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第一次远征，蒋介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现在想到了，也只能限制在云南，而且军官还得由史迪威本人来遴选。没办法，人家手里握着要你命的援华物资分配权呢。
史迪威眼力不错，他看中的滇西远征军首任司令长官是陈诚。
老乔倒不是为了投蒋介石所好，陈诚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可以说都是他喜欢并认可的，即使拿美国标准来衡量，也绝对称得上是个优秀的指挥官。
不过，这下可够陈诚忙的了，有一段时间，他既要顾远征军一摊，六战区那一摊又丢不掉，真个是团团乱转，甚至到鄂西会战，还得飞回恩施去指挥作战，就差没有分身之术了。
和很多长年征战的军官类似，陈诚也有着严重的胃病，如此一折腾，这位十项全能的铁人就真给累垮了，只得请假去重庆郊外休养。
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位置又空了下来，要说国内能征惯战的将领也很多，可关键是人家史迪威得认可才行，你能让杜聿明、罗卓英去吗？
为了找到合适人选，军政部长何应钦把一本军官名册都翻烂了，终于翻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东山再起
因为中条山之战，昔日虎将卫立煌跌入了谷底，撤职加革除上将衔的处分，也就比坐牢、枪毙好那么一点。
撤职之后，改调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
卫立煌为人非常倔犟，属于“五虎上将”里面最爱说怪话、发牢骚的，有时跟蒋介石都不对付，但事到如今，他也无话可说，短期内就办完移交手续，去西安就职了。
所谓行营主任，是一个标准的闲职，没什么权，去了以后，卫立煌也不愿意一本正经地坐办公室，而是把事务推给幕僚，自己则带着一家子在西安城里闲逛。
每天都是这么打发光阴，卫立煌自此绝口不言军事，就连原先部属求见，他也一概婉言谢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外人看来，卫立煌是真的想退隐不干了，要不然怎会如此悠闲和清静？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只虎才会偶尔露出真容。
他经常翻阅报纸，看完之后就长吁短叹，拍案不平。
将军的价值在战场，若久而“髀里肉生”，空长一身肥肉，连战马都骑不了，岂不悲哉？
不言，其实满心都是言，但总不能自己哭着喊着说“廉颇未老，一顿还能吃上一大碗”之类的话吧。
在西安闲逛一个月后，卫立煌再也熬不住，索性离开西安去了成都。
表面上是彻底退隐，其实却隐含着强烈不满：这么一个闲职，你们不觉得大材小用？
这叫以退为进，然而起初却只能退不能进，一连憋屈两年，到了用人之时，统帅部才想到以前还有过这么一只虎。
在第一次远征军的出国名单里，罗卓英的位置原先就是安排给卫立煌的。
心里那个激动，可卫立煌还是忍住了。
机会再好，该拿架子还得拿，不然就会让人看扁，认为你被贬如此，怎么上面一声招呼，你就急不可耐要出山了。
要让人看重，就得学会“拿”，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之谈。
接到征调令后，卫立煌答复：“我以前去中条山视察时，乘马受惊，把我从上面颠了下来，因此震坏脑子，所以无法赴任。”
等到陈诚病倒，何应钦又想起了卫立煌，名单报给史迪威，老乔点了头。
这时，史迪威和蒋介石私下里已经势同水火，谁跟蒋介石热落，谁就不讨史迪威喜欢。卫立煌因中条山之败遭贬，与蒋介石的关系，已不像其他几虎那样近，他自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美国佬能点头，就一切OK，可是因为前面那个例子，一个军政部长已经请不动卫立煌了，非得元首去请不可。
1944年春天，蒋介石派专机到成都相邀。
这回要是再“拿”就过了，官场沉浮这么多年，对尺寸所在，卫立煌还是掂量得清楚的。
重庆一行，蒋介石亲自接见，卫立煌正式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得以恢复上将衔。
“脑震荡”问题不存在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声名。
将军荣辱在战场，卫立煌（右二）要靠第
二次远征来翻身
退隐的那些日子，卫立煌不言军事，某种程度上却是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一仗打得实在丢脸，算得上是抗战中期最窝囊的一仗，以至不提中条山便罢，一提就是一个惨字。
