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挺直脊梁的人生

    1.

    2000年，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爱人——张学松。我开始一件件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可是，我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弟弟于英杰。十年过去了，他的病仍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吞没了他的整个青春。

    我就要跟学松办婚礼了，而我的弟弟……他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体会常人的幸福了。

    这一年，我跟学松来到了天津。学松跟我说：“月仙，咱们得准备准备买房了。”于是，我们开始一点点地攒下了首付。刚拿到房产证，准备装修时，忽然有一天，学松拿着一张报纸叫住我说：“月仙，快看这儿！我小舅子有救了！”

    我从学松手中接过报纸，那上面有一条火柴盒般大小的新闻，报道的是南京鼓楼医院有一位留学归来的脊椎外科专家，名叫邱勇。他在法国留学八年，在国内从事脊椎矫形手术三年多，攻克不少难题，手术成功率极高，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

    “这能行吗？靠谱吗？是真的吗？”我一连问出三个问题，颤抖地看着学松。

    对于弟弟的病情，十年饮冰早已凉透了我的热血。

    “真假我也不知道，人家报纸都写了，应该不会太离谱吧。”学松建议说，“我们先去看看，打听打听！没准这次真的能治好了呢？”

    是啊，打听打听！不去看看，怎么会知道真假呢？我们拍戏还得提前踩点呢。

    反正这十年里，官方的、民间的，靠谱的、不靠谱的，迷信的、科学的……什么法子我们都试了，不在乎多试这一次了。

    于是，我拿着报纸，决定马上就准备出发。

    2.

    学松工作繁忙，我便没有告诉他，某天早上孤身一个人就去了南京。我揣着那张报纸，出了南京火车站，又乘公交，终于找到了鼓楼医院的骨科病房。

    在这里，我见到了不少脊椎弯曲的病人。

    原来，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和我弟弟一样的人啊！我震惊之余，也就有了期盼：既然他们都找到了这里，那至少说明这儿治疗这种病确实是很有经验吧。

    我围着这座医院来回走了好几圈，只要看到有类似病情的患者及亲属，都会主动地上前询问：您患病多久啦？以前用过什么方法治疗？在这里有没有好转，治疗费贵不贵？

    被询问时，有人沉默摇头，也有人冷眼以对，甚至偶尔还会遭到一些人的白眼。那时我就连忙跟人家解释：“我没有歧视您的意思，我有个弟弟，也跟您一样患了这个病，我就想帮他打听打听。”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研，我终于了解到，南京鼓楼医院骨科手术的成功率确实很高，尤其是这个叫邱勇的主治医生，医术特别高超，人又很和善，听说他在法国留学了多年，很有经验。

    我找到了邱勇医生，把我弟弟的病情说给他听，他看完我弟弟的照片资料后，犹豫了很久——脊椎侧弯得这么厉害？

    他虽然治疗过很多类似的病人，但这么高难度的病情，他也是第一次遇见。

    “医生，现在只有您能够救他了。我弟弟今年才十八岁啊，正是大好的年华。”我边说，边要给医生下跪，“我求求您了，无论多少钱，哪怕倾家荡产我也愿意！”

    他赶紧把我扶起来，想了很久很久，才勉强地说：“行吧，那你把你弟弟带来，我先看一下吧。”

    出了医院，我立刻给学松打了电话：“老公，我太感谢你了！太让我感动了！你从报纸上发现的这个南京鼓楼医院，他们的脊椎矫形这块儿确实很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家英杰有救了！”

    “那还犹豫啥？”学松在电话的那一头也很兴奋，他催促我道：“赶紧回赤峰去接他们到南京治疗，越快越好！”

    “可是……”我的声音低了下来，“那我们的婚礼咋办？”家人的事，我自然是无可推卸，但是学松他……

    “推迟呗！”没想到他竟然毫不在意，还宽慰我说，“咱这婚啥时候都能结，但眼下啊，给我小舅子治病这事最要紧！”

    3.

    2000年4月底，英杰十八岁的那一年，我带着弟弟英杰，还有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南京。

    我怕破灭掉的希望会带来更大的打击，于是佯装轻松地告诉他们，南京鼓楼医院有一个很好的医生，我们可以去试试运气，就算最终依然治不好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在南京逛逛，权当旅游了。毕竟自从弟弟患病这十年以来，咱们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一起出去玩过了。

    于是，我们来到南京，暂时住在一个远方亲戚家。等一切打理好后，我就带着他们直奔南京鼓楼医院的骨科诊室寻找邱勇医生。

    没想到，医生初步检查了弟弟英杰的身体后，却给出了一个令我意外的答案。

    “这病我治不了。”邱勇医生犹豫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治不了？我们一家人千辛万苦地来到这儿，竟然又说治不了啦？“为什么治不了呢？”我不甘心，反复追问。

    原来邱勇医生虽然是从法国留学归来，在国内脊椎矫形手术这块儿极有权威，但是他所经手的脊椎弯曲手术最大角度也只有128度。

    而我的弟弟，于英杰，全家的“户口本”，他脊椎弯曲的角度已经达到了历史罕见的174度。

    128度与174度，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差别，更是技术难度的巨大差距。邱勇医生说他从未接手过如此高难度的脊椎弯曲手术。

    “要是做不好，我的事业就毁了。”最终，他才说出了他的担忧。

    我明白他心里的负担。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想办法解决，但要是医生坚决不愿收治，这可就难办了。我爸妈在身后说不出任何话，发表不出任何意见，英杰也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我家在场四个人，只有我能撑一撑了。

    于是那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我就径直来到医院，跟在邱勇医生身后，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一旦他有闲暇，我就开始求情，希望他可以收治我的弟弟。

    “医生您不愿意，我就天天来，天天求。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弟弟已经受了十年的苦，我相信您医者仁心，再怎么也不会见死不救吧？”

    我反复强调了我们全家对邱勇医生的信任，强调全家对弟弟病情的认知，强调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我们也绝对不会拖医生下水。

    “不管您把我弟弟治成什么样子，我都认！”

    就这样，我反复磨了好几天，到了邱勇医生只要回头就能看到我的程度。最后他终于妥协了。

    “行吧。”他说，“你先准备钱，这也不是个小事，估计治疗费也是笔不小的费用。你弟弟的病，我会认真对待的。”

    我几乎要在医院里欢呼起来，马上冲回亲戚家告诉了家人这个好消息。前路也许会有更多的挫折阻拦，但至少这第一步，我们顺利踏出了。

    4.

