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损失就要补充，但中国名为征兵制，实际除广西以外，其他省都不符条件，大多数只能硬拉壮丁，到了后期更是问题成堆，兵役署送到各部队的“壮丁”数量既少，还经常逃跑，所以凡是经过大战洗礼的第一、第九战区，战力在短期内都恢复不起来，等于武功被废掉了大半。
相比之下，对手的日子却要好过得多。虽然日本早已是四面楚歌，但一个“总体战”的号召，老百姓随即群起响应，连妇孺都拿着竹枪参加训练，准备在本土与美军决战，国民精神之差异岂可等闲而视之。
衡阳一战后，横山勇第十一军即得到十万新兵的补充，但当他要沿交通线继续侵略性进攻时，却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那里碰了壁。
谁大谁小
由于装备上的悬殊，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南亚战场都吃了败仗，而且败得很惨，到衡阳之战结束，美军已击破日本的远海防卫圈，随时可以攻向日本本土或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
在此情况下，日军整体转入防御，从统战部到“中国派遣军”都对要不要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产生了动摇。
于是，当横山勇报来作战计划时，畑俊六就只能泼来一盆冷水，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衡阳吧，哪里也不要去。
横山勇大怒：“凭什么不让我打仗？”
畑俊六的电报上明白写着：“目前缺乏有效补给……”
横山勇看都不看，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内更是一片鼓噪，参谋们红着脸，声音一个比一个高，“补给能不能跟上，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管打仗”！
真是“大海啊全是水，蜘蛛啊全是腿”，整个第十一军里面，就没有肯稍微谦虚一些的，一干人目空一切，张牙舞爪的气势，全跟横山勇一个德行。
但是横山勇看着很开心，他就喜欢这种众星捧月、舍我其谁的氛围，当下便拟一电报，给畑俊六发过去，谓：“战场用兵，是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职权。”
畑俊六收到电报，气得说不出话来。
横山勇不服命令，不是偶尔，而是一贯如此。侵占长沙和衡阳时，畑俊六名为坐镇武汉，其实也就是起一个象征作用，指挥根本就没他的份，那全是横山勇一手包办的活。
畑俊六的所有指示，都被当成耳旁风，别人提醒横山勇要给上司一点面子，他一脸不屑——要按那家伙的指示办，非得打败仗不可。
畑俊六在武汉无事可做，只好又搬回南京，但是除了骂上两句，他拿这位以骄悍出名的部下毫无办法，因为在军一级司令官中，已经找不出比横山勇资历更高、更有能力的战将了。
无奈之下，畑俊六派了一名大佐参谋到第十一军“了解实情”，顺便沟通一下，参谋了解到的“实情”却是横山勇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霸王，当着这位钦差的面，就大说畑俊六的坏话。
参谋目瞪口呆，回去后也不敢照直说，只能如此汇报：双方确实有一些认识问题需要统一。
大家都明白，“了解”是假，找台阶下才是真，畑俊六早就成了小，人家横山勇才是老大，所以，最后“统一”的结果，就是小服了大，一切按照横山的计划行动。
横山勇跋扈，却无异于毁了自己前程。
考虑到西南战事越来越重要，日本统帅部打算在第十一军以上再成立方面军，畑俊六曾征求过横山勇的意见，对方的答复倒是非常简单——把第十一军司令部升格成方面军司令部不就行了。
畑俊六明白了，横山勇自己想当这个方面军司令官。
想当，你就应该乖一点，这样没大没小，等到你坐上那位置，是不是就得骑着我脖子拉屎了？
让谁当，也不能让你当！
泥瓦匠
1944年8月25日，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被任命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催其尽快到汉口上任。
冈村心里怦怦直跳，他觉得曾给他算命的那位“大师”真的很灵，先是说“大战”，应验了，接着说“西南”，又应验了。
不过，当时“大师”的另一句卜语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您的职务将有变，且属荣升。
职务是变了，可这是“荣升”吗？
“华北方面军”是中国派遣军里的老军区，第六方面军却是刚成立的新军区，怎么看，都不像是升了。
到了武汉，旧地重游，冈村更加沮丧。
