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真是难得悠闲的日子，我终于不用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往婚庆公司跑了，媒体的围追堵截也很配合地暂时消停了一些。我在清晨的闹钟响过好久后才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和贝勒一起吃了顿简单可口的早餐，然后一起出门去公司上班。
下了楼，没走几步，贝勒忽然急匆匆地径直冲向了路边的一个煎饼摊。我奇怪地追了过去，拉住他问道：“干吗呀？你早上没吃饱？”
“不是。”贝勒头也不回地说，“最近你老不在家吃早饭，我每天都是带早餐到公司跟雪碧一起吃的。今天咱俩吃了，她不是还没吃嘛，我怎么也得给她带点儿，她最喜欢吃这个摊儿上做的煎饼果子了。”
我顿时气血上涌，却又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事之间互相带点儿吃的，如果单看这件事，实在是很平常；可有些看似平常的事如果和更多的背景联系到一起，那就变得很不平常了。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说你不该这么关心同事，由她饿着去好了——这像是一个做老板的人应该说的话吗？
我只能默默地看着贝勒买完了煎饼，又默默地跟在他身后离开。我丧失了全部的好心情，一路上沉默寡言，而贝勒却似乎丝毫没有察觉，还一路轻松地吹着他的口哨。
到了公司，我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眼不见心不烦，让那两个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没想到还没到中午，雪碧就蔫头耷脑地来找我，说是身体不舒服，想请半天假回家休息。我很痛快地准了假，心里竟有一点小小的窃喜。
可是我的心情并没能因为雪碧的离开而有所好转，她人虽然走了，贝勒桌上的电话却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我留心地侧耳听了几次，确定是雪碧打过来的，跟贝勒说的都是工作上的事，似乎人不在了，却还对很多事情放心不下，非要一一跟贝勒交代清楚才可以。
我真有点儿忍无可忍了——贝勒是负责男性客户部的，我和雪碧主要负责女性客户部的业务，平时我不在公司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我就在公司里，你雪碧还要什么事情都跟贝勒说，这算是什么意思？我待在这儿算是干什么的？难道你们两个还想把我这个老板架空不成？
不行，我觉得确实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好好跟贝勒谈谈了，一直这么憋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调整着自己的情绪，同时也想理出一个清晰的谈话思路来。
就在我挖空心思地给自己找正当其事、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时，忽然感觉地板剧烈地晃动了一下，我奇怪地看了看脚下的瓷砖地，正疑心自己是不是产生了什么幻觉，卫生间的门上却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拍打声。
“苏浣，苏浣！”贝勒焦急得有些变了调的声音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快出来，地震了！”
我来不及想太多，一步跨到门边开了门，贝勒立刻抓住我的手，飞也似地向公司门外跑去。
大厦楼下很快聚集了很多跑出来的人，大家惊魂未定地仰头看着楼上，纷纷议论着刚才那一瞬间的感觉。贝勒一直抱着我，边给他的家人打电话问平安，边用下巴轻轻地磨蹭着我头顶上的发丝。我靠在贝勒的怀里，感到踏实和安慰，但是当我敏感地听到雪碧的声音从贝勒手机里传出来的时候，心里又立刻翻腾了起来。
在楼下待了半个小时，没再出现什么大的动静，人们开始渐渐散去。贝勒低头问我道：“应该没事儿了。咱们是回去上班，还是……”
“算了！”我懒洋洋地说，“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儿，回家吧！”
当天晚上，我们才从电视新闻里知道发生了什么——四川特大地震，震级甚至超过了76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唐山大地震，而我们在公司所经历的，不过只是一个微弱的波及而已。
连续数日，我和贝勒每天一回到家就寸步不离地守在电视前，看救援部队在断壁残垣中紧张地战斗、看人们在废墟边坚持不懈地寻找和等待着自己的亲人……贝勒片刻不离地握着我的手，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为埋在废墟里等待救援的人们而揪心、为痛失亲人的人们而落泪。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平时所在意的一切都忽然变得那么微不足道，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都忽然变得毫无意义，只有活着、只有在一起，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当我看到一个丈夫在废墟中徒手刨挖了四十几个小时，只为找到埋在下面的妻子；当我看到一个妻子不顾自己几天水米未进，也要给刚刚被救出的丈夫输血，只为能让他活下来；当我看到一对夫妻在楼板倾塌的瞬间相拥着用躯体搭成人墙，将自己刚刚满月的孩子护在了下面……每当我看到这样一对对在大灾面前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夫妻，似乎都在拷问着我曾经引以为荣的婚姻理论。我那些信奉LIT法则的女会员们可以这样和自己的另一半同生死共患难吗？当灾难让一切的利益需求都化为零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支撑他们继续厮守在一起？
难道是我错了吗？不，一定不会！如果我错了，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之多的追随者？我试图找出一些可以继续让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的理论依据，却绕来绕去总是把自己绕进死胡同里。于是我试图不再去想这个问题，我努力地说服自己，毕竟天灾人祸只是偶然现象，而我的理论只是针对常态之下的婚姻生活，但即便如此，不安的感觉还是日复一日地在心里蔓延着，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
我从公司的账号上划了大笔的钱给红十字会，又一次一次地跑到居委会捐款。贝勒每次都跟着我一起，几乎倾囊而出地将一叠叠钞票交到组织捐款的工作人员手上，每当看到那些工作人员笑着对我们说谢谢时，我的心里才会稍稍好过一点。
我对贝勒的默契和支持心存感激，在地震发生后，我曾经接到过几次客户打来的电话，有埋怨另一半捐款太多不跟自己商量的，也有控诉另一半在捐款问题上过于冷漠，让自己无法放心和对方一起生活的。我只能好言相劝，让他们体谅另一半的心情，又或者劝他们不要将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对方头上。但是，每当贝勒坚定地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在捐款处排队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某天晚上，当我们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市中心的几个地方相继开设了流动采血站，号召市民们为灾区人民无偿鲜血的时候，我和贝勒互相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道：“我们也去吧！”
第二天，我们并肩坐在采血车上，殷红的鲜血从插在臂上的针头里汩汩地流进袋子中，我和贝勒微笑地注视着彼此，有那么一瞬间，我产生了某种恍惚的错觉，似乎我们两个人的鲜血正在彼此交汇，然后又重新融入了各自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中……
那天晚上，喝过我特意熬的猪肝汤后，我们早早地上床休息。黑暗中，我躺在贝勒的怀里，听着他心跳的节奏，忽然发自内心地对他说道：“我真高兴这段时间，有你和我在一起。”
贝勒捉住我的手，温柔地放在嘴边亲了亲：“是因为爱吗？”
房间里久久地沉默着，只剩下寂静而漆黑的一团。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小声地说道：“也许，只是因为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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