    我之前大致跟医生沟通过，得知手术费前期大约需要五万多块钱。

    五万块，这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离开鼓楼医院前，我一边盘算着如何筹齐这笔钱，一边缓慢地踱步。走过花坛时，我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正坐在花坛边上，大声地掩面哭泣。

    他哭得实在太过悲恸，我于心不忍，便走上前询问，可他仍只是哭，没有理睬我。

    我也不多言语，就静静地坐在了他身边，想陪他一会儿。因为我知道，来这个医院的人多少都背负着和我的家庭一样的苦楚。

    “我想治我儿子，可是我没有钱……”他忽然向我述说了起来。原来，他的儿子也患了脊柱侧弯这个病，已经严重到脊柱挤压肺部、开始咯血的程度，但是他没办法筹到钱，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受苦。

    我看着他一声一声地哭，想到我弟弟和他儿子一样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想着想着，我也抹起了眼泪。陪他哭了一会儿之后，我站起来：不行，这个家里谁都可以哭，唯独我于月仙不能！我不能哭，不能流泪，不能放弃。

    为了我深爱的弟弟，我必须将这一切担起来。

    5.

    为了给弟弟筹钱治病，学松拿出了我们装修房子的钱，可那还不太够。正巧当时有个《西游记后传》的剧组一直在联系我，让我在戏里出演勾引唐僧的妖女陈五真。这是一个略显龙套的反面角色，还带着浓厚的风情味道。如果是往常，这种戏我一定会三思后再做抉择。可眼前弟弟的病迫在眉睫，这个剧我戏份不多，来钱又快，反而是一件好事。于是我果断接下了这个角色。

    那会儿，薪酬都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的，很少走银行卡转账。我的角色杀青后，我便迅速抱着那个沉甸甸的现金包裹，一路踉踉跄跄地冲向火车站。我心想，这些钱可千万不能丢啊，它不仅仅是钱，更是我弟弟的命啊！

    我带着钱，带着弟弟，与家人同行，来到了南京的鼓楼医院。我把钱放在医生的桌子上，对他说，“我弟弟的病您尽管治，我有钱了！”

    被病抹杀的少年时代

    于英杰

    1.

    我的病一开始还没有太大迹象，只是偶尔会隐约感觉身体不舒服，直到后来，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站不直了。再到后来，我身边所有的人——家人、亲人，甚至陌生人，都能轻易地看出我病了。

    可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没有医院能给出答案。

    也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愿意全心全意爱着我的，只有家人。而外面那些人，非但不同情我，还对我充满了深深的厌恶感。

    2.

    199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一家搬到了楼房。没有了爷爷家门口的大青石，也没有了那些友善的街坊，新邻居们显得不太友好。

    跟同龄人一起玩耍时，他们总是喜欢捉弄我，平时也不怎么跟我玩。偶尔我能听到他们对我的议论：你看那个人，长得好奇怪啊！

    有一次，我在楼下，几个小孩儿忽然跑来说：“我们要去六楼打游戏机，你要跟我们一起吗？”

    想到这是他们第一次对我发出邀请，我高兴地说：“好啊好啊！”

    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浩浩荡荡地往六楼冲，我也努力跟了上去。可是仅仅跑了三层楼梯，我就累得开始大喘气，我背上的罗锅压得我脚步迟缓。等我好不容易爬上去时，六楼的门已经关上了。我似乎听到了从门后传来的嬉笑声。

    我被邻居们拒绝了。

    我知道，往后，我还会被更多的人拒绝。

    3.

    上学也仿佛变成一场灾难。

    在学校里，大家都有点疏远我，不像小时候那么热情了。

    我的朋友本就不多，基本上我都是孤身一人。每天早上上学时，我都会买早点带到教室里吃。一天，我把早点放在桌子上，然后出门上厕所，回来后发现，我的早点被同桌扔了。他平常就总是欺负我，比如大家流行在桌子上画“三八线”，他就总是故意越线多占桌子。可是他比我高，比我壮，我太矮小了，敢怒不敢言。

    那会儿二姐谈恋爱了，二姐夫的妹妹跟我同班，我被欺负的事她都看在眼里。她悄悄地把一切告诉了二姐夫。那天，我留校值日打扫卫生。二姐夫来接我放学，正好看到同桌故意把垃圾倒在我刚刚扫好的地方。

    二姐夫怒了，揪着我同桌的领子质问他：“为什么总是欺负我们家于英杰？”

    我很感激家人特意来帮我解围，可同时，我也知道，他们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辈子。只要我还是扭曲着背的奇怪样子，就一定还会受到欺负。

    就算不是我的同桌，也会是其他人。

    4.

    当然，我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孤独，经过努力后，我终于跟一个邻居小伙伴成了好朋友。

    一天，我正跟他聊天，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于英杰，你是不是活不过十八岁啦？”

    我蒙了。

    我颤抖地问：“你怎么突然之间说这样的一句话？”

    他支支吾吾地说：“是别人传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了。于英杰，你就快死了。”

    年少的我，尚不能彻底理解死亡究竟是怎样一件事，但仍然被死亡这个词的读音震得浑身发冷。那时我才十几岁，还没去过很多地方，还没经历过很多事。这个世界那么大，还有数不清的冒险在等待着我。等我长大，我也会像姐姐们那样，努力工作，努力赚钱，然后结婚，有自己的孩子。到时候我一定要好好教教我的孩子怎么去交朋友。朋友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孤独真的是太令人难受了。

    可是，我等不到这一天了吧。我就快死了，对吗？

    生死十四小时

    1.

