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佛陀创教以来，也无不随着时代，

    配合当时的风尚，广为弘传。为了契理契机，

    传法的方式也随之日新月异，以容易让人接受为原则。

    “现代化”这个名词，它代表着进步、迎新、适应、向上的意义。不管国家、社会、宗教等，都会随时代空间、时间的转换，不断地寻求发展，不断地趋向所谓的“现代化”。

    而佛教自佛陀创教以来，也无不随着时代，配合当时的风尚，广为弘传。为了契理契机，传法的方式也随之日新月异，以容易让人接受为原则。比如经典的流传，在佛陀时代，以口授方式传法；佛涅槃后，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贝叶抄经的出现，乃至后来的刻经、印经，发展到现在的电子版大藏经等，这都是由于“现代化”而形成各个时代不同的弘法方式。

    针对“佛教如何现代化”这个主题，提出以下四点看法：

    一、佛法“现代语文化”

    国际企业界除了专业技能外，语文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环。各种语文的使用，以英语占大部分，根据统计，目前全球有3/4的邮件和电报是以英语发出，80%的计算机存储数据是使用英文。其次，学习汉语、日语的外国人，也逐渐增加。现在一般学校已普遍设有多种语言的学习，基督教传教士到各地传教，经常使用当地方言传教，日本人习惯用小耳朵同步翻译各种语文，乃至一般会议上也有立即翻译的设置，这些都是讲求“语文现代化”的实例。可见在国际交流间，语文所占的重要地位。

    佛陀时代，印度的语言（包括方言）有220多种，主要的语言有13种。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陀也应用多种语言传法。佛涅槃后，第一次的圣典结集，大多采用混成的俗语，以期佛法的流传能够普遍化，后来，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古印度的雅语——梵文，所以近世在尼泊尔、高昌、于阗等地，因而发掘到若干的梵文佛典。中国的翻译家中，竺法护通达30大国语言，鸠摩罗什、玄奘大师等，皆因通达多种语言，才能译如此浩瀚的经文。

    当今由于现代人的努力，多种语言的佛教书籍纷纷出版，如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北印度语、孟加拉国语等等，佛教的经论也以多种语言表达，如《法华经》《大唐西域记》《大乘起信论》等；甚至经典的语体化也渐渐普遍。更有人计划性地把藏经、大辞典译成英文。

    语言，在佛法上的功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佛教学者必须具备梵、巴、藏、英、日等语言，才能寻根究源佛陀的遗教，如我们熟知的麦克雷教授、水谷幸正教授等，皆具备多国语言的能力；布教师如能通达国际语言，教义才能传布到他国领域，如日本铃木大拙的禅法，能在西方盛行，是因为他具备英语传教能力所致；基督教能在台湾本地传播二三百年的历史，也是由于该教宗教师具有汉语能力。

    因此，希望我们佛教的经典未来，能全部语体化、有声化、电子化、彩色化，以期普遍流传。尤其佛弟子要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如果从小即给予训练，具备多种语言的才能，将来传教说法，才能使佛教进入世界化的新里程。

    二、传教“现代科技化”

    随着时代进步，目前社会已迈入信息化、电子化的潮流，为了讲求方法、效率，办公室中已普遍使用各种电子化的信息产物，以便走上企业管理化、人事组织化、数据计算机化。电话从有线、无线、传真，到带着走的移动电话，人们对它的应用也从工作上，渐渐扩大至一般生活。这些现代化的科技，带来的意义不仅是“新”、“方便”，连生活习惯、人际的交流、思想的价值观，也因此有了改变。

    过去，佛陀虽然以口传授佛法，却相当重视方法的运用，以种种譬喻、因缘、重颂、长行等方式教化弟子。随着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传教方法也有了多层次的改进。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魏晋时期国家分裂战乱，当时阴阳方术、巫术、鬼神信仰非常盛行，来到中土的西域高僧如佛图澄，为了佛法的传扬，多显灵异，摄伏了暴戾的石虎、石勒；道安大师致力汉译佛经，为了讲究方法，写出《综理众经目录》；他为僧团制定应遵守的法规、仪式，为后来中国丛林寺院的制度奠下基础；此外，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鱼山梵呗，或是唐代盛行的“经变画”，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所发展出来的。

    佛世时，佛弟子行脚托钵至四方教化；玄奘大师步行横过八百里流沙西行求法；真谛三藏搭乘船只抵达中国南海，带来许多重要经籍；鉴真大师11次渡海，终于将佛教的戒法传到日本；现在又进步到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让佛教的弘传更是方便。小型的弘法布教，应用麦克风、音响、幻灯片、音乐碟片、电脑、录像机等现代器材；大型的佛学讲座，则利用现代的科技，电视、电台、卫星转播、投影机等，配合音乐、舞蹈、灯光，乃至利用传真机、电脑来传送各种数据。

    做事、做学问要讲究方法，传教更需要讲求时效。过去属于个人布教，慢慢地应重视团体布教，采用多元化方式弘法，如研讨会、座谈会、联谊会、读书会等方式。过去是影印的黑白世界，现在已进入令人赏心悦目的彩色世界，未来的互联网、卫星转播等，将成为科技弘法广泛使用的工具。

    三、修行“现代生活化”

