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生命出现之前，环境中就包含这种有害元素了；然而生命仍然诞生了，并且经过数亿年的时间出现了丰富的物种和难以穷尽的数量。在自然从容地度过了无数个年代后，生命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破坏性的力量不断调整，适应了自然。自然中这些会引发癌症的物质仍然会导致恶性肿瘤的产生，然而它们数量很少，而且生物已经从一开始就适应了这种古老的力量。
然而随着人类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所有生命形式中，只有人类可以创造那些会引发癌症的物质，这在医学术语上被称为致癌物。煤烟就是一个例子，其成分中含有芳香烃。随着工业时代的开启，这个世界就一直在产生变化并且不断升级。自然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很快就被一个充满新型化学物质和物理物质的人工世界所取代，其中许多物质能够使生物产生变化。人们对于他创造的这些致癌物毫无防御能力，因为人类的生物遗传进化得非常缓慢，因此对于新环境的适应也非常缓慢。所以，这些强大的物质很容易就能穿透身体未做好充分准备的防御体系。
癌症由来已久，但我们对于致癌物质的认识却经历了很久才成熟。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外部的或环境中的物质可以引发癌变是在将近200年前，是一位伦敦的医生发现的。1755年，波西瓦·帕特爵士称在扫烟囱工人中非常常见的阴囊癌一定是由堆积在他们体内的烟灰造成的。他没有办法提供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证据”，但现代研究手段从烟灰中提取了这种致命物质，并证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波特发现了这一事实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似乎并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人们长期接触、吸入或吞食环境中的某些化学物质后会引发癌症。人们确实注意到了在康沃尔和威尔士的炼铜厂和锡制品铸造厂工作并长期暴露在含砷废气中的工人经常会患上皮肤癌。人们也注意到了在萨克森钴矿和波西米亚约赫姆塔尔的铀矿工作的工人经常会患上某种肺病，后来被确诊为癌症。但这些现象都出现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那时工厂还没有遍地开花，后来它们生产出的产品就遍布在所有生物的生存环境中。
19世纪最后二十几年，人类才第一次意识到恶性肿瘤应该追溯至工业时代。大约和巴斯德发现传染病来源于细菌是同一时间，其他研究者发现了是哪种化学源头导致萨克森新型褐煤工业和苏格兰板岩工业的工人患上皮肤癌，还发现了因职业原因暴露在焦油和沥青中的工人为什么会患上癌症。19世纪末，确定了6种工业致癌物质；而20世纪则创造出了不计其数的致癌化学物质，并使得公众与它们进行亲密接触。自波特以来，短短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不只有职业工作者才会暴露在危险的化学工作中；这些物质已经入侵了所有人的生存环境——哪怕是尚未出生的孩子。所以我们发现恶性病的增加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一增长并不仅仅是主观印象。人口统计办公室1959年7月的月报表明由恶性疾病（包括淋巴和凝血组织的疾病）造成的死亡占总数的15%，而1900年这一数字为4%。根据现有的发病率，美国癌症协会估计美国现有人口中最后将有4500万人口患上癌症。这意味着每三个家庭中，就会有两个家庭受到这种恶性病的攻击。
而孩子们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忧。25年前，出现在儿童身上的癌症被认为是医学上的罕见病例。而如今，癌症是美国学龄儿童的最主要死因。情况非常严峻，波士顿建立了美国第一家专门治疗儿童癌症患者的医院。1至14岁死亡的儿童中，14%是由癌症引起的。临床上有许多不足5岁的儿童出现恶性肿瘤，而更可怕的是，其中有非常多的病例是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已产生肿瘤。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博士是研究环境性癌症领域的权威，他说先天性癌症和婴儿时期的癌症可能和母体在怀孕期间暴露在致癌性物质中有关，而这种物质穿透了胎盘作用于快速发展的胚胎组织中。实验表明，动物暴露在致癌物质中的年龄越小，引发癌症的概率就越大。佛罗里达大学的弗朗西斯·雷博士警告称：“我们现在（在食物中）添加化学物质的行为或许会让孩子们患上癌症……我们不知道，这会对接下来的一两代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里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在试图控制自然的过程中，我们使用的哪些化学物质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癌症。从动物实验中得到的证据表明，有五六种农药被很明确地判定为致癌物质。如果我们加上那些医生们认为会致使人类患上白血病的农药，这个名单会长很多。这些证据并非直接获得的，因为我们无法对人类进行实验，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些农药对于活性组织和细胞的影响被认为是恶性肿瘤发生的直接原因，算上它们的话还能在名单中加上好多名字。
