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军侵占武汉，不知道多少趟想打长沙的主意，光长沙会战前后就有过三次，可每次都不尽如人意，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一败涂地，整个第十一军都因此差点萎掉。
前面三次，均由第十一军司令官负责，却都没打好，这次我要亲自来。
5月25日，畑俊六大将以驻华日军最高长官的身份来到汉口，并将指挥所设于第十一军司令部内。
死架子
畑俊六现在很迷信，打仗还得挑日子。
说起来，迷信这东西，跟人的心理大有关系。你如果老是一帆风顺，也许就想不到要找尊菩萨来保佑保佑，比如徐州会战那会儿，畑俊六就不会去看黄历，他只需派“快速挺进队”抄一下底，就可以决定整个战役的胜负。
时过境迁，在日军再也不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几乎所有指挥官都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特别是此次作战与以往不同，本身就是只能赢，不能输的。
畑俊六选的日子是5月27日。
这个日子是有讲究的。日俄战争时，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在日本海上奇迹般地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举奠定胜局，那一天就是5月27日，从此被日本作为海军节。
在畑俊六看来，这是一个黄道吉日。在日本海陆军全面出现颓势的情形下，没准他还能成为陆军史上的东乡平八郎呢。
5月27日，第四次长沙会战如期打响。
对日军准备侵占长沙，薛岳开始并不相信。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这位老兄威名显赫，声隆中外，连陈纳德都以能跟他称兄道弟为荣，他自己的感觉也是好到不能再好，乃至数天下之大，似乎就剩他这么一个军事天才可以谈谈打仗这件事了。
常德会战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竟然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哪里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个厚道人，拿着这样一封电文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又通过孔祥熙来请薛岳帮忙。
薛岳根本就不给行政院长面子，拿过电报，只写两字“不理”，然后随手丢进了字纸篓。
薛岳认为，日军会攻六战区，也会攻五战区，就是不会攻九战区，原因很简单，“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问津长沙”，有我“民国岳飞”镇守在此，他们怎么敢？
等到日军侵占长沙确定无疑，薛岳才开始组织会战，这时候连份具体的作战计划都未来得及起草。
不过，他认为没关系。嘿，不是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吗？再用“天炉战法”套一下不就行了，守株待兔，决战长沙，用不着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薛岳不知道，其实他的“天炉战法”早就是一个死架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谁不研究这个东东？连三战区的顾祝同都想从中学一手，更别说喜欢用显微镜来做考证的日本人了。
另外一方面，即使薛岳能提早把他的死架子变成活架子，是否有胜算也是件没把握的事，何况他还根本没想。
龙卷风
当日军强渡新墙河时，薛岳还以为日军兵力不多，进展不快，但是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卷涌过来的已经不是一般风浪，而是从未见过的龙卷风。
以往武汉第十一军都是既要出击又要看家，才跑几步远，就得被“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给喊回去，所以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都像是被人用绳子拴住的一只猴，只能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蹦来跳去。