以前他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尚有很多精锐的王牌军，比如熊本第六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但几年硬仗打下来，已今非昔比，熊本师团在去太平洋作战前就已形销骨立，摇摇欲坠，剩下来的以名古屋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当家，却也没了印象中“钢筋铁骨”的威风。
战争极大消耗了日军的野战精锐部队
终于明白让我干什么来了，冈村苦笑着告诉幕僚：“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
总算，这个“泥瓦匠”还不是普通工匠，算得上是个小工头，下面还有两个打工的，一是衡阳的第十一军，代号“旭集团”，一是广州的第二十三军，代号“波集团”。
有了冈村这个小工头，畑俊六就可以不用跟被他称为“浑蛋”的横山勇直接打交道了，不久，冈村也见识到了横山勇究竟有多“浑蛋”。
冈村到任后，就遇到了畑俊六提出的那个问题，即由于战线延长，第十一军在给养方面可能难以跟上。
新官上任，得表现一点姿态，冈村就把后勤部长这个活给扛了下来，并派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去衡阳向横山勇说明情况。
一般的人，人家供你吃，供你穿，多少得说两句感谢的话，可“勇哥”不是一般之人，他认为你们干这些都是理所应当。
除了外表不够儒雅，横山勇在其他方面倒与冈村很像，尤其喜欢扮“思考者”，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做冥思状。
横山勇思考的，不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是上级有什么毛病或把柄可给他抓到。
没有当上方面军司令官，这小子一肚子的不满，既埋怨畑俊六不识才，又嫉恨冈村抢他位，竟然当着宫崎周一的面，就滔滔不绝地开始数落和挖苦畑俊六。
畑俊六还是宫崎周一的上司，双方初次谋面，就碰到这一出，让宫崎周一既吃惊又尴尬，回去向冈村汇报后，后者自然也十分不快。
可是畑俊六的难处，冈村同样也有，在第六方面军的旭波两集团中，“波集团”第二十三军长期驻于广东，缺乏“旭集团”第十一军那样的野战经验，没法独当一面。
显然，要想不让横山勇架空，就得有自己的力量。冈村就此在衡阳成立了第二十军，该军系第六方面军的直属部队，军部就地驻扎衡阳，可对“旭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控制。
为加强控制力，冈村还专门从关东军系统调来坂西一良中将任第二十军司令官，然而恰恰是这个坂西坏了事。
如果说横山勇是个疯子，坂西就是个神经病，平时什么都要管，惹得那些无事可干的参谋们大发牢骚。
关键是坂西和横山勇一样，也是个刺头，在国内就以敢公开辱骂老资格的将军著称，调到衡阳后，他一样我行我素，让冈村后悔不及，可又无可奈何——坂西的老丈人坂西利八郎是土肥原的师傅，因为这层背景，想换他都换不掉。
没法子，“旭集团”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是攻是守
8月29日，在经过二十多天的休整补充后，横山勇第十一军再次发起侵略性进攻，薛岳在衡阳以西拉起的正面防御线很快便被击得支离破碎。
曾令日军后怕的第九战区里面，只有第七十四军等少数部队尚有虎威，第七十四军所属“榆林师”第五十八师在衡阳西北设伏，杀伤了大量日军，可惜独木难支，已无法扭转整个战局。
9月7日，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在白刃肉搏中战死沙场。
凡属将星，似乎总不会无缘无故陨落，据说王甲本是牺牲于一座名叫“玉七亭”的亭子旁边的，这座亭子上刻一副对联，上联起首是“玉汝于成……”，下联起首为“七月既望……”。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二十日。
对个人来说，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可如果用它来隐喻处于凄风苦雨中的西南中国军队，却再合适不过。
随着薛岳率残部败走湘东南，广西门户大开，“旭集团”第十一军自北，“波集团”第二十三军自西，总兵力超过九个师团，给驻广西的第四战区造成空前压力。
第四战区的主力是桂、粤两军，实力远不及强盛时期的第九战区，顿时被打得千疮百孔，组织起来的防线没有一道能守得住。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眼见情势不妙，决定采取“持久守势”战术，即集中所有残余兵力，固守桂、柳两地，为陆续集结于贵州的后续兵团争取时间。
应该说，这几乎就是当时军事处于颓势之下的唯一稳妥之策。特别是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城内外还有为数极多的石灰岩山峰及其溶洞，这些溶洞只要经过稍稍改造，就可以成为天然工事，若再把兵力全部投进去，足可支撑一阵。
可是，白崇禧说不好。
“小诸葛”原先在广西乃至全国军界的威望很高，广西人更把他看做是“战神”，认为只要他到哪里，仗就一定能打赢，白崇禧也颇为自负，抗战以来，一直想着要创造经典给世人瞧瞧。