在告别洛阳时，卫立煌特意让司机返回，绕着住处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虽然说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往往是打了一次败仗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像刘峙，号称“常胜将军”，老“五虎”里面属于最牛的，可是因为在保定会战中摔了跟斗，竟然被人奚落成了“常败将军”。
卫立煌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机会重来。
这次绝不能再输。
陈诚在任时，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此地离昆明有三百里路远，当时主要是陈诚顾虑军风军纪废弛已久，在无法有效改善官兵待遇的情况下实施的“苦肉计”——要穷穷一块儿，大家都没话说。
卫立煌把长官部迁到了保山，这回却不是要做样子，而是为了真刀实枪地开练。
保山已接近滇缅边境，离怒江前线不远，便于观察敌情，用兵筹谋。
当年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
致命威胁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隶属第二十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他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周福成心头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五十三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他部队都发全了呢？”
霍揆章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卫立煌板起面孔，“少发两门迫击炮，就会减少火力，这可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啊。”
霍揆章赶紧诺诺连声，“明天就发，迫击炮都在仓库里存着呢。”
卫立煌把第五十三军的军官集合起来训话，明确承诺，“请大家放心，今后会对第五十三军平等看待，装备和补充一律按司令长官部规定，不得克扣。”
谁要是不听命令，必受处罚！
由于战绩劣，名声差，第五十三军到云南后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周福成到最基层的东北军军官，最担心的还不是克扣武器，而是怕遭到缩编乃至“吞并”。
如今，终于有人肯帮着撑腰和说话了，而且这个人还是最高长官，能不激动加感动吗？
卫长官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
有人说，卫立煌本身就是“嫡系中的杂牌”，人家靠的不是裙带和学历，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功，因此才会对所有部队做到一视同仁。
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就像卫立煌在训话中所说的，要“平等看待”。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第五十三军的想象，卫立煌对“最弱军”表现出的，还不是“平等看待”般简单，那已是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关照。
信心之战
强渡以前，卫立煌将制订好的作战方案和计划予以下发，但各军一拿到手，就引起了议论。
第一个焦点，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防守部队。
滇西远征军有两大集团军，无论战斗力，还是对滇西敌情和地形的熟悉，第十一集团军都要胜过第二十集团军。
大兵团作战，尤其是这样关键性的反攻，远征军全扑上去都嫌不够，还要留人防守，就算是要防，也应该让第二十集团军防，结果却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主攻部队。
第二个焦点，也是争议最大的焦点。
第十一集团军主攻也罢，使几乎所有人都想不通的是，第五十三军竟然被安排为主力之一。