这次是彻底解放。日本统帅部专门成立武汉防卫军，以代替第十一军的守备任务，允许其全部出去打仗，而且能冲多远就冲多远。
第十一军出击部队由此达到八个师团，并配备有六个相当于旅团编制的野战补充队，可随时进行兵员补充。
在横山勇第十一军的猛力冲击下，各部队都是自顾不暇，自身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侧击和包围。
杨森的第二十军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就以灵活顽强著称，打一阵后经常能钻到侧后去袭击对方，这次却无论如何站不住脚，拼尽全力才得以突围。
“天炉战法”真的成了一个死架子，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法宝一一失效。
驻守长沙的是张德能第四军，这是平时薛岳压箱底的部队，作战力也很强，但日军太多了，他们这区区一个军，既守不了长沙，也守不了岳麓山，处境极其尴尬。
特别是此次日军吸取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他们通过湘江运来大量的炮兵部队，其中的平射炮用于近距离射击地堡，一炮或者最多几炮，就能将地堡给轰掉，命中十分容易，而重炮则集中压制岳麓山炮兵阵地，使得中国炮兵威风大减，并逐渐由声嘶力竭转向噤若寒蝉。
屋漏偏逢连夜雨，如今连“洋哥们”陈纳德都帮不上薛岳了。
在数量和质量上，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都超过日本航空队，如果飞虎队可以像陈纳德所设想的那样，从空中完全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则薛岳无论选择在哪里决战，日子都要好过得多。
可是控制援华物资支配权的是史迪威，而不是陈纳德。
史迪威一心只有缅甸战场，而且由于跟蒋介石闹矛盾，他甚至恨不得“东部”（指国内战场）出丑，于是便对运往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左卡右卡，最后弄到连飞虎队的航空油料都不足，也没有重磅炸弹，从而无法对地面战场进行更有力的支援。
陈纳德多次请求将B-29轰炸机用于湖南战场，却全部遭到史迪威的拒绝，理由是：没用。
随着时间的延续，第四军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完全中断，长沙成了一座孤岛，这加剧了指挥官的心理紧张，使得失误频频。
6月18日，军长张德能自行决定率部突围，随着长沙失守，薛岳的决战计划也完全沦为泡影。
“老铁军”是薛岳的心肝宝贝，但这回出了大糗，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到兵临长沙，沿途部队尚坚持了半个多月，但第四军仅仅在长沙守了一天一夜就弃城而退，纵然薛岳指挥失误，也实在难以与“一流部队”这样的称号相匹配。
突围后，第四军仅余两千多人，基本上残掉了，张德能因此被判死刑。
会战开始后，薛岳本来在长沙，但中途又离开了，致使电话中断后，张德能举止失措，不能不说是第四军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使薛岳的声望如日中天，就算不是第九战区的部队都对他十分信服，指令一来马上就跑，但经过这么来回一折腾，薛岳的威信大失，各部队对他的命令都不如从前那样重视，也开始出现指挥不灵的现象。
美髯公
长沙失守，使湘省门户大开。
6月28日，横山勇下令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沿湘江两岸攻向衡阳，守卫衡阳的是方先觉第十军。
方先觉，安徽省宿县人，毕业于黄埔第三期。
其人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苟言笑，但激动或愤怒时会面红耳赤，凛然而有威仪，虽不留须，却也颇似三国时面如重枣、性情刚烈的美髯公。
方先觉之勇，绝不逊色于斩颜丑诛文良的关云长。
第三次长沙会战，还是师长的方先觉，本来被李玉堂安排为军预备队，方先觉坚决不肯当预备队，主动要求守城，并且表示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制裁。
军情紧急时，薛岳打电话来询问战况，问方先觉：“你能守几天？”
方先觉回答：“我能守一个星期。”
薛岳再问：“你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我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薛岳说好，然后挂了电话。