可惜的是，抗战中凡与大捷沾边的战役几乎都不是他主导的，比如台儿庄大战，那还主要是李宗仁的功劳，他不过是起一个幕僚长的作用而已，倒是在桂南会战中，反而让人有了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战神”不灵了，诸葛似乎也没有传说中的神机妙算。
白崇禧的参谋业务一流，但他并不甘于只做幕僚长，就像他也不情愿在李宗仁身边摇扇子一样，可是自桂南会战后，战场上能让他发挥的机会少之又少。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曾亲临长沙，却惹得薛岳大发脾气，认为是抢功劳来了，当着面拉下脸，“我打仗不行，要不你来指挥吧”。
白崇禧又尴尬又恼火，只得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时隔几年，没想到那么不可一世的老虎仔也被人家打得到处跑，这不正好是自己施展才能、恢复声名的机遇吗？
白崇禧打算在桂林组织一次大会战，就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的：不能光坐着挨打，还要攻！
时空错位
在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强调，桂林城内无须配备过多兵力，几个师用于防守足矣，其他的都到城外去，依城野战，可将日军主力各个击破。
几个师能守住桂林？
没人信。
白崇禧信，依据是内战时期，滇军围攻南宁，桂军战将韦云淞在南宁一守几个月，最后他亲自组织兵力在南宁城外来个反包围，从而将滇军一举击败。
韦云淞守南宁时，把存粮都吃光了，靠吃黑豆才生存下来，白崇禧始终引以为豪，并特地将守城桂军开始吃黑豆的那一天定为“黑豆节”。
黑豆的光荣可以延续，我现在就任命韦云淞这一擅守之将来镇守桂林，只要死守三个月，以“死守待援”和“里外夹击”的双重战术，定然能重铸昔日辉煌。
仍然是一片沉默。
内战那会儿，桂军和滇军属于水平差不多的对手，当然可以靠吃黑豆熬下来，可这都什么时候了，日军的战斗力是很多年前的滇军能比的吗？
韦云淞擅守，傅作义比他还牛，太原不照样一天就失守了，这就叫时空错位，而白崇禧在抗战中吃亏，很多时候也是看不到这一点，身上背的荣誉包袱太重。
别人称你是“战神”，那是过去时，对象不一样了，内战经验没法照搬照套。
张发奎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北伐时候的老铁军军长，几乎百战百胜，然而首次独立指挥九江之战便让人大跌眼镜。
你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的变化实在够快。
张发奎早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他亲眼看到从前线撤下的桂军已成疲惫之师，个个精神不振，情绪沮丧，你让他们全部集中在桂林固守，人多力量大，或许还能有所作为。决战？哪有这个本钱。可他心里明白，嘴上却表示完全赞成白崇禧的主张。
当幕僚提出质疑时，张发奎解释说：“白崇禧是副参谋总长，又有‘战神’之名，他这么说，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不必另出主意。”
在广西，张发奎贯彻的就是一个字：忍。
身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虽然名义上是桂省军政首脑，然而坐的却是冷板凳。
无论在哪里，白崇禧从未放松对桂省和桂军的掌控，经常以协调战区为借口，越过张发奎直接给广西军政部门下达命令，实际上等于架空了张发奎。
坐冷板凳的滋味很不好受，但张发奎经历过人事上的很多风雨，他不像薛岳那样鲁莽，更不会甩出“我才不到广西去给人家看大门”那样的话，他与白崇禧的关系，就像从前的李宗仁之与白崇禧，总是前面的那个让着后面那个，所以有人称张发奎在广西是“张公百忍”：大家同舟共济，你要抓权就让你抓，我什么都忍，尽量听你的。
第四战区的桂、粤两军，张发奎在指挥上能得心应手的只有粤军，然而后者一直在柳州防御田中久一第二十三军，守桂林得靠桂军，说到底还是白崇禧说了算，即便你不赞成又能怎样。
张发奎在广西是“张公百忍”
11月9日，横山勇第十一军对桂林发动总攻击。守军十分英勇，杀伤了大批日军，但兵力相对太少，等不到“吃黑豆”，就已伤亡大半，韦云淞只得率剩下的一小部分人突围而去。
11月10日，桂林失守，加上外围作战，勉勉强强守了十天，与“死守三个月”的期许相去甚远，白崇禧的“大会战”自然也只好流产了。
受此影响，柳州当天即跟着沦陷。一个月后，田中久一第二十三军侵占南宁，随后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标志着日军已完全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
不抽你抽谁
