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感谢台湾的同行，借地主之便率先打破了双方心里莫名的拘谨，使交流的气氛变得自然和活跃起来。我记得很清楚，当晚台湾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大陆作家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友好的、必不可少的礼节性开场白过后，他话锋突然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呀？他一下子把两岸作家引到了一个怀有共同感受的话题上。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鼓荡起一股热诚、慷慨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
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那会让人更不自在，心里不舒服，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
感谢那抗战的歌声，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经验，让人放松。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台湾老作家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了起来，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烁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台湾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日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敢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管就不是人……”
真是痛快！所有说不出口的敏感和禁忌，被司马先生几句话就给捅破了，清除干净。我以为到台湾是进入“敏感地带”，岂料在大陆文坛上也难见到这么痛快的人，听到这么痛快的话。
记得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高雄作协理事长萧飒先生当即接过话头：“一个叫麦盘得的英国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
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大家杯中的酒都一饮而尽。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60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有爆发，有酒后，有性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刻。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有人曾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鲁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
艺术不是公认被当作“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倘若艺术家或艺术自身得了萎缩病、软骨病，不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文学还有什么前途？这是我在台湾获得的一个重要收获。
然而台湾还有另一种文人，他叫阮百灵，自称是“林边乡的农民”，却创办了一个“及时雨文化基金会”。在我们访台期间，他举办了也是访问团成员、武夷山画院院长蒋步荣先生的画展，蒋先生义卖五幅作品，得款150万新台币，全部捐献给台湾慈善事业。随即引起轰动，并传为佳话。
果然是“及时雨”。当今社会、当今文坛，太需要这样的“及时雨”了。阮百灵先生跟随台湾作家团多次访问大陆，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或通个电话，或过年时寄个贺卡。每想起在台湾有个“及时雨”朋友，心里便觉得滋润、惬意。
（1996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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