最初使用的几种和癌症有关的农药就包括砷，它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在除草剂中，以砷酸钙和其他几种化合物的形式出现在杀虫剂中。砷和人类及动物癌症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惠帕博士在其《职业肿瘤》一书中举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来论述暴露在砷中的后果，这本书是该领域的一本经典巨著。西里西亚的雷钦斯坦市开发金矿和银矿有一千年的历史了，也有几百年开发砷矿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含砷废弃物在矿井附近堆积，进入由山上流下的溪流中。地下水也受到了污染，砷进入了饮用水中。几个世纪以来，当地的许多居民都患上了所谓的“雷切斯坦病”——慢性砷中毒并伴随有肝脏、皮肤、胃肠系统及神经系统紊乱。这种疾病通常会导致恶性肿瘤。雷钦斯坦病现在已经是历史问题，因为二十几年前当地采用了新的供水系统，绝大部分砷已经被清除了。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省，会产生皮肤癌的慢性砷中毒却在当地流行，这是由于当地引用水来源于含有砷的岩层而受到了污染。
如果长期使用含砷杀虫剂，不难造成和雷切斯坦以及科尔多瓦类似的情况。美国西北部许多种植烟草植物的土壤以及东部的蓝莓地都浸满了含砷物质，很容易就会造成水源的污染。
被砷污染的环境不仅会影响人类，也会影响动物。1936年，德国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在萨克森弗莱贝格附近地区，冶炼银和铅的熔炉将含砷废气排放到空气中，这些废气再飘散至附近的乡下，飘落在植被上。根据惠帕博士的报告，以这些植被为食的马、牛、羊、猪都出现了毛发脱落、皮肤变厚的情况。栖息于附近森林中的鹿身上有时会出现异常的色斑和癌前疣。很明显是出现了癌变。无论是家畜还是野生动物，都出现了“砷肠炎、胃溃疡和肝硬化”的病症。熔炉附近饲养的绵羊出现了鼻窦癌，死后在其大脑、肝脏和肿瘤中都发现了砷。而且当地“昆虫，尤其是蜜蜂的死亡率非常高。雨水将含砷粉尘从树叶上冲刷至小溪和池塘中，造成鱼类大量死亡”。
而新型有机农药中一个致癌物的例子是一种广泛用于治理小虫和虱子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的历史以大量证据表明，虽然法律本应具有保护作用，但在公众暴露在某种已知的致癌物中几年后，进展缓慢的法律程序才能有效控制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它说明公众现在被要求接受的“安全”物质或许明天就被发现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化学物质发明于1955年，制造商请求批准一个容许值，允许喷洒了该物质的农作物上可以有小剂量的残留。制造商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动物实验，并同时提交实验结果和该项申请。然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认为测试表明该物质有致癌的可能性，于是建议该产品为“零容许值”，也就是说法律不允许跨州运输的食物中含有任何该物质的残留。然而该制造商具有合法上诉权，因此一个委员会就对此情况进行了评估。委员会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设定了百万分之一的容许值，允许该产品先上市两年，在此期间进一步进行实验室测试以判断该物质是否真的是致癌物。
虽然委员会没有明说，但他们的决定就意味着公众就像豚鼠一样，要和实验室里的狗和老鼠一起对这种可疑致癌物进行检测。然而实验室的动物很快就能给出结果，两年之后证明了这种杀螨药的确会致癌。即使在当时，1957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无法立即废除其容许值，虽然它会让这种已知致癌物的残留污染人们的食物。进行各类法律程序还需要一年时间。终于在1958年12月，零容许值的决定终于生效了，而早在1955年，该局专员就做出了这一建议。
这绝非唯一一种会致癌的农药。对动物进行的实验室测试表明，DDT会产生可疑的肝脏肿瘤。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发现了这些肿瘤，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对其进行分类，却觉得“有理由将它们看作低级的干细胞癌”。
氨基甲酸酯中有两种除草剂，IPC（苯胺灵）和CIPC（氯苯胺灵）会使小鼠产生皮肤肿瘤。其中一些是恶性肿瘤。这些化学物质似乎引发了癌变，而环境中弥漫的其他类型的化学物质完成了这一过程。
