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出视野的滚铁环运动

    滚铁环是一种民间的儿童游戏，流行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我们童年时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我们通常用一根铁丝弯成的U型钩槽，安上一个短木柄推动着一个圆铁环在地上不停地向前滚动，发出哗啷哗啷的声音。有的人还在铁环上套两三个小环，滚动时更响。这个游戏运动的目的是看谁滚得速度快、时间长、距离远，铁环不倒地。

    游戏本身很简单，玩起来还有点枯燥，但对于童年时的我们来说则是一件值得炫耀和自豪的事。铁丝很容易弄，一般从垃圾堆里就能找到，有时也可以找电工师傅要一节，一般10厘米长即可，用老虎钳弯成U型凹槽，留一段与凹面形成垂直，再装在一个木柄上，“推”的工具就做成了。最难弄的是铁环，虽然一般人家都有铁环，但都是用来固定木桶、木盆、轱轳等的，并没有多余的，一旦取下了铁环，这些东西会漏水甚至散体，因此很难弄。家庭境况好的人家，父母就到铁匠店去打造一个铁环，给孩子玩；也有的人家里木桶、木盆等坏了，还没来得及送去修，铁环就被孩子暂时拿去玩；当然，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很难及时弄到如意铁环的，或者弄到了的铁环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玩具弄好了，就要选块平整的场地练习。那时全大队都没有一块水泥地，公路也没有通到乡下，因此，上学放学途中的大路、学校和生产队的操场就成了我们滚铁环的最好赛场了。滚铁环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一定的技巧。快可以，你能跑多快铁环就能滚多快；但太慢了不行，铁环会倒下去，有点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滚铁环学会不难，而且还熟能生巧。一般用铁勾控制铁环方向，可直走，也可拐弯。技术好的孩子能把铁环从家一路滚到学校，途中绕过各种障碍，甚至可以跨缺口、过水塘、上楼梯，只要是人能行走的路，就能滚铁环。技术不好的人，可以比试滚直线，或绕着操场滚圈子。有月亮的夜晚，村的十几个小伙伴也会相约着来到村里打谷场上练习滚铁环，大家一个个低着头、弯着腰、撅着屁股向前跑，几个小时疯玩下来，滚铁环的技术也大有长进，但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都感到腰酸臂疼，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看大家玩得太痛快了，有位小伙伴急了，回家就将家里尿桶上的铁环偷偷拆下来，和小伙伴们比试。虽然赢得痛快，但第二天早晨，父母亲发现房间里被尿漏湿了一地，气得将他一顿好打……滚铁环是一项很好的体育运动项目，可以练习身体的协调和平衡能力，也可以提高四肢活动能力，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爱的一种体育游戏。学校也曾举行过滚铁环比赛，有50米或100米竞速、100米障碍（如绕树丛、过独木桥）、4×100米接力等比赛项目。有最快接力赛，以先到者为胜；最慢技术赛，以最慢且不倒者为胜。获胜者还会获得一个新的铁环，或者一本漂亮的塑料皮笔记本，这都会让同伴们羡慕无比。也有的时候，我们上学同路的几十个同学都约好了在某一天都带上铁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比试，一个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子，手里拿着铁钩，推着铁环哗啷哗啷地在大路上奔跑，那你追我赶的场面确实很是壮观。滚铁环，给了我们一个无忧的童年，同时也开启了我们未来的“汽车梦”！

    现在，孩子们娱乐的内容丰富了许多，电视、玩具、网络、书刊等已让他们应接不暇，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小汽车等早已将许多宽阔的道路塞满了，滚铁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侦察兵最会躲猫猫

    躲猫猫，也叫摸瞎子、捉迷藏。原是一种儿童游戏，两千年前就流行于希腊。先蒙住一个人的双眼，把他转得不辨方向，然后大家向他这个“瞎子”呼喊取乐，蒙眼者循声追捕，众人灵巧地躲闪着，不让他抓到；也可以选定一个范围，让一个人先蒙上眼睛从1数到100，其他人在这段时间迅速找到一个地方躲藏起来。时间到后，那个人解下蒙眼布去找其他人，最先找到的那一个人为下一轮游戏中扮演“瞎子”的人。这个游戏很松散、自由，一般只要有两个人就能玩起来，十几个人一起玩也不嫌多；地点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室外。大家在躲与找的游戏中，体会隐蔽与发现的快乐。

    扮“瞎子”摸人的“躲猫猫”游戏一般在空旷的地方举行，地面最好要平整，没有多少障碍物，如果在房前屋后的小树林里举行，扮“瞎子”的人则一定要小心谨慎，摸的速度不要太快，性子不能急，否则会撞在树上、墙上，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平时玩得也少些。躲猫猫找人的游戏我们玩的较多。在室内，门后、床后、床裆、灶下等都是我们常躲的地方，这些地方虽然很容易被发现，但也能迅速转移；挂在墙上的蓑衣、床上的被子、家里的小阁楼等隐蔽性好，更容易迷惑对方，不被发现，我们也常躲，但一旦暴露了不能迅速转移。有时侯，捉迷藏的人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兴致也减下来，就喊一声：“猫猫子，叫一声！”躲着的人就会学一声鸡鸣狗吠猫叫，发出点声响，捉的人就根据声音传出的方位去找，发现了蛛丝马迹，但都装着没发现的样子，眼睛看着别处，口里还故意念念有词：“躲到哪儿去了呢？这么难找。”待走到那人的藏身之处时，突然转身一把将他牢牢地抓住，拉了出来。双方都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也有的孩子十分会藏，比如我们村里的小胖有一次就爬上了阁楼，在一堆破棉絮里藏着，又不愿意用“叫声”提醒，让我们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找到，恰好吃饭时间到了，父母大声呼唤着我们的名字：“贾君鹏，回家吃饭了！”我们各自散去，干脆不找了，最后小胖只好满是委屈地自己走了出来。为这事，小胖埋怨了我们许多回。

    室外的藏身之地那可就太多了。房前屋后的厕所、牛屋、柴草房、地窖等，都是很好的藏身之所，这些地方东西多，还可以用来伪装自己，不易被对方发现。有次，小胖在家淘气，他姐姐气得要打他，他干脆跑出去躲了起来，他姐姐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急得哇哇大哭。小胖父母乃至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帮忙寻找，以为他出了什么不幸的事，结果居然在他家柴房的草垛里找到了他，他居然睡得十分香甜。野外的树林、草丛，高杆的庄稼地等，也是我们常躲的“青纱帐”，那些地方范围大，隐秘性强，适宜于人多时游戏。想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躲在里面，连日本鬼子、狗汉奸都找不到，更何况我们这些小伙伴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胖出人意料地躲在一棵大梨子树上，梨树叶子太密，从底下根本看不到他，他躲腻了，就摘树上的李子吃，没料到惊动了梨树上的那个大马蜂窝，被愤怒的马蜂蛰得鼻青脸肿，赶紧跳下树来，还崴伤了左脚踝……躲猫猫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啊！从此，我们记住了父母亲的告诫，再也不敢乱躲乱藏了。而2009年，云南某村民被牢头狱霸以玩“躲猫猫”游戏为名殴打致死的事件发生后，也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哪一类的“躲猫猫”游戏，都是有危险性的，还是谨慎为妙啊！

    只是我们村里的那位小胖后来应征入伍，成为武警部队的一名优秀的“侦察兵”，多次完成了潜伏侦察任务，还抓获了多名犯罪分子。当大家请他介绍潜伏的经验时，他却答非所问似地说：“我小时候就喜欢躲猫猫，我藏的地方他们许多人都找不到。”难道躲猫猫和他成为优秀侦察兵之间还真的有什么联系？

    两军相遇勇者胜

    说到斗鸡，许多便会以为一定是纨绔子弟们常玩的那种赌博游戏：每个人抱一只好斗的大公鸡，双方下好赌注，然后把鸡放在一起争斗，大家围着呐喊助威。其实，我要说的斗鸡是一种孩子们的游戏，算是搏击类的体育运动。

    标准的姿势是：右腿金鸡独立，曲左腿于身前，用右手拽住左脚。搏击时，以右腿单独跳跃移动，左腿膝盖撞击对方，摔倒者或双脚落地者为输。输赢的关键是看能不能站得稳如泰山，再就是瞬间的爆发力和冲击力。

    斗鸡不受场地、时间和参与人数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展开。既可以两人对搏，也可以将参与者分成两拨群战，还可以一人摆擂，大家轮流上阵搏击。在游戏中，身材魁梧、骁勇善战者占明显的优势，身材矮小、性格懦弱者处于劣势。但也有例外的，四年级班有个同学当时身高有1.50米了，长得非常壮实，他经常欺负其班上一个小个子同学。有一次早读课，他们不知怎么弄翻了，趁老师没在，两人不声不响地来到教室后面的空地，玩起了斗鸡，引得全班同学都来围观，有的还忍不住呐喊助威起来。小个子人小，动作灵活，每次都能躲过大个子泰山压顶式的攻击，然后找一个破绽轻轻一撞大个子就轰然倒地了。大个子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输给了小个子，恼羞成怒，一次又一次地主动攻击，但小个子每次都巧妙地化险为夷，瞅空还将大个子撞得人仰马翻。要不是班主任听到呐喊声赶到了教室，他们也还不知要争斗到何时呢。但从那开始，大个子再也不敢欺负别的小个子的同学了。在许多乡村学校，每到课间休息，操场上、楼道上、教室前后的空隙处，到处都是斗鸡的战场，对垒，打擂，群战……嘶杀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直到上课铃响时，大家才一个个匆匆忙忙赶回教室，但早已气喘嘘嘘、汗流浃背。有觉得不过瘾的，便相约放学路上或回村里再战。几个回合下来，或互有输赢，或双方打个平手。

    最难忘的一次是两村小伙伴的斗鸡大战。那是个星期六下午，双方孩子王约好了在外河沙地上比赛，双方各派15个小伙伴，一比一对阵，我则被双方特邀为裁判。

    “预备！”随着我的哨音吹响，双方选手已各就各位，排成一字长蛇阵。

    “上马！”我话音刚落，双方小伙伴们刷地抬起了左腿，右手握住左脚，双目炯炯，目视对方，其场面之壮观与当年岳飞对阵金兀术颇似。

    “开始！”我话音未落，双方选手已大步腾越，若离弦之箭般直扑对方。

    腾挪跳跃，左冲右撞，但见人影交错，黄沙迷漫，好一场混战！

    前后不到5分钟，一局输赢已定。接着，双方重整兵马，进入第二轮搏斗。

    夕阳已落到西边的地平线上，天空中飘满了瑰丽的晚霞。孩子们的脸上、身上被汗水湿透了，用袖子一抹，弄得满脸都是污垢，就像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似的。但他们依然精神抖擞，在孩子王的指挥下排兵布阵，毫不畏惧。

    两军相遇勇者胜！当我再次宣布比赛“开始”时，他们一个个又像下山猛虎似地勇猛地向对方扑去。猛攻、偷袭，撞击、压制。沙滩上人影缭乱，尘土飞扬……五局三胜，不到半个小时胜负已分。取胜者激动地在沙场上翻起了跟头，欢呼雀跃着；输了的并不气馁，总结经验教训，苦练斗鸡技术，相约下次再战。

    斗鸡，让孩子们体内的能量在游戏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也培养了孩子们勇敢的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意志。

    忙趁东风放纸鸢

    风筝起源于中国，相传为墨翟“研制三年”而成的木鸟，后经鲁班等改进演变而来，也称风琴、纸鹞、鹞子、纸鸢等。据说汉朝大将韩信曾利用风筝进行测量，唐朝的张丕被围困时曾利用风筝传信求得了救兵。但从唐朝开始，风筝不再只用于军事，而逐渐变成玩具，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宠爱。清高鼎在《村居》里这样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以至于朱自清在描写春天时，也不忘写道：“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

    “二月二，搓麻线；三月三，放风筝。”早春时节，正是孩子们争相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放飞美丽的风筝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记得我们小时候，市场上很少能买到风筝，偶尔看到村里有人放风筝，我们就跟着后面跑、看，很是羡慕，有时忍不住就想伸手去拉一下风筝的线，但都会被严词拒绝。有一天，村里有个大孩子在做风筝，我们帮他扫地、洗碗，拍他的马屁，求他让我们看完了做风筝的过程，回家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学着自己做。先弄几根竹片，用菜刀削薄，用细铁丝绑成所需动物形骨架，再用厚纸糊上，用蜡笔画上动物的眼睛、翅膀等，还在后面缀两条细长的纸带。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线，我们就用母亲缝衣服的棉线做了牵引线。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做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河堤上放，当时晴空万里，树梢纹丝不动，显然没有风。我们就拉着线边跑边放，但风筝就是飞不高，像喝醉酒的鸟似的，在我们头顶十来米处的空中栽跟头。我们几个人轮流跑，个个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风筝就是上不了天，惹得其他小伙伴在旁边看我们的笑话。我们回家就将风筝进行了改造，将竹片削得更薄，将细铁丝换成了细尼龙绳，并从裁缝师傅那弄了一大卷又细又结实的缝纫机线，努力减轻风筝自身的重量，并且在父母的指导下对风筝的结构作了调整。下午再放飞时，云层已经遮住了阳光，树梢也变得摇曳多姿起来，带着试试看的心情，我们再次牵着风筝边跑边放，没想到我们的风筝这回居然飞上了天，我们欢呼雀跃起来，几个人轮流牵线，时而大步奔跑，时而伫足仰望，手中的牵引线或收或放，或紧或松，不断调整着风筝飞翔的高度和姿态。我们高兴地呼朋引伴，向村人特别是其他伙伴们炫耀着自己的成功。虽然由于线不够长，没有大伙伴的风筝飞得那么高，但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之后，我们村几乎每一个小伙伴都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筝。许多年后我们才明白，我们第一放飞没有成功的原因并一定是我们的风筝做的不好，而是当时没有风。风筝是一种比空气重的东西，必须借助风力才能在空中漂浮。风筝在空中受风，空气会分成上下流层。通过风筝下层的空气受风筝面的阻塞，空气的流速减低，气压升高；上层的空气流通舒畅，流速增强，致使气压减低；两者间的气压差产生的扬力能够将风筝不断向上托起。

    几次放飞之后，我们摸索出许多放飞风筝窍门，譬如放风筝要选在晴天或阴天进行，下雨天是绝对不行的。场地要空旷，没有多少障碍物，以利于奔跑；空中要远离电线和大树，以免将风筝线绊断。最理想的场所是宽阔的防洪大堤和外河大片的滩地，地面平坦，天空旷得连个鸟影也没有，我们可以扯着风筝线向前一路狂奔，同时匀速放送手中的线，身后的风筝便被风吹得缓缓升向空中。常常是选一个微风和煦、暖意融融的星期天，我们十几个小伙伴相约着带上自己制作的风筝登上了外河的防洪大堤，每隔十米一个一道开始放飞，看谁的风筝升得快、飞得高、飞得久，当蝴蝶、老鹰、喜鹊、玉兔、公鸡等各种造型的风筝布满了天空，似一群五彩缤纷的鸟儿在自由翱翔、左右盘旋时，大家的心情也如阳光般璀璨。“老鹰捉公鸡了！”放老鹰风筝的小伙伴忽然将风筝逼近了公鸡风筝，两人的风筝线很快就绞在了一起，突然老鹰风筝的线断了，老鹰头一栽就落到河对岸去了，而公鸡风筝还在高高飘扬，伙伴们开心地笑了，就连老鹰风筝的主人也没有感到惋惜和懊恼，相反有点兴奋和自豪，因为民间曾有断线飘逝的风筝能将一年的病痛和烦恼带走的传说……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人们常在杭州西湖断桥一带举行风筝比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风筝之都”潍坊每年都要主办国际风筝节，吸引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在国内，风筝已逐渐形成了北京、天津、潍坊三大流派，但无论哪种流派，都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民间生活气息。在南北文化高度交融的今天，放风筝已成为许多人越来越喜欢的运动和游戏之一，而且给孩子们带来了春天般的喜悦和情趣，将我们的身体锻炼得更加强壮。

    童年的战争

    “调皮捣蛋的孩子/从小就爱厮杀/学着电影中的战斗画面/一群顽童/拿木棍/比作冲锋枪/水果糖/好似手榴弹/追撵“汉奸”/尖声高喊着/你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快投降”。每次读到这首描述童年生活的诗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经常玩的那些游戏，特别是打仗的游戏。

