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伯骞教授在他的那张老旧而舒适的藤椅上坐下去，不一会，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还居然发出了鼾声。没有开灯，外面的光也透不进，屋里因此就黑。唯一亮着的，是蹲在台灯边上的小雪的眼睛。小雪很奇怪：这老头，近来还真是有些反常。

    小雪的不满意是从前几天的乔迁开始的。由于那次乔迁，它永远失去了一个堂皇的王国。儿子一回来，骞先生夫妇便携着小雪撤出了正屋的最后一块地盘。三室一厅中，北面的一室住着大学没有毕业的二女儿。南面的两室，最早一室作老夫妇的卧室，一室作书房。大女儿领着丈夫女儿从插队的地方一回城，夫妇便退到书房。后来，骞先生又积极请学校出面，把儿子从新疆调回到身边来。儿子是八一届大学毕业主动要求支边的。骞先生当时没有反对。只是儿子同那边订的合同快到期的时候，便频频写信，让儿子合同期满即返故里。措辞是一封比一封恳切。儿子好歹拖了一年，终于难违父命。儿子带回了孙子。骞先生便自筹资金，自备材料，请泥木工在正屋边上搭了一间披厦。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骞先生住在里面自得其乐，写了一幅《陋室铭》挂在光线昏然的案头。这件事引起了许多感慨。民俗学课援以为例：中国传统认为最让人羡慕的是血亲关系为中心的辈数共同体，亦即三代、四代乃至五代同堂。这种世代传承的心理根深蒂固，即使像骞先生这样素以反封建道统之烈著称的高文化层学者到了晚年也莫能外。

    另一个反常的是，骞先生这几天总是闷闷的。阖家团圆固然是一喜，然而系里的事却很不顺利，是一忧且忧大于喜弄得他总是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坚持了几十年的傍晚散步，要不是夫人来催，他自己是几乎要取消的了。吃过了晚饭，就独自躲进这个黑角，懒懒地蜷起身子，不想动弹。

    “啪”地一下电灯亮了。小雪吓得一下弓起腰，大叫一声“喵呜”，跳下书案，蹿到站在披厦门口的女主人的手臂上。

    骞先生却依然故我，很深沉地打着鼾。他的脑门上亮着一片闪闪的水光。水顺着眉心流到鼻梁上，又沿着两边鼻翼分开，流到腮上、下巴上，滴落到拢在胸前的手臂上。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在他头的上方，像舞场结彩一样，屋子的对角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孙子的尿布。他脑门的水就是从那上面滴落下来的。逢到下雨天，儿子、媳妇和女儿们都不愿在正屋里结彩，这些彩旗也就只好在披厦里飘扬。这也是骞先生主动提出的。他甚至说，他喜欢闻这种带着一点乳腥的淡淡的阿莫尼亚味。

    “骞先生，”傅怡之轻轻地摇摇丈夫的肩膀。结婚这么多年了，自己也已经是副教授，她却始终不能改变学生时的叫法，只是把先前的“公先生”改成了“骞先生”。

    骞先生蓦然醒来，一睁眼看见傅怡之，连忙“啊啊”地张大了嘴巴，好像什么要紧的事给他耽误了。

    “莫急哟，看看你的脸。”

    骞先生这才意识到脸上有些异样，伸手抹了一把。

    “天籁。”他仰面一笑。

    然后，就像几十年来一样，他们互相小心地扶着，缓缓走出披厦走到外面雾般的细雨中去。

    中文系教师职称评定迟迟不能结果。直到今天下午校学衔委员会又来电话，希望他们不要拖全校的进度，骞先生也最多只能答应“争取明天定下来”。姑且不论“争取”的弹性，“明天”本身跨度就很大，上午？下午？还是晚上？

    难题的症结在范正宇、姚长安、肖牧夫三个人身上。除去几位无可争议的教师外，剩下的副教授指标只有两名。而有希望享有指标的却有三个人。范正宇为此借用了《晏子春秋》的一个典：二桃三士。然极不当。但很能说明事情棘手的程度。

    最感棘手的当然是骞先生。他是校学衔委员会副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事情一再不能议决的时候，便有人提议由他拍板。理由是这三位都是他嫡出的门生。而恰恰因此，他就更难举措。

    三个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范正宇五十年代末就在本校毕业。随之留校执教近三十年。中间下乡务了几年农，大学文科一恢复便最早调回。在古典文学教研室，论资历，除了骞先生这样的元老，就数上他这一拨了。古典文学的各门基础课程，他几乎都任过主讲。只是科研方面，几十年来，他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建树。同骞先生合著的《先秦诸子拾沉》，虽然在学术界很有些影响，但他毕竟不是第一作者。一九八二年那次评职称，跟他同一辈的差不多都上了副教授，他却卡在了讲师那一档。骞先生也爱莫能助。这次要再上不去，就很难说得过去了。算一算，已是知天命之年矣。