方先觉当天晚上就给妻儿写了遗嘱，这份遗嘱后来被登在《长沙日报》上，据说有的读者看后曾被感动到痛哭流涕。
方先觉没有守一个星期，但他这个师打得的确超棒，经过多达十一次拉锯战，不仅守住阵地，还取得巨大战果，光缴获的战利品就装了满满五间楼房。
常德会战，以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救援最卖力，可没救成。结果，当追查常德会战失利的责任时，方先觉就因此倒了大霉，受到撤职处分。
真是越能干越容易吃板子，方先觉接下来的遭遇竟然和老军长李玉堂有惊人的相似。
先是第十军官兵对此处分不服气，继任军长也迟迟未到职，方先觉就那么一直给挂着。
接着长沙危急，衡阳极需猛将镇守，薛岳又想到了方先觉，可是方先觉被撤职，其实就是薛岳上报的结果，老虎仔也是个死不低头的人，他如何肯再去“求”对方就任，而那个受了委屈的人轻易也是不肯走回头路的，两边便这样僵了起来。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发生。
长沙失陷的当天晚上，方先觉寓所的电话响了。副官一接，说是重庆来电。
方先觉以为是军委会谁打过来的，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
副官刚想依言回话，却不料对方告知，这是委员长的电话。
方先觉胆子再大，也不敢不接。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语气非常严肃：“长沙已经弃守，衡阳必须确保，我现在就命令你继续指挥第十军，固守衡阳。”
方先觉唯有诺诺连声。
第二天，当第十军闻知方先觉复职时，都认为是个吉兆——老军长撤职后复职，马上就带着大家创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历史定然还会重演。
方先觉有这个能力。
衡阳城和长沙城一样，城墙也早就被拆去，看上去是一座无险可守的城池，但方先觉懂得依势而守的道理。
衡阳一面临水，他就弄来石油，准备一旦日军横渡湘江，便向江面排放石油，并点火燃烧，以阻击日军登岸。
依靠这种火攻之术，相对就可以把主力部队给节省下来。
在另外三面，方先觉构筑了四道纵横交错的工事群，此即著名的“方先觉壕”，其纵深达到三百至四百米，外沿设置铁丝网和地雷区，里端则利用小山和丘陵，人工削去缓坡，从而造成高达四米的断崖，日军既无法接近，也难以攀登。
6月28日这一天，日军先发的两师团都结结实实尝到了“方先觉壕”的厉害，那是中日之战爆发以来从未见过的高难工事：人工断崖前一览无余，没有任何掩蔽体可用于隐蔽，如果你缺乏翼生双翅直飞断崖的能力，便只有两个选项，或者被打倒，或者自行卧倒。
在火力压制上，第十军的炮兵也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把国产迫击炮给完全用活了。后者虽无重野炮威武，移动起来却很是方便，犹如长了腿一般，方先觉发现哪个地方有人指手画脚，便用迫击炮抵近射击。
国产迫击炮个儿小威力大
这么做往往是能发大财的。第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大概没想到对手会这么“阴”，一个不小心就被迫击炮炸成重伤，他的参谋长和许多联队长也纷纷被炸倒抬了下去。
两师团铩羽而归，工事前到处是遗弃的日本兵尸体和各式武器。
激将法
横山勇得知两师团不仅被击退，而且第六十八师团由于指挥官非死即伤，已面临瘫痪的消息后，非常吃惊。
到了抗战中后期，日军原有老兵都换了好几茬，即使在熊本、名古屋这样的常备师团中，早期老兵也所剩无几，接下来能参加一场关键性大战的，就都称得上是有经验的老兵了。
第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皆为满编师团，而且相当多官兵参加过常德会战，就算是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经过前两个月的实战，“新”也变成了“老”，因此这两个师团的战斗力是不容小觑的。
侵占长沙，用了另外两个师团，一天便拿了下来，横山勇本来预料侵占衡阳也只需一天，万没想到第十军如此坚挺，作为第三次会战的功臣部队，看来绝非浪得虚名。
日军作战，表面气势汹汹，其实最是欺软怕硬，中国军队再多也不怯，但就是担心遇上第七十四军之类的狠角。
在进攻上，第十军也许不如“虎部队”那样犀利，然而在防守上恐怕还有过之，这就让横山勇十分头大。