在被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一号作战”）愁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的蒋介石，此时还得应付另一场与史迪威之间的战争。
随着实战的历练，史迪威已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美国将军，缅北战役的胜利便是明证，但他在交际等方面的致命缺陷却从未得以改善，真不知道此君从前的外交生涯是怎么混过来的。
他嘴里的蒋介石连名字都不配有，被称为“花生米”。
对付“花生米”，史迪威的经典绝招就是卡脖子——不答应我的条件，就不给援助。
他也许从来没想过，即使你是捐款者，那受捐的人也还有自尊心，更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把面子当做天大的事来对待的。现在一桩一件，一吨一元，都要看你的脸色，你让别人可怎么活？
在史迪威面前，蒋介石简直就是个乞丐头。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反衬出远征军的辉煌，史迪威同样不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远征的胜利，其实正是以湘桂的失败作为代价的。
相反，他把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蒋介石的无能。
要让我来干，肯定不一样。
经过史迪威一吹风，对中国战场也很不满意的罗斯福遂亲自出面，四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把中国战场的所有军权移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答应了。
他曾经寄希望衡阳保卫战能稳住局面，但衡阳失守后，抗战失败的阴影已触目可及。
整整七年的浴血苦斗，眼看盟军胜利在望，中国自己却再也支撑不住了，乃至到了经济崩溃和军事失败的双重边缘。
蒋介石心灰意冷，为了在关键时刻不再失去盟国的援助，他甚至情愿吞下让史迪威来掌帅这枚苦果。
这时候的史迪威真可谓是风光无限，攻克密支那后，他先是被晋升为四星上将，接着从蒙巴顿手里接过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一职，马上又即将从印度飞赴重庆，担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老乔爽透了，认为是自己指挥的缅甸战役改变了“这些家伙的态度”，使他们“不复有恩主的气派”。
其实，史迪威也不是神仙，如果手上只有蹩脚的装备和部队，他同样一筹莫展。
桂林失陷之前，史迪威由缅甸飞到桂林一趟，大家都希望这位鼻孔朝天的老美能拿出妙计以救危局，不料他的结论只有一个：打不了。
办法也只有一个：将桂、柳的所有物资设备全部运走。
之后他能做的一切，就是痛骂一通蒋介石，认为“花生米”笨得要命，既不肯打仗，又不会打仗，只会瞎指挥。
这样还不过瘾，他又跑回重庆继续当着面跟蒋介石吵。
另一方面，自第一次远征失败后，蒋介石内心里就充满了对史迪威的反感和厌恶。
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让他伤透了心，乃至使他觉得只有陈纳德算是个好人——好的美国人，原因是这小兄弟真心实意地帮我（“彼对援华盖竭其精诚也”）。
可是拥有援华物资分配权，且能在罗斯福等要人跟前说上话的，却不是蒋介石最喜欢的陈纳德，而是他最讨厌的史迪威。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殊难忍受”的让步，哪怕对于自己来说，有多么委屈……
史迪威觉得驻印军还不够强，蒋介石就抽调精锐部队过去，使其得以组建第一军和第六军，相反，等到滇西远征军屡攻龙陵不下，需要驻印军进攻八莫以牵制日军时，却被史迪威以驻印军需要休息为由，毫不客气地予以了回绝。
蒋介石拟授史迪威以三军司令，既缘于罗斯福的压力，同时也是希望史迪威能够改变恶劣的战局，而这一切，都不能光停留于口舌之争，得赶快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尽早占领八莫，在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后，把远征军调回国内参战。曾经的朋友变成了对头
可是他想错了，史迪威整天能做的就是吵架骂人，全不管中国这边的摊子已经没法开张了。
一周后，蒋介石又催史迪威进攻八莫，然而史迪威仍不当一回事，不仅当面顶了回去，还去罗斯福和马歇尔那里打了小报告。
双方这么不和谐，史迪威拜将升坛的事也就一时没办起来。
9月19日，到了摊牌的时候，不是蒋介石对史迪威，而是史迪威对蒋介石。
史迪威拟了一份电报，然后发给罗斯福草签，美国总统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只是听了一下就在上面签了字。
老乔写的东西，你还会认为有什么好，一副要跟人肉搏的样子，而他写的时候也确实是拿蒋介石做靶子的，他要证明一下“美国总司令的作风”。