    倘若从感情上说，骞先生最倾向的是姚长安。他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生的缘分。

    骞先生夫妇有洁癖。他们家绝不可以穿着鞋子进去。自己家里人各有拖鞋，外人只好跣而入，冬天也不例外。外人包括一切人，以至校长。另外，在他们家里还绝不可以抽烟。吐痰则要到卫生间或室外去。凡此种种，别人领教过一次，顶多两次，也就不敢问津，到“文革”才破了例。然而，就是那些来抄家的小将，突然进入那一尘不染的屋子，也不免迟疑。全面武斗刚刚结束，其旧习就又恢复。略有变革的是为外人准备了几双拖鞋。工宣队长没有注意到拖鞋，径直走进去，在用刷子刷出了木纹的地板上一步一个脚印。骞先生心不在焉地应答着他的话，眼睛却死死盯住那些脚印。那扎扎实实的每一步，都好像踩在他的鸡眼上。

    后来到乡下接受了几年再教育，骞先生才算脱胎换骨。那个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的旧知识分子大为改观，没有事就把一个满嘴鼻涕的孙子笑眯眯地搂在怀里，孙子尿了他一身一书桌，他绝不动肝火。跟市井上的一般老头相去无几。

    却来了个姚长安。这个姚长安在卫生上的讲究，比之他的当年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跟在做学问上的过细一样。他洗衣服宁可熬通宵也绝不马虎。衣服晾干了，折叠时发现有污点，本来拍拍就掉了，他非要重洗一遍。他的床别人绝不能沾边，一沾，他就实行怒目主义。他的书谁借去看了，折了一只角，他就恨不得要对人施以暴力，如此等等。这就使得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而他呢，也就显得十分的孤立。“文革”的时候，哪一派都不要他。他就回了乡下，以后就分配在当地教中学，娶了同村的一个女子。一九七八年他考上骞先生的研究生。先前的习惯一点没有变。研究生院的房子并不宽，但大家还是设法腾出一间屋子让他独享。因为别人无法跟他相处。

    骞先生却不然。他从姚长安身上依稀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对姚长安的偏爱有时候到了不讲理的程度。学生干部对姚长安的孤僻偶有批评，作为导师的骞先生竟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睱。”

    骞先生似乎是想让姚长安做自己的掌门弟子。姚长安读书很像年轻时的骞先生，肯下功夫。凡读过的书，你要问第几条第几目，他闭上眼睛能说个八九不离十。要命的是，他口头表达很不行。什么精妙文章，到了他嘴里，都变得味同嚼蜡。他跟肖牧夫同讲中国古代文学史。肖牧夫上课，课堂从小到大，一换再换，一直换到电教中心的放映室，学生还是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轮到姚长安上课，课堂又由大到小，头两个课时中间休息，人就走了一半，讲到后几个课时，学生寥若晨星，其中还有的是在这里自习别的功课的。他心里苦，脸上尽量做出一副笑容，希望以此唤起学生的良知。学生中的美术爱好者便精心把这笑容临摹在课桌上，题曰：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但评职称是有条件的，讲课受欢迎是最起码的条件之一。

    比较起来，条件全面些的是肖牧夫。他讲课的名声传得很远。只要一有他开的课，外系学生也十分踊跃地选修。他常常应邀到外省外校讲学，受聘为文学界艺术界各类讲习班辅导班的特约教师。近年来学术界新学科林立，他在这方面的探索逐渐受到注目。论文屡屡获奖，有些奖的级别很高。他已经有了多部译著。关于定他为副教授的争议，焦点在应否破格上。他是工农兵学员，教龄也不够。否定的意见认为他根基不可靠，华而不实。但无论校内校外，推他上去的呼声都很高，又不容忽视。

    自从屡经挫折的柏拉图在雅典附近的阿卡第谟斯运动场创办人类史第一座优美恬静的学园，与其诸弟子脱出世俗之累，于花前月下或漫步讲学，或伏案著书，后世学府便引为模式，相沿成习。

    “镜湖枕麓，屏城襟江”云云，骞先生当年慨然应邀来此执教，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这一类辞藻的蛊惑。

    下着雨，马车碾着泥泞，把他拉进城郊这片树林深处。他睁大眼睛极力向外张望，没有别的，只有似乎无穷无尽地闪动着的湿漉漉的浓绿。唯一的感觉是寂静。马铃声，车轮的滚动声，从树叶上滑下来又滴落在马车顶篷上的雨声，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羁旅的孤单忧郁。然而，他忽然看见了，远远地被一面斜坡半遮半掩的对面山上，一片森然的屋宇高耸在浓密的林木之上。他记得，当时，他的心一下子很激烈地跳起来。

    这是抗战大劫之后，学校刚从流亡地迁回。校刊上的文字甚为辛酸：“江山秀丽依然，山石清华似昔，佳木更见葱茏，黉舍更觉壮伟……设备摧毁无遗……月经费不足付水电开支之半……终以国事多艰，前途发展未可预卜……”