那个“最弱军”，也能成为主力？它有多强的战斗力，能打这样的硬仗吗？
周福成自己都不知道梦中抽了哪支上上签，让卫立煌这么关照自己，想来想去，也没别的好解释，只能从人情脉络上瞎联系。
兴许是当年受过卫长官指挥，所以他才把咱们当亲生儿子了吧？
意外得宠当然是好事，不拼命打也肯定是对不起领导的，可问题是第五十三军能力就这么一点儿，连他们自己对能否强渡成功都心中无数。
有数的人，是卫立煌。
吸取中条山的教训，卫立煌对这次远征准备得非常细致。他在隔江观察时，发现第五十六师团采取的其实是死守要隘战术，即守住高山据点，而没有沿江部署重兵。
卫立煌立刻意识到，渡过怒江其实不难，难的是后面，在地形复杂的大山里与“龙兵团”作战，那才真叫难。
知道为什么要让第十一集团军主守了吧，守是假，留着最强的部队，随时投入后续攻击才是真。
把第五十三军列入强渡主力，则出自于卫立煌的另外一番盘算。
第五十三军是“最弱军”不错，对此卫立煌也不是不清楚，可是本来也没指望它第一口啃的便是硬骨头，关键是给它信心，让它认为自己很行，特别是装备美械之后。
不但如此，还能给各军以示范，你瞧，“最弱军”都渡江成功了，我们还怕什么！
“恐日病”，或者说是恐第五十六师团的病铁定不治自愈，也就不存在军长脑子里都在想“我还能不能回家”之类的事了。
前提，当然是大家都以为怒江很难渡。
说到底，强渡怒江，其实是一次心理战，或者说恢复信心之战。
名将的思维皆有相通之处，卫立煌的这一战术，与南昌会战时的冈村宁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就是用“最弱师团”打头，才挽回了日军的士气。
5月11日拂晓，滇西远征军揭开渡江战役的序幕。
渡河部队乘坐的是一种前尖后方的帆布船，一只船可以运送一个班，然而使用起来却极其方便，不用的时候折叠放在背包里，一个人就可以带走，要用的时候只需拿气囊充一下气。
美式后勤配备真是世界一流，几乎挑不出一点毛病，可是乘客们的心却仍然悬在半空中，好半天落不了地。
眼睛一闭下了船，眼睛一睁上了岸。
强渡怒江
想象中的恶战没有发生，因为卫立煌已经用特种部队为“最弱军”铺平了道路。
强渡之前，远征军在岸边建立了炮兵阵地，一水儿的榴弹重炮，往那里一摆，日本人的炮够不着，它却可以准确无误地完全摧毁日军江岸防线。
经过火力清除，当强渡正式开始时，岸边已没有什么日军，第一批渡江部队仅两人伤亡，就顺利地攻占渡口阵地。
滇西远征军由此士气大振，“恐日病”也一扫而空。
最艰苦的行军
滇西反攻正在朝着卫立煌预计的轨道走，即先易后难，越来越难。第二十集团军过岸后，就被高黎贡山挡住了去路。
第五十六师团算准了你要从这里过，因此在险要处修筑了很多据点群用以阻击。在这样的地方作战，山高路隘，到处都是陡坡，爬坡尚且不易，更别提展开兵力了。
令人头疼的雨季又雪上加霜，连绵阴雨使得山路既陡且滑，大部队只能喊暂停。
不停还好，一停困难更多。
负责后勤支援的美军联络组起初认为，可以用空投来代替兵站补给，可是没想到山地气候十分复杂，说变就变，山高雨大，人在飞机上往往看不见地上的空投标志，无法准确实施空投。
空投不行，能进入深山的，便只有骡马，而那些山路，人既难行，骡马也强不到哪里去，于是补给时断时续，难以为继。
进攻中，要想打破僵局，最有效的手段无疑是迂回包抄，而对于迂回路径，卫立煌早就选好了。
反攻滇西之前，他就在找一条绕过高黎贡山的秘道，但这在现有的中国军用地图上找不出来的，大概日军地图上也不会有。
怎么办呢？卫立煌想到了空中侦察。
以前是没有这种条件，如今不一样了。在提出申请后，远征军航空队即飞到高黎贡山上空进行拍照，那时尚未进入雨季，视界没有障碍，结果仅仅两周后，一张高清地图便绘制而成。
在这张高清地图上，隐隐约约真的有条山路绵延其间。
幕僚去民间查证，查证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年轻一辈没有，年老一辈，甚至上上几辈也没听说过，只是在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似乎有这条路的踪迹。
卫立煌认为有门，少数民族缺乏文字记录的技术手段，嘴巴里传下来的就是历史，而且从地图上看，这条路沿途并非绝地，是可以通过的。
选定路径后，卫立煌便通知远征军航空队，要求不再派飞机在那一带飞行，以免引起对方注意。
迂回部队，选定的是第五十三军，那支原先大家眼中的“最弱军”。
世上没有天生的废才，只取决于你会不会用。南昌会战后，第一〇六师团不仅摆脱“最弱军”恶名，而且还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冲破了四个中国军组成的防线，薛岳被迫调上第七十四军才得以稳住战局。
到了第五十三军身上，道理也是如此。
过了江后，“最弱军”夺得首功，精神头马上大不一样，脸上再无忧愁颓唐之色。
