤，背信弃义的人终究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

    安息在紫金山中的孙文之灵，一定对蒋介石的鼠目寸光扼腕叹息并哭泣吧。现代化城市一朝便成黄粱梦。战火还在城中熊熊燃烧，浓浓黑烟直冲云霄。

    此时此刻，更深刻地感受到“国破山河在”之意。

    佐佐木这一天真可谓“心花怒放”又“心潮澎湃”。他感慨万千之后，久久无法入睡，第二天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完全掌握着两个联队，对城内外实施扫荡。部队将到处潜伏着的残兵败卒全搜寻出来。但是，他们已将武器全部丢弃或藏匿起来了。500乃至1000人的大批俘虏被接二连三地带来。看上去他们虽不是特别害怕，但个个都已筋疲力尽，也许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

    直到12月11日夜，城外下麒麟村一带还曾有电灯和自来水。据情报称，当天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敌守城司令唐生智便渡江逃走，大批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也大多乘民船逃往下游方向。

    关于桥本欣五郎大佐的重炮是否轰击过外国船，是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能就是满载拥挤不堪的军民溯江而上的英国船（实际上船上到底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金陵大学收容了上千名年轻妇女，原外交部收容着数百名伤兵，号称受到治外法权庇护而在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没有比守将逃走，被抛弃的支那兵更悲惨的人了。他们有无斗志谁都清楚，更确切地说，他们之所以拼命抵抗，是由于没有退路。

    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仍有人潜伏在村落或山里进行狙击战。因此，对于那些继续顽抗、拒不顺从者，毫不留情地当即杀死。枪声终日不断。

    太平门外的大护城河中堆满了死尸。

    空荡无人的房屋都被搜刮一空。军装等物品散乱一地。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得比比皆是。加上要害地点都被埋上地雷，真是危机四伏。

    城内大道上为了进行巷战和防空，全部构筑了大型工事。发动机全被毁或被烧的汽车，一排排地被丢弃。其间都是乱七八糟丢弃的被服和器材，遍地狼藉。我方的空袭，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炸得体无完肤。城外机场也是一样。

    民房被烧成一片废墟，有的火势至今不减，仍在熊熊燃烧着，看不到一个居民，只有丧家犬盲目地游荡着。

    下关原来的闹市已被烧成灰烬，沿江马路上丢弃着数百辆汽车，岸边数百具尸体一个个被水冲入江中。

    自从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二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已整整十年了。城内人口从当时的30万增加到现在的80万。通过剥削农民成功地建成了一个炫耀自己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如今已成为过眼云烟，任何人目睹首都被破坏的惨状，都会感慨万分的……

    一个刽子手，能把由自己亲手指挥的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写得如此“有感情”，真乃罕见！而这，又恰恰完全又彻底地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无可置疑。

    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呢？倘若还有置疑，那么请看下面的来自日本国自己人做的“访谈证明”——

    8. “热线”里的记忆

    用被害方的话来佐证，有人或许会说是不是掺了水分，那么这些日军士兵自己当年实时记下的“日记”难道不是最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吗？其实，参与这场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者和实施者至少有数万日军，对刀枪尖上的罪孽他们中间有人并不以为然，而有的则终身备感负罪，有的则在离开战场后再不愿在他人面前提及当年的这份罪孽，有人则出于良心上的强烈自责而在日后以“倾诉”的方式坦白了自己的罪孽，于是这些人或多或少地最终获得了内心的某种释放。这些日本老兵后来的行为应当得到尊重，并可以获得中国人民的宽恕。

    在此，笔者必须给读者介绍一位名叫松冈环的日本女子的事迹。松冈环出生于战后的1947年，是个日本教师。1987年后，松冈环女士开始研究近代日本侵华史，南京大屠杀事件触动了这位年轻而善良的日本女子的心，后来日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等一帮政治家不断在日本国内发表言论，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出于正义的良心，松冈环越来越强烈地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让日本国民了解历史的真相，于是在她的发起下，于1997年10月10日至12日三天里，她同“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的同伴们一起设置了一个面向参加南京战役的原日本士兵的“南京大屠杀信息热线”，令松冈环没有想到的是：“热线”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百上千的当年参加南京战役的老兵纷纷来电，要求“倾诉”他们经历的“那些事”。这让松冈环激动、感动不已，从此她开始了一项长达5年多漫长而艰难的被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称之为“勇敢不屈、坚韧不拔的伟大工作”——采访日本老兵。