    骞先生那时远不到灰心的年圮，弱冠弄柔翰，正是伸展抱负的时候。读书时更号“伯骞”，也就取的是“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甫欲翔”的意思。每登高望远，只觉得三楚烟云，一江涛涌，都在胸中。

    弹指几十年过去。当年学子不足千数，而今已万数有余。那一片如入空谷的寂静是荡然无存了，高楼林立，俨然一座山城。骞先生自己也涉乎老境了。

    这几十年里面，自然有过许多快意的事，也留下许多遗憾。也许，因为当初望之过殷，遗憾也就愈甚。骞先生首先是对自己不满意。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建构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可是，积累了多年的资料、手稿，“文革”中尽被查抄丢失。落实政策时只收回一些断简残篇。他的雄心也就因此支离破碎。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真是不堪回首。

    今天晚上，他却不可避免地又想起这些。是因为他的三个学生。严格地说，他对他们也都不尽满意。照理，到他们这种年纪，做一个副教授是不该让人发生疑义的。他自己受聘教授的时候不到二十七岁，比胡适之做教授的年纪还小。

    “你又怎么了？”傅怡之抓过他干燥冰凉的手掌，合抱在自己的两个掌心里：

    “回吧。”

    他摇摇头。

    甸甸的落叶在脚底下“簌簌”地响。树林里氤氲着清新的有一点苦涩的气息。校园里树依旧是多。这些年还用人工造了樱林、梅林、桂林、竹林。然而骞先生还是喜欢校北区大观山这片罕有人迹的原始自然林。这里北临长江，危崖高耸。崖顶上的望江亭经风雨摧蚀，形销骨立，残破不全，被世人遗忘，格外平添出几分落寞苍凉。这是骞先生夫妇每天散步的终点。

    大观山像一个背江而立的伟岸老人环护着校园。微雨迷蒙中守护校园里一片灯火灿然。骞先生初入校时的那片建筑群落淹没其中，几难辨识。

    那几座旧楼，曾引起骞先生极大兴趣。取中西形式之长，融古典与现代风格于一炉，坚固实用不求奢华而又艺术感极强，别开建筑学上的生面。设计出于一个西人手笔，却这样深刻地体现出对中国文化和心理的理解，这些，都极对骞先生的胃口。

    然而，所有这些优异特点，后来都未能得到承袭。因为种种说得清或说不清、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原因，后起的那些建筑群落，无论整体布局抑或单体造型，都表现出一种文化乃至技术上的极低层次。杂乱、粗劣、仓促、将就，使钟灵毓秀深受其伤，令人不胜扼腕。不久前，学校特地从清华园请来专家，指望他能在重新规划校容上有所作为。结果是老先生辛辛苦苦地转了两天，着着实实地叹了两天气，然后十分痛惜地告退。

    呜呼！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最无情者，莫过历史。长期累积起的贻误，既成格局，要改变它，谈何容易。

    争取明天定下来。

    明天，骞先生将主持系里的学术报告会。他的三个学生都要在会上宣读论文。成功与否显然是要影响到职称评定的最后裁决的。在难以决断的时候，心理的因素往往起决定的作用。

    各人好自为之吧。

    二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全校学术报告会，用主持者的话说是一次学术成果的展览，以期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这对于教师自然是一次实力的检阅。

    今年的学术报告会正赶上评定职称。这也就不是一般的检阅，而有一点打擂的性质了。

    人来得很多，且听众成分复杂。校领导和学术委都派了代表，系学术委成员几乎全部到场。平时是不可能这样集中地来对教师进行这种个别考察的。另外，还有一大帮外地来进修研究生课程的教师。他们虽然是局外人，但作为同行，其好恶臧否在舆论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现在，所有这些人在梯式座位上俯瞰着讲台。坐在第一排的报告人似乎成了应试者，一个个心里都很紧张，颇有些赴难的悲壮。

    范正宇喝了酒。一只红红的鼻头十分夺目。他脸窄，眼睛小，嘴唇薄，耳垂也短，命相不太好，他常为之自怜。好在有一只好鼻子，鼻如悬胆，起了平衡作用。因而虽无大富大贵，也到底没有沦为引车卖浆者流，他又常为之自得，乐夫天命复奚疑。这只悬胆老是发红。他嗜酒，却喝不多，一喝就上脸，准确说，是上这只悬胆般的鼻子。

    在今天的学术报告会上，范正宇是轻松的。因为就在今天上午，他接到了出版社的信，告知他那部《庄子美学思想浅探》已经正式决定发稿。那部书近十万字，说不上皇皇之著，但作为一项学术成果，在本校同人中，还是屈指可数的。这部专著事先已经列入学术报告会的篇目，本拟在今天的学术报告会上提纲挈领地向与会者宣读的，现在有了正式出版的通知，为了节约时间就免了，只由主持人骞先生说明一下情况。现在，他斜着瘦长的身子，两条细腿从课桌底下长长地伸出去，后脑壳枕在椅背上，等于是半躺着，就像在家陪客人谈天。他妻子一见他这副样子，就忍不住要骂：“几十岁了，还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没有骨头吗？”他“嘿嘿”一笑，把身子放正，过一会又歪倒了。就是在课堂上，他也是一忘形就两手对叉着支住身子，歪斜着伏在讲桌上。讲稿照例是不需翻的。那本讲稿用了多少年，纸已经发黄，字则发白。这样的魏晋作风自然难免引起微词。为人师表么，不说一定要鞠躬如也，必要的仪态总是要注意的。这方面的意见，对他上次没有评上副教授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