佐久间受的是重伤，一时半会儿那伤也好不了，横山勇下令由第一一六师团长岩永汪中将接替统一指挥。
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都没有参加过长沙夺城之役，眼看着功劳被别人捷足先登，岩永汪和佐久间这两哥们急不可耐，恨不得立马就将衡阳吞肚里去，万没想到，蛋糕没吃着，却落一嘴的血。
这不是蛋糕，而是铁疙瘩，在继续全面进攻的同时，岩永汪决定亲自指挥从张家山进行重点突破。
张家山位于衡阳西南，属于方先觉极为看重的守军主阵地，当初在分配防区时，方先觉问几个师长谁愿意领命守张家山，起初没人吭声，最后预十师师长葛先才起立，“大家都不要的给我！”
“不要”者，为“不敢”也。
毕业于黄埔四期的葛先才年富力强，有沙场经验，虽是师长，但在第十军里面，他和方先觉是多年的老兄弟，双方焦不离孟，秤不离砣，再加上预十师本身就是第十军的绝对主力，方先觉本来是可以直截了当予以指定的。
可是自古道，遣将不如激将，究竟主动还是被动，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斗志有多高。
葛先才果然不负所望，他的预十师在张家山大放光芒。
继迫击炮后，另一近战武器开始登场，这就是手榴弹。手榴弹哪支部队都用，可到了第十军这里，俨然已演化为一种战斗特技。
预十师有个外号叫“傻子”的兵，脑子不太灵活，实弹射击，至少有两发不在靶上，但他却是师里乃至全军的宝贝，因为这兄弟力气大，投弹距离，比一般人还要超出十多米。
“傻子”在打仗的时候是不开枪瞄准的，只需你给他脚边放一大堆手榴弹，然后他自个儿乐呵呵地一颗颗投出去，往往一个人就能打退或消灭一群人。
“傻子”不过是投弹能手的代表，经历过衡阳保卫战的日本兵，认为第十军在手榴弹投掷上的水平，已远远超过在太平洋战场上反攻的英美军，属于优中之优。
预十师从人工断崖上集体投掷的手榴弹，既远又准，如同下雨一般，片刻之间便可以将日军的冲锋部队完全覆盖起来。
偶尔失了准头的手榴弹，骨碌碌地滚到人工断崖下，正好又要了那些躲藏于隐蔽处日军的性命。
手榴弹投掷为第十军的一大特长
等到你好不容易爬上断崖，对不起，又过不去了。
葛先才并不特别计较一尺一寸的得失，他采用的是“多杀固守”战术，即如果一点被日军突破，并不急于去恢复，而是让缺口的左右两翼稳着不动，却以交叉火力将缺口封死，使得后续日军无法进入。
这样挤进来的就死定了，因为他们也不能后退，结果只有等着被收拾干净的份。
葛先才派预备队去干这个活，仍然大量使用手榴弹。
经过长达四天的苦战，第一一六师团总算在张家山有了巴掌大那么一块立足之地，但却被手榴弹伤得够戗，大队长、中队长死了一堆，有的中队被炸到只剩可怜巴巴的几个人。
不过，岩永汪总算可以有所交代，第六十八师团那里也死伤了好多人，可他们连人工断崖的边还没摸着哩。
7月2日，两师团一共才向前推进了两里路，弹药却已经消耗一空，横山勇被迫宣布暂停进攻，快速侵占衡阳的计划算是彻底破产了。
课上课下
在第一次总攻失败后，横山勇对两师团进行了人员和弹药的补充，给第六十八师团换上了新的师团长和幕僚，觉得火力不够，又增调了野战炮联队。
你要觉得这样还不够周到，那我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7月11日，两师团仍由岩永汪负责统一指挥，对衡阳发起第二次总攻。
这次作战已由激烈上升到残酷的程度。日军一反常态，以百人为一梯队，使用了类似于人海战术的密集冲锋，如潮水一样往上涌，但最后又都一排排地被炸倒和打死在阵地前。
从前日军打仗，都是要将尸体拖回去的，或者至少砍个胳膊，弄根手指什么的，如今谁也没有这个闲情逸志了，结果阵地前尸体叠尸体，堆成了山。
第十军起初只备了两周的粮弹，子弹早就不够用了，一些部队干脆就地取材，从敌尸身上摸取武器弹药，包括更换歪把子机枪和38式步枪，有谁不会使用，便临时教一下。
用得习惯了，当日军攻来时，有人还着急，“不要射，不要射，等他们来得近点再打，那样我拿子弹比较方便”。
作战时，中方阵地也不停地回响着38式子弹啸叫的声音，这让敌我双方都不免有惊愕之感。
武器弹药可以靠对手“补充”，吃的却不行。由于长时间吞咽烧焦的米粒，官兵个个面有菜色，于是便想起去抓鱼。
打仗也有间歇，“课间十分钟”，总是有时间下池塘去捞的。
衡阳地方不大，城里的池塘也就那么一些，渐渐就捞光了，众人的眼睛竟然盯住了敌我双方之间的“公共鱼塘”。
兔子不吃窝边草，那是兔子没饿。
反正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没人把死当回事了，几个小伙子对着池塘对面的日军比画着高喊：“我们下池捉鱼，你们不能开枪啊，谁要是耍赖，把爷惹急了，冲过去把你们全给杀了。”