    每个人的十八岁，都是一段芬芳的年华，都要经历一场难忘的成人礼。

    我十八岁时，毕业留在赤峰第一职业高中当老师，带着一帮可爱的孩子上课学习；而我弟弟的十八岁，却是一场在病床上关乎生死的挑战。

    “你们得先做核磁共振。”终于同意收治英杰后，邱勇医生说，“脊椎弯曲不仅仅是你肉眼看到的情形，其实身体内的状况有时候远比外在要严重得多。人体很多神经都在脊椎上，脊椎出问题，全身的神经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必须先做核磁共振，看下你弟弟的脑神经有没有受损。确定没有事，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

    原来脊椎弯曲不仅仅是肉体残疾这么简单。我连忙说那就做吧，可邱勇医生答道：“我们医院没有核磁共振的设备，你们只能去别家医院做了。”

    我说行，检查就检查，一步步来。我已经做好了披荆斩棘的准备。多方打听后，我得知全南京只有一两家医院能做，于是，马上联系了南京某医院的核磁共振项目。

    我原以为做核磁共振是一件不算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低估了英杰的病情。

    要做核磁共振，需要平躺在医疗舱里，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动，让机器一点一点地扫描。中间出现一点偏差就得重来。但是英杰因为脊柱侧弯174度，根本无法在坚硬的医疗舱里平躺下来。而且南京的夏天闷热又潮湿，舱内已经闷的如同蒸笼一样，想让英杰一动不动地平躺在舱内进行扫描，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负责核磁共振的是一名脾气暴躁的医生。而此时舱内的英杰后背已经扭曲到没有平躺的支撑点，只能借胳膊肘的力量勉强支撑。而且，因为身体状况差，英杰的肺活量只有1500毫升——要知道，正常男人的肺活量多在3500~4000毫升。

    他痛苦到几近脱力，而身体每一次细微的移动，都会遭到医生的破口大骂。

    我已经不想回忆那些让人难堪的词汇了。在那些辱骂声中，我站在门口，只能用力地攥紧拳头。这关系到弟弟的医治，作为姐姐，我必须低到尘埃里。只要他能好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哎，你到底要不要做了？！”反复扫描很多次后，医生终于不耐烦了，怒吼了出来，“让你不动不动，你是听不懂还是怎样啊？”

    “医生，真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忙不迭地过去给他道歉求情，“我弟弟身体特殊你也看到了，真的是——”

    “我不做了！”医疗舱里传来弟弟沉闷的声音。

    “什么？”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不做了不做了！”弟弟咬着牙重复着，“我说我不做了！”

    “行啊！不做了就赶快出去！”医生按开了大门的按钮，打开了核磁共振舱，“让下一个人进来！别在这儿耗着耽误时间！”

    “真的不做了吗……”我本来还在迟疑，但是看到英杰出舱的一瞬间，马上慌了神。

    那真的是我的弟弟英杰吗？他面色苍白，额头上沁满了黄豆大的汗珠，弯曲畸变的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我的弟弟啊，他一个人在坚硬闷热的核磁共振舱里，到底经受了怎样的磨难啊？

    我心疼到说不出话来，跟弟弟慢慢走出核磁共振室的时候，心乱如麻。

    “疼吗？”我明知答案，却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英杰没有回答，轻轻地点着头。

    “我知道你很难受，我看着心也很疼啊！”回想自己从报纸一角看到消息后来南京踩点，然后一路又回北京拍戏筹钱，再一路求爷爷告奶奶地跟医生求情的经历，我眼睛都红了。战斗才刚刚打响，往后不知道还要再经历哪些磨难。可仅仅只是刚开始，英杰就已经如此痛苦了。再往后会发生什么，我想都不敢想了。

    “姐……对不起。”英杰突然给我道歉。

    “说啥对不起呢？我是你姐。”

    又过了一会儿，英杰忽然深吸了一口气，说：“我们……还是回去继续做那个检查吧。”

    我回过神来。

    “姐姐，我们回去吧。”英杰轻声说，“我可以的。我得好起来，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我难以置信，自己年仅十八岁的弟弟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确定？”我颤抖地问他。

    “确定。”英杰用力点点头。

    于是我们转身，又走向核磁共振室。医生见到我们归来，略微有些诧异。我走向前，非常诚恳地向他道歉，恳请他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唉，你们啊……”医生也无奈了，“成吧，要做就赶快做。”

    这次，医生的态度缓和了很多，没有像先前那样极不耐烦地恶言相向了。英杰也使用了全力，在核磁共振舱里一动不动地接受扫描。

    这次，竟然一下就通过了！

    弟弟下了医疗舱后，我激动地走向前想抱住他，又顾忌他刚经受了痛苦，生怕抱痛了他。

    “扫描结果很清晰。”医生向我们点点头。

    三天后，我们拿到了结果：弟弟英杰的脑神经一切正常。

    2.

    我们带着核磁共振的扫描结果，又一次来到了南京鼓楼医院。

    “脑神经没问题，风险就降低了一大半。”邱勇医生的话语让我们欣喜不已，但是接下来他的话却让我又一次坠入冰窟。“但是这确实是我职业生涯的巨大挑战，174度的弯曲，这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只能试试看。你们说他的病情已经持续十年，我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不接受治疗，按这个程度发展下去，两年内你的弟弟就会全身高位截瘫，甚至性命不保。但是如果现在就开始接受治疗，这个风险——”他又犹豫了，接下来，说出了让我崩溃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治疗失败，这个风险甚至可能提前，最坏的结果是……你弟弟上了手术床，就再也下不来了。”

    我妈妈的眼泪悄无声息地就喷涌而出，而往常高大的父亲此时却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眼神失焦，不知道在看着哪里。

