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政屏

    一

    淮安是一座小城，又是一座大城。

    “小城”淮安从489年开始，1500多年间，尽管区划和隶属多变，一直作为一个县存在着。1988年2月，淮安撤县建（县级）市，2001年2月淮安撤市建区，更名为“楚州”。11年后，楚州区更名为淮安区，形成大小“淮安”共存的局面。

    “大城”淮安这块土地跨古淮河两岸，夏、商、周时期为“淮夷”“徐夷”聚居地，春秋战国至南北朝，隶属多变。隋、唐、五代、北宋期间大多数时间内淮河以北属泗州，淮河以南属楚州。南宋时撤楚州，升山阳县为淮安军，不久改淮安军为淮安州。元朝之后，先后设淮安路、淮安府。民国以后，1914年撤淮安府，地名和政区多变。1948年全境解放后，从两淮市到淮阴专区再到淮阴市，区划逐步稳定下来。至1987年，区域面积达到一个最高值，辖13县、区、市。1996年析出5县。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淮安市。

    也就是说，“大城”淮安十几年前还是叫淮阴的。

    我对小城淮安的认识是从19年前开始的，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记忆最真切的是老旧的城市、崭新的纪念设施，还有很有些夸张的汤汤水水的淮扬菜。另外还有一种香烟牌子也记得很清楚——一品梅，也是为了纪念周总理的。

    如今再去，第一站依然是驸马巷的周总理故居。但随后我们的视线便拓展开来，追随着这片土地上纵横的水流，越走越远，走到大淮安的各个地方。

    我们首先去的，是一个叫堂子巷的水利控制工程，那个平时潜在水底，需要的时候翻转出来的巨大闸板，蓄水或者排涝，让一行人感叹不已。这个控制工程修建在里运河上，与我们要探访的淮河还有一点距离，这让我有了一些疑问和兴趣：在淮安，淮河之外，到底还有多少其他的河流？

    淮安的朋友告诉我，淮安五水穿城，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五水是指二河、大运河、里运河、废黄河和盐河，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沟河湖岔，因此行走在淮安的土地上，你会感觉到水是无处不在的。水多自然桥就多，在淮安既有依次跨越京杭运河、盐河、废黄河、二河、淮沭河等五条河流，全长2062米，宿淮、宁淮高速公路共用的一座特大桥——淮安大桥，也有不过10多米长的小桥，形态各异，堪称一景。

    听完介绍，我的新问题又来了：尽管是五水穿城，但似乎与淮河没有什么关系啊！淮河在哪里？

    是啊，淮河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要从淮河说起。

    查了资料，千里淮河分为上、中、下游三部分，豫皖两省交界的洪河口以上为上游，洪河口至洪泽湖出口处的三河闸为中游，洪泽湖以下的入江水道为下游。

    洪泽湖水的出路有三条：

    一条是出三河闸，由三河东南流经入江水道，穿高邮湖、邵伯湖出六闸，再经运盐河、金湾河、太平河、凤凰河和新河等水道，汇入芒稻河至三江营注入长江。这条淮河入江水道全长158公里，最大泄洪量1.2万立方米/秒，是淮河下游主要泄洪河道。

    第二条出路是经高良涧闸，顺苏北灌溉总渠，经洪泽、淮阴、淮安、阜宁、滨海、射阳等县（区），由扁担港入海，全长168公里，主要引湖水灌溉里下河地区，亦兼作排洪之用。

    第三条出路经二河闸，顺淮沭河，到杨庄水利枢纽分为两支，一支由中山河出套子口入海，一支由淮沭新河入临洪河归海。这一路流量很小，汛期排洪流量只有500立方米/秒。

    第一条出路先东后南，基本上可以说是南下；第二条是往东偏北，我们姑且称之为东进；第三条是先北后东，应该算是北上。无论是南下、东进或者北上，淮安段都是很关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淮安这片土地上，淮河从来没有离开。