    那一次范正宇很豁达。“惭愧，惭愧。”他拱手对向他表示惋惜的几位刚评上副教授的同人说，“鄙人才疏学浅，不敢跟诸位比的。”他说的也是真心话。这几位跟他差不多时间大学毕业，但论成就他不得不眼红他们。至少“文革”十年，人家在学问上多有长进，不像他只是养好了一身慢性病。不过，若是学生和一般人问起，他便抹一把鼻子打个哈哈：“无所谓，无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似乎不是他没有被评上，而是他没有接受。

    一般地说，范正宇也确实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这一辈子，他吃的亏不少，但每次他都能找到一个证明自己并不吃亏的参照系，加之谙熟许多圣人先贤教诲，从而实现心理的平衡。

    一九六八年下放，头一天通知他，第二天搬家的汽车就开到他家门口，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收拾。本来讲几句软话，可以晚一两天再搬的。但他不说，拍拍妻子正在一耸一耸的肥硕的肩头：“走吧，走吧，不终究是一走么。”

    冬天，雨夹雪，又是敞篷车：司机带了一个无可考证是否内人的女人坐在驾驶室里。他们一家挤在车厢里。妻子搂着三岁的女儿，一路不停地哭，像送葬。他满脸晦气，眼睛也红红的。半路上，车子翻到路边，他不顾一切跳起来，张开双臂去护妻子女儿。结果他们一家在烂泥田里滚作一团。家当是摔得七零八碎，人却一根毫毛也没有伤。倒是驾驶室的两个人很不幸。司机被破碎的窗玻璃划破了脸。那个女人推开了车门，想跳又没有跳，给压在了车头底下。半夜到了目的地，已经安下了家的骞先生由傅怡之扶着，摸摸索索来看他们，悲悲切切地把他的手捏了半天：“万幸，万幸。”他却嘻嘻哈哈地说：

    “子在，宇何敢死？”

    差不多倾家荡产，他不伤心。比起死了的，他有福。茅草屋很旧，门窗关不上，草屋顶年深月久，发霉腐烂，下雨漏雨，不下雨滴黄水，落蜈蚣。妻子一有怨言，他就耐心奉劝：“要知足，随遇而安么。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他安贫乐道，日子过得很是自在：琴棋书画诗酒茶，当年事事不离它。尔来时事多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来的人有许多被公社和县上抽去“搞中心”或“写材料”，他和很少的一些人老也不得宠幸。有人很悲观，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己矣夫。他不，当地人赏识他。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一定请他。他写对联，在当地堪称绝手。每逢这种时候，他妻子便要日日扶得醉人回。

    “无可无不可”，本是他做人的一个信条。然而，这次评职称，他不再提这个信条。“这回要评不上，看你脸往哪里搁。”妻子几乎每天都要把类似的意见谆谆重复一遍。范正宇不再用“不患无位”之类的话打哈哈。事情是有些严肃了。妻子说出了这种严肃的实质：君子固穷，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但面子总不能不要的。

    没有料到这回评定职称的形势会这么严峻。首先是没有如期进行，比规定的时间拖了一年多。国家的事情可以拖，个人的岁月却有限。这一拖，就把他拖进了半百艾老的队伍。而且传说，这一回是末班车，正在酝酿聘任制。本来，就是按人头数，轮也要轮到他的。论资排辈哪里没有，独教育界何？可是，几年里头，世事发生了许多变化。好比买排骨，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看到希望，却出现了蛮不讲理的加塞子的人。像肖牧夫，先前根本就不在视线之内，却一下冒出来，且咄咄逼人。

    真该给那家出版社烧高香。他的那部专著出得正是时候。这本书，好像是一根支柱，一下撑牢了他的副教授位置。

    还有三个人需要在报告会上宣读论文。骞先生宣布每个人只能占一个小时。据说国际性学术报告会安排给报告人的时间更短，一般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只能讲一讲大致的逻辑层次和结论。中国学者好像还不能习惯。就像现在，没有一个报告人会觉得一个钟头是够用的。

    第一个报告人讲得很急促。又怕讲不完，又怕耽误下面报告人的时间。论题不新鲜，讲的是语言规范化问题，因此又怕听的人乏味，不解其中的微言大义，许多地方讲过了又重复，强调。这就更乱了方寸，浪费了时间。