除草剂氨基三唑使实验动物出现了甲状腺癌。1959年，许多蔓越莓种植者误用了这一化学物质，导致市场上销售的一些蔓越莓中含有残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回收了受污染的蔓越莓后，出现了一些争议，这种化学物质会致癌的说法受到了广泛质疑，其中还有许多医学界人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布的科学证据清楚地表明了在实验室小鼠身上使用氨基三唑会有致癌作用。在这些小鼠的饮用水中加入百万分之一百的氨基三唑（或每一万茶匙水中加入一茶匙该物质），小鼠在第68周就会出现甲状腺肿瘤。两年之后，超过一半的小鼠体内都会有这种肿瘤。经过诊断，这些肿瘤既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即使给药程度较低，也会出现肿瘤——事实上，只要给药就会出现肿瘤。没人知道什么水平的氨基三唑会对人类产生致癌作用，但是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戴维·鲁茨坦博士指出，这个值很可能会对人们很不利，而非有利。
目前新型氯化烃杀虫剂和现代除草剂出现的时间太短，尚无法确定其全部影响。大部分恶性肿瘤发展非常缓慢，患者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临床症状。20世纪20年代初，在表盘上绘制发光图形的女士因为嘴唇会碰到刷子而吞食非常微量的镭；其中一些人15年之后患上了骨癌。有些由于职业原因暴露在化学致癌物中而引发的癌症会需要15至30年的时间才能显现。
和因为工业原因才暴露在各种致癌物中不同，军事人员约于1942年首次暴露在DDT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1945年，而直到50年代初期各种各样的化学农药开始投入使用。不管它们播下了多么邪恶的种子，这些种子完全成熟的时间尚未到来。
一般的疾病都会经过漫长的潜伏期，然而现在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白血病。广岛的幸存者在原子弹爆炸后三年就出现了白血病的症状，而现在有证据表明潜伏期的时间甚至比这个还要短得多。有一天或许会发现其他潜伏期较短的癌症，但目前白血病似乎是唯一例外，不符合发展极度缓慢这一一般规律。在现代农药兴起以来的这段时间里，白血病的发病率稳步上升。国家人口统计办公室的数据明确表明，造血组织恶性疾病的增长令人担忧。1960年，死于白血病的患者有12290人。死于各类血液及淋巴癌症的患者共有25400人，相较于1950年的16690出现了大幅上涨。1950年每十万人中有11.1人死于此类疾病，1960年上升到14.1。这种增长绝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在各个国家，各年龄阶段死于白血病的人数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什么？人们暴露在环境中哪一种或哪些新出现物质的频率增多，并因此而丧命呢？
像梅约诊所这种世界闻名的机构都有数百名病患死于这类造血器官疾病。梅约诊所血液科的马尔科姆·哈格雷福斯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报告称，几乎无一例外，这些病人都有暴露于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的历史，如含有DDT、氯丹、苯、林丹和石油馏出物的喷雾。
和使用各类有毒物质有关的环境疾病也增多了，“尤其在过去十年中”，哈格雷福斯博士这样认为。大量的临床经验使他相信“绝大多数患有血质不调和淋巴疾病的病人都曾大范围暴露在各种烃类物质中，而现今许多农药都属于这类物质。只要对其病史进行细致研究，几乎一定能发现这种关系的存在”。这位专家曾为许多患者诊治过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霍奇金病以及其他血液和造血组织疾病，因此现在拥有大量患者的详细病史。他说：“他们都曾经大范围地暴露在这些环境介质中。”
这些病例说明了什么呢？其中一个与一位憎恶蜘蛛的家庭主妇有关。8月中旬的一天，她拿着里面装了DDT和石油馏出物的气雾喷雾器来到了地下室。她把整个地下室彻彻底底地喷了一遍，包括楼梯底、水果橱子里以及天花板和梁木周围遮起来的所有区域。喷完之后她就开始觉得非常不舒服，感到恶心、极度疲劳和紧张。接下来的几天里她觉得好转了，然而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她在9月又重复了这一整套流程，又经历了两轮喷药—生病—暂时恢复—再次喷药的循环。在第三次喷药之后，出现了新的症状：发烧、关节疼痛、全身不适，还有一条腿出现了急性静脉炎。哈格雷夫斯医生对其进行检查时发现她患上了急性白血病。第二个月她就病逝了。
哈格雷夫斯医生的另外一位病人是一位专业人士，他的办公室坐落在一栋满是蟑螂的老建筑里。他被这些昆虫的出现弄得狼狈不堪，于是决定亲自进行治理。某一个星期天，他花了半天时间将地下室和所有隐蔽的区域都喷了药。喷雾中，DDT以25%的浓度悬浮在含有甲基化萘的溶剂中。他很快就出现了瘀青，开始流血。他走进诊所时，很多地方都在流血。血液检测表明骨髓出现了严重衰退，患上了一种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疾病。之后的5年半中，他输了59次血，并进行了其他治疗。有局部好转，但大约9年后，出现了致命的白血病。
