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我工作调动，而邓登似乎也经历了什么变故，从此没有了联系，也不知道他还写不写稿子。
一日，我一个人在家里，躺在床上，下身穿着睡衣，上身光着，一边抠着脚丫，一边看卡佛。忽然，家里的座机响了，铃声突兀，让我不得不从“大教堂”上抬起眼睛，侧耳朝着铃声传来的地方听了听。座机装在另一间卧室里，我懒得起来，加上几乎不会有我的电话打到座机上，设想可能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或者是一个推销某种健身或者减肥产品的陌生人的电话，或者，是老婆的电话，便躺在床上没有动，眼睛又重新回到了书上，并且马上找到了刚才那一行上出现的那个瞎子。
电话铃声很执着，但还是停了下来。
可是，大概一两分钟之后，电话又响了。这一回，我连头都没抬，继续看着书。我想，可能是老婆那个朋友打来的。有段时间，老婆经常和一个被她叫作小李子的女性朋友通电话，她们在电话里谈论诸如食疗、养生、减肥之类的话题，每次都是长篇累牍，家里的座机几乎成了她们之间的专线——除了我们双方的父母偶尔会把电话打到座机上，我已经记不住还有谁通过座机给我打过电话，如果是父母，一旦座机没人接，肯定会打到手机上的。我这样想着，等着看这个电话会不会打到手机上。
但是没有。
座机第三次响了。
我放下手里的书，朝着封面上睁大眼睛瞪着自己的卡佛狠狠瞪了一眼，好像这个电话是卡佛打来的一样，很不情愿地向着小卧里的电话走去。
“喂——”
“是瑙如老师吗，我就知道你在家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我，您是？”我惊讶这个电话居然是打给我的。
“哈，你一定不记得我了，但我一直记着你。”男人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家的电话号码。”
“哦，找我有事吗？”
“当然！”男人说，“一直不接电话，一定是在看书吧？”
“是，我在看书！”我有些诧异，不知道这个男人是怎么知道我的行为的。
“看，我没说错吧！”男人说，“我是××。”他说了他的名字。
“是谁？”
“哈，好久没联系了，不怪你听不出来。”男人说，“我可是一直关注着你呢！”
“哦，对不起，我真的没听出来你是谁。”
“这几年你成绩斐然啊！”男人没接我的茬，自顾自地说，“书一本一本地出，《光荣的草原》啦，《一双泥靴的婚礼》啦，真是不得了。”
“请问您是？”男人说出了我写的几本书的书名，小小地满足了一下我作为文人的虚荣心，我放松了心里绷着的弦，问道：“您找我有事吗？”
“还真有事求你！”
“请讲。”
“吃饭！”男人说，“求你赏光，一起吃个饭。”
男人已经在一家饭馆里，并且除了他就两三个人，我了解到这一情况，或许还因为他刚才说出我的几本书的书名，我虽然一直没有听出来他是谁，但还是欣然赴约去了他的饭局。临走时，还专门带了我新出的一本书，打算送给他——对一个一直坚持看书，或者说，还能够关注谁谁出了书的人，我还是心怀敬意的。
到了饭馆，进了包间，当坐在上首的一个小个子男人笑容可掬地站起来时，一见他，我还是一下认出了他，虽然比起原来的那个他老了一圈，头上的发线后移，头顶的头发变得稀疏而柔软，大有“退林还草”的架势，但目光里的热情还在，只是依然没有想起他的名字。
坐下来，彼此介绍，寒暄，他特意介绍了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女性：做旅游的，喜欢看书。其他几人，是他的文员司机。接着他说起他这几年的经历：经常写些文章，县上的几个头头对他也不错，县上成立文联，就活动了一下，就被当选为主席。“现在已经没时间写东西了，忙！”他说。
坐在他旁边的女子，一直认真地听着我们说话，不时地给他夹菜，偶尔也给我夹菜。看他们的眼神和动作，就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吃饭的间隙，我拿出我的那本书，送到他手上：“鄙人拙作，闲了翻翻。”我说。
他立刻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样子，他旁边的女子也惊喜地凑过来：“我看，我看！”她说着，几乎要从他手里夺过那本书。
“慢着！”他躲过她，又把书放在我手上，说，“签名，我要你亲笔签名呢！”
我接过书，却尴尬了起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假装着在衣兜里找一支笔。没想到那位女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她急忙打开她的手皮包，很快就找出了一支签字笔，接着从一本备忘录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一个名字：邓登。然后，连同签字笔给了我。
我急忙接过笔：“应该叫邓主席了啊！”我用这样一句话掩饰着，坐下来，把书放在膝盖上，认真地写上了“邓登主席雅正”，签上了名，双手递给了他。
邓登接过书，翻了翻，郑重地交给旁边的女子，说：“给我装好，回去就看！”说着，又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来。