里面的每一句都包含着一只爆竹，那是非要把“花生米”炸得粉身碎骨不可。
你看清楚了，现在我最大，你还敢跟我犟嘴，不抽你抽谁！
这份电报，史迪威一定要亲自送，他要亲眼看到蒋介石那血肉模糊的衰样，方能大快。
忍无可忍
第一个看到电文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和蒋介石坐在一个房间谈话的美国特使赫尔利。
赫尔利读后，脸色马上就变了，电报中除指责蒋介石“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退”外，就是通牒式地要求对方立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陆军总司令。
从头读到尾，满篇都是“赶紧”“否则”之类的话语，不是爆竹，简直就是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
蒋介石毕竟是一国领袖，而且是美国前不久才口口声声承认的同盟国“四强领袖”，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也太过分了吧。
赫尔利本能地感到这样一份电文不能给蒋介石看，就劝史迪威暂时不要拿出来。
人家不是答应让你当总司令了吗？你已经“赢得了这场球赛”，何必再如此让人难堪！
可史迪威并不领情。
为什么不拿出来，这是总统的电文，你我有什么权利搁置？
赫尔利愣了一下，知道这史迪威现在正在风头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便直言相告，“你要送就自己送，如果要我替你转送，对不起，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帮你跟中国人打交道了”。
那意思，你不给人家面子不要紧，顿顿脚就可以走路了，我还得天天在这里待着呢。
史迪威今天来了就没想走，你怕得罪人是吧，我本来就想自己送的！
电文有中英对照，这厮却非要让蒋介石当众出丑，当下就指着屋里一位英语好的，“那谁谁谁，你来翻译一下”。
此时宋子文、何应钦等人都在，赫尔利也是一中国通，知道中国人最重面子，赶紧站起来说，电文里有译文，就不要翻了，自己看就可以。
史迪威见没别人答应，只好将电报直接递给蒋介石。不过这小子可真够损的，他唯恐旁人不知道电文里写的是什么，还凑在旁边，踮着脚把中文内容全都念了出来——他做过外交官，中文没问题。
念完了，他假装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找个位子坐了下来。那样子，好像他与此事完全无关，在为蒋介石感到惋惜似的。
电文一念完，房子里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听那里面的内容，分明就是一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本来是两大盟国首脑的往来电文，却仿佛变成了希特勒给他的卫星傀儡国的信件。
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史迪威，他的内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准备提前开香槟了。
蒋介石爱写日记，这美国佬也写日记。史迪威的日记是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欢乐心情”的：这是一包胡椒粉，现在交到了“花生米”手里。它像一把叉鱼枪，将会准确命中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把他打个透穿！
让我好好地看看，十秒钟以后，“花生米”将会是怎样的表情。
然而，史迪威小小地失望了一下。
蒋介石一字一句地看完电文，神色如常，慢慢地说了四个字：“我知道了。”
之后，他便无言地坐着，什么话也不说了，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记述是“失去语言能力”。
只有赫尔利从细节处看出了反常，他注意到蒋介石伸手去拿茶杯，结果却把盖子给盖反了。
自然，屋里的空气极其尴尬和沉闷，什么事也议不了。
史迪威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更不理解他自以为已经看得透透的蒋介石。
唯其沉默，才是最痛苦最愤怒的表现。
当众人皆散，屋子里只剩下蒋介石和宋子文，一个妹夫，一个大舅子，再没有外人。当着大舅的面，蒋介石也再无戴面具的必要，这个时候他开始抽噎地痛哭，眼泪很快打湿了军政强人的衣衫。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史迪威装无辜，却瞒不过阅人无数的蒋介石的眼睛。
当史迪威还沉浸在小孩子得逞似的兴奋时，蒋介石已经在思考，如何发动最后的反击。
史载，之后的五天，他一直“静居黄山”，对史迪威问题“凝思再三”。
