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的策略

    日本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其发达程度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二战”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大国。可以说，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在这次腾飞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异常迅速。到1996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共有大学1236所，2004年在校学生人数达711万人，入学率高达50.4％。

    日本的高等院校有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形式，其中私立大学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有人认为，没有私立学校支撑日本高等教育的半壁河山，日本的教育乃至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近年来，日本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其策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扶持私立大学的发展

    日本在发展国立、公立高等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日本文部省1995年制定了《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从法律上给私立大学以积极的扶持和保障。为了改善私立大学的教学、科研条件，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推动私立大学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对私立大学给予经费补助，对私立大学研究生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给予补贴，推进日本私学振兴财团的投资和贷款事业的发展，在税制上对私立大学实行优惠政策。由于私立大学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扶持，因而私立高等教育得以迅速发展。据文部省1995年统计，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学校数占整个高等教育学校数的73.0％，私立大学的学生数占整个高等教育学生数的73.4％，而私立短期大学在学校数和学生数则分别高达84.4％和92.6％。这种规模的私立大学不仅满足了日本国民强烈的升学愿望，而且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有力地促进了日本高等教育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促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

    20世纪80年代，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急剧增加，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则有减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重新提出产、学、研合作问题，并很快转入实施。其形式主要有：产业界委托大学研究课题并为之提供研究经费，大学为产业界开设培养人才的特别讲座，并向产业界派遣专家和实习生，产业界向大学派遣委托研究生等等。

    产、学、研合作体制使企业和大学结成直接而密切的互利互动关系，它不仅有利于产业界不断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不断采取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利润而互惠，而且有利于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由于产业界的参与，日本大学的学科结构也出现了变化，尤其是那些与产业密切相关的学科纷纷涌现。京都大学在京都市西京区建设新校区，内建“技术创新园区”、“科技广场”、“高科技孵化器”、“技术创新研究所”等，聚积一批高科技产业，推进产、学、研结合。日本文部省还决定在大学设置“合作研究中心”，1994年共有38所大学设立了这类中心。近年来，这种合作研究体制又有所发展，不仅有大学和产业界合作，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国外大学、研究机构也纷纷加入进来，进而发展成为“产、官、学合作”，并正在走向国际化。

    三、强化对科研人才的培养

    日本政府为了保持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于1996年7月通过了“科学技术基础计划”，提出加大科技预算，强化高等教育人才培训和加强独创性基础研究等新措施，表明日本已由“技术立国”开始转向“科技创新立国”。首先是加大对大学科研的投入，包括扩充研究经费和充实研究设备，其目的是培养优秀的研究人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日本大学的研究经费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其次是培养后备力量。日本尽管每万名劳动力中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已超过美国和欧盟，但博士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理科仅为美国的19％，工科仅为美国的42％。针对这种情况，日本也意识到研究生教育对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改革高等教育体制，鼓励学生学习理工科，扩充各大学的研究生院，提高经费标准，更新研究设施，改善博士生待遇，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博士生助教制度，加强研究生教育，培养知识创新技能。日本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优秀的研究人员是振兴学术的中流砥柱，而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则是学术研究长盛不衰的根本保障。基于此，文部省确立了“特别研究员制度”。该项制度以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在读者和完成修业者为对象，给他们支付一定时期的研究奖励金和研究经费，以进一步加强优秀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为了加强青年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日本还实施了“海外特别研究员制度”和“外籍特别研究员制度”，前者将日本的优秀青年研究人员派遣到外国的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后者接纳来自外国的青年研究人员到日本，两者的主要目的都是为振兴大学科研而培养后备力量。再次是健全研究体制。日本学术研究主要为大学的学部、研究生院以及文部省所辖研究所、学术研究法人研究所等。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研究手段的高层次化和项目研究的大规模化，越来越需要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合作。日本文部省为了顺应这一要求，还对某些研究组织进行重点建设，把他们建设成一批出色的研究基地，以推进富于创造性的世界尖端的学术研究，从而达到振兴大学科研、提高高等教育地位与作用之目的。

    四、实行大学互换授课制度

    所谓互换授课制度，就是指大学之间实行互相承认在对方院校所学的课程和授予的学分，每所大学开设的课程向本地区内所有大学公开，学生可以自由到任何一所大学听课，所取得的学分计人本人成绩。这种制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学习热情，扩大了学生选择课程的范围，也大大提高了同一地区整体教育水平。这一制度的实施，吸引全国的优秀人才报考该地区的大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争相报考名牌大学的紧张状况；通过学生选择课程的“钟摆效应”，还可以促使各大学及其教师都千方百计改进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前来听课而提高知名度。此外，互换拓展到教学资料、设备的共享交流，如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中心等共享，进而减少重复投资，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现在，日本京都地区有28所大学已开始实行“互换授课制度”，全国有30多所国立大学正在建立校际卫星通信网，准备通过卫星进行课程的互换。这样，可以借助现代化通信手段向大范围内的各大学提供优秀课程，及时交流教学成果、教学方法，使各校之间互相取长补短，进而提高全国大学教育的综合水平和整体效益。若将这种互换授课方式进一步延伸、辐射，将使很多人即使不进大学校门也可以进修大学一流教授的课程，从而促进了全社会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提高了公民的文化水平等素质。