    当然还有废黄河，现在的淮安人更愿意称它为古黄河或者古淮河，几个名字一条河流，为什么会是这样？它到底经历了什么？它被“废”了之后，淮河的水又流到哪里去了？

    二

    淮河曾经是一条温和的河流。

    历史上的淮河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是独流入海的四条大河之一。史料记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据此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淮河在盱眙以西大致与今淮河相似，至盱眙后折向东北，经淮阴向东，在今涟水县云梯关入海。当时的淮河干流河槽比较宽深，沿淮无堤，而且也没有洪泽湖。

    再看一看今天的淮河，就会发现无论是从走向还是格局都有着很大的变化，而造成如此状况的原因，就是黄河夺淮。

    由于黄河擅淤、擅决、擅徙，2000多年来有明确记载的黄河泛滥有1500多次，改道26次，其中包含着多次夺淮事件。有观点认为：“黄河夺淮是淮河变迁史上最为重大的变故，它直接改变着淮河的根本面貌，决定着淮河的前途面貌。可以说，一部淮河变迁史，简直就是黄河夺淮的历史。”

    由于淮河以北地区地势北高南低，所以黄河一旦南决南泛，势必造成河水倾泻而下，淤夺淮河北岸支流，打乱河湖水系，严重时则会直接影响到淮河干流。而对淮河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为长久的，无疑是1194—1855年间长达661年的黄河夺淮，也正是此次夺淮，彻底改变了淮河的面貌。

    滚滚黄河裹挟着大量泥沙奔腾而下，不但淹没了泗州县城，最终形成悬于地面之上的洪泽湖，大量泥沙淤泥也使得淮河入海出路受阻，下游三角洲向东延伸了约50公里，淮河故道渐渐淤塞。清咸丰元年（1851年），淮河洪水冲决高家堰南段礼字坝，夺路入江，成为长江的支流。清咸丰五年（188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海。

    黄河走了，但淮河入海故道已淤成一条高出地面的废黄河，这条地上河将淮河流域分为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河水系。古济河、钜野泽和梁山泊均已消失，同时又形成如洪泽湖、南四湖和骆马湖等新的湖泊。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淮河水系紊乱、排水不畅或水无出路，造成了“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局面。中游的水下不来，下游的水又流不出，淮河成为一条特别难以治理的河流。

    失去了出海口的淮河仅仅依靠长江这一条出路显然是不行的，大汛时任其横冲直撞、肆意流淌显然也是不行的，于是想到了挖一条兼有排涝、引水、航运、发电、泄洪等多项功能，同时还能引进洪泽湖水源发展废黄河以南地区灌溉的苏北灌溉总渠。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

    苏北灌溉总渠西起洪泽湖，东至扁担港口，横贯淮安、盐城两市，渠道全长168公里。该项工程由江苏省治淮工程指挥部组织施工，1951年10月开工，1952年5月完成，仅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

    总渠的渠底宽自上往下有140、50、60与110米4种，一般挖深与堤高各为3米左右。与此同时，还要在总渠北堤外平行开挖排水渠一条，用于排除总渠北部地区的内涝。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一个工程量，凭着人拉肩扛，那么多的修渠者该付出多大的牺牲。

    总渠设计引水流量500立方米/秒，计划灌溉里下河和渠北地区360余万亩农田。汛期排洪流量800立方米/秒（1975年7月，淮安以上实际最大泄洪流量达1020立方米/秒），当渠北地区内涝加重时，则利用总渠和排水渠之间的渠北、东沙港两排水闸，调度涝水经总渠排泄入海，以减轻渠北排水渠的排水负担。

    苏北灌溉总渠经过多年排涝、行洪检验，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为苏北里下河地区的灌溉和淮河下游排洪做出了重要贡献。苏北灌溉总渠的设计可以灌溉里下河平原和渠北地区的360多万亩农田。

    高良涧至淮安段总渠为淮河上中游与京杭运河航运纽带，也是淮（淮南）申（上海）煤运航线和南水北调东线输水干渠重要组成部分，下游阜坎船闸为通（南通）榆（赣榆）航线所必经之处。