    挖地洞是农村男孩们爱玩的游戏之一。特别是在看过电影《地道战》、《上甘岭》之后，小伙伴们更是对挖地洞情有独钟，加上当时广播里对“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大肆宣传，几乎形成了一个全民挖地洞的热潮。但由于体力和技术的原因，小伙伴们所挖的地道浅、小不说，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我家在平原圩区，坡地少，土质松，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只有冬春之际，外河水干涸时，裸露出的大片滩地才是我们的“用武之地”。先选一面坡地，将临水、临坑的断面修平，再向里面挖一个洞，一般最多挖到一米见方，再挖就有崩塌的危险。有时大家几个人轮流合挖一个洞，速度会很快；有时，大家一人挖一个洞，要好几天才能完工。有时挖了半天，就在快要完工时，地洞突然塌了顶，就别提有多懊恼了；有时大家的地洞相距不远，就相互对挖，一旦在里面汇合了，又别提有多得意了。坐在自己挖好的地洞里，左看看右瞧瞧，忍不住会暗自发笑；或者相互参观，比比谁挖的地洞最好？得到大家一致赞扬的人简直比过年还要高兴。小孩子好奇心强，却又见异思迁，一玩起来也许就忘记了地洞，但偶尔想起时也会在放学后或星期天去看一看，自己挖的地洞还在不在？有没有被别的什么动物占据？夏季来临，洪水漫涨，我们的地洞也随外河的滩涂一道没入水下。有时，我们也会游过去，潜到水下摸摸自己所挖的地洞在什么位置？秋末冬初，河干水浅，大片滩涂浮出水面，等我们借着放牧牛羊的机会去看时，绝大多数地洞已经坍塌，有的连痕迹都难觅了。于是，我们又重新选一个地方再挖。后来，有幸参观了城市防空洞，见里面洞系发达，通道宽畅，商场、办公室等生活娱乐实施一应俱全，便觉得儿时所挖的地洞充其量也不过是猫耳洞、散兵坑罢了。

    造武器是许多孩子童年的梦想之一。也许是从小看多了战争影片的缘故吧？我很小就对武器发生了浓厚兴趣，闲暇之时，便琢磨着怎样制造武器。

    和人类兵器发展史进程相同的是，我最先制造的也是冷兵器。像木头枪、泥巴枪之类我总是不屑一顾，我更喜欢有杀伤力的武器。比如弓箭，先用一根竹片弯成弧形，两端用尼龙丝固定，就成了弓；再用细竹竿、树枝等做成箭。有时能射到10米远。看过电影《小兵张嘎》后，我就做了把弹弓：弄两根粗橡皮筋加上一个树丫叉就成了。子弹随处可见，如楝树果、小泥球、小石子等，经常用来打树上的麻雀，也偷偷瞄准过教师办公室的窗户纸和生产队长家的大灯泡。

    我做的第一件热兵器是一把能打火药的玩具手枪。是本村一个大朋友教我做的。先从修自行车的师傅那儿弄了十几节旧链条，拆散、擦净，将孔对好连成一小段，有四五厘米长，用胶布裹紧，就成了枪管。链条有两排孔，下孔穿在铁丝弯成的手枪前端，并固定好；上孔前面用自行车上的钢丝帽塞住，做成枪膛，另一端则布置好撞针、板机等，一把手枪就完成了。使用时，将一根火柴从枪膛穿过，火柴梗露在外面，火柴头被枪膛里钢丝帽阻住，留在里面，只要一扣板机，便会“啪”地一声冒出一股蓝烟，火柴梗也像子弹头一样飞向前方。虽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但有硝烟、有弹头、有枪声，也算一把真正的“火器”了。

    不久，我和大伙伴又做出了一把真的火药枪，却因做枪管的钢管质量不好，在一次打野兔时爆裂，把大伙伴的手蹦了个大口子……从此，武器梦便永远搁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然而，人类的武器梦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核武器、激光武器乃至太空武器的出现，在显示出人类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的同时，也不断平衡着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玩打仗是男孩子们十分偏爱且有一定危险性的游戏之一。参加游戏的人无论多少，一律分成敌我两拨，武器自备，没有武器的随便用什么摹仿都成；游戏地点多选在有山丘、树林、草丛的野外；游戏过程，就是大家按照电影中的样子开战。

    玩打仗，重要的是准备武器。那时候不像现在，各种各样的玩具枪、仿真枪随处可见，但我们却能按照民兵手中真枪样子自己用木头制作，再用墨水涂黑，就成了步枪、手枪、冲锋枪了，拿在手里也很神气。手榴弹、手雷都是我们常用的武器，这东西好弄，还有杀伤力，捡一些大小适中的土块就成（一般不能用破砖碎瓦，那样东西太硬，会砸伤对方）。当然，如果谁拥有了绿军帽、红五星、武装皮带三件中的一件，那就肯定能当上好人，成为战斗胜利的一方；如果没有这些装备，又其貌不扬甚至容颜丑陋，就只能是天生当坏人的胚子了。两军对垒，各自呐喊助威，战争一触即发，先用长枪、短炮对打一阵——其实就是嘴里喊喊，虚张声势；再就是开始扔“手榴弹”，这家伙很有杀伤力，但见阵地上空土块来回飞舞，不一会儿就能将对方打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接着，大家就学着电影中的样子向无名高地发起了冲锋，进行面对面地摔跤、拼刺刀。一般“中弹伤亡”的士兵要主动退出战斗，遇有男孩淘气倔强的，不服输，明明“受伤”了还要参加战斗，双方都较了真，免不了发生真正的“战争”。当然，也有输急红了眼的，扔过去的土块太硬，或误将碎砖瓦扔到了对方的小伙伴的头上，砸出血来，弄得对方哇哇大哭。这时，大家都会立刻休战，给伤者包扎，好心劝慰。否则一旦他哭回了家，不仅是失手的小伙伴，就连参加游戏的所有人都有回家被打屁股的危险。大多的时候，伤的都不重，调皮的孩子多半会做个鬼脸，幽默地说：“不要管我/快救重伤员/呻吟中/拿出两分钱/微声念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

    对于孩子们来说，战争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大家有没有找到快乐！

    赌博从童年开始？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耸人听闻：童年是天真的、纯洁的、无暇的，留给我们许多美好温馨的回忆，我们怎么那么小就开始赌博了？但仔细一想，我们所玩的许多游戏，譬如拍画片、打弹子、拷呆子等，从输赢画片、弹子到硬币，不都是在赌吗？尽管赌资不大，但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许多人后来把握住了自己，那童年的“赌博”也就成了将来回忆中温馨的游戏了。

    拍画片是孩子间常玩的一种带有赌博色彩的游戏。比赛时，每人先堆上相同数量的画片，再轮流去拍，谁先将画片拍翻过身来，画片就归谁所有。

    画片有许多种，多半是自己制作的：或用硬纸板剪成大小一样的卡片，或将废旧的课本、作业本撕下来，折叠成三角形或正方形等。赌博的地点室内外都行，桌凳地面均可。游戏时，两三个人即可。方式有几种：第一种是飞画片。先把画片贴在墙上，用手按住上角，使画片下面翘起来，用嘴吹风，手同时松开，画片就飞离了墙，其他人也如法炮制，以飞得最远者为头家。头家捡起自己的画片，看好第二家以下画片落地的位置后，再飞一次，头家画片落地后，头家会伸开手掌，以大拇指和无名指丈量自家画片与其它画片的距离，如果在两指之间，则将对家的画片吃进；反之，则由对家再飞，规则相同。第二种方式是先飞后拍。大家先各自飞出自己的画片，以飞离墙最远者为头家，头家可以拿起自己的画片去拍第二家以下各家的画片，若一次能拍翻身了则收为已有，还可继续再拍；若一次没拍翻过来，第二家则捡起自己的画片去拍头家和其它人的画片。大家轮流，直到全部拍翻身为止。第三种方法就是大家堆画片，每人每次堆一张（也可堆多张，但大家每人堆的画片必须相同），然后大家用草段抽阄、或手心手臂、或锤子剪刀布等方式确定先后顺序。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拍画片也有两种方式可选：一是用自己手里的大画片拍，一是用手掌来拍，都是以把画片拍翻身为赢。记忆中，赢者的画片塞满了书包，输者急了甚至连新课本也敢撕下来折画片，也因此而挨老师批评受家长打骂。后来，市场上到处都有现成的画片卖，画面色彩斑斓，人物栩栩如生，既漂亮又实用，再也用不着撕书本了。

    打弹子的游戏玩起来十分简单，只要每人有几颗弹子就行了，根本不受环境、场地和时间的限制。弹子一般有玻璃和铁的两种。以玻璃的最为常见，在农村代销店和进村的货郎担上都能买到，色彩鲜艳，光彩夺目，价格也不贵，一分钱一粒，相当于买一粒黑漆漆的水果硬糖。铁弹子就少见多了，多是拖拉机、水泵里面的轴承碎了才会有的，而且一般都比较小，拿在手里不好操作，而且容易把玻璃弹子蹦碎，因此，我们还是更喜欢玻璃球弹子。有时，三五个小伙伴聚在一起，画一个圈或挖一个洞，每人一个弹子，在相同的起点，大家按“手心手臂”游戏的顺序依次来打；有时，每人两颗弹子，各自轮流接力。大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谁能用最少的几下最先将弹子打进圈或洞中。胜者赢的东西可以是弹子，也可以是画片、糖果盒、零钱。弹子进圈有些难度，发力太轻弹子进不了圈，太重则跑出圈外，要用力适中才能进。弹子进洞也不容易，洞口比圈要小许多，要打得既稳又准才中。弹子圆溜溜的，容易从身上滑落掉；弹子们经常碰撞，玻璃的更容易碎裂。因此，我们需要经常更换，输家自然也要补充。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叫龙老二的人，他成天到学校门口卖零食和玩具，为了推销玻璃球弹子，他还编了首顺口溜：“小家伙，快来买，我的弹子是火炬牌，前面打，后面摧，跟别人弹子打你弹子不吃亏。”还别说，他这一套真有煽动性，我们许多人都买了他的弹子。

    打弹子的游戏，看似简单，但要玩得好也不容易：性情太急不行，心浮气躁不行，当然，太谨小慎微、手脚放不开也不行，只有心平气和，用心专一，玩起来才能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当然，更能赢得许多弹子、糖果等。

    拷呆子是一种用手中无孔大铜板将板砖上或圈子内的呆子（即镍币）砸飞出来的游戏，古称“击壤”，有唐朝诗人刘秩“相逢白头叟，击壤颂唐尧”诗为证，与今人说的敲板砖、砸地圈类似，是一种有些赌博色彩的娱乐活动。

    拷呆子游戏多在春节时玩。那时小伙伴们口袋里都会有一些压岁钱，最差也会有几个1分、2分、5分的硬币。玩耍时，先在地上放一块整砖，大家每人都拿出一分钱当作“呆子”堆在砖上面，然后在距板砖二三米处划一条平行的起点线。游戏时，大家都站在起点线处，先排游戏的顺序，即将大铜板往板砖处扔，以大铜板落点距板砖边沿的距离大小来排序。然后，大家按照排序依次将大铜板往板砖上砸，只要能将板砖上面的钱币砸下地，就可以将硬币放进口袋。无论是否击中硬币，都是每人一次，轮流进行，直到将板砖上的硬币全部砸下为止。这种游戏，排序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排在第一位的人，所有的硬币都堆在上面，有可能一下子就能砸下许多枚来，而排在后面的人，即使你水平再高，有时还没等轮到你，板砖上的硬币已经没有了。有时选序时，大家觉得距离相当，各也不让，就会让第三人拿根稻草来量，如此才能平息事端。也有小孩子输了不服气的，屡败屡战，把口袋里的几角钱全输光了，急得哇哇大哭，这时候，赢家多半会还给他几枚硬币，把他哄笑起来。相比较而言，砸地圈难度稍大些，特别是泥巴地不像砖那么脆，无论你用多大的劲砸，一般很难将位于圆心处的硬币直接砸到圈外。有时还会将硬币砸入土中，大家就更加使劲砸，甚至将胳膊抡得生疼，将硬币砸变了形，也飞不出来。于是，大家就相互协商，将硬币随便抛在圈内的另一处，大家轮流再砸……女生爱玩的游戏一般来说，女孩子比较孝顺、听话，性格也比较羞涩、文静，说话温和，所以她们喜欢的运动一般也不激烈，更没有多大的对抗性。这里简单介绍几项流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几种儿童游戏。

    跳皮筋就纯粹是女孩子们玩的游戏。主要道具是一根长3—10米左右的橡皮筋，游戏的场地可大可小，参加的人数也比较自由，一个人可以跳，三五个人为佳，十几个人跳也有气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城乡居民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市场物资也十分匮乏，女孩子们没有闲钱也没有地方能买到现成的橡皮筋。一般都是用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松紧带，或者把母亲、奶奶和自己扎头发淘汰下来的断橡皮筋连接起来，这样制成的橡皮筋虽然打了许多结，但弹性还好，也很受女孩子们欢迎；有时也用汽车、自行车等换下来的旧橡皮内轮胎制作，先将轮胎剪成一个个小环或细长条，再连接起来，这样做成的橡皮筋硬度大，弹性差，却很耐用，也能为大家所接受。一个人跳时，先将橡皮筋两端固定在桌凳脚或树桩上，边跳边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跳完了，就将皮筋上升一格，再边唱边跳：“三轮车，跑得快，里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若是三五个人，大家就轮流来跳：“小老头子小老奶，生个儿子爱上街，上街干什么？上街买花戴……”若是参加的女孩子有十几个，那就分成两三人一组集体比赛，以率先将皮筋升到顶点者为胜。更多的时候是这边跳着，那边歇着的小女孩也不闲着，跟着唱：“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杭州，杭州杭州刚解放，周扒皮老婆卖冰棒，冰棒冰棒化成水，周扒皮老婆变成鬼……”直跳到皮筋不能再升高了，直跳得一个个小脸通红、气喘嘘嘘、全身冒汗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回家吃饭了”，大家这才一轰而散，纷纷回家赶作业去了……踢毽子是一种老少皆宜的体育类游戏，尤其受到女孩们的欢迎。游戏的用具毽子制作简单，用布等把铜钱或金属片包扎好，然后装上鸡毛。游戏时用脚连续向上踢，不让落地。做毽子用的铜钱其实很好弄，那时社会上还没有多少人公开收够铜钱（即使拿出去也换不了多少人民币，还可能被当成投机倒把批判），因此，许多人家的木箱里、老屋墙角中都能找出几枚。再就是找一节塑料软管，一般用老鹅粗羽毛根部的空管，再用布包着，用线缝好，做成毽子的底部。最后要弄一些公鸡的羽毛插在管中，一枚漂亮的毽子就制作完成了。女孩们做事喜欢凑热闹，有时大家一窝蜂地都去做毽子，羽毛就不好弄了，村里养鸡的人家本来就不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养不下蛋的公鸡就更不多，从哪儿能弄到那许多漂亮的羽毛？有个女生就提议说：“村头束奶奶家养了只大红公鸡，羽毛又长又漂亮，成天在村里耀武扬威的，有时还想啄我们。”于是，大家一商量就偷偷地将它捉住了，你拽我拔，硬是把它羽毛丰满的尾巴拔得只剩下光秃秃的屁股了。可怜束奶奶抱着这只威风扫地的公鸡坐在门口流了好几天的泪。毽子做好了，大家就开始踢毽子比赛。常见的是看谁每次连续踢的次数最多。最难的是踢花毽，不但要记数，还要踢出花样来。可以用脚、膝、肘、大腿、腰部、头顶、耳朵等全身任何一个部位来踢，也可以让毽子围绕着身体四周上下、左右、前后翻飞，踢毽人游刃有余，看毽人眼花缭乱。待踢毽人伸手一把将毽子稳稳接住，表演嘎然而止时，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掌声响起，喝彩阵阵……丢手绢是一种群体性的儿童游戏，尤其是受到女孩和文静男孩们的欢迎。游戏的道具只是一块小手绢，有时也用废纸、小瓦片代替。场地的大小随参加游戏人数多少而定，要能围成一个圆圈。规则很简单，就像儿歌里唱的那样：“丢、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身后，大家不要告诉他，快来、快来抓住他。”游戏时，先让小伙伴们蹲着围成一圈，第一个人将手绢悄悄地丢在某个小伙伴的身后，再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等绕一圈回到他身后时再将其抓住，推进圈内，留下的空位则被抓住他的小伙伴占据。被抓住的小伙伴必须给大家表演节目，唱歌、跳舞、讲故事、说笑话都行，有的小伙伴能唱能跳，巴不得自己被丢手绢，被抓住，好有机会多表演；有的小伙伴性格内向，笨嘴拙舌，还没站起来就脸红脖子粗，大家也不放过，非逼着他就学几声鸡鸣、狗吠之类才算通过。在一片欢笑声中，表演过节目的人再将手绢悄悄丢在别人的身后，周而复始。也有的小伙伴十分精明，常从对面小伙伴忍不住的笑容里发现些端倪，或者在丢手绢的人经过自己身后时干脆回头瞥一眼，如果发现自己被丢了手绢，会立刻转身抓起手绢就跑，再继续将手绢丢给别人。只要不被逮住，就可以不表演节目；如果还能将丢手绢的人追上并抓住，丢手绢的人则还要被罚，再表演节目。一场游戏下来，活泼开朗的小伙伴肯定被丢手绢的次数多些，内向拘谨的小伙伴可能被丢得少些。一般每人至少要被丢一次手绢，再丢别人一次手绢。否则，始终不被丢手绢的小伙伴会觉得受到了冷落，没准下次就会不参加游戏了，人少了，热闹不起来，大家都会觉得不太尽兴。在嘻嘻哈哈的欢笑中培养了孩子们集体主义思想，也许就是“丢手绢”在幼儿园和小学校游戏至今的原因之一吧！