    五、增强学校管理的透明度

    日本大学正在力图打破以往封闭、保密、自成体系的传统，增强透明度，主动公布学校的管理情况，寻求广泛的监督，以促进学校不断向前发展。如早稻田大学制定的“自我评估制度”，学生、教师都可以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授课方式、考试制度、教学设备与管理、用人制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并整理成每学期的“自我评估结果报告”，提供给校方，为学校制定规划、改进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另外有些学校以“大学白皮书”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大学的各种情况，请全体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学生家长提出意见，以便集思广益。据文部省统计，自1991年改革大学办学标准以来，发表“大学白皮书”的大学从59所增加到1995年的190所，其中私立大学从8所增到加79所。为了使评估方式更为客观、完善，有一些大学跳出自我评价的框框，委托一些具有一定分析能力、可信度较高的校外机构对本校的管理状况进行评价，以便尽量减少感情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这种做法在东京大学最早开始试行，目前已有东北大学、大阪大学等8所大学实施。

    六、提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思路

    以京都大学校长为召集人的文部科学省调查研究会，2002年初发表了“国立大学法人化中期研究报告”，提出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主要观点是为了从教育和研究两个方面恢复国立大学的国际竞争能力，必须摈弃由于依赖国家扶持而产生的平均主义意识，建立自我负责的大学运营制度；引入与民间经营方法、能力、业绩相对应的工资体系和对教育、研究的实际成绩进行第三者评价；强化校长的权限，使校长在经营和教育研究方面，都是最终责任人，校长要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和经营艺术；要吸收校外有识之士作为大学的管理人员并使之制度化，有利于得到纳税人对大学拨款的理解，有利于解决法人化后大学对管理人才的需求，有利于实现向“社会开放的大学”的改革目标；中期报告还提出了国立大学教职工非公务员化的意见，解决国立大学缺乏竞争意识和活力的问题；提出国立大学重组合并的调查报告。在2001年的国会例会上，首相小泉提出国立大学民营化和移交地方管理的意见。同时，文部科学省对大学提出了大幅削减数量，进行“结构改革”的方针。2002年1月24日，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对99所国立大学和2所国立短期大学重组合并的研究情况和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表明，此次重组合并的特点和动向是同一县中的综合大学与医科大学等单科大学合并，综合大学跨县境合并，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合并。

    七、加速与中学合作发展的趋势

    日本的高中生到大学听课，学生所在的高中承认其修读的学分，即所谓“高大合作”的情况，已成为发展趋势。如广岛县的17所大学和短期大学，为约计152所高中生提供85个正规科目的15个开放讲座；大阪市和神户市的部分高中和大学也开始进行结队合作。为便于高中生听课，有的大学把正规科目的授课时间安排在下午4点30分之后；有的利用周六和周日开设讲座；有的大学的夜校向高中生开放。这种合作，对高中来说，有利于高中生毕业升学选择，同时让有能力有学习热情的学生，对知识则更加感兴趣，激发了其学习积极性。对大学方面来说，通过对高中学生授课，有机会把握高中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培养学生对大学的“亲近感”，同时也有利于大学的生源。

    韩国高等教育的策略

    1945年之前，韩国78％的人是文盲。“8.15”光复以后，韩国在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64年韩国人均GNP为90美元，其对教育界的投资强度超过了人均GNP为200美元国家的水平。后来韩国人均GNP为107美元时，对教育的投资强度超过了人均GNP为380美元的国家。而且历届韩国政府内阁成员中80％是留美学生，目前韩国已是世界上拥有博士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均受教育程度接近发达国家。

    1945年8月15日“光复”时，韩国只有19所大学，7819名在校大学生和1490名在职大学教师。其后韩国高等教育在各种政策及制度因素的作用下不断膨胀，截止2004年4月，韩国已有各级各类高等院校1413所，在校生3555115名。韩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取得了数量上的高速增长，但也暴露出了包括教育结构性问题在内的其他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迫使韩国大学深刻地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为主动适应21世纪信息化社会的要求，韩国大学提出了大学类型及模式多样化的主张，如建设实用指向性大学、学术指向性大学、专门化大学等，并一致强调在具体学科领域营造良好氛围，推选具有超前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担任大学校长，推动课程改革、行政改革和大学的国际化。

    一、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

    近年来韩国每年对高级人才的需求量以38％的速度增长，每年需增加博士学位研究人才24％，硕士学位研究人才24％。为了满足经济对高级人才的需求，韩国政府采取改革措施，加快人才培养步伐，主要有政府进一步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扩建类型各异、形式不同的大学，增加大学的招生人数；在研究机构附设特殊的科技大学；大学和研究机关合办研究生院；增加各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等。1994年9月韩国教育部公布了《强化大学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方案》，后又确定并颁布了《大学教育自主化方案》。这一方案由于大学教育管理从政府主导型过渡到大学自治型，而被评价为划时代的举措。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造性”人才。为此，韩国政府着力培养大学教师，将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从1996年的1：40调整到2000年的1：15，并增加大学教师科研经费，从科技总投入中拿出15％—20％的资金，作为法定的基础研究基金，支援大学的科学研究。另外，政府加强对大学科研设备的投入，增加大学教师的国内外进修机会，保证三年有一次半年以上的进修，使教师不断更新知识，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韩国政府还十分注重国际间的合作研究与开发，借助国外援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在国外培训了大量的高级人才。据统计，韩国在国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员的比例，是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家的两倍。