涉及农药的病例里，最主要的包括DDT、林丹、六氯化苯、硝基酚、常见的防蛀晶体对二氯苯、氯丹以及承载它们的溶剂。这位医生强调，仅仅暴露在单一的化学物质中的情形是例外，而非常见情况。此类商品通常为几种化学物质共同悬浮在石油馏出物或其他分散液中。溶剂中的芳香环和不饱和碳氢化合物本身就是对造血器官造成危害的主要因素。但是从实际的而非医学角度出发，这种区别意义不大，因为通常喷药时，石油馏出物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哈格雷夫斯医生认为这些化学物质和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疾病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美国和其他国家医学文献中都有大量案例支持这一看法。这些病例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受到自己的喷雾设备或飞机“粉尘”毒害的农民，在书房里撒了灭蚁药却仍待在里面学习的大学生，在家里装了便携式林丹气化器的妇女，在喷了氯丹和毒杀芬的棉花地里工作的工人。这些病例中还有许多被医学术语掩盖了的人间悲剧，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对表兄弟，他们住在同一个镇上，总是一起工作一起玩。他们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是一份致命的工作，是在一个合作农场上喷洒一袋一袋的杀虫剂（六氯化苯）。八个月后其中一个男孩得了急性白血病。九天后就去世了。几乎在同时，他的表兄弟开始出现容易疲劳和发烧的症状。不到三个月，他的症状加重并住院治疗。诊断结果表明也是急性白血病，同样的，这一疾病又开启了必死之路。
还有一位瑞典的农民，很奇怪，他会让人想起那艘金枪鱼捕捞船“福龙号”上的日本渔民久保山。像久保山一样，这位农民之前非常健康，久保山以海洋为生，他依赖他的土地谋生。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天空中飘下的毒药都带着一张死刑判决书。这个人的是被辐射破坏的灰烬；另外一个人的则是化学粉尘。这位农民用含有DDT和六氯化苯的粉尘料理了60公顷土地。他工作时，一阵阵的风使得小团的粉尘在他身边打转。“当天晚上他就觉得异常疲惫，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经常感到虚弱，背疼腿疼并觉得寒冷，不得不卧床休息，”隆德一家医疗诊所的报告中写道，“然而他的情况却越发糟糕，5月19日（喷药后一周）他申请去当地医院住院治疗。”他发起了高烧，血球计数出现异常。他被转院到了内科门诊部，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治疗后去世了。尸检显示他的骨髓已经完全萎缩了。
像细胞分裂这样一个正常又重要的过程如何能变得反常又有破坏性，这一问题让无数科学家投入了大量精力，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细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使得这一有序的增殖过程变成了癌症不受控制地狂乱扩散的过程？
等找到答案时，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答案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癌症本身就有多种伪装，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具有不同的起因，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它们扩散和退化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所以相应的，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原因。然而潜藏在这些原因下面的罪魁祸首，或许只是对细胞造成的几种基本伤害。世界各地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在这遍布各地的研究中，还有甚至并非专门针对癌症的研究中，我们都看到微细的曙光，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这道光所照亮。
我们再次发现仅仅观察那些生命最小的单位，细胞和染色体，我们能得到更广阔的视野来解答这些谜题。这里，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我们要寻找哪些因素变更了细胞神奇的作用机制，使其偏离了正常模式。