    荡秋千是孩子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道具简单，玩起来更简单。一般是在两棵树（或者别的固定物）之间松松地栓一根绳，让绳下垂呈U型，绳的谷底离地面保持约30厘米左右，人坐在绳索上，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在空中来回地荡着。在农村，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有许多树，选两棵距离适当、树干稍粗的树，把父亲挑稻草用的两根粗长麻绳往两棵树上一栓，秋千就算做成了。有时，为了让屁股坐着舒服些，也在两根绳索之间用布或蛇皮袋垫着，或者干脆绑一条小板凳。人坐上去，双手牢牢地抓住两边的绳索，可以自己用脚蹬地，使秋千荡起来，也可以有别的小朋友帮忙摇绳，让秋千荡得高些，荡秋千的人就能更好地体会凌空飞舞的快乐。也有的小伙伴十分调皮，往往会使劲摇，把秋千荡得超过180度，几乎要把上面的人抛甩出来，胆小者会被吓得大声惊叫或者“哇哇”大哭起来，只得乖乖地从秋千上退下来；胆大者则赶紧坐上去，抓牢了绳索，任其摇摆，却“我自岿然不动”，直到他们摇累了不得不放弃为止……更多的时候，小伙伴们喜欢独自坐在上面，冬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夏天享受着大树的浓荫，或看书，或听收音机，或静思默想，于轻轻摇曳中放松着自己的身心。记得有年夏天，我带着8岁的女儿回了乡下，母亲给她在柿子树下扎了秋千，女儿居然玩得兴高采烈，还不知不觉地在秋千上面睡着了。回家后，女儿就写了一篇日记，我帮她拟了个题目叫《荡秋千》，投给当地一家报纸的校园版，没想到居然发表了，不久还被《小天使报》转载了。听说，余秋雨先生曾专为其夫人马兰写过一出黄梅戏《秋千架》，我没有看过，但仅听这名字就觉得很温馨。想不到，成人的心里居然也有着难以释怀的秋千梦啊！

    跳绳子是一种体育运动，也是儿童们爱玩的游戏。男孩子把绳子挥舞成椭圆，女孩子趁绳子近地时跳过去，并随着绳子落地的节奏跳，千万不能踩了绳子或让绳子绊住身体。

    跳绳一般用稻草搓成，这种草绳并不结实，跳久了还会散架；也有用布条、麻绳、尼龙绳的，轻便结实，用的时间稍长些。跳绳的长短、粗细等根据需要来确定，一般单人跳绳短些，太长则不便于抡起来，长度与两臂张开相同，也可以再短些，只要两臂抡起时绳子能从头顶和脚下擦过即可，跳好的关键是自己协调好自己。双人、多人等跳绳时绳子则要相应延长，抡绳的人和跳绳要相互配合，同时跳绳的人之间也要相互配合，互相协调，达成默契，否则很难成功。抡绳者绳子的高度要适应，圆圈抡得要均匀，绳子翻转要有节奏；跳绳者要胆大心细，把握时机，跳早了不行，跳迟了也不行；几个人同时跳，节奏要整齐，步调要一致。否则只要有一个人身体挡住了绳子或踩了绳子，大家都要被迫终止游戏。也有个人跳绳技术好的，喜欢独自表演，一根跳绳能正跳、反跳、交叉跳，一口气跳1000次，直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还满脸笑容；也有人喜欢挑战极限，能将绳子缩短到20-30厘米，怎么看也不可能跳过去，但真跳起来，他两脚上提，头一缩，绳子居然也过去了，看得人目瞪口呆。最有气势的要算集体跳绳，在大操场上，两个人就把一根长长的跳绳抡得上下翻飞，一个人冲过去，成功试跳后，第二个人又冲了进去，接着就有第三个，第四个……有时七八个小女孩一阵跳，场面很有些“沙场秋点兵”的壮美。这时，抡绳的风声、脚跺地的响声、孩子们的喘息声和欢笑声密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乡村特有的交响。暮色浓郁，弄得像灰老鼠似的小伙伴们依依不舍地散去，但欢乐的笑声却久久地回荡在乡村的夜空。

    在那个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困、匮乏的时代，跳皮筋、跳绳子、丢手绢、荡秋千等不但深受女生们的欢迎，也是我们所有乡村少年最好的娱乐和体育活动方式之一，并始终伴随着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童年过家家，长大好安家

    过家家是流行于儿童之间的一种游戏，是小孩对成人生活的一种摹仿。游戏时，孩子们将自己扮演成父亲、母亲，将玩具娃娃视作自己的孩子，有时也邀请邻居的孩子来客串一个角色。人多时，有当爸爸、妈妈、弟弟的，也有去买菜、煮饭、抱娃娃的，还有摹拟种瓜、割稻等生产活动的，分工明确，十分有趣。儿歌《过家家》中对这种生活曾有过惟妙惟肖的描述：“兰兰和花花，一起过家家。你撑锅，我掌勺，剩下妹妹抱草草。弟弟在旁不干了，也要吵着下水饺。”

    在游戏中，孩子们是十分认真的，一招一式与实际生活中的大人几乎没有两样，然而他们神情稚嫩，说话童声，常使人看了便忍俊不禁。游戏没有复杂的规则，对话、动作等全靠孩子们现场发挥，主要是模仿成人、扮演照顾者。在现实世界里，幼儿通常都是被照顾的对象，很少有扮演照顾者的机会；而在游戏中，孩子们感受到当大人的威严，还能培养出对生活角色的理解及与他人的沟通能力，于潜移默化中传承了社会与文化。谁表演的形象逼真，谁的表演能力就强，长大后与他人相处交流就越融洽。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独自摆弄着几个娃娃，还在念念有词的话，千万不要以为孩子在做白日梦，或患了孤独症，更不必紧张以致反对，因为这是孩子正在玩“过家家”的游戏。

    还有一种过家家的“结婚”游戏我们小时候也常玩。仪式很简单，几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小朋友，仿照影视舞台上大人结婚的样子，演绎娶亲的过程。但十三四岁有些懂事的孩子是不会再玩的了，怕别人笑话。有时，大人当面提起过去谁和谁曾玩过“结婚”的过家家游戏，还会感到十分羞涩。

    游戏时，首先选好新郎新娘。新郎多半是由孩子王自己担任或指定别人担任，新娘子当然是大家公认的最漂亮的女孩扮演，其他的小伙伴只能扮演成迎亲的队伍了。当这个迎亲的队伍来到新娘家门口时，大家一起唱着儿歌：“小板凳、小板凳歪歪，菊花、菊花开开，新娘子开门来，新郎哥哥送花来。”

    “送的什么花？”伴娘问。

    “送的喇叭花。”伴郎答道。

    “我不要，我要新郎大花轿。”伴娘代答着。

    一番嘻闹后，新娘子就披一条红头巾被伴娘搀扶住出来了，两个壮实的男孩双手交错做成一顶花轿，将新娘子抬起来，大家前呼后拥地把新娘子抬着往新郎家那边送，后边还跟着一帮小伙伴“吹吹打打”——其实是大家用嘴巴摹仿出来的各种喜庆声音。到新郎家门口时，新郎还得把新娘子背进门，其他人则撒喜糖——多为泥巴和树上的果子。接着就拜天地、拜高堂乃至夫妻对拜，最后再送入“洞房”，游戏圆满结束。这是孩子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一次演出，他们既是导演和演员，同时又是观众。或者说观众是多余的，因为在场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了。如果大家觉得还意犹未尽，或者是还有人想当“新郎新娘”，大家也会同意再换两个人扮演，大家把刚才的程序再重演一遍，但多半已没有了先前的激情。当然，像几个男孩子争当“新郎”闹得不欢而散的事虽偶有发生，但毕竟很少。直到成年之后，大家忽然发现，那些当年被配了对的“新郎新娘”却很少有真正结婚的，女孩们大多飞了出去，男孩们也引回了凤凰，即使有因“青梅竹马”而成亲的，也是阴差阳错，与儿时的配对大相径庭。但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难怪社会学家曾警示说：小时候过不了“家家”的，长大了自然不会恋爱；“过家家”没有过好的，长大了婚姻就会有问题。还是多抽出点时间，和孩子一块儿“过家家”吧，这是我们接近孩子、了解孩子的极好机会，是引导孩子掌握良好待人接物方式的好机会，也是让孩子体会“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好机会。

    现在，有些家庭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红杏出墙、劳燕分飞、第三者插足等，甚至离婚在有些人眼里也变得像“过家家”一样简单和随意，但我们毕竟已不是儿时，这样的游戏还是不玩为妥！

    亲亲的泥巴

    如果说土地是农民们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来说，泥巴则是不可多得的玩具了。诸如挖地洞、摔泥巴泡子、做手枪、捏泥人、种花草等也都能玩得趣味盎然。

    摔泥巴泡子是我们夏天里爱玩的一种游戏。在寂静而炎热的中午，我们从水塘边挖来一大团烂泥，坐在村口的老柳树荫下，像揉面似地先将泥巴揉熟。泥太干了不行，易开裂；太烂了也不行，做不成形。只有泥巴半干时，才好操作。比赛时，大家先将泥巴做成锅盆形，用一只手将泥巴高高地举起来，再猛地倒扣下去，“啪”地一炸声，气浪将泥巴锅盆的底部炸破了，冲出好几个洞来。看谁炸得洞多、洞大者为赢。村里的小胖非常会玩，他做了个最大的，用双手捧起来，猛地摔下去，炸得整个底都飞了，脸上、身上全是烂泥点，整个一个泥人，让我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连气都喘不过来。一轮过后，大家再进行第二轮比赛。泥巴可以重复使用，直到大家都玩累了玩腻了为止。

    做手枪对泥巴是有要求的，青黑色的泥土最好，我们习惯于叫“青丝土”。这种泥土干了后硬度大些，不易变形，我们先将泥巴捏成手枪的样子，再用小刀挖出准星、扳机、枪眼等，刻上花纹，有时还偷偷从家里拿桐油（或香油）涂上，在阴凉处晾干。拿在手里份量足，形象也十分逼真，是我们玩打仗游戏时常用的玩具之一。为了说明我们做的泥巴手枪形象逼真，当时还流行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特务分子偷了情报后，被公安人员追捕，逃进了一个农村远房亲戚家中，那亲戚早知道他是坏人，等他刚一进门，就用一支乌黑的手枪顶住了他胸膛，他吓得两腿一软，乖乖地缴了手枪，跪地求饶。那亲戚立刻将特务绑了起来，送到大队部交给了民兵。等特务明白顶住自己胸膛的竟然是把小孩子玩的泥巴手枪时，后悔的要命。虽然这把假枪缴了真枪的故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时我们是非常愿意相信的，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到满足和骄傲。

    捏泥人则是一门技术活，泥人人人会捏，但捏得像不像要靠各自的悟性和手艺了。那时，水阳江里偶有扬州、无锡的鱼船停泊，他们除了捕鱼之外，有时也上岸卖泥人、泥口哨等，还涂着油彩，栩栩如生。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泥人就是有名的无锡惠山泥人，色彩有大红、绿、金黄、青等原色，对比强烈，主次分明，特别是“大阿福”健壮、英俊，神采奕奕，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但那时，父母很少有闲钱给我们买，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用家里的鸡毛、破胶鞋、蝉蜕皮的壳等换了一个，然后学着那样子自己捏。当然，我们的手艺是相当不精的，捏出来的美女、帅哥也显得十分丑陋，更别说用油彩来涂抹了。好在那时大家都不计较，只图自我娱乐，并不靠它赚钱吃饭，所以也无所谓谁捏得好坏了。

    都说孩子的脸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这不，大家刚才还玩得兴高采烈，眨眼间又闹翻了，手中的泥人、泥手枪等都一个劲地向对方砸去。一场混战过后，看着对方头发上、脸上、衣服上全是烂泥的滑稽样子，大家没准又都破涕为笑了。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洗澡去了！”于是，大家一个个奔向门前清澈的水塘，跳进去洗尽身上所有的污垢……万物土中生，是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养育了我们人类，土地上生长的杂草养肥家禽家畜，间接地为我们提供着能量；土地上生长的竹木，泥土中出产的建材给了我们安逸的住所、敞亮的道路，泥土上培育的鲜花也美化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衣食住行及所拥有的一切，无不和土地有关。哦！我亲亲的土地，亲亲的泥巴。

    温馨的杀戮

    抢山羊是从“狼和羊”的故事中演绎而来的一种儿童游戏，与“老鹰抓小鸡”没有什么两样。一个稍大的小伙伴扮成老狼，另一个稍大的小伙伴扮成头羊，其他小伙伴则都扮成小山羊，藏在头羊身后，依次牵着前面人的后衣角，排成一字长蛇阵。头羊的任务是始终挡在前面，护卫着身后的“小羊羔”们。

    对于狼来说，游戏的关键是能不能将羊的队伍冲散，并迅速将小羊羔从头羊身后抓住；对羊们来说，关键是头羊能不能始终把狼拦在前面，让小羊们及时躲开狼的袭击。一旦小羊被狼抓住了，小羊就得退出比赛，直到狼把所有的小羊都抢光了，游戏就以狼的胜利而结束。如果头羊护卫得当，小羊躲闪灵活，让狼在规定的时间内始终没有可乘之机，游戏就以羊们的胜利而告终。这种游戏的运动量大，整个过程就是不断奔跑的过程，特别是羊们长长的队伍，头羊一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队尾的小羊立刻被拖甩得左摇右摆，在狼的声东击西和左冲右突下，用不了一会儿，就有小羊被甩出队伍，乖乖成了狼的“俘虏”。有时，输了的老羊还想当头羊，但小羊又被狼抢走了一大半，还可以用糖果、玩具等将“被俘虏的小羊”交换回来，重新游戏。有时，狼比较凶狠，一上来就将羊的队伍冲散了，小羊们就可以就近找到树木、墙壁等固定物栖身，继续和狼周旋。小山羊中有调皮的，从这棵树窜到那棵树，有时还故意让身体离开固定物，挑逗着狼，只要身体没有离开这些固定物，狼是不能抓的。当然，也有粗心大意的，往往让狼逮了个正着。有时，狼和头羊的扮演者力量悬殊太大，大家就会不断地调整角色，继续游戏，直累得一个个满头大汗，疲惫不堪，待家人呼唤时，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抢山羊游戏的前世今生我并不清楚，但一定与狼和羊的许多故事有关。狼是羊的天敌，关于狼和羊的故事也有许多种，譬如狼外婆的故事，就是说狡猾的狼装扮成小羊的外婆，想骗小羊开门以饱口福；还有狼将羊圈里的羊吃了，然后将羊皮披在身上，伪装成羊，不被养羊人发现，好继续吃其它的羊；还有狼在上游喝水，却怪在下游喝水的小羊弄脏了它喝的河水……总之，在这些故事中，狼始终是强大的、凶恶的、狡猾的、令人憎恶的，羊始终是弱小的、善良的、无辜的、令人同情的，因此游戏中狼始终只有一个，而羊却是一大群，并且始终处于狼的威胁之下。有一首叫《披着羊皮的狼》歌曲曾这样唱道：“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戈壁。”听起来令人十分感动，但后面就露出了狼的本质：“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你看看，狼还是要吃掉羊嘛！就像曹丕即位后，要曹植七步成诗，意图杀掉亲兄弟一样；或者是美女蛇爱上书生，最终是为了吸尽书生的骨髓一样。所以，狼爱上羊根本是不可能的，狼和羊的游戏最多也就是一场“温馨的杀戮”。

    抢山羊的游戏让我们在狼与羊的博弈中明白了是非和善恶。

    愿打愿挨的下流坯

    陀螺，俗称“下流坯”，多用木头制成，形状略像海螺。打下流坯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玩时用绳子将下流坯缠绕，用力抽绳，使下流坯直立旋转。为了使下流坯能持续旋转不倒，必须不断地用鞭绳连续抽打。