    “老人们都过80岁了，即将迎来人生的终点，如果现在不查明真相，这段历史将被埋入黑暗中，一旦失去调查南京大屠杀高峰期日本兵对中国人民实际做过的无数暴行并取得资料佐证的机会，将不会有第二次。”松冈环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但在日本要做这样一件被右翼分子骂作“卖国行为”的事，谈何容易。“调查虽然开始了，但即使找到了老人们，许多人也是有的不讲南京，有的顽固得连见过尸体都否认，有的说自己的部队什么也没干。除了反复访问，用足劲采访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松冈环没有放弃，她继续前行，“反复访问期间，触及南京大屠杀核心的证言增加了，协助我们调查的原士兵也出现了，这给了我们勇气。我们认为必须收录更多的证言。”于是又增加了访问原士兵的次数，到日本各地去录访。

    5年间，松冈环和同事们访问了200多位老兵，并且一定要访问清楚是不是刺死了不使用武器的中国市民和有无强奸等残暴行为。她常常不得不与那些成心想否认暴行的老兵及其亲属们大吵大闹，直到最后他们“吐出真情”为止。后来，松冈环在采访200多名老兵的基础上，正式整理出了102位老兵的亲口讲述材料，编册成书在日本出版。松冈环视自己的这一工作是“黑暗中将有一道微光照到历史”。

    2002年，由松冈环编著的中文版《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朱成山给该书作了序。

    松冈环之举甚为可贵，朱成山先生出于对这位日本女子的崇高敬意，特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墙上开辟专栏，介绍了松冈环的事迹和她的书。

    笔者因此也得到了如下的珍贵材料：日军老兵回忆1937年12月13日那一天他们所看到和直接经历的——

    古川康三（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机枪中队机枪手）：

    我们虽不知道地形和详细的地名，但下关这个地方却是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下关。为了去那里，我们（边看着地图边确认）经玄武湖畔，由北转到西，进入下关。

    紫金山激战中，仅三天就战死了大量的士兵。下了紫金山，联队里有很多同乡和朋友，遇到时就相互说：“啊，还活着。”这成了打招呼的话。

    下了紫金山以后中队在南京集中，平静了两三天后，接到了“使役”即收拾中国败兵的任务。我们扛着重机枪去了下关扬子江尽头的货车站。那儿货车排成一大排，里面挤满了中国士兵。打开车门，由于挤得太满，虽然是在极其寒冷的冬天，但他们都热得喘不过气，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这（情景我）还记得。我们让衰弱得东倒西歪的光身子士兵下了货车，乘上在扬子江上漂流的筏子，用重机枪向他们射击。

    筏子能载二三十人。我们在对岸用重机枪对准从激流中漂过来的筏子上的中国败兵射击。有的败兵“叭”一声跳起来后掉入江中，也有好多兵就这样顺流漂去。最近距离的机枪射击那当然是百发百中。败兵被击中就痛苦地落进江中。谁做的筏子我不知道。大队本部的命令下到我们第2机枪中队，我按中队长的命令当“使役”的。

    一个大队中有机枪中队，一个中队有4小队，一个小队有重机枪2挺。我是代理小队长，所以拿着2挺重机枪去执行“使役”的任务。

    “使役”做过两三次，每次都是把中国败兵从货车里拉下来装上筏子让其漂流，我命令小队用机枪射击。对准漂流过来的筏子多次射击。筏子有各种各样，有的是绑起铁桶，把圆木排在上面；有的是用木材拼起来的。有做筏子的士兵，做这些东西的是工兵队吧。“使役”做了一星期左右不到两星期的短时间，但我还记得“使役”的经历。其他部队对败兵也不捆绑，体弱的就这样载上筏子，我们只是用重机枪射击漂过眼前的败兵。

    用重机枪击毙的败兵，无法区别他们是军人还是民众。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穿着像日军那样的军服，有的穿着普通的衣服，败兵中是否有农民不清楚，但大致都当作败兵来处理。