    二、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目前韩国实行的大学入学制度不仅看重高考成绩，而且对考生高中的学业成绩及国家会考的分数进行通盘考虑后才确定其入学资格，即综合学生高中生活记录簿（在校期间的综合成绩）和会考（修学能力考试）结果，通过校长推荐和大学面试招生。2002年，韩国对高校招生制度进一步改革，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对高考成绩不再纯粹计算总分，而是将各科目的考试成绩分别打分，然后依据分数段确定各科目的等级以及综合等级，将其划分为9个等级，每年的等级比例根据当年的考生人数确定。各大学可根据各科目特点考虑等级、学生手册、面试成绩、专长等情况招收学生。

    韩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韩国大学门槛难进的现状，避免考生像过去那样因差零点几分而落榜。这项改革打破了以往以分数为主的招生制度，引导学生不再注意高考分数，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培养自己的专长和特殊才能上来。实行等级制后，尽管考生的考试成绩有差别，但是一个分数段同属一个等级，通过初选的可能性比以前大为增加。

    三、重视教师的福利待遇和岗位培训

    韩国教员团体联合会（KFTA）成立于1947年，是目前韩国最大的教师组织，其会员由全国63％的教师构成，代表着广大教师的利益。其主要活动有：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互助；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经济状况和福利；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与能力，完善教育的民主化发展；促进教育国际交流和文化活动；促进青少年文化与福利事业的发展；教育图书的出版。到目前为止，该联合会已与教育部达成多项关于改善教师的环境、保障教师待遇的协议并已实施。

    大韩教员共济会（KOTEF）成立于1971年，它是政府资助的教师福利组织，旨在提高全国教师的福利待遇，为教师提供永久性财政保险。该组织共有7万个赞助商，基金总额达13亿韩元。此外，韩国在汉城、庆州建有3个教育文化会馆，在各道首府还分别建立了教职员修炼院及教师福利会馆，为教师学习、研修及业余文化生活提供便利。韩国大学助教月工资为120万韩元，副教授为160万韩元，教授一般为180万韩元。

    韩国重视对教师及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工作。岗位培训大体分四类：资格培训，为教师晋升获得积分；一般性培训，用以扩展教师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整体知识；调整性培训，专为新教师而设，使之尽快熟悉本职工作；提高性培训，为在岗教师而设，使之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另外，韩国国立教育大学还开办特别培训课程，为期两年，毕业后授予硕士学位。晋升培训项目为期30天（180小时）或更长，而一般性培训为期10天（60小时）或更长。资格培训的对象是未来的幼儿园园长和中小学校长，由国立汉城大学教育学院下属的中学教师在职教育学院及国立教育大学教师培训综合学院承担。对未来副校长、正规教师（1、2级）和学生顾问所设的资格培训则在地方教师研修院以及国立大学或国立教育大学下属的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进行。国立教育行政研修院接受教育部的直接监督指导，每年为4000名中小学校长、教育专家和教育部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提高性课程培训。国立国际教育发展研究院每年也组织一些外语、科学、农业和工业等方面的培训项目，该院制定的中小学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海外研究访问计划则由各市道教育厅管理实施。

    四、实施“智慧韩国21工程”计划

    1999年上半年韩国教育部提出了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智慧韩国21工程”（简称“BK21工程”）。“BK21工程”旨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体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优势，通过政府与社会在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投入，有重点地把一部分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生院和地方优秀大学，培养21世纪知识经济所需的新型高级人才和国家的栋梁，迎接21世纪的挑战。“BK21工程”概述了三大目标：一是作为一项基础结构建设，有重点地培养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为社会发展提供优良的技术和创意。二是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地方优秀大学，加强地方大学的竞争力。三是提倡和鼓励大学教育机构广泛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创造一个公平竞争机制，即在大学之间的竞争中，评价某所大学不能以“是不是名牌学校”为标准，而要看学校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学生的实际能力。

    通过“BK21工程”的实施，一是给大学研究生创造一个优良的教育与科学研究氛围，最大范围地减少额外负担，保证研究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科研活动中，其中还包括提供研究生专用宿舍，为其提供研究经费及海外留学进修的经费等支援。二是改善大学教授的研究环境，实行研究生院专任教授制，减轻大学教授的教学负担，减少大学教授指导的人均学生数。通过教授业绩评价制度的实施和大学教师升迁及报酬等人事制度的改革，在大学建立一套公平的竞争机制。三是改革大学教育课程，使之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并加强产、学合作。学习国外大学在教育课程的设置、教学法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以促进国内大学的发展。同时，还强化远距离教育，实施国际水平学术研究论文发表义务化和英语授课义务化。四是扩充教师的研究室、实验室、电子图书馆和外国人（教师及留学生）专用宿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改革大学入学制度和大学人事管理制度，缩小学部定员，扩大招生的地域范围，保障学生对所学专业科目的选择权。