也不等他们回话，几个人就下去捉了。
前两天还相安无事，第三天日军憋不住，开枪了，虽然没伤着人，但几个还穿着裤头、浑身湿漉漉的捉鱼爷们特恼火。
二话不说，衣服也不穿，拎上手榴弹和刺刀就朝对岸冲了过去。
鱼塘边开枪的鬼子可真是够倒霉的，小身板全给这些要鱼不要命的猛男给刺穿炸烂了。
从这以后，日军学乖了，只要是约定的“捕鱼时间”，没人再乱放枪。
有一回，一个兵捞着条大鱼，却又让鱼给跑了，弄得全身都是泥，犹如马戏团的小丑，岸上的官兵见之鼓掌跺脚大笑，那边的日本兵见到这一情景，也捂着嘴乐了。
等到捞完鱼，大家进入作战时段，则又是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仿佛刚才那一幕真的是课间的一个小调剂——也许对于双方都是如此。
由于久攻不克且伤亡很大，7月20日，日军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宣告失败。据日方统计，自对衡阳发起进攻以来，两师团已损失六千多人，减员数平均占到各师团的两成以上。
两次衡阳保卫战的胜利，让西南后方的军民大受鼓舞，自“一号会战”后，因河南、长沙失守的沮丧困惑情绪也为之一扫。
日本方面则是一片灰暗，加上衡阳，日军在哪个战场都输，缅甸输，太平洋上输，几乎到处都是“玉碎”的声音，成了不折不扣的“老书记”。
眼看战争机器朽坏不堪，曾经骄狂一时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先是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接着又被裕仁天皇解除了首相一职。
本来在“一号作战”中，日本统帅部有侵占广东韶关，以打通粤汉路的计划，在屡攻衡阳失败后，便取消前令，要求横山勇集中力量继续侵占衡阳。
解围
衡阳更加危险，但解围的办法却越来越少。
当初薛岳要决战长沙时，他的幕僚长就曾建议决战衡阳，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则提出决战广西，但薛岳一一摇头，后者更是惹得他破口大骂：“我才不到广西去给人家看大门呢，可恶！”
等到第十军守住衡阳，可以“决战衡阳”了，老虎仔却已失去了那份功力。
无论决战在哪里，都不能忘记一个基本前提：战斗力。
没有战斗力，奢谈任何战略战术都是毫无意义的。过去，薛岳之所以能创造万家岭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样的经典战例，缘于他手中掌握优势兵力，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随手可得。
如今，它们都去了滇西，或者缅甸。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那里，欧洲是第一战场，北非是第二战场，缅甸是第三战场，为此哪怕牺牲中国战场也在所不惜，史迪威更是恨不得把中国国内的军队全都召到印度，以完成他的复仇之旅。
这是立场与利益的差别，当然，其中还有偏见和短视。
冈村宁次在北方发动“一号作战”后，国内战场如此紧张，史迪威却仍要求继续增加远征军的数量。
国内都要失火了，再往外抽兵自然困难，蒋介石很踌躇。
史迪威可不管这些，你不肯出兵，好，我削减你的援华物资。
美国援华物资本来就不多，每月才两万吨，史迪威发了这么一句话，物资因此都快给减没了。
怎么，还不肯动？
行，下一步就砍贷款、砍云南部队的补给，看你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
其时，美国的援助固然不多，但没了那一点点贷款和物资，整个西南后方的经济就要崩溃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只能对史迪威有求必应，结果在“一号作战”逐渐深入的当口，又有两个集团军，共约十六个主力师被抽去云南，这样一来，国内战场的机动兵力特别是优势兵力就少得可怜了。
当河南、长沙相继失陷，史迪威不但不予以有力支援，反而认为蒋介石是故意保存实力，在各种场合都暗示要他交出手中的所有军权。
蒋介石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私下里颇有山穷水尽之感，乃至“为之攀挹于怀者久之”。
不过，他毕竟不是一般之人，关键时候，再次显示出了“士不可不弘毅”中的那个“毅”字。
你们不是说我保存实力吗？我不靠上下两片嘴跟你们争，我用拳头，或者说，打一场伏尔加格勒式的战争给你们看看。
然而中国战场，哪有伏尔加格勒的影子？