“谢谢你！”他说。
我也急忙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接着，彼此郑重地留了电话。
第二天，原本打算写点东西，昨天和邓登的一顿饭，喝了点酒，身体有点不舒服，也就不想动笔了。正打算关了手机，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一个电话抢线一样不失时机地打了进来，手机屏幕上闪烁着一个人的名字：德勒，是我小学时候的一个同学。这人能量极大，帮我办过很多事情，比如我的女儿小学入学时年龄还差几个月，需要和校长和教务主任通融一下，比如我的女儿到了三年级忽然想转班，找一个负责任的班主任，还比如我女儿想把自己的座位调到中间靠前的座位等等都是他帮着办的，因此，他有什么事要找我，我也是有求必应的。
我接了德勒的电话。
“出来喝茶！”他在电话里说。
“你这个大忙人，还有时间喝茶啊！”我说。
“哈哈，不就是忙着喝茶吗，还能忙什么！”他说，“你出来吧，还有事要咨询你呢。”
“说好了，是喝茶啊，不是喝酒。”
“好，喝茶，吃手抓！”
“别给我提手抓，昨天一顿饭吃的，这会儿你说手抓我就想吐！”我说。
德勒在电话里哈哈大笑。
德勒和两个陌生男人正在一家茶店等我。
坐下来，德勒向两个男人介绍我，两个男人热情地招呼我，他们为我不想喝酒也不想吃手抓感到很遗憾。
“一杯茶就很好！”我说。
“我的好哥们好兄弟，你们也不要和他客气。”德勒让我坐下来，对两个人说着，吩咐两个人给每人要了一杯茶。转过头来问我，“丫头学习咋样？”我知道他这样问，一来表示了我跟他的亲近，再者，也是在提醒我他曾经的帮助。
“还不错，就是作业多了些。”我说，“多亏你托人找的那个班的班主任很负责任，我们家长就操心少一点。”
话题于是就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了。
“孩子的作业多得，每天都要写到晚上12点，有时候我都有些惭愧。”我说。
“你惭愧什么？”德勒问道。
“想起自己的小时候，在草原上的寄宿制学校里，从来没有这样写过作业。”
“我就上到三年级，更没写过作业。”德勒笑着说，“写作业，也就是抄你的。”
“是啊，那时候还写什么作业，老师组织我们去挖虫草。”那个叫昂索的大胡子男人说。
“我是去捡骨头，还有挂在草原网围栏上的羊毛，弄成一疙瘩，卖给公社的收购站。”另一位长得很瘦小很白净，名字叫多旦——大力士的男人说。
“你们那时候就那么厉害啊！”我由衷地说，“我比你们差远了。”说着，我转头问德勒，“你记得不，咱们学校的那个阅览室？”
德勒摇摇头：“咱们学校还有阅览室？”他一头雾水的样子。
“是啊，据说是北京人帮着建的。”
“不记得！”德勒使劲摇摇头。
“我就每天钻到那里看书，四大名著就是在那里看完的，虽然是囫囵吞枣，但也算是看了。”我说。
“难怪你现在是什么作家，原来那时候就偷着看书！”
“我还真偷看过阿爸藏在供着毛主席像的佛龛里的一本书，叫《侍卫官杂记》！”我说。
“是一本什么好书，还藏起来了？”
“写蒋介石的。”我说。
“你阿爸真有意思。”德勒说，“佛龛里供着毛主席像，还藏着蒋介石的书！”
大家哈哈大笑。
“都是那个时代闹的。”我说。
“现在是21世纪。”大胡子昂索说。
“可是，到了这个时代，我的在大城市好学校里上学的女儿看书还没有我那时候看得多！”我感慨道。
“她不是每天写作业吗，写作业不是看书啊？”德勒问我，昂索和多旦也看着我。
“就是因为作业太多，他们就没时间看书，最多也就看看课本。”
这时，我的手机嘀嘀叫起来，是收到了短信。我拿出手机，打开短信，短信是邓登发来的：你的书写得真好！
我没有回复，但心里还是挺美的。
话题慢慢转入正题。
原来他们要找我认识的一个领导办点事，想送这位领导一点东西，只是不知道这位领导有什么嗜好，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德勒知道我和这位领导私交甚密，所以专门约我出来，想问问我。其实，我和这位领导的交往，是停留在文人的层面上，我从来没有当他是一个领导，所以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去了解他的嗜好。
“我不知道图旺是什么样的人。”我说。
“你们是朋友你怎么不知道？”德勒不满地瞪我一眼。
“他打麻将吗？”大胡子昂索问。
“不打，”我说，“这一点我很了解。”说着我给他们说起有一天我和图旺在一起聊天的内容。那一天，图旺约我去喝茶，他情绪低落，埋怨他那个嗜麻将如命的顶头上司，说每次来了，都要打麻将，弄得他只好硬着头皮陪着，又打不好，领导便话里有话地说他不配合工作。有一次，和领导打麻将，图旺看领导好几圈都没和，他又刚好摸到自己要和的那张牌，便想着推倒重来，节省时间。他刚把牌推倒，没想到领导也和那张牌，领导看看他的牌，说：“领导听牌你截和啊！”说完，把牌往桌子上一推，不玩了。
昂索和多旦听到这里哈哈笑起来。
“领导那里受的委屈，只好在下属那里补回来。”图旺对我说，他规定他的员工不许在任何场合赌博打麻将，哪怕是不赌钱也不许打，一旦抓住，必将严肃处理。
“这么说，他不可能和我们打麻将了？”多旦问我。
“那还用说，他跟同事都不玩，还跟你玩？你是他领导啊？”德勒替我回答。
“那他喜欢钓鱼不？”昂索问我。