    五、实行“学分银行制”，鼓励私人投资办教育，

    面向21世纪，韩国的教育改革引人注目的是建立终身开放的教育体系，也就是使全体韩国国民能够随时接受教育的制度。这种制度亦称为“学分银行制”。韩国建立“学分银行制”的目的，是使国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如果一个人在高中毕业时未能进入大学深造，而他又想获得大学学历，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在大学校园外的其他学习途径，获得国家承认的学位。

    “学分银行制”的建立，使学生在选择学校和学习科目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学习者对什么课程感兴趣，就可以先学什么、考什么，学分积到一定程度，国家即发给学位证书。

    在韩国教育投资的构成中，由学生父母承担的私人教育费在教育投资总额中占半壁江山。按照韩国教育开发院的观点，所谓“私教育费”，除了学生家庭支付给正规教育机构的学业费用外，还包括各类补习学校的学杂费、家庭教师费、教材费、学习用品费、膳食费、交通费、住宿费、校服费、团体活动费等。

    韩国社会和民众重视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以来韩国形成的“学历为主”的用人标准是教育发展的动力，同时也造成了对学历的过分追求。因为在韩国，大学地位的高低与职业地位的高低密切相关，进入名牌大学就等于抢先占据了选择社会职业的跑道。在韩国学生的心目中，汉城是他们心中的圣地。为了达到留在汉城的目的，学生首先在报考大学时以汉城的大学为目标。二是望子成龙的社会心理因素也是促成私教育费高涨的重要原因。受儒家传统重视教育的思想和父母与子女“一心一体”观念的影响，学生家长也尽最大努力满足子女的要求。三是政府越重视教育，越在教育投资上起正面导向作用，国民的教育热情就越高涨，私人教育费用也随之大幅度增长，从而使两种投资彼此促进，进入良性循环。四是课外教育即课外辅导“一对一”的优点，以灵活的方式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请家庭教师已成为韩国学生校外教育的一种时尚。

    韩国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实施超越战略的奇迹。从根本上说，是全社会全民族重视教育的结果。因为教育作为最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奉献事业，没有全社会的远见卓识，没有全民族的同甘共苦，是很难在产业社会、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六、扩展国际交流，提高竞争力

    为进一步提高韩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发布了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新举措。

    1.加强对国际社会的理解教育。为了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素质的人才，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决定自2003年起，对在全国范围内指定10所“国际理解教育示范学校”进行试点，同时要求各市、道教育厅积极开发“国际教育理解课程”，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该项目共投资31亿韩元。

    2.积极引进外国优秀人才。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积极支持和鼓励国内大学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并允许获得双学位；国家支持大学开展重点学科建设，特别是与发达国家院校在IT、BT领域开展的合作项目，将予以财政支持。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允许优秀的外国研究生院以非营利为目的来韩办学；支持国立大学高薪聘请外国优秀教授。

    3.支持大学扩大招收留学生。2003年由政府出资71.5亿韩元支持10所大学新建外国留学生公寓；在2003—2007年投资5亿韩元支持10所大学扩大用英语授课的专业；自2003年开始政府每年投资8.4亿韩元，用于从东南亚国家招收100名优秀高中毕业生来韩国留学。

    4.对学生实施“一个学期的海外实习”制度。全球世界化的浪潮中，韩国教育界认识到提高大学教育的竞争力已成为重要的课题。蔚山大学顺应世界潮流，全力改革，对大学生实施“一个学期的海外实习”制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蔚山大学2004派遣52名中文系学生来中国南京大学学习，实习期限是130天。这些学生已学成归国，他们在实习期间共获得17个学分，其中15个学分是在南京大学听课获得的，另2个学分是听同行教授讲课获得的。南京大学开设的科目有中国语会话、中国概况、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韩中语言翻译等。这些科目和蔚山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开设的课程一中国语实用会话、中国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诗歌选读、中国历代散文选读等相类似，因此承认学生们所得之学分。在实习结束时，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到中国的主要名胜古迹去旅游，以此来代替国内的毕业旅行。实习期间，学生们住在南京大学西苑宿舍区，公寓费为250万韩元，学生本人负担150万韩元，学校和财团援助100万韩元。蔚山大学研究交流处副处长韩圭万说，学生们能够在语言环境中学习文化和生活习俗，在国外拿学分和提高语言能力，对提高学生世界化意识帮助极大。与此同时，还可在校内创造勤奋学习的良好气氛。今后，蔚山大学还将扩大学生的“一个学期海外实习”项目，计划除每年派学生去中国实习外，还将派英语系学生去美、英等国的大学学习。除此而外，还将派遣日语系学生赴日本的福冈大学和岛根国际大学学习。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策略

    马来西亚面积相当于日本面积的90％，自然资源丰富，但马来西亚的人口不及日本人口的1／6。这说明，马来西亚同日本相比，具有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巨大潜力，但劳动力资源不足。面对知识经济浪潮冲击，马来西亚吸取东南亚教训，改变过去“资源兴国”、“劳动力兴国”的发展战略，纷纷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采取一系列改革发展对策，相继提出中长期科教发展规划，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一、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