说石碑是“中国的伏尔加格勒”，不过是蒋介石个人的冠名，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觉得那只是一场小仗而已。
只能看衡阳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方先觉把杂役兵也派上了一线
两次衡阳保卫战的胜利，让蒋介石从中看到了曙光，这绝不是小仗，连日本人都称第十军为“勇敢的重庆军”，你可以想想脸上有多光彩。
然而很快，蒋介石就意识到了第十军所处的险境。
7月18日，日军第二次总攻还未结束，方先觉已不得不动员佐级以上军官和杂役兵参加一线作战。
蒋介石长年征战，深知部队长不到万不得已，是轻易不会做出这一举措的，所以他听到后很是心惊（“不料伤亡之大以至于此也”）。
可是，即使到这种境地，第十军也决不能撤出衡阳，否则那个已被罗斯福授予四星上将的史迪威又有话说了：这不还是想保存实力吗？
蒋介石知道，某种程度上，方先觉是在用自己的牺牲为他解围，可是自己却陷入了围城之中，这让蒋介石对方先觉和第十军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
他在电报中对方先觉不称某某，或某军长，而是“弟”，他希望方弟弟能帮他撑到底，继续在衡阳固守下去。
当然，他也在使出浑身解数，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对衡阳进行解围。
无解的死局
7月23日，国民党统帅部以蒋介石的名义，向衡阳外围的援军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电令，要求各军有一个算一个，必须拼命向衡阳内圈挤。
这意味着警报达到最高级别，已不是第九战区一家的事了。
有人说，蒋介石每每喜欢遥控部队，是部队作战效率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种遥控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关头，几乎相当于上方宝剑。
在蒋介石发出这份电令时，有的援军离衡阳已相当之近，最近的第六十二军距衡阳西南不过十四里之遥。
蒋介石扳着指头算算，只要一天往前推进十里，衡阳之围大致就可以解除。
但这不过是他坐在房间里自己想想的，实际战场远没有这么好，因为他的那份绝密电令，所有人都看到了，除了薛岳、各军军长、方先觉，还有横山勇。
日本人相对高超的解码译码技术，已令中国军队毫无秘密可言，你要么不发报，一发报必然遭其破译，无一遗漏，日本情报界称之为“频频入手”。
各支援军从哪里来，兵力多少，横山勇一清二楚，他只要照方子抓药，调部队过去一堵，便能把对方堵得结结实实。
除第七十四军这样的中坚兵团必须横山勇重点盯防外，剩下来的大多数，并不用横山勇花太大力气去堵，比如离衡阳最近的第六十二军，说是去救别人，其实自己就是一支极其可怜的部队。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上过前线，他眼中的第六十二军简直目不忍睹。
这是一支粤军系统的部队，行军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靠两只光脚板走。三个兵里面有一个能扛上步枪就算不错了，其他的都空着手，最多拿两颗手榴弹。
重武器几乎没有，山炮倒是有几门，不过那还是“一战之遗物”，由于没多少炮弹，开炮时就如守财奴算金币，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用。
第六十二军还是当时军委会直辖部队，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衡阳援军的大致水准，别说十里，你让他们往前推一里都难，假如运气不好，这些部队自己都可能会随时遭遇不测。
假如远征军中的那些主力还在，情况肯定大为不同……
当方先觉和他的官兵们在衡阳城里望眼欲穿等待援救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从奉命固守衡阳起，就注定了自己悲剧性的命运。
谁都无法解救你，这是个无解的死局。
此时，衡阳内圈的战况仍然十分激烈。第二次总攻失败后，横山勇一直没有停止对包围衡阳的两师团进行补充，而那两个师团也对着衡阳照攻不误，但是情况不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糟。