    据说除了用机枪处置以外，还有在外城墙埋下地雷，在这上面集中败兵，一爆炸就炸死几百人。南京陷落后，我们日军的任务就是收拾中国败兵。总之，收拾败兵用了相当的日子，做了这些事。在南京听说了大量其他中队这样那样杀人的事件，这就叫南京大屠杀吧。我们执行了这样残酷的任务，那是真实的事。

    除了用机枪、地雷以外，还目睹过残杀行为。参加战斗的日本新军官、从干部候补生升上来的军官中的绝大部分，成为任官制少尉（受一年的培训后任官）后当上小队长的，他们常常说一句“试砍”，就以败兵为名把中国人抓来砍头。在士兵前是新小队长砍，而且说砍后脖子上留下一层皮最好。我清楚地看到过近在眼前的砍头。在南京陷落以前我也看到过好几次，进攻村庄抓败兵，小队长将败兵的脖子砍了。

    现在想来，对中国人确实做了太残忍的事。提起这样的话，那情形就会在梦中重现。直至数年前，晚上还无数次做到被中国兵追赶的战争梦。梦境极其可怕，我被噩梦魇出了一身冷汗。甚至半夜常被妻子摇醒，问我“怎么了”。现在再想起来还要被噩梦魇住的。

    大川俊介（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机枪中队机枪手）：

    我们用重机枪射击渡过扬子江上逃跑的中国兵。扬子江很宽，很多人都在逃，我们是从后面开的枪。我当时是射手，因为是战争，所以开了枪。部队渡扬子江时我担任掩护射击，说是掩护射击，但对方没有还击过。我们“哒哒”地追赶着射击。当时只有我们一方射击。……没去收拾尸体，在激战中死去的支那人的尸体到处躺着……

    泽田好次（原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防化兵）：

    12月13日，从紫金山追赶逃跑的中国兵下山时，看见好多被踏烂的尸体躺着，也许是被坦克轧的。跨过尸体，我们中队追击下山。在进入下关以前，路上全是死尸。南京陷落是跑得快的部队先攻下的。步兵前进得太快，一下蜂拥至城门，后面的重炮、大炮误把步兵当作敌人打，因此有的士兵中了友军的枪弹。

    我们跟在后面，从拥有大城墙的挹江门入城，扫荡民宅里的败兵。我们指挥班几乎没有扫荡，但其他的部队抓住了全部可以称为男人的男子。“这个奇怪，这个可能是士兵”，边说边拉扯着抓起来带往仓库去。这样的事一直反复进行着。

    在下关码头有一大排大仓库，里面扔满了被抓来的中国男子。哪个仓库都塞满了中国人，人头黑压压一片，不知塞了几百个人。

    扫荡结束后，听说要处置中国人，我们就跑到码头边，去看杀中国人。

    仓库的入口处有9中队的一个分队，10个左右的兵，架着两挺轻机枪，枪口对准仓库里面警戒着，以防发生暴动。第9中队担任监视的任务，另外两挺轻机枪是用来杀中国人的。把塞在仓库里的男人拖到外面，让他们每五人左右一批由码头往栈桥上跑，从后面用轻机枪“哒哒哒”地射击。还有的是，让五人左右站起来，面对码头跑，这样反复着将他们全部杀害。男人们穿的是当地人的服装，有的是工作服。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让他们从码头开始跑，然后从后面将他们击毙。我们相互说“干得太惨了”。遭射击的中国人往扬子江中跳，因此不需要收拾，任其随江流去。

    扬子江岸被飞溅的血染得通红。仓库里被两挺机枪瞄准着的中国人坐着，日本兵“哦”地举起手，就让中国人站起来往码头跑。不听日本兵命令的绝对是当场被杀，往江边跑也遭射击，跳入江中的也许有一丝得救的希望，其概率是极低的。

    ……扫荡时，师团发出“必须一户不漏地扫荡。如发现敌人潜入有外国权益的房子时，可以进行临场检查”的命令。由联队划分扫荡区域。联队全部参加扫荡，我们受命令去这处那处，在被分配的街头一角挨家挨户地临场检查。说是抓敌人，但不知道谁是敌人，就把感到可疑的称得上是男人的男人都抓起来了。什么地方都进去。我们进了挹江门就在紧靠边上的地方扫荡。