    我尽量把那些过于专业，显得有些枯燥的叙述变得简练通俗一些，实际上我更明白，在这些似乎缺乏一些色彩和温度的文字后面，是一张张舒展眉头、欣慰的笑容。当汹涌的洪水驯服地顺着总渠流向海洋的时候，当渠水在大旱之年为土地输送去比油还要金贵的淮河水的时候，当渠内日夜流淌的淮河水变成了发电动力的时候，当一条条船儿顺着总渠能够一直开到大海的时候，你一定会认同我之前的判断：开挖苏北灌溉总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

    三

    淮安因淮河而兴，又因淮河而饱受磨难。

    淮安曾经是淮河下游流经并由此入海的唯一城市，它的兴盛和衰败都与淮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六七百年的黄河夺淮期间，更是饱受洪水肆虐之苦。

    淮安，淮水安澜之意。在淮安，“安澜”一词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在一些碑刻中，在我国治水和漕运史上唯一保存完好的衙署园林、全国文保单位清晏园的御碑中，“安澜”一词也多次出现。“安澜”最早语出《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天下安澜，比屋可封。”本意为水波平静，现也常常被人们比喻为时世太平，有祥和之兆。淮安之名的含义应该是兼含以上两种意思，是祈祷，更是一种目标。

    历史上淮安的地位特殊，大运河和古淮河在淮安城边交汇，使淮安成为南北交通咽喉和军事重镇，因而成为历代县州郡府路治所。其城池建设风格特殊，至明代，逐步形成了由老城、新城、联城三城相连的独特结构。老城又称旧城，周长5500米，有城门5座，是淮安的主体。新城即北辰坊，在旧城之北，周长3567米，也有城门5座。联城在新老二城之间，俗称夹城，东西城墙分别长854米和752米，有城门4座、水门4座。联城的建造，使得淮安的旧城、新城连为一体，这种三城并列的格局在我国建城史上是不多见的。

    我是在9月份再一次去淮安的时候，在漕运博物馆看到淮安县老城沙盘模型的。当时的感觉真是既新奇又有些震撼，密布的建筑、亮着灯光的窗口，曾经是一户户人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淮河于他们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那些已经久远了的祥和富足的日子，应该是一种传说一样的过往，和他们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淮安的兴起应该是在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之后，不过那时候它还叫北辰镇。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邗沟入淮处末口就在淮安，春秋战国时期江淮之间一条重要的陆上交通干道——善道，也经过淮安，同时淮安还具有重要灌溉资源和设施。

    淮安城真正繁荣起来应该是因为大运河的贯通。隋炀帝开挖通济渠，自洛阳次第连接谷水、洛水、黄河、汴河，至泗州城下的汴口入淮河，接着又将邗沟改道取直。运河贯通后，水陆交通空前活跃，沿线城镇迅速繁荣起来，其中又以楚州和泗州为甚。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侵淮安遂成为南宋与金元对峙的前沿，饱受战争之苦，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赵立保卫楚州之战，全城军民几乎伤亡殆尽。之后连年的战争，淮安屡遭毁坏，一度几乎沦为一座空城。

    如果说战争给淮安以重创的话，那么黄河夺淮则让淮安这片土地雪上加霜。1194年，黄河决溢由泗入淮，徐州以下的泗水水道和泗口以下的淮河河道成为黄、泗和黄、淮的共用河道，元至元（1264—1294）以后，黄河大半入淮，河患逐渐加剧。元泰定（1324—1327）时期，黄河河水冲毁了有2000余年历史的重镇泗口（大清口城）。

    据资料介绍，当时清河县城小清口“惶惶然有朝不保夕之虞”。明中叶以后，“水大时，黄河卷土囊沙，浊流一泻千里；水小时，流缓沙停，河床不填自满”。小清口防洪堤坝也渐渐“形高如城”，洪水到来的时候，四面洪涛激荡，城内街市如盆地深陷。可以想象，城中居民那时候的心情是何等地惶惶不可终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县城迁至清江浦，小清口渐渐淤埋至地下五六米深处。

    位于清口以下的淮安城市和周围的广大农村，经常为黄河决溢洪水所肆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暴涨，在老坝口决溢，汹涌的河水直泄东南，横扫马家荡、射阳湖和淮安三城，板闸和河下湖嘴一带“水深及檐”。等到堵上决口，洪水消退，山颓湖淤，城池一空，幸存的居民四处逃难，水渡口以东由此日渐式微。