    下流坯的制作并不复杂。取一截直径和长度均为二、三厘米的柳树枝干，将一头均匀地削成海螺尖形。因为玩时尖头触地旋转，我们多在尖头处钉一枚图钉（有半圆形钉帽的炮物钉最好），金属的半圆形钉帽光滑，无论在水泥地还是干泥巴地上阻力都很小。绳子要稍微长些，一头系在根短竹棍上，将绳的另一头缠绕在下流坯的最粗处，左手将下流坯按在地上，右手拿鞭猛地抽绳，左右手同时动作，下流坯便在地上旋转起来，待到下流坯转速变慢时，再用鞭绳对准下流坯抽打，使其继续旋转。鞭绳要抽得稳、准、有力，心浮气躁、性情太急，反而会将下流坯抽死，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啊！比赛也以下流坯转的时间最长者为胜。制下流坯的木料以密度较大的栗树、楠木等为佳，柳树次之，泡桐、松树等最差，其木质疏松而尖头易折，往往一鞭子就抽飘出老远。因是手工制作，锯子、斧子、菜刀、小刀等并用，做出的下流坯并不漂亮。有一次，父亲从农机厂下班回来，帮我用车床车了一个下流坯，光滑、漂亮，着实让小伙伴们羡慕了好久，就连大队书记的宝贝儿子都向我借了好几次，我也都大方地借给他玩了。然而，好景不长，一次上课翻书包找橡皮擦时，不慎让下流坯滚到了地上，被老师看见，没收了不说，还罚我在教室后面站着上了3节课。对于老师的处罚我敢怒不敢言，因为我成绩不好，怕他到我家里告状，反而要挨打。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十分生气，我那被老师没收了的下流坯竟然到了大队书记儿子的手里，那小子第二天早上一到校就拿出来向我炫耀，说是老师昨晚家访时特意送给他的，现在就是他的了。我无可奈何，只能在家生闷气，村里的一个小伙伴知道后，也替我抱不平，我们又用柳树做了两个下流坯，分别画上一个小人，一个写上老师的名字，一个写上大队书记儿子的名字，然后在地上使劲地抽打，发泄着我们心中的愤怒，直打得尘土飞扬，胳膊酸得都提不起来，累得在地上喘粗气为止。当然，这样的下流坯我们是从不敢带到学校的，每当心里不舒服时就出去抽打一番。奇怪的是，再到学校上课时，无论是面对老师的漠视或大队书记儿子的张扬，我的心情都格外平静，上课也能认真地听讲了。也不知我的进步是因为老师没收了我的下流坯带来的刺激，还是我在抽打下流坯发泄情绪时求得了心理平衡？升中学考试时，我的成绩居然破天荒地进了全班的前6名，老师见了竟然说我是属“下流坯”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在我们这儿有句俗语：“下流坯不打不撒尿！”民间称不大听话的孩子为“下流坯”，譬如小孩睡得正香，大人怕孩子梦中在摇篮里撒尿，将孩子抱起来撒尿，但孩子不干了，好端端地被弄醒了，就哭闹，不尿，大人恼了，打孩子几下屁股，小孩的尿哗哗地就出来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类似。但进入中学之后，我再也没有玩过下流坯了。我再次关注下流坯时，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下流坯”也改称陀螺了。在她的“百宝箱”里有许多陀螺，不过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多是塑料制作的，也有铁皮制成的，品种繁多，形态各异，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利用发条的弹力旋转，而且已从地面向空中发展，兼有飞弹和飞机的攻击能力，以至于现在的孩子们都把“打下流坯”说成“战陀螺”了。

    安居从跳房子开始

    跳房子又称为跳方阵、跳方格，江苏叫踢瓦，香港人叫飞机格，玩法基本相同，是一种世界性的儿童游戏。18世纪的欧洲电影里曾经出现过，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也曾经风靡过，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简单的比赛类游戏。

    说它简单，是因为游戏的道具只是一块小瓦片，并把瓦片的棱角在水泥地上磨光；游戏的场地也不受限制，可大可小，可室内可室外；游戏的规则也不繁杂，单脚跳、双脚跳，男女皆宜，尤其受到女孩子们的喜爱。游戏时，先在地上画一个或两个相连的“田”字格或各种形状的方格，依次标上序号。参加比赛的小伙伴将各自的瓦片按序号扔进格子中，然后，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进入格子里，并将瓦片踢出来。其中，双脚落地为犯规，脚踩格子线为犯规，瓦片压线也为犯规。只要不犯规，就依序而进，循环往复，直至跳完全部格子为止；犯了规要等下一轮才能重来。几轮下来，以先跳完全部格子的人为胜，优胜者可以先在格子里任意挑选一小格作为对自己的奖励，这一小格就成了她的私有房子，她再跳时就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休息，双脚落地也不为犯规。而别的小伙伴就苦了，经过她的房子时不但不能停留，还要从房子上方跳越过去，踢出的瓦片也不能停留在她的私有房子格中。有时，大家一边玩一边唱：“正月十五黑咕隆咚，树枝不动刮大风，刮得面包吃牛奶，刮得火车上天空……”经过几轮角逐，优胜者越来越多，被选走的房子格也越来越多，有的房子格还连成了片，成了“地主富农资本家”之类，有的则倾家荡产，露宿街头，至此，比赛的结果显而易见。如果双方实力悬殊太大，输者还可以向优胜者“租借”房子当落脚点，继续比赛，有时也能反败为胜，赢回自己的本份，但这样的机会总是微乎其微。当然，也有不服气的，为了房子，大家都重新回到起点，继续再战。

    忽然想起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儿子娶了媳妇后就忘了娘，不但将老娘赶出了房子，而且连基本的口粮也不给。老娘无可奈何就到官府去告儿子的“不孝”之罪，要儿子归还她的10个月房钱。儿子不懂啊，说自己从未租过娘的房子，哪来的房租呢？公堂之上，老娘唱起了《十月怀胎》，诉说着自己孕育儿子的艰苦：“一月怀胎在娘身，不知是否有佳音。养儿受尽千般苦， 养女操碎万般心……十月怀胎在娘身，娘奔死来儿奔生。娇儿平安落下地，为娘九死又一生。养儿受尽千般苦，养女操碎万般心。儿走千里身在外，父母担心万里程。”儿子这才明白，原来是要他归还在娘肚子里10个月的房租啊。十月怀胎，辛苦万分，哪里是金钱所能偿还清的？儿子这才良心发现，将老娘请回家中，尽心供养。但那时候，虽然我们都明知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名誉不好，但每次跳房子时大家似乎都忘记了这一点，谁都想拥有自己的房子，而且越多越好！

    “安居”一直是我们童年就有的潜意识梦想。但如果做过了头，成了房叔、房姐、房哥、房妹等，一个人就拥有十几套、几十套来路不明的房子，有时为了怕被人发现，还安了好几个户口，结果一不留神就被媒体揭露了出来，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有的还因此锒铛入狱，实在划不来。居无定所不是我们提倡的，为了拥有一套漂亮、宽敞的好房子心甘情愿地当几年“房奴”也没有任何过错，但房子太多已没有太大的意义，更何况“美食再多，也不过一日三餐；房子再大，也不过睡三尺之床”，如果我们因为房子而母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妹相残的话，那也是太不值得了。还是多像孩子们一样玩玩跳房子的游戏吧，游戏过后，虽然场地上只留下了几条隐隐约约的方格，但至少增强了我们肢体肌肉关节机能，锻炼了我们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培养了我们机智、果断的意志品质，不至于真为了房子而去当一辈子的奴隶，甚至牺牲自由和生命吧！

    磨剪子铲菜刀

    在城镇的许多角落，常能见到一些老行当的手艺人，其中有位磨刀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扛着条旧板凳，板凳的一头架着磨刀石，另一头挂着工具包，嘴里不时吆喝着：“磨剪子唻~~~~铲——菜刀！”声音洪亮，带着浓浓的韵味。居民们听到这熟悉的吆喝声，都纷纷拿出自家钝了口的刀剪叫住老人，老人便放下凳子，支好磨刀石，骑坐在板凳上：铲、磨、光！不一会儿，一把发黑的钝刀就变得锋利而富有光泽了。

    从与老人的攀谈中得知，老人姓许，附近乡村人，虽然年龄已经74岁，但身体瘦削硬朗，做事干净利落。说起他的磨刀生涯，老人立刻变得神采飞扬起来。老人年轻的时候，并不会磨刀，常将刀口磨反了。当时有位凤阳的手艺人常在他们村一带磨刀、补锅等，有时在他家寄宿，他便跟那位手艺人学会了磨刀的技术。当时他年轻力壮，家里还有许多农活，只磨磨自家的刀剪，或替村邻们免费服务；后来又搞“大唿隆”，这些做手艺的人属于“投机倒把”一类，要批判的，自然也没办法以此赚钱。改革开放以后，孩子们都大了，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纷纷走出去了，家里的田还是丢给老人料理，半做半荒着。后来，城市不断扩张，他们家的几亩地都被征用了，工厂盖起来了，年轻人都进厂打工，但他年龄已经大了，根本找不到工作，成天又闲得难受，于是重拾起磨刀的行当。磨刀是技术活，投入很小，只要几十元钱就能将工具配齐了，加上现在农村和城市干这一行的人都不多，生意也还不错，每天能赚四、五十元。

    每天早晨，他就扛着板凳带着工具出门，走村串户，一路吆喝，有刀磨刀，无刀散步，也很逍遥；累了，放下板凳坐着休息一会儿，喝点水，抽根烟再往前走；饿了，拿出自带的锅巴、炒米等干粮，寻农人家要点开水边吃边喝，有时也在小集镇上买点快餐，一般傍晚时都能赶回家。晚上回家，老伴已经整好了几个小菜，温好了3两白酒，两人边吃边聊，说说一天的见闻，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农家的菜刀用的仔细，磨一次要用二、三个月，而且要跑很多的路，于是他就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附近的城镇。集镇上店铺多，居民都集中在小区，往往在一个地方就能揽许多生意。比如说饭店的刀、服装厂的剪刀等就是他主要的客源。老人磨刀认真而有耐心，一把刀剪少说也要磨半个小时，钝一点的刀还要给它铲好再磨，有时要一个多小时，弄得客户都急了，可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能糊弄你呀！”直到将刀磨得雪亮锋利为止。他磨刀每把收费两元，磨后又很好用，因此户主总是将刀剪留着等他下次来时再磨。他一般总是一个月来转一次，冬天服装厂生意忙，他有时半个月就要来磨一次。

    老人有两个儿子，一大家十几个人，有的打工，有的务农，日子过得也很殷实，照说他可以呆在家里安享天伦之乐了，儿孙们也都劝他在家好好歇息，可他不肯，说自己劳动惯了，在家歇不住，这样走走也是锻炼身体，反而健康些。如今磨刀已成为老人生活中重要的工作和一种乐趣了。有次天热得很，儿子劝他不要出门，他说自己已经答应了今天替人家磨刀的，不能失信，还是走了。结果回来时遇到一场暴雨，浑身被淋得透湿，夜里就感冒发热了。但天一晴，他又扛着板凳等工具融进了村头巷尾，那欢乐的吆喝声又婉转飘扬起来：“磨剪子唻~~~~铲——菜刀！”……剃头挑子一头热剃头，也叫理发、头发护理，一般通过修剪头发使人外观清洁整齐，有美化外型、美容的作用。但在很久以前，我国是没有“理发”一词的，古人认为“头发”受之于父母，不能随便剃除，所以当时男女都留长发，只是盘发的方式不同。到了汉代，我国出现了以理发为职业的工匠，宋朝又有了专门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清兵入关以后，强制推行“剃发令”，剃头的都是推行剃发令的官差，他们强制下令男子一律剃头梳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人们无奈剃掉前额顶上的头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技艺，一个行业。

    农业供神农，木匠拜鲁班，各行各业皆有自己的祖师爷，剃头业也不例外，剃头业的祖师爷是罗道士。传说，有一年雍正皇帝头上长疮，梳辫子时不好受，他怀疑是梳头太监搞的鬼，一连杀了好几个太监。当时有位姓罗的道士同情那些无辜的被杀者，便想办法制做了剃头刀、刮脸刀和梳辫子用的拢子、篦子之类的理发工具，并研究出按、捶、拿等一套理发的操作方法，教给梳头太监。太监用这些工具和方法给雍正剃头、梳辫子，雍正感到很舒服。问明来由后，雍正便赐罗道士“半朝銮驾、小执事”称号，并赠对联：“做天下头等事业，用世间顶上功夫”。

    有人说，剃头简单，一把剪刀就够了，即使是专业的剃头匠，传统的用具也简单，手推剪、剪刀、剃刀、镜子、围布、小梳子等，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家人、同事、战友之间可以相互帮着剃，长发剪短、短发剪齐，洗洗干净，再刮胡子、挖耳朵，当年的红军战士就这么干过，周恩来还对着镜子自己刮胡子呢。有时，战士们在前线守了几个月下不来，胡子拉茬很难受，就用匕首、刺刀也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在闭塞的乡村，往往几个村才有一个剃头匠，男人们的头发也都是包给他一人剃的。农村的剃头匠一般是男的，女性一般不学剃头，农村人忌讳，说女人的手在男人头上摸来摸去不吉利。剃头匠常常拎着个工具包，包里装着几件必备的理发工具，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地给大人小孩剃头发。冬天冷，头发长能保温，剃头匠一般隔一个月来剃一次头；夏天热，头发长了难受，剃头匠差不多半个月就来剃一次头。有时还要给男人刮须修面挖耳朵，当然热水是主家自备的。有时生产队正在农忙，群众都在田里割稻、插秧什么的，剃头匠拎着包来了，眼尖的人赶紧放手中的活迎上去，要剃头，好借机会休息一下。明知道那人是偷懒，群众也能理解，就连生产队长看见了也不批评。我父亲是个络腮胡子，胡子长得快，还很硬，三天不刮就看几乎不见嘴唇了，而剃头匠最多半个月才能来一次，父亲不知从哪儿弄了把双面保险刀，涂上肥皂，用热毛巾焐着，两天就刮一次胡子。

    在城镇里，也有几个小的理发店，而且还有女理发师，但等着理发的人很多，想理一次发往往要排好几个小时，一般年龄大的人也不愿进去，这就给那些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匠留下了机会。剃头匠用扁担挑着挑子，一头是红漆长方凳，凳腿间夹置3个抽屉，上面抽屉是放钱的，下面两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刀、剪之类工具，是凉的一头；另一头是个长圆笼，里面放一小火炉，炉子上放一个大沿的黄铜盆，是热的一头。这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原意，后来也用于比喻一件事情，只有一方愿意，一厢情愿，另一方不同意。剃头匠们或在公园、菜场、车站码头等热闹的地方寻一块空地歇下担子，招徕生意；或者挑着担子穿大街走小巷，上门服务。收费低廉，许多城里的老年人都愿意接受他们的服务。

    我工作过的小镇曾有一家古老的剃头店，老剃头匠当时已经60多岁，我非常喜欢老人给我刮胡修面，老人用刀很轻、很柔，我几乎没用任何感觉，只听到胡须被刮断时细微的滋滋声，等老人刮完后我用手一摸，非常光滑，根本摸不到半点胡茬。我问老人这技术是如何练成的？老人说起他剃头的一件往事。一次他正给一土匪头目剃头，无意间碰响了土匪挂在腰间的手枪，子弹“啪”地一声从他两脚间钻进了地下。原来，土匪用的是旧枪，容易走火，但他不知道，吓得他手一抖，刀在土匪的脸上留了道淡淡的血痕。土匪恼了，拔枪就对准了他脑袋，吓得他双腿一软赶紧跪下求饶，倒赔了土匪两块大洋才算了事。他精湛的剃头技艺就是那样练成的，并传给了他的大孙女，他大孙女的理发店生意也一直很红火。

    剃头业的飞速发展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而且人们更习惯于称为“理发”，总觉得这样文雅了许多，理发工具也很现代，如电推剪、电吹风、离子烫、活动坐椅及各种染发护发品等，品质多，做出的发型也是式样新颖、色彩纷呈。理发已不仅仅是基本的头发护理，而是如何美化头发了，“理发全套”已涵盖了洗头、吹头发、染发、恤发、定型、美甲、按摩等多种功用。理发已成为一个地位不低、收入丰厚的高尚职业了。

    裁缝是个古老的职业

    裁缝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实，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当人类开始把树叶披在身上御寒或遮羞时，裁缝就已经诞生了，那些将树叶连缀成片的人就是人类最早的裁缝。