    “抱歉，我真的没有绝对的把握。”邱勇医生最后说，“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

    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没怎么说话，只能听到身边的车流声。

    我们没敢询问弟弟的意见，英杰自己也没有表态，而是加入了大家的沉默。自从八岁那年患病，原本活泼爱动的英杰就变得压抑寡言，不爱交流，不爱声张，甚至连自己的痛苦都压在了心里。

    现在是2000年，十年过去了，大家都来到了跨世纪的千禧年。

    可是我的弟弟，要怎么跨过自己的命运呢？

    回到南京的亲戚家后，爸爸妈妈去菜市场买菜，只有我跟弟弟两个人待在房间里。“英杰，你害怕吗？”我又忍不住问出了这个不该问的问题。

    英杰只是四处扫视了一下我们身处的房间，没有回答我的话。

    “姐姐，你说，我要是真去做手术了，我还能回到这里吗？”英杰问。

    我心头一颤，不知道如何回答。

    “不然这样吧，我们丢个钢镚儿看看结果好不好？”英杰突然提议，“要是正面，就说明我还能回来！”

    我拗不过他，只好摸出一枚硬币，向半空丢了出去。

    这个短暂的过程，让我想到了电视纪录片里的慢镜头——秒变成了分，分变成了小时，小时又变成了年……恍然间，我甚至能分清这个硬币到底在半空中转了多少圈。

    硬币掉在桌子上，还轻轻弹了一下。

    是正面。

    “姐姐！”英杰轻轻欢呼了一声。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英杰的喜悦。

    是正面！

    “姐姐，我决定了，我要去接受治疗，我要做手术。”英杰认真地看着我，“我一定会治好的，你看，老天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一定会治好的！”我轻轻搂住了他，“弟弟，你一定会治好的。”

    3.

    在正式手术前，英杰需要接受一次叫作“人工牵引”的术前手术。这是一项我从没见识过的可怕过程：医生需要在英杰头颅的两端用电钻开两个孔，然后各穿进去一根钢钉，用螺丝拧紧，这样的钢钉遍布了英杰的全身，一直从上身打到腿部，再挂上总计七十斤的秤砣。

    邱勇医生说，需要用这种方法，将英杰的骨头捋直，才能增加最后手术的成功率，为期至少一个月。

    我看着英杰被推进手术室，对所谓的“人工牵引术”还没有彻底理解。但是等英杰被推出来后，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还是我的弟弟英杰吗？

    现在的英杰，脑袋左右两侧的头骨上被钻上了螺丝钉，以头顶为顶点，安上了一个铁质的三脚架，更可怕的是他的两条小腿都被插入了一根筷子长度的钢条。我难以想象，那样的两根钢条，是怎样钻入英杰的小腿，怎样撕开血肉，怎样穿过骨头，又怎样从另一端穿出来的。

    “疼吗？”我颤声问。

    英杰摇了摇头，冲我轻轻笑了笑，没说话。

    我们把英杰抬上了病床，在英杰头顶的三脚架上、两条小腿的钢条上，分别挂上总计七十斤的秤砣。七十斤啊……我似乎能听到他身体里的骨头被拉扯时，发出的吱呀声。

    天气越来越闷热。每天早上，我们都要清洗英杰打上钢钉的伤口，防止它化脓。一切准备完毕后，我们就要配合医疗人员，一个一个地挂上秤砣，这可千万不能闪失，牵引时间到了后，又得一个一个地取下秤砣。

    就这样日复一日，随着秤砣的增加，弟弟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在慢慢地伸长。

    做牵引时的英杰，全身都是固定的，只有眼睛与双手能够移动。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好几个星期，具体多久，医生也给不出准话，只说牵引的程度到位了，时机差不多了，就可以进行手术了。于是，英杰他就保持着这个固定的姿势，开始了在病房里的漫长征途。

    那该是怎样一种煎熬呢？即便是天天在病房陪同他的我，也无法感同身受。

    我无法想象，整日动弹不得，连轻松翻身都做不到，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完成到底是什么感觉。而这样的日子要重复将近一个月，又是怎样的感觉？可是英杰已经不是小时候的英杰了，他不哭也不闹，安静得像个任人处置的物件。

    那段时间，我给弟弟买了很多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南方有嘉木》……弟弟只有手可以动，而这些书可以陪伴他熬过这段时光。有时候，我也会坐在床边，给他念《扬子晚报》上的新闻。

    英杰只是安静地听着，不管听到什么，发生什么，他从不开口说话。

    4.

    病房里什么人都有，有骨折骨裂的、有高位截瘫的、有骨关节化脓感染的……但这里面还属弟弟的病情最为严重，可他也是其中最淡定的人。做牵引的那三十天，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疼。而病房里有个跟英杰一样因佝偻病而做牵引的上海小伙儿，每天换药时都会声嘶力竭地喊上小半天。

    每次他喊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干着急。老太太手足无措地看看她儿子，又看看正在换药的英杰，她用疑惑的神情问我：“你们用的什么药？难道咱们两家用的药不一样吗？”她指着英杰，“为什么他不哭？为什么他不喊疼呢？”

    我说：“姨，都一样的，都是同一种药。”

    她不信，找来一个小本子，开始做笔记。我们几点几分换的药，用的什么药，多少计量……她都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拿给医生，说：“医生，你给我们家孩子也按着他们家的那种方法治疗吧，他们那个方法不疼。”

    医生看了看她的本子，说：“阿姨，我们真的没有区别对待，真的是一样的药。”

    她还是不信，望着病床上哭号的儿子，喃喃地说：“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家的就不疼。儿啊，你别号了，你叫着，娘心里也疼。”

    我看着她儿子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模样，更加地心疼起弟弟来——都是一样的药，抹到伤口上，怎么可能不疼？在脑子上开两个洞，把整个人四分五裂拆开了用螺丝和钢钉固定在床上，怎么可能不疼？我知道他是自己忍着，不想让我们跟着受罪，可有时候我看着他，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说：“弟呀，你也叫两声吧，别忍着了，姐知道你难受，知道你疼。”