战死的日军军官已从大队长上升到联队长，经过多次补充，每个中队也仅剩二十人左右，一个联队里面，竟然只有五名军官，这在以往作战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由于伤亡实在太大，两师团已无法维持步兵大队的编制，只好将步兵大队改为突击队，而每个突击队也才不过七八十人，只比平时的小队稍强一些。
再这样下去，两个师团就得被摊成薄饼，贴到衡阳墙上去了。
到目前为止，第十一军在直接进攻衡阳方面只使用了总兵力的两成，畑俊六和日本统帅部一直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是衡阳迟迟难以攻破的重要原因。
衡阳战局的僵持，终于迫使横山勇不得不做出改变。
经过重新部署，第十三、五十八师团被调到衡阳，两师团变四师团，兵力增强了一倍，横山勇还决定亲临衡阳现场指挥。
当他乘着飞机，从长沙飞往衡阳时，被第十军发现了，后者没有高射炮，便用迫击炮对着飞机着陆地点进行连续射击。
由于距离太远，目标不明显，炸弹不可能正好炸中飞机，但飞行员一边降落，一边还要提防周围的炮弹，也够心惊肉跳的。横山勇旁边的一架飞机一个急刹，整个机身都因惯性而倒了过来，差点把他的魂都给吓飞了，自己飞机还没完全停稳，他就赶紧跳了下去。
机场惊魂让横山勇对衡阳战役的艰苦程度有了切身体会，他只能暗自庆幸，要不是中方已无强大的优势兵力，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场景可能早就在衡阳重演了。
华南旅顺之战
8月4日，横山勇发动了对衡阳的第三次总攻。
日本人把侵占衡阳视为“华南旅顺之战”，将之与日俄战争时日军侵占旅顺相提并论，而在第三次总攻中，已孤注一掷、没有退路的横山勇，几乎就是把乃木希典的肉弹打法原样搬了过来，在衡阳战场的每一区域他都采用了以往罕见的“自杀式冲锋”。
日军在衡阳实施自杀式冲锋
这种自杀式冲锋是需要点不把自己当人的二愣子精神的，第一一六师团的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因此引起了横山勇的重视。
黑濑这家伙人如其名，没什么头脑，就知道玩命冲，在前两次总攻中，他的联队伤亡十分惊人，大队长已经换了四个，却还没能取得多大进展。
可这种时候，大家都没进展，黑濑之类无脑之辈就成了旗帜，从师团长岩永汪到横山勇，都想把黑濑捧成榜样，竭力打报告推举他升为少将，报告上面已经批了，问题是开战以来，联队长以下死了很多，旅团长位置却还空不下来，黑濑只得以少将身份继续当他的联队长。
少将不是白给的，黑濑很想在横山勇面前表现一下，被他赶上去的兵都不准回头——结果真的没回头，全给守军一个不剩地打死了。
遭到挫折的黑濑也动起了脑，用他那积水的脑袋想出了一个“模糊战术”。
所谓“模糊战术”，就在是深夜施放烟幕弹，以便遮蔽对方视线，让你枪打不中，手榴弹也投不准。
脑残的家伙再怎么努力还是脑残。在浓密的黑烟中，首先被弄得晕头转向、不辨西东的不是守军，而是进攻中的日军。
原因是黑濑联队的基层指挥官已整个换过一批，现职小队长全都系当兵的充任，这帮人也只知道傻冲，白天还好，晚上加上烟雾重重，他们都找不到自个儿的兵在哪儿，现场一片混乱，被杀得人仰马翻。
这下可好，又死了很多军官，光大队长就翘掉了两个，兵死了可以拿补充兵来填充，军官却没这么多后备的。
黑濑只得以中队长来替大队长，他那个联队因此变得十分滑稽：一个可以当旅团长的少将联队长指挥三个本来只能当中队长的中尉大队长。
到第二天，连中尉大队长都非死即伤，轮到黑濑，他打算亲自举起联队军旗，带着已所剩不多的联队 做“悲壮的决死一战”。
白天吹了个牛皮，晚上黑濑就怯懦了，不过这一怯懦反而让他否极泰来。
黑濑固然打得糟糕，但其他部队还不如他呢，第六十八师团几乎就是没怎么动过步。
面对第十军密集连续的手榴弹，这个师团的官兵人人心惊胆战。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正在前线督战，小胸脯一拍，“你们这帮胆小鬼，手榴弹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它还没爆，你就可以把它捡起来，然后再扔回去”。
见士兵们将信将疑，这厮来了气：“不信是吧，我亲自示范给你们看。”
志摩源吉果然是做大官的，那俯身、拾弹、投弹的动作称得上是一气呵成，漂亮到让你不鼓掌都不行。
可惜，它们都被最后一个画面给否定了：守军一颗子弹过来，少将旅团长因为一颗手榴弹而丢了性命，真是够冤枉的。
他的死却便宜了黑濑，后者急速上位，总算当上了旅团长，再也不用到第一线拼老命去了。
最长的一日
坐拥四个师团，横山勇却仍然把这两个倒霉师团顶在最前面，是为了进一步消耗第十军，从而把这支英勇卓绝的部队推向崩溃边缘。