    马来西亚政府提出应以教育与培训为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七五”期间，马来西亚教育部获得101亿马元的拨款，其中45.6％用于兴建新的学校。

    马来西亚政府特别重视高等教育。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教育计划，2000年，马来西亚在大学就读的在校学生已达到25.11万人，19岁—24岁年龄段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已达到5.6％。但是，马来西亚在高等教育规模、投资、教育模式和质量方面都不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世界银行199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熟练工人数目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在下降。世界银行称这种下降是“有悖常情的”，并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受教育的人才短缺，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马来西亚正面临一个新的经济时代。马哈蒂尔总理提出到2020年使马来西亚成为“充分发达的国家”的理想取决于提高生产率。为此，马来西亚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些人才不只是顺应时代性，而且要有创造性。

    二、建设优秀的教育中心

    这是让跨国公司和国外大学来开发马来西亚青年的创造潜力的做法，是为了把马来西亚创办成“东方的哈佛”。这样既可以保护亚洲文化的特性，又为马来西亚节省一笔开支，并进而帮助亚洲其他地区的家庭不必把孩子送到北美或欧洲读书而花费大笔的费用。因为一名在英国学习的马来西亚大学生一年要花费2.4万美元，而在本国就读仅花费4000美元。马来西亚高教司司长阿努瓦尔·阿里说：“马来西亚有利条件之一是马来西亚大多数教师都具备用英语交谈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的教育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到2000年，每百万人中研究和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将从1992年的400人增加到1000多人。马来西亚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把振兴科学技术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七五”计划期间，科学技术领域的预算将比“六五”期间的开支增加，其中研究和开发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1992年的0.4％提高到0.8％，研究开发的重点领域是通信、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和制造技术。马哈蒂尔总理的顾问、前财政部长达伊姆·扎伊努力认为：“现在必须大大提高生产率。仅仅是快跑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更快地跑。”

    三、多渠道发展高等教育

    近年来，马来西亚为解决学额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继续让一部分学生到国外深造。一方面是弥补马来西亚大学学科专业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接触最先进的人文、医药、科技和工商知识领域，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1.设立更多的大学和扩大现有大学的招生数。2000年马来西亚大学的学生数，已达到18万人。即使每所大学能容纳15000名学生，马来西亚最少也要有12所大学。因此马来西亚政府把一些师资培训学院或师范院校提升为大学，然后把培训大学资格教师的工作完全交由这些大学负责。

    2.创办开放大学，进一步扩大受教育的机会。虽然早在1972年，当时的马来西亚大学校长阿齐兹教授就曾倡议设立开放大学，但是他的建议一直没有被马来西亚政府接受。直到1996年马来西亚才创办了一所开放大学。1997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1届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中高度重视发展远距离教育，指出教育在马来西亚国家建设中占有高度优先的战略地位，预见未来，开展远程教育的大学将应用电子通信技术实现全国联网和全球联网，远程教育系统将实现全球化。他表示，由马来西亚开放大学提供的远程学习计划应该向东南亚国家乃至各亚洲国家开放，“如果我们教育的质量是世界水平的，我们就可以出口我们的教育”。如今，马来西亚的电子通信大学已有欧洲、非洲和亚洲学生注册学习，加强了与国外大学的协作交流关系。马来西亚政府除了让私立大学开设和扩展双联课程外，还允许海外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此外，还鼓励社会各界、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出贡献。

    3.改革高等教育的财政制度，多渠道筹措资金。为所有国民提供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对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负担就更重了。为了提高办学效率，保证教育质量，需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马来西亚的教育经费逐年增长，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也呈增长趋势。除北方大学以外，大学的经费在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有大幅度的增加。

    从生均费用来看就更清楚了，维持一名大学生的费用远远超过维持一名中小学生的费用。根据马来西亚政府所公布的数字，1985年维持一名小学生的常年开支平均仅为347零吉，中学生是1，234零吉，而一名大学生的常年开支却高达15068零吉。

    学生所缴学杂费，仅占了全部开支的10％左右，而另外90％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其实，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公共机构所颁发的奖学金，如果再把公共机构所发出的奖学金计算在内的话，政府所负担的费用就更为庞大了。

    马来西亚为减轻政府的高等教育负担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允许高等教育私营化，放宽社会力量设立私立大学的限制；进一步推广双联课程；用学生贷款制替代助学金（奖学金）制。1996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马来西亚大学及另一些国立大学将逐步企业化，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学生将不再享受高额的政府补贴，反而要付出一笔数目可观的学费。学费涨幅过大而引起许多非议，原因是此措施突然加重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一些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就会因此而无法继续升学，被迫放弃学业。因此提高大学的收费必须是逐步地、分阶段进行，慢慢地增加，并且最好有相应的学生贷款措施配合，以减轻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使马来西亚所有希望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至于因学费过高，而把一部分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拒之于大学门外。

    四、促进公立高等教育的合作化

    马来西亚提出到2020年大学入学率要达到40％，为实现这个目标，马来西亚政府让私人部门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这个政策叫做公司化。一方面，公立大学将办成像公司那样，由董事长负责并鼓励大学谋求利润用以补贴政府资助不足；另一方面，也支持公司办大学。