    裁缝指裁剪、缝制衣服的人，后来又指代以制作或拆改衣服为职业的人。旧时裁缝，大多是一个人就将量体、裁剪、缝纫、熨烫、试样等各项工序完成。大凡有些家底的人家，逢年过节或者做婚姻喜事时，都要给家人添置新衣，主家买来绫罗绸缎，将手艺高的裁缝请进府内，譬如《红楼梦》里有长雇的裁缝，属于家奴的分支——“针线上的”。裁缝在府上少则十来天，多则两三月，里外夹衫外加裘袍子四季衣裳等，至少给全家男女老少每人一套新衣，有得宠若贾宝玉之类的人，还可以多几套新衣。当然，像皇帝大臣之类，许多人都有专职的裁缝，宋美龄女士就有贴身裁缝，一年365天都在给她做独家旗袍。更多的是普通人家，生活困难，有时连肚子都哄不饱，哪还有钱买什么布来做衣服？好在中国女性能吃苦耐劳，更心灵手巧，他们自己种植棉麻，再自己纺成线、织成布、染上色，自己裁剪，自己缝纫，给自己给子女做衣服鞋袜，虽然土布太厚不好看，针线又粗疏不均，但比绸缎更耐穿、更实用，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不烂，几乎能成为家里的传家宝。我小时是家里的老大，后面还有好几个弟妹，那时虽然已经不需要自家织布了，但政府所发布票很少，买回的布当然也很少，父母做完衣服之后剩下的就只能给我做了，几个弟妹就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等我衣服穿小了穿旧穿破了才能给他们接着穿。为此，大妹曾多次向父母抗议过，不愿穿我的旧衣服，直到她上初中时，母亲才不得不给大妹另做新衣，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大姑娘，再穿男孩子的旧衣服就会被人家笑话了。

    江南地区还有一种“上门裁缝”，许多人家都请过，包吃三餐，按天算钱。裁缝进门的那几天家里像过节似的，一方面是有新衣服穿，一方面会添饭添菜，孩子们都能得些实惠。我小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男裁缝，身材矮小，皮肤黢黑，眼窝深陷，谈不上半点英俊；干农活不大在行，在生产队里只能挣和妇女一样的工分。但因为会做衣服，还是很受村人的敬重，逢年过节更是家家户户争抢的目标。先将布平铺在一块大的门板上，再用皮尺量好做衣服人身体的尺寸，就用一根直尺和粉笔在布上画出许多道线条，拿起剪刀按照线“喀嚓”、“喀嚓”地剪开，叠好堆在一边；待家里人的衣服都裁好后，就将缝纫机放在大门边，就着外面的光线开始缝纫，脚不停地踩着缝纫机踏板，轮子便转到起来，针头也将线缝在衣服上，听着达达的缝纫机转动声，看着衣服渐渐成形，笑容便在我们的脸上逐渐浮起。他也正因为这门手艺，才娶了个比他高大、漂亮的老婆，这让村里的许多男人既羡慕又嫉妒，背后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到上世纪90年代，上门裁缝就不再流行，街头服装店生意也不温不火，而服装厂却异军突起，裁剪师傅们多以人体为依据，通过测量制定服装型号规格，合理使用原辅料进行服装裁剪、缝制的流水作业，批量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成衣店，那衣服既好看又便宜，上门裁缝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村里那位男裁缝也老了关门歇业了，专心在家照顾孙子生活、上学，只是偶尔有人想做老式服装时才会想起他，但他的缝纫机和大剪刀早已锈迹斑斑了。

    虽然现在制衣、家纺行业已发展成为高度机械化产业，但衣服的修补、拆改依然离不开裁缝，成衣、床上用品等的设计制作也离不开裁缝，高级品牌的产品设计制作、国家领导人和文体明星等特殊人物的定制服装更离不开独家裁缝，这些裁缝不但位尊薪优，而且还给了个好听的名字：时装设计师。

    民间剪纸艺术魅力永续

    一张普通的红纸，一把普通的剪刀，在她们的手中，能变成一幅幅灵巧而美丽的图案：花样翻新的“囍”、“福”字，古代仕女、梁山好汉、蝴蝶、蜜蜂、老鼠等，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门看似简单的艺术叫剪纸。

    剪纸，也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术，能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中国剪纸最早可追朔到公元6世纪，可谓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特别是2010年，由河北、陕西、重庆等14个省区市多地联合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被批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更是在中国各地兴起一股剪纸热潮。记得奥巴马在当选美国总统后，中国大使赠送给他一套五色剪纸肖像图，让他感到特别惊讶和兴奋。当这则新闻被芜湖县一位叫章士爱的退休老人在电视上看到时，她便对剪纸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买来剪纸类书刊，从最简单的图案开始，系统学习剪纸艺术。每次看到电视上有剪纸表演，她就跟着学；遇到会剪纸的同行就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她先描摹出物体的形象轮廓，反复揣摩修改，然后开剪；看到外面美丽的花草虫鱼、城市建筑等，就用手机拍下来，储备素材。很快，她那过目不忘的能力显现出来，一个图案，她只要看一眼就能剪出来了，而且栩栩如生。她新近创作的《喜庆十八大》更是内容丰富，场面壮观，画面上有一面党旗、两条飞舞的龙、4只和平鸽、4个灯笼、6个少数民族歌舞演员，还有祥云、古钱币等，展现出全国人民欢庆盛会的喜悦心情。芜湖县老年大学要办剪纸培训班，找她当辅导教师，她欣然应允。虽然她没有当过教师，也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但她教剪纸还是受到了老年学员的普遍认可，每年报名跟她学剪纸的学员总是不断增多。她也把自己摸索出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耐心讲解，反复示范，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她和学员都进步很快，有的学员已经多次参加剪纸展览，她们的剪纸作品在圈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剪纸是过去每个女孩必须掌握的一门手工艺术，也是人们品评新娘的一个标准，它特有的普及性、实用性、审美性更符合民众追求吉祥的心理，这也是中国民间剪纸古老而长青的原因之一。记得在芜湖市的一个民俗文化展览上，我认识了一位当时已77岁的剪纸老太太叫许贤英，芜湖县湾沚镇丁庄自然村人。她14岁时开始学剪纸，起初只是剪鞋样和普通的双喜字，后来，就学着画绣花枕头、绣花鞋垫的花纹。由于她的肯钻研，画得好、剪得也好，四乡八邻的人们有事都来请她，比如木匠们做花板床，就将木板送到她家来，请她先画好花纹；瓦匠灶发好了，想画点花纹点缀一下，也请她去画；农家嫁女儿、娶媳妇，也都早早地备了喜糖、喜烟，指定着要她剪的红双喜字和窗花；一到春节，她剪的福、禄、寿字及各种形式的喜庆图案早就被村邻们订购一空……改革开放以后，她曾将剪纸作品拿到街上卖，有时一天也能弄回几十元、近百元来。她说，剪纸的生活是很苦很累的，夏天的晚上蚊子很多，她就穿上长筒胶靴；冬天的晚上冷得厉害，她就不时地将手插进怀里焐一下，搓着取暖。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她已记不清了；用坏过多少把剪刀，她也想不起来；剪碎的纸张早已不计其数了，常拿剪刀的手指已被磨得鼓出了厚厚的茧子。她从不打牌，也不喜欢像长舌妇们那样东家长西家短议论，一有空她就坐下来琢磨着剪纸，她虽然不识字，但很爱看电视，特别是古代戏曲影视片，比如《天仙配》、《红楼梦》、《杨家将》、《瓦岗寨》、《三国演义》等，她已看了许多遍。对剧中的故事情节可能已经记不真切了，但对剧中人的肖像、身材、服饰等仍记忆犹新，并能很快将他们的形象在纸上剪出来，戏剧影视成了她剪纸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她勤奋好学，遇到陌生的、新鲜的图案，总是先画出样子，反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才开始剪。她剪得很认真、很讲究，每次都是5—10张一道剪，一副稍微复杂点的图案她能剪4个多小时，如果剪的作品她自己不满意，是决不会拿出去的。她的作品求新求异，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仅一个常用的双喜字，她就能剪出100多种不同的样式。她的剪纸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家、省级民间工艺品展览会，吸引了媒体和众多的观众，江浙沪的许多收藏爱好者纷纷收藏她的剪纸作品。虽然她现在已经仙逝，但她的小女儿继承了她剪纸艺术的精髓，还加入现代意识和时尚元素，剪纸技艺有了很大的创新和拓展，许多乡镇的乡村少年宫都请她去教孩子们学剪纸。

    有人说，职业的剪纸艺人常常是男人，是的，因为只有男人才能在作坊里一起劳作并挣工钱，而女人剪纸则是一种业余爱好，重在提高她们的生活品位。但他们都善于用夸张的方式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并“以象寓意”或“以意构象”来造型，借用那些约定成俗的观念化形象，来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吉祥幸福的期盼。中国剪纸流传至今依然拥有庞大的市场，许多学艺术的人还探索着将剪纸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如舞蹈《简化女》、《剪纸娃娃》等。

    作为一门民间艺术，中国剪纸将魅力永续！

    远去的箍桶匠

    我居住的县城棚户区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古老的行业，听到一些熟悉的吆喝声，譬如磨子铲剪刀的、做篾匠的、弹棉花的等，常能引发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譬如那个下午，我正在浏览网页，耳边忽然就飘进一阵熟悉而久远的吆喝声：“箍桶哎，箍桶；箍桶哎，箍桶……”这非常熟悉的吆喝声我已经20多年没有听到了，赶忙循声向窗外望去，却看不到箍桶匠的身影，只有那悠远而略显苍老的吆喝声在小巷的上空久久地缭绕着。

    我对箍桶匠的生活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大舅就是一名走村串巷的箍桶匠。他经常挑着担子路过我家门口，有时母亲听到了他的吆喝声，就会打发我们去请大舅来家吃饭；当然，我家洗澡的木盆、挑水的木桶、锅盖等坏了，也都是大舅顺便帮着修好了。我小舅也是木匠，帮人家打家具、做房子，很少有时间到我家来，我去拜年时才可以看到他在家休息，却从没看到他做木工活，如果不是他家里摆满了斧子、锯子、锤子、刨子等工具，我甚至怀疑他不会做木匠。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要做土坯墙瓦房，小舅带着徒弟来了，从开始到结束干了半个多月，还没要工钱。奇怪的是大舅却没过来帮忙，这让小小的我心里很是不解：同样都是木匠，同样都是舅舅，做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但从此我们兄妹对大舅就有了抵触厌恶的情绪，看见他就绕着走，有时母亲让我们请大舅来吃饭，我们谁也不愿去，逼得母亲只好自己去请。直到许多之后，我搞清了大舅与小舅的工作区别时，才知道我们误解了大舅。原来，木匠手艺有“方凿”和“圆凿”之分。“方凿”木匠擅长制造家具、房子门窗框架等方形木制品，我小舅就是这样的“方凿”木工；“圆凿”木匠擅长制作澡桶、水桶、脚桶、马子桶、锅盖等圆形的木质生活用品，俗称箍桶佬、箍桶匠，我大舅就是。传说苏州雄伟壮观的玄妙观三清殿建造时，就因为工程主建人顾巧根请了几个“箍桶匠”，结果箍桶匠们下料时把几根搁正梁的主柱全部锯得和其它柱子一样长短——短了。幸亏他师弟范巧生不计前嫌，献上了“人”字造屋架，才帮他解了围。从此，在苏州就有了“造屋请了箍桶匠——牛头不对马嘴”的歇后语。手艺人忌讳，所以我家造房子时大舅始终没有来帮忙。又过了十多年，我家再造砖瓦房时，还是小舅带着大表哥、小表弟来做的木工，此时大舅已挑不动他的箍桶匠挑子了。等房子做好，家里办酒席回请亲友时，我早早请了大舅来吃酒。那一天大舅非常高兴，还喝了点酒，跟我说起箍桶匠的生活：一个木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要经过削板、钻孔、拼接、套箍等10多道工序，制作相当复杂。有次他参加木工厂举行的箍桶匠大赛，大家箍粪瓢子，他两个小时箍了11个，但有个盲人居然比他多箍了一个，这让他许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

    据说，大舅年轻的时候一直走南闯北，到过南方特别是在江、浙、沪一带的许多地方，箍桶的生意都特别好。江南一带林木茂盛，特别是杉木材质呈白色、轻便、有香味，且随处可见，是农家制作水桶、米桶、马桶、脚盆等上好的原料。再就是桶箍，竹箍算最差的，好一点是铁箍，最好的是铜箍。若是家里有姑娘要出嫁，再穷也要打制几副好铜箍。箍桶匠们也非常喜欢给出嫁的姑娘家箍桶，因为在给女儿的陪嫁品中马桶和脚桶都是必不可少的。考究一点的人家脚桶还要做成高脚的，做这类活不仅材料好、招待好，就连工钱也高些。特别是这马桶，又叫子孙桶，娘婆两家都非常重视。姑娘出嫁时，马桶专门由娘家兄弟在新娘进门之前拎进洞房。桶里面放枣子，期盼“早得贵子”；长生果（带壳花生，节数越多越好），寓意长生不老和多子多福；放桂圆、荔枝、百合、莲子等干果，还要放进5只红鸡蛋，象征“五子登科”等等。

    箍桶匠最忙的季节一般在夏天到来之前。因为夏天每天要用澡桶洗澡，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把闲置在家多时的澡桶拿出来修理一番，实在不能用的要新打一个，遇到有板烂掉的要换上新的，漏水厉害的要请桶匠把箍紧一紧，最后再用桐油油上几遍，洗澡就不会漏水了。记得每到这时候，大舅总是天天挑着担子早出晚归，有时在一个村子能连续干上十天半月。除吃住由东家解决之外，箍一个澡桶还可以有几块钱的工钱，有时农家手头没有现钱，也会用大米、菜油作抵……据说，宁波市宁海县木勺丘村曾是远近闻名的“箍桶村”，其箍桶的历史至少已有500多年，但现在从事箍桶职业的人几乎寥寥无几，而且最小的怕也有60多岁了；台州市温岭市新河镇寺前桥老街上的许多从事传统生意的手艺人都纷纷转行了，只有一位蔡姓老人仍坚守着他的箍桶店；而我那箍桶匠的大舅也已仙逝多年。在塑料、五金等替代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水桶、米桶、马桶、脚盆等器皿连同箍桶匠们都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许将来我们只能在民俗博物馆里见到这些了。

    夕阳西下，灿烂的红霞给老街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我忽然想起，整个下午，那“箍桶哎”的吆喝声似乎再也没有响起，是他找到活计停下来干活了，还是没找到活就走了？抑或是那箍桶匠的吆喝声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只是我的一阵幻觉和耳鸣？

    体验“江南第一漂”

    双溪竹海漂流，位于杭州西北30多公里处，素有“江南第一漂”之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满山茶园，遍地竹林，苍翠欲滴；清流潺潺，竹路回转，妙趣横生。这里四季如春，空气清新、澄碧，气候清凉、宜人，森林覆盖率为81.9%。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一个绝好去处。我去时，正是盛夏，炎炎烈日仍掩盖不了漫山的青翠、满溪的清波，令人神清目爽。

    进检票口，过百米甬道，便是一处不大的牛车场，几十辆套好的牛车在等着游人。溪边还浮着十几头休憩的水牛，它们或戏水，或咀嚼，默默地体验着夏日难得的清凉。牛车夫热情地将我们引上牛车，待坐满10人，便招呼我们一声“坐稳了”，扬起牛鞭，一声吆喝，那牛听话地拉起车子，沿着溪边竹林间蜿蜒的山道向漂流的上游码头奔去。都说老牛拉车太慢，但眼前的这头老牛却拉得很快，就见它四蹄腾空，身体有节奏地急剧地起伏，我们的耳边便是呼呼的风声，胆小的同伴吓得大呼小叫起来，而我则仿佛回到水乡的童年：三五个小伙伴牧牛晚归，骑在牛背上，策牛飞奔，比这还要惊险刺激！只是眼下这些水牛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地耕田耙地，全改行当了“司机”，整日披红挂绿，梳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同伴说它们至少也能算个打工的蓝领吧！

    踏上浮沉摇摆的竹筏，任毛竹间溢出的清凉溪水悄悄润湿我的鞋袜；坐在简易的竹椅上，还没系好救生衣的带子，就催着艄公赶紧撑筏。随着艄公手中竹篙的轻点，我们的漂流开始了。那水起初并不清澈，双溪汇合后方显得清澈宽阔。远处是苍翠的青山和迷离的岚烟，两岸是茂密的竹海和辅景的点缀；头顶是亮丽的太阳和洁白的浮云，水下是斑斓的卵石和碧绿的水草。微风拂面，波光荡漾，耳边是隐约婉转的山歌，恍惚间我竟然自失起来，尘世的烦恼、生活的艰难一时间统统消失殆尽，无比的轻松和无限的愉悦漫遍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前面两只竹筏上的游客打起了水仗，手拍水，脚跺水，一名中年男子拿出一把我们小时常玩的简易竹筒“水枪”向对方“扫射”，对方一急，竟然抢过艄公手中的竹篙拍水还击，水声、笑声、叫闹声、呐喊助威声顿时响成一片，大家犹如过泼水节一般快活。