    没有多久，肖牧夫就显出了焦躁的神情。隔一会就走出教室，抽一支烟。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宣读论文。而历来的报告会每个报告人都肯定要超过规定时间的。往往到最后，听众的兴奋点消失，时间所剩无几，只好念念标题就草草了之。虽然肖牧夫对自己今天要宣读的论文有充分信心，但是他也知道，前面两位仁兄也都不是马马虎虎的人。

    肖牧夫急于宣读自己的论文，尤其急于在这样一个场合宣读自己的论文。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需要最广泛的承认。也许可以把这说成是热衷于表现。他不否认。表现有什么不好呢？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不是应该表现，而在于是不是有表现的价值。

    又为什么不应该表现呢？人们是那样藐视他甚至鄙薄他。仅仅因为他是在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上的大学。“根基不可靠”，一句话就抹杀了他拥有的全部现实价值？

    不错，他上大学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试。可是有谁知道，一九六八年下乡插队之后的整整五年里，他是怎样读书的吗？五年里，他只回过一次家，还是因为母亲死了。母亲患子宫癌，手术前曾经来信让他回去。他正在复习，压下了那封信。等他回去，母亲已经火化。

    又有谁知道他是怎样被推荐的呢？一起插队的一个刚刚复职的副市长的儿子跟他谈判，让他给他的女友以自由，她也希望这样。交换的条件是一张大学入学推荐表。他放弃了她以及她肚子里那个不到两个月的他们爱情的结晶。

    现在她就坐在这个教室最后一排最靠边的位子上。他一进来就看见了她。她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是真实还是做作的幽怨。进校以后她在本校的邮筒里给他寄了一封信，约他谈谈。他没有赴约。没有必要。她是属于一个什么“干部进修班”的，来为大学文凭奋斗，以便进所谓的“梯队”。她的经历一直很顺，政治上很开展。有些人天生就是命运的宠儿，永远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也永远是浮在水面的泡沬。

    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别的，是他内在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无须讳言，他渴望评上副教授。重要的不是副教授这个头衔，而是由这个头衔体现出来的他的价值。

    谢天谢地，语言规范化的捍卫者终于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断地用手往起提衣裳的后领——那里袅袅地冒出一片白气，下了讲台。

    骞先生喊了两遍姚长安的名字，他才站起来。他一直正襟危坐，专注地盯着报告人——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他总是这样恭敬如仪的，只是眼睛里没有神，脑子里转来转去是他的龚自珍。

    姚长安从骞先生那里继承了对学术上集大成的清代文化的特殊兴趣。近年他正在编纂《全清诗补遗》。这是骞先生年轻时就想做的一件大事，后来他觉得自己精力不济，就把这个课题连同仅有的资料交给了姚长安。姚长安今天要宣读的论文的题目是《龚自珍开创的一代诗风》。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

    他结巴了一下，底下有人笑出声来。他结巴得很有特点：半张着嘴巴，嘴唇很想合拢，牙巴骨却僵着，嚅嚅地抖了半天，硬是合不上。听见笑声，他以为自己念错了，连忙从讲桌上拿起讲稿。讲稿却放反了，是背面朝上的。他拿起来，却不纠正，煞有介事地瞪着纸背的空白，继续念道：

    “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想克服结巴，结果使句子的语气不得连贯。底下于是笑得更响。他有些吃惊似的看看大家，然后放下讲稿，从讲桌后面走出，让自己整个地暴露在大家的视线下，两臂垂直，贴着裤缝，弓起腰，脸上带着那种常见的永恒的微笑，很抱歉地向四下点头。

    这一下，整个教室就像中了一颗导弹，连矜持的教授们也忍不住笑起来。

    他好像是在演独角谐剧。其实他今天是一心想要念好他那本正经的。对这次学术报告会的重要性，他心里也是极明白的。

    在中文系里，跟评职称这件事离得最远的恐怕就数姚长安。绝不是他故作清高。这一类事对于他，不知为什么，总好像有一层隔膜。他弄他的故纸堆，十分精细明白，可是各种各样的文件，他却总也弄不清楚。评职称的有关文件传达学习了好多天，讨论的时候他却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怎么，又要加工资了吗？”他关心的只是工资。妻子迁到城里来以后，在学校食堂做家属工。他们一共养了四胎。他乡下的双亲也都健在，还不时要这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接济。他无疑需要钱，却不肯屈尊到校外去讲这样那样的课，怕耽误了他的学问，哪怕有的课酬金相当可观。范正宇为此常常笑他：“回也其庶乎，屡空。”

    只是在范正宇给他说明了职称同工资的关系的时候，他才十二分地认真起来。

    如果让范正宇在他们三个人中最后拍副教授的板，那么首先是他自己当仁不让。其次就应该是姚长安。做人不说一定要多么高尚，报德之心总是该有的。《庄子美学思想浅探》原来是姚长安的研究课题。后来姚长安因为骞先生的意思对清诗研究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才转给了范正宇。范正宇是连资料、连姚长安已经写就的纲目一起接过来的。但是后来交出版社的时候，他没有署姚长安的名，连“后记”里也没有提一句。姚长安对此竟没有异议。范正宇跟他解释的时候，自己耳朵都有些发烧，他却连连点头说：“那自然，那自然，岂能掠人之美呢。”为此，范正宇对他有说不出的感激。