    1998年1月1日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大学一马来西亚大学进行了合作化改造，剩余的8所公立大学的合作化也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改造。合作化后的大学将有权贷款、进入商界、建立公司、获得并持有投资股份。政府将继续享有大学大部分现有资产的所有权，并为大学新方案和耗资大的项目提供发展基金。

    合作化后的大学有望通过多种收益活动筹资，诸如提高学费、扩大招生、为工商界和政府提供咨询、开设满足市场需求的短期课程和出租闲置设施。这些变化都是为了拓展高等教育的筹资途径，从而减少对政府的财政依赖。

    合作文化对大学的渗透引起了学术界的焦虑，学者们担心产业行为可能会损害学术质量和大学的自治。然而，合作化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凭借这些变化大学将会在财务和行政方面获得更多的自治。通过给教学人员提供诱人的工资待遇，合作化后的大学可以防止“人才外流”。对于马来西亚大学的合作化，引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理由就是需要把大学从行政机构官僚主义程序中解放出来。然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政府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去满足这些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来西亚政府才求助于市场，求助于私立高等教育。

    五、发展私立的高等教育

    除了合作化公立大学以外，政府也放松了对建立私立大学的限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立大学在数量、类型、注册学生数、开设的课程等方面都经历了迅速的发展。

    私立教育在适应迅速变化的学生需求和高等教育政策方面颇具创新。许多私立大学都与国外大学建立联系机构为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位和专业课程，其中包括双学位课程、学分转移学位课程、国外学位课程和联合课程等形式。它们允许学生在当地私立大学学习部分课程，然后进入国外大学继续学习，学完课程，学生会被国外大学授予学位。这些课程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减少了获得国外学位所需的花费，每个学生每年可节省4000美元到10000美元，只需要在当地院校注册双学位课程而无需在课程开始阶段就出国留学。

    为了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进行控制，马来西亚政府要求所有私立大学都要在教育部注册，开设任何新课程都要先得到教育部的许可。如果有的大学不遵守规定，雇用无资格证书的教师或在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校舍授课，教育部可对其予以罚款甚至关闭。然而，资源的缺乏使得教育部不能完全监控并实施这些私立教育的规章制度。马来西亚政府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不得不放松对教育的管制并使其私有化，另一方面，不得不规范并控制整个教育系统以确保教育的质量和公平。

    印度高等教育的策略

    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大国。据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1997年公布的统计资料，印度拥有各种高等教育机构8722个，其中大学217所，各类学院8505所。1995—1996学年，大学的在校生达640万人，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在校大学生的年均增长率为5％，这种增长速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因此，一些学者把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称做“过度的扩充”、“无情的扩充”、“催化性的扩充”。美国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在研究印度高等教育时这样指出：“印度独立后的高等教育的特征是增长速度。”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印度造就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1983年印度科技人员数达250多万，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科技人员最多的国家，1996—1997年度则达310万。印度的计算机制造、软件设计、数学推导与应用、导弹设计开发等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8—1999年度，印度信息产业的总产值达60多亿美元。1999—2000年度，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额为39亿美元，创下了比上年度增长47％的记录。印度高等教育正是通过科学研究和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为迎战知识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大力发展自治学院

    印度学院和大学之间的界限十分明确。学院本身无权授予学位，必须附属于某一所大学并根据大学的课程标准来设计和开设课程，学生必须参加大学举办的各种考试，毕业生方可获大学颁发的文凭或学位。附属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对印度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充无疑起了促进作用，但其主要弊端是难以保证教育的质量。因此，早在1966年印度教育委员会就提出：“大学中凡已表明自己有能力显著提高质量的杰出学院，就应考虑授予它们自治的地位。这将包括制定入学章程，规定学习课程，举行考试等权力，而且大学的作用只是进行一般的监督和实际授予学位。”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更是把成立自治学院看做是彻底改革现行高等教育结构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提出“要帮助大量发展自治学院，直到这种附属制被一种更为自由、更有创造力的大学与学院的联合所取代”。到1988年止，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已向500所学院授予了自治的地位。印度大力发展自治学院，为这些学院充分发挥积极性，进行开拓性的工作以及产生优秀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印度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创造了新的模式。

    二、成立质量鉴定委员会

    印度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鉴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下降以及缺乏专门的质量评价机构，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提出要正式成立一个鉴定委员会以进行强制性的定期评价。为此，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于1987年宣布成立“质量鉴定与评估委员会”，专门负责检查和鉴定高等教育的质量。该委员会制定评估标准和方法并对大学及其课程计划进行分析和评价。1987年经议会通过的《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法》则要求成立一个负责高等专业技术类院校质量的“全国质量鉴定委员会”，以便根据制定的规则和标准定期对专业技术院校及相关的教育计划进行评价和提出建议。印度政府也根据上述文件要求于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私立高等学校认可委员会”，加强对私立大学的审查和认可工作。1994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又倡导建立了国家认证委员会，对高等教育机构和课程进行评定，帮助大学实现其目标，鼓励自评，改进教学和科研并进行其他改革。

    三、实行“学位与职位分离”