    有一天，我打水回来，看到门口有一对夫妇正在和医生谈话，在研究怎么给孩子锯腿，商量哪里能少截一块，哪里会多截一块，怎样的治疗方案最保险，怎样的方法能让孩子少受罪……说着说着，中年女人就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听不下去了，就提着水壶进了病房，刚打开门，就看到病房里被谈话提及的那个七八岁的小孩儿。他在床上蹦来蹦去，抱着一个球在踢。我说：“孩子你小心点儿，别摔着了”。他说：“没事阿姨，我身体好。”

    我问他：“你最爱干什么？”

    他说：“我最爱踢足球，我长大了要当足球运动员。”

    而在这样的环境里，英杰却表现得相当淡然。他的安静让我感到慌张，所以，我特意给他买了一堆五颜六色的墨镜，红的、蓝的、金的……带上这样的墨镜，眼前的世界都会镀上一层色彩。我不希望他每天总是面对着惨兮兮的白墙。

    英杰太不爱讲话了，心事总是放在心里。我跟医院里大大小小住院的小朋友都混熟了关系，一有机会就带着他们来英杰的病床前跟他说话。可是英杰不爱说话，于是我用彩笔，在来访的小朋友的胳膊上画画，逗英杰笑。

    本来只是少年间的小趣味，没想到，那些孩子很喜欢英杰。于是，也不需要我特意去处理关系了，小孩子们会自己三五成群地跑到我们病房来，找英杰讨论他们胳膊上的涂鸦。

    我在一旁看着这一切，感觉十分欣慰。这样子，英杰就会开心了吧。

    人工牵引就快做满一个月了。医生每天都来记录信息，商讨着手术要怎么进行。但手术方案仍迟迟下不来。英杰已经固定在床上快一个月了。换作是任何一个人的耐心，都会被消磨干净吧，更何况，自身还生死未卜。

    英杰长大了，他已经十八岁了，而我很早很早，就已经看不懂他的情绪了。

    在这样的境地里，他……在想着什么呢？

    几天后，病房里又来了一个小伙子，腿被绷带高高地挂着。他看样子年龄不大，一打听，才十九岁，但已经结婚了，他媳妇十七岁，怀着孕在医院陪他。我问他怎么了，她说男孩儿在工地里上班，被推土机把腿给压了，老板跑了，他们没钱做手术，只能先在这里打吊瓶观察观察。

    南京七八月的天又热又闷，我看到小伙子腿上的肉每天都在变色，腐烂了一层又一层。于是，医生就定期把那层变色的肉从他的腿上刮掉。过两天，新肉长上来了，又很快变成一层烂肉。医生就再把那些肉刮掉。

    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刮着，渐渐地，小伙子的腿就刮得比我的胳膊还细。

    他媳妇也没有钱租病床，就每天铺着报纸在地上陪着他。有一次，小伙子睡醒后喊饿，他媳妇从地上爬起来，说：“你等着，我出去给你买馍吃。”说着又从兜里拿出一包萝卜丝咸菜，用手夹出几根，往小伙子的嘴里塞。

    我看不下去了，说：“妹妹，来，你把医院给我们发的盒饭喂他吃吧，我们自己家里带了饭。”

    就这样，以后医院给我们发的营养餐，我就都给了他们。

    有一天早上，我被我妈叫醒，她说：“仙儿，车丢了。”

    “什么车？”我问。

    “就英杰病床旁的移动小推车。”她说，“我们常用它推着英杰去做检查。”

    与此同时，护士查房时发现病房里少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还欠着医院五千多块钱的治疗费。我才知道，这个患者，正是那个在工地里被推土机把腿压断的小伙子。

    因为交不起治疗费，他媳妇在夜里，偷走了病房里的移动小推车，推着无法行动的他，逃跑了。

    几天后，英杰要去另一栋病房楼里做CT检查，要用小推车。可病房里就那一辆车，医生说：“我们这也没富余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于是，我们家人就分头去找车，几经辗转，我终于在另一个医院里借来一辆。

    我刚把那车推回来，外面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爸妈还没回来，我就一个人把弟弟搬到车上。我找了三把伞，打开后把伞柄收短，一把放在他的腿上，一把放在他的身子上，一把放在他的胸上，盖得严严实实，以免让他淋雨。

    可我一个女孩儿，没有劲儿，地上又都是泥，推得很慢。可我推得越慢，弟弟就要在外面多淋一点儿雨。我抱怨老天为什么要下雨呢，又抱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儿呢，苍天无眼，为什么要让我的家人受这份罪呢。

    这时，弟弟却忽然抬手想给我打伞。我说：“你别动，别把自己抻着了，你不用管我。”

    他说：“姐，给你添麻烦了。”

    我说：“于英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你姐嘛，姐不管你谁管你？”

    5.

    英杰做CT时，爸妈也赶来了。

    我们三个人，在邱勇医生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他的宣判。

    “我也不绕弯了，这场手术太难了，如果做得不成功，这个孩子，几乎就保不住了。我不建议冒这个风险。”他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纸，递给我爸妈，“你们确定要做的话，得签这些免责声明。毕竟，我也坦白地告诉过你们了，我以前没做过这么高难度的手术，它一定是存在着风险的。”

    我爸妈看着那几张免责声明，握着笔，愣在一旁，久久地无法表态。我只好冲出来说：“我签！所有的协议我来签！一切责任后果都由我来背！”

    我签下我的名字后，医生接过免责协议，点了点头。“另外……还有件事……”他欲言又止，“你弟弟的病情太严重了，要完成这个高难度的手术，你们现在五万块的预付金估计是不够的……”

    不够？我蒙了。我爸问：“那医生，您看这病大概还得多少钱才能治好？”

    “估计手术费用还得十万。”

    五万不够，还得十万？我们上哪儿再去弄十万？这个数字直接把我们全部镇住了。那是2000年，是千禧年。

    可比起千禧年的“千”，十万块的“十”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五万块钱已经把我掏空了，我上哪儿再去弄十万来？