    “你们做学问，要向姚老师学。”他常常在学生面前讲姚长安。当然强调的是他的治学精神。而且还要加上自我批判以及别的批判来加以烘托：“千万莫学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当然也不要学那些花架子。”他说的“花架子”实际指的是肖牧夫。他对肖牧夫很不以为然，对他那套所谓新观念更是嗤之以鼻。肖牧夫在学生中有很多崇拜者。范正宇为此十分忧愤：“什么三论四论，不三不四：中国美学两千年前就成熟了。不是搞国粹主义，国粹总是存在的嘛。自然科学方法能够解决社会科学问题？艺术、审美、思想感情能够定量分析？几斤几两是现实主义？几尺几寸是浪漫主义？哗众取宠嘛，误人子弟嘛。”

    姚长安没有这么森严的学术立场。只是在个人交往上，他离范正宇更近些。他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交往”，只是跟范正宇说话的回数多些。跟肖牧夫则几乎没有过什么认真的交谈。肖牧夫在指斥范正宇这类教师的学术思想陈腐的时候，是免不了也把姚长安捎带在里面的：“一篇《关雎》，罗列出一千家注解，写出十万言发微文字，这跟孔乙己所谓‘回’字的四种写法有什么区别？从信息论观点看，其信息量等于零。”这些话，姚长安自然不太听得到，就是听到了也不太容易搞得很明白。但毕竟道不同不相与谋，无话可说。

    今天中午，也许是因为出版社那封信带来的兴奋，范正宇专门往姚长安家里跑了一趟。一再叮嘱他：下午读论文时，不要急，慢一些，讲清楚一些。范正宇深知，在讲演能力上姚长安同肖牧夫是无法相比的，他希望他发挥出自己的所长，比方，他的记忆力就是一个绝对的优势。

    底下，范正宇把一个巴掌平放在胸前不断往下压着，示意他抗着。他瞥了范正宇一眼，略略镇定了一下自己。等教室里的骚动平息下来之后，他不再回到讲桌后面去，也根本不去翻他的讲稿。他其实也用不着讲稿。讲稿上面的那些内容，他看过了，整理过了，又形成了文字，早已烂熟于心。

    “……龚自珍晚年写过《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黄遵宪晚年也模仿龚自珍写过《己亥杂诗》八十九首……请看龚自珍《己亥杂诗》的第七十六首……再看黄遵宪《己亥杂诗》的第四十七首……康有为的《出都留别诸公》其中的‘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完全脱胎于龚自珍《夜坐》中的‘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再有如，戊戌变法时期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谭嗣同在《论艺绝句》中……”

    姚长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如此洋洋洒洒的发挥，举座皆惊。学生们噤若寒蝉，欣赏得五体投地；教授们交换着赞许的眼色；肖牧夫蹙起眉头，咬住嘴唇，范正宇先是不断抖着两条细腿，搁在椅背上的头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两边人的反应，酡颜更添春色。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慢慢坐正了身子，笑意渐渐收敛。心里面忽然像有一只小虫子在细细地咬噬。他真心希望过姚长安今天不要因口才塌台，但是他绝没有想到姚长安会有这样的成功。他对姚长安向来只是悲悯。说“后生可畏”，那只是一句奖掖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真的畏姚长安的。只有一次，心里闪过一丝暗影。但那只是一闪就倏而消失，再也无迹可寻的。那次，姚长安跟他谈起《全清诗补遗》的编纂，提到一部清人著作，上面有一些不应遗漏的材料，可是想尽了办法也无从得到这部书。骞先生那里原来有过，可惜散失后就再没有归还原主。范正宇当时拢着手歪在沙发上，一面嘴巴张成“O”形，很同情地点着头，“啊啊”了半天却没有下文。他记起来，他书箱子里是有这部书的。他在乡下时，从一个祖上有人在清朝中过举人的农民手上买了一批书，其中就有这一都。范正宇心里“别别”地跳了一阵，想说，又终于没有说出。姚长安接着扯起了别的话题，他也就随风转舵。事后，他没有仔细反省当时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敢，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自宽自解地说了一声“无所谓”，也就过去了。现在，他似乎不能“无所谓”了。他意识到，在他们三个人中，如果有一个人是绝对无可争议的，那么角逐就只可能发生在另两个人中间。他原来一直极力让自己相信，他是那个取得绝对地位的人。其实，细细想来，他又不得不承认，在实力上，真正占据着上风的，是姚长安。也许，这正是他当时没有把那本清人著作拿给姚长安的真正缘故。