瓦尔堡认为辐射和化学致癌物都能够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从而剥夺它们获得能量的能力。重复使用微小剂量可能会导致这种结果。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是无法逆转的。没有被这些破坏呼吸作用致毒剂立刻杀死的细胞会竭力弥补损失的能量。它们无法再继续进行那种特别又高效的循环来产生ATP了，而是又退而使用原始、效率非常低的方法——发酵。通过发酵来继续存活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之后进行的细胞分裂使得所有的子细胞都使用这种畸形的方式呼吸。细胞一旦失去了正常的呼吸作用，就无法再重新获得这种作用——一年不行、十年不行、几十年也不行。然而在竭力弥补损失的能量的过程中，存活下来的细胞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发酵来进行能量补偿。这是一场达尔文式的争斗，只有最合适的或适应力最强的才能存活。最后发酵可以和呼吸作用产生相同的能量了。这时，我们说癌细胞被正常细胞创造了出来。
瓦尔堡的理论还解释了其他一些谜题。大部分癌症之所以有潜伏期，是因为在呼吸作用遭到破坏之后，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细胞分裂，这时发酵作用得以不断增强。不同的生物发酵作用需要的时间不同，因为它们的发酵速度各不相同：老鼠的时间较短，癌症出现得就快；人类的时间较长（可能要几十年），所以人类发生癌变的过程非常缓慢。
瓦尔堡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重复使用小剂量致癌物的危害比单次大剂量使用的危害要大。后者会立刻杀死细胞，而小剂量虽然能使一些细胞存活，但这些细胞遭到了破坏。这些幸存者于是就发展成癌细胞。所以说，致癌物没有“安全”剂量。
根据瓦尔堡的理论，我们还找到了对另外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的解释——为什么可以用于治疗癌症的物质却同时能致癌呢？很多人都知道，辐射具有这种特性，它可以杀死癌细胞却同样能够引发癌症。很多用于治疗癌症的化学药物也是如此。为什么呢？这两种物质都能够破坏氧化作用。癌细胞的氧化作用已经是有缺陷的，所以再稍加破坏它们就会死亡。而正常细胞第一次受到针对呼吸作用的破坏，不会死亡，却会踏上发生癌变的道路。
瓦尔堡的理论在1953年得到了验证，当时其他工作者仅仅通过长期间断性地停止给细胞供氧，就可以把它们转化成癌细胞。1961年，又出现了其他证据，这次证据来源于活体动物而非组织培养。放射性示踪剂被注入患有癌症的小鼠体内。通过对它们的呼吸作用进行仔细衡量，发现其发酵作用的速度远高于正常水平，正如瓦尔堡所预见的那样。
根据瓦尔堡确立的标准，大多数农药都达到了非常厉害的致癌物的水平。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氯化烃物质、酚类以及一些除草剂会妨碍细胞进行氧化作用和产生能量的过程。它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创造一些休眠癌细胞，这种不可逆转的癌变作用长期潜伏，不为人们察觉，最终会以明显的癌症形式公开出现，但这时它的形成原因早就被人们遗忘甚至都不会受到怀疑了。
通往癌症的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对染色体进行作用。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会对任何损坏染色体、影响细胞分裂或是引发突变的物质都投以怀疑的眼光。虽然对于突变的研究经常和生殖细胞有关，会使其下一代受到影响，但身体细胞中也有突变的情况存在。根据癌症起源于突变的理论，细胞在辐射或化学物质的作用下，会发生突变，使其摆脱身体对于细胞分裂的惯常控制作用。于是它们就会以狂野的、不加束缚的方式增殖。这些细胞分裂出的细胞同样具有逃脱管制的能力，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后，这些细胞累积起来形成了癌症。
首次对染色体异常引发癌变的全过程进行研究的两人是纽约斯隆凯特琳研究所的阿尔伯特·莱文和约翰·J·贝塞尔。至于是癌变先出现还是染色体异常先出现这一问题，这两位研究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染色体异常早于癌变出现”。他们推测，可能在最初的染色体异常出现之后和最终不稳定性的形成期间，许多代细胞经历了不断试错的长期过程（癌症的漫长潜伏期），在此期间，终于累积足够多的突变，使得细胞可以摆脱控制，开始不规则的增生，也就是出现了癌症。
欧吉韦德·温吉是染色体不稳定理论的首批支持者之一，他认为人们尤其需要关注染色体复制的现象。通过对六氯化苯和同类物质林丹进行反复观察，知道它们会导致实验植物染色体加倍；而在许多证据充分的贫血病致死案例中都有这两种物质的身影，这难道是巧合吗？而其他各种妨碍细胞分裂、致使染色体断裂并引发突变的农药又是什么情况呢？
不难看出白血病是暴露在辐射和镭辐射物中之后最容易引发的疾病之一。化学或物理诱变剂的主要目标就是分裂活动尤为活跃的细胞。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组织，但最重要的是和造血功能有关的组织。人的一生中，骨髓是血红细胞的主要生产者，它每秒都会向人类血液中传送大约1000亿个新细胞。白细胞则是在淋巴腺和一些骨髓细胞中形成的，形成的速度虽然不稳定但十分惊人。