    这时，我爸终于崩溃了，这些日子里医院的煎熬终于将他击垮了，他突然开口了，高声地喊着说：“不治了！不治了！就让他死了吧！就让英杰死了吧！谁让他命不好呢！”

    我回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都没用啊！有什么用呢？这一年年地煎熬着、等待着，十年过去了！根本没用啊！”爸爸有些歇斯底里了，“那就死吧，死了算了！我就当没生过他！”

    我蒙了。

    这可是咱家的“户口本”啊！从小到大，为了这个“户口本”，我们一家人殚精竭虑，呵护着、手心捧着、心头护着，就是为了有天他能顶天立地地挺直脊梁做人。可现在，我爸怎么能说出这样令人伤心丧气的话呢？

    自英杰患病以来，妈妈总是以泪洗面；而身为一家之主，也是我们家里唯一的男人，爸爸先是沉默叹气，后来则发展成埋怨发泄，每当我想尽办法给大家鼓励打气时，他总是这样破罐破摔帮倒忙。

    可是我不能抱怨，谁都可以倒下，我不能。我如果退让，我弟弟于英杰就真的没希望了。

    爸爸妈妈在身后沉默地抽泣着，我想到英杰，咬了咬牙，转身告诉他们：“没事，不就是十万块嘛！”我深吸了一口气，“钱都是小事，我去筹，你们……你们别放弃英杰，千万千万不能放弃，因为——那可是我的亲弟弟。”

    6.

    做完CT后，我们三个人带着英杰回到病床，大家各自不语，心情沉重。

    英杰又躺下了，躺了一会儿，他忽然醒来，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妈，我想吃包子。”

    那阵子英杰一连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我心想，他想吃饭挺好的，便说：“吃包子，好啊，那姐去买。”

    “不，”英杰说，“你让妈去买。”

    我说：“谁买不都一样吗，为什么非得让妈去买？”

    他一下就闹了起来，不懂事地说：“我就让妈买，就得让妈去买！”

    那是个很无礼的要求——桌子上有水果零食，没必要非得计较几个包子，外面又下着那么大的雨，卖包子的又离医院有一条街的距离。我不知道他抽的什么风，只能生气地跺跺脚，说：“于英杰！你为什么这个时候非要吃包子，平时让你吃你怎么不吃？”

    他没理我，依然只是那两句话：“我要吃包子，我要让妈去买。”

    我妈没办法，说：“仙儿，你在这儿看着他，我去买。”说着，就一路小跑地冲到病房外面，连伞都没拿。那天雨下得非常大，落到地上就起了一层雾，我看着雨雾中我妈蹒跚的背影，既心疼又无奈。

    等我妈把包子买回来，放在英杰的床头柜上时，我说：“吃吧，于英杰，咱妈把你要的包子买回来了！”

    他又不说话了，把脑袋别到一边，看都不看一眼。

    我拿起包子，扔给他，说：“于英杰，你折腾什么呢？你不是要吃包子吗？现在包子买回来了，你给我吃！你给我吃！”我终于生气了，骂道，“于英杰！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成心的！你就是故意折腾咱妈！”

    大雨滂沱，雨声通过耳膜砸到心上，刺骨的疼。

    “妈，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英杰忽然呆呆地说。他的手腕被捆在床边，拳头在铁床边缘一下一下地捶着，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为什么让我长成这么一副窝囊的样子？！”

    雨声越来越大，大到我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里只有他说的那几句话：“我多希望我没有生出来。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为什么让我长成这么一副窝囊的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英杰的怨言。十年了，十年！整整十年英杰都对这一切三缄其口。今天突然听到他说这些话，我蓦然醒悟——这样的痛苦，早已在他内心深处咆哮了十年。

    我拿起包子，边哭边说：“英杰，别闹了，把包子吃了，咱们一家人都要好好的，咱们都要好好的。”

    是啊，最难的日子，也就是现在了，熬过这一关，一切就要好了。马上就要手术了，是生是死，在此一搏。那天抛出的硬币，不是正面的吗？英杰你看，连上天都在帮助我们。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会好的。

    一定会好的。

    7.

    大话虽然放出去了，但我一个弱女子，上哪儿才能弄到十万块钱呢？我走投无路，只好又来到了北京——毕竟这里我的朋友多。

    北京的几个老同学接纳了我，让我暂住在她们租的房子里落脚。可我知道她们也不是很富裕，又碍于脸面，我没好意思告诉她们我借钱的事情。

    等她们出去上班了，我就每天在北京的街头漫无目的地转悠。眼下我也没戏拍，也没什么工作，我不知道该去哪儿弄到这十万块，就这样煎熬地过了三天。

    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插曲，随着二妹的电话炸开了。

    “姐，你在哪儿呢？”二妹的声音相当急促。

    “我在北京啊，在给英杰筹手术钱呢。”

    “那好，我去北京找你吧姐！”

    我说：“不用，筹钱我一个人就行了，你来能帮什么忙呢？”

    可她非要来，还说要带着孩子一起，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蒙了好一会儿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二妹这两天跟老公吵架了，正带着孩子要演离家出走的戏码。

    我哭笑不得，说这都什么节骨眼了，我自己在北京都举步维艰，怎么还摊上了这样的家事。“我住朋友家啊，你来找我也没用啊！”我劝说着她。

    “那我也带孩子住你朋友家！”二妹没头没脑地说。

    这怎么能行？我自己麻烦北京的朋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再让二妹带着孩子过来住，这像什么话？

    我苦口婆心地花了很长时间安慰二妹，劝她别任性了，赶紧老实回家。劝着劝着，我自己差点哭了出来——是啊，他们都有任性的权利，反正出了事还可以找我这个大姐求救。

    可我又能去找谁求救呢？我来北京的这些天，说是要筹钱，却一直没有进展。心急如焚地挂掉二妹的电话后，我终于想开了：不就是借个钱吗？谁一辈子没点儿大灾小难啊？关键时刻，脸面又值几个钱？人命面前，该不要脸，就得不要脸！