    经过长时间的此伏彼起、沧海桑田，人们渐渐重新寻找出生存和发展的途径。15世纪初，淮安城终于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格局，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繁荣，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然而，黄患的阴影始终没有去除，人们对黄河造成的大量泥沙的抗争与治理也一直持续着。但历经几百年，至清道光年间，淮河以北的漕运因黄河日益频繁的决溢和河床的逐步淤垫而日益艰阻，而河身因淤积日益增高，严重威胁山东南运河和中运河堤岸安全，“借黄济运”补充水量带来的泥沙沉积而淤浅甚至阻塞，严重影响航运。

    1855年黄河北徙之后，凶猛泛滥的黄河水冲击山东境内的运河堤岸，最终致使南运河乃至整条运河10余年浅塞不通，江南漕粮大部分转由海运。随着上海轮船招商局海轮的投入，淮安完全失去漕粮运输枢纽的地位。

    四

    如今在淮安，依然可以看到漕运总督署遗址和复建的大门，可以在不远处的中国漕运博物馆内看到布展新颖、生动全面的漕运的基本状态和兴衰历史，可以看到我国治水和漕运史上唯一保存完好的衙署园林，可以在我国治水和漕运史上唯一保存完好的衙署园林、全国文保单位、国家水利风景区、有“江淮第一园”之称的清晏园里寻觅到历届兼理河务的漕运总督的遗踪。

    漕运者，水道运粮也。水是人类的起源，漕运是王朝兴衰的命脉。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开凿运河，以确保漕运通畅。

    金元明清四朝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凿运河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在忽必烈时期，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使得大运河贯通南北，把南北各大经济区直接连接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规模，促使明清成为漕运的最盛时期。

    淮安是南北水运的枢纽、东西交通的桥梁。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当时，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淮安由末口入淮北上。粮船卸载之后，再从河下装满盐运往南方各地。南粮北调、北盐南运都要途经淮安，使淮安成为漕运、盐运集散地，使其在漕运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自隋起，朝廷在淮安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明清在这里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以督查、催促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北盐南运等筹运工作。其中明朝迁都北京后，确立以内河为主的漕粮运输制度，“乃命武职重臣总理。景泰间，更命都御史同莅其事。……其都御史则兼巡抚，总兵则兼镇守，参将则协同总兵官”，均驻节淮安，时称文武二院。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将主管漕运的最高指挥官设立于京城以外的地方。

    明万历年间，裁撤漕运总兵官，由文官总督漕运。

    漕运总督驻节淮安，使淮安成为全国漕运指挥中心，直到清末漕运总督裁撤，历时近500年。

    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极大地促进了淮安的商业和娱乐业的繁荣。漕运总督机关有着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兵丁。漕船到达淮安后，需接受漕台衙门的盘查，千万艘粮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在此停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货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盘桓，为周转粮食，设立常盈仓两处、常平仓两处、预备仓三处、庄仓五处……大大提高了淮安的商品需求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这里城内外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夜夜弦管笙歌，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盛。

    那天在淮安清晏园参观的时候，一个院落里矗立着四位治河名人的铜像。当我在每一座铜像前伫立并通过铜像前的文字介绍了解名人的生平事迹的时候，蓦然发现“合肥”二字，这个发现让沿着淮河走了几天有些疲惫的我顿时来了精神。定睛细看，这位相貌沉稳敦厚的合肥老乡名字叫陈瑄。

    通过介绍及后期查阅相关资料，得到一份比较全面的陈瑄生平事迹。

    陈瑄（1365—1433），字彦纯，合肥人，明代军事将领、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

    陈瑄随父以义兵千户归附朱元璋，少从大将军徐达，一射雁知名，屡从出征，骁勇善战。早年曾参与明军平定西南的战争，历任成都右卫指挥同知、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等职。靖难之役时率水师归附明成祖，被授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平江伯。

    陈瑄历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永乐元年（1403年）起担任漕运总兵官，后期还兼管淮安地方事务。他督理漕运30年，改革漕运制度，修治京杭运河，功绩显赫。宣德八年（1433年），陈瑄病逝于任上，享年69岁，追封平江侯，赠太保，谥号恭襄。