    挹江门附近一带到处散乱着死尸。由于日军攻击的速度很快，所以敌人没有逃跑的间隙。死尸有的穿着正规军制服，也有的穿着普通衣服，各式各样。不但是城门附近，连扫荡进南京城内也全部是死尸到处躺着的状态。不仅是我们部队扫荡，其他的部队也在扫荡，所以有重复的地方，先到的先将中国人杀了。有时觉得那家中没有人的气息，一看里面的人全被杀了。也有的是看到日本人踏进来了想要逃，被从后面“砰”一枪射死的。各种各样都有，非常凄惨，想起来真的毛骨悚然。觉得可疑的人都杀了，又杀气腾腾地将逃跑的人带来扔到码头上。所谓南京大屠杀，我看到的就是让中国人往码头上跑，然后从背后用机枪将他们全部射死。码头这个地方很大，一个仓库能装多少人呢？中国人黑乎乎地坐着，有几百人吧。那样的仓库有许多，人数非常惊人。听说用机枪杀不光，最后点火烧仓库把他们都烧死的。那么多的人全部用机枪杀的话，花几小时也不够。

    ……扬子江表面流速缓慢，深处是急流，落水的中国士兵一个也上不来。听说扬子江畔有在中国人尸体上浇油焚烧的事。那么多的人，一下杀不完吧。（杀的人数）大概有几千几万，因为把称得上男人的人都抓来了。仅仅我们一个中队是处置不了的，其他部队都干的。南京的屠杀一直成为问题，可能指这些吧。不是士兵的好人也被杀了很多，职业与士兵没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当作了士兵，邮递员也被抓走了。在日本，不知道的人很多，他们是怎样想的呢？连与士兵没有关系的人都被当作士兵抓去杀了。

    冈崎茂（原日军第16师团第38联队第1大队上等兵）：

    33联队是先头部队。那天晚上12点，33联队和38联队进行了交接。那里可以看见两公里前的和平门。上头下达命令说，上去三个分队拿下和平门。我们身后山炮和联队炮都开打了，这时就有人叫我“快上！”可其他两个分队的人却说：“冲得太快只会丢了性命，还是先在这里休息。”所以，三个分队中只有一个分队上去。我给轻机枪上了500发子弹后跑了50米。子弹“啪啪啪”从城门上打下来，我们已经分散射击了，可还是有人被盯上了，结果我们牺牲了很多人。当时南京最先陷落的是和平门。而最先进那座和平门的是我们！我们是挥舞着太阳旗进去的。1000名左右的支那兵还不知道，扛着军旗排成四排从城门外进来，我们抓住了这些支那兵，接着把俘虏装上卡车带到下关，让他们排成四排，开炮打死了他们……

    在南京，我砍了五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我们让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所以头被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了。他们是朝着紫金山的方向倒下去的，这等于在日本朝着皇宫倒下去。我们也曾经把中国人绑在房子烧剩的柱子上，叫部下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大别山的战役很激烈，平均有一个人战死就有三个人受伤。当时38联队的第2大队全数覆灭，被杀了1000个人。我们当时认为，马是武器，士兵是消耗品，很悲惨。所以我们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我当时就想，只要打下南京，日本就能结束战争了。

    德田一太郎（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上等兵）：

    12月13日，早上8点左右进入南京的太平门……士兵没有接到命令不得乱动。记得当时分队长说过“把男人都杀了”。进了南京以后，我们被提醒“有外国权益的地方绝对不得进去”，因为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国际问题。我们只抓男人，因为没有命令抓女人，只有命令把男人全部抓起来。只要是男人都带来检查。“以前是当兵的吧”，就这么随便地说着就抓来了。太平门附近有大量的俘虏，一个个都是惊惶不安的样子。接着不管男女老少，三四千人一下都抓了起来。在太平门外，门右的一角工兵打了桩，然后围起铁丝网，把那些支那人围在里面，底下埋着地雷。在白纸上写着“地雷”以提醒日本兵不要去踩。我们把抓来的人集中到那里，一拉导火线，“轰”的一下，地雷被引爆了。尸体堆成了山一样。据说是因为用步枪打来不及，所以铺设了地雷。接着，我们登上城墙，往下边浇了汽油后，点上火给烧了。堆成山的尸体交错重叠在一起，非常不容易燃烧。上面的人大多死了，但下面还有大量活着的人。