    “激流到了！”艄公的一声提醒立即让大家平静了下来，各自坐好，紧抓扶手，屏声静气，看竹筏从狭窄的坝口急流中一冲而下，涌起的浪花狠狠地淹没了我们的鞋子和衣裤……于是，过第二道激流时，大家有了经验，就显得分外宽松。

    漂流的终点，是一大片平坦舒缓的水面，好几个游客在水中嬉戏着；溪边的沙滩上，几个孩子在打着排球；那一溜供游人休憩的长廊里，二胡拉起优美的山歌；一旁的秋千架上，勇敢的小男孩正在上演着飘荡的游戏……一旁的竹杠舞很快吸引了我的目光。这种游戏显然是受到了孩子们跳橡皮筋的启发后，而开发的成年人游戏。先弄两根竹杠，由两个人在两头捉住，再贴近地面按照一定的节奏一开一合，另一个人则随着竹杠“啪、啪”开合的节奏声蹦跳着，当然，嘴里还可以哼着“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广州……”之类的歌谣。因为竹杠不像皮筋那样柔软有弹性，跳的人要腿脚利索，反应敏捷，初跳者被竹杠夹住的事也时有发生。但跳着跳着就熟练起来。这时候，忽然来了一批外国游客，老外们显然是被这种简单而极富童趣的游戏吸引了，纷纷一试身手。结果，只有一位丰腴的外国妇女跳得最好。她脱了鞋，光着脚丫，在两根竹杠间不停地腾、挪、闪、跃，汗很快湿透了她的全身。看着她那略显滑稽、幽默的表演，周围的人都乐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在乎游戏本身的雅俗，关键是这种游戏能否给我们带来轻松和愉悦。我这样想着时，鼻子里忽然飘进一丝竹筒饭的清香，这才意识到日已过午，肚中犹如鼓响，赶紧搭上大篷车直奔码头的饭店。

    钓鱼筏、售物筏、坐着“新郎新娘”的花筏等一一从眼前掠过，坐牛车、踩水车、跳竹杠舞、听山歌对唱等，也一一亲身体验，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歌筏上几名山民纯朴优美的歌声，那袅袅的音乐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双溪漂流，是对农耕文化的摹仿与回眸，在我，则是对童年生活的重温和当下心情的放松。

    惠安女子

    “天生不爱倾诉苦难/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唤醒了普遍的忧伤/你把头巾的一角轻轻咬在嘴里。”每次读舒婷的诗歌《惠安女子》，心里总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报刊影视中关于她们奇特服饰、古老的风俗和传奇生活的宣传，无不给她们蒙上一层原始神秘的色彩。

    而三月末的一次闽南之行，使我有幸亲眼目睹惠安女的风采。她们是厦门某石雕公司的迎宾小姐惠花和秀姑。她们身材苗条，面容清丽，一身蓝印花土布的惠安女服，还隐约流露出渔家女子的热情。作为公司的形象，她们始终微笑着迎送着来来往往的国内外游客。在和她们的短暂的交流中，我对惠安女有了更多的了解。

    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惠安女，只是生活在闽南惠安县海边三乡一镇，两条海岬之地。他们世世代代被莽莽荒山和浩瀚大海封闭着，男人们或出海打渔，与海作伴，以海鲜谋生；或上山采石，与山为友，以石雕揽活。妇女们多没有文化，非常迷信鬼神，外人只知道她们扎着艳丽的大头巾，穿着短小的褂子，肥大的裤子，露出一圈美丽的肚皮，似乎颇为新潮；而对制约着她们的许多约定俗成的陈规陋习知之甚少，比如大凡女子长到七八岁时，便要订童婚；结婚时还要拔掉好好的门牙，镶上金牙；度蜜月时，女方也只在婆家住三个晚上，而后每年只在端午、中秋、除夕的黄昏到婆家住一夜，到天微明时便匆匆忙忙赶回娘家，这种走婚的形式，直到女方生下孩子后才能结束。而女子一旦订婚结婚，再退婚或离婚就等于自杀一样让人震惊。因而许多女子对生活对爱情均无所奢求，妇女守寡的多，自杀的多。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那儿才有了简易的公路，这块桃花源似的渔村渐与外界勾通；到八十年代，惠安女的形象首先被艺术家们发现，刊登在许多报刊杂志的封面上，小说家、诗人和影视艺术家等也都将目光瞄准了她们……一时间“惠安女”名声大振，比她们遍及全国的“五匠”男人还要闻名，她们的露脐裤、吊装小褂也风靡都市，领导了现代派女子服装的新潮流。惠安女一不留神，就给当时“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同胞们带来了一场服饰革命！

    如今的惠安交通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男人们祖传的石雕手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闽南丰富的玉石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他们办起了各种石雕厂，而惠花、秀姑工作的厦门惠和石雕公司更是名闻遐尔，其人物、神佛、动物、影雕等工艺品远销新、马、泰、日本、台湾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家喻户晓的“惠安女”形象又为他们的公关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生活的进步，现在的惠安女已走进明亮的课堂读书学习，享受着城市孩童同样的生活。童婚、走婚、拔掉好好的门牙等陈规陋习已被逐渐废除，离婚和再婚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女子走进了大学的校门，走进开放的特区。服饰和风俗习惯已演变成一种文化，成为旅游的一个新亮点。譬如眼前的这两位惠安女，就不停地被游客们邀请过去免费合影，我也鼓起勇气，冒着老婆吃醋的危险，和那位叫惠花的惠安少女站在一起……惠安女子，已走出了舒婷诗歌中的那种忧伤，成为现代都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广场舞风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舞蹈都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人的专利，譬如以《雀之灵》闻名的杨丽萍、以《孔雀公主》闻名的刀美兰、以《半梦》闻名的金星，还有汉代那个能掌上起舞的赵飞燕等，都让我非常景仰，像我等笨手笨脚没有乐感听不出节奏的人根本不敢涉足这个领域，更没有资格奢想着登上那个灯光璀璨的舞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流行音乐伴着西方交谊舞弥漫了城镇的大街小巷，歌舞厅、音乐茶座、量贩式KTV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画面充斥着我们的影视舞台，污染着我们纯洁的眼球和心灵；浓妆艳抹、靡靡之音乃至赌博和吸毒等酿造出的暧昧和色情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生活，涣散着我们的精神和斗志。我甚至觉得这简直就是对高雅舞蹈艺术的一种不可饶恕的亵渎！连我都不屑与之为伍了。

    就在许多有良知的人对舞蹈的前景感到担忧时，广场舞的出现犹如一阵清风，吹散了我们心头的迷雾与阴霾，荡涤着尘世的污垢与暧昧，为高雅的舞蹈艺术与民间舞台的结合架设了健康快捷的通道。

    广场舞蹈是自娱性与表演性为一体，以特殊的表演形式、热情欢快的表演内容、以集体舞为主体来表演的舞蹈形式。据艺术史学家考证，广场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被誉为“舞之母”。它源于社会生活，产生在人民群众之中，群众是广场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广场舞蹈，而且发展了广场舞蹈，使这一民间艺术之花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代代传承，世代相沿，久盛不衰。它是舞蹈艺术中最大的一个子系统，几乎遍布了祖国每一个角落，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上世纪初，广场舞曾一度在拉美地区风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传入中国，并和中国民族舞蹈结合起来，形成颇具中国民间特色的“广场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在县以上城市建立了许多文化广场，广场舞也悄然兴盛起来，并逐渐从乡村走进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亮点和风景线。

    现在，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空气清新的早晨，还是灯火初上得傍晚；无论是富丽时尚的城市广场，还是偏僻简陋的乡村晒谷场；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雨雪微扬；我们的目光都会被一阵阵节奏铿锵、旋律优美的音乐牵引着，投向那几十人乃至几百人组成的广场上集体舞者。虽然他们的年龄悬殊、有男有女，他们的身材高矮不等、胖瘦不均，他们的服饰色彩凌乱、式样各异，他们的舞蹈动作参差、节奏散乱，也许周边还有许多闲散的人在围观、在议论着他们舞姿的短长，但他们心里丝毫也不在意，他们尽情地舞着，忘情地跳着，骄傲地宣扬着他们的健康，飘溢着他们的快乐……我们曾有幸采访了几位广场舞的组织者，也和许多广场舞的爱好者有过交流，对他们长期坚守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十分钦佩。我也曾试图加入他们的行列，但都和前几次开始锻炼身体一样半途而废了。我总是找各种借口，譬如工作忙、应酬多等，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对懒惰的一种放纵和对健康的一种漠视，没有我的采访对象们那样有毅力。他虽然当兵出身，以为自己的身体很棒，拼命工作，但一场大病让他大彻大悟，从此开始跳起了广场舞。起初只是他一个中年人，而且是个男人，站在一群老太太们的身后邯郸学步，还有些不好意思，接着他就拉来自己的夫人陪着，再后来就邀请一帮亲戚朋友加入，让原来只有十几个人的广场舞群体增加到近百人，他也有一个初学者成为一个舞步娴熟的领舞者、组织者，成为他们的“头”。他给这个群体分班编组，选出班长、组长，规范管理。由于人数不断增加，人员的组成也发展成老中青都有，他就让一些骨干带领一部分人就近选择宽阔的场地，他定期轮流到各个点去指导。也就是两三年时间吧，一传十，十传百，县城一下子冒出了几十个广场舞活动点，政府、公园的广场，中小学的运动场，乃至一些大型商场的门前，都有他们舞动的身影。离退休干部职工加入了进来，城里的市民加入了进来，进城务工的农民、陪读的父母等也加入了进来。广场舞在以几何倍数扩张、蔓延，特别是那些进城务工、陪读的农民，他们将广场舞带进了乡村，传给了自己的村邻和姐妹。于是，新农村的水泥地上、废弃的公路上、村小学的操场乃至农民们晾晒谷物的打谷场等都成了广场舞展现的领地。没有人计较他们的舞步美不美，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节奏准不准，只有优美的音乐、飞舞的尘土、挥洒的汗水炫耀着他们的健康和快乐。

    是否可以这样说，广场舞的风行预示着全民健身时代的来临。它让那些整天沉迷于麻将桌上、爱唠叨东家长西家短的城乡男女，纷纷抛弃陈规陋习，离开牌桌，走上广场，用运动和音乐愉悦自己的心情，健壮自己的体魄，把快乐、健康与和谐撒进千家万户。

    广场舞的流行也引起了年轻女性和男人们的重视，他们的不断加入使广场舞队伍迅速壮大。许多地方政府也已经行动起来，给广场舞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譬如举办广场舞大赛，邀请他们参加文艺演出、社会活动等，让广场舞风行民间、风行中国、风行世界……放飞许愿灯许愿灯也叫孔明灯、天灯，相传是诸葛亮（字孔明）所发明。当年，诸葛孔明被司马懿围困于平阳，无法派兵出城求救。孔明算准风向，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讯息，其后果然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另一种说法则是这种灯笼的外形像诸葛孔明戴的帽子，因而得名。故民间有节日放孔明灯祈福之俗，后被商家看中，也作为广告宣传之用。

    前几日傍晚去公园散步，看到少男少女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点蜡烛、放许愿灯，我走过去，看见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正在指导一个买了他许愿灯的小姑娘放灯，嘱咐她要选择地面空旷处，蜡烛要固定好，防止引发火灾等。许愿灯就像一个折叠的布袋，打开来，两根呈十字型的铁丝撑开袋口，将袋口朝下，把一块火柴盒大小的蜡烛放在十字处，在布袋上写上许愿或祝福的话，将蜡烛点燃，等布袋内渐渐充满热气，膨胀成一个气球，感觉布袋有上升趋势时再慢慢松手，许愿灯便徐徐飘升至一定的高度，很快成为天空中的一个点，也将他们的心愿带上了蓝天。如是无风的晴天，还可以飘升到1000米左右；待蜡烛燃尽时，又会徐徐降落。东湖公园水域广阔，地势空旷，环境怡人，来休闲漫步的人很多，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看到了许愿灯，都非常好奇，争相购买。女孩们放飞一盏盏许愿灯，希望自己越来越有魅力，能有称心如意的好伴侣；男孩们则祈愿自己能谋到一份好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学生们更是忍不住了，也放飞一盏盏许愿灯，期望自己学习进步，生活快乐；就连老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点起一盏许愿灯，祈望自己身体健康，子女平安……一盏又一盏许愿灯徐徐飘升，布满天空，若满天繁星，似灿烂银河，点缀着深沉的夜空。微风过去，许多灯慢慢飘到了城市的上空，飘到了千米空中，迅速被城市的灯光淹没了，但新的许愿灯又接二连三地冉冉升起，这寂静、安宁、略显微弱的灯光，带去一个又一个或崇高伟大或普通平实的心愿飞向远方。

    夜色渐深，掠过湖面的风更加使人感到早春刺骨的寒意，公园散步的人也渐渐散去，男青年整理完东西后，又打开一盏许愿灯，一边在灯上写着什么，一边小心地点燃蜡烛，像对我也像自言自语地说：“我也给自己点一盏许愿灯吧，祝愿我也能变得越来越聪明、健康、阳光！”

    男孩直起腰，两手倒抓着袋底，许愿灯渐渐被热气充满，烛光映照下，男孩的脸上始终充满着灿烂的微笑。男孩一松手，许愿灯缓缓地飘升起来，载男孩的梦想飘向了广阔的天空……于是，我也在心里放飞了一盏许愿灯：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陪读也成风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许多县城中学尤其是重点高中的附近，悄悄地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群体——陪读者，这些陪读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们，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把那些读书的孩子伺候得周周到到、舒舒服服，同时严厉地管束着自己的孩子，不允许和社会闲杂人员来往，更不允许踏进游戏室、网吧半步。当然，他们更关心的是孩子每次考试的成绩和名次，是进步还是退步等。

    因为一切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所以这些陪读的家长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爱好，甚至没有完全的自由。孩子上学去了，他们就忙家务活，烧洗买汰；孩子回来了，饭菜已端上了桌子，惟恐他们吃不好；孩子休息了，他们在一边守着，到时间再喊他们起来上学。孩子们也很辛苦，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到高考前，甚至只睡3、4个小时。家长们更辛苦了，早晨要提前起床，做好饭菜，烧好热水，看时间快到了，才叫孩子起床，尽量让孩子多睡一会儿。要是哪天一不留神睡过了时，老师批评，孩子发火，家长们除了自责就只有自责了。上午的时间还好打发，下午和晚上就更加难熬了，尤其是漫长的冬夜，必须等孩子回来了才能睡觉。他们不看电视，不用电脑，怕自己看孩子也有了玩的借口。他们原来都有自己的工作，收入也很丰厚，但为了陪孩子读书，现在都主动放弃了。许多人实在闲得无聊，到附近的商场、超市打零工，到培训机构学电脑、学会计，或者偶尔到棋牌室打打麻将等。但只要孩子的成绩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便立马停一切活动。于是，看书、写作，重温儿时文学之梦，或者做鞋、织毛衣、十字绣，重拾传统女红手艺等，便成了他们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

    陪读的人多了，租房的人也多起来，但周边的房源毕竟有限，房价便也不断上涨，许多人干脆狠狠心在城里买套房，举家迁入，做了城镇居民。这样，高中陪读，短则要3年，也有孩子一上幼儿园就被送进城里的，陪读至少要十几年了，个中的酸甜苦辣是不言而喻的。但只要孩子成绩能不断上升，将来能考个本科（最差也要考个大专吧），他们吃的任何苦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孩子争气，考取了重点大学，家里大摆酒席，大宴宾朋，觥筹交错中听得一片赞扬之声，好不风光！若是孩子马失前蹄，只考了大专院校，家长们多半不会声张，悄悄地送孩子出去读书。当然，也有孩子顽皮的，平日里逃学、作弊、起哄等，就是不想读书，家长们软硬兼施，办法用尽，结果只勉强弄了个高中毕业证书，家长们感到无脸见人了，灰溜溜地回家了。

    其实，陪读的事古已有之，那时富家公子读书哪个没有书僮陪着？只是到了今天，陪读的已不再是书僮而是父母长辈了。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放弃了自己的前途，甚至花光了自己辛苦攒起来的所有积蓄，为的是子女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一个起码要超过他们自己的前程。懂事的孩子理解了父母的一片苦心，勤奋攻读，学有所成，让父母倍加欣慰；不懂事的孩子则只顾自己玩得快活，大学考不上，恶习染不少，父母的希望最终成了竹篮打水，只好一声叹息。也有的父母自己抗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或红杏出墙、或沉湎赌博，弄得夫妻反目成仇，本来成绩很好的孩子也受此牵连，干脆破罐破摔，最后落了鸡飞蛋打、妻离子散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相对来说，城市的教育资源比农村要好些，农民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市读书也没有任何不妥，但我总觉得，这种承包式的陪读有许多欠缺的地方，一些孩子因为父母过于呵护，读大学时还不能独立生活，不能自理自立，有的甚至还要求父母到大学陪读，就多少有些不应该了。这些孩子们一旦走出校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还能适应并生存吗？不能等到这时候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才想起来后悔啊！