    范正宇长长地吐了口气。旁边的一个女教师白他一眼，连忙用手掌掮自己的鼻子。他那口带着酒味的郁气很是刺鼻。

    “千年暗室任喧豗，

    江魏龚王始是才。”

    姚长安依然在侃侃而谈，身子一动不动，眼睛瞪着教室后面的窗子。

    “万物昭苏天地曙，

    要、要——”

    声音消失得很突然。就像突然切断了电源。姚长安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着，开始眼珠还极力转动。人们以为他在搜寻记忆。良久，他的眼珠不转了，身子晃动起来，然后就是劈头盖脸的汗，然后嘴忽然扭向一边，豁口里流出了长长的涎水。

    “中风！”范正宇猛然惊悟，“嚯”地站起来。

    骞先生看着几个老师把姚长安搀出教室后，沉默着，一时不知该向大家说些什么。

    肖牧夫在人们的忙乱中走上讲台，大幅度地挥动手臂，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连边角上的一个白点也没有放过。他要在一片绝对的空白上建构他的理论圣殿。粉笔“劈劈”地从他手中断落，每写一个字都至少要换一次粉笔。肖牧夫几乎是用全身的力量写完了他的论文的标题：“艺术本质论反思”。字写得刚劲潇洒，每一个都比一本打开的书要大。写完了，他转身面对教室，把最后一颗粉笔头举至眉梢，手腕有力地一抖，粉笔头划了一个极优雅的抛物线，在讲台一侧的墙根上碰出清脆的响声。

    接着，肖牧夫同时用两只手把西服的两襟往中间拢了一下，这是他讲课前的一个习惯动作。每次上课堂，他一定是西服革履，挺括而鲜亮。他身子绷得很直，头微微仰着。虽然身高不足一米七，但给人的感觉很轩昂。许多女学生在私下里议论他的风度，引为自己心目中未来王子的样板。

    “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肖牧夫劈头问，又停下来，似乎在等待回答。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

    “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它又确实是一个问题。艺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多少年来，聚讼纷纭……”

    黑板上迅速地挤满了中外思想家理论家和他们的经典论点。

    “用不着重复所有的说法。我更不打算循着那中间的任何一种逻辑去寻求我的结论。当代思维首先应该摒弃的就是所谓‘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经验主义。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说法都既有其合理成分，又都不能令人满足，包括多少年来我们文论的正宗，我们的教科书一再重复的那些理论……”

    肖牧夫不断地踮起脚跟，整个身子前倾，两只手轮流从胸口出发，沿着音阶一直爬向极高处，而同时，覆盖了半个前额的头发有力地上下抖动。随后，那只在高处略略停顿的手忽然往下一劈。

    他雄辩滔滔，才气横溢。在这之前的各种各类的讲演会上，他总是赢得一阵又一阵狂热的掌声、笑声、喝彩声、踏脚声。这时候，他就像一位伟大的船长，屹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可是今天的洋面却异常平静，甚至有几分阴沉。这不奇怪，座中毕竟成年人居多。他们不像那些刚进大学的本科生那样好新奇和易于激动。他们很审慎甚至苛刻。但是他们不会拒绝坚实的、深刻的见解。他相信自己的见解是坚实的和深刻的。

    终于有了动静。最先是骞先生起身，缓缓走出教室。接着，好几位教授和老师纷纷站起来。

    “是的，我们必须重新寻找艺术起源的逻辑起点。”肖牧夫不动声色，加重了语气：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止对真理的认识，而是在实践中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后面这两句话是论文上没有的。他认定，教授和同人们的离去，是对他刚才表述的观点的抗议。

    骞先生走到教室门口时略略迟疑了一下，他想转回去交待几句什么，顺便说明一下他是因为心里惦记姚长安才走的。但是跟出来的人都拥到他身后，他也就作罢。

    走廊里回荡着肖牧夫更加昂扬的声音：

    “……发展理论无非这么几种方法，或者做翻案文章，对前人加以否定，提出自己的立论；或者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重新寻找一条途径……”

    然而离座的人越来越多。姚长安留下了一片巨大的阴影，使人无心于理性田园的徜徉。

    …………

    深秋，黄昏来得早。天黑下来，偌大的教室光线昏暗。听众已经无法看清黑板上的字。但是肖牧夫却依然坚决地一笔一画地描画着自己全新体系的框架，从起点不屈不挠地走向终点。最后他把两臂笔直地支住讲桌的两端，面对已经显得空旷的教室，庄严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当然，我的体系还不能认为已经成熟，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无愧地借用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来做结束：‘我说过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然后，他微微弓腰点了点头，走下讲台。

    教室里剩下的人没有几个。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曾经属于过他的那个她凝然不动地坐着。在她的脸上，淌着两点微弱的泪光。她在怜悯他。

    由于在讲台上发病，天平明显倾向了姚长安。是啊，在现实生活中，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不可能摆脱道德伦理因素的。