“这个，就更不用说。”我说，“你是藏族，你知道藏族有不杀生的习惯，还有‘杀一条鱼等于害了十万生命’的说法，你说他会钓鱼吗？”
“可他是个领导，不会像老百姓那样吧？”昂索有点怀疑地问我。
“你还别说，在这点上，他还真像老百姓。”我说，“他自己不但不钓鱼，也不吃鱼，有时候上面来人，到饭馆吃饭点鱼吃，他也是专门叮咛负责接待的员工，不要当着他的面把活鱼拿来给客人看，如果那样，他会翻脸。所以，每次来客人要吃鱼，他的员工都会专门叮嘱饭馆服务员不要把鱼提到饭桌上，或者干脆上一条死鱼最好。”
“噢，他还这么讲究啊！”德勒感叹道。
我点点头。
“他是藏族，一定喜欢唱歌听歌吧！我认识几个歌手，歌唱得很好，特别是酒歌，一绝！我可以给她们出场费，叫来一起吃饭！”多旦说。
“出场费？演出吗？”我疑惑地看看多旦。
“不是，就是出来一起吃饭，然后要给钱的。”昂索回答道。
我有些意外：“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说，“不过，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唱歌听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出场费的歌手来演出过。”
“那他会喜欢什么啊！”多旦有些着急了，德勒也以询问的眼神看着我。
“他喜欢看书。”我说。
“喜欢看书？”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那声音无异于惊叫。
“是的。”我说。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各自拿起杯子，喝着一直没喝的茶。昂索起身离开座位，走到靠茶店门首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书报架，挂着几张过期的报纸和一些美容、时尚和旅游方面的杂志。昂索从上面随便抽了一本杂志，拿过来放到桌子上胡乱地翻看起来。
“他怎么会喜欢看书呢？”他翻着杂志，不解地自言自语道。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多巴说，也好像是自言自语。
一天，女儿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升学考试。我陪着女儿，一边看书，一边不时看看女儿。我看到的是女儿的侧影。女儿坐在桌旁一动不动，神情专注得宛若一个认真执着的科学工作者，那神情里还透出了些许的老成，我不由有一种怜悯和心痛的感觉：小学刚刚读完的小孩子，却已经看不到孩子的天真和活泼了。每天，不但要完成繁重的作业，到了周末，还要听从我们家长的安排，去学习藏语藏文，我们生怕到了她的头上，我们从家乡草原带到城里的母语以及那点传统和尊严就被遗失得无影无踪了。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嘀嘀响起来。是邓登发来的短信：我正沉浸在你美好的文字之中。
我回复：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谢谢！
没过几天，女儿小学毕业了，并且迎来了第一个没有假期作业的暑假。老婆让女儿好好利用这个假期看看书，理由也很充足，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现在，每个假期里都在写作业，没时间看书，以至于连我这个从牧区寄宿学校出来，毕业于州县一级民族中专学校的人都不如。我虽然也有同感，但不忍心女儿把好不容易才得来的这么一个没有假期作业的暑假用在看书上，忽然想起邓登的那个搞旅游的女朋友曾给我留下电话，说如果想出去旅游就找她。我想让女儿好好放松一下，甚至可以去“野”一下。便翻出她的名片，才知道她叫蓝玫，我给她打电话，想问问她那里有没有针对孩子们的旅游项目。刚巧，他们刚刚和一个学生组织合作，搞了一个夏令营活动。蓝玫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活动内容很丰富，虽然也有王婆卖瓜似的吹嘘，但总体感觉还不错，于是，便和她约好去见她。
出了门，打的，司空见惯地遇到几次红灯、塞车，惊险地躲避了几个横穿马路的行人之后，我终于到达了离我家并不远的一栋写字楼下，又在楼下等候了好长时间的电梯，感叹着这个城市越来越“欲速则不达”，见到了邓登的女性朋友蓝玫。
蓝玫很热情，很快让我的女儿报了名，参加了一个到海南“天涯海角”去“体验”和“锻炼”的夏令营旅游项目。接着，话题便转到了几天前与邓登一起吃饭的事情上。
“初次见面，就觉得很亲切！”蓝玫说。
蓝玫忽然想起我送给邓登的那本书，说：“那天晚上他就忘在我这里，到现在没有拿走。”
听了他的话，我惊讶又诧异：“他没看我的书吗？”
“看什么啊，自从那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当晚就走了，到现在就没来过。”蓝玫说，“别说他，书在我这里，我都没顾上看呢，一天忙得，也不知道忙啥！”
我半张着嘴，愣怔地看着蓝玫，不知道说什么好。
“瑙如老师，你怎么了？”蓝玫问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