    陈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漕运总兵官，督理海上漕运、内河漕运共计30年，为明代漕运事业的发展和漕运管理制度的创立做出了贡献。

    陈瑄在理漕的同时，还针对南北两段京杭运河的治理与改造，提出了大量的建议，他所实施的治河措施，解决了许多工程技术上的难题，也为后代治理京杭运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很显然，陈瑄不但是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武将、沉稳干练的官员，更是一位治河漕运的开拓者，一位水利方面的专家。

    清晏园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南路之西侧、环城路之北侧，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糅北方的开阔与南方的玲珑于一处，是苏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古典园林。

    明永乐时，清晏园为督理漕粮的管仓户部分署，距今已有近600年历史。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因考虑到淮安是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治河工程最重要处，清政府决定在清江浦设官治河，河督靳辅在明代户部分司旧址设立行馆，雍正七年（1729年），改设江南河道总督署。经历任河督整修，清晏园渐成规模。

    河道总督署是清代全国最高的治水机构，是国家在京城以外专设的治河决策、指挥和管理机构，管辖着黄、淮、运河。从1678年始，清代常驻淮安的河道总督有72任，共58位，历时183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裁河道总督，由漕运总督兼理河务，迁驻清宴园，历时43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漕督，总督署改为江北巡抚署；1905年改设江北提督于此。

    河道总督直接受命于皇帝，下辖四道二十四厅二十四（河兵）营，其“规模之大，县城无两”。河道总督的正职多为正二品，或是从一品，副职为正三品。朝廷还常以官阶较高的官员任河道总督，如高斌、嵇曾筠等人均授大学士衔。可见淮河治理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高。

    五

    在淮安区上坡街北口，隔着西门大街的街心公园里，有一个造型古朴的“淮阴市碑”实心碑，碑的正面有“淮阴市”三个大字，两边有“王孙遗址”“国士流芳”字样，碑的反面文字是“汉淮阴侯韩信故里”，两边的8个字干脆利落：“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韩信（？—前196年），秦末汉初著名军事家，古淮阴人。因其“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佐汉灭楚定天下而“勋冠三杰”。如果要用一些关键词概括韩信的一生的话，那就是“一饭千金”“胯下之辱”“萧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置之死地而后生”“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等等，一个人的一生能够与如此多的成语联系在一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是何等了不起的高人。

    如果说韩信是淮安古代军事家的代表人物，那么关天培无疑是淮安近现代最著名的军事家，一位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

    关天培（1781—1841），鸦片战争中的抗英名将，江苏山阳（今淮安区）人。自小习武，清嘉庆八年（1803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道光六年（1826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道光十四年（1834年）任广东水师提督，即致力于加强广东沿海的防务，支持林则徐实行禁烟。甲午战争中，虎门炮台受胁后，清政府却不发水师士兵的军饷，关天培心急如焚，决心与虎门炮台共存亡，并遣人将自己的遗物“堕齿数枚，内衣数袭”，一绺头发及一封简短家信缄封寄淮安家中，以示诀别。信中说：“国家多难之秋，正是儿捐躯报国之时，今呈上牙齿和头发，望老母勿以儿为念。”

    1841年2月，英军对虎门要塞发动总攻，关天培亲临镇远炮台指挥，负伤十余处尚亲自开炮还击敌军，至傍晚时英军攻入炮台，关天培持刀奋战被砍伤左臂，后被枪弹击中，口中仍然大呼杀敌。他在靖远炮台率孤军英勇奋战，致创痕遍体而战死。

    著名的西汉辞赋大家枚乘是古淮阴人，他的儿子枚皋也是辞赋名家。

    枚乘（？—前140），字叔，古淮阴人，汉赋的开创者之一。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有叛心，枚乘上书谏劝，吴王不听，于是枚乘投奔梁孝王刘武。景帝时，吴王参与六国谋反，枚乘又上书劝阻，吴王仍然拒绝了他的劝告，最后兵败身死。枚乘也因此而知名。“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拜枚乘为弘农都尉，他不愿做郡吏，称病离职，仍旧到梁国，为梁王的文学侍从。汉武帝刘彻在做太子时，就仰慕枚乘的辞赋和谋略，甫一登基，便遣使臣专程接枚乘去长安，用蒲草缠裹车轮以减轻路途上的颠簸（“以安蒲轮”），无奈枚乘年老体弱，最终死于途中。