这里的黄山，不是指安徽的黄山，而是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
到了摊牌的时候，不光是向史迪威，也是向美国，向罗斯福。
史迪威的确是错看了蒋介石。在两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后者一直“强自忍性”，百般退让，史迪威以他美国人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怯懦，但他不知道蒋氏之所以可在盘根错节的国民党中取得统治地位，是因为此人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一旦下了决心，却也拥有超乎异常的坚韧和顽强。
事实上，在决定再忍一把，将陆军总司令一职交给史迪威之前，他已产生了即使没有美国帮忙，自己也要独立撑下去的想法，即所谓“不能不有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
现在，你们已经把我逼到墙角，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该轮到我来给你们下通牒了吧。
传达这一“通牒”的是宋子文和孔祥熙。
宋子文找赫尔利，孔祥熙去拜访罗斯福，大致意思为：其一，总统的那个电文太过分了，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挑衅，实为美国之污点；其二，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军人是不愿受外人之“侮辱”和“奴视”的，可是史迪威正好“侮辱”和“奴视”了我们。
罗斯福这才猛醒，稀里糊涂签下的那个电文真把蒋介石给逼急了。
此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撤换史迪威，要么放弃中国这个盟友。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他和史迪威一样，或者说是受了后者的影响，对中国战场极不满意，但不满意跟不需要毕竟还是两码事。
如果中国真的跟美国说拜拜，就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会因顶不住压力，放弃对日本的抵抗，如此日本立刻可以把中国战场的兵力抽出来，转用于太平洋，这对美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换言之，中国打仗不卖力，可能是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而如果干脆不打仗了，那就不是光浪费钱的事，是要多死人的——美国人。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有这么一个习惯，怕死人。它算账精，不愿多花钱，可如果可以少死点人，那就情愿多花钱。
美国人命值钱，这是占第一位的大事。
只有换史迪威了。
罗斯福亲自和马歇尔交谈，试图说服对方把史迪威给免掉。
第一次，罗斯福找他谈，马歇尔仍持力保史迪威的态度，他说中国的事情不是人事原因，换一个史迪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陆军部除了史迪威之外，无人可换。
第二次再谈，罗斯福的态度不再是讨论，而是不换不行了——蒋介石既是一国元首，他说要换，那就有换的必要。
马歇尔知道很难挽回了。
蒋介石要罢免他的消息，史迪威也从各种渠道探听到了一丝风声，但他还未意识到对方那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史迪威一边做出表面上的让步，说可以在必要时候撤回远征军主力，用于国内作战，另一边却做得更为极端，甚至命令“飞虎队”半数人员都不要办公，本来要援助中国的飞机也不再交出。
此举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也使史迪威的留任失去了最后希望。
罗斯福发来电报，表示可以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其继续指挥远征军。
蒋介石马上予以拒绝：要免全免，不会再给这个人以任何机会。
史迪威原本以为有马歇尔这个大哥罩着，会没事，但斧头落下，马歇尔也没了招。
10月18日，美国被迫召回史迪威。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中，老乔终于结束了中国之行。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打通国际交通线上所做出的贡献，后来，中印公路被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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