    学位与职位分离最初是由联邦公共事业委员会主席基德瓦博士提出的，他认为，在公职问题上应该使学位与职位分离，这样可以把多年谋取一纸文凭的时间更有效地用在专业培训和获得在职经验上。该建议提出后受到印度政府和有关机构的高度重视。1979年人民党政府在《教育政策草案》中建议，为了减轻对高等教育的压力，在一些实际上不需要高等教育知识和能力的工作中，要使学位与职位分离。到1985年，教育部在《教育的挑战——政策透视》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实行学位与职位分离，作为减轻高等教育承受升学压力和减少大学生失业的一项措施。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正式将学位与职位分离作为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它规定“在一些经过选择的领域中实行学位与职位分离”，但这一原则“不能应用于像工程学、医学、法学和教师等职业的专业性课程”。1992年修订的《国家教育政策》重申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这一方向。实行学位与职位分离，不仅有助于减轻对大学的压力，从而缓和高等教育的扩充，而且将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缓高级专门人才的失业问题。

    四、采取措施遏制人才外流

    印度每年培养约7.5万名信息技术人员，而它正是凭借技术人员多、英语水平较高优势受到各国投资者的青睐。因此，世界上一些主要信息技术企业如微软、IBM、摩托罗拉、菲利浦等都看好了印度的人才资源，相继在印度设立了研究和开发基地。微软公司在印度海得拉巴建立的研究和开发基地，是仅次于该公司设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基地。另有80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公司已经与印度结成软件“战略联盟”。目前印度的许多城市都在竞相吸引外企投资，政府也通过创立风险基金、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等手段帮助企业发展，为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良好环境。外企在印度的投资，不仅为印度的高文凭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建立科技园区吸引人才回国。1986年印度颁布计算机软件政策后，1987年印度电子部发起了“软件技术园区”计划，1991年被称为“印度的硅谷”的班加罗尔建成了第一个软件技术园区。随后海得拉巴等地的8个软件技术园区也先后建成。印度科技园区的建立，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有力地遏制了人才外流和吸引外流人才回国。

    五、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

    高等教育经费紧缺是印度面临的一大问题，也是近年来印度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91年新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印度高等教育私有化趋势已不可避免。为此，专家们建议提高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达到培养成本的完全回收或部分回收。目前印度一些知名学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区别对等的学杂费机制，使公费补助高等教育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提高学费标准的同时，采用有效的奖学金、捐赠者奖学金、外国奖学金、大学拨款委员会设立的博士奖学金和博士后奖学金制度；实行学生贷款制度。早在1963年，为了在提高大学入学率的同时而不增加政府的经济负担，印度政府便开始实行一项免息的国家贷学金计划。实行贷款制度实际上就是将高等教育融资渠道从政府逐渐转向学生和家长；扩大和增加高等教育经费的社会来源。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决定各大学自己筹集到的资金不再从政府拨款中扣除。另外在税收方面制定优惠政策，使大学和科研机构获得的捐助完全免税。在这些动力影响下，印度各大学开始努力争取社会各界的捐助；放松对私立大学的控制，尤其是放松对它们在收费方面的限制，从而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自我资助学校。印度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还广泛争取和吸收国际机构与国外各种组织的援助，如通过接受发展贷款或追加补助金额来满足高等教育的需求，采用低息贷款对现有高等教育设施提供信贷或补贴等措施，发展高等教育。

    国际比较的结论与启示

    高等教育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国际经验对我国有何启示，我们应从哪些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呢？

    一、加强教育立法，制定宏观的教育政策

    《罗宾斯报告》和《迪尔英报告》以其项目之全、分类之细、涉及面之广、调查之深入、前瞻性之强成为贯穿英国20世纪60年代—9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指导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框架。英国政府于1986年发表的《1986—2000年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报告、1987年发表的《迎接挑战的高等教育》白皮书、1988年颁布的《教育改革法》、1991年发表的《高等教育一种新的构架》白皮书、1992年颁布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文件，无不体现着政府通过立法、调研、规划等手段从宏观到微观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与方向的有效调控。英国的实践表明，大众化伴随着多样化（Diversity）一模式多样化、学生多样化、背景多样化、学习方式多样化。因此，严格立法和全面规划更加重要。我国在迈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

    二、加大政府投入，形成多渠道融资的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投入明显不足。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9％，而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同一比例早达7％～9％，而且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是附着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的，没有附着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上。当财政收入的实际增加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相背时，虽然我们看到政府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教育经费的增长依然下滑。这里隐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投入并没有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结合，教育发展也没有与社会经济结合起来，一句话，教育不仅在成果上与经济脱节，也在自身建设中与经济脱节。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是教育消费者的事，政府继续增加投入的同时，也要多渠道筹措经费、增加投入，发挥各个方面积极性。为此，一是要提高教育经费的利用效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使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速度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成立私立或民办大学，通过市场竞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三是要巩固与提高大学筹措资金的能力，充分认识向工业部门、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提供短期培训的重要性；在科研与咨询方面增强创收的能力，有效动员企业、公民及海外华侨捐赠；大力发展校办产业。四是要继续推行监控成本回收的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支持，加强对特困生经济资助（奖学金、贷学金、勤工俭学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增加个人家庭成本分担的比重。五是要改进政府对大学基本建设的投入，采用“拨款和贷款相结合”，吸引银行资本加快大学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加快学生宿舍建设和大学后勤社会化的进程。试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使社会上各种闲散资金投向教育产业。