明知迂回是项受苦受累的活，全军也高高兴兴地接了下来，军长周福成派先锋师前去开路。
这一走才发现不是一点点受苦受累，那竟然是整个滇西反攻中最为艰苦的行军。
沿途地滑坡陡，更有甚于其他地方，一路行去，就没有能直着腰走路的时候，唯一的好处也许就是荒无人烟，连日军也想不到它。
在翻过标高四千米的高黎贡山主峰后，先锋师来到了山后。
但这时，他们却又犯了过去常犯的那种毛病，发现山后日军据点很坚固，师长软了一把，又退回主峰。
这一退不要紧，几乎把第五十三军推到了覆没的边缘。
经过一路行军，官兵把身上带着的粮食都吃光了。山顶云雾满天，飞机没法空投粮食，大家只好跟第五军过野人山时那样，挖野菜和竹根充饥。
滇西山上山下的温差很大，强渡怒江时还汗流浃背，在主峰上却如临严冬，就算穿着厚棉衣都冷，一下雨更要命。
从保山出发时，官兵穿的都是单衣，顿时冻得浑身直哆嗦，有的人外面套了一层美式胶皮雨衣，但是雨衣潮湿后贴在皮肤上，同样寒气袭人。
高山顶上，先锋师先后冻死饿死达数百人，周福成得知情况后非常焦虑，担心部队随时会陷入崩溃。
他当即报请卫立煌，将负有责任的师长撤职，同时将另外一个师也跟上去，以整军力量投入进攻，终于将山后据点一击而破。
迂回包抄的成功，意味着解决高黎贡山守敌不再成为问题，只要在你的掌握之中，有的是时间慢慢削，反正左一拨，右一拨，直至把据点群削完为止。
驻守高黎贡山的第五十六师团非常顽固，主动投降的不多，战后山上遍地是日军的死人死马，血浆与雨后的泥土相拌和，竟然重新生成了一种殷黑色的泥巴。
夺取高黎贡山是为了打开通向腾冲的通道，那里是“龙兵团”的战略据点。
“水牛”发力
由于四处受击，日本“缅甸方面军”兵力相当紧张，“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即将覆没在孟拱河谷，其他部队也脱不开身，能用来守腾冲的只有第五十六师团的一个联队，联队长为藏重康美大佐。
藏重康美手上的人马不多，所以他放弃江防，收缩要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
要隘核心是腾冲，其间有三道关，你过得了第一道，未必过得了第二道、第三道。
所谓第一道，即高黎贡山。这第二道也是山，不过是直接拱卫腾冲的四座高山，相当于腾冲的天然外城墙。
就在藏重忙着往山上增兵布阵的时候，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突然发来电报，要求从腾冲抽兵，以增援师团主力。
这缺德玩意儿，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他那里还要再抓米出去。
可是师团长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而且还要认真执行，藏重只好调出一个大队，本来不多的守军这下更少了。
干脆，意思意思吧，于是有的山不守，有的山就弄了几十个人的小队在那里充充数，反正死了拉倒。
6月27日，第二十集团军首先清除四座高山的守敌，其中三座山很快拿了下来，只有腾冲南面的来凤山无法攻破。
在藏重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座山，因为其山峰比腾冲城墙还高一百多米，可以直接俯视城池。
攻城战中，如果你可以在城外占据一块高出城墙的要地，那对守军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经典范例，就是南京保卫战中紫金山或者雨花台于南京的利害关系。
藏重人再少，哪座山头都可以弃，唯有来凤山不肯弃。
他舍得放在外围的精兵都在来凤山上，共建立了四个堡垒群，堡垒里有炮、有机关枪，更有极富山地战经验的老兵。
7月23日，第二十集团军对来凤山发起第一次总攻。
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也深知来凤山的价值，因此不惜把预备师都拿出来，投入四个团进攻来凤山，但得到的战报，却不是捷报，而是接二连三的伤亡报告。
三天，付出了近千人的伤亡代价，竟然毫无进展。
霍揆章毕业于黄埔一期，他有个绰号叫“水牛”，言其性格憨厚，平时极少发火，然而在这种高压之下，也忍不住愤愤地朝部下发了通大火。
我问你，如果再发起第二次总攻，你有没有成功把握？
部下实话实说：“堡垒太坚固，没有重火力，仍然没把握。”
重火力，也就是特种配备，看来“水牛”得把头上的两只角伸出来了。
7月26日，第二次总攻。
这次，霍揆章亮出了他的“霍家拳法”：远征军航空队多达五十七架飞机在上空投弹，目标就朝向一座小小的来凤山，一天光投下的炸弹就多达五千余枚。
来凤山的日军堡垒的确坚固，可也吃不消如此狂风骤雨般的打击，顿时被炸毁了一大半。