    枚乘幼子枚皋，自幼受父熏陶，善于辞赋。17岁上书梁王，亦作文学侍从。枚皋练就了一腔急才，作赋速度快得惊人，远远超过了司马相如，故有“枚速马迟”之说。他才思敏捷，一挥而就，人们以“马上文”称赞他。

    枚乘、枚皋父子因文采飞扬而名噪一时，同样是淮安人的南北朝时鲍照、鲍令晖兄妹也以诗文俱佳声播四海。

    鲍照（414—466），字明远，南朝东海郡（今淮安市涟水县）人。南朝杰出文学家，著有《鲍参军集》，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鲍照出身寒微，因诗为临川王刘义庆赏识，擢为国侍郎。孝武帝即位后，迁升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临海王刘子顼出镇荆州时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世称“鲍参军”。后晋安王刘子勋谋反，子顼起兵响应，兵败，荆州大乱，鲍照为乱军所杀。钟嵘说他“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

    鲍照诗、赋、骈文俱佳，而以诗的成就最大。其妹鲍令晖也颇具文采，是南朝宋、齐两代唯一留下著作的女文学家。

    当然如果论在当代的影响力，出生于楚州河下古镇的吴承恩无疑是首屈一指，因为他写了一部《西游记》。

    吴承恩（1504—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人，明代小说家。他出生于一个由读书人沦落为小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他既清高孤傲，不屑与俗吏为伍，又无实际事务经验，直至被诬下狱。仅1年多他便拂袖而去，此后完成《西游记》的写作。

    9月份那次去淮安，住下之后出门散步，北行数百米，见一院落古朴别致，不禁看了一下院门上的匾额，居然是刘鹗故居。当时天色已晚，第二天专门去参观了。

    刘鹗（1857—1909），清末小说家，有代表作《老残游记》。估计许多人和我一样，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此。通过此次参观，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原名孟鹏，后更名鹗，字铁云，号老残。刘鹗自青年时期拜从太谷学派南宗李光炘（龙川）之后，终生主张以“教养”为大纲，发展经济生产、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

    刘鹗系官僚家庭出身，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音乐、算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甲骨四堂”中的二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

    刘鹗的家族世居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其父亲一直在河南做官，淮安这所房子系其父早年购得，辞官回来后一家人便一直住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鹗一家应该是卜居淮安，属于移民。其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运河“淮扬苏杭”四大都市之一的淮安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地方。

    同样属于移民的名人还有很多，其中就有周姓家族。浙江绍兴人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后来周攀龙做了山阳县令，并和来自江西南昌的清河县令万青选成了儿女亲家。他的儿子名叫周贻能，媳妇万冬儿。1898年3月5日，他的孙子出生在位于驸马巷的家里，这个孩子小名大鸾，字翔宇，大名周恩来。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淮安的时间，1998年3月4日。因为第二天是周恩来总理100周年诞辰，因为有一大批首日封、极限明信片等想在第二天加盖邮戳邮寄，我没有和同事们一起离开，在淮安住了一个晚上。很显然，周恩来是我知道的第一位淮安名人。

    有意思的是，刘鹗父亲在河南任上，曾多次治理黄河，卓有成效，提出过一系列治水主张，而刘鹗后来投身黄河治理显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同样，身为淮安地方长官之后的周恩来一定听说过祖父一辈治理淮河、黄河的故事，而当他成为政府总理之后，自然十分清楚淮河治理的意义，重视这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六

    在淮安区的中心位置，原漕运总督署正南面，有一座镇淮楼。楼的北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上的人真不少，其中又以老年人居多，下棋的、聊天的、闲逛的、闭目养神的，应有尽有。最为热闹的当属西侧看戏的，里三层外三层，看得津津有味。演员们似乎都是业余的，也没见到收费，估计属于社区组织的活动。