    ……分队长命令新兵“刺致命的一刀”，检查尸体，把还活着的人刺死。我也踩在软绵绵的尸体上查找还活着的人，发现了只说一句“这人还活着”，接着就有其他的士兵上来将他刺死。刺刀往喉咙口猛刺下去，血就像喷水一样喷射出来，人的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经常听到“啊呀”的惨叫声。支那人非常不容易死。其他中队的人也在，中队长也在，我们中队主要刺致命的一刀。是以中队规模干的。那些尸体的处理由其他部队干，暂时先放在那里。据说是把尸体用电线拴在一起，让马和卡车拉到下关去处理。堆成山的尸体占地面积用农田的尺寸来说的话，大约有100坪（一坪约合3.3平方米——笔者注）。

    穿着军服的俘虏拿着枪，我从中队去跟后方的大队长联系时，有五六个俘虏在，我就说“把你的大枪放了吧，放了”。在南京陷落后，枪对他们来说性命攸关，他们当然不肯放下，于是他们就往下关方向逃去。我想反正在扬子江上也会被杀，就随他们去了。投降的敌兵很多。因为太多了，也就不去跟大队联系了，回来把附近的投降兵都抓起来，带到工兵事先埋好地雷的地方去。还有一部分支那兵换了便衣躲在避难所里，后来也全部查出来拖出去。现在想想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大概其他的城门也有，有城内的人，也有从外面来的人。我们部队只把在太平门附近的人抓起来杀了，太远的地方没有去。我们干了相当残酷的事。听说现在南京城墙上刻有死亡的支那人的名字，想去看一次，但很害怕，去了也会被认为是无益之举，所以没去。

    听说过在下关将活着的人用机枪处置的事，但没有看到过。据说那是因为支那人太多了，在下关用机枪杀不完，所以在太平门引爆地雷杀死了。

    下村宇一郎（原日军第16师团33联队炮兵手）：

    尸体最多的大概要数太平门附近了。太平门前有敌人的壕沟，壕沟里埋了大量尸体。那时是早上，有的“尸体”还在抽动。可以想象敌人在那里抗击日军的情形。

    我们挖了壕沟，把土盖在尸体上面埋了。我们的车辆部队在那上面通过。只有车辆通过的地方才盖上土，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留着，所以可以看得到尸体。在不长草木的山背处，尸体就埋在那儿，还可以看到脚露在外面。尸体当然是中国人的，日本人的早已全部挖出来，火葬后成为遗骨。

    壕沟大致是宽2.5—3米左右，长度就不知道了。深度大致是一个人高，2米左右吧。那样的沟挖了多少完全不清楚。

    埋的人数有多少？根本没有注意在那里埋了多少人。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摇摇晃晃的。听说那时光6中队就杀了大批的人。

    在经过太平门时看到了城墙，大概壕沟就在那附近。没有其他的部队，就只有我们中队。不知为什么，好像俘虏不是在那儿处置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情况，所以不知道。但是，恐怕就是这样的。那尸体的一部分，好像还在抽动……

    在引用这些日军当事人的材料时，我曾经想过是否用第三人称来对他们所说的话进行“文学”的叙述，后来发现我无论怎么“艺术”、怎么“真实”，也比不上刽子手们亲口讲述的那样鲜活与血腥……战争是可以改变人性的，战争让犯罪的人并不感到罪恶，这是最大的悲剧。我们除了从这些老兵的口述中知道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第一天的一幕幕“现场实景”外，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和触摸到这些刽子手们在杀害我中国同胞时的那份狂欢、那份平静、那份自然、那份处心积虑以及那种麻木。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与魔鬼打的仗。这就是失败国的悲剧。

    好了，无须再多将日本老兵们的“记忆”一个又一个地取出来作为大屠杀第一天的“日方”证明了。仅仅上面这些人的“记忆”就足够让我们看清日军暴徒的残忍和歇斯底里了！

    其实，松冈环小姐向我们提供的102位日本原老兵的“口述”史也仅仅是被中国守军的尸体染红的长江水中的一些点滴支流而已。真正的血流大潮被另一个记忆者永久地深藏着，它就是南京城——