当然，还有飞机炸弹都解决不了的，这就得用敢死队了。
敢死队员匍匐到达堡垒死角后，把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塞进堡垒枪眼进行爆破。
远征军航空队猛袭日军堡垒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霍揆章采用车轮战术，各部队轮着上，一刻不歇地发动进攻，为的就是不让日军得到喘息和修复工事的时间。
7月27日傍晚，一支远征军已杀到来凤山和腾冲之间，藏重眼看连山带人都得全部失掉，只得弃山保人，将残余兵丁撤入城内，山地攻坚转入城池攻坚。
钢将军
在第二十集团军中，真正能打硬仗恶仗的，还是霍揆章带过的第五十四军。
第五十四军系“土木系”部队，在“土木系”中排名仅次于第十八军，新老两任军长霍揆章、阙汉骞也都是有“土木”背景的战将。论名气，这二位或许比不上黄维、胡琏，但也称得上是一对牛人。
霍揆章这个大“水牛”看上去寡言少语，人家却是武林高手，擒拿格斗样样利落，在黄埔读书时就一身两职，既是学生，又是教员——武术教练。
阙汉骞擅长的则是另一套功夫，那就是书法，其成就甚至超过以写字写得漂亮著称的张灵甫，已自成一派，称为“拨云体”。
除了打仗，阙汉骞的业余爱好就是练字，甚至指挥作战的间隙都不肯放过，不到桌上去写上两笔，浑身都不得劲。
即使是淞沪会战的罗店时期，阙汉骞照样可以在屋里练他的书法，日军炮弹落在屋外的稻田里，旁边人都心慌不已，他却笔走如飞，写完还告诉别人，“不用怕，这是扰乱射击”。
阙汉骞是湖南人，打仗很猛，做团长时就有扔出一箱手榴弹以稳定军心的事迹，被称为“神臂团长”，连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关猛”关麟征都对其称赞不已。
要说吃亏，还就吃亏在资历上，他跟胡琏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的，混到师长后，再想往上挪一步升军长都比较费劲。
到第二次远征前，总算有了机会，史迪威那边要人，第五十四军奉命前往印度，阙汉骞以代军长身份随行，假如没什么意外，那就是要升成军长了。
可是这个世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史迪威把兵留下，军部退回，不要！
至于面子不面子，人家不管，他是美国人，不理你这一套。
这个气，还好，军部虽然“退货”，但第五十四军得以在国内重组，众望所归的阙汉骞也由“代”而扶正。当时的黄埔四期生中，张灵甫和胡琏都是副军长，阙汉骞是晋升上去的第一个军长。
无论老第五十四军，还是新第五十四军，以前都是助攻角色，尽管活干得很漂亮，但射不了门，进不了球总是难以让人心甘，何况阙汉骞刚刚当上军长，憋着一口气要证明自己。
第二次远征，终于让阙汉骞和第五十四军得到了主攻的机会，从强渡怒江，到兵临腾冲城下，攻城拔寨，无役不胜。
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情报资料研究得非常深，连藏重联队长都知道第五十四军军部被“退货”的事，他对第五十四军在基本部队留在印度的情况下，还能打得如此勇猛，感到十分吃惊。
一查，原来军长阙汉骞来历不凡，是罗店那血肉磨坊里磨出来的，藏重顿将阙汉骞视为劲敌，并在日记中写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彼真钢将军也！”
阙汉骞因此得“钢将军”之名，不过“钢将军”在腾冲城下看到的却是一座“钢城”。
8月2日，阙汉骞沿用山地攻坚的经验，集中全军火炮对着腾冲城墙进行轰击。
按照美械装备标准，第五十四军直接配备十二门榴弹重炮，下面每师还各有十二门山炮，这么多炮加一块儿，那也是气势夺人，半天工夫，便用去了多达三千余发炮弹。
除此之外，远征军航空队还有六十架飞机在上空投弹，可是这一立体式攻击方式，却并没能达成预期效果。
腾冲城墙据说系明朝南征将士垒砌而成，全部为大青石条，不仅异常坚固，而且表面光滑有弹性，炮弹在上面炸开条口子可以，却无法完全轰塌它。
当第五十四军顺着口子往城里爬时，日军的机枪火炮就突然“叫嚣”起来。这些火器原先都藏在城头或角落的石头掩体里，炮弹也打不着，它们给登城部队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血色腾冲
在腾冲战役初期的那几天里，虽然第五十四军时时能通过口子冲入一部分，但由于地形复杂，火力隐蔽，使得这部分人马根本就站不住脚，并且伤亡剧增。
阙汉骞不得不另想攻城之策——光开小口子不济事，得开大口子，整军进入才行。
要开大口子，就得从墙根上动动脑筋。