    陪读是父母的无奈之举，更是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大忌。为了您的孩子能早些自理、自立、成才，还是早一些放弃这种“包保式”的陪读为好。

    徽文化的烙印

    我对徽州的记忆是从参加祭祀开始的。

    每年清明节、过年等祭祀祖先时，奶奶总不忘叮嘱一句：要邀请一下“徽州的老姑奶奶”。开始时，我们都不理解，按照传统习惯，我们只祭祀男性祖先和他们的妻子，像那位“徽州的老姑奶奶”，早已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了，娘家人是不需祭祀的，为什么还要我们当作祖先来祭祀呢？奶奶说这是我老太公留下的“规矩”。因为这位“徽州的老姑奶奶”是被我老太公做主远嫁入徽州的，而那位“徽州的老姑爷爷”成天在外奔波，根本无暇顾及他家中的妻子，她想家而无法回家——试想一下，一个年轻的小脚女人，没有别人的帮助，是很难独自一人回娘家的，更何况那位“徽州的老姑爷爷”也根本不允许她回家，更不用说送她回娘家了。没过几年，她就在身处异乡的孤独和对家乡亲人的强烈思念中抑郁而终。我老太公去奔丧时偶尔听周围邻居说起此事，良心大受谴责，才在他女儿的坟前许下诺言，让女儿的魂灵跟着她回归故里，逢年过节，让后人们祭祀时邀请她一声。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徽州离我们十分遥远，就像我的祖先朱熹和我们一样遥不可及。我甚至一直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徽州，一直感谢我英明的祖先早早地走出了徽州的大山，来到了人丁兴旺、水陆交通便利的鸠兹。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面的拓展，我对徽州的理解也由零散而日渐丰满起来。我知道：那儿不仅仅有连绵的群山、茂密的树林、灰色的高墙、幽深的宅院、裹着小脚的女人和高大威武的贞洁牌坊等，那儿还有我的祖先朱熹和他以“伦理常纲”为核心的程朱理学；还有“师法自然，寄情笔墨，大胆创新”的新安画派异军突起及一代宗师黄宾虹；还有“四大徽班”由扬州进京后诞生出的国粹京剧！还有独树一帜的徽派建筑，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富丽堂皇。此外，还有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徽派版画、徽州刻书、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徽州漆器、徽州竹编、文房四宝、徽菜、徽州民俗、徽州方言等，几乎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七八岁，往外一丢。”如果说这歌谣反映了徽州生存环境艰难的话，那么恰恰是这种艰难逼迫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自谋生路，由此而成就了许许多多像胡雪岩一样的“徽骆驼”，他们拼搏奋进、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完成着“徽商”们一个个富可敌国的神话。他们用自己创造的财富，在交通闭塞的徽州建起了一座座美丽的村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如保存最完整的古村落——西递、宏村，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的旅游胜地——黄山。

    如果说，当年是应天齐的版画和电影《徽州女人》等揭开了徽州神秘的面纱，把她的魅力集中展示在世人面前的话，那么2010年一场《芜湖月？中华情》中秋晚会，则再次向华人世界展示了徽州风情的神秘魅力和徽文化广博、深邃的独有特色。古老的徽文化已浸染了整个江南，侵入我们“大徽州”人的细胞和骨髓，成为我们进取的动力源泉。在我的“徽州老姑奶奶”悲剧结束不到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公路、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线等交通网线和现代交通工具迅速到达徽州的任何一处腹地。

    生长在“大徽州”文化侵染下的当下芜湖，我感觉自己早就被幸运地烙上了徽文化深深的印记。

    马头墙的威力

    “青砖小瓦马头墙，灌木回廊绣阁藏。”这些明清徽派风格的建筑在江南古镇几乎随处可见，青色的砖、黛色的小瓦、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等，更是将江南民居点缀得风雅别致，一直颇受文人墨客们的喜爱，特别是国画家、摄影家们的追捧。这些粉墙青瓦、卵石窄巷的小镇夹在现代建筑群中虽然显得颇有些破败，但我依然喜欢在这样的小镇上漫步，并且对这些马头墙情有独钟。因为马头墙的“马头”通常被徽派建筑设计师们设计成“金印式”或“朝笏式”，表达了主人对“读书做官”的向往和追求；再就是“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汗马功劳”等成语风行至今，也显现出人们对马的崇拜和喜爱；若是登上山顶，俯视整个山村，那高低起伏的马头墙会使人产生一种“万马奔腾”的动感，隐喻着整个宗族的生气勃勃，兴旺发达。

    其实，马头墙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防火的，所以又称风火墙、封火墙、放火墙等，专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在山高林密的皖南，土地比较少，村民们又聚族而居，民居建筑密度较大，建材多为木料，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引燃整个村落，而高高的马头墙，能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起着隔断火源的作用。因此，马头墙被设计师们广泛运用着，逐渐成为徽派建筑的典型风格。

    然而安全的日子毕竟多些，发生火灾的时候总是少见，所以更多的时候，马头墙只能安静地沉默着，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听得多了、久了，连我也不免生出些疑惑：马头墙真有那么神奇？等我真的亲眼目睹了老街的一场大火之后，让我对马头墙肃然起敬。

    那是不久前的一日凌晨一点多，我忽然被一阵喧闹声从睡梦中惊醒，睁眼看时窗外已是一片火光：不好！肯定是哪儿失火了。我赶紧爬起来去看，原来是马路对面的几间民房着火了，烈焰滚滚，火光冲天，束手无策的居民们正焦急地等着消防车的到来。有性急的居民早到了主干道去迎接消防车，有精明的居民纷纷去叫醒车停马路上的车主，让他们迅速将车子挪开，还有的居民已经找到了平时不易被发现的消防栓，焦急地等着消防车的到来……很快，两辆消防车闪着警灯来了，但老街上停满了汽车还没完全挪开，街道上空凌乱的电线阻挡着消防车的前进，但消防车还是在军民合力下艰难地行进着，并很快就将水枪喷向了火焰。此时，四间着火的徽派平房已经熊熊燃烧，屋内堆放的塑料制品、棉花、窗帘、被褥、电线等已被烈火席卷一空，木窗、木门、木梁柱等也被烧得啪啪爆响，肆虐的火龙正向两侧、屋后的房屋猛扑。这时，着火平房两侧的马头墙发挥了作用，无论火焰腾起多高，无论火势如何向两侧攻击，都无法燃及紧挨着的两侧民房。然而，火焰并不示弱，不断地向后面相距一米多的民房冲击，消防员们立刻将水枪拖进后面的小巷，前后夹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扑救，猖狂的火魔终于低下了骄傲的头颅，偃旗息鼓了。这一次，我才真正见识了马头墙防火的威力，若不是马头墙的阻隔，整个一条老街有化为灰烬的危险。

    错落有致、黑白辉映的马头墙，不但有一种明朗素雅和层次分明的韵律之美，更凝聚着中国建筑设计师们聪明才智和建筑艺术的精华。

    铁匠与画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康熙年间，天下已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多被遣散，随军铁匠们也陆续回乡务农、经商，生产恢复，市场兴旺，经济也渐渐开始复苏起来。此时，江苏溧水的铁匠汤鹏（字天池）也因不满足于打制简单的农具，而思考着提高锻铁成钢的技艺，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他携儿带女，辗转来到了慕名已久的干将莫耶铸剑之地——芜湖。

    芜湖位于长江南岸，依山伴水，风景秀丽，境内赭山、铁山和神山等处都曾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据《芜湖县志》记载，战国时期楚国有名的炼铁大师干将，曾来此处炼铁铸剑，至今仍有火炉山、淬剑池、干将墓等古迹留存；宋明之际，芜湖冶铁技术已著称于东南，到了明代就有了“铁到芜湖自成钢”的谚语。当汤鹏来到芜湖时，包容的芜湖铁工们不但没有拒绝他、排挤他，而且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将芜湖铁匠们先进的铁工技艺——善喂铁，去渣滓，看火候，听声音，直至生镤锤成钢——传授给了他，从而使铁画的产生成为可能。

    风箱缓慢而有节奏地抽动着，在炉膛里吹起一阵阵激情燃烧的火焰，汤鹏一手将烧红的铁块放在砧子上，一手用小锤敲打着、引导着，几个徒弟也挥舞起大锤使劲地捶打着，将一块块生铁锻造成菜刀、剪刀、镰刀、铁锹、铁犁、门环、锚链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回头客。漂泊的汤鹏终于以他的勤劳和好学在芜湖的厚土上生存了下来。

    汤鹏与国画大师、姑孰画派创始人箫云从为邻，他的铁匠铺前免不了常有许多文人雅士流连，如汤燕生、僧人一雨、渐江、彭俊等，他们或是从各地逃避战乱而来的文人雅士，或是被清廷通缉的明朝遗臣，虽然沦落民间，寓居陋巷、庙庵，但他们都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于是，他们寄情笔端，挥毫作画，多远山、淡水、怪松、奇石、老梅、修竹、秀兰、细柳之类，表现了高尚脱俗、守节不屈的情操。他们的诗画在当时很有影响，但普通民众知之甚少，那么，如何让这些阳春白雪似的高雅艺术作品走进下里巴人的生活？汤天池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单枝铁花和铁花灯的内容移植在一起，制成一种新的铁的工艺品——铁画。正是这一个大胆的想法，让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邂逅，一次注定将名垂史册、彪炳千秋的邂逅。当他把这一想法试探着告诉邻居箫云从时，得到箫云从的大力支持，箫云从按锻铁特点运用了“减笔皴”的笔法画出画稿，供汤制作铁画，汤鹏由此技艺迅速精进。高手铁工与艺术家的结合极大地拓展了铁画的艺术天地，达到了“铁为肌骨画为魂”的境界，铁画以其精湛技艺征服了许多文人与诗家，他们纷纷赋诗、著文赞诵，铁画很快就成为室内陈设、馈赠友人的绝美佳品，成为我国民族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普遍欢迎。

    从干将冶铁铸就天下名剑，到汤鹏捶铁开创铁画先河，从奇瑞汽车打响民族品牌，到方特欢乐世界掀起动漫狂潮，芜湖人始终以创新的精神走在时代的前列。

    书香绵绵的记忆

    许多年来，读书人一直很受人们的尊重，故民间有“三代不读书，不如一头猪”之说；而能写出一手好文章的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更是令人敬佩不已。所以，当我们呱呱坠地，父母长辈都对我们读书寄予了厚望。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但那时家里穷，连一本小人书也买不起；学校除了几本课本外，再没有任何课外书籍可看。更多的时间是开“批林批孔”会议，或者参加义务劳动。因此，我们的作文、周记等除了抄报纸以外，就只剩下几句空洞的口号了。小学毕业那年，来了位刚平反的“右派”老师教语文，虽然我们开始时很看不起他，有的同学还和他顶撞，但几个星期后，大家都不得不佩服起他来。他讲课精彩，知识渊博，许多东西是我们感兴趣却从未听说过的。体育课时如果是下雨，或者自习课时，他就给我们讲故事，《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等就是我们最早听说的故事。让我们对他产生崇拜之情的是他教完方志敏的《清贫》一文后，和我们一道当堂写了篇读后感《<清贫>赞》，我们绞尽脑汁也没写出300个字，但他的这篇下水作文（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下水作文）不久就在《安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二年又 被选入《初中毕业总复习》一书，作为读后感的范文。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也点燃了我们的读书热情和写作激情。有事没事，我们都会找几本书看看；有时间没时间，都要写点日记、周记类的短文。奇怪的是，打那以后，觉得社会上可看的书渐渐多起来，除小人书外，名著、期刊也多起来。初一时，我读过一本无头无尾的书，写许多英雄好汉相聚一处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事，觉得很过瘾，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再就是初中毕业前，为了学好语法，就向同村一位高中毕业回乡的青年借他的那本《现代汉语》（安徽师范大学张涤华主编），觉得不错，就想买下来，但他死活不愿意。我就每天放学后去找他，连续磨了两个星期，最终感动了他，以原价转让给我。班上有位女同学喜欢看长篇小说，她家境好，父母给她买了许多书，她连上课都偷着看。一到放假，我就找她借，到上中师前，像《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像《安娜？卡列丽娜》、《复活》等外国名著，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生》、《高山下的花环》等当代名著，我都曾匆匆地浏览过。上师范后，学习的压力小了，我就开始看课外书，那时，学校的藏书也对外开放了，许多所谓的“禁书”也都摆上了书架，对外出售或借阅，星期天则步行20多里到市图书馆看新的报纸期刊。四叔买的那套蔡东藩编纂的“演义”系列，从《封神演义》到《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等，几十本书，我都陆续浏览了一遍，对中国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像《说岳全传》、《老残游记》及古代四大名著等也都节衣缩食各买了一套珍藏起来。

    因为上中专后又上了两年大学，有机会在芜湖生活了6年，所以接触报刊书籍的机会也多起来。像《人民文学》、《收获》、《小说月报》、《文学报》及许多文学杂志及报纸副刊都是爱读的。大概从1979年起，每年在全国获奖的中、短篇小说我都是必读的，《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也是每期都买，我喜欢王蒙、刘心武、张承志等作品，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一半是女人》、莫言《红高梁》系列等我也读了好几遍，像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也有涉历，像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之类的痞子文学我也并不盲目排斥……广泛的阅读让我大开眼界：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啊！

    因为知道农村的书刊比较少（除了名著外，当下畅销流行的书刊并不多），所以我的工资除了生活费外，绝大部分都用来买了书刊，再就是稿纸、信封和邮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的发展也渐渐赶上了时代的步伐，道路向乡村延伸，交通四通八达，居住农村和城镇已没有太多的区别。学生的书包里早被各种课本和辅导资料塞满了，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里图书丰富、报刊齐全，根本无法读完，以至于人们都大声疾呼要“给孩子减负、给学校减负”了！就连我的书橱虽然增加了好几个，但仍然塞不下，不得不在两次搬家时舍弃了大半。新的书刊每年都在成倍增长着，比起改革开放前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书刊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像《哈利波特》、《鬼吹灯》之类的许多书刊也只能匆匆地浏览个大概了。

    书刊看多了，就有了舞文弄墨的冲动。因为文学很神圣啊！在90年代前后，如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或是能获个省市级的文学奖、出本个人专集之类，就是农民、待业青年也能被转为国家干部（或事业单位人员）而倍受尊敬，升官也比别人容易。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就有好多是这样的人。我始终认为自己能离开农村进城工作，也与写作密不可分，算是沾了点文学的“光”吧！这几年，网络的发展带来了博客、微博、论坛的兴盛，只要能认字的人都能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大作；印刷业的发展带来了书刊的飞跃，想出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文学已不像以前那样神圣了，文化部门也被看作“弱势部门”，其社会地位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比其他行业几乎没有任何优势。文学回到360行，成为1/360，我却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事，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文化市场繁荣了，书刊也是浩如烟海，当然也免不了良莠不齐，真正的好书却渐渐少了。比如我，在1997年出版小小说散文集《太阳雨》后，至今已连续出版了7本书，虽然文章的质量一本比一本高，但影响却似乎一本比一本小，特别最近出的书，除了圈子内的人偶尔提及外，更多的人却说只看过我的第一本书。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了。一是现在出书容易，成本低，自费出书许多人也能出得起；二是现在出书的人多了，老百姓、官员、社会名人等什么人都出，就连工作报告也能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大不了搞个“签名售书”呗；三是许多书为了市场销售，一味地迎合读者，或人为炒作，结果昙花一现。然而，时间总是最公正的，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是真正金子：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则永远地留存在当代文学史中，时常被读者提起。更多的书刊（包括我的文集）都无法摆脱像“白云大小姐”《月子》一样的命运。

    文学的路是艰难的，漫长的，耐得住寂寞的作者们依然笔耕不辍，就是我也从来没有过放弃读书和创作的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许多像我一样的人，不气馁，不放弃，不抛弃，才使得文学作品的数量每年都在不断上升着（其中也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它不但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我们的电影电视、戏剧舞台等增加了鲜活的内容，文学百花园也变得姹紫嫣红，香飘五洲。