    9. 城市的记忆

    日军到底在进城的第一天杀了多少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似乎从浩如瀚海的史料中也很难找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不过笔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今天南京城中有一些专门为当年大屠杀而建的“遇难同胞纪念碑”。 这些纪念碑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由南京市政府统一根据大屠杀时的遇难同胞人数和地点建立的，但也有纪念碑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由民间人士自发捐建的，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那个地方曾是日军残害我同胞的地点。如今这些纪念碑，恰似一个个不朽的记忆，稳稳地耸立在这个城市的躯体上，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提醒人们——

    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陷城之初，南京难民如潮，相率出逃，内有三万余解除武装之士兵暨两万多平民，避聚于燕子矶江滩，求渡北逃。讵遭日舰封锁所阻，旋受大队日军之包围，继之以机枪横扫，悉被杀害，总数达五万余人。悲夫其时，尸横荒滩，血染江流，罹难之众，情状之惨，乃世所罕见，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永志不忘。庶使昔之死者，藉慰九泉；后之生者，汲鉴既往，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维护世界之和平。

    （此碑立于长江旁燕子矶公园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东郊丛葬地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疯狂实施南京大屠杀，我东郊一带，惨遭杀害之同胞，尸蔽丘陇，骨暴荒原，因久无人收，而致腐烂腥臭。迨至翌年四月，始由崇善堂等慈善团体从事收殓，计于中山门外至马群镇一带，收尸三万三千余具，就地掩埋于荒丘或田野。越数月，察及于丘壑丛莽间尚遗其余，故时或恶气四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复经伪市政督办责成其卫生局，又于马群、峁山、马鞍、灵谷寺等处，收集死难者遗骨和残骸三千余具，丛葬于灵谷寺之东。嗣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立“无主孤魂墓碑”为志。考其碑文拓片犹在，惜乎原碑久已湮没无存。爰特重立此碑，以示悼念，且告方来。

    （此碑立于东郊南京体育学院北侧）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之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共五万七千余人，遭日军捕获后，悉被集中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因连日惨遭凌虐，冻饿致死一批；续于十八日夜悉被捆绑，押解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伤而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残骸悉弃江中。悲夫其时，屠刀所向，血染山河；死者何辜，遭此荼毒？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谨志其哀。藉勉奋发图强，兼资借鉴千古。

    （此碑立于长江边上元门）

    普德寺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寰宇。血沃钟山，水赤秦淮，我无辜同胞不幸遇难者逾三十万人。普德寺系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经南京红字会先后埋葬于此者共达九千七百二十一具，故亦称“万人坑”。附录其年月及埋尸记载如下：

    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二百八十具。

    十二月二十八日葬六千四百六十八具。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三十日葬四百八十六具。

    二月二十三日葬一百零六具。

    三月二十五日葬七百九十九具。

    四月十四日葬一千一百七十七具。

    五月二十六日葬二百一十六具。

    六月三十日葬二十六具。

    七月三十一日葬三十五具。

    八月三十一日葬四十八具。

    十月三十日葬六十二具。

    兹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特此刻石纪念，旨在告慰死者于地下，永励后生于来兹：不忘惨痛历史，立志振兴中华。

    （此碑立于城南雨花台共青团路）

    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军将已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遗尸枕藉，盈衢塞道，直至蔽满江东河面，且抛露风日之下，久无人收，情至惨烈。迨逾数月，因天暖尸腐，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爰立此碑，藉志其哀，悼念死者，兼勉后人，热爱祖国，奋发图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此碑立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

    如今这样的大屠杀纪念碑在南京城里已有二十余块，每一块上的文字都很简洁，但它们却如一座座埋葬遇难者的“万人墓”，所有站在它们面前凝视这些文字的人都会心颤，因为它让我们活着的人瞬间在眼前浮现起人类史上最悲惨的那一幕……

    我们有理由让纪念碑上的文字活起来，永远走在现实生活的前台，让制造罪恶者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忘赎罪、不忘忏悔……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