在这方面最早开窍的是太平军，他们在难以攻破对方城池时，往往使用“穴地攻城法”，即在城外挖地道，直通城下，然后用火药炸开城墙。
清史记载，太平军利用此法攻城，“无坚不破”。
太平军当年是以城外民房为掩护开挖地道口的，所以关键是要找到这么一个掩护地点。
看来看去，只有腾冲城南门外符合这一条件，那里原先是百姓赶集场所，开战后，日军只拆除了靠墙三十米内的建筑，三十米外还有很多房屋，其中包括一些两层的老式楼房。
于是，阙汉骞在楼房上偷偷用沙包垒出了二十个掩体，利用晚上集中重机枪对着城头进行扫射。
大炮都奈何不了，我还怕你的机枪，日军采取了不管不问的态度，这便让早已潜伏城下的工兵有了机会。
挖地洞、埋炸药、按电钮，一气呵成，现代工兵比太平军的“土营”自然要利索得多。
随着爆炸声起，城墙被炸塌多处，隐蔽在平房内的进攻部队呐喊上前，一拥而入。
当第五十四军攻进腾冲城内，发现里面已无一间完好房屋，尽为断壁残垣，而这主要是远征军航空队的功劳。
第一次立体攻击受挫后，远征军航空队感到很不得劲，第二次便派上了B-25、B-29。
这些都是二战中最为优秀的轰炸机种，B-29更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一次性载弹量达九吨，扔炸弹就跟下雨一样。
8月13日，几枚重磅炸弹恰好命中联队司令部，包括藏重大佐在内的三十二名日军官兵粉身碎骨，联队校佐级将官至此全部伤亡。
原任中队长的太田正人大尉接任守城指挥官，其实这时换谁守都一样，三千守城兵卒已被打掉一半，何况城外的远征军还在源源不断地拥进来。
想要溜还有机会，可是电报发过去，松山佑三师团长却要他继续死守，说是坚持到10月上旬，就有主力来援了。
信也好，不信也好，除了硬着头皮顶下去，一点退路都没有。
一群困兽发了狂，令腾冲之战进入了最残酷的时期。他们从城内的各个隐蔽角落跳出来开火，一会儿前面，一会儿侧面，让你每向前走上一步都要付出不小代价。
仅仅一天之内，第二十集团军就伤亡了三百多人，双方寸地必争，乃至斗到了尸填街巷、血满城垣的地步。
为了尽量减少兵员损失，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被迫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即每至一处，就用炸药将墙垣房屋完全炸倒，以保证所过之处不会再钻出任何一个有威胁的日本兵。
每一步都要提防来自暗处的袭击
第二十集团军连着发起四次总攻，不但彻底挫败了太田时不时组织的夜袭，还将其慢慢驱赶和逼退到城内一角。
到第四次总攻，远征军航空队的战机增加到一百架，地面部队向日军发射炮弹达一万五千发。
太田再看他那些兵，已经完全成了“残疾部队”，不是成了“铁拐李”，就是做了“独眼龙”。
主力在哪里，天晓得，还是送些手榴弹下来实惠，起码这些残疾人还能扔扔手榴弹。
按照太田的要求，日机冒着被击落的风险，飞向腾冲城上空，并向城内投下了大量手榴弹和医疗物品。
靠着这些手榴弹，残兵败将们又有了顽抗的本钱，远征军的第四次总攻再次归于失败。
腾冲之战迟迟不能结束，蒋介石在重庆非常焦虑，因为同一时间，日军仍在向中国的大后方继续推进，如果滇西反攻再陷不利，等于后背又被捅一刀，整个国内局势终将无法挽救。
他向霍揆章发来电报，“中国军队的荣辱，真的就决定于今天的你们了。我命令你们务必在9月18日，也就是国耻纪念日之前，把腾冲城夺回来”！
腾冲日军被打成“残疾部队”，其实现在的霍揆章也接近精疲力竭，经过四次总攻，第二十集团军连预备队都已用尽了。
捏着蒋介石的这份电报，霍揆章咬着牙，把本来负责打援的一个师也调入城内。
不管它了，现在是孤注一掷的时候。
“九一八”如同“七七”，让每一个远征军官兵都热血沸腾，全然忘记了什么叫做危险，什么叫做死亡。
9月5日，第二十集团军发起了入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其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潮水席卷，使残余日军有了一种马上要被吞没或压倒的可怕感觉。
经过这次冲击，日军包括太田在内，仅剩七十余人，他们的命运终于走向了尽头。
9月13日，在太田“玉碎”于自杀性冲锋后，腾冲得以完全收复。
这是滇西反攻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当记者进入腾冲城时，不仅找不到一块好瓦，就连青的树叶也看不到一片。
战后，经霍揆彰提议，在腾冲专门修建了国殇公墓，内葬牺牲于腾冲一役的几千名远征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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