    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地给朋友打电话，拨通后，也不刻意寒暄，开口就是借钱。

    我吃了不少闭门羹：有的朋友听闻我要借钱，直截了当挂掉了电话；也有的朋友推托说“自己这段时间也急用钱”；甚至还有人先是在电话里对我冷嘲热讽，骂够了，还是说没钱给我。

    那些电话打得我悲愤交加，可我一想到还在医院里等着救命钱的弟弟，又只好厚着脸皮继续打了下去。

    当电话打到我一个关系特好的闺密那时，我刚说明来意，她便打断我，问：“仙儿，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半小时后，她就出现了，她把车停在路边，直接拿着一个信封就向我走了过来。“这是三万，你先用着。”她直截了当地说。

    我万分欣喜，找不到什么语言来表达我满心的欢喜和感谢，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了好久，冒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妹妹，你等着，我给你写个欠条。”

    我跑到一个报刊亭里，找老板借了纸笔，匆忙写了张欠条交给了她。她接过，没说什么话，跟我告别上车后，顺手就把欠条撕掉，向车窗外丢了出去。

    “别啊！”我下意识地追了过去，但是车已经开远了。我看着散落在地面上的纸屑，一瞬间感慨万分。

    她仿佛是我的福音。这之后，另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请求后，告诉我他此刻不在北京，但给了我一个饭店的地址，说让我到那儿去找一个人。我按着地址一路找过去，上车，下车，换乘，又上车下车，走了不知道几条街，终于看到了地址里提及的那个饭店。

    “是于月仙吗？”我走进饭店，找到了饭店老板，他抬起头询问。

    我点点头。

    老板递给了我一个信封。“这个你拿着，都招呼好了。”陌生的饭店老板说。

    我有些难为情地冲他笑了笑，道谢后走出了饭店，找了个没人的地儿拆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两万的现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万也是朋友找那个饭店老板借的钱。

    那时，我老公在拍一个革命题材的电视剧，他做执行导演，天天在山上扎营，皮肤晒得跟牛皮一样又硬又黑。他有个做摄影师的哥们儿，得知学松正在筹钱给小舅子治病，就说：“哥们儿，你上财务那儿把我的钱领走，赶紧给你媳妇送去。”

    就这样，他把他大半年的辛苦钱全给了我老公。

    我们就这样一路波折，终于筹齐了十万块。我抱着沉甸甸的现金一路赶回南京的鼓楼医院。天还下着雨，我紧紧护着包裹，生怕路上有什么闪失，根本不在意雨水已经淋湿了我的全身。

    到了鼓楼医院，我冲到医生办公室，把十万块钱放在了邱勇医生的桌子上。“我凑齐了，我终于凑齐了！”我尽量语调平静地说，“邱医生，麻烦您快去医治我的弟弟吧。”

    安排完手续后，邱勇医生离开办公室前去准备。我看着他缓缓消失在走廊尽头，一时间，竟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白褂翻飞的他是某位下界的神灵。

    8.

    结束了长达三十天的人工牵引后，英杰被抬入了手术室。

    我永远记得，那是一场十四个小时的手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

    整整十四个小时，生死攸关。

    成功后，英杰就可以挺直脊梁做人。

    而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手术室在三楼。我们只能坐在走廊上的长凳上，焦虑又无用地等待着手术结果。

    邱勇医生告诉过我们手术细节。他说，他会给英杰进行全身麻醉，然后用手术刀切开他的后背，不光要板正他的骨头，还要把因为错位而遭受挤压的内脏，一个个地移回原位。

    具体是怎样移动呢？我想象着一双戴着白手套的手，在英杰的身体里，像收拾玩具一样，挪动着他的肺，他的脾胃，他的心脏……一瞬间有点恍惚。

    把一个人的身体全部拆开了，再重新组装起来，那该有多疼呢？

    虽然英杰已经做了全身麻醉了，但是，全身麻醉到底是怎样的感觉，我根本不知道。况且，现在的英杰，又是一个默默承受、不愿说话的人。

    他就算真的疼，也不会向医生开口吧。

    护士告诉我们，待会儿晚上八点，手术结束后，医生会直接把手术台上的英杰，用推车送往病房。我点点头，让爸爸妈妈先回病房，我一个人在长廊上等就好。

    可我爸妈不愿意，非要在这儿待着，我只得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到时候英杰出来，就没人顾得上你们了，你们在走廊上没人照看，我多不放心啊。”我叮嘱他们道，“别英杰没什么事，回头你们又出岔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可照顾不过来！”

    可是爸爸妈妈还是不愿意，非要固执地守着。

    我明白，自己的爱子正在手术室里与命运抗争，为人父母，怎能说离开就离开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感觉像是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夜幕降下来，走廊上亮起来白惨惨的灯光。爸妈终于被我劝回去了。我一个人等待着英杰命运的宣判。

    就快到晚上八点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对着时间开始倒计时。

    十、九、八、七……三、二、一！晚上八点到了！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手术室，可是大门还是紧闭的。

    我紧张起来，不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心急火燎。

    就在我慌乱之际，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几个护士推着一个推车快步走了出来，一路小跑，冲向走廊另一端的电梯门。

    我愣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个推车上的人，是我的弟弟英杰啊！

    我有些手足无措地回过头，撞上了邱勇医生的眼神。

    他一脸疲惫地看着我。片刻后，他向我抬起右手。

    他竖起了大拇指。

    手术成功了！

    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此时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大脑还在欣喜中一片混乱，双腿已经自顾自地带我冲下楼梯，奔向英杰所在的病房。

    腿的速度太快了，我几乎与英杰的推车同时赶到了病房。一切顺利。爸爸高兴地说不出话来，妈妈又哭了。

    “英杰，疼吗？”我冲过去问。我看到英杰的背上，有一条巨大的类似创可贴的贴纸。我从没见到这么大的创可贴。英杰，我的弟弟，他这是受了多大的罪啊！

    英杰摇了摇头。他有些疲惫了，因为医生说，手术期间即便麻醉了，也要保持清醒。

    “那就睡吧，英杰，你看，这不是一切都好啦？”

    真的见证了这一天，我反而平静下来。

    是啊，就像那枚抛在空中的硬币一样。我早就笃定了这个结果。

    我知道，我确信，英杰一定会手术成功，一定会好起来。

    我从没怀疑过。

    9.