    肖牧夫只有走了。他曾申请去美国加州大学攻修美学，并且很容易就通过了托福。然而他又一直犹豫着。他原是自信可以胜任客座教授的。

    历史曾经让他这一代人承受了多少负担！五七年，他刚上高小，母亲领着他同右派父亲离异。他们后来的日子几乎没有乐趣。然后是六十年代：饥荒，“文革”，插队，他们被无情地剥夺，又被无情地责难……然后是七十年代：沉思、探求、抗争……然后是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新旧更迭，冬春交替，风风雨雨……他们有那么多过去的遗憾，又有那么多未来的压力。家庭，社会，事业，加给他们那么沉重的连接过去和未来的责任要他们挑着大梁，却又总是被疑虑。而对于他，这个具体的肖牧夫，命运则似乎尤其严酷。也许他的一生注定了就是上帝对大力神西绪佛斯的惩罚，用一句现成的哲理语言表述，就是：永恒的挫折。

    三

    范正宇一觉醒来。

    桌上碗盏狼藉。菜碗均见了底。菜汤，残酒，墨汁，滴了一桌子。那本姚长安找过的清人著作不知什么时候从桌面滑落到他的膝头。他把它捡起，在桌上抚平。书是善本，极旧。书皮已残缺，经他重新裱补过。适才的酩酊间，他竟将挽联写在了那裱补的白页上：

    四十华年一弦一柱谦谦君子竟长去才祚难偕非得己也

    九千文字百学百教草草劳人今安在文德犹存有由来哉

    姚长安是脑溢血。抢救了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终于无效。他死前很痛苦，嘴巴吃力地翕动着。校长当时也在场，一再在他耳边说，请他放心，学校已经决定，他的职称定为副教授；他的四个孩子都由国家养到成年；给他妻子转成正式工。他的嘴依然动。骞先生又对他说，他遗留下的那几个课题，那几本没有编完的书，都会尽快地安排人完成。他的嘴还是动。后来是医生明白了他的意思：他需要的只是水。脑溢血患者有这种临床现象：死前体温剧烈升高，像火一样烧灼。

    姚长安终于平静下来。范正宇觉得他最后的眼光好像是看定了自己，似乎窥破了一个什么秘而不宣的心思。

    “蕙兰，蕙兰！”范正宇突然抓起空酒瓶喊起来。妻子平时严格地控制了酒的配给。半天没有人答应。范正宇这才记起，妻子今天在医院值夜班。范正宇两条细腿无力地往桌子底下一伸，重新颓然地歪倒在椅子上。

    里间传出女儿很响亮的呼吸声。女儿还有一个学期就要在本校的外语系毕业。这些时候恋爱谈得如火如荼，天天深更半夜气昂昂地回来。一上床就睡得跟死人一样。男朋友的父母亲都是外交官。女儿现在全部的心思就是毕业后跟男朋友一起出国留学，“走向世界”。她跟父亲越来越疏远，对他的所谓学问不屑一顾。“酱缸文化”、“历史垃圾”。范正宇常常被她的这类宏论抢白得鼻头子发红。对一九六八年的那次翻车，她没有一点印象。范正宇偶尔提起，她便哈哈大笑：真有那么惊险吗？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范正宇也越来越不喜欢她，或者说不喜欢整个这一类自称现代型的年轻人。他曾经差一点掌女儿一个耳光。那一次她嘲笑说：“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了，你们不能自救。”

    窗子上斜着一条苍苍的山脊。山脊上是一角深蓝的天。静静地出现了一轮满月。范正宇醉眼蒙眬地斜也着那轮满月，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阳台上去。

    外面，一切就像白昼一样清楚。对面山坡上，那一片婆娑的竹林枝叶分明。连林子浅处那块黑色岩石下面的一蓬兰草也不难辨出。没有风。却不知怎样飘来了桂花的香气。桂园原是在竹园远远的那一边。那么，那香气是月色送来的了？是竹林后面隐约可见的泠泠溪流送来的了？

    夜气，纯净清明温馨的夜气哟。

    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范正宇缩起肩膀，拍着阳台的栏杆，嘟哝着：“不远矣……不谗矣。”

    大观山下面，长江无声流过。

    骞先生在望江亭的亭柱上倚了许久。

    “回吧。”一边的傅怡之抓起他干燥冰凉的手掌。

    他摇摇手。

    下着雨，一驾马车碾着泥泞，驶入树林深处。两边是似乎无穷无尽地闪动着的湿漉漉的浓绿。唯一的感觉是寂静。马铃声，车轮的滚动声，从树叶上滑下来又滴落在马车顶蓬上的雨声，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羁旅的孤单忧郁。

    骞先生一时搞不清楚是自己正坐在那驾马车里，还是他看见了一驾马车正在驶来。前天散步他就仿佛见到一驾马车了，现在则感觉得更真切。

    却又更恍惚迷离。

    你看到马车了吗？他问傅怡之。

    傅怡之先是愕然，继而就泪眼盈盈。

    你老了。她说。

    老了。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骞先生忽然记起《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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