某些化学物质再一次让我们想起了像锶90一样的辐射物，它们对于骨髓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经常被用作杀虫剂溶剂的苯，会在骨髓中滞留，时间能长达20个月之久。许多年前，医学文献就认定苯会引发白血病。
儿童快速发育的组织也会为癌细胞的生长提供最有利的环境。麦克法兰·博内特爵士曾指出，白血病不仅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增长，而且最常见于3～4岁的年龄组，而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并没有其他高发疾病。这位权威专家说：“一定是因为在出生前后，这些儿童的组织曾暴露在致癌物中，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3～4岁是发病率的高峰。”
尿烷是另外一种已知的能引发癌症的诱变剂。怀孕的小鼠受到这种物质的处理后，不仅自己会出现肺癌，它们的后代也会如此。而这些试验中的幼鼠唯一暴露在尿烷中的时间就是在胚胎中。惠帕博士曾经警告称，人类暴露在尿烷和相关化学物质中后，也可能因为在胚胎时暴露在化学物质中使得婴儿出现了肿瘤。
尿烷是一种氨基甲酸酯，和除草剂IPC和CIPC有着近似的化学性质。尽管癌症专家做出了警告，氨基甲酸酯现在仍广为使用，不只作为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还被用于增塑剂、药物、服装以及绝缘材料等各种产品中。
癌症产生的过程也可能是间接迂回的。通常看来不是致癌物的物质也可能会扰乱身体某部分的正常功能，并最终引发癌变。重要的例子就是和性激素失衡有关的癌症，尤其是生殖系统癌症；在一些病例中，这种干扰是由于肝脏受到了某种物质的影响进而无法将这些激素保持在稳定水平上。氯化烃恰恰是能引起这种间接癌变作用的物质，因为所有氯化烃类物质对于肝脏都有某种程度的毒性。
性激素是可以在人体中正常存在，并起着促进各类生殖器官发育的作用。然而身体内部有防止性激素过量堆积的自我保护机制，肝脏就起着平衡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男性女性体内都有这两种激素，虽然数量不同）平衡的作用，以避免出现某种激素过量的情况。然而，如果肝脏因为疾病或化学物质受到了损伤，或者维生素B族的含量降低，它就无法正常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雌激素的含量就会异常的高。
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实验中至少有大量和动物有关的证据。在一个此类试验中，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一位调查者发现肝脏受损的兔子出现子宫肿瘤的概率非常高，他认为这是由于肝脏无法抑制血液中的雌激素，雌激素“随之增长到足以致癌的水平”。大量以老鼠、豚鼠以及猴子为主体进行的实验表明，长期摄入雌性激素（剂量不一定要很高）会导致生殖器官的组织产生变化，“既有两性增生，也有明显的恶性肿瘤”。仓鼠摄入雌激素后会出现肾脏肿瘤。
虽然对这一问题的医学意见并不统一，但大部分证据都表明，人体组织内也有类似的作用。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调查者发现，在他们研究的150起子宫癌病例中，有2/3的病例都显示出异常高的雌激素水平。之后研究的20起病例中，90%都与之类似，含有高度活跃的雌激素。
还有这样的可能，肝脏受到的损伤已经足以扰乱它正常的抑制雌激素的活动，但目前医学上现有的测试却无法检测出这种损伤。氯化烃很容易就能产生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低剂量的摄入就会引起肝脏细胞出现变化。它们还可能导致维他命B族的流失。这一点也尤为重要，因为其他证据链表明，这类维生素对于抗癌有着积极作用。已故的C·P·罗兹一度是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的所长，他发现哪怕实验中的动物被暴露在高剂量的化学致癌物中，只要给它们喂食酵母（一种富含天然维生素B族的食物），就不会出现癌症。一般口腔癌和消化道其他位置的癌症也伴有缺乏这种维生素的现象。不仅在美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甚至在瑞典和芬兰偏远的北部地区也得出了相同结论，那里的饮食通常都缺乏各类维生素。而容易患上原发性肝癌的群体，比如非洲的班图部落，通常都有营养不良的情况。男性乳腺癌盛行于非洲部分地区，通常和肝脏疾病及营养不良有关。战后的希腊经常有男性胸部增大的病例，这通常伴随着饥荒出现。
总之，称农药会间接引发癌症是因为已经证明了它们能够损害肝脏，减少维生素B群的供应，从而导致“内生性”雌激素，也就是身体自己分泌的雌激素的增多。除此之外，我们还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各类合成雌激素中——化妆品、药物、食品以及职业环境中都有这类雌激素的存在。两者相结合产生的效果足以引起人们的严肃对待。