    三、树立名牌意识，重视大众化质量的评估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伴随着数量的扩张，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十分关键的问题。从体制与机制上分析，英国的质量监督与评估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外部系统，包括大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学位委员会、高等教育质量协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和英国工业联盟；第二个是内部系统，包括大学校长委员会、学术审计处、商业与技术教育协会以及各高等学校的内部监督与评估制度；第三个是新闻媒介的监督与评估，如《泰晤士报》每年一度公布的英国大学排行榜，对各大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发挥很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学科、层次比较齐全的完整的高教体系，培养了大量人才，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国高等教育在整体实力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我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②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尚不尽如人意。我国现有普通大学，没有一所像美国哈佛、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学。我国大学普遍缺乏高水平的学者、先进的设备、充裕的经费和世界领先科研成果。③是大学培养的人才与信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存在着不相适应的一面。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健全监督与评估制度。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应制定教学质量的最低标准，建立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制度；在中观层面上，各地区应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制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细则，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在微观层面上，大学要重视教育质量的产出性评价，完善学校内部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此外，教育质量评估体制应逐步以政府为主体转向以社会为主体，让社会参与监督和评估教学质量，这样有助于教育适应社会的需求，也有助于质量评估的公正和科学性。

    四、拓展职能-实现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

    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及随之而来的产业革命，都会引发高等教育的一次大飞跃。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第_次产业革命，引发了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改革，使大学教育与科学结合起来。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引发了高等教育的第二次改革，促成了大学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20世纪以来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科技及其产业化促使高等教育发生了第三次大的改革，呈现出知识的传播、知识的生产、知识的应用示范和知识的孵化一体化的态势。因此，高等教育要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同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孕育高科技产业，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基于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都是新经济增长点，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环保技术等都能形成高科技知识型产业，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努力成为高科技知识型产业的孕育基地，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只有这样，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

    五、拓宽办学渠道，发展私立高等教育

    私立高等教育对市场需求反应比较灵敏，开设的热门专业，如商业、管理、信息技术、法学、经济学、外语等不仅适应了劳动市场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国立高等教育系统人才培养的空白与不足，也为社会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因此，发展私立高等教育，一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把私立大学的责、权、利规定下来，为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可以为私立大学的生存、发展提供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二是私立大学要在服务社会中与时俱进。私立大学要生存、发展并成为名牌大学，必须适应社会需要，为国家、社会服务，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将这种服务不断推向前进。三是私立大学要求得生存，必须要创出特色。国外私立大学最突出的优势，是存在于这些学校内部的探索氛围，是在制定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设计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为私立大学的自由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从而对国立高教改革发展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我国发展私立大学必须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实验，以更优的教育教学质量，更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吸引教育学生，而这正是私立大学的魅力所在。四是要建立公立、私立大学竞争与合作的机制，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大国更要如此。五是私立大学要防止商品化倾向。私立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是它的收费，这为它注入了商品性质的成分。然而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它的经营者不是商人，学校不是“学店”，而是一种育人的机构，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非营利。

    六、统筹规划，坚持办学规模的适度发展

    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办学规模也逐渐扩大，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划，今后几年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还将加快，这种持续扩招引起社会和教育界不少人士对教育质量和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担忧。因此，如何在扩大规模的条件下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之间的关系，使高等教育健康地向前发展二是我国政府、大学和社会都不应忽视的问题。中国与印度的国情基本相同，均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教育应该适度超前，但不能超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需要。印度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给社会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后果，如教育质量下降造成国家财力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专业结构不合理造成毕业生大量失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超过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造成大量高级专门人才外流。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应吸取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充的经验教训，运用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坚持“适度大发展”的原则。这不仅包含了高等教育要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相一致，而且还包含了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相协调。

    七、营造毕业生健康的就业环境

    印度为减轻高等教育的升学压力和减缓高级专门人才的失业问题，实行学位与职位分离原则，同时为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遏制人才外流，积极营造投资环境吸引外企投资，并通过兴建科技园区吸引人才回国。我国在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应处理好大学扩招和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积极营造健康的就业环境。在制度上，应创造条件允许学校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中途就业，允许各类大学毕业生暂缓就业，继续选学其他专业或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在政策上，要鼓励学生自主创业，对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应实行小额贴息贷款，设立风险基金参与投入等激励机制，同时要鼓励毕业生走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国有中小型企业创业。

    八、资源共享，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

    1985年，英国政府发表的《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即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手段现代化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迪尔英报告》发表之后，英国的高等学校对通信与信息技术给予高度重视，认为通信与信息技术为促进教学和科研质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不仅预示着高等教育应发展学生获取信息的新技能，而且高等教育自身的方式也要发生变革。各大学纷纷采取相应对策来促进信息技术在教学、科研、管理中的应用。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远程高等教育已在发达国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网络学习方兴未艾，虚拟大学横空出世。中国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充分利用通信与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应该是我们的战略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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