    过去的人，开口闭口“我要去深山修行”、“我要去闭关修行”，试问：一生的岁月就这样盲修瞎练，真正证悟的有几人？自我陶醉在“修行”的名目中，真正实际修行的有几人？只为“修行”闭关，假修行之名沽名钓誉，真正有功力的又有几人？谈到修行，重在口号，只说不做；重视外表形式，没有实际方法，只是一种消磨式的荒度岁月；甚至是幻想式、自我式的修行，这些都是佛陀所呵斥的“焦芽败种”。

    现代修行应效法维摩诘居士在人间行道；地藏菩萨，在极苦地狱中，以救度众生作为修行；观音菩萨，在苦海中，以寻声救苦作为修行；佛陀以每天托钵、行脚、教化众生作为修行；舍利弗尊者以兴建祇园道场作为修行；阿难尊者以侍奉佛陀作为修行；大迦叶尊者以自我头陀作为修行；迦旃延尊者为了弘法，以与人论议作为修行；富楼那尊者以到偏远地区弘法作为修行；优波离尊者不辞辛苦，以为人劳作为修行，甚至周利盘陀伽尊者以拂尘扫地作为他的修行方法。

    中国的禅师们，如百丈禅师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修行；赵州禅师以“洗碗去、扫地去”揭示学佛者修行不离生活；禅门老典座“晒香菇”的典范，启发道元禅师修行就在当下……念佛、诵经固然是修行，但这些圣贤大德明确地告诉我们，日常生活，搬柴运水，皆是修行，真正的禅者都是头顶着青天，脚踏着大地，眼视芸芸众生，耳听苦难声音，把和平幸福散布人间。

    我们不但要学习古德的行谊典范，进一步更要配合时代所需，以服务社会，令众生欢喜为修行。佛弟子应树立吃苦耐劳、救济众生的慈悲身教形象为众生服务；以教书、医护、艺术、文学等为众生效劳。《阿弥陀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告诉我们，要多为众生服务，多广结善缘。《大智度论》说：“菩萨为广度一切众生，而广学一切法。”所以现代的修行，应讲求生活化，学习各种法门广度众生。工作时可以念佛，静处能行三昧，动处也能安住定中；能在乐处安稳众生，也能在边远地区苦修。不以忙为苦，不以劳为苦，不以无为苦，不以恼害为苦，不以娑婆恶浊为苦；心常住寂静处，方为真正的修行，也正是《般若经》所言的“觉意三昧”的修持。

    四、寺院“现代学校化”

    自古以来，寺院就是代表传法、办道的地方。有寺庙、庵堂就有法在，就能办道，因而往往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另外，寺院提供百姓住宿，也是无法抹灭的贡献之一，特别是唐代以后，许多参加科举的应考生，经常居于寺庙苦读。例如宋僧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他在天台山国清寺参访时，曾和暂住在国清寺的四位明州（浙江）秀才、七位温州（福建）秀才谈论佛法；这几位秀才就是参加全国官吏考试20万人中的考生。

    有些人对寺院有一些错误观念，以为年老了，到寺庙找一处清净的地方安老；放假了，住到寺庙享受宁静；有法会时，到寺庙祭拜赶斋……无形中，寺院变成公寓、饭店，或养老院、度假村，失去它原有的传教、办道的功能。

    潮流向前推进，寺院的功能也应作具体的发挥，未来寺院的功能应该朝向学校化。以前，祇园精舍就是讲堂，中国古老的寺院设有法堂、藏经楼，这些都具备教育的功能。汉唐时代，佛教寺院堪称当时的文化中心，人们到寺院参访，除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还能欣赏绘画、雕塑、书法等种种艺术文化，文人墨客更是寺院的常客。

    在更高层次文化领域里，寺院是具有多种效能的教育所在。僧人的博学，往往使得寺院的讲席，成为活跃学术的论坛。由于寺院占地广大，房舍众多，环境幽静，藏书丰富，历代高僧们不但宣讲佛法，同时也重视大众的文化教育，把教化民众视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使得佛教寺院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

    台湾的社会环境，时常充满垃圾、废气、废水、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当前党派扭打、警民枪战、绑匪撕票，家门街头变成恐怖战场，不仅遭受人类破坏的地球需要环保，被惑乱的人心，更需要环保。

    所以，现代的寺院应该设立图书馆，供人阅读佛教典籍；设视听中心、简报室介绍佛教文化史迹；有会议室可以研讨、座谈、开会、解决社会问题；有讲堂可以布教弘法、举办活动引导人心向善，以达净化民心的功效。只有把寺院功能学校化，才能接引民众进入佛法，使众生得闻法益，进而离苦得乐。

    佛教如何现代化？从佛法“现代语文化”，走入时代，走入世界每一个角落，使佛法能广泛流传；从传教“现代科技化”，节省时空、人力，应用方法，达到最高效率与成果，提高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从修行“现代生活化”，以服务、奉献、精进、耐劳作为修行，以生活劳作为修行，以六度为修行，使生活修行化，修行生活化；从寺院“现代学校化”，使寺院发挥多项教育、文化等功能，为大众服务，广植福德来成就菩萨道。

    1991年1月3日讲于佛光山佛教青年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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