人类暴露在致癌化学物（包括杀虫剂）中的情形多种多样，难以控制。个体可能会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暴露在同一种化学物质中。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以各种不同伪装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中：空气污染物、水源污染物或者是颜料和墨水中的上色物质。很可能单独的暴露都不足以引发癌变——然而任何被认为“安全的剂量”对于担负了许多其他“安全剂量”的个体来说，都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样的，两种或多种致癌物共同产生危害时，它们的作用就会叠加。比如说，暴露在DDT中的个体几乎一定会暴露在其他会造成肝脏损伤的烃类物质中，因为它们被广泛用作溶剂、脱漆剂、脱脂剂、干洗液以及麻醉药。那时DDT又哪有“安全剂量”可言呢？
而一种物质可能会作用于另外的物质从而改变其影响，这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了。癌症的出现有时需要两种化学物质的互补作用，一种使细胞或组织变得敏感，这样在另外一种物质或者其他促进因素的作用下，才会发生真正的癌变。因此，IPC和CIPC这两种除草剂可能是皮肤癌的发起者，播下了肿瘤的种子，但直到其他东西——甚至是一种普通的洗涤剂——进入，才会引发真正的癌变。
化学物质和物理物质间也可能会产生相互作用。白血病的产生需要两个步骤，X射线激发了癌变，一种其他的物质——比如尿烷——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人们越来越多地暴露于各种辐射源中，再加上与各类化学物质的接触，这给现代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
辐射性物质对于水源的污染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物质以污染物的形式出现在已经含有其他化学物质的水源中时，很可能会通过电离辐射的作用改变这些化学物质的性质，以无法预测的形式重新排列其原子，创造出新的化学物质。
洗涤剂现在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对公共水源造成了污染，全美的水污染专家都因这一棘手的事实而忧心忡忡。没有办法通过治理将这些物质清除。很少有洗涤剂是致癌的，但它们会作用于消化道的内侧组织，让它们变得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物质，从而加剧了化学物质的影响，因此它们会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提升癌症的发病率。但谁又能预见并控制这种作用呢？各类情况像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除了“零剂量”，什么样的剂量对于致癌物来说是“安全的”呢？
我们对于环境中致癌物质存在的容忍会使自身处于危险之中，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1961年春天，联邦、各州以及私人的孵化场中的虹鳟鱼爆发了肝癌。美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受到了影响；在某些地方几乎全部三年以上的鳟鱼都出现了癌症。这一事实的发现是由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癌症部门和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都事先已经准备对所有生有肿瘤的鱼类进行报告，这样可以提前警告人们预防水中污染物带来的危害。
虽然研究工作至今仍在寻找在如此广阔的区域爆发这种流行病的确切原因，但是目前最有利的证据指向了事先准备好的孵化场饲料中含有的某种物质。这些饲料中除了基本的食物，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化学添加剂和医用物质，种类惊人。
从很多方面来看，鳟鱼的案例都有着重要意义，但主要能告诉我们当强力的致癌物进入环境中时会出现什么情形。惠帕博士称这一流行病严重警告了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环境中致癌物的数量和种类控制问题。“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惠帕博士称，“人类中很快就会有类似的灾难发生。”
一位研究者称，我们生活在“致癌物的海洋中”，这一发现令人灰心丧气，很可能会产生绝望与消极的情绪。人们通常会问：“是不是无药可救了？”“难道试图把这些致癌物从我们的世界中清除是不可能的吗？更好的做法难道不是不再浪费时间尝试，而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研发治疗癌症的对策上吗？”