至8月6日，第十军已在衡阳苦战四十多天，处于势衰力竭的境地，余者大部分为重伤和重病人员，虽还有能战之士，但枪弹早已不敷使用，连手榴弹都快没有了。
中美空军一直在空中进行助战，偶尔也空投，但第十军能从空中得到的，全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什么万金油之类。
不是不想投，而是没有。因为史迪威卡着脖子，为了能要挟蒋介石，他不允许陈纳德向中方输送任何援华物资，就这点小东西，也还是飞虎队长私底下凭交情偷偷送过来的。
衡阳的屡攻不下，让第十一军司令部陷入了集体纠结的状态，横山勇急到痢疾发作，身体虚得连坐都坐不住，但第十军的孤立无援，终于使他找到了机会。
8月7日，已在一边窥视很久，且养精蓄锐的第五十八师团突然杀了上来，从而改变了衡阳战局。
当天，这个师团就从西北方向突入衡阳，并尽其全力向前推进，第十军的阵地相继失守，双方随即由阵地战转入巷战。
当方先觉下令用炮兵进行阻击，却得知炮弹已经全部用光，再调预备队，亦无一兵可资调遣。
这是真正的大势已去，弹尽援绝。
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去最后一电，在电文末尾告知：“此生已矣，来生再见！”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失眠了。当天晚上，他半夜三次爬起来做祷告。
8月8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最长的一天。
早上四点，蒋介石还是睡不着，又爬起来默祷一次，直到这时，他还抱着解围衡阳的一丝希望。
五点，似乎上帝真的开了眼，衡阳的电讯竟然还通着。
但只维持了一刻钟，电讯断了，自此再也不能取得任何联系。五个小时后，空军送来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
整座衡阳城已无人迹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他以为方先觉和第十军都已战死于衡阳城中，但事情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最后一刻，方先觉选择了为西方军队普遍认可的方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他当时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幸存官兵的安全；二是收容伤兵，埋葬死者。
方先觉后来又回到重庆，蒋介石的态度耐人寻味，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降将军，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装模作样地进行训斥，而是竭力对其进行慰勉，仍旧重用，并授以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春天，一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又在大会上提出第十军在衡阳究竟有功有过的问题，蒋介石听后腾地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话是谁说的？造谣，中伤，不识大体”！
老头被骂得面红耳赤，其他人也再不敢就此多论是非了。
但是，方先觉和他的部属从来没能因此摆脱“最长一日”的困扰，直到在台湾退役，方先觉仍被屡次抨击，遂出家为僧，在寺院钟声中化解心中无尽的烦恼。
不管怎样，第十军的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按日方资料，横山勇第十一军在衡阳伤亡了一万九千多人，接近两万之众，内含军官九百多人。据说战争期间，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军阵地上在举行火葬，而整个衡阳城也已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完全是一炼狱景象。
日本人称衡阳之战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这一战结束，对于横山勇和他的第十一军来说，也等于一次“苦难”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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