    说书听戏看电影

    也许是出生于农村吧，我对钢琴、咏叹调等总是敬而远之，但对说大鼓书、唱老戏、闹花灯、根雕、彩绘等民间文艺却兴趣浓厚，以为那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有次，村里来了一位说大鼓书的艺人，被村民们偷偷留了下来。晚上，社员们都聚在地处偏僻的老张家，点着煤油灯，听那人一边敲鼓、打快板，一边说书、演唱。那人声音沙哑着，往往说到精彩处就嘎然而止，停下来喝口水，抽根烟，老张就拿着锣朝听书的人收钱，一分、两分的硬币投进去发出清脆的响声，也有大方的放上一毛、二毛的，没钱的人往往早借故溜出去方便一下。当然，我们小孩子是可以白听的。那天说的是瓦岗寨，正说到精彩处，忽然停了：原来是大队书记来了，说有人举报这儿在搞“封资修”，大队书记在查看了说书艺人的介绍信后，还是将他的鼓没收了。于是，我们大家都懊悔地回家，心里直骂那个举报的人多事，恨不能将他找出来揍一顿。后来，听收音机里刘兰芳说《岳飞传》，那情节扣人心弦，那演绎惟妙惟肖，一到说书时间大家都早早地等候在收音机旁，可以说简直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再后来，相声、小品火爆起来，那表演、那说学逗唱常令人捧腹，也令人深思，这些都是当年的那位民间说书艺人无法可比的，但不知怎的，我还会时常想起他来，是他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欢乐，是他让我知道了程咬金的故事……看戏是农村最热闹的季节，多半在年节和农闲时候，也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大人们为了能高高兴兴地看戏，往往给点零花钱打发走我们，而我们本来就对看戏没兴趣，也乐得在那热闹的地方疯玩，累了可以买我们喜欢吃的甘蔗、糖果等零食。虽然现在看戏的机会少了，但偶尔在农村搭台唱戏，或是送文化下乡演出时，来看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老头、老太等还是热情高涨的。

    看电影则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事了，像《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奇袭白虎团》之类的黑白战争片，我们往往连着看了好几场，每场都要跑十几里、几十里的夜路，看完了就模仿电影里的样子玩打仗的游戏。有次学校外面放电影《大闹天空》，是彩色的，我们硬是在那儿等着，晚饭没吃，直等看完了电影才回家。那年春节，彩色电影《红楼梦》在县城首映，刚刚分田到户吃饱肚子的农民们纷纷结队前往县城看电影。由于来去人多，公共汽车又少，许多人都挤不上车，大家并不泄气，少数几个有自行车的人就骑车去，没车的人就三五成群地结伴步行。到城里一看，电影院门前更是人山人海，白天的电影票是一张也买不到了，大家就拼命地在售票处窗口外挤，买深夜放映的电影票，然后就在大街上闲逛，看热闹。我们几个跟着大人跑来的小伙伴则在当晚最后一场开映后20分钟，被好心的电影院阿姨悄悄地放了进去，靠在后面的墙壁上看。看完电影后已是凌晨时分，无处住宿，也无钱住招待所，我们又甩开大腿向30公里外的家步行。由于没有手电筒，也没有路灯，我们只能借着微弱的星光摸索着前进，回到家时，天已大亮。这种状况很快便得到了改善，原因是城里的电影院多了，农村人群密集区也盖起了简陋的电影院，上午放港台录像，下午唱古装戏，晚上则放电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基本上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因为农村影院、剧团等条件差些，所以每次进城办事，我们总是要挤点时间，找个条件好的电影院，认认真真地看一场电影过过瘾。

    电视的出现是一场革命，也是一次大的飞跃。现在早已超过户均一台的水平了。电影、电视连续剧、戏剧、歌舞等节目每天都有，种类多，品种全，任何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看的节目。人们再也不需要外出看电影、电视、戏剧了，只是偶尔远近闻名的剧团和演员来了，或欧美大片来了，人们才会涌进城市影院先睹为快，但早已没有当年一票难求的盛况了！乡村舞台、剧院纷纷被改作它用，有的连半点痕迹也没有了；有线广播、收音机等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群众舞厅、桑那浴室等也蔓延到了乡镇。进入新世纪后，电脑发了疯似地普及起来，中小学有专门的微机教室和授课老师，家家户户拥有电脑的比例也达到了30%以上（这一比例在城镇则要达到70%以上）；网吧、茶楼、咖啡店等也在你想象不到地方悄然现身，MP3、MP4、各种磁带和光碟、平板电脑等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最新的流行音乐和影视，网络电影电视更让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影视；电视、网络的现场直播让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了北京奥运会的精彩竞技和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看到了神舟载人飞船一次又一次在宇宙的英姿，共同见证了中国人迈向太空的第一步……当然，如果我们高兴，还可以用手机给自己来段TV，发条微博，并且马上可以传遍全球。美丽的农民小区和乡村别墅，通达的道路和便捷的交通，让城市和农村几乎联成一体。将来，有没有湛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才是城市和乡村最显著的区别。

    艺术让我们的生活流光溢彩，让我们的人生绚烂多姿！

    网络改变生活

    从邮递员送信到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微薄、电视现场直播等，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让信息的传递一个比一个方便，一个比一个快捷。记得小时候，我们获得信息多半依赖于广播，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要是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也是很令人羡慕的事。可以掌握最准确的“北京时间”，校对我们钟表的走时是否准确；可以获得国内外的最新消息，比如越军恩将仇报，时常骚扰我边境人民，我人民解放军奋起还击等；可以听港台的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还能欣赏到优美的配乐诗歌、散文朗诵，《四月的纪念》、《风流歌》等我就是根据录音记录下文字的，并在全校传抄；夜深人静时，戴上耳机，独自欣赏着精彩的广播书场和广播剧……记得在师范读书时，四叔家买了一台带录音的收音机，原来的一部小半导体收音机听得少了，我便硬着头皮找四叔要了来。为了节省电池，我将手电筒用过的大号电池成倍地连接起来，用木盒装了，用电线外接进去，用尽最后一丝电力……2000年，我参加《故事会》的创作培训班时，发了台带天线、能收各种波段的收音机，我才忽然想起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却怎么找也不见了踪影，大概是搬家时失落了。

    村里有几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了，在村内外成了新闻。假期回家，我便也和弟妹们一道过去看。夏天屋里热，主人就将电视机放在大门口，全村男女老少几十个人坐在操场上边纳凉边看电视，或屏声静气，或开怀大笑，另有一番趣味。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演到凌晨，而农村风俗是家家户户在除夕夜24点前要关财门，在外面的人必须回家，在别人家的人也不准开大门了。因此，每年看完晚会都要挨父母的几句数落，每次离开邻居家时都要从后门回家，这种状况直到我结婚时才结束。我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每年早早地吃过年夜饭，便拖儿带女，叫上几个妹妹一道到我学校的家中看晚会。学校的同事们都陆续换上了大彩电，母亲来了也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便力劝我也买一台彩电，将黑白电视给他们带回老家看。女儿大了，也吵着要买彩电，我就挤出点工资来买了台彩电。女儿高兴了，母亲也高兴了，都不用再到别人家去看电视了。2002年，我搬家到县城前，先帮助母亲盖好了三间明亮的瓦房，将一房半新的家具丢给了他们，还给他们买了一台新彩电和VCD机，树起了高高的天线，买了许多戏剧光碟，母亲也能和村里许多人一样能看新闻、听戏剧了。

    再就是报刊。与城里相比，乡下的报刊永远是滞后的，这一点我感受尤其深。日报变周报、周报变月报那是常有的事，等我们看报上的新闻时在城里早成了旧闻。我订阅过报刊，也送过报纸；经常往外寄信，也每天盼着来信。对于投递的迟缓是苦乐皆知。农村地广人稀，道路远且很坎坷，遇到雨雪天就更难了。邮递员为了投一份报纸往往要走十几里路，所以大家也能理解，多半只要不缺斤少两也就算了。我那时放弃写新闻而专搞文学创作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写新闻要外出采访，写成后要征求当事人意见，还要送领导审阅，盖上公章，才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往外寄，一篇三五百字的小稿要来回折腾好几次，跑几十里路，等“三天打鱼四两天晒网”的邮递员来带走，往往到编辑手里早已不新鲜了。如果亲自送到报社当然会快些，路远花钱不说，平时上课也根本没那个时间，即使登出来，与花费相比也是入不敷出，最终还是慢慢放弃了，一心搞文学创作。毕竟文学创作是个体化劳动，文学作品的时效性弱些，样报样刊、稿费等来迟几天也无大碍，可以等星期天或出差的机会一次性办理。因为进城的机会不多，所以每次进城都要到书店看看，在报刊亭翻翻，买些书刊杂志回去阅读，再弄点信封、邮票储存着，顺便将自己创作的小说散文按上面的地址投给相应的报刊，陆续也发表了一些。2001年，我正式“换笔”——用电脑写作了，偶尔也浏览一下网上新闻。2002年，我调到县里的新闻单位工作，开始编新闻和副刊，采访成了我的本职工作，有的是时间，投稿也有了传真机，即使仍然邮寄也因在县城而方便快捷了许多。给有条件的编辑则用电子邮件投稿，又快又方便，邮票和信封从此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有一次，《安徽日报》编辑约我写一篇新闻，我加班到夜里9时才完成，鼠标一点就发了过去。看了也清爽。若是用电子邮件发过去，对方采用时直接下载，也省了重新打字校对的重复劳动，出错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以至于现在许多时尚畅销的报刊杂志打出了只接受电子邮件投稿的启事。党政机关、系统内部也纷纷推出电子政务，不再搞纸质文件的旅行，一切都在网上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电脑和网络使资源的节约和共享成为现实。

    通讯的发展与时俱进着，尤其以改革开放后发展更为迅速。从古代的专人送信、鸿雁传书，到今天的电报电话，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信号不稳、通讯不畅，在一些乡镇的党政机关、部队连排是常见的事实，寻常百姓传递信息基本上全靠邮政局来完成。一般外省城市间通信没有4天是收不到的，要是住在偏僻的乡村，一封信投递了个把月也是常有的事。关于投递大学、中专录取通知书等不及时而引起的矛盾纠纷时常见诸于报端，有的人一生都因此而被耽误了，到现在还有人在打官司。但现在好了，电话很快通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BP机也人们的裤腰带上风流过几天，很快就被功能强大、性能优越的手机替代了。据报道，中国人均手机占有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几乎是想要的人都有了。于是，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打工，但对家里老人身体的健康状况，孩子的学习成绩进退，村里做了哪些实事等，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以前需要当面交谈的，现在不用再受奔波之苦；以前需要书信联系的，一个信息就能说清楚。特别是电脑的普及、英特网的开通，使大家的联系更加方便，电子邮件、QQ聊天、视屏对话等，让大家都有面对面谈心的感受。网络几乎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儿有我们感兴趣的新闻时讯，有我们需要的背景资料，有我们传递各种信息的渠道，有供我们娱乐休闲的各种游戏，有我们发表意见的灌水乐园，有我们抒发情感、展示自己才华的写作空间……想看的报刊，想查的资料，想用的软件，想玩的游戏等，只要一搜索就“你有我有全都有”了。过去那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理想，今天完全变成了现实。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我们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无论想做什么，需要什么，电脑、互联网都能给你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优质的服务。使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国人的一种新民俗。

    江南小雪轻轻飘

    在我们老家——沿江江南，每年若是不下几场像样的大雪，那是不能叫作冬天的。

    西北风一来，太阳就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或者即使有太阳，照到人身上也是苍白无力，没一点温暖的感觉。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凛冽，最后竟然吹起了尖利的哨子，像个无头的苍蝇似的满世界乱窜。无论穿多厚的衣服，只要往风口一站，风便无孔不入地直刺肌骨，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似的。于是，我们喜欢呆在屋里，开着暖气，很少外出。实在非出门不可了，也是皮棉帽、皮棉衣、皮棉鞋、皮手套等，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心理直盼着冬天能尽快过去。

    忽然间，我们发现有一天夜里竟然听不到风的啸叫声了，睡在床上也感觉格外地暖和，甚至还淌起汗来，好像春天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我们身边。早晨醒来，推开门窗，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睁不开眼，原来，大地上不知何时已被一层洁白的雪覆盖了。屋顶上、树木上、道路上、田野上，到处是一片纯净洁白的世界，就连空气也变得格外的清新和湿润。山川河流的轮廓模糊了，脏乱的村景也因白雪的覆盖而美丽起来，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闹着，诉说着它们的喜悦。孩子们更高兴了，兴高采烈地拍雪人、打雪仗，互相追逐着、嬉戏着；或者像闰土那样，扫开一块雪地，用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撒些稻谷，诱捕饥饿的鸟儿。对孩子们的这些游戏，年轻人是不屑一顾的，姑娘们爱打着伞在雪中漫步，小伙子们喜欢光着头在雪地上奔跑，让纷纷扬扬的雪花淹没他们身后的脚印，体验情趣，追求浪漫。老人们比较沉稳，他们多站在门窗前，或盘算着眼前的大雪可能对生活、生产的影响，或预测着来年的雨水、虫害与粮食的收获，喜怒哀乐很少溢于言表。

    家乡的雪一般是不大的，给大地只盖了薄薄的一层，三两天便风停雪住。鸟儿们从来没有无处觅食的担忧，所以，孩子们也很少能诱捕到鸟儿。

    明媚的阳光露出了灿烂的笑脸后，大地上的积雪渐渐融化，家家户户的屋檐上都是一片滴答声，有时要响到夜幕降临。朝南的屋顶和山坡上的积雪一两天就化尽了，朝北的屋顶和山坡上的积雪有时要化好几个星期，那滴滴答答的滴水声也便跟着响好几个星期。原先银妆素裹的山川田野渐渐显露出本来的面目，金黄的芦苇，枯萎的草木，褐色的土地……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多大变化，只有昔日荒芜的土地上远远望去有些淡淡的绿意，而田野里的小麦、油菜似乎更为碧绿、更为葱郁了。

    偶尔雪大的时候，才是农民们最欢迎的“瑞雪”。瑞雪兆丰年啊！厚厚的冬雪覆盖着大地，既保护了农作物不受冻害，来春融化时又能滋润万物，使农作物生机勃勃；寒冷的冬雪弥漫着大地，冻得害虫无处藏身，一命呜呼，为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了安全的环境；凌厉的冬雪扫荡着大地，荡涤了天空中沉闷的阴霾，使天空更加蔚蓝，空气更加洁净；美丽的冬雪装饰着大地，重塑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亮丽的风景……生活处处有随便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杂文叫《随便翻翻》，大意是不管什么书随便翻翻或许都能有点收获。后来在新华书店曾看到过一本系列丛书（或杂志）也叫《随便翻翻》，编者的意思似乎很谦虚——随便翻翻，喜欢就买呗！我当时觉得好奇，就买了一本。因为回家也只随便翻了翻，所以虽然内容至今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这书名，我却牢牢地记住了，而且这“随便”一词许多人都记住了，以至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

    比如说大家一起到饭店吃饭时，服务员问：“谁点菜？”张三说我不会点菜，李四说我还从来没买过菜，王五说我最头疼的事就是点菜了，赵六说我随便吧。大家你推我我推他就是谁也不愿点菜。于是大家纷纷表态：“我们就8个人，服务员你看着给我们安排一下吧！”其实并不是大家真不会点菜，而是这菜不好点，点贵了怕主人不高兴，点少了怕客人吃不好，大家的口味都不一样，要让每个人都满意确实很难，所以干脆来个“随便”一推了之。

    再就是席上有领导在坐时，这菜就更不好点了。因为任何人点菜，只要稍微不合领导的口味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大家只得一致推举领导亲自点菜。领导经历的饭局多，点菜自然是十分在行的，即使点的菜不太合大家的口味，大家也得给领导留点面子。于是，“随便”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托词，领导也只好扎扎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一回。皆大欢喜！

    更多的时候，老朋友见了面，想叙叙旧，说说心里话，可不能老站在马路边聊吧？于是大家“随便找一个地方”，或公园的石凳、草地，或街上的茶楼、酒肆，或房屋的客厅、走廊等，大家随便聊着都十分开心；聊饿了，就“随便”找个地方填饱肚子；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一躺美美地睡上一觉……生活中，能做到这样“随便”是宽松、随意、舒适的，它源于一种平和、安宁的心态。

    也许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很随便的人，但真到了需要表态的时候，更多的人还是乐于说：“我随便。”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比如说单位评优，只要自己没有机会，那就随便评谁都行；组织部门来考察干部，只要自己没有机会提拔，那随便选谁也都一样；看到小偷行窃，只要不侵害自己的利益，随便偷谁的东西我都没看到；看到有人弄虚作假，只要不危害我的利益，我也可以听之任之……在这里，随便又成了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正义的代名词。这种随便应该是我们所要坚决摈弃的。

    对于生活中的小事，我们可以多一些随便，但对于原则问题我们则决不能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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