这些问题被提交给了惠帕博士，他在癌症领域的多年突出工作使得他的意见受人尊重。他经过深思熟虑，并利用其一生的研究及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惠帕博士认为今天癌症所造成的严峻形势和19世纪末期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困境一样。巴斯德和科赫的出色工作确立了病原生物体和各种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医疗工作者甚至公众都逐渐意识到人类环境中存在着大量可以致病的微生物，就如同今天充斥在我们环境中的致癌物一般。大部分传染病现在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有一些已经被彻底根除了。这一伟大的医学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双重攻击——既注重预防，又加强治疗。尽管外行人脑子里想的是“魔术弹”和“神丹妙药”，但在针对传染病的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包含了各项消灭环境中病原体的措施。一百多年前，伦敦爆发的一场大型霍乱就是一个历史例证。伦敦的一位医生约翰·斯诺将疾病出现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出，发现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地区，那里的所有居民都从布罗德街上的一个泵井里取水。斯诺医生迅速并果断地采取了预防医学的一种手段，他把泵上的把手去掉了。传染病因此得到了控制——并非是什么神奇药丸杀死了（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霍乱病原体，而是将病原体从环境中清除了。即使医疗手段能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医治病人，还包括减少病灶。现在结核病发病相对较少的原因是普通人现在几乎与结核菌没有什么接触。
今天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致癌物质。如果我们针对癌症的战争仅仅专注于或者主要专注于治疗手段（就算我们假设可以找到“治愈手段”），那么根据惠帕博士的说法，这场战争就无法成功，因为它将储存了大量致癌物质的仓库置之不理，而这些物质夺人性命的速度会超过现在还毫无踪迹的“治愈手段”减缓当前形势的速度。
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接受这种常识性的方法来应对癌症问题？或许因为“治愈癌症患者的目标与预防措施相比，更振奋人心，更具体，更迷人也更值得吧”，惠帕博士说。然而采取预防措施阻止癌症的形成“显然更有人性”，也“比治疗癌症更有效”。惠帕博士几乎无法忍受这种痴心妄想，一位“每天早上吃早餐之前吞一颗神奇的药丸”就能预防癌症。很多公众相信最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他们误以为癌症是单一的疾病，虽然有点神秘，但由单一的原因引起，也能有希望找到单一的治疗方法。这当然和已经知道的真理相去甚远。环境癌症是由多种化学物质和物理物质引起的，恶性肿瘤本身也以各种不同的、具有不同生物特征的方式显现。
很早之前就承诺的“突破”，等它出现的时候（如果会出现的话），也不能期待它是治愈各类癌症的万能药。虽然必须要继续研究治疗手段来减缓并治愈现有的癌症患者，但宣扬解决方案会以灵丹妙药的形式突然出现，这不过是帮倒忙。解决方案会慢慢地、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出现。我们把好几百万的钱和所有的希望都投入为现有癌症寻求治疗方法的研究项目中，哪怕我们在寻求治疗，我们却在同时忽视了预防的黄金时期。
征服癌症的目标绝非毫无希望可言。从某一个重要的方面看，其前景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应对传染病的情形更加鼓舞人心。那时的世界充满了病菌，就像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致癌物一样。但是病菌并非是由人类放到环境中的，他也并非出于自愿对病菌进行的传播。与之相反，绝大部分的致癌物都是由人类放在环境中的，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把它们从环境中清除。致癌的化学物质盘踞在我们世界中的原因有二：第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它们的出现是由于人类为了寻求更好更方便的生活方式；第二种，因为这些化学物质的制造和销售已经成为我们经济和生活方式中公认的一部分。
认为所有的化学致癌物都可以从现在世界中清除，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绝非生活必需品。清理了这些物质后，它们加诸生命的总负担将会大大减轻。我们应当下定决心，努力清除这些现在正在污染我们的食物、供水以及大气的致癌物，因为这些物质给我们带来的接触是最危险的——暴露程度微弱，却一年又一年地不断重复。
在癌症研究领域许多最为杰出的研究者也赞成惠帕博士的观点，他们相信只要我们通过坚定不移地查明环境因素，并将其清除以减小危害，恶性疾病就能大幅减少。而对于体内潜藏着癌细胞或是已经有了明显表现的患者，当然还要继续寻求治愈之道。但对于尚未患上此类疾病的人以及还未出生的子孙后代来说，预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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