    在淮安区走街串巷的时候，感觉小城的人气不是特别旺，但是在镇淮楼广场，又会让人觉得人特别多，估计中青年人要么是在上班，要么是去了其他城市和地区以寻求更好的发展。老人们守在家里，衣食无忧，渐渐会聚到这里，享受着祥和美好的生活。

    镇淮楼始建于北宋年间，原为镇江都统司酒楼。淮安（现淮安区）“扼江北之要冲，为南北交通之孔道”，纵贯淮安全境的大运河，为南北交通之命脉。南粮北运，要从运河穿长江，越淮河，才能北上。船只以到淮安视为安全，无论文武官员、显宦世家、巨商富贾、文人墨客和僧道名流，都要登楼祭酒，以庆幸运。在元代，淮安“置总管府，用以控制南北舟车转输”，楼上悬挂“南北枢机”“天澈云衢”的金字匾额。明代置“铜壶滴漏”用以报时，故又名“谯楼”。后又置大鼓专伺打更、报警，遂又称为“鼓楼”。

    清代乾隆年间，因水患不断，人们为震慑淮水，更名为“镇淮楼”。至于为什么更名，有两个故事：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淮安遭连日暴雨河水暴涨，殃及人畜，知府曹得爵取下淮安府大堂“镇淮”匾投入水中，河水稍退。道光年间又遭水患，知府周焘知府堂“镇淮”匾悬于楼上，乞以镇住水势，镇淮楼由此得名。

    但是镇淮楼所承载的不过是统治者和老百姓的一种期望，真正行之有效的，是对黄河的治理。

    应该说黄河夺淮之后，治理黄河水患这项工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明末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当为治水专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所创立的“蓄清刷黄”“束水攻沙”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潘季驯（1521—1595），湖州府乌程县人。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到万历年间止，他奉三朝简命，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潘季驯吸取前人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发明“束水冲沙法”，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束水攻沙”的基础上，潘季驯又提出在会淮地段“蓄清刷黄”的主张。根据“淮清河浊，淮弱河强”的特点，他一方面主张修归仁堤阻止黄水南入洪泽湖，筑清浦以东至柳浦湾堤防不使黄水南侵；另一方面又主张大筑高家堰，蓄全淮之水于洪泽湖内，抬高水位，使淮水全出清口，以敌黄河之强，不使黄水倒灌入湖。潘季驯以为采取这些措施后，“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也”。

    应该说，在河患十分严重、河道变迁频繁的明代，潘季驯能针对当时乱流情况，提出“束水攻沙”的理论，并大力付诸实践，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创举。但是，也应当看到，潘季驯治河还只是局限于河南以下的黄河下游一带，对于泥沙来源的中游地区却未加以治理。源源不断而来的泥沙，只靠“束水攻沙”这一措施，不可能将全部泥沙输送入海，势必要有一部分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里。潘季驯治河后，局部的决口改道仍然不断发生，同时“蓄淮刷黄”的效果也不理想。因为黄强淮弱，蓄淮以后扩大了淮河流域的淹没面积，威胁了泗州及明祖陵的安全。由此可见，限于历史条件，潘季驯采取的治理措施，在当时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黄河危害的问题的。

    而这样的危害一直困扰着淮河下游人民，即便是在黄河北徙之后，依然如此。据资料介绍，1867年，两广总督曾国藩在清江浦设立导淮局，由于疏浚困难，经费无着落，而未动工。1909年，南通人张骞设局测量江淮水利。1913年张骞又任北洋政府导淮局督办。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导淮图案整理委员会。1929年7月1日成立了直属国民政府的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国民政府导淮期间，用中英庚子赔款搞了一些勘测、设计和局部性治淮计划，在苏北疏浚了几条淮河支流，建了几座小船闸，对防洪、排涝、抗旱、航运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

    1950年8月，政务院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定了“蓄泄兼筹”（即上游以蓄为主，中游蓄泄兼施，下游以泄为主）的治淮方针、治淮原则和治淮工程实施计划，确定成立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由此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淮河的高潮。

    1957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要求治淮应从治标转到治本为主，应从重点转到全面安排。