    邱勇医生说，这是他在执行脊椎侧弯手术以来，获得的最大成功，一切都像是神迹。

    休息了一个月后，英杰还需要进行第二次针对前胸的手术。不过，第一次手术最为凶险，只要第一次手术能大获成功，就基本不用担心第二次手术了。

    我们一家人顿时安心不少。虽说，但凡是手术皆有风险，可是英杰能康复到今天这种程度，我们已经很是欢欣鼓舞了。

    第二次手术，会切掉英杰小腿骨头的一块（那里的骨头可以再生），然后用来接补英杰肋骨因为畸变而缺失的一块。仍然是全身麻醉，仍然是无法看到但只靠想象就已经触目惊心的画面。

    这一次，我确信了，英杰一定很痛。因为他出手术室后，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眼角的泪痕。

    “我要好起来了。”英杰反而率先开了口，安慰起我们来。

    他这么年轻，这么懂事，可是，又这么让人心疼。

    第二次手术也相当成功，只需要再打八个月的石膏，就差不多了。

    10.

    英杰住院前，我跟他曾做了一个约定。

    我们在卧室的墙头，用粉笔画下了我们当时的身高。弟弟因为背部弯曲无法直立，身高只到我的下巴。粉笔画下的两条线，中间隔了一个脑袋的距离。

    “来，英杰，我们来打个赌。赌你手术成功后，身高能不能超过你姐姐我。”

    等他康复后，我们又回到了南京亲戚家的小屋，那两条红线，还在。

    “我们重新再比！”英杰开心地说。

    于是我们又比了一次。先前，英杰只能到我的下巴，现在，他已经到我的脑门了！

    我的英杰，他终于可以真正地站起来了。

    “姐姐，我输了……”英杰有点儿懊丧，“你看，我还是比你矮，还是没比过你呢。”

    “没事，英杰现在已经很棒了。”我走上前抱住了他，“你还年轻，你的路还长，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比姐姐还要高，还要高得多！”

    是啊，路还长。英杰只有十八岁。原本，我们以为留着他的时间不多了，而现在，未来这个词突然无比真实地出现在了眼前。我们还有很长的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明天。

    这一次，我终于可以真正地、彻彻底底地哭出来了。

    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在医院花坛旁遇到的那个哭泣的父亲。他还好吗，他的钱凑齐了吗，他的孩子有救了吗？

    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很不公平，天灾人祸降临时，谁都拦不住。我们的命运就像老天爷手中的麻将牌，啪的一声，就被扔在了苦难的牌桌上。

    我也只是个能力很小的普通人，在那个下午，偶尔路过了一个陌生人半敞半开的人生。我无法介入什么，无法更改什么，也给不了他什么。我能做的，就只是给他送上小小的祝福，我希望他也能尽快筹好钱，还他孩子一个光滑笔直的脊背。

    我也希望老天能够发发善心，给我弟弟补偿一个美好的青春。

    跨命运的千禧年

    于英杰

    1.

    我快十八岁了，这个名叫“脊柱侧弯”的病已经折磨了我快要十年了。

    这十年，耗尽了我对生活全部的热情与希望。我每天浑浑噩噩地度日，没有朋友，没有梦想。我还活着，但也只是活着罢了。

    我又想到那个可怕的诅咒：“于英杰，你活不过十八岁。”

    十八岁那年的一天，大姐于月仙回赤峰了。她跟我说：“英杰，你好久没有离开这里了，跟姐去南京转转。”于是，爸爸、妈妈、大姐和我，四个人去了南京的舅舅家。到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是来治病的。这些年来，只有姐姐仍然没有放弃。

    经过咨询、实地考察后，大家觉得我的病有希望了。于是一家人搬到大姨家的空房子长住，而我，在做完一系列的前期诊断后，正式住院，开始了漫长的牵引疗程。

    2.

    我从没住过那么久的院，久到我对时间的流逝感到麻木。

    白天的时候，姐姐陪着我，她想尽办法让我开心，帮我打发掉那些痛苦而无趣的时光。然而，到了夜里，他们都会离开，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在黑暗的病房里。

    我住在二楼，太平间就在我的病房楼下。每隔几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小推车推动的声音、凌乱的脚步声、哭泣声，由远及近，最后消失在了我楼层的下方。于是我知道，这个医院里，又有谁死去了，说不定，哪天躺在推车上的，就是我了。

    “于英杰，你活不过十八岁的。”我又想起了年少时朋友的话。先前我已经对生死无所谓了，而现在，大家全力以赴地在救治我，也让我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我想活着，可越想活着，就越畏惧死亡。

    我怀着这样的恐惧，身体被固定，无法动弹，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而这一切情绪，我都没告诉姐姐跟家人，不想让他们有很多的负担。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姐姐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她如何一个人筹到巨额的钱款，又是如何一个人前前后后搞定了我住院的一切？其中的故事，我都不知道。

    她一个人把一切的压力都担下了。

    3.

    如今，我顺利地逃脱了死神的魔爪，开始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我可以去更大更远的地方了，也见到了更多的人，经历了更多的一切。有时候，我会忽然回想起当年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光。那年的我被固定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看到窗外的一小块儿世界。那时候，身边只有姐姐。

    有一天出了大太阳，病房的空气中满是青草的味道。

    我问姐姐，我以后还能在太阳下跑步吗，好想痛快跑一次啊，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

    姐姐说，一定能。

    而现在，我真的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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