    半个世纪以来，淮河又遭遇几次大的洪水，但每次洪水过后，都会出台一些新的措施，兴建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些重大工程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是淮河入海水道的开挖。

    七

    早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当时的水利部就制定了《淮河入海水道查勘报告》，提出了淮河入海水道方案，但由于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原因，工程搁浅，随后开挖苏北灌溉总渠。

    苏北灌溉总渠尽管兼具排涝、引水、航运、发电、泄洪等多项功能，但在遭遇特大洪水的时候，显然还是力不从心的。由于废黄河的影响，运河这一片地势较高，苏北灌溉总渠由于要考虑运河的交会问题，所以出湖河道较高，虽然对灌溉很有益处，但对进一步扩建行洪能力的难度比较大。而且渠北也必须增加一条平行开挖的排水渠解决渠北低地的排涝，因此关于修建一条淮河入海水道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来，但由于关键的资金问题一再被搁置和拖延，其间，淮河几次大的洪水给中下游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91年江淮大水后，彻底暴露了淮河洪水通过入江水道长江下游洪水、通过分淮入沂水道与泗沂沭洪水相遇并涨，洪泽湖没有可靠排洪途径的问题。开辟淮河入海水道，扩大淮河洪水出路，提高洪泽湖防洪标准这项紧迫的任务被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苏北里下河洪涝灾害损失惨重，淮河流域人民要求早日开辟入海水道工程的呼声日益强烈。11月，国务院决定在‘九五’期间建设入海水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第四次决定兴建入海水道。

    淮河入海水道工程，西起洪泽湖二河闸，东至滨海县扁担港注入黄海，与苏北灌溉总渠平行，居其北侧。

    工程全长163.5公里，河道宽750米，深约4.5米，总投资41.17亿元。贯穿江苏省淮安市的清浦区、淮安区和盐城市的阜宁、滨海两县，其近期工程设计流量2270立方米/秒，远景设计流量7000立方米/秒。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自1998年10月底开工，到2006年10月完工，整整用了8年时间。关于淮河入海水道的作用，淮安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3年6至7月间，淮河中上游地区连日暴雨，全流域遭遇大洪水，洪泽湖水位不断猛涨，形势十分危急。7月4日，国家防总下达紧急命令，当夜必须启用入海水道。而这一天淮河入海水道主体工程刚刚完工6天！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执行。经过7个小时精心细致的准备，当天夜里接近12点的时候，入海水道二河新闸开闸行洪，最大行洪流量1870立方米/秒。如此连续泄洪33天，泄洪总量43.8亿立方米，洪泽湖周边200多万亩圩区没有滞洪，避免了洪泽湖周边滞洪区30万人大转移，在当年的抗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减灾效益27.68亿元。一次行洪效益相当于收回工程总投资的2/3，可谓当年建成，当年就发挥巨大效益，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淮安参观考察过程中，淮河入海水道与京杭大运河立交工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们站在100多米长的工程专用桥上，俯瞰80米宽的运河水槽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看水槽下通过地涵流过的淮河水顺畅流过，的确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非身临其境不能感受得到。

    淮河入海水道一期工程建成后，平时大部分地方还可以种植庄稼，水流从南北两条较深的鸿沟里流过，即所谓“鸿摊结合”模式。这种模式有其经济、实用的一面，但也会在大洪水到来的时候造成水道外低洼地区无法排涝，从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全段横截面深度全面达到8米的二期工程势在必行，目前前期工程已经开始。从百年一遇到三百年一遇，淮安人祈盼了几千年的“淮水安澜”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而淮河在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入海通道800多年之后，又重新与大海牵起手来。而这样一条宽阔的人工河在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以安全保障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机遇、财富和可憧憬的未来。

    那天晚上，当我们乘着游船游览大运河的时候，发现夜幕下的淮安又是另一番景象，霓虹灯装点下的城市美轮美奂，散步与休闲的人群熙熙攘攘。显然，这个曾经的“南车北马”的转折点和漕运重镇，如今已经从淮河水患的阴影里走出来。它的明天将会是怎样